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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戰前浙江的工業與戰爭損失

一般認為,現代化的核心是工業化。近代以來,特別是民國以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雖然比較艱難,但其中的工業化還是有一些成就的。近代中國的工業化進程中有兩個較為顯著的特點:第一,沿海地區和內地存在較大的區域差異。據統計,戰前中國的3935家現代工廠有62%分布在江蘇和浙江地區。第二,產業結構中輕工業的比重大於重工業。浙江地處沿海,是近代西方資本主義侵略勢力滲透較早的地區之一,由於資本主義的入侵對中國現代工業的產生有催生的作用,因此,浙江的現代工業較之中國內地的其他省份起步較早,在19世紀八九十年代就有寧波通久源軋花廠的建立,稍後又有杭州的通益公紗廠、蕭山的通惠公紗廠的相繼建立,揭開了浙江現代工業的序幕。20世紀初,浙江人投資辦廠出現了第二次高潮,到1911年,浙江的各類工廠有2493家(包括手工工場)。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由於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忙於歐戰,對中國的經濟侵略暫時得以放鬆,再加上民國初年一些鼓勵實業的政策導向,浙江的絲織、棉紡、針織、碾米、造紙等行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後,進一步采取了一係列發展實業的政策和措施,比較重要的有1929年的關稅自主、1931年的“裁厘改統”、1933年的“廢兩改元”、1935年的法幣改革等等,這些措施為工業的發展創設了重要的條件。此外,從1927年至1937年的十年裏,雖然在全國範圍內內戰不斷,有國民黨與北洋軍閥殘餘勢力的戰爭,有國民黨內部新軍閥的戰爭,也有國民黨與中共武裝力量的圍剿與反圍剿戰爭,但總的來說,上述內戰對浙江影響不大,這在客觀上也是有利於浙江工業發展的。因此,經過十年的建設,浙江工業化水平還是又向前邁進了一步,到抗戰爆發前,可以說浙江的工業化進程在國內是較為領先的。

浙江的電力工業是戰前發展最快的行業。早在1897年,杭州、寧波兩地的一些工商業者就設法集資創辦浙江省電燈公司和寧波電燈廠,但由於當時晚清政府的幹預和商民籌辦資金的困難等因素最終夭折。直到1911年杭州大有利電燈股份有限公司終於正式建成了板兒巷電廠並向杭州城區供電,此後在杭州、寧波、嘉興、紹興、溫州、吳興等地的一些富商士紳競相興辦電力企業。由於辦電廠有較為可觀的經濟效益,就連一些較小的縣城和集鎮也逐漸辦起了小電廠。國民政府建立後,製定了鼓勵並規範民營電氣工業發展的法規,到1929年,全省僅登記在冊的民營電氣企業就達104家。為了擴大電氣工業的規模,同時也為了加強政府對工業經濟領域的控製,1929年浙江省政府決定將原來由官商合辦的杭州大有利電燈公司收歸官辦,易名為杭州電廠,到1932年10月,該廠裝有7500千瓦中溫中壓凝汽輪發電機組兩台,成為浙江省最大的發電廠,它與上海的楊樹浦發電廠、南京下關發電廠並稱為東南三大電廠。民營電氣工業收歸官辦激起了民族資產階級的強烈抗議,1933年,杭州電廠又改組為杭州電氣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為總廠,海寧、餘杭等地設分廠,並成立了董事會,設管理處於上海,再度成為民營企業。鄞縣的永耀電力公司也是當時影響較大的民營電力企業,該公司於1935年用招標的方式向上海瑞士代理商新通貿易公司增購了3200千瓦汽輪發電機組一套,還向德商購買了3300千瓦發電機組一套,到1936年總裝機容量達8100千瓦,比初裝機容量增加了161倍,一躍成為東南地區的重要電力企業。除了這些較大的電力企業外,這一時期,由於浙江各地新辦工礦企業較多,對電的需求量增加,因此也刺激了浙江中小型電廠的發展。1927年到1931年全省建立了33個廠,這些電廠基本上是商民投資,電廠多以柴油機作發動力,容量大到數百千瓦小則數千瓦,一般是白天開機碾米,夜間發電照明,分散經營,自發供給。到1936年,浙江的電力工業已具有了相當的規模,電力工業的資本額也呈現了較大幅度的增長,如杭州電氣公司的資本額為3000000元、鄞縣永耀電力公司資本額為1220000元,紹興大明電力公司資本額為700000元,吳興電氣公司資本額為417000元,永嘉普華興記電力公司資本額為300000元。全省有56個市縣擁有發電廠,總數達到了110座,裝機總容量為29829千瓦,年發電量為5056萬千瓦。電力工業的發展為其他工業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動力保障。

浙江自從清末以來即有少量煤礦得以開采,但浙江煤的儲藏量較少,據國民政府中央地質調查所統計,浙江的煤礦儲量為1億噸。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建立時,浙江隻有長興、壽昌兩個較大的煤礦。長興煤礦建於民國初年,原本是商辦煤礦,但在20年代前期由於地方軍閥混戰,政局動蕩,無法繼續經營下去,隻好停辦。1927年12月,浙江省建設廳以長興煤礦長期停工拖欠礦稅為由,對該礦收歸官辦。1928年7月,省政府又將該礦移歸中央建設委員會辦理,並組織了長興煤礦代辦。收歸官辦後,由於國家資本在資金調撥、設備配置方麵均比民營時有較大優勢,所以長興煤礦在經營上較前有所好轉,1929年每日煤產量可達10多噸,最多時可達到百餘噸,1931年日產最高時達到了600噸以上。但該礦官辦的時間並不長,1932年,再度改歸民營。1936年浙江全省的煤產量為242472噸(主要是長興煤礦的產量)。

戰前浙江的機械工業雖然並不發達,但也具備了一定的基礎。據統計,全省有106家機械工廠,主要分布在杭州、寧波、溫州、鎮海、吳興等地,資本總額為354100元。

浙江的造紙業長期以來主要是手工造紙,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後,浙江的機器造紙業也得到了較大發展。1927年,民族資本家竺梅先和金潤庠在購買了嘉興和豐紙廠(後易名為“民豐”)和杭州武林造紙廠(後易名為“華豐”)後,逐漸擴大生產規模,初期經營黃紙板,由於該品種本輕利重,再加上產品運輸時所占噸位較高,舶來品利潤不大,所以紙板市場一直看好,以後兩廠又日漸擴大紙板品種。1936年民豐造紙廠依靠本國技術力量,試製成功了生產工藝複雜的卷煙盤紙,在市場上取代了外國進口貨,並獲得了國民政府實業部的專利。除華豐、民豐兩大造紙廠外,溫州的溫溪造紙廠、杭州的美利造紙廠、蕭山的勤業造紙廠也都有一定規模。

絲綢業是浙江傳統的大宗產業。1924年至1929年間,是浙江機械繅絲工業發展較快的一個時期,全省共興辦了機械繅絲廠19家。1928年,杭州緯成廠擁有新式座繅車488台,年產生絲可達640關擔。1929年浙江省建設廳撥款在杭州武林門外興建了杭州繅絲廠,引進群馬式立繅車等設備,成為全省絲廠技術改造的試點。

1929年以後,浙江的絲綢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不僅影響了主要資本主義國家,而且也波及到了中國,浙江作為中國經濟較為發達的省份自然免不了受衝擊。此外,由於日本在1931年發動了九一八事變,1932年,發動了一?二八事變,將戰火引向中國東北和上海等地區,這些地區正好是浙江絲綢工業品的重要銷售區域,因此,在30年代初期,浙江絲綢業一度處於極為艱難的境地。

為了扭轉困境,政府和商民都作了努力。浙江蠶業公會聯合會在致實業部的信中建議政府“從速於最短時期內籌設國外生絲推銷機關及國內生絲統製機關,如華絲外銷能打開出路,內銷能穩定市場,則停工之絲廠均可複開,農民生計及工人失業問題不難根本解決”。在民族工商業者的推動下,浙江省建設廳先是頒布了四項救濟辦法:第一,由各縣市的有關部門組織公共烘繭,烘成幹繭儲藏待售;第二,勸導蠶農成批收集蠶繭以便於脫銷;第三,各縣市銀行及其他借貸機關發放低利幹繭抵押貸款;第四,各地原有蠶行蠶庫租給蠶農儲存幹繭。這些措施對於蠶農和廠商擺脫困境起到了一些積極作用。國民政府後來又發行“江浙絲業公債”,用來改良蠶桑、救濟工廠和改進絲廠設備。1932年,浙江、江蘇兩省與國民政府實業部又商定所謂“治標”辦法,主要內容是:財政部暫停征收生絲出口稅和特稅;由江浙兩省政府發行“庫券”400萬元,所發庫券分四年還清,年息六厘,廠絲出口撥補以此項庫券撥給;由江浙兩省的金融機構貸放絲蠶款300萬元,每擔絲出口補助140元、補助共20000擔,剩餘的20萬元作為兩省改良蠶業之用;浙江和江蘇兩省金融業照例做生絲押款至少400萬元;由江浙兩省勸導金融業及絲蠶商通力合作,收蠶繅絲;由政府規定鮮蠶收價和烘繭費用,以免放價競買。1935年以後,浙江省蠶絲統製委員會統購統銷了改良蠶種,又把統收來的全部蠶繭委托繅絲廠承繅,同時該會還籌款16萬元撥借各廠裝置新式繅絲機械,當時全省有絲廠33家,有繅絲車8595台。這些措施對絲綢業走出低穀產生了重要作用。以杭州為例,1936年時全市機台達14700台,綢廠140家,機坊4000戶,生產綢貨11035千匹,產值達到了4116萬元。

就浙江工業的區域布局來看,據國民政府經濟部統計,浙江的重要工廠區域分布如下:杭州有工廠121家、嘉興14家、平湖49家、寧海23家、長興10家、吳興36家、鄞縣208家、慈溪55家、餘姚15家、奉化10家、定海18家、瑞安17家、黃岩62家、樂清25家。可見戰前浙江的工業廠家主要集中在杭嘉湖地區、寧紹地區及溫州地區。這些統計雖然並不全麵,但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出浙江工業在地域分布上的不平衡性。

從戰前浙江工業資本中國家資本和民間資本的比例來看,戰前即使在全國範圍內,國家資本的比重也是遠遠低於民間資本的。據統計,1935年時,全國範圍內的國家資本占整個資本額的12%,而民間資本則占到了88%。就浙江而言,國家資本的比重似乎還要低,除了在公路和鐵路等交通運輸領域外,工礦企業中基本上不存在國家資本。

戰前浙江手工業仍然保持著傳統優勢,從事手工業的人數眾多,1936年全省從事手工業者不下500萬人,而此時全省的人口為2033萬人,從事手工業者占到了總人口的25%。不少手工業品銷往海外,從1933年浙江手工業產品的出口來看,主要有杭縣的麻布、黃燒紙、草鞋、竹籃,海寧的羊皮、羊毛,富陽的紙、傘骨,於潛的桃花紙,海鹽的土布、夏布、皮毛,平湖的小布,武康的帚把、竹筷、黃沙缸,德清的燭芯,鄞縣的草、麻製品,奉化的紙,紹興的錫箔,餘姚的草帽,黃岩的草席,天台的棕線,衢縣的花箋紙,江山的土紙等。到1936年浙江的草帽、草席、刺繡等輸往美、法、英及南洋各國達1200萬元以上,紙傘、紙扇、毛筆等手工業產品更是遍銷國內外。應當指出的是,當時浙江的手工業雖然從業人員多,但其產值仍大大低於機製工業,我們從《1936年浙江工業產品的產量和產值統計表》中明顯可以看到這點。

總之,我們可以這樣概括戰前浙江工業的基本情況:在浙江的產業結構中,重工業雖然並不算發達,但電力工業還是有相當的成就,為其他工業的發展提供了動力保障;煤炭工業雖然廠家不多,但生產規模還是有了提高;在造紙業中,傳統的手工造紙業漸呈衰勢,機器造紙業有了一定的規模;以絲綢業為主的輕工業在商民的苦心經營下,走出了世界性經濟危機的陰影,仍然保持著在全國的領先地位。就全省的工業結構來看,機製工業廠數雖不及手工業家數,但產值和資本額都遠遠超過了手工業。從投資的主體來看,官辦工礦企業很少,民營企業占據著主導地位。就工業的區域布局而言,工業重心基本上在杭嘉湖地區、寧紹地區和溫州地區,其他地區則相對薄弱。總體說來,浙江整個工業的局麵呈現了較好的發展勢頭。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當淞滬戰役接近尾聲之際,戰火蔓延到浙江。12月下旬,杭州、嘉興、湖州等地大部分淪陷。日本侵略者由此開始了對這一地區工商業野蠻的掠奪與摧殘,錢塘江以北地區的工商業遭到了幾乎是毀滅性的打擊。此後日軍在1941年又發動了寧紹戰役,1942年發動了浙贛戰役,浙江的淪陷區進一步擴大到浙東、浙西南地區,這裏原有的工業基礎同樣遭到了巨大破壞。

戰時浙江工業損失的第一種類型是由於日軍的軍事進攻,一部分原有的工業因工廠或機械被毀等原因失去了生產能力,從而造成了損失。

戰前浙江的電力工業有110餘家,抗戰期間損失慘重,如嘉興永明電氣公司事務所的房屋毀於戰火,杭州電氣公司在國民黨軍隊退出杭城時曾將閘口新發電廠內的機器自動破壞了一部分,以防資敵。杭、嘉、湖地區淪陷後,“華豐”、“民豐”等大型造紙廠被日軍強行霸占,耗資10萬元籌建的溫溪紙廠無法經營,一些勉強開工的紙廠也由於原料昂貴相繼歇業。浙江的機械工業也同樣損失巨大,規模較大的武林、大來、協昌、胡金興、應鎮昌等五家機器廠本來準備裝箱運往四川,但隻有一部分零件運到浙江尚未淪陷的地區,據當時浙江省政府主席黃紹?估計,杭州搬到金華的工業設備僅及整個設備的1/10。1942年日軍進攻溫州期間,從城區掠奪各種機械設備等,僅城區的直接經濟損失就達23792萬元。經曆了整個抗日戰爭,到1945年,浙江的機械工業廠家隻剩下22家。浙江的棉紡織工業本來就比較脆弱,據1934年調查,全省大小工廠32所,布匹產量共計643620匹,到1945年9月,產量僅有77572匹。絲綢業被破壞的情形更為嚴重,日本侵略者不僅給絲織業造成了瀕於覆滅的境地,也給廣大的蠶農帶來了無法挽回的損失,全省戰前共有大小私人種場達105家,在戰爭中90%被摧毀,如杭州的西湖、萃盛、西溪、鳳亭等種場,嘉興的明明種場,都是規模較大的種場,均被戰火所毀壞。戰前浙江省30個縣桑樹栽培麵積為2658194畝,桑葉產量為18366410擔,戰爭爆發後,日軍為了防止中國軍隊襲擊,將沿交通線兩旁的桑樹大部分砍伐,戰爭結束時隻剩下十之三四。

戰時浙江工業損失的第二種類型是日本侵略者為了達到以戰養戰的目的,采取了直接的掠奪,其中主要是對各地所存物資和工礦原料的掠奪。

在整個戰爭期間,由於國民黨抵抗乏力,倉皇撤退,使得人民生命財產遭到了更大損失。在永嘉,國民黨黨政軍各機關大量物資未及時轉移,僅中央各運輸機關的桐油、銻、絲、茶等損失就達650萬元左右,縣倉庫損失米3076斤,商會損失米12萬斤,商家損失1800萬元左右,住戶損失約200萬元。在瑞安,據估計商家損失60萬元,住戶損失40萬元,空襲損失26萬元。在慈溪,日寇大肆掠奪,按戶搜劫,致使中央貿易委員會寄存莊橋(現屬寧波市)之物資,全部被劫,而民眾之糧食、金屬器皿、財物等,亦盡行劫去,裝載帆船30艘,運往寧波。

在戰爭過程中,日本鑒於國內資源貧乏,十分重視對占領區工礦資源的掠奪。日本的“華中礦業公司”就是專門在華中、華東從事礦業掠奪性開發的機構,該機構通過直營礦山的采掘和買礦等手段將工礦資源大量運回日本。浙江的氟石資源特別豐富,戰前日本已垂涎三尺,1941年日軍發動寧紹戰役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奪取氟石資源。象山境內的茅洋氟礦是一個老礦,在日軍侵占茅洋的四年裏,從茅洋挖走的氟礦石估計有10萬噸,其中有5萬噸經石浦港運往日本,還有5萬噸因運石船“興丸號”於1945年4月2日被盟軍飛機炸沉而未運出。日軍掠奪氟礦資源的情況從日方自己的統計中也可以得到說明,據統計,僅昭和19年7月份的采掘數量就有:金華礦區1021噸,武義礦區4634噸,義烏礦區1321噸,湖州礦區941噸,象山礦區3500噸,共計11417噸。武義礦區是日軍采掘的重點,浙贛戰役發起後,日軍參謀本部指出必須獲得沿途的氟石礦作為軍用。日軍大本營在7月28日的命令中規定:部隊在浙贛後撤時,退至金華、武義地區為止。其目的就在於掠奪該地區之氟石資源,實現其“以戰養戰”的陰謀。日軍為迅速盜取武義氟石礦,進行機械化開采,用暴力征用大批民工與軍隊俘虜充當礦工。到日軍撤退時,僅留存的氟石礦就有近萬噸。據初步估計,該礦被采大約達30萬噸以上。至於其他戰略物資,日軍更是大肆掠奪。例如在溫州,日軍也供認:“旅團駐守在溫州附近,搜集物資,運往後方,直至撤離。”

各類金屬、木材也是日軍掠奪的重點。日軍占領當局指定日本的昭和通商、津下本洋行、莊保洋行等作為在杭州地區、寧紹地區與金華諸暨地區專事收購有色金屬的商社;指定三河興業、中國興業、津下本洋行等收購上述地區的鐵類。據日本方麵自己的統計,昭和17年在浙東奪取的重要戰略物資計有原木20945根,坑木311659根,坑木用原木235912根,有色金屬652311斤,銀幣白銅幣13982枚。昭和18年在浙東的金華、蘭溪、武義、義烏、東陽、諸暨、浦江等縣奪取物資計有鐵屑175094公斤,銅幣179638公斤,其他有色金屬143769公斤。昭和19年上半年在浙江取得物資計有銅幣3500公斤(14028911枚),黃銅7000公斤,氟石16982噸,鉛5000公斤,鬆材5826石(112405根),杉材31384根。

戰爭期間浙江工業損失的第三種類型是日軍通過多種手段利用原有工業基礎服務其侵略戰爭。日本入侵浙江後,為了維持長期占領的需要,設法利用原有的工業設備,為其侵略戰爭服務。日軍入侵杭州後,將艮山門外的舊發電廠經修理後於1939年1月恢複發電,各項營業均由日軍嚴密監視。為了全麵控製京滬杭一帶的電力工業,1938年6月,日本占領當局還成立了華中水電有限公司,一元統製該地區的電氣水道事業。對於浙江的絲綢業,日本侵略者在占領了杭嘉湖地區後,即著手籌劃對浙江絲綢業的“統製”。1938年8月,日本國內一些大的蠶絲團體與偽實業部在上海聯合成立了“華中蠶絲股份有限公司”(簡稱“華中公司”)。該公司通過浙江省偽建設廳先後在杭州、嘉興等地設立了分公司(支店),在湖州、長安、硤石、海鹽等地設立了辦事處,具體執行“統製”事宜,從而在浙江淪陷區全麵壟斷了蠶絲業的各種環節。第一,統製蠶種。由於浙江本地大量蠶種場的存在不利於日本傾銷其國內的蠶種,所以他們設法削減浙江原有的各蠶種場,經常借口中國蠶種有病毒,強令集中燒毀。僅1941年江浙兩省就燒蠶種60萬張,與此同時,日本則強行向浙江輸出蠶種。據統計,從1938年到1943年間日方共輸出蠶種達140萬張,占全部配發蠶種量的一半。第二,統製繭的收購。華中公司控製了浙江及江蘇約三百多個繭行,他們不準商人自行收繭,所有繭行一律由華中公司訂約收購,他們往往是先下令嚴禁蠶繭運到上海,然後抑低價格強迫農民出售。第三,統製製絲。杭嘉湖地區淪陷後,日偽對淪陷區的繅絲廠基本上采取了兩種控製方式,即軍事管理與委托經營。“軍管”一般是在日軍強奪後轉托會社經營;“委托”則是由日方委托商家經營。浙江當時一些大的絲廠如杭州絲廠、緯成絲廠、天章絲廠、長安絲廠等都分別被日本侵略者以上述方式占有。日偽既控製這些廠家的生產也控製了其外銷,據不完全統計,從1938年到1943年,上述絲廠所產的兩萬多擔生絲全被日偽掠奪,華中公司通過出口攫取了大量外匯。

正是通過上述這些不同的形式,浙江在戰前建立的工業化基礎遭到了重大打擊,浙江工業現代化的進程受到重創。

對於浙江各地工業所受的損失,浙江省政府在戰時就根據國民政府的有關規定,要求各地將每次戰事所受的損失加以調查並上報,從現存檔案材料來看,各地上報到省政府的損失一般是在剛剛經曆戰事不久,對損失數量的調查和統計還是比較實事求是的,一般來說隻會存在因調查的倉促而導致的不全麵性。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又組織各地和各部門對抗戰時期的損失加以全麵調查和統計,據此,浙江省形成了一組可以說是最低限度的抗戰時期工業損失數據,戰時浙江工業損失最大的是戰前工業較為發達的杭嘉湖地區和寧紹地區。我們透過一些零星的統計數據也不難看出這些地區所受損失的程度:奉化縣戰時工業損失為145萬元;桐鄉縣工業(主要為電燈廠、造船廠、榨油廠、碾米廠)損失為752500000元。嘉興縣戰時直接工業損失(包括電業)為780000元;平湖縣工業損失(包括電業)為400000元;鄞縣工業損失為3151萬元(包括電業)。浙江省在抗日戰爭時期各類工業的損失中,僅在國民政府經濟部注冊的269家工廠的損失就達15402884元。

在整個抗日戰爭時期,浙江僅淪陷區的直接工業損失就達392億元(1945年幣12月的法幣幣值)。考慮到戰前浙江官辦工礦企業很少,因此這組數據也可以看做是浙江民營工業的損失。此數據中尚未包括電力工業和煤炭工業這樣一些較大的行業損失,也未包括因戰爭所致的間接損失,因此這組數字還是相當不全麵的,盡管如此,它畢竟是浙江省政府根據各縣市各部門上報的原始數據匯總而成,具有較強的說服力,即使僅就這一組數據,我們也可以看出戰前浙江建立的現代工業基礎,在戰爭中遭到了重大的破壞。雖然在戰爭期間浙江省政府在大後方的處屬地區也建立了一些工廠,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工業基礎比較薄弱的處屬地區的工業發展,但這些工廠多與軍需相關,戰爭一結束,這些廠家便多趨於萎縮,對於浙江區域的工業化進程沒有特別的推動作用。戰後擺在麵前的任務首先是對被破壞的工業基礎的重建,這使得浙江這個在中國還算工業比較發達的省份的整個工業化進程大大地放慢了,這是日本侵略者欠下浙江人民的一筆巨債,誠如有的史家所言:“我們可寬恕他們的滔天罪行,但不能忘記這一筆總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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