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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2

1.全國性抗戰損失研究概況

戰爭損失指的是交戰國在戰爭進程中以及由於戰爭的結果,在前方和後方所遭受的人員損失和物資損失。戰爭損失可分為直接的損失和間接的損失,直接的損失與各種武器的殺傷破壞有關,而間接的戰爭損失則包括因戰爭引起的各種生命和財產損失。簡單地說,戰爭損失主要是指軍民傷亡和公私財產直接和間接的損失。

中國在近代史上多次經曆戰爭,但近代中國的反侵略戰爭多數以失敗而終,每次戰敗後又多以割地和賠款了結。列強在索取戰爭賠償時表麵是依據其所謂軍費和損失確定數目,實際上往往很少考慮這一層就提出勒索數目,甲午戰後日本的索賠就是一個典型。由於中國每每處於戰敗國的地位,對於自己在戰爭中所真正受到的損失從未作過認真的調查和統計,但抗日戰爭爆發後,中國人民決不相信日本會再次贏得戰爭,抱定了中國必勝的信念,甚至早在九一八事變剛剛發生後,施肇基就代表國民政府向國際聯盟提出申訴,希望國聯調查中國的損失,並要求日本作出賠償。一些學者也對九一八事變、一?二八事變中中國所遭損失進行了專門的調查和統計。

全麵抗戰爆發後,更有學者潛心鑽研戰爭損失,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的研究員潘嘉林和韓啟桐就是其中的兩位。潘嘉林在1941年春寫成了《抗戰三年我公私損失初步估計》,韓啟桐於1944年發表了《中國對日戰事損失的估計》,後者成為中國學者研究戰爭損失最有影響的成果,它根據多方麵的材料,用比較科學的統計方法估算了從1937年7月7日到1943年7月6日共六年時間裏中國所遭受的損失。根據韓啟桐的統計,中國在抗戰六年之中陷區總麵積5781000平方公裏,陷區內至少有半數以上地方作過一次以上戰場,被災地域則更為廣闊,可達上述麵積的七成以上,至於後方地域,至少有23個省區遭受了輕重不同的轟炸災禍。中國所受損失達國幣44967571000元,如以1936年法幣與美金之比價,約13359416000美元。若以戰前全國人口總數479084651為準,每人平均負擔法幣94元,或美金28元,此數目在當時雖已是十分巨大的數目,但韓氏還是充分地估計到了其保守性,認為“這一估計當然是屬於最低的數字,因為其中有許多有意或無意的缺漏,致有多次損失都未計入,預料將來損失調查及估計方法改進以後,我國全部損失增為上數之一倍,也是很可能的事”。韓啟桐的戰時損失研究為國民政府戰後對日索賠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材料,抗戰勝利後,韓氏被聘為行政院賠償委員會特聘委員,參與對日抗戰損失的調查工作。韓啟桐在戰爭期間關於戰爭損失的研究也開啟了中國學者以個人力量從事該項研究的先例。

就在韓啟桐等學者鑽研中國戰爭損失的前後,一些有遠見的政治家也注意到了進行戰爭損失調查的重要性。1938年11月,在重慶召開的第一屆國民參政會第二次大會上,參政員黃炎培等首次鄭重地提出提案,建議政府設立抗戰公私損失調查委員會。黃炎培的提案不但獲得大會通過,而且也引起了最高當局的重視,在蔣介石的親自過問下,抗戰損失調查的工作交給了行政院。1939年7月,行政院頒布了《抗戰損失調查辦法》及《查報須知》,通令全國中央機關及各省市縣政府分別調查,每半年具體呈報一次,並指定由國民政府主計處審核匯編所有調查資料。

當抗日戰爭進入後期,盟國對日作戰形勢日漸好轉之時,1943年11月17日,蔣介石指示行政院:“自九一八以來,我國因受日本侵略,關於國家社會公私財產所有之損失,應即分類調查統計,在行政院或國防最高委員會組織機構,切實著手進行,勿延。”在蔣介石的指示下,1944年2月5日,行政院成立了抗戰損失調查委員會,調查從1931年9月18日以後因日本的入侵中國所蒙受的直接和間接損失,以備向日本要求賠償。1945年4月26日,抗戰損失調查委員會又改屬內政部,從此直到1946年11月(此後該委員會改稱賠償委員會,隸屬行政院),該委員會進行了大量的工作,特別是抗戰勝利時,鑒於對日索賠在即,蔣介石再次下令:“敵人投降後,關於抗戰損失調查工作,應加緊進行,務於最短期內辦理完竣,以便據以對敵清算為要。”據此,抗戰損失調查委員會更是加緊工作,後來國民政府提出的關於抗戰損失的各項統計多以此階段的調查、整理和統計為基礎。

國民政府對抗戰損失的調查雖從1939年即著手進行,但其機構迭次變更隸屬,再加上調查工作一直在戰爭中進行,因此調查和統計的難度是很大的,以至於在戰後初期國民政府很難拿出一組令人信服的數字。1945年10月中旬,行政院匯總了一部分省和政府部門的調查情況,編成了《財產損失報告表》和《人口傷亡報告表》,初步估算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到1945年戰爭結束的直接和間接財產損失,計為3100372億元(法幣,以1945年8月價值折算),未折合的價值9033.7億元。各地所報的人員傷亡隻有516609人。這組數字是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對人、財損失的第一次初步統計,由於當時絕大部分省份、部門尚未上報損失材料,因此這組數字基本上沒有什麽價值。1945年11月以後,國民政府在全國範圍內展開調查,到1947年初,形成了《中國抗戰時期財產損失說帖》,該說帖較為具體地列舉了中國所受損失的情況。

首先,說帖統計了中國的被災範圍:“自七七事變至武漢會戰為第一期,計一年四月,已遍及13個省,北起黃河流域察、綏、晉、冀、魯、豫6省,中達長江流域蘇、浙、皖、鄂、贛5省,南及珠江流域粵、閩2省。經過劇戰的地方總達256市縣。第二期起自27年秋末,截至32年7月6日,計時總達四年又八月。戰場仍以第一期被侵各省為主,另增湘、桂、滇3省,各省遇戰縣數多少不一,山西省特多,計61縣。次則浙、鄂、粵、贛4省均在30處以上。再次如豫、桂2省亦各有約20處,其他皖、湘、蘇、閩、魯、綏、滇、冀8省則有15處至1處不等。合計15省共有295市縣。第三期自33年7月6日起至34年8月14日止。敵後遊擊為製敵有效戰術之一,自僻野山穀以至城市據點經常皆在戰鬥中。概括言之,山西境內不獨爭鬥頻繁,規模亦特巨大。其次冀中及冀西地帶每為敵軍掃蕩中心。除若魯南、豫北、蘇北、淮東乃至地形複雜區域如蘇、浙、皖邊區,豫、鄂、皖邊區及太湖等處,亦為互爭之地。擇其較著者計有84市縣作過遊擊戰場,計黃河流域50處,長江流域32處,珠江流域2處。八年來全國曾蒙戰禍區域全國共有□□省467市縣。日本空襲廣及16省,內含戰區粵、豫、贛、桂、浙、閩、皖、湘、鄂、滇10省及陝、川、黔、甘、青、康等後方6省。空襲災區至少應有23省。幸免於害的除東北4省不計外,僅遠居邊陲的新疆、蒙古、西藏三地而已。”

其次,說帖對中國公私財產直接損失也作了初步統計。根據這個說帖,公私財產直接損失為31330136000美元。此數字尚不包括東北、台灣及海外華僑所受的損失,亦不包括軍費在內。這組數字的形成是根據抗戰損失調查委員會所提供的統計數字及勝利後所作的“偏於估計之統計”數字,再參照中國國民富力及各種資產狀況由各方麵專家研討而定。這組數字由於是出於應急的需要,即遠東委員會當時正準備召開日本賠償會議,時駐美大使顧維鈞電催國內提供詳情,以備提交會議,因此統計數字缺陷甚多。第一,它未將1931年到1937年這段時間中國的損失統計進去。第二,在地域上未包括中國東北、台灣及中共領導下的根據地。

1947年5月20日,在南京召開的第四屆國民參政會第三次大會上,行政院賠償委員會向大會提出的工作報告全麵地列舉了中國在抗戰中的各項損失,這是中國政府對中國在抗戰時期所蒙受的損失以官方名義發表的第一次統計數據,根據該報告,中國的人財損失如下:

公私財產直接損失:31130136000美元

公私財產其他(間接)損失:20444741000美元

軍費損失:4168967000美元

軍民總傷亡:12784974人

軍人作戰傷亡3227926人(死亡1328501人,負傷1769299人,失蹤130126人)

軍人因病死亡:422479人

平民傷亡:9134569人(死亡4377504人,負傷4737065人)

由國民政府在戰爭期間和戰後主持的中國戰爭損失的調查與統計雖然存在不少問題,但它為我們後來開展專門的研究搭起了一個基本的平台。對於國民政府抗戰損失調查的史事,台灣學者遲景德先生專門著有《中國對日抗戰損失調查史述》(國史館印行),該書以研究設置抗戰損失調查的機構沿革為經,損失調查統計工作為緯,並隨文附有各種抗戰損失調查表,頗具學術價值。

關於中國抗日戰爭的損失問題,除了國民政府所公布的數據外,戰後一些國際組織、學術機構以及史學工作者從各個方麵繼續展開研究。其中,中國軍民的傷亡問題尤其受到關注。聯合國秘書處早在1947年2月公布中國死於戰爭者為900萬人,傷者不可勝數。外國學者在有關的論著中對中國戰時的傷亡人數往往隻是作一般的估計,而且懸殊很大,最低估數為310萬人,最高估數為3500萬人,這些數字多數不是建立在嚴格的統計和調查基礎之上,並無多大參考價值。

在中國內地學者中,李新認為中國軍隊傷亡400萬人,人民傷亡1800萬以上,共計2200萬人,胡繩在其主編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認為在戰爭中中國軍民傷亡共計2100萬人以上。軍事科學院在80年代後期編著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中認為中國軍民在戰爭中的傷亡數為2000萬人(包括國共雙方的軍隊傷亡數)。劉大年認為,中國為戰勝法西斯死亡2000餘萬人。何理在《抗日戰爭史》一書中認為中國軍隊傷亡330萬人,人民傷亡達1800萬人,共計2130萬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在其編著的《日本侵華七十年史》中認為八年間關內軍隊和平民的傷亡(包括被敵人抓走和下落不明者在內)達2100萬人。羅煥章認為中國軍隊傷亡380萬人,中國人民死傷1800萬,共計2180萬人。王檜林認為中國軍隊傷亡為380萬人,民眾傷亡1800餘萬人(包括被敵人抓走和下落不明者),共達2100萬人。

上述各說法所涉及的時間範圍基本上是從1937年全麵抗戰開始至1945日本戰敗投降這八年的傷亡數,這些數目其實也隻是這些學者們在其有關的著述中附帶提及的問題,並不是對中國傷亡人數的專門論述。國內目前對中國在抗日戰爭期間傷亡人數較為完整的統計數據有劉庭華在《中國抗日戰爭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係年要錄?統計薈萃》中提供的數據:國民黨陸軍陣亡1319950人,失蹤130126人,負傷1761335人,空軍陣亡4321人,負傷347人,合計3216079人;中共武裝部隊中傷亡584267人,民眾傷亡18744974人,共計損失人口22545320人。其次,較為全麵論述中國戰時人口損失的專門論述有孟國祥、張慶軍發表的《關於抗日戰爭中我國軍民傷亡數字問題》一文,該文對中國在戰時和戰後的戰爭損失調查情況作了較為係統的考察,但遺憾的是它並沒有向我們提供一個較為確切的最終數據。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曾經陳列的中國軍民傷亡人數(1937年至1945年)為21685000人,但後來將陳列數字改為3500萬人。1988年以後,中國軍事科學院組織有關專家對日本侵華戰爭中中國軍民傷亡人數進行了重點研究,他們根據東北新發現的近60座“萬人坑”以及對日軍製造的“無人區”進行實地調研,對戰爭前後人口變化狀況進行了比較分析,發現了一批有價值的材料,此外還發現了大批的日軍修築“機密工程”後屠殺勞工的遺址。他們在分析調研的基礎上最後得出結論,認為“在抗日戰爭中,中國軍隊傷亡380餘萬人,中國人民犧牲2000餘萬人,中國軍民傷亡總數達3500萬人以上。”在紀念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五十周年之際,此說法被廣為采納。但遺憾的是到目前為止還未見到該項研究的完整成果,因此不少海外學者頗為困惑,誠如台灣學者遲景德先生所言:“本人絕非要否定這些統計數字,但以兩岸相隔閡,事有不通,誠不知其統計數字是如何產生的?是經過重新普查?抑或是根據資料透過研究作合理的推估?”

台灣學者關於中國戰爭傷亡數目多引用何應欽的說法,即從1937年到1945年中國軍人傷亡(陸、空軍)3216087人,人民直接、間接死傷者2000萬以上。此外也有學者在平民傷亡人數上持不同看法,如周一行在《日本侵華史實錄》中,認為中國平民傷亡人數為2842萬人。美國學者何炳棣認為,據保守估計,1937年到1945年的戰爭中,在中國直接造成的人員傷亡總數為1500萬至2000萬人。

到目前為止的戰爭期間傷亡人口的研究基本上不是建立在各省區統計的基礎之上,因此,關於中國抗日戰爭的人口傷亡3500萬的說法總是受到各方麵的質疑,有鑒於此,開展對區域戰爭損失的具體研究就顯得格外重要。

關於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公私財產損失(更多情況下稱“經濟損失”),因研究的難度較大,雖在不少有關抗日戰爭史或民國經濟史等學科的論著中有相關的成果,但研究角度一般是放在日本對華經濟侵略或資源掠奪這些層麵,係統全麵的損失研究還不多見。不過這一問題已經逐步引起了學術界的重視,有些省份的學者也開始了對本地區戰爭損失的研討。中國社會科學院中日曆史研究中心每年的課題指南中也將各省戰爭損失研究列入招標課題,此舉無疑會進一步推動各地戰爭損失的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關於中國抗戰損失的研究特別是公私財產的損失研究,目前的研究趨勢正在走出就損失論損失的視野,已有不少學者將中國戰時損失與中國現代化的曆程聯係起來加以考察,這為我們研究抗戰損失開辟了一個新的途徑。

學界對於現代化的問題爭議雖多,但有一點則是共同的,即都承認現代化的過程就是中國從傳統的農業社會向近代資本主義工業社會轉型的過程,其核心是工業化的問題。中國現代化的起步本來就很晚,而且在初期的啟動過程中受到了外來侵略勢力和中國傳統的雙重擠壓,剛有起色,就遭遇了亙古未有的戰爭――抗日戰爭,這場延續了14年之久的戰爭,對中國的現代化進程自然會產生極大的影響,因此在國外和境外研究現代化的著作中,對這一問題都比較關注。

90年代早期,台灣的鄭竹園先生在《日本侵華戰爭對中國經濟的影響》一文中,高度概括了中國抗戰損失對中國現代化進程所造成的影響:

“1937至1945年的日本侵華戰爭,是中國近代史上的空前浩劫。不僅中國人民的生命財產,遭到了慘重的犧牲與破壞,更重要的是把自1912年以後逐步開展的現代化與工業化運動腰斬,使中國工業化進程,最少推遲了半個世紀。戰後各國對戰時經濟所遭受的損失,都有詳盡明確的匡計,以作為要求對方賠償的依據。不幸中日戰爭甫告結束,內戰隨之爆發。對這一場創巨痛深的侵略戰爭,在中國國民經濟所造成的損失,及其發生的深巨影響,竟無人作全麵的估計。使下一代的中國人欲求一較完整的記錄不可得,這實在是這一代中國人的失職與遺憾。”

進入新世紀以後,虞和平先生在他的《中國現代化的曆程》中,就抗日戰爭對中國現代化的影響則從另外一個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由於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全麵侵略,使中國的現代化建設遭受重大損失。這種損失,在經濟上的表現,一方麵是在淪陷區內大量的華資企業遭受日本侵略戰爭的直接毀損,生產力遭受重大傷害,劫後餘生者也幾乎全部都被日本侵略者所占據,即使在日本侵略者的強迫和中國人民的努力鬥爭下生產逐漸恢複,也曾經一度出現過像所謂上海孤島經濟這樣的生產上的表麵繁榮,但是在實質上所有淪陷區的中國經濟都已淪為日本侵華戰爭的資源提供係統,完全失去了以提高本國人民生活水平為根本目的的現代化意義。另一方麵是,在抗日後方,隨著國民政府和戰爭地區大量華資企業、文化教育機構的遷入,以及國民政府出於抗戰和自我生存的需要而不得不進行後方的戰時經濟建設,從而對作為後方的西南部地區的工業化和經濟發展起到了客觀的空間傳動作用,使西南地區的經濟水平和中國的工業化布局發生了明顯的發展和變化。但是這種發展和變化不是出自中國經濟現代化進程的內在必然結果,而是在戰爭逼迫下的臨時選擇和無奈之舉,不僅效果有限,而且代價巨大。”

以上這些論述還是比較宏觀性的,但它們代表了抗日戰爭損失研究的一種新的方向,即把抗日戰爭時期中國的損失問題放到中國近代化或現代化的曆程中去考察,這一方麵可以進一步深化中國現代化問題本身的研究,另一方麵也可以使抗日戰爭損失的研究不至於簡單地作成一個數量考訂。如果我們能進一步將一些特定區域的戰爭損失與該區域現代化的進程聯係起來加以實證性考察,抗戰損失的研究無疑會更上一個台階。

2.浙江抗戰損失研究概況及本書旨趣

就浙江抗日戰爭損失的研究而言,雖然說比較現成而又係統的研究成果尚未問世,但戰爭損失的研究畢竟是整個浙江抗日戰爭史研究的一個方麵,它涉及日軍侵略的過程、日軍的暴行、日軍的經濟掠奪、日本侵略者對淪陷區的統治等多方麵的內容。因此,要深入研究浙江抗日戰爭時期的損失問題自然離不開這些相關研究的學術基礎。

日軍在浙江的暴行研究是一直受到重視的問題。早在50年代初,《浙江日報》專門就日本侵略浙江的暴行開辟了專欄,征集到了大量戰爭受害者當事人的回憶。浙江省政協文史資料部門所編的《浙江文史資料選輯》的最初幾期刊登了一些較為係統的回憶性文章,各縣市的文史資料部門也多將日本侵略本縣市的曆史編有專輯,這在現在看來都是很重要的口述史料。各縣市的地方史誌部門也做了大量相關的工作,他們在編寫本市或本縣的地方誌過程中,基本上每一個地方的方誌都列有“日軍暴行錄”的專目,將日軍侵略本地的大概情形作了交代,而且大多數的縣市還將本縣市的人口損失和財產損失情況作了匯總。正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上,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五十周年的時候,浙江省政協文史委員會編寫了《鐵證――侵華日軍在浙江暴行紀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一書,該書分“同胞親人血淚控訴”、“殘害平民罪惡滔天”、“細菌戰爭滅人性”、“日軍在浙暴行綜述”等四個部分,對建國五十年來各地大量回憶材料和地方誌相關記載作了一次係統的總結,其中的“日軍在浙暴行綜述”按年代順序將日本在浙江的暴行作了全麵的考訂,並被收錄於《侵華日軍暴行總錄》(李秉新等主編,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被海內外學者廣為引用。同一時期,浙江省檔案館和浙江省黨史征集委員會聯合編輯出版了《日軍侵略浙江實錄》(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年),這是一部檔案資料的匯編,全書分六大部分,分別為“日軍對浙江的軍事侵略”、“日軍在浙江的政治統治”、“日軍對浙江的經濟統製”、“奴化懷柔的文教侵蝕”、“日軍在浙江暴行一斑”、“日軍侵略浙江造成的損失”等。這是迄今為止有關日本侵略浙江的最為詳細的資料性書籍,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其中所公布的戰後浙江公私財產損失的若幹材料尤為珍貴。

在日軍暴行的研究中,由於受近年來民間細菌戰受害者對日索賠訴訟的推動,學界對日軍在浙江實施細菌戰暴行的研究成績相對也比較突出。上個世紀的80年代,浙江大學的徐紹全教授就在不少學術刊物上發表了日軍在浙江實施細菌戰的專題研究論文,奠定了這個方麵的研究基礎。到90年代,主要有浙江師範大學的張世欣先生著有《浙江省崇山村侵華日軍細菌戰罪行史實》(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該書以義烏縣的崇山村為考察對象,較為詳盡地披露了日軍實施細菌戰的經過及對當地所造成的影響,是日軍實施細菌戰個案研究的代表作。邱明軒所著《罪證――侵華日軍衢州細菌戰史實》(中國三峽出版社,1999年)以非常翔實的資料(檔案資料和采訪筆錄等)全麵地考察了日軍在衢州實施細菌戰的戰爭罪行,具有很高的文獻史料價值。原浙江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丁曉強博士承擔了中國社會科學院中日曆史研究中心的課題《日軍在浙贛地區的細菌戰》,在《浙江學刊》等學術刊物上發表了數篇有關日軍細菌戰的專題研究論文。旅日的王選女士一直致力於日軍在浙江實施細菌戰的調查與研究,在向日本法院提起訴訟的過程中也形成了大量的調查材料。

日本對浙江的經濟掠奪以及對淪陷區的經濟統治直接與抗戰時期浙江的經濟損失相關。這方麵的成果較為係統的主要有樓子芳主編、筆者也參加編寫的《浙江抗日戰爭史》(杭州大學出版社,1995年)。另外也多見於一些行業史或行業誌的著述,如浙江金融史、浙江公路運輸史、浙江絲綢史等。專題的研究論文主要集中在中共浙江省委黨史研究室所編的《浙江省紀念抗日戰爭勝利五十周年論文集》(當代中國出版社,1995年)。

專門研究浙江抗戰損失的成果也還是有的。筆者曾寫過一篇《浙江抗戰損失調查概述》的短文(載於《浙江檔案》1998年第7期),台灣的王梓良先生寫過《八年抗戰中浙江省損失調查》的文章(載於台北《浙江月刊》第5卷第7期),但這兩篇文章都失之過簡,難以看出浙江抗戰損失的全貌。

概括而言,經過學術界的同仁從各方麵的努力,與浙江戰爭損失相關的研究,的確成績不小,但上述研究中明顯存在著這樣一個問題:無論是探討日本侵略者對浙江人民殺戮的暴行還是經濟掠奪的暴行,我們的研究偏重於揭露和譴責,缺乏一種量化的考察,以至於我們隻知道日本欠浙江人民的生命,欠浙江人民的財產,但欠多少生命,欠多少財產,則說不清,道不明。

因此,本書的寫作將立足於學界業已積累的學術基礎,旨在從下述研究路徑對日本侵略浙江的八年裏浙江的損失作出比較全麵而係統的研究:第一,首先考察浙江各地淪陷的經過及日本侵略者對浙江的統治形式,以期說明為什麽日本侵略者會使浙江人民的生命財產遭受損失。第二,簡要回顧戰前浙江經濟文化所達到的水平或取得的成就,以戰後浙江省各縣市組織的調查及形成的材料為基礎,得出因日軍的入侵所造成的浙江各類經濟文化損失概數(或稱公私財產損失),主要包括金融、工業、交通、農村經濟、教育、醫療等方麵。第三,考察戰爭中浙江平民的各種傷亡類型及大致傷亡人數。

通過上述路徑,希望能在以下兩個方麵作出自己的一點學術貢獻:第一,比較明確地回答抗日戰爭時期浙江的平民傷亡人數大致有多少,浙江的經濟損失有多大。第二,初步回答戰爭的損失對於浙江區域現代化進程的破壞作用到底如何。

我深知,僅憑個人的努力,要完成這項研究是十分不易的,因為抗日戰爭在浙江持續了八年,浙江省被災範圍很大,另外,有關戰後初期國民政府地方當局關於戰爭損失調查的檔案資料十分有限,而且相當零散,這無疑增加了研究的難度。有些行業的損失,由於戰後初期沒有形成較為詳盡的統計材料,現在將其量化也是很困難的,但我想,能量化的盡可能量化,不能量化的期待後來者的繼續深入,在這個領域裏即使是邁出一小步,也總比老用一些模糊的詞匯如“不可估量”、“難以計數”等來概括抗日戰爭時期一個省區的損失要更好一些。

在材料的使用上,本書重點利用浙江省檔案館館藏檔案、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館藏檔案、杭州市檔案館館藏檔案。其次將充分利用各縣市新修的地方誌資料,另外也將使用政協文史係統所編的各種文史資料和其他的一些文獻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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