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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推恩分子弟

一、七國之亂後的諸侯王態勢

在經曆了西漢前期六七十年的政治風雨後,武帝時期正是中央集權君主專製進一步發展的階段。

如果說匈奴邊患是西漢王朝急需緩解的外部威脅,那麽自漢初以來一直存在的“王國問題”就是這一階段最為棘手的內部危機。

像所有帝國時代的王朝一樣,如何處理好分權與集權、地方與中央的關係是西漢王朝能否穩定發展的關鍵所在。

武帝的先輩們在不同的曆史時期所進行的各種集權活動,無論成功與否都給他留下了足夠的經驗與教訓。

西漢王朝王國問題爆發的最高潮,無疑是在景帝執政期間。

在經過長期的權衡與躊躇後,中央政府小心翼翼地推出了“削藩”的政策,當時的禦史大夫晁錯是這項政策最有力的推動者。

一直曖昧的中央與地方的矛盾終於可以撕破麵紗,赤裸裸地切齒相對。

在一場輪盤賭博般的戰爭中,晁錯無疑是最大的輸家。

景帝為延緩矛盾,竟然使這位忠誠不貳的大臣最終丟掉了性命。

以吳王為首的七國勢力也顯然高估了自己的運氣和實力,不到三個月,便土崩瓦解,一敗塗地。

景帝在驚出一身冷汗之後也是見好就收,沒能一鼓作氣取得全勝。

也許是曆史故意安排他必須在史書中留下優柔寡斷的麵孔,以襯托後繼者的堅毅與果敢。

通過七國之亂,西漢中央以皇帝為首的統治集團終於看清了與諸侯王之間的矛盾決不是溫情脈脈的眉目傳情,而是你死我活的不共戴天;因此中央政府借戰爭勝利之機優化削藩政策環境,趁諸侯王勢力大減之際,製定一係列政令,采取一係列措施來打擊地方分封勢力。

其主要有兩個方麵:

(一)繼續推行賈誼“眾建諸侯以弱其勢”的政策這方麵最典型的例子,莫過於景帝中元六年(前144),借梁孝王去世的機會,“分梁為五國,立孝王子五人皆為王”一事。

梁孝王武,景帝同母弟,因至親故,地位特殊,景帝甚至表示要傳位於他,竇太後對這個小兒子也特別疼愛。

吳楚七國之亂,梁國首當其衝,而在平叛戰爭中,梁的戰績又十分突出,“所殺虜與漢中分”。

這樣一來,孝王就更加有恃無恐了。

其“出稱警,入言蹕,儗於天子”,“珠玉寶器多於京師”,甚至“陰使人刺殺爰盎及他議臣十餘人”。

景帝對這位小弟弟雖很氣惱,但礙於母親的嗬護,也無可奈何。

這次總算天賜良機,使景帝終於解決了梁國這個大老難問題。

此外,景帝在七國之亂後,徙汝南王非為江都王,據吳國故地;徙廣川王彭祖為趙王,據趙國故地,以及封皇子端為膠西王,封皇子寄為膠東王等一係列“以親易疏”的做法,亦明顯具有對吳楚趙等叛國故地進行再瓜分,以削弱諸侯力量之意圖。

(二)削奪各王國的官吏任免權,壓縮其政府機構“景(帝)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減黜其官”。

據《漢書·百官公卿表》:“景帝中五年,令諸侯王不得複治國,天子為置吏,改丞相曰相,省禦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大夫、謁者、郎諸官長丞皆損其員。”如此一來,諸侯王原本依照漢朝廷所設置的官製基本上被削奪了,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從此諸侯王的用人之權被大大限製了,他們公然招募私黨、圖謀不軌的能力,被大大削弱了。

盡管景帝時期做了一係列工作,來削弱諸侯王勢力,而且確實也收到了積極的成效,但諸侯王的力量畢竟還沒有被削弱到極點,在某種情況下,他們仍能興風作浪。

特別是他們享有的封國,規模仍然偏大,一旦羽翼豐滿,很容易構成對中央政府的威脅。

武帝即位後的前十多年中,光是為興儒與竇太後的鬥爭就反複了多年,之後又忙於準備向匈奴動武,加之黃河決口,陳皇後後宮巫蠱事件,使武帝及其中央政府的官員們不可能有機會在削藩的道路上走得更遠。

然而諸侯王的事兒,終究是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

所以當元朔之初,漢廷內外諸事基本理出一個頭緒之後,武帝開始著手最終解決潛在的不安定因素——諸侯王問題。

而正在這個時候,又一位晁錯式的人物——主父偃登台亮相了。

武帝同他一拍即合,從而在漢史上留下了巨大的印跡。

二、主父偃的推恩建議

武帝即位初年,朝中大臣鑒於吳楚七國之亂的曆史教訓,紛紛為晁錯當年被殺鳴冤叫屈,同時對於當前某些王國連城數十,近乎尾大不掉之勢,力主繼續推行削藩政策,並多次上奏揭發諸侯王僭越儀製、營私結黨的惡行。

而另一方麵,諸侯王則認為自己是皇室骨肉,其在外屏衛漢廷是曆代先皇的遺訓,也是大漢立國之本,而朝中諸臣別有用心,企圖借削藩之名而為個人謀求名聲與地位。

為此建元三年(前138)中山王劉勝利用到長安朝拜的機會,率先向武帝進言。

武帝亦頗動骨肉之情,遂暫時否決了有關官員要求削藩的建議。

但是麵對權力爭奪的攸關之計,武帝還是有自己的打算。

對於至親諸侯,他並不希望通過鐵與血來給予最後的解決,但如果有人對他的權力有什麽奢望,或對他的絕對權威有所疑問的話,他是不會顧及太多親情的。

河間王劉德通明經術,尤喜好收集遺書佚冊,有很大的影響,天下英傑俊儒多往赴河間,這就引起了武帝的猜忌。

據說,有一次劉德入京朝駕,兩人談論治國之道時,武帝對他所講的商湯、周文王以小國而取天下的事情弗然不悅,尖利地挖苦說:“湯王以七十裏取天下,文王以百裏取天下,你河間王也可以努力爭取麽!”劉德嚇得魂飛天外,再不敢多言,謝罪而退。

歸國後,縱酒玩樂,不再談論國事,以求個人苟安。

正值武帝在這種兩難處境之中搖擺不定的時候,主父偃為他提出了一個比較溫和但卻切中要害的新措施。

主父偃是齊國臨淄人,自幼學習“長短縱橫”之術,後又博覽群書,尤好《易》《春秋》及百家之言。

早年打算在齊地謀求政治上發展,但卻沒得到當權者的賞識,而其他正統儒士也排擠他。

由於沒辦法在齊地混下去了,隻好周遊北方各地,但怎奈時運不濟,總是懷才不遇。

元光元年(前134),他抱著一絲僥幸來到關中,投奔大將軍衛青門下。

衛青倒是來者不拒,談論之間,衛青覺得此人還有些見地,就向武帝推薦了他。

但一連說了幾次,武帝也沒理會。

主父偃錢也快花完了,經濟上很窘迫,衛青門下的諸賓客也都瞧不起他。

萬般無奈,他決定孤注一擲,直接上疏武帝。

沒想到奏疏早上送進宮中,到傍晚武帝就下詔召見他。

在碰壁幾十年後,主父偃的機運終於來了。

這一次上疏也正是他一生命運的轉折時機。

武帝這次召見的共三人,除主父偃外,另外兩個是徐樂與嚴安,他們都是因“上書言世務”而被召見的。

一進宮廷,武帝遠遠地就說道:“公皆安在?

何相見之晚也!”三人當即被拜為郎中,而主父偃不久通過上疏言事,一年之內,四次升遷,官至中大夫。

主父偃一朝得誌,深得武帝器重,這與他個人豐富的社會閱曆及其工於心計,尤擅長剖析利害關係的能力是分不開的。

他很會把握武帝的心意,總是能找到最恰當的時機為武帝出謀劃策,因此其進言每每被完全采納,成功率極高,升官晉爵自然也就是水到渠成理所當然的事了。

對於諸侯王國問題,長期的漂泊流亡生活使主父偃具有深刻的體會,對於各地區下層的實際情況也比一般朝臣更多一些感性認識,少空談而務實際,他所提出的策略與方法深受武帝青睞。

元朔二年(前127)正月前夕,他首次提出了他的“推恩建議”,內容如下:

古時候諸侯的封地不超過百裏,強弱形勢容易控製。

而今諸侯有的連城數十座,地方達到千裏,政令鬆緩他們驕奢容易行為淫亂,政令嚴急阻礙他們勢力發展就聯合起來對抗朝廷。

如果以法製力量割削他們,則叛逆便會發生,前朝的晁錯就是典型實例。

現今諸侯的兒子多達十餘個,但隻有長子才能繼承侯位,其餘子弟雖為骨肉至親,卻沒有尺土的繼承權,這樣仁孝的大道理不能得到貫徹。

希望皇帝陛下頒布詔令允許諸侯推恩澤分封所有的子弟,給子弟土地立為諸侯。

他們人人高興得到了所想得到的東西,皇上實施了德政,實際是分割了諸侯的國家,他們必然逐漸自行削弱。

據說這個方案是貪財的主父偃私受王國子弟賄賂而想出的一箭雙雕之策,既討好了諸侯王子弟,又為皇上去了心病。

武帝倒顧不著那麽多,他認為此策甚妙,馬上製定了具體實施方案,盡快頒行天下,這就是曆史上有名的“推恩令”。

“推恩”的實質在於“令諸侯以私恩自裂地分其子弟”,這就把困擾曆代皇帝的分封問題拋給了諸侯王們,在中央政府不動聲色的注視下,諸侯王國自行分化殆盡,化整為零,削藩裂地思想終於有了新的發展、新的突破。

在推恩的過程中,朝廷所要付出的不再是一塊塊實際的土地,而是一個個的封號。

王國愈封愈小,勢力越來越弱,便無力量與中央相抗衡。

簡直就是割自己的肉來為武帝賺名聲,實在居心險惡!

三、諸侯王問題的最後解決

實際上“推恩分子弟”早在景帝時期就有了最初的實行樣板,但當時主要在於一次性分大王國為若幹小王國,至於侯國亦一般不予過分要求。

武帝元光末年,也實驗性地於各地試行裂地之法。

如元光五年(前130)封河間獻王子明為茲侯,元光六年(前129)封長沙王四子分別為安城思侯、宜春侯、句容哀侯、容陵侯等。

這些試探性的進一步分封實際上仍是為徹底解決諸侯王問題而做的有益嚐試。

主父偃的建議正是這種試驗成果的總結。

這表明,漢王朝對於諸侯王問題的認識已趨成熟,徹底解決諸侯王問題的時機終於來了。

武帝元朔二年(前127)正月,武帝借梁王、城陽王願以邑地分弟子之際,正式頒詔:“諸侯王請與子弟邑者,朕將親覽,使有列位焉。”

又製詔禦史:“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條上,朕且臨定其號名。”

推恩之潮,由此而興,不久全國一片沸騰,侯國紛紛建立。

武帝時期大規模實行推恩封侯,主要集中於元朔年間,“推恩”進程迅猛而集中,有時甚至一天之內竟有二十四人同時受封。

侯國的大量繁衍,“支庶畢侯”局麵形成。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於漢廷對侯國直接定製封號,從而使新封侯國逐步脫離諸侯王國,而別屬漢郡。

其結果則是諸侯王國土崩瓦解,而由漢王朝直接控製的郡縣則不斷擴大。

到武帝後期,漢王朝直轄的郡已達八十個以上,這與漢初中央控製的十五郡相比,顯然已有根本不同。

昔日諸侯王國“連城數十,地方千裏”的盛況已是一去不複返了。

“推恩令”作為武帝時期集削藩之大成者,無疑是一勞永逸的措施。

對於公然反抗“推恩令”、圖謀不軌的諸侯王,武帝早已準備好了武力重拳,待機而發,一擊置之於死地。

淮南王劉安對於“推恩令”采取消極抵製的態度,他是高祖之孫,劉長之子,比武帝還長一輩。

劉安有二子,太子劉遷,庶子劉不害。

劉遷是法定的王國繼承人,而劉不害與其子劉建卻得不到尺寸之封地,心中十分不滿。

劉安不推恩自然有他保存實力的打算。

早在七國之亂時,劉安就欲發兵響應,隻是由於操作失誤才僥漢“中國大寧”鎏金神獸銅鏡 湖南長沙出土幸未能卷入。

景帝死後,他以武帝長輩自居,以好讀書、善鼓琴、禮賢下士來收攏人心,求取名聲,廣致四方豪傑賓客幾千人,並積極著書立說,編成《淮南鴻烈》

一書,大談道家神仙、修身養性之術,這與尊儒的武帝大有唱“對台戲”之嫌。

起初,對於這位博學善文的堂叔,武帝非常謹慎。

朝見宴會,恩禮有加;凡發往淮南詔令賜書,多由司馬相如過目審讀後再發以免出紕漏。

而劉安一直有奪位之心,加之賓客妄言吹捧,便暗地修治戰具,聯絡四方,並派女兒劉陵入長安,爭取漢宮內應,日夜與其謀士加緊策劃、布置。

劉安的同胞兄弟衡山王劉賜也與劉安串通,企圖借支持劉安奪取皇位來為自己謀求江淮一帶的分裂割據。

他們甚至都刻製了登基用的天子玉璽和文武百官的印綬。

但這次叛亂還來不及發動就被人向武帝做了告發,而告發人正是劉安的孫子,因為劉安拒絕推恩而懷恨在心的劉建。

元狩元年(前122),淮南、衡山二王謀反活動徹底暴露,武帝下其事於群臣,大臣們一致認為謀反者應該伏法。

結果,二王畏罪自殺,二國被除,封土改郡,收歸朝廷。

當時卷入叛亂陰謀被株連者達數萬人。

第二年江都王劉建亦被卷入,同樣遭到滅頂之災。

經曆過這一場空前株連大獄,諸侯有謀逆跡象的全部被肅清了。

在審查淮南、衡山二王謀反案之後,武帝頒布了“阿黨”、“左官”、“附益”之法,用以限製和打擊王國勢力。

在“左官”三法的限製下,諸侯王國的經濟勢力越來越弱了,人才資源趨向枯竭,諸侯王國對中央的威脅徹底解除了。

對於眾多侯國在漢朝境內的星羅棋布,漢王朝亦沒有等閑視之,采取了進一步削弱的措施。

元鼎五年(前112)南越發生叛亂,卜式上疏武帝,願父子從軍,效死疆場,全國幾百列侯卻無一人要求從軍。

武帝下詔表揚,號召天下向他學習,這裏麵已經含有相當的不滿之意。

同年九月,武帝在進行年度祭祀時,以列侯助祭之“酎金”重量及成色不足不好為借口,一次被奪爵的人有一百零六名,收其封國歸於漢郡。

另外,列侯因犯罪或無嗣而除國的也很多。

侯國越來越少,到武帝太初年間,劉邦當年所封一百餘名列侯已寥寥無幾。

這樣一來,延續近一個世紀的諸侯王問題,到武帝時期終於得到了徹底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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