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初登帝位的尷尬
一、先輩們留下的遺產
景帝後元三年（前１４１）正月十七日，劉徹滿十六歲的太子冠禮在高祖廟內隆重舉行。
舉行了冠禮，就標誌著成人，才可以娶妻生子，有了治人之權、執兵之權、祭祀之權。
不料劉徹舉行冠禮後十天，景帝染病，不久死於未央宮，享年四十八歲，在位十六年。
國不可一日無君，劉徹當日在父親靈柩前繼承大業，君臨天下，是為漢武帝。
登上皇位之後，武帝封母親為皇太後，祖母為太皇太後，長公主女兒阿嬌為皇後，入主中宮，實現他兒時“金屋藏嬌”的諾言。
同時封母舅田為武安侯，田勝為周陽侯，外祖母臧兒為平原君。
臧兒終於實現了重返富貴的夢想，當年下的賭注得到了回報。
漢武帝作為一代明君被華夏子孫世代傳頌，但是他的文治武功、漢朝盛世並不是他個人力量所致，而是帝國社會發展到一定時期的產物。
秦始皇雖然建立了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國家，結束了許多年諸侯分割、戰亂的局麵，但是他實行的苛刑猛政使人民難以忍受，終於在很短時間內被推翻了。
經過多年戰亂，劉邦建立的西漢社會經濟破敗，到處是一幅淒慘的景象，人口銳減，物資奇缺，米每石賣５０００錢，社會各階層都十分貧困，甚至劉邦自己都難以配到四匹同色馬來拉車，將相大臣有時隻能坐牛車上朝。
劉邦對秦速亡的感觸很深，就派太中大夫陸賈來總結秦朝滅亡的教訓。
陸賈指出馬上可以得天下而不能治天下，他的思想對最高當局製定休養生息、輕徭薄賦國策，對漢初經濟恢複均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劉邦采納了多方麵意見，頒布了一係列法令，力求恢複生產，穩定社會秩序。
為了增加務農人口，除了軍人複員，流民回家，又頒布釋奴為民令。
同時縮短服役時間，定田租為十五稅一，來減少農民的負擔。
命蕭何製定漢九律，施刑寬舒，完全不同於秦時酷刑。
惠帝、呂後時期，繼續貫徹高祖時期國策，奉行“黃老”思想，采取各種辦法補充和完善高祖政策，大力推行教化，增加人口。
丞相蕭何死後，呂後依照夫訓任用曹參為相。
曹參是實現無為而治的政治家。
他任相三年，一切按蕭何遺製，與民休養生息。
有人作歌道：“蕭何作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
載其清靜，民以寧一。”表現了當時人民安於恬靜生活環境的美好心情。
呂後先後任用蕭、曹、陳、王為相，一直堅持寬舒的政治政策，雖然她為人心狠手辣，報複心強，不過從曆史的角度看，呂雉仍不失為一個有功於國的執政者。
因此史學家司馬遷客觀地評價她說：“孝惠皇帝、高後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為，故惠帝垂拱，高後女主稱製，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
刑罰罕用，罪人是希。
民務稼穡，衣食滋殖。”文景時期，經濟有所恢複，各種社會矛盾依然複雜多變。
政論家賈誼形容當時的社會形勢為：“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
說明當時朝廷和百姓仍不富裕。
漢統治階級內部矛盾加深，滅呂氏之亂後，各諸侯王羽翼漸豐，潛伏危機，威脅中央。
這在漢朝是一個承前啟後的重要時期。
針對社會形勢，文景繼續黃老“清靜無為”，謙讓寬容，嚴於律己，厲行節約。
文帝前元二年（前１７８）減免田租三十稅一，這種租率一直被奉為漢朝定製。
前元十三年（前１６７）又命人製定皇帝親耕、皇後親桑的禮儀製度，大造振興農業的聲勢。
景帝時允許人民遷移到地廣人稀的地方墾荒，擴大生產規模。
文景時廢除了“連坐法”這種酷刑。
諸如黥刑、劓刑、刖刑等殘害人肢體的肉。
刑也被廢除，並把分裂屍體的磔刑改為棄市。
多次大赦天下，力求政局穩定。
文景時帝王以身作則，儉省節約。
文帝曾想蓋一座露台，聽說要花費十戶中等人家財產，就打消了這個念頭。
他對內宮要求樸素，禁止浪費。
文帝最寵愛的妃子慎夫人也是衣不曳地，帳不綴花。
到武帝即位時，漢王朝已經積累了大量的物質財富。
《史記·平準書》中記載：“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
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
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
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這時如果有人乘坐一匹母馬到公眾場合就遭到恥笑。
和當初高祖“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的情況確實不可以同日而語了。
漢初統治者奉行的黃老政治，其無為而治、休養生息的溫和政策，對漢初社會經濟的恢複，政局的穩定起了關鍵作用。
但對內縱容地方諸侯發展勢力，加劇了社會矛盾；對外忍耐匈奴挑釁攻擊，用和親的軟弱政策來安定邊境，使邊境人民生活在動蕩的戰爭中。
武帝繼承前輩豐厚物質財富的同時，曆史遺留問題也亟待他解決。
二、麵臨的兩大社會難題
劉邦建立西漢後繼承秦的統一模式和政治製度，但是他錯誤地認為秦朝之所以滅亡是因為沒有實行分封製。
當平定了各異姓王叛亂，鏟除他們的勢力後，高祖分封了一批同姓王，並“刑白馬盟”，與大臣、宗室共同商定：“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這些諸侯國北起燕代，南至江淮，東到大海，基本上取代了以前異姓王的地盤。
劉邦分封同姓王時，他們多數年幼，迫於高祖威嚴，中央派丞相和太傅就能基本控製其軍政事務，諸侯國暫時處於穩定狀態。
高祖並沒想到自己百年後，所封劉氏弟子會給自己的後代帶來那麽大的麻煩。
高祖故後，以後幾代君主奉行黃老政治，休養生息，盡量避免戰爭來減少對經濟和人民生活的影響。
這種懷柔政策同時也助長了地方勢力的發展，形成了和中央對抗的地方政權。
文帝前元三年（前１７７），濟北王劉興居首先舉起了反叛大旗，劉邦打算用同姓王安邦的美夢破滅了。
劉興居是齊悼王劉肥的兒子，高後時封東牟侯。
後來因誅呂氏之亂，和其兄企圖擁立齊王劉襄為帝。
文帝當政後，兄弟二人心存不滿。
當匈奴進攻河套時，興居趁機謀反，三個月即被消滅。
其本人在兵敗後自殺。
三年後淮南王劉長又糾集兵馬，在穀口（今陝西淳化南）叛亂，失敗後在發配途中自殺。
濟北、淮南二王的謀反，究其原因有許多被中央縱容的成分。
劉長是文帝的異母兄弟，按常例最應該對漢朝廷忠心耿耿。
他從小被呂後收養，仗勢欺人。
長大後他固執地認為是審食其害死了生母趙姬，就自作主張用斧子將審砍死。
文帝對他隨意殺人不但赦免無罪，而且允許他儀製同朝，助長了劉長的囂張氣焰。
同姓王謀反突出反映了中央執政的弊病所在。
朝中敏感的大臣早就觀察到王國對中央的威脅。
賈誼在其《治安策》中把漢朝形勢比喻成小腿腫得比腰還粗的病人，表現地方和中央勢力的不均衡；把王國威脅的危險程度比喻為下有火種的幹柴，可謂是危險之至。
賈誼提出用“眾建諸侯而少其力”的方法來削弱地方勢力，可惜他英年早逝，不能為文帝在這個問題上繼續出謀劃策。
景帝繼位後，地方勢力有更大發展，王國威脅迫在眉睫，其中首推吳王劉濞。
當年平叛英布時，高祖覺察到他有反相，就告誡說：“天下同姓一家，慎無反。”劉濞被封到物產豐富的吳國，他在此鑄錢、煮鹽，積累財富，招收天下人才，反心日益顯重。
針對諸侯國威脅，景帝采納了晁錯的“削藩”政策，決心加大解決地方勢力的力度。
晁錯關於“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其反遲。
禍大”的觀點也深深打動了景帝，因為在這種形勢下“無為而治”不合時宜。
景帝的“削藩”政策果然激怒了劉濞，他派人和膠西王劉聯係，同時約定川王、膠東王、濟南王、楚王和趙王湊成七國發動叛亂，史稱“七國之亂”。
景帝麵對聲勢浩大的叛軍有點不知所措，害怕戰爭的一貫心理使他用袁盎之計處死晁錯，企圖迎合劉濞“誅晁錯、清君側”口號來平息叛亂。
當七國軍隊義無反顧繼續北進時才使景帝清醒地認識到吳王之意不在“錯”，而是為了謀取皇位，終於開始全力以赴來剿除叛亂。
他任用周亞夫為大將，動用全國兵力，三月後平息了叛亂，把吳、趙等諸侯國分割成小塊，解決了其對中央的絕對威脅。
同時把官吏任免權收回中央，裁減了王國禦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等職。
雖然對“七國之亂”脅依然存在，仍然阻礙中央集權的執行和社會經濟的發展。
諸侯問題顯然仍是漢帝國治理朝政的隱患。
景帝通過平定“七國之亂”，看到黃老執政的弊端，認為應該有新的出路。
於是任用儒家代表衛綰和王臧做太子老師，讓小劉徹多方了解治國之道，為將來治國安邦做準備。
除了諸侯國對中央的威脅外，匈奴對漢朝邊境的侵擾也是當政者的心腹大患。
北方少數民族匈奴，自戰國後期以來，不斷向中原地區侵擾，成為嚴重的邊患。
秦代築萬裏長城，修直道，目的全在防禦匈奴。
秦末，中原大亂，匈奴乘機擴大勢力。
特別是冒頓單於即位後，其西逐月氏，東破東胡，北服丁零，南並樓煩、白羊，成為北方頭號強國。
西漢建國後，鑒於匈奴的猖獗，劉邦於公元前２００年，親率３２萬大軍“往擊之”。
結果被匈奴人圍困於平城白登山（今山西大同東北），整整七天。
“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後用陳平秘計，通過賄賂匈奴閼氏，使其勸說冒頓“開圍一角”，劉邦方得逃出。
此後，高祖采納曾勸其建都關中的劉敬的建議，與匈奴約為兄弟，結“和親”之約，歲貢獻，嫁公主，通關市。
如此，匈奴侵擾“乃少惠帝、呂後時，匈奴冒頓益驕，曾致書呂後，稱“願遊中國”，並用挑釁的口氣說：“陛下獨立，孤憤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虞；願以所有，易其所無。”呂後受此侮辱大怒，但畏於匈奴的強大，也隻好低聲下氣報書說：“單於不忘弊邑，賜之以書，弊邑恐懼；退日自圖，年老色衰，發齒墮落，行步失度，單於過聽，不足以自；弊邑無罪，宜在見赦。”並獻上車馬，以示親善。這樣雙方得以維持和親的局麵。
文帝即位後，複修和親，不過邊境衝突亦時有發生。
特別自漢使燕人中行說降匈奴後，在其教唆下，雙方衝突明顯升級。
當時漢京長安距匈奴最近處僅七百裏，輕騎一日一夜即可到達。
為此，漢廷在長安附近常常屯駐重兵，以防備匈奴。
總之，匈奴問題構成了漢初社會的另一大難題。
三、皇權和後權的矛盾
武帝聰明過人，愛好廣泛，又受名師指導，自幼就了解到各派學術思想。
敢為的武帝在少年時就開始尋找治國方針，尤其對實行王道、稱霸天下感興趣。
怎樣創立偉業，達到古代帝王盛世？
這一直困擾著他。
少年即位後，他第一件事就是召集天下人才到朝廷策問。
建元元年冬十月（前１４０），武帝頒布詔書，命丞相禦史等高級官員和列侯及地方郡國推舉賢良方正到京城策問。
武帝高坐在王椅上，麵對底下芸芸眾生，提出了“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的問題，要求他們從理論的高度來闡述。
素以研究《公羊春秋》著稱的董仲舒圓滿地回答了這個問題，推出公羊派儒家理論，技壓群芳，博得武帝歡心，解答了武帝多年的困惑。
他認識到儒學才是他一直尋覓的治國思想。
武帝做太子時的老師衛綰、王臧也是儒生，當然支持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主張。
於是武帝任命推崇儒學又是外戚的竇嬰和田為丞相和太尉，儒生趙綰為禦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
朝臣中儒家勢力立刻強大起來，他們積極活動建立明堂，用儒家思想執掌朝廷。
不料如此熱熱鬧鬧的尊儒活動卻引起了後宮竇太後的不快。
竇太後名漪，又叫漪房，清河觀津（今河北武邑東）人。
傳說母親早逝，父親君；下有一個小弟，名廣國，字少君。
父母雙亡後，兄妹三人無依無靠，日子過得十分艱難。
漪房長大後做了一名養蠶女，采桑養蠶掙錢度日，還要照顧年幼的弟弟。
呂後時竇漪被選為宮女。
一方麵因為家境貧寒，不得不走；另一方麵幼小的弟弟無人照顧，放心不下。
漪房望著尚不知情的小廣國心如刀絞，淚如雨下。
她從驛站打了一盆水給弟弟梳洗幹淨，又要了一碗飯讓他吃飽，叮嚀了又叮嚀，囑咐了又囑咐，然後才依依不舍地上路進京了。
竇漪剛進宮時隻是侍候呂後的一名普通宮女。
過了一段時間，呂後把身邊侍女挑選了一部分送給各諸侯王表示關愛，漪房也在被選之列。
她心想，如果能分到趙國，離家鄉近一點，可以和親戚取得聯係，照顧弟弟小廣國。
於是便去懇求負責此事的太監，他們答應後竇漪十分高興，天天做夢都夢見回家了。
誰知臨行時卻發現自己被編在去代國的名冊中。
竇漪恨透了說話不算數的太監，傷心地大哭起來，執意不走。
大家隻好勸了又勸，她才勉勉強強、悲悲切切地上路了。
竇漪為人忠厚，性情溫順，易於和人相處。
雖然她十分不情願到代國，還是盡心盡力地服侍代王和王妃。
她的人品讓代王很欣賞，不久得到寵幸，生下一女二男，即後來的長公主劉嫖、景帝劉啟和梁王劉武。
代王妃本有四個兒子，但都很命薄，母子五人先後去世。
這樣竇漪的大兒子劉啟就成了代王的長子。
呂氏集團被粉碎後，朝中大臣合議立其母賢惠、本人“仁孝寬厚”的代王劉恒為漢朝第四代天子，原來卑微無勢的代王君臨天下。
文帝前元元年（前１７９）正月，長子劉啟被立為太子，同年三月，“母以子貴”，竇漪順理成章地冊封為後，昔日采桑女母儀天下。
竇漪本性淳良，早年有坎坷的生活經曆，所以為人不驕不躁，在宮中和其他嬪妃友好相處，從來沒有發生過爭風吃醋的事。
薄太後是織女出身，偶爾受幸於高祖後一直遭受冷落。
婆媳倆相似的生活經曆使彼此更能互相理解。
薄太後指定立竇漪為皇後，又特下詔命，追尊竇後父親為安城侯，母親為安城夫人。
命令在清河郡設園邑二百家的大墓來供奉竇後父母，並設專門官吏奉守，比照靈文園先例祭祀。
竇氏家族紛紛入朝做官，後來任相的竇嬰就是趁此機會踏入政界的。
竇後的兄長竇建被接到京師，弟弟廣國卻不知去向。
原來竇漪入宮後不久，弟弟就被賣作家奴了。
他受盡了欺淩折磨，幾次倒賣，最後落到宜陽，在山中燒炭時遇上塌方，險些喪生，不久隨主人到京城落戶。
他聽說新立皇後姓竇氏，清河觀津人，便認定就是自己日夜思念的姐姐，於是上書自陳，要求相認。
文帝和竇後在宮中接見他。
事隔多年後，廣國長成壯實的小夥子，姐弟兩個互相都不認識了。
竇廣國想起小時候姐弟分別情形禁不住淚流滿麵，他回憶當初臨別時姐姐給他梳洗、喂飯。
這件事給他留下很深的印象，一直是他以後苦日子聊以自慰的美好回憶。
竇後聽完後，確定他就是日夜思念的弟弟廣國，兩人抱頭痛哭，終於相認了。
為了避免像呂氏家族那樣外戚專權，朝中大臣認為對竇氏兄弟的教化很重要。
於是周勃、灌嬰等人選著名學者做老師，對他倆進行德行教育。
經過教育的竇氏兄弟雖然地位尊貴，卻從來不驕傲對人，成為謙謙君子。
竇後被立不久，就得了一場病雙目失明了，文帝移寵於慎夫人和尹姬。
竇後為人豁達，從不爭寵，安心相夫教子。
文帝執政平和、英明，竇後又有婆婆撐腰，皇後位置一直很穩固。
文帝死後，景帝劉啟即位，竇漪尊為皇太後，竇氏勢力有了發展。
竇太後派人把父親當年淹死的湖填平，修成大墳，號為竇氏青山。
把弟弟竇廣國封為章武侯，兄長竇建已故，其子竇彭祖為南皮侯。
從昆弟子竇嬰在七國之亂中以軍功封為魏其侯，後來官至丞相。
竇氏一族顯世於漢朝廷。
竇太後從封後到太皇太後已有四十年曆史，在朝廷中有很大勢力，朝中大事必須向她請示。
竇太後年輕時跟文帝學習黃老思想，執行夫訓。
史稱竇氏“好黃帝、老子言”，並且令她的兒子和族人也“不得不讀《老子》，尊其術”。
把黃老奉成天條的竇太後當然不能容忍小孫子胡鬧，就著手幹預朝政，皇權和後權產生了矛盾。
景帝後元三年（前１４１）正月十七日，劉徹滿十六歲的太子冠禮在高祖廟內隆重舉行。
舉行了冠禮，就標誌著成人，才可以娶妻生子，有了治人之權、執兵之權、祭祀之權。
不料劉徹舉行冠禮後十天，景帝染病，不久死於未央宮，享年四十八歲，在位十六年。
國不可一日無君，劉徹當日在父親靈柩前繼承大業，君臨天下，是為漢武帝。
登上皇位之後，武帝封母親為皇太後，祖母為太皇太後，長公主女兒阿嬌為皇後，入主中宮，實現他兒時“金屋藏嬌”的諾言。
同時封母舅田為武安侯，田勝為周陽侯，外祖母臧兒為平原君。
臧兒終於實現了重返富貴的夢想，當年下的賭注得到了回報。
漢武帝作為一代明君被華夏子孫世代傳頌，但是他的文治武功、漢朝盛世並不是他個人力量所致，而是帝國社會發展到一定時期的產物。
秦始皇雖然建立了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國家，結束了許多年諸侯分割、戰亂的局麵，但是他實行的苛刑猛政使人民難以忍受，終於在很短時間內被推翻了。
經過多年戰亂，劉邦建立的西漢社會經濟破敗，到處是一幅淒慘的景象，人口銳減，物資奇缺，米每石賣５０００錢，社會各階層都十分貧困，甚至劉邦自己都難以配到四匹同色馬來拉車，將相大臣有時隻能坐牛車上朝。
劉邦對秦速亡的感觸很深，就派太中大夫陸賈來總結秦朝滅亡的教訓。
陸賈指出馬上可以得天下而不能治天下，他的思想對最高當局製定休養生息、輕徭薄賦國策，對漢初經濟恢複均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劉邦采納了多方麵意見，頒布了一係列法令，力求恢複生產，穩定社會秩序。
為了增加務農人口，除了軍人複員，流民回家，又頒布釋奴為民令。
同時縮短服役時間，定田租為十五稅一，來減少農民的負擔。
命蕭何製定漢九律，施刑寬舒，完全不同於秦時酷刑。
惠帝、呂後時期，繼續貫徹高祖時期國策，奉行“黃老”思想，采取各種辦法補充和完善高祖政策，大力推行教化，增加人口。
丞相蕭何死後，呂後依照夫訓任用曹參為相。
曹參是實現無為而治的政治家。
他任相三年，一切按蕭何遺製，與民休養生息。
有人作歌道：“蕭何作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
載其清靜，民以寧一。”表現了當時人民安於恬靜生活環境的美好心情。
呂後先後任用蕭、曹、陳、王為相，一直堅持寬舒的政治政策，雖然她為人心狠手辣，報複心強，不過從曆史的角度看，呂雉仍不失為一個有功於國的執政者。
因此史學家司馬遷客觀地評價她說：“孝惠皇帝、高後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為，故惠帝垂拱，高後女主稱製，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
刑罰罕用，罪人是希。
民務稼穡，衣食滋殖。”文景時期，經濟有所恢複，各種社會矛盾依然複雜多變。
政論家賈誼形容當時的社會形勢為：“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
說明當時朝廷和百姓仍不富裕。
漢統治階級內部矛盾加深，滅呂氏之亂後，各諸侯王羽翼漸豐，潛伏危機，威脅中央。
這在漢朝是一個承前啟後的重要時期。
針對社會形勢，文景繼續黃老“清靜無為”，謙讓寬容，嚴於律己，厲行節約。
文帝前元二年（前１７８）減免田租三十稅一，這種租率一直被奉為漢朝定製。
前元十三年（前１６７）又命人製定皇帝親耕、皇後親桑的禮儀製度，大造振興農業的聲勢。
景帝時允許人民遷移到地廣人稀的地方墾荒，擴大生產規模。
文景時廢除了“連坐法”這種酷刑。
諸如黥刑、劓刑、刖刑等殘害人肢體的肉。
刑也被廢除，並把分裂屍體的磔刑改為棄市。
多次大赦天下，力求政局穩定。
文景時帝王以身作則，儉省節約。
文帝曾想蓋一座露台，聽說要花費十戶中等人家財產，就打消了這個念頭。
他對內宮要求樸素，禁止浪費。
文帝最寵愛的妃子慎夫人也是衣不曳地，帳不綴花。
到武帝即位時，漢王朝已經積累了大量的物質財富。
《史記·平準書》中記載：“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
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
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
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這時如果有人乘坐一匹母馬到公眾場合就遭到恥笑。
和當初高祖“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的情況確實不可以同日而語了。
漢初統治者奉行的黃老政治，其無為而治、休養生息的溫和政策，對漢初社會經濟的恢複，政局的穩定起了關鍵作用。
但對內縱容地方諸侯發展勢力，加劇了社會矛盾；對外忍耐匈奴挑釁攻擊，用和親的軟弱政策來安定邊境，使邊境人民生活在動蕩的戰爭中。
武帝繼承前輩豐厚物質財富的同時，曆史遺留問題也亟待他解決。
二、麵臨的兩大社會難題
劉邦建立西漢後繼承秦的統一模式和政治製度，但是他錯誤地認為秦朝之所以滅亡是因為沒有實行分封製。
當平定了各異姓王叛亂，鏟除他們的勢力後，高祖分封了一批同姓王，並“刑白馬盟”，與大臣、宗室共同商定：“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這些諸侯國北起燕代，南至江淮，東到大海，基本上取代了以前異姓王的地盤。
劉邦分封同姓王時，他們多數年幼，迫於高祖威嚴，中央派丞相和太傅就能基本控製其軍政事務，諸侯國暫時處於穩定狀態。
高祖並沒想到自己百年後，所封劉氏弟子會給自己的後代帶來那麽大的麻煩。
高祖故後，以後幾代君主奉行黃老政治，休養生息，盡量避免戰爭來減少對經濟和人民生活的影響。
這種懷柔政策同時也助長了地方勢力的發展，形成了和中央對抗的地方政權。
文帝前元三年（前１７７），濟北王劉興居首先舉起了反叛大旗，劉邦打算用同姓王安邦的美夢破滅了。
劉興居是齊悼王劉肥的兒子，高後時封東牟侯。
後來因誅呂氏之亂，和其兄企圖擁立齊王劉襄為帝。
文帝當政後，兄弟二人心存不滿。
當匈奴進攻河套時，興居趁機謀反，三個月即被消滅。
其本人在兵敗後自殺。
三年後淮南王劉長又糾集兵馬，在穀口（今陝西淳化南）叛亂，失敗後在發配途中自殺。
濟北、淮南二王的謀反，究其原因有許多被中央縱容的成分。
劉長是文帝的異母兄弟，按常例最應該對漢朝廷忠心耿耿。
他從小被呂後收養，仗勢欺人。
長大後他固執地認為是審食其害死了生母趙姬，就自作主張用斧子將審砍死。
文帝對他隨意殺人不但赦免無罪，而且允許他儀製同朝，助長了劉長的囂張氣焰。
同姓王謀反突出反映了中央執政的弊病所在。
朝中敏感的大臣早就觀察到王國對中央的威脅。
賈誼在其《治安策》中把漢朝形勢比喻成小腿腫得比腰還粗的病人，表現地方和中央勢力的不均衡；把王國威脅的危險程度比喻為下有火種的幹柴，可謂是危險之至。
賈誼提出用“眾建諸侯而少其力”的方法來削弱地方勢力，可惜他英年早逝，不能為文帝在這個問題上繼續出謀劃策。
景帝繼位後，地方勢力有更大發展，王國威脅迫在眉睫，其中首推吳王劉濞。
當年平叛英布時，高祖覺察到他有反相，就告誡說：“天下同姓一家，慎無反。”劉濞被封到物產豐富的吳國，他在此鑄錢、煮鹽，積累財富，招收天下人才，反心日益顯重。
針對諸侯國威脅，景帝采納了晁錯的“削藩”政策，決心加大解決地方勢力的力度。
晁錯關於“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其反遲。
禍大”的觀點也深深打動了景帝，因為在這種形勢下“無為而治”不合時宜。
景帝的“削藩”政策果然激怒了劉濞，他派人和膠西王劉聯係，同時約定川王、膠東王、濟南王、楚王和趙王湊成七國發動叛亂，史稱“七國之亂”。
景帝麵對聲勢浩大的叛軍有點不知所措，害怕戰爭的一貫心理使他用袁盎之計處死晁錯，企圖迎合劉濞“誅晁錯、清君側”口號來平息叛亂。
當七國軍隊義無反顧繼續北進時才使景帝清醒地認識到吳王之意不在“錯”，而是為了謀取皇位，終於開始全力以赴來剿除叛亂。
他任用周亞夫為大將，動用全國兵力，三月後平息了叛亂，把吳、趙等諸侯國分割成小塊，解決了其對中央的絕對威脅。
同時把官吏任免權收回中央，裁減了王國禦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等職。
雖然對“七國之亂”脅依然存在，仍然阻礙中央集權的執行和社會經濟的發展。
諸侯問題顯然仍是漢帝國治理朝政的隱患。
景帝通過平定“七國之亂”，看到黃老執政的弊端，認為應該有新的出路。
於是任用儒家代表衛綰和王臧做太子老師，讓小劉徹多方了解治國之道，為將來治國安邦做準備。
除了諸侯國對中央的威脅外，匈奴對漢朝邊境的侵擾也是當政者的心腹大患。
北方少數民族匈奴，自戰國後期以來，不斷向中原地區侵擾，成為嚴重的邊患。
秦代築萬裏長城，修直道，目的全在防禦匈奴。
秦末，中原大亂，匈奴乘機擴大勢力。
特別是冒頓單於即位後，其西逐月氏，東破東胡，北服丁零，南並樓煩、白羊，成為北方頭號強國。
西漢建國後，鑒於匈奴的猖獗，劉邦於公元前２００年，親率３２萬大軍“往擊之”。
結果被匈奴人圍困於平城白登山（今山西大同東北），整整七天。
“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後用陳平秘計，通過賄賂匈奴閼氏，使其勸說冒頓“開圍一角”，劉邦方得逃出。
此後，高祖采納曾勸其建都關中的劉敬的建議，與匈奴約為兄弟，結“和親”之約，歲貢獻，嫁公主，通關市。
如此，匈奴侵擾“乃少惠帝、呂後時，匈奴冒頓益驕，曾致書呂後，稱“願遊中國”，並用挑釁的口氣說：“陛下獨立，孤憤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虞；願以所有，易其所無。”呂後受此侮辱大怒，但畏於匈奴的強大，也隻好低聲下氣報書說：“單於不忘弊邑，賜之以書，弊邑恐懼；退日自圖，年老色衰，發齒墮落，行步失度，單於過聽，不足以自；弊邑無罪，宜在見赦。”並獻上車馬，以示親善。這樣雙方得以維持和親的局麵。
文帝即位後，複修和親，不過邊境衝突亦時有發生。
特別自漢使燕人中行說降匈奴後，在其教唆下，雙方衝突明顯升級。
當時漢京長安距匈奴最近處僅七百裏，輕騎一日一夜即可到達。
為此，漢廷在長安附近常常屯駐重兵，以防備匈奴。
總之，匈奴問題構成了漢初社會的另一大難題。
三、皇權和後權的矛盾
武帝聰明過人，愛好廣泛，又受名師指導，自幼就了解到各派學術思想。
敢為的武帝在少年時就開始尋找治國方針，尤其對實行王道、稱霸天下感興趣。
怎樣創立偉業，達到古代帝王盛世？
這一直困擾著他。
少年即位後，他第一件事就是召集天下人才到朝廷策問。
建元元年冬十月（前１４０），武帝頒布詔書，命丞相禦史等高級官員和列侯及地方郡國推舉賢良方正到京城策問。
武帝高坐在王椅上，麵對底下芸芸眾生，提出了“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的問題，要求他們從理論的高度來闡述。
素以研究《公羊春秋》著稱的董仲舒圓滿地回答了這個問題，推出公羊派儒家理論，技壓群芳，博得武帝歡心，解答了武帝多年的困惑。
他認識到儒學才是他一直尋覓的治國思想。
武帝做太子時的老師衛綰、王臧也是儒生，當然支持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主張。
於是武帝任命推崇儒學又是外戚的竇嬰和田為丞相和太尉，儒生趙綰為禦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
朝臣中儒家勢力立刻強大起來，他們積極活動建立明堂，用儒家思想執掌朝廷。
不料如此熱熱鬧鬧的尊儒活動卻引起了後宮竇太後的不快。
竇太後名漪，又叫漪房，清河觀津（今河北武邑東）人。
傳說母親早逝，父親君；下有一個小弟，名廣國，字少君。
父母雙亡後，兄妹三人無依無靠，日子過得十分艱難。
漪房長大後做了一名養蠶女，采桑養蠶掙錢度日，還要照顧年幼的弟弟。
呂後時竇漪被選為宮女。
一方麵因為家境貧寒，不得不走；另一方麵幼小的弟弟無人照顧，放心不下。
漪房望著尚不知情的小廣國心如刀絞，淚如雨下。
她從驛站打了一盆水給弟弟梳洗幹淨，又要了一碗飯讓他吃飽，叮嚀了又叮嚀，囑咐了又囑咐，然後才依依不舍地上路進京了。
竇漪剛進宮時隻是侍候呂後的一名普通宮女。
過了一段時間，呂後把身邊侍女挑選了一部分送給各諸侯王表示關愛，漪房也在被選之列。
她心想，如果能分到趙國，離家鄉近一點，可以和親戚取得聯係，照顧弟弟小廣國。
於是便去懇求負責此事的太監，他們答應後竇漪十分高興，天天做夢都夢見回家了。
誰知臨行時卻發現自己被編在去代國的名冊中。
竇漪恨透了說話不算數的太監，傷心地大哭起來，執意不走。
大家隻好勸了又勸，她才勉勉強強、悲悲切切地上路了。
竇漪為人忠厚，性情溫順，易於和人相處。
雖然她十分不情願到代國，還是盡心盡力地服侍代王和王妃。
她的人品讓代王很欣賞，不久得到寵幸，生下一女二男，即後來的長公主劉嫖、景帝劉啟和梁王劉武。
代王妃本有四個兒子，但都很命薄，母子五人先後去世。
這樣竇漪的大兒子劉啟就成了代王的長子。
呂氏集團被粉碎後，朝中大臣合議立其母賢惠、本人“仁孝寬厚”的代王劉恒為漢朝第四代天子，原來卑微無勢的代王君臨天下。
文帝前元元年（前１７９）正月，長子劉啟被立為太子，同年三月，“母以子貴”，竇漪順理成章地冊封為後，昔日采桑女母儀天下。
竇漪本性淳良，早年有坎坷的生活經曆，所以為人不驕不躁，在宮中和其他嬪妃友好相處，從來沒有發生過爭風吃醋的事。
薄太後是織女出身，偶爾受幸於高祖後一直遭受冷落。
婆媳倆相似的生活經曆使彼此更能互相理解。
薄太後指定立竇漪為皇後，又特下詔命，追尊竇後父親為安城侯，母親為安城夫人。
命令在清河郡設園邑二百家的大墓來供奉竇後父母，並設專門官吏奉守，比照靈文園先例祭祀。
竇氏家族紛紛入朝做官，後來任相的竇嬰就是趁此機會踏入政界的。
竇後的兄長竇建被接到京師，弟弟廣國卻不知去向。
原來竇漪入宮後不久，弟弟就被賣作家奴了。
他受盡了欺淩折磨，幾次倒賣，最後落到宜陽，在山中燒炭時遇上塌方，險些喪生，不久隨主人到京城落戶。
他聽說新立皇後姓竇氏，清河觀津人，便認定就是自己日夜思念的姐姐，於是上書自陳，要求相認。
文帝和竇後在宮中接見他。
事隔多年後，廣國長成壯實的小夥子，姐弟兩個互相都不認識了。
竇廣國想起小時候姐弟分別情形禁不住淚流滿麵，他回憶當初臨別時姐姐給他梳洗、喂飯。
這件事給他留下很深的印象，一直是他以後苦日子聊以自慰的美好回憶。
竇後聽完後，確定他就是日夜思念的弟弟廣國，兩人抱頭痛哭，終於相認了。
為了避免像呂氏家族那樣外戚專權，朝中大臣認為對竇氏兄弟的教化很重要。
於是周勃、灌嬰等人選著名學者做老師，對他倆進行德行教育。
經過教育的竇氏兄弟雖然地位尊貴，卻從來不驕傲對人，成為謙謙君子。
竇後被立不久，就得了一場病雙目失明了，文帝移寵於慎夫人和尹姬。
竇後為人豁達，從不爭寵，安心相夫教子。
文帝執政平和、英明，竇後又有婆婆撐腰，皇後位置一直很穩固。
文帝死後，景帝劉啟即位，竇漪尊為皇太後，竇氏勢力有了發展。
竇太後派人把父親當年淹死的湖填平，修成大墳，號為竇氏青山。
把弟弟竇廣國封為章武侯，兄長竇建已故，其子竇彭祖為南皮侯。
從昆弟子竇嬰在七國之亂中以軍功封為魏其侯，後來官至丞相。
竇氏一族顯世於漢朝廷。
竇太後從封後到太皇太後已有四十年曆史，在朝廷中有很大勢力，朝中大事必須向她請示。
竇太後年輕時跟文帝學習黃老思想，執行夫訓。
史稱竇氏“好黃帝、老子言”，並且令她的兒子和族人也“不得不讀《老子》，尊其術”。
把黃老奉成天條的竇太後當然不能容忍小孫子胡鬧，就著手幹預朝政，皇權和後權產生了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