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婦女生活風俗

2、不幹政事

當閨閣女子成為“某妻”以後，一個重要的規範就是不幹政事。

在母權社會遺風濃厚的商代，貴族婦女的社會地位是比較高的，她們可以直接從政。在祭祀和征戰這些當時最重要的政治活動中都有婦女的參與。甲骨文中記載得最多的是婦好，她經常盛妝站立在祭壇之側，高聲朗誦祭文。參加祭祀儀式的奴隸主、貴族和平民，個個衣冠嚴整，端莊肅穆，在祭壇下隨著號令進退跪拜。作為軍事將領，她曾頻頻為商王出馬征兵，每次出征，統領千萬，氣宇軒昂。殷墟婦好墓中出土的四把刻有“婦好”銘文的銅鉞，其中兩把大銅鉞重達八九公斤，是商王朝王權與軍權的象征，那“婦好”二字，鮮明地顯示出她參與政治活動的顯赫權威。

周初婦女在政事上還有一定的影響，如古公癠父之妻大薑曾協助大王定居岐下周原，以使周民族安居繁衍。古公子王季娶婦大任，大任與之共行仁義之德，她們都在周民族開國史上記上了光彩的一筆。但自武王始便大力排斥婦女幹政，他舉兵伐紂就是以“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的先哲之言為號召，抨擊殷紂“惟婦言是用”、寵妲己而荒淫失道。從此開出“女禍論”的先河。西周末年，周幽王陷於重重社會矛盾所造成的危機之中不能自拔，以致亡國，可偏偏也有一個褒姒是受到特別寵愛的，於是被順手牽出來當了替罪羊：“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為梟為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詩經·大雅·瞻卬》）從此，“女禍論”似乎得到了有力的印證。

春秋時代，“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易經·家人》）成為士大夫階層的共識。“寢門之內，婦人治其業焉，上下同之。”（《國語·魯語》）春秋前期鄭國曾發生了這樣一件事：士大夫祭仲專權，國君鄭伯密令祭仲的女婿雍糾去除掉他，雍糾向妻子雍姬透露了消息，雍姬又把消息告訴了父親，結果祭仲提前動手殺了雍糾。鄭伯深深慨歎：“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左傳·桓公十五年》）就是說，婦人當限於宮闈，去和她商量政治大事，那肯定要掉腦袋啊！看來，“哲夫成城，哲婦傾城”的觀念自周以後已經普遍滲透，成為人們解釋失敗的一個理論根據。稍後孔子提出“惟女子與小人難養”（《論語·陽貨》）的名言，可以說是春秋時代對女子幹政成見的集中表達。作為儒家婦女價值觀的認識基礎，其“經典”意義對後代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從秦漢到明清，女子“不可使預政”（《顏氏家訓·治家》）是一以貫之的律條。而且，為了使男性中心的封建宗法製永遠固若金湯，婦女幹政成為最重要的禁忌。《王郎川言行匯集》中有“婦禁十三，一曰預外政”，這實際上是“女不言外”觀念的延伸。在封建法律中向來認為婦女是寢門中人，不承認其具有獨立的行為能力。《明令》“凡婦女一應婚姻土地家財等事，不許出官”，告狀必須請人代告。明清法律甚至規定：“凡婦女犯罪，除犯奸、死罪收禁處，其餘雜犯責付本夫收管。如無夫者責付有服親屬鄰裏保管。”所謂收管、保管，即在監外執行。這決不是法律對婦女的寬容，而是公開承認丈夫（或親屬）的監護權，而根本否定女子對社會所承擔的獨立的責任。在這種禮教與法律的雙重禁錮之下，曆代婦女是無從介入政治活動的。

事實上，廣大勞動婦女由於被繁冗沉重的家庭勞動所累和缺乏文化知識，沒有精力也沒有興趣去過問國家政事。但對於士卿貴族家庭來說，事情就複雜得多了。因為按照封建禮教，士卿貴族家庭的婦女本身有著尊卑上下的嚴格的等級差別：婆母高於子婦，在一定條件下可以君臨家庭；“塚婦”（嫡長子之婦）又高於“介婦”（眾婦，庶子之婦）。塚婦往往能代婆母行事，而“介婦請於塚婦……不敢並行，不敢並坐”（《禮記·內則》）。因此，像《紅樓夢》中賈母、王熙鳳這樣的婆母、塚婦通過管理家庭而幹預政事的婦女可謂代不乏人。至於一些貴族婦女，往往利用與皇帝、朝臣的特殊關係幹預朝政。稍微留意一下曆史，在政治舞台上嶄露頭角的婦女層出不窮，秦宣太後、趙威後、西漢呂後、北魏馮太後、唐代武則天、宋代高太後、清代慈禧太後……都將自己的名字深深地刻在曆史的裏程碑上。至於曆代公主以其特殊地位幹預政治的事情就更多了。如唐代玉真公主每每幹預科舉，則天女太平公主、韋後女安樂公主及其他公主都開府置官，和親王一樣公開從事政治活動。

然而，無論婦女參與政治活動具有多少相對性，但曆史對婦女幹政的評說總是否定性的。武則天執政半個世紀，死後要討論的首要問題是“能否歸陵與高宗同葬”。給事中嚴善思堅持《天元房錄葬法》中“尊者先葬，卑者不合於後開入”的原則，認為則天“卑於天皇大帝（高宗），今欲開乾陵合葬，即是以卑動尊。事既不經，恐非安穩”（《舊唐書·嚴善思傳》）。在這裏五十年登基執政已一筆勾銷。再如漢武帝立昭帝為太子，就賜其母死。北魏時凡太子之母皆處死。朱元璋曾下令：“皇後止得治宮中嬪婦事，宮門之外，不得與焉。”有明一代，凡幹預政事的後妃一律嚴懲。這一切都表明男權社會對禁止婦女幹政的決心與恒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