中國婦女生活風俗

4、操持家務

自有個體婚製家庭以來，世世代代的已婚女子的“履曆表”上都填著一個相同的職業：家庭婦女。封建禮製具體地把婦女這種社會角色的職責分工規定為：“婦主中饋，唯事酒食衣服之禮耳。”“婦人之事，存於織癤組癥、酒漿醯醢而已”，“專心紡織，不好戲笑；潔齊酒食，以奉賓客，是謂婦功”。

“主中饋”是《易經·家人》中首先提出的女性分工的觀念：“無攸遂，在中饋，貞吉。”遂是自專的意思，“無攸遂”即婦女不可以順其意誌，想幹什麽就幹什麽。“在中饋”，即在家主持烹飪膳食。《詩經·小雅·斯幹》有雲：“乃生女子……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表達的是同樣的意思。女子嫁人後，搞好家庭廚房雜務，備好飯菜酒漿，就沒有什麽過失了，父母也就沒什麽擔憂了。按照古代風俗，女子嫁後第三天，就要主持中饋事宜。唐代詩人王建《新嫁娘詞》寫道：

三日入廚下，洗手作羹湯。

未諳姑食性，先遣小姑嚐。

媳婦主中饋首要的服務對象是公婆，其次是丈夫和其他家庭成員。一戶人家如果兒子尚未娶婦，便稱作“中饋猶虛”，這時家庭膳食主要由女兒過渡性負責。她們一方麵認真地為未來出閣“主中饋”而預習著，一方麵滿懷希望地等待著兄嫂過門替換。

除主中饋外，媳婦操持的另一項家庭事務就是紡織縫紉。《禮記·祭義》規定，天子諸侯有籍田，每年開春進行象征性的耕作，以示親勸農事。王後有蠶室，采桑養蠶製衣，以勸天下蠶織事。這是告別了原始時代後，現實生活中男耕女織的最早範式。其後孟子便索性宣稱：“百畝之田，匹夫耕之”，“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孟子·盡心上》）。

應當說，這種經濟生活範式最初產生時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的。但是，在人類經濟生活越來越社會化的過程中，婦女的社會分工並沒有同步演進，相反，婦女勞動越來越家庭化。由於這種家庭化的勞動是媳婦對家庭生活的惟一有所作為之處，因而紡織能力高低直接影響到媳婦在家庭中的地位沉浮。《樂府古辭·長安有狹斜行》中寫到一戶高門望族的三個媳婦：“大婦織綺羅，中婦織流黃。小婦無所為，挾琴上高堂。”其中“大婦”、“中婦”都因工於紡織而受到讚賞。《孔雀東南飛》中的劉蘭芝被遣歸的一個原因就是織作不如婆婆之意。她雖然“雞鳴入機織，夜夜不得息。三日斷五匹”，已算手腳麻利了，但還被“大人故嫌遲”，認為“妾不堪驅使，徒留無所施”。在《上山采靡蕪》中也有絕好的說明：

上山采靡蕪，下山逢故夫。長跪問故夫：“新人複何如？”“新人雖言好，未若故人姝。顏色類相似，手爪不相如。”“新人從門入，故人從眆去。”“新人工織縑，故人工織素。織縑日一匹，織素五丈餘。將縑來比素，新人不如故。”

被遺棄的婦人對前夫竟還是那樣俯首膜拜，惦念著他新組成的家庭的生活。而前夫這時對棄婦的態度已大不相同，為什麽呢？新人織作不如舊人。隻要稍微注意一下“十三學織素”的劉蘭芝出閣後“三日斷五匹”，一匹長四丈，每日約織七丈，而焦母還嫌動作遲鈍，可見當時對媳婦紡織能力的要求是何等苛刻。棄婦每天織素隻有五丈，從“婦功”角度看，是很不符合要求的。而那位“新人”卻隻能織比素較賤的縑，而且一天隻能織四丈（一匹），“婦功”就更差了。所以前夫自然覺得新人“未若故人姝”。說穿了，對這個丈夫來說，妻子“姝”與“不姝”，中意與否，不在於容貌性情，而主要是織作能力。不難想象，當這個丈夫有了這番對比後，那位不諳婦功的新人麵臨著什麽樣的命運了。

在唐代宋若莘的《女論語·學作章》中把縫補也作為織作的一個內容：“刺鞋補襪，引線繡絨，補聯紉綴，百事皆通，能依此語，寒冷從容，衣不愁破，家不愁窮。”至於拾柴燒火，磨鍋洗鑊，安排蔬菜，整理碗碟等“中饋”方麵的事務更有個憚瑣細的說明。從唐代一些夫人墓誌銘看，也往往載其“婦功”。如大中元年唐故處士朱府君臧夫人墓誌銘：“至若織癤之事，裁製之工，繪畫之能，蘋藻之務，親臨精意，無不幹絕之所妙也。”又鹹通三年唐範陽盧夫人墓誌銘：“夫人有葛蕈勤儉之德也……至於食飲，必伺其所尚而羞之。”可見中饋、紡織之類的婦功是對各階層婦女的普遍要求。

中饋也好，縫織也好，都是正常的家務勞動，在這方麵勤勞、儉樸、能幹不能不說是一種美德懿行。婦女在這些方麵自覺地承擔一些責任無疑值得肯定。但問題是，封建禮教希望通過提倡這種“婦功”而把婦女的生活範圍限定在家庭之內，而且家庭內部的大事也“不可使幹蠱”（《顏氏家訓·治家》），那麽，婦女隻能在廚房偏隅與機杼穿織中施展才能，消磨青春了。實際上，婦女婚後所扮演的角色隻不過是“用來照管家務的一種物件”而已。可悲的是，當社會把“婦功”變為加於婦女的輿論力量後，曆代的婦女總是積極地接受這一規範，甘心於扮演這一如同勞動工具一樣的角色，並樂於在其中兌現生命的價值，仿佛那生命之舟被海浪掀翻在沙灘，便永遠無奈而平靜地蟄居於亂石之中，遙看那千舸鼓帆，百艦爭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