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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發丘摸金的盜墓

盜墓與古人厚葬的習俗有直接關係,是厚葬的惡果之一。曆代埋藏在地下墓穴中的大量寶物,為盜墓者提供了豐富的資源。厚葬之風在古代經久不衰,盜墓也就成為曆史上極為普遍的社會現象。

盜墓的現象在我國由來已久。古代文獻中較早記述盜墓的見於《呂氏春秋·安死》:

今有人於此,為石銘置之壟上,曰:“此其中之物,具珠玉玩好財物寶器甚多,不可不抇,抇之必大富,世世乘車食肉。”人必相與笑之,以為大惑。世之厚葬也有似於此。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無不亡之國者,是無不抇之墓也。以耳目所聞見,齊、荊、燕嚐亡矣,宋、中山已亡矣,趙、魏、韓皆亡矣。自此以上者亡國不可勝數,是故大墓無不抇也……故宋未亡而東塚抇,齊未亡而莊公塚抇,國安寧而猶若此,又況百世之後而國已亡乎?

上文所述為戰國末年秦相呂不韋及其門徒的耳聞目睹。從他們記述的情況來看,盜墓的現象在戰國時代已非常普遍,古代及關東六國的貴族大墓“無不抇也”,已被盜掘殆盡。這些大墓之所以遭到盜掘,是因為其中的“珠玉玩好財物寶器甚多”,盜墓者一旦得手,就可獲取大量的財富,過上“世世乘車食肉”的富裕生活,希圖在陰曹地府繼續享受奢侈生活的王公貴族,在厚葬其身的同時,就為滋生自己的掘墓人創造了良好的條件,這一點是他們所始料未及的。

秦始皇陵內埋藏了大量寶物,項羽率軍入關以後,“以三十萬人三十日運物不能窮”,所獲甚豐,關東盜賊也趁火打劫,“銷槨取銅”,盜掘寶物。其後,牧羊小兒在陵園放牧,羊從盜洞中鑽進陵內,牧童手執火把入陵尋覓亡羊,引燃地宮建築,“火延九十日不能滅”(《水經·渭水注》)。終於淪為廢墟。秦始皇之前秦國曆代國君的陵墓,因“大作丘隴,多其瘞臧”,在秦末戰亂中“鹹盡發掘暴露”,亦被盜掘一空。(《漢書·劉向傳》)

漢興,盜墓之風日甚。《漢書·地理誌》在記述各地的風土民俗時說:趙、中山一帶,民風強悍,“丈夫相聚遊戲,悲歌慷慨,起則椎剽掘塚”,俗好盜墓。其他地區盜墓的現象也很嚴重,很多人視盜墓為致富的一條重要途徑,以此為業者大有人在。他們不僅盜掘古墓,對時人的墓葬也不放過,聞有富貴之家厚葬,即跟蹤窺探,伺機掘塚取寶,“今日入而明日發”的情況時有發生。更有甚者,不惜冒殺身之險,竟然盜取漢皇天子陵中的寶物。文帝的霸陵在武帝時已被盜掘,曾有人“盜發孝文園瘞錢”(《漢書·張湯傳》)。相傳武帝入葬後僅四年,就有人在右扶風市場上出售茂陵地宮內隨葬的玉箱、玉杖等珍寶,說明茂陵在武帝屍骨未寒時就被一些膽大包天的盜墓者“光顧”了。(《漢武帝內傳》)當朝天子的帝陵尚且如此,凡人的墓葬就可想而知了。西漢盜墓之盛,於此可見一斑。

令人不解的是,西漢的一些諸侯王也每每充當盜墓賊的角色。景帝的後代廣川王劉去就是這類皇子皇孫的典型代表。他糾集一幫無賴少年,專門從事盜掘封國內古墓的勾當,“國內塚藏,一皆發掘”,毀壞的古墳大塚不可勝數。其中奇異者就有百餘座之多,包括晉靈公、欒書、魏襄王、哀王、魏王子且渠、幽王、袁盎等人的墓葬,墓內多珍奇異物。盜取的寶物多被劉去據為己有,如晉靈公塚內有一枚拳頭大小的玉蟾蜍,腹空,可容水五合,出土時光澤照人,“王取以盛書滴”;魏襄王墓中的金玉雜具完好如新,“王取服之”。(《西京雜記》)廣川王劉去喜掘古塚的嗜好,與當時社會上普遍流行的盜墓風習有一定關係。

分布於關中渭北鹹陽原上的西漢帝陵,在西漢末年的社會大動亂中遭到毀掘。《後漢書·劉盆子傳》記載:赤眉軍入關中後西征受阻,“乃複還,發掘諸陵,取其寶貨,遂汙呂後屍。凡賊所發,有玉匣殮者率皆如生,故赤眉得多行淫穢。”赤眉軍毀掘漢帝諸陵,一方麵是為了獲取財物,解決部隊的給養;同時也以此來發泄對統治者倒行逆施的刻骨仇恨。經過這場浩劫,西漢帝陵毀壞殆盡,一片狼藉。劉秀當上皇帝以後,不忍心先代祖宗暴屍荒野,於建武五年(29)七月“詔修複西京陵園”(《後漢書·光武帝紀》),使漢室帝後的幽魂得到了一點安慰。

東漢末年,豪強地主武裝在鎮壓黃巾起義的過程中,形成了眾多的封建割據勢力,導致了軍閥混戰的局麵。握有重兵的軍閥往往動用軍隊盜掘陵墓,其他盜墓者也乘戰亂之機蜂擁而起。以殘暴聞名的隴西軍閥董卓,率兵入京城洛陽控製了皇室政權以後,濫殺生靈,掘陵發塚。他先是毀掘漢靈帝文陵,“悉取藏中珍物”;在劫持漢獻帝西遷長安之際,又遣部將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已下塚墓,收其珍寶”。(《後漢書·董卓傳》)東漢的帝陵在烽火四起的動亂年代悉被盜掘,魏文帝曹丕曾感慨地說:“喪亂以來,漢代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匣金縷,骸骨並盡,是焚如之刑,豈不痛哉!”(《三國誌·魏書·文帝紀》)其實,亂世英雄曹操也幹了不少發丘掘墓的勾當。袁紹在討伐曹操的檄文中,所列曹操的主要罪狀之一就是盜墓。檄文說:曹操曾親率士卒盜掘了漢文帝之子梁孝王的陵墓,“破棺裸屍,掠取金寶”;在軍隊中專門設置了主管盜墓的“發丘中郎將”和“摸金校尉”,從死人身上籌措軍餉;曹軍所過之處,塚墓悉被毀掘,“無骸不露”。(《後漢書·袁紹傳》)曹操稱得上是漢末群雄中發丘摸金的“能手”。

頗為有趣的是,一些舉止彬彬的文人雅士竟然也加入了盜墓者的行列。相傳,三國魏人鍾繇酷愛書法,尤喜名人墨寶,他見韋誕藏有東漢學者蔡邕的遺墨,遂屢屢索求,不想韋誕亦視之如至寶,他沒有滿足鍾繇的要求,死後將這件書法珍品葬入了墳墓。鍾繇得知後,便暗地派人挖掘韋誕墓,終於如願以償地得到了蔡書。鍾繇盜墓的動機雖然“高雅”,不同於一般發丘摸金的強人,但這位與王羲之並稱“鍾王”的書法大家獲取墨寶的手段也未免過於失當了,被後人傳為“佳話”。

《晉書·皇甫謐傳》對魏晉時期盜墓的情形有這樣的描述:“豐財厚葬,以啟奸心。或剖破棺槨,或牽曳形骸,或剝臂捋金環,或捫腸求珠玉。焚如之刑,不痛於是!”西晉太康中,有人盜發了劉表的墓葬,見劉表夫婦的屍體十分完好,容貌與活人無異,墓內香氣充溢,“遠聞三四裏,經月不歇”(《水經·沔水注》)。永嘉末年,齊桓公的陵墓為臨淄人所發,因墓內設有水銀池,毒氣彌漫而無法入內。過了幾天以後,盜墓者讓狗在前麵探路,從墓中盜取的寶物不可勝數。(《括地誌》)晉湣帝建興中,曹嶷盜發齊景公和管仲的墳墓,屍體尚未腐朽,“繒帛可服,珍寶巨萬”(《太平禦覽》卷五五七)。建興三年(315)六月,“盜發漢霸、杜二陵及薄太後陵,太後麵如生,得金玉采帛不可勝記”(《晉書·孝湣帝紀》)。關中漢陵又一次遭到毀掘。

西晉末年,內憂外患並起,南北分裂割據長達近三百年之久。在這種改朝換代頻繁、戰禍迭起的社會環境下,盜墓的現象尤為嚴重。

在異族統治的北方地區,“舊都淪滅,山陵毀掘”,陵寢墳塋備遭浩劫。前趙皇帝劉曜厚葬其父,造陵於粟邑,“發掘古塚以千百數”,出現了“暴骸原野,哭聲盈衢”的悲慘場麵。(《晉書·劉曜載記》)羯族首領石勒、石季龍“貪而無禮,既王有十州之地,金帛珠玉及外國珍奇異貨不可勝記,而猶以為不足,曩代帝王及先賢陵墓靡不發掘,而取其寶貨焉”。石季龍還派人發秦始皇陵,“取銅柱鑄以為器”(《晉書·石季龍載記》)。前秦皇帝姚萇和後燕皇帝慕容垂也是盜墓的能手,每到一處即“毀發丘墓”,掠取寶物。(《晉書·苻丕載記》)北魏統一北方後,五胡十六國混戰的局麵告一段落,大規模的盜墓活動亦隨之有所收斂。

江南地區的盜墓之風也很盛行。南朝宋武帝時,青州人盜一古墓,塚銘有“青州世子,東海女郎”數語,武帝以之為奇,詢諸學士鮑照等人,眾莫能解,賈希鏡認為墓主是晉室宗族司馬越之女。(《南史·賈希鏡傳》)下邳太守王玄謨,性好盜墓,毀掘所轄境內的古墓不計其數,以致“地無完槨”。某日掘開一塚,剖破棺槨,內臥一年輕女子,臂有玉釧,王竟“斬臂取之”,毀屍掠寶。(《南史·王玄謨傳》)齊高帝建元中,有人盜發楚王塚,“獲玉鏡、玉屐,又得古書青絲簡編”(《南史·齊本紀》)。在梁末的侯景之亂中,許多墳塋被亂軍劫掠一空。陳朝初年,征北軍人盜發晉郗曇墓,“大獲晉右將軍王羲之書及諸名賢遺跡”(《陳書·世祖紀》)。皇室子弟始興王陳叔陵,素有盜墓之癖,“好遊塚墓間,遇有塋喪主名可知者,輒令左右發掘,取其石誌古器並骸骨肘脛,持為玩弄”(《陳書·始興王叔陵傳》)。像陳叔陵這樣喜玩賞古屍骨殖的人,在曆史上恐怕是不多見的。

隋唐時期,掘塚發丘之事屢屢見諸史籍。《隋書·王頒傳》載,王頒之父為陳武帝陳霸先所殺,隋滅陳後,頒率士卒千餘人夜發陳霸先陵,剖棺毀屍,“焚骨成灰”,以報殺父之仇。隋煬帝開鑿大運河,沿河數千裏的古墓新墳悉被毀掘,人悲鬼泣,怨聲載道。唐朝建國之初,為了革除社會上的盜墓之弊,在製定法律時增加了對毀陵發塚者進行處罰的有關條款。《唐律疏議》卷一九規定:“諸發塚者,加役流;已開棺槨者,絞;發而未徹者,徒三年。”根據盜墓者對墓葬的破壞程度,分別處以流刑、徒刑以至絞刑。同時又規定:“諸盜園陵內草木者,徒二年半。若盜他人墓塋內樹者,杖一百。”帝王陵園內的一草一木和平民墳塋內的樹木均受法律保護,不得隨意盜取,犯禁者處以徒刑或杖責。毀掘帝王陵寢被定為“謀大逆”,屬十惡不赦之罪,犯者誅死無疑。

然而,嚴刑峻法仍然禁絕不了根深蒂固的盜墓惡習。唐懿宗鹹通年間,鳳翔府曹李道捕獲一“掘塚賊”,拷問其平素所為,他回答說:我從事盜墓已有三十餘年,鹹陽以北、岐山以東陵域之外的古塚“皆開發矣”。並在大堂上給李道繪聲繪色地講述了盜墓過程中的奇景異觀。(《錄異記》)說明唐代關中地區已有專門發掘古墓的職業盜墓賊。有的盜墓者結成團夥,集體發丘摸金,並勾結地方官吏,以財物打通關節,求得官府的暗中支持。一些州官縣吏受賄枉法,包庇縱容盜墓者,並參與分贓,將分得的上等寶物進貢給京師權貴,以謀取高官厚祿,“珠玉之器,皆入京師貴人家矣”(《尚書故實》)。

和平年代的盜墓風氣尚如此之盛,動蕩歲月的情形就可想而知了。唐代自“安史之亂”以後,邊將節度使擁兵自重,兵禍迭起,國無寧日,帝王陵寢和埋葬豐厚的塚墓也成了戰亂中的蹂躪地。德宗時,盧龍節度使朱泚叛唐稱帝,“盜竊名器,暴犯陵寢”(《舊唐書·德宗紀》),毀掘唐陵。東漢太尉陳蕃之墓也遭到亂軍的盜掘,“昔值軍亂,聞墓有寶,三軍爭掘”(《壟上記》)。唐朝的帝陵在唐末五代之際為人所發,“關內諸陵,頃因喪亂,例遭穿穴”(《全唐文》卷一〇七)。京兆華原人溫韜,曾任後梁靜勝軍節度使,“在鎮七年,唐諸陵在其境內者悉發掘之,取其所藏珍寶……惟乾陵風雨不可發”(《新五代史·溫韜傳》)。唐關中十八陵除乾陵外,其餘諸陵均被溫韜盜掘,時人稱其為“劫陵賊”。宋人對溫韜盜發關中唐陵之事亦有記述,《茶香室三鈔》雲:“陝西形勝耀州為最,唐帝陵多在其境。溫韜之起,唐帝之陵靡不開發。簡陵(懿宗陵)內有銀羅漢十人,身各高五尺,其山座具備,環列梓宮。每一身以十餘牛牽致而出隧道。”唐代帝陵多依山鑿建,嚴密堅固,溫韜率眾兵將其一一開發,盜陵規模之大,在曆史上實屬罕見。

盜墓的盛行,使曆代出土的大量古物廣泛流傳於世,在宋代的士大夫中興起了搜集、玩賞古物的熱潮,“金石學”這門新興的學問也隨之應運而生。北宋時期已出現了一批著名的金石學家和金石學著作,如太學博士呂大臨及其所著《考古圖》、女詞人李清照與其夫趙明誠合著的《金石錄》等。宋徽宗趙佶治國雖昏庸無能,但卻是一位多才多藝的風雅天子,他不僅精通棋琴書畫,對金石之學也頗有興趣,曾親自主持將皇室宣和殿收藏的古代銅器精華著錄成書,名《宣和博古圖》。聖上天子熱衷此道,文人學士和附庸風雅的達官貴人亦競相仿效,這種好古的習尚使古代文物的身價陡增,“世既知其所以貴愛,故有得一器,其直為錢數十萬,後動至百萬不翅者”。同時也直接助長了社會上的盜墓掠寶之風,“於是天下塚墓破伐殆盡矣”。(《鐵圍山叢談》)宋徽宗時期,“萬古之器並出”,從古墓中盜掘出來的寶物不可勝數。

宋代的盜墓者以長安、洛陽兩地為多,原因是“兩都多漢唐王公塚墓,曆代寶物每自此出”(《清波別誌》)。同書還記載了這樣一件事:某日,數名“胡兒”用錦裹一玉注碗在市場上出售,“索銀百笏”。此碗表裏瑩澈無瑕,工藝甚精,“注以酒,頃刻則溫”,奇異無比。有人問碗的來曆,胡兒答曰:“得於長安古壙中”。魏泰《東軒筆錄》載:當朝張侍中和晏丞相死後俱葬陽翟(今河南禹縣),兩墓相去數裏。群盜先發張墓,得金寶珠玉甚多,“遂完其棺櫬,以掩覆其穴”;次發晏墓,所獲無幾,群盜大失所望,“遂以刀斧劈碎其骨而出”。時人感慨地說:“張以厚葬完軀,晏以薄葬碎骨,事之不可知如此!”

南宋初年,由金人扶植的“大齊”傀儡皇帝劉豫徙都汴京,大肆毀掘開封、洛陽一帶的墳墓,“凡兩京塚墓發掘殆盡”,鞏縣的北宋帝陵也遭到浩劫。(《皇朝編年綱目備要》)有一次,劉豫從士兵手中得到一水晶寶碗,經盤問得知出於哲宗永泰陵,遂以劉從善為“河南淘沙官”,率兵赴鞏縣開發宋陵,掠取寶物。他們掘開永泰陵後,不但將陵內所藏珍寶玉器劫掠一空,並剖破棺槨,棄哲宗屍骨於陵外野地。紹興十八年(1148),南宋太常寺少卿方庭頊途經陵區,見哲宗遺骸暴露於野,遂解衣裹屍,草加掩埋,回朝後麵奏高宗趙構,君臣悲慟。金朝滅亡後,蒙古人的鐵蹄又一次踐踏了鞏縣宋陵,整個陵園“盡犁為墟”,僅餘幾尊巨石雕刻悲哀地空守於此。

苟安江左的南宋諸帝,死後的遭遇比其祖宗還要淒慘。亡國不久,陵園就被盜墓賊洗劫。《癸辛雜識》和《輟耕錄》詳細地記述了南宋帝陵被盜的經過: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1285)八月,任江南釋教總攝的西僧楊璉真伽,夥同演福寺僧允澤等人,率眾僧及凶暴之徒趕到紹興陵園,企圖掘陵。負責守陵的中官陵使羅銳極力抗爭,允澤對羅拳打腳踢,並持刀威脅,羅無奈大哭而去。這夥強盜先挖開了寧宗、理宗、度宗及楊後的陵墓,“劫取寶玉極多”。理宗的永穆陵“所藏尤多”,毀壞的程度也最為慘烈。理宗的棺槨被剖破後,隻見一股白氣衝天而起,棺內寶物甚豐,屍體尚完好如生,珠光寶氣繚繞其身,棺底鋪有織錦,錦下承以用金絲編織的網罩,“擲地有聲”。群盜掠去棺內的寶物後,又將理宗的屍體倒懸樹上,瀝取腹中水銀,並掰唇撬齒,取出口含的夜明珠,“如此三日,竟失其首”,連理宗的頭顱也被折騰掉了,慘不忍睹。同年十一月,楊璉真伽又率眾盜毀掘了陵園內的高宗、孝宗及光宗陵,同時被盜的還有南宋初年由塞外遷葬於此的北宋徽、欽二宗的陵墓。無數珍寶被掠,諸帝的屍骨也被挖出來棄置於草莽之中,一片狼藉。紹興人唐玨聞知帝陵被毀、龍體遭劫,遂備置木匣若幹,覆以黃色絲絹,上署帝號、陵名,邀集鄉裏少壯之輩乘夜潛入陵園,將諸帝遺骸收藏匣中,密埋於天章寺前,樹冬青以為標誌。惟理宗頭顱甚大,木匣難容,未能收藏。七日之後,楊璉真伽複取理宗頭骨,截為飲器;又令眾僧收集諸帝骨骸,眾僧求陵骨未獲,遂揀來牛馬枯骨交差。惡僧楊璉真伽不明真相,“築一塔壓之,各曰鎮南”,以示鎮服南國。明洪武二年(1369),太祖朱元璋派人專程從元大都取回理宗頭骨,與唐玨所藏的諸帝遺骨一同歸葬舊穴,並豎碑立石,修複陵園。南宋諸帝苟且偷安,不但斷送了江山,自己也落了個陵毀屍碎的可悲下場。

元末戰亂四起,軍隊盜墓的現象尤為嚴重。元人徐勉之《保越錄》說:朱元璋的部將胡大海縱兵掘塚,掠寶毀屍,“至官庶墳墓無不發,金玉寶器捆載而去;其屍或貫之以水銀,麵皆如生,被斬戮汙辱者尤甚。”民間盜墓者亦趁亂蜂擁而起,發丘摸金之風一時猖獗。

明代以盜墓為業者甚眾。北方的盜墓賊仍以陝西、河南兩省居多,《湧幢小品》雲:“梁、豫之郊,多帝王陵及卿相塚,小者猶延裏許”,當地居民養成了“俗善伐塚”的惡習。南方的盜墓賊也很活躍,同上書記載:浙江鄞縣之民“善發古墓”,有一盜墓賊號“詹揀屍”者,因掘塚之事敗露,被囚入獄,他竟然用從古墓中盜來的兩隻玉碗和數錠黃金賄賂鄉紳,求其說情寬解,治獄者正好抓住贓證,遂將這位專發古人財的盜賊處死。從此以後,“其禍稍息”,鄞縣一代的盜墓之風有所收斂。嘉靖中,山東臨朐縣有盜發一大墓,“乃古鹽後陵寢,其中珍寶最多,生縛女子四人列左右為殉,其屍得寶玉之氣尚未消”(《野獲編》)。正德年間,揚州府海門縣城東一古墓被盜,相傳為唐代義士駱賓王之墓,“啟棺見一人儀貌如生,須臾即滅”。崇禎丙子年,位於番禺縣治東二十裏的南漢主劉癡之墓被當地土人盜掘,有金人十二,疑為劉癡、皇後馬氏及其諸子之像,另有十尊用白金熔鑄的學士像,諸珍異之物頗豐。(《曝書亭集》)

清人盜墓亦每每見諸史誌。《述異記》雲:康熙三十五年(1696),嘉興東門外十裏鄉人掘得古墓,“啟棺一女子麵貌如生,塚中殉葬物甚多”,視其誌銘,乃五代後漢皇帝劉知遠之公主。《池北偶談》載:開封人盜掘東漢揚虛侯馬武之妾塚,內有馬武為其妾自書的碑銘,“文甚古,字盡精絕”;又有香奩一具,“中貯脂粉皆宛然”,奩底有銅印一方,鐫“妾莫如”三字。道光《武寧縣誌》載:盜發徐尚書墓,得銀簟、銅鏡等物,簟以銀絲織成,“絲細如發,工致精密”,瑰麗無比;鏡有銘文,叩之“古音瑩瑩”。同治《上饒縣誌》載:太平鄉有鄭文恪公墓,乾隆年間,盜墓賊三人與謀曰:此公為明臣閣老,棺內必有金玉寶器,發之必獲重利。遂結夥夜赴墓所,“揮鋤掘塚”。

清室帝後陵內埋藏的大量珍寶,使中外強盜垂涎三尺。光緒二十六年(1900),八國聯軍攻陷北京後,曾對東陵進行了野蠻的浩劫,掠走大批的金銀祭器和其他珍貴文物。清朝滅亡後,軍閥林立,兵荒馬亂,“護陵大臣”毓彭監守自盜,勾結北平城古董商,盜賣諸陵寢的金銀器皿和文物珍寶。一九二八年七月,任國民黨軍長的“東陵大盜”孫殿英,以軍事演習為名率部隊進駐東陵,派工兵深夜用地雷將乾隆皇帝和慈禧太後的地宮炸開,匪兵蜂擁而入,將其中的金銀珠寶搶掠一空,裹滿珍寶的慈禧屍體也被折騰得麵目全非。軍閥孫殿英一手製造的東陵盜寶案,是近代曆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盜墓活動,震驚中外。當時政府迫於社會壓力,曾專設軍事法庭審理此案。

通過對曆代盜墓活動的全麵回顧,不難看出,盜墓的習俗在我國有著頑強的生命力。在上下數千年、廣袤萬餘裏的中國大地上,盜墓賊的身影像難以驅散的幽靈一樣時隱時現,四處作祟。其流風餘韻,至今未息。

古人是如何發墓取寶的?慣用的盜墓手段有哪些?文獻記載和考古發現為我們提供了這方麵的情況。

明火執仗地大規模毀掘。這種現象常常發生在兵荒馬亂的改朝換代之際;肇事者多是一些亂世英雄,如握有重兵的軍閥悍將、兵強馬壯的異族首領、乘亂而起的土匪強盜以及少數農民義軍等;毀掘的對象主要是帝王陵墓和聚寶豐厚的巨丘大塚。曆史上的項羽毀始皇陵、董卓掘漢帝諸陵、曹操發丘摸金、“五胡”浩劫中原墳墓、溫韜遍盜關中唐陵、元初洗掠宋帝陵寢,以及近代孫殿英東陵盜寶等,就屬於這種情況。其特點是動用軍隊盜墓,且多在光天化日之下肆無忌憚地進行。

民間的盜墓活動則與上述情況不同,既有乘動亂之機大撈一把的臨時經營者,也有和平時期以此為生的職業盜墓賊。他們或三五成群結夥行盜,或獨家獨戶個體經營。為免遭國家法律的懲罰和鄰裏鄉人的譴責,其行蹤甚為詭秘,晝伏夜出,在暗中從事盜寶的勾當。盜墓的具體手段五花八門,視墓葬的不同情況而定。

一般小墓葬埋較淺,結構簡單,修築得亦不十分堅固,盜墓者通常是一人單幹或合家行動,從地麵封土堆直接往下挖掘至墓穴,啟開棺木,搜取寶物。盜掘這類墓葬不需要花費太大的力氣,一夜之間即可完成。

達官貴人的墳墓多有高大的封土堆,墓室在很深的地下,內部結構複雜而又堅固。因此,要盜取其中埋藏的珍寶,並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僅靠個人經營是無法完成的。在盜掘這類大墓時,盜墓者事先密謀策劃,結成團夥,集體行動,最後共享贓物。常見的盜掘方法是在距墓塚不遠的地方穿穴入地,朝墓塚的方向開挖地道,再從地道鑽入墓室,取出寶物。先秦時期的盜墓賊已創此法,《呂氏春秋·安死》雲:“視名丘大墓葬之厚者,求舍便居,以微抇之,日夜不休,必得所利,相與分之。”意思是說眾盜於塚旁築一房舍,從中暗掘地道,發墓盜寶。唐開元二十八年(740),群盜發華妃塚,“於塋外百餘步偽築大墳,若將葬者,乃於其內潛通地道,直達塚中”,悉取內藏珍寶,晚上用偽裝送葬的喪車拉回城內分贓。(《廣異記》)宋代陽翟人發張侍中、晏丞相墓,築室於二塚之間,從室中“竅穴以通其隧道”,盜取寶物。(《東軒筆錄》)清康熙年間,群盜覬覦任丘毛公墓所藏珍寶,意欲發之,然礙於鄉人耳目,不敢公然行事,遂挖空心思想出一條妙計:種瓜於墓旁,待枝葉茂密之時,從瓜地中暗穿地道以達墓穴。(《閱微草堂筆記》)明種瓜蔬,暗掘墳墓,用心可謂良苦。

在野外考古工作中,也發現了大量的盜墓遺跡。各地古墓被盜的現象極為普遍,與文獻記載的情況相吻合。以河南安陽殷墟為例,這裏是商代晚期的都城,王室貴族死後多葬於此,半個多世紀以來,考古工作者在此發掘了大量的王室貴族墓,其中絕大多數已被曆代盜墓者洗劫一空,幸免於盜的目前隻有一座,即一九七六年發現的商王武丁之妃婦好的墓葬。有的古代大墓不止一次地屢遭盜掘,如陝西鳳翔境內的東周秦公陵園一號大墓,發現的曆代盜洞竟多達數百個之多,像蜂窩一樣密密麻麻地散布在墓頂及其四周,盜掘之甚達到令人難以置信的地步!根據盜墓者在各地留下的遺跡分析,他們主要采用打洞入墓的盜掘方法。盜洞有幾種不同的形式:或從墓頂直接打入墓室;或將盜洞打進墓道,再由墓道鑽入墓室;或在墓塚周周打洞,迂回繞進墓穴。為省工和便於隱蔽,這類盜洞一般較小,僅可容一人出入。如果遇到體形龐大的隨葬重器無法從盜洞中拖出時,就將器物在墓室內砸碎,分批運出。盜墓活動一般在夜間進行,多人合作,各有分工:有的瞭望放風,有的掘土打洞,有的提筐運土,有的保管贓物。為了不露形跡,通常將挖出的新土運到離墓塚較遠的地方,均勻地撒在荒野,蛛絲馬跡全無。

職業慣盜在長期的發墓生涯中,積累了豐富的盜寶經驗,具有識別古墓、穿穴打洞、啟槨開棺、鑒定文物、經營古董等方麵的獨特本領,同時還發明了一些盜墓的專用工具,其中以“洛陽鏟”最為有名。洛陽鏟是一種用於鑽探地下古物的探鏟,由舊時洛陽一帶的盜墓者首創,因而得名。鏟頭是鐵製的半筒形,安裝在木質或鐵質的長柄上,柄端可係長繩。盜墓者在古墓雲集的地方持鏟下探,短時間即可打入地下深處,很快就能確定地下墓穴的具體位置和寶物的埋藏情況,看其是否具有發掘的價值,以免盲目亂挖、勞而無功。洛陽鏟製作簡單,攜帶方便,在探測地下文物寶藏方麵有著獨特的功能,現在成了考古學家們手中必備的勘察工具,在現代科學考古工作中發揮出新的作用。

古代文獻中還記載了許多有關盜墓的奇聞異事,茲舉數例如下:

墓中發出怪異之聲。梁州有一古墓,俗稱“尖塚”,或雲即漢人張騫墓。南朝梁太平年間,盜欲發之,忽聞塚內鼓角之聲四起,眾盜驚懼,遂不敢發。(《太平禦覽》卷七七)清康熙中,群盜發任丘毛公墓,將及墓室,突然從中冒出一股白氣,雷霆之聲不絕於耳,“諸盜皆仆,乃不敢掘”(《閱微草堂筆記》)。

發墓時有風雨之異。五代溫韜遍掘唐帝諸陵,在發乾陵時,天上忽然黑雲翻滾,風雨大作,溫韜見狀大驚,遂引兵而去,乾陵因而免遭盜擾之禍。《太平寰宇記》雲:漢太傅陳蕃之墓在虔州青龍岡,盜墓者數欲發之,輒見一大蛇纏繞墓周,風雨晦冥。

有預言盜墓賊姓名者。北魏太和中,寶鼎縣人張恩發殷湯陵盜寶,獲鍾磬樂器甚多,器上有銘曰,“我死後二千年,終困於張恩。”(《太平寰宇記》)明嘉靖年間,六百戶奉巡撫之命修築月堤,發一古塚,墓磚上有朱書數行,其文曰:“郭公磚,郭公墓,郭墓逢著六百戶。巡撫差爾修月堤,臨時讓我三五步。”(《書影》)清道光年間,元氏縣農夫劉黃頭掘墓得唐建中二年賈夫人墓誌,誌末有“後一千二百年為劉黃頭所發”十二字,與發掘者姓名相合。(《養吉齋餘錄》)

有墓主顯神靈以警盜墓者。《上饒縣誌》載:清乾隆年間,三名盜賊發明閣臣鄭公之墓,掘塚僅尺餘,一戴紗帽著紅袍的老公從墓中飄然而出,並用袍袖揮拂掘塚者,三盜見狀魂飛天外,落荒而逃。

有因發墓受驚身亡者。《廣異記》載:許州司倉盧彥緒發一古塚,見棺內葬一年輕女子,頭插金釵十餘枚,佩寶鏡一麵,盧盜寶後夜夢該女子怒容滿麵地責問他:“何以取吾玩具?”驚而成疾,經年乃卒。《錄異記》載:某城東二十餘裏有一大墓,群盜發之,數日乃開,得金釵百餘枚,各重百斤。事隔不久,盜墓者三十餘人“同時發狂,相次皆卒”。《湧幢小品》載:宋人張十五者,因家貧發園中古墓取物,遂患惡疾,口呼“殺人”而死。

有墓屍轉而複生者。《博物記》雲:曹魏時盜發西漢宮女墓,塚內宮女遂複活,郭後將其收養宮中,甚為寵愛,宮女還經常給郭後敘說漢時後宮的逸聞趣事。郭後崩,該女悲傷而死。《神異錄》載:隋末竇建德發鄴中古墓,啟棺見女屍氣色與生人無異,年輕貌美,觸之似有氣息,遂移置軍帳,三日之後女屍複活,並對圍觀的將卒說:“我是魏文帝時的宮女,在鄴都侍奉甄皇後,死葬於此,命中注定死而複生,不知現在是何朝何代?”數百年前的死人竟能複活,堪稱今古奇觀!

上述奇聞多荒誕之辭,很可能是出自古人的杜撰或附會,但它從一個側麵反映了古代盜墓的盛行及其在社會上所造成的影響。

泛濫成災的盜墓之風,使曆代帝王將相和崇尚厚葬者為之寢食不安,惟恐死後遭受墓毀屍棄的禍患,遂挖空心思想出了不少防盜的措施:

墓內巧設機關暗器,使盜墓者無法接近。秦始皇在為自己修築陵墓時,“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者輒射之”(《史記·秦始皇本紀》)。漢代營建帝陵,亦設“伏弩大弓”,以射殺盜陵者。(《漢舊儀》)唐人段成式《酉陽雜俎》記載:高陵群盜發巨塚,掘地數十丈有石門擋道,打開後“箭出如雨,射殺數人”,群盜投石其中,每投箭輒出,投十餘石後“箭不複發”,乃秉燭前行。不遠處又遇一門,內有木人數十,手持兵器,“張目運劍,又傷數人”,眾以木棒擊之,“兵仗悉落”。進入墓室後,見有彩繪漆棺一具,懸以鐵索,金玉珠璣成堆,盜欲掠之,忽見漆棺飄動,“須臾風甚,沙出如注”,埋殺一人。群盜見狀大驚,倉皇出逃,未獲一寶。另據《錄異記》載:唐鹹通年間,關中某盜賊向鳳翔府曹李道講述了他與別人合夥盜墓時的一次親身經曆,遇到的暗器機關同上述情景頗為相似。民國《房山縣誌》載:房山縣西南七十裏處有一古塚,名曰“任家墳”,內設“刀山劍樹”,發之輒遭暗器殺傷,無一幸免。

偽設疑塚,以假亂真。權術過人的魏武帝曹操,生前毀掘的墳墓不計其數,卻惟恐後來者在他身上故伎重演,因而對後事的安排極其詭秘。相傳曹操為防止陵墓被盜,在漳河邊設置了七十二座疑塚,使後人難以知曉其真實陵墓之所在。宋人俞應符詩雲:

生前欺天絕漢統,

死後欺人設疑塚。

人生用智死即休,

何有餘機到丘壟?

人言疑塚我不疑,

我有一法君未知,

直須盡發疑塚七十二,

必有一塚藏君屍!

這首詩措辭尖銳,被時人稱為“詩之斧鉞”。(《輟耕錄》)十六國時期的後趙皇帝石勒、石虎叔侄二人,也采取了類似的防盜措施。他們死後在鄴中之地修築了兩座假陵,偽葬一番,其屍體則別葬於深山密林之中。後人不明真相,盜石氏二陵,陵內空空如也,方知上當受騙。(《鄴中記》)

潛埋深藏,不露形跡。魏文帝曹丕鑒於漢帝諸陵在戰亂中“無不發掘”的慘痛教訓,主張陵墓不設寢殿,無封無樹,“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以達到防盜之目的。(《三國誌·魏書·文帝紀》)十六國時期,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首領,出於防盜的考慮,死後多采用“潛埋”的方式。石勒的母親王氏死後,“潛窆山穀,莫知其所”(《晉書·石勒載記》)。南燕皇帝慕容德的葬所也極為隱秘,“乃夜為十餘棺,分出四門,潛葬山穀,竟不知其屍之所在”(《晉書·慕容德載記》)。時人已不明其葬所,後世的盜墓者更是無從知曉了。

堅築墓穴,以圖永固。根據司馬遷的記述,始皇陵內的防盜措施是很下了一番功夫的,不僅伏設了暗器機關,並且“下銅而致槨”,用熔化的銅液澆鑄墓室,宛如一座固若金湯的地下堡壘。三國吳主孫休的陵墓“冶銅為門”,清順治年間盜欲發之,“堅不可入”。(《三國誌補注》)唐高宗與女皇武則天的乾陵也十分堅固,墓門以巨石為之,“縫隙鑄鐵,以固陵中”(《舊唐書·嚴善思傳》),使盜墓者難以下手。古代帝王為了防止後人盜掘,還每每將陵墓鑿建在石堅勢險的山崖上,這種“因山為體”的築陵方法肇始於西漢,流行於魏晉南北朝,至唐代成為定製。

有的厚葬者別出心裁,在墓碑上刻寫說明文字,聲言墓內葬物簡陋,無須開發,試圖蒙混過關;或在棺槨上刻有恫嚇盜墓者的警語,使其不敢貿然啟棺。曹魏冠軍縣張詹墓的石碑背麵有這樣一段文字:“白楸之棺,易朽之裳,銅錢不入,瓦器不藏,嗟爾後人,幸勿我傷。”時人信以為真。晉末五胡亂華,當地墳墓莫不夷毀,獨此墓安然無恙。南朝元嘉初年,冠軍一帶發生水災,饑民如雲,遍掘墳塋取物,張墓亦被開發,墓內“金銀錫銅之器爛然畢備,有二朱漆棺槨,棺前垂竹薄簾,金釘釘之”,與張氏自我聲明的寒酸景象恰恰相反。(《荊州記》)西安西郊曾出土一具葬於隋大業四年(608)的貴族女孩李靜訓的石質棺槨,石棺的後部刻有“開者即死”四字,以震懾盜墓者。

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無論多麽奇巧的防盜措施,在肆無忌憚的江洋大盜和閱曆豐富的職業盜墓賊麵前,都顯得智窮巧拙而無能為力了,多數陵墓最終仍難逃脫毀掘的厄運。那麽,杜絕盜墓的根本途徑何在呢?我們知道,曆史上的盜墓之風與曆代相沿的厚葬習俗有直接關係,“豐財厚葬,以啟奸心”,厚葬是誘發盜墓的主要原因。古人對盜墓與厚葬的關係早有認識,魏文帝曾發出過這樣的感歎:“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亦無不掘之墓也……禍由乎厚葬封樹!”可謂有識之見。既要豐財厚葬,又想保其屍骨不受驚擾,其結果隻能是自釀苦酒自酌飲,以暴屍荒野為最終歸宿。盜墓的惡果既然根源於厚葬的陋習,那就應該在薄葬節喪方麵多做一些事情,而不是枉費心機地大做防盜機關的文章。顯而易見,如果不根除奢侈的厚葬習俗,發丘摸金的盜墓現象也就永遠不會止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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