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喪葬習俗

八、奢侈的厚葬之風

古人受靈魂不死觀念的支配，多按照“事死如事生”的原則安排後事：修築墳墓，使死者有安居之處；建封立樹，以標識死者的身份等級；隨葬各種器具和珍寶財物，供死者盡情地享用……通過諸如此類的喪葬手段，力圖將死者生前的社會地位和擁有的財富再現於鬼魂世界。帝王和達官貴人生前榮華富貴，死後的喪葬則極盡鋪張奢侈之能事；社會上的其他富有者亦競相仿效，在操辦喪事時大講排場。代代相因，上行下效，導致了曆史上經久不衰的厚葬之風。

厚葬的風氣是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它有一個形成和發展的過程。

在漫長的原始社會，由於生產力水平低下，人們的生活極端困苦，居處簡陋，食不果腹，衣不蔽體。原始人受物質條件的限製，沒有能力對死者進行厚葬。以半坡先民為例：多數人死後沒有葬具，以身親土，墓坑淺而窄小，僅能容屍；僅三分之一的墓有隨葬品，主要是生前必備的實用器皿，如燒飯的陶罐、飲食的陶缽和汲水的尖底瓶等，另有少量簡陋的生產工具（石器）和裝飾品。半坡人處於母係氏族公社的繁榮階段，原始的農業、手工業和家畜飼養業已有了長足的發展，死者的墓葬尚且如此簡單，比他們更早的原始先民的喪葬情形就可想而知了，根本談不上什麽厚葬。

到了父係氏族公社階段，社會生產力有了明顯的提高，勞動收獲除滿足生活需要外還有所結餘，出現了剩餘財富。與此同時，氏族內部也發生了分化，私有製和階級開始萌芽，產生了淩駕於一般氏族成員之上的少數特權階層。這一社會變革也反映到喪葬習俗上，出現了個別人死後厚葬的現象。如黃河下遊的大汶口文化，墓葬差別懸殊：大多數墓簡陋狹小，沒有葬具，隨葬品很少或空無一物；個別墓十分寬敞，有結構複雜的棺槨葬具，死者佩戴華麗的玉石飾物，隨葬玉器、象牙器和近百件精美的陶器，還有豬頭、鱷皮鼓和肉食品。類似的情形還見於黃河上遊的齊家文化，當地居民有隨葬豬下顎骨的習俗，以代表生前所擁有的財富，貧窮者的墓內往往沒有或僅有一塊豬下顎骨，最富有者則達六十八塊之多，其他隨葬品也多寡懸殊，貧富昭然。不難看出，厚葬的習俗是在原始社會解體的過程中出現的，厚葬者隻是少數生前擁有眾多財富或占據高位的特權人物，尚未形成普遍的厚葬之風。

進入奴隸社會以後，厚葬的風氣日益盛行。商代是我國目前已知有文字記載且經考古證實的第一個奴隸製王朝。商王和貴族死後，普遍實行厚葬。王陵由巨大的墓室和數十米長的墓道構成，規模宏偉壯觀，陵內有華貴的棺槨和豐富精美的隨葬品，可惜已被曆代的盜墓賊洗劫一空，詳情不明。重達八百七十五公斤的司母戊大方鼎，以其雄偉的造型和精湛的工藝著稱於世，這件舉世聞名的珍寶就是從殷墟的一座王陵中出土的。一九七六年發掘的婦好墓，是殷墟考古半個多世紀以來所發現的惟一一座沒有被盜墓者“光顧”的王室貴族墓，出土各類隨葬品一千九百二十八件，還有近七千枚海貝。其中的四百六十餘件青銅器，有很多是前所未見的珍貴禮器，精美絕倫；七百五十餘件玉器均為浮雕和圓雕製品，工藝精湛，種類繁多，僅動物形象就有近三十種；三件象牙杯精雕細刻，是稀世罕見的藝術珍品。墓主婦好是商代有名的“中興”之王武丁的配偶，屬王室高級貴族，但比起商王來還是有等級之差的，墓葬的規模也遠不及王陵氣派。後妃的隨葬品已如此豐厚，商王的厚葬程度就可想而知了。不僅商王和高級貴族，一般中小貴族死後也普遍厚葬，隻是厚葬的程度不同罷了。

周代依然厚葬，並且將其製度化，形成了一整套繁縟複雜的喪葬禮儀，據《周禮》《儀禮》《禮記》等禮書記載，周代對不同階層死者的喪儀、墓穴、葬具及隨葬品等都有明確的規定，體現出嚴格的等級製度。死者生前的社會地位愈高，喪儀愈隆，葬埋愈厚。從已經發掘的西周高級貴族的大墓來看，隨葬品都頗為豐厚，以種類繁多、組合有序的青銅禮器為主，有烹肉煮飯的鼎、□，鬲、甗；飲用美酒的爵、觚、觥、觶；盛水盥洗的盤、匜、盉、繱；殿堂奏樂的編鍾以及田獵巡遊的車馬器具等。器體多飾以精美的花紋，富麗堂皇；有的還鑄刻長篇銘文，記述器主顯赫的家世和功勳，以昭示後嗣子孫。透過這一組組古樸典雅的銅器群，可以想見到王公貴族們花天酒地的奢侈生活場麵。

在諸侯力爭、烽火連綿的春秋戰國時代，“國彌大、家彌富，葬彌厚”（《呂氏春秋·節喪》），厚葬之風有增無減。並成為一種頗為時髦的社會風尚，上自王公貴族，下至匹夫庶人，“侈靡者以為榮，節儉者以為陋”（《呂氏春秋·節喪》），無不以鋪張喪事為榮。公元前五八九年宋文公卒，宋國執政卿華元用天子之禮厚葬其君，棺槨巨大且裝飾華麗，隨葬的珍寶器備和車輛馬匹不計其數，並以活人殉葬，還在墓壙中放置了大量的石灰和木炭，以吸潮防朽。（《左傳》成公二年）春秋五霸之首的齊桓公，死後的葬埋也異常豐厚，他的墳墓在西晉末年被人盜掘，“得金蠶數十薄，珠襦、玉匣、繒采、軍器不可勝數。又以人殉葬，骸骨狼藉也”（《史記·齊太公世家》正義引《括地誌》）。行厚葬者在齊國並非個別現象，而是有著廣泛的社會基礎，《韓非子·內儲說》雲：“齊國好厚葬，布帛盡於衣衾，材木盡於棺槨……布帛盡則無以為幣，材木盡則無以為守備，而人厚葬之不休，禁之奈何？”大量的社會財富被用於厚葬死者，以致影響到國計民生之大事，使執政者對此頗感頭疼。

厚葬風靡於東周列國，有深刻的社會背景。一方麵，由於王室地位的衰落，出現了“禮崩樂壞”的動蕩局麵，諸侯僭用天子之禮，卿大夫僭用諸侯之禮的現象比比皆是，貴族的喪葬規格普遍提高；另一方麵，在社會變革的洪流中，湧現出了一批享有政治特權和擁有巨額財富的新生權貴，如軍功地主和富商大賈等，他們亦不遺餘力地大肆鋪張喪事；此外，社會經濟的發展也為厚葬提供了物質條件。

當厚葬之風甚囂塵上之際，一些有識之士對這種奢侈的社會風氣深感憂慮，他們極力反對厚葬，提倡節儉後事。先秦諸子中的墨家學派認為：厚葬使大量的社會財富棄於地下，給國家和人民造成了沉重的負擔，若此風不改，“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勢必導致國弱民貧和社會動亂的嚴重後果。針對厚葬，墨子還提出了具體的節葬措施：“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領，足以朽肉”；墓壙不宜過於寬深，以容納棺材和遮掩屍臭為度；墳丘無需高大，能標識葬處即可。（《墨子·節葬》）兼容百家之言的“雜家”學派，從另外一個角度論述了厚葬的惡果。他們指出：活人安葬死者的目的，是為了讓死者安息於地下，以盡慈親孝子之情，對死者實行厚葬，也應該是出於同樣的考慮。然而，埋藏在墓穴中的財物寶貨，卻招來了一群群偷金摸銀的盜墓之徒，這些強人專揀丘壟高大、隨葬豐厚的墓塚下手，葬埋愈厚，盜掘愈甚。厚葬不但沒能盡到慈孝之情，反而使亡故的親人暴屍荒野，飽受淩辱。因此，讓死者安寧的最好辦法，莫過於後事從簡，節喪節葬。（《呂氏春秋·節喪》《安死》）道家不僅反對厚葬，甚至主張不葬。道家的祖師爺之一莊子臨終之際，眾弟子聚議厚葬其師，這位超俗脫凡的哲人說：高天闊地就是我的棺槨，日月星辰和自然界的萬物就是我的隨葬品，大自然早已為我準備好了豐厚的葬禮，何需有勞諸位呢？眾弟子道：我們不忍心將您的遺體棄之不管，那樣就會被鳥獸吃掉的。莊子答曰：在地上為鳥獸所食，埋入地下不也成了螻蟻的美餐嗎？你們為什麽對地下的螻蟻如此偏心，而不讓地上的鳥獸分享我的屍肉呢？（《莊子·列禦寇》）莊子這番驚世駭俗的妙語，說明他是主張死後不葬的。齊相管仲針對齊國厚葬成風的惡習，力主以嚴刑峻法禁絕：凡喪葬逾製奢侈者，掘其墳墓，剖棺戮屍，對死者的家屬也要從嚴治罪。（《韓非子·內儲說》）這些頗有見地的薄葬主張，起到了針砭時弊的作用。

秦漢時期，厚葬之風愈演愈烈。秦始皇十三歲即秦王之位，就著手為自己準備後事了。在秦始皇陵內埋藏的奇珍異寶簡直是不計其數，秦末項羽入關後掘始皇之陵，“以三十萬人三十日運物不能窮”（《水經·渭水注》），厚葬的程度可想而知。《後漢書·趙谘傳》對秦始皇的厚葬有這樣的評述：

爰及暴秦，違道廢德，滅三代之製，興淫邪之法，國貲糜於三泉，人力單（殫）於驪墓，玩好窮於糞土，伎巧費於窀穸。自生民以來，厚終之敝，未有若此者。

始皇陵的厚葬已被考古發掘所證實。雖經曆代盜掘，陵園內仍不斷有珍貴文物出土，如稀世罕見的錯金樂府編鍾、巧奪天工的銅車馬等。其中兵馬俑坑，內有各類武士俑約七千個，陶馬一百多匹，駟馬戰車一百餘輛，以軍陣的形式排列組合，氣勢磅礴。這些陶俑陶馬的大小與真人真馬相似，千姿百態，造型極為生動，堪稱我國古代雕塑藝術的寶庫，被國際友人譽為“世界第八大奇跡”。不可思議的是，像兵馬俑坑這樣規模宏偉的從葬設施，竟然在史書中沒有留下任何記載，也許在當時視其為微不足道的緣故吧。

漢代皇帝厚葬的程度也令人吃驚。《晉書·索琳傳》說：“漢天子即位一年而為陵，天下貢獻三分之，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充山陵。”皇帝在登基的第二年即開始營建陵墓，此後每年將全國貢賦的三分之一用於帝陵。耗費之巨，可想而知。

在西漢的十幾位皇帝中，武帝名列厚葬之首。他在位長達五十四年之久，又處於經濟繁榮的鼎盛時期，由於幾十年的日積月累，到他駕崩時“茂陵不複容物”，寬大的墓室中早就塞滿了各種寶物，已經到了無以複加的飽和程度。漢末赤眉軍掘開茂陵，動用大軍掏取其中的寶物，即便如此，盜走的東西尚不及原藏的一半。（《晉書·索琳傳》）武帝葬埋之豐厚，於此可見一斑。

不僅皇帝，皇室其他貴族也同樣實行厚葬。以武帝的庶兄中山靖王劉勝為例，他和妻子竇綰的墳墓鑿建在頑石嶙峋的山崖之中，規模宏大，堅固嚴密，恰似兩座山間宮殿。整個墓葬由墓道、甬道、南耳室、北耳室、中室和後室六大部分構成，墓室的內部結構和擺設模仿劉勝夫婦生前的生活場景：南耳室是車馬房，內有安車、獵車、馬匹、獵犬等；北耳室代表倉庫，擺滿了盛裝魚肉酒食的各種容器，還有大量的廚炊器具和飲食用具；中室模擬宴享賓客的寬大廳堂，宴飲和日常生活用的金、銀、銅、漆器皿充斥其間，還有侍從奴仆俑和出行的儀仗；後室象征臥室，放置棺槨及貴重物品，有裝飾華麗的銅器、漆器，雕琢精美的玉器，各式各樣的兵器，以及金餅和錢幣等，小側室是主人的洗澡間，內有用於沐浴、熏香的銅器和一塊搓澡石，還有侍奉的奴仆俑。棺槨葬具也十分豪華，如竇綰的鑲玉漆棺，內外用二百多塊玉版和玉璧鑲嵌，珠光寶氣，前所未見。包裹屍體的殮服是“金縷玉衣”，用玉片和金絲編綴而成，工藝極為精巧。兩墓共出隨葬品四千二百多件，其中的長信宮燈、錯金博山爐、錯金銀鳥篆文壺、鎏金銀蟠龍紋壺和鎏金銀鑲嵌乳丁紋壺等，設計奇巧，紋飾華美，是漢代銅器中難得的藝術瑰寶。

在皇室厚葬風俗的影響下，達官顯貴和富豪之家亦競相仿效。據東漢王符《潛夫論·浮侈篇》記載，當時的京師貴戚和郡縣豪門，“死乃崇喪”，他們選擇肥沃的良田營造墳塋，廣起高塚巨丘，“多埋珍寶、偶人、車馬”；有的“或至金縷玉匣”，以金縷玉衣裹屍送終。棺槨要用生於江南深山密林中的名貴木材，雇用眾多的民工將巨大的原木從數千裏之遙的南國山林經水路運到京師，“工匠雕治，積累日月，計一棺之成，功將千萬”。有的棺材竟重達萬斤以上，出殯時“非大眾不能舉，非大車不能挽”。僅棺槨一項就不知耗費了多少錢財！一些權勢顯赫的世家大族每逢喪葬，當地官府都要派員攜帶財物前往致哀，舉行隆重的吊唁祭奠儀式，“車馬帷帳，貸假待客之具，競為華觀”，極盡鋪張奢侈之能事。因厚葬而傾家蕩產者在漢代亦不乏其人，如《後漢書·崔繲傳》記載：濟北相崔瑗死後，子崔寔“剽賣田宅，起塚塋，立碑頌”，厚葬其父。喪事畢而資產竭盡，窮困潦倒，隻好“以酤釀飯鬻為業”，由富貴之人淪為街頭酒肆的小攤販。像崔寔這種情況在當時並非個別現象。

值得一書的是，在厚葬之風上下彌漫的漢代，也出現了一些力主薄葬的有識之士。以節儉著稱的漢文帝劉恒，針對當時“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的社會風氣，主張節喪薄葬。據《漢書·文帝紀》記載，文帝修治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不起丘壟，務從簡約；陵內不以金、銀、銅、錫為飾，專用瓦器隨葬，以明節儉之誌。他在臨終又留下遺詔，明令改革天下吏民為皇帝“重服久臨”的傳統舊製，縮減吏民服喪的日期和舉哀的儀式，以根除因皇帝駕崩而影響民間正常社會生活的舊弊。雖然後來事實證明，霸陵內並非獨有瓦器，而是隨葬了很多珍寶，與文帝自己標榜的薄葬有一定的出入；但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中，他作為“天下首富”的封建皇帝，能夠針砭時弊，力主薄葬，並在某種程度上親自付諸實施，確乎難能可貴。漢文帝的節喪遺詔，曆來被視為我國古代喪葬製度上的一次重大改革，備受古人稱頌。生活在漢武帝時代的黃老之徒楊王孫，也是一位倡導薄葬的代表人物。他認為：“厚葬誠亡（無）益於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糜財單（殫）幣，腐之地下。或乃今日入而明日發，此真與暴骸於中野何異！”主張葬埋不用棺槨，屍體不著衣衾，入土裸葬。他在臨終之際遺囑其子：我希望死後裸葬，不必置備棺槨葬具，將屍體盛入布袋，入地七尺以後從腳上脫去，使屍體裸埋土中即可（《漢書·楊王孫傳》）。此舉可謂驚世駭俗，無怪乎後人對其讚歎不已。東漢前期的唯物主義思想家王充，對時人“重死不顧生，竭財以事神，空家以送終”的陋俗痛加鞭撻，極力提倡“以薄葬省用為務”。（《論衡》）東漢後期的進步思想家王符，認為厚葬“無益於奉終，無增於孝行，但作煩攪擾，傷害吏民”，在《潛夫論》一書中對貴族豪強崇尚厚葬的浮侈之風進行了淋漓盡致的揭露和批判。

秦漢以後，隨著皇權的膨脹和封建等級關係的日益鞏固，皇帝喪葬被視為國之大事而載入封建法典，帝王厚葬也被看成是天經地義的事情。除戰亂、早殤、失國等特殊情況外，曆代封建帝王無不實行厚葬。現存的關中唐陵、鞏縣宋陵、明十三陵和清東陵西陵，就是曆代帝王奢侈厚葬的物證。

在唐代的皇帝中，太宗李世民素以節儉著稱，但他是如何安排後事的呢？據《唐會要》記載，昭陵的營建工程十分艱巨，前後曆時達十三年之久。玄宮鑿建在頑石嶙峋的九癠山腰，因山勢陡峭，來往不便，“緣山傍岩，架梁為棧道，懸絕百仞”。繞山沿棧道環行數百米，才能到達墓門。從墓道至墓室，深七十五丈（約合二百五十米），前後置五道石門。為了永固山陵，工程完成後又將棧道拆除，使玄宮成了與外界隔絕的空中堡壘。

昭陵玄宮不僅險要堅固，其內部構造也仿照人間宮殿建築，十分華麗。五代時期的軍閥溫韜，率兵“悉發唐代諸陵，取其所藏金寶，而昭陵最固。韜從埏道下，見宮室製度宏麗不異人間”（《新五代史·溫韜傳》）。玄宮內還隨葬了不少稀世珍寶，相傳東晉大書法家王羲之手書的《蘭亭序》真跡為唐太宗所得，視為至寶，他死後將這件書法藝術珍品藏之玄宮玉匣內。

北宋帝陵的規模雖不如唐陵宏偉，但築陵工程也非常浩大。僅以所用石料為例：真宗永定陵采石二萬七千四百五十三段，動用士卒和工匠三萬一千六百人；哲宗永泰陵采石二萬七千六百餘段，動用士卒和工匠九千七百四十四人，外加民夫五百餘人。其他諸陵所用石料和役使的人力與之相仿。這些巨大的石材開采於距陵區數十公裏之遙的深山峻嶺，長途運輸之艱難，可想而知。據《永泰陵采石記》碑文載，在修建永泰陵的過程中，數萬名服役者奔波於山林深穀之間，“病者千七百餘人，而不可治而死者，蓋亦百厘之二”，很多人死於采石場上或運石途中，屍棄荒野，慘不忍睹。“每至久積陰晦，常聞山中有若聲役之歌者，意其不幸橫夭者，沉魂未得解脫逍遙而然乎！”古人假托慘死的冤魂，表達他們對封建帝王濫用民力、奢侈厚葬的怨恨情緒。

北京明十三陵，規模宏偉，排列有序。其中明神宗朱翊鈞的定陵，已於一九五六至一九五八年經考古工作者科學發掘，為了解明代帝陵厚葬的情形提供了具體資料。

史書記載，定陵的營建工程曆時六年，耗白銀八百多萬兩，相當於萬曆初年全國兩年的田賦收入。修陵所用的漢白玉石、花斑石、南杉大木等建築材料，分別從河北、河南、四川、雲南等地遠道轉運而來。在築陵的過程中，每天施工的人數最多達三萬人以上。據說一塊長三丈、寬一丈，厚五尺的大石料，從原產地運到陵區就動用了兩萬民工，曆時二十八天。

據發掘，定陵的地宮均用巨石砌築，由五間高大寬敞的殿堂組成，總麵積為一千一百九十五平方米。出土各類隨葬物品達兩千多件，有金銀器、玉器、瓷器及金絲織錦等，琳琅滿目。其中尤為珍貴的是放在棺槨裏的一頂皇冠和四頂鳳冠，明神宗的皇冠用金絲編成，上織兩條翻舞戲珠的金龍，金碧輝煌；皇後的鳳冠上每頂都鑲有五千多顆珍珠和一百餘塊寶石，華貴無比。

在明十三陵中，定陵並不是規模最大的一座，其工程之浩大、建築之華麗、隨葬之豐富尚且如此，其他帝陵的厚葬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在清朝統治的二百多年間，發生了一係列的重大事件，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的急劇尖銳，使這個末代皇朝的寶座處於風雨飄搖之中。盡管政治動亂迭起，皇權日落西山，但清皇室在鋪張後事這一點上，毫不遜色於前代帝王，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

清室帝後陵寢有東陵、西陵之分，陵區占地麵積分別為二千五百平方公裏和八百平方公裏，規模空前。每座陵園內都有大量的建築群，亭、台、樓、閣錯落有致，四周環繞紅色圍牆。從遠處眺望，整個陵園好像一座宏偉壯觀的城池。埋葬帝後的地下宮殿深邃堅固，裝飾華麗，金銀珠寶充斥其間，宛如人間天堂。

慈禧太後是清末政治舞台上的鐵腕人物，也是中國曆史上女後專權的典型代表。她把持朝政長達四十八年之久，生前享盡榮華富貴，死後的喪葬更是奢侈至極。慈禧定東陵的營建工程前後持續了數十年，勞民傷財不計其數，僅隆恩殿內裝飾一項就用去黃金四千九百五十二兩。據《清孝欽後殮入及山陵供奉珠寶玉器等物一覽》記載，從地宮修成到她入葬封閉的近三十年間，曾五次大規模地往裏邊放置各種珍奇異寶，多是慈禧相中的喜愛之物。光緒三十四年（1908）慈禧病死，殮葬時太監李蓮英曾將隨葬珍寶一一登記在冊。據記錄，慈禧入棺前先在棺底鋪一層金絲鑲珠寶的錦褥，鑲有大小珍珠一萬二千六百零四顆，紅光寶石八十五顆；白玉二百零三塊；錦褥上又蓋一條絲褥，上鋪圓珠二千四百顆；圓珠上麵又鋪串珠薄褥一層，用珠一千三百顆。入棺後，慈禧身穿金絲繡禮服，外罩繡花串珠褂，這兩件殮服綴有各種珍珠五千九百二十顆，寶石一千一百三十五塊；周身纏繞九練串珠；頭戴鳳冠，上麵鑲嵌著外國進貢的一顆重達四兩的寶珠，大如雞卵，值白銀一千萬兩；頭枕翡翠西瓜，足登兩朵碧玉大蓮花；口含夜明珠，奇光異彩，夜間百步之內可照見頭發。又將四升珠寶撒在棺內，以填補空隙，計有大小珍珠三千七百餘顆，紅寶石二千二百塊，最後在棺上覆蓋一件網珠被，上有綴珠六千顆。除此之外，地宮內隨葬的金銀珠寶更是不可勝數。

慈禧的喪葬在清室帝後中堪稱首屈一指，是清代皇室貴族奢侈厚葬的縮影。正因為東陵和西陵埋藏有巨額財富，招致了中外強盜在動亂的歲月裏大肆盜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