桎梏中的生存明帝國

功敗垂成

李自成領導的明末農民大起義，在浴血奮戰十多年之後，於1644年攻克北京，推翻了明王朝。眼看勝利在望，可是由於人謀不臧，終於功敗垂成。

大順政權雖然攻下了北京，但並沒有在北京建都的長遠打算，政治領導人在軍事上和思想作風上，都存在著嚴重的流寇主義。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軍，在長期轉戰南北的過程中，始終沒有建立根據地的要求和實踐。雖說當時的客觀形勢對農民軍建立根據地不是很有利，但也並非絕對不可能。問題主要出在農民軍本身。包括李自成在內的領導層，對建立鞏固的革命根據地缺乏認識，不知道革命根據地是保存和發展自己、消滅和驅逐敵人的戰略基地。而農民軍中大量的破產遊民，則是“流寇主義”得以始終存在的深厚基礎。再者，當時也沒有像朱升那樣的地主士大夫向李自成提出建立根據地的建議。隻是到了崇禎十三年（1640）李岩歸附李自成之後，才向他提出這個問題，建議“據中原取天下，宜拊循以收人心”。

武英殿（李自成居京地點）盡管自崇禎十六年之後，李自成已經建立並一再充實中央和地方政權，但從實際情況來看，從襄陽到西安，再到北京，仍然是“流寇主義”的繼續。從當時的實際來看，根本不能說大順政權對根據地的建設給以了足夠的重視，更不能說根據地已經鞏固了。因為李自成雖然進了北京，可仍時時想著他的故鄉，所謂“陝吾故鄉也，富貴必歸故鄉，即十燕未足易一西安也”。而其部屬也“誌得意滿，飲酒高會，有富貴歸故鄉之心”。正因為這樣，大順軍攻下北京之後，並沒有積極地從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麵采取措施加以鞏固，而是忙於搜抄明朝庫藏的金銀和拷官追銀，把搜抄和拷掠所得的金銀熔鑄成餅，用騾馬運回西安。正是由於起義軍實行走州過府的流動遊擊，地盤隨占隨丟，沒有穩固的根據地作為依托，無退身休整之地，致使甲申山海關之敗，李自成撤出北京以後，敗勢驟來，一發不可收拾。

在起義軍進入北京之前，由於實行“均田免糧”製度，通過稅收所得數量甚微，而不停頓的戰爭無疑需要龐大的軍費；另外，起義軍的賑貧政策，也需要一定數量的支出。可以想像，單憑稅收，起義軍在財政上是滿足不了需要的。那麽，這一出大於入的矛盾是怎樣解決的呢？分析史書記載可知，一是靠軍隊屯田，如曾在南陽、襄陽地區搞過屯田；二是靠接收明官府的庫存；三是靠以“助餉”的名義向各級士紳征收。上述三條中，向各級士紳征收一條是最重要的。這種活動，當時也稱為“追贓”，因為起義軍認為“卿相所有，非盜上，則剝下，皆贓也”，“衣冠所畜皆贓耳”。追贓所得的錢財數量很大。

早在崇禎十六年（1643年）進入關中時，李自成起義軍就已經要求“巨室助餉”，如渭南鄉紳南氏曾被責“餉百六十萬”。山海關及至進入北京，這項活動繼續進行，但搞得過分激烈。它始於崇禎十七年（1644）三月。“在京各官，不論用與不用”，“俱責輸納”，所派之數，大體是：“內閣十萬金，京卿、錦衣七萬，或五三萬，給事、禦史、吏部、翰林五萬至一萬有差，部曹數千”，“勳戚之家無定數，人財兩盡而後已”。這些官吏剝削群眾、貪汙國庫從不猶豫，但從自己腰包裏掏錢從不痛快，這時被派助餉，自不會順利繳出，於是起義軍就用關押、嚴刑對付他們，“如雲不辦，即嚴拷勒”。當時起義軍總負責此事的是劉宗敏和李過，劉宗敏為了便於行刑，共造“夾棍五千副”。行刑地點，或在劉宗敏的住處，或在其他監押處所，或在路邊。被刑的人數，約占總數的十分之三。起初追贓的對象僅是官吏，後來“各處搜求漸密，販鬻之家稍有貲產，則逮而夾之”。由於追贓助餉搞得過於激烈，引起許多人的不滿。李自成到劉宗敏家中，要他酌情釋放被關押追贓的人員。此後，大部分被關押者得到釋放，不過繼續關押的還有“百十人中”之“一二”。據統計，起義軍在京追贓所得銀子共“七千萬”兩，其中得之勳戚者十之三，“內侍十之三，百官十之二，商賈十之二”。

李自成起義軍在北京所搞的追贓助餉，是對原來的剝削者進行的剝奪，從這個意義上講有其可以理解的一麵，但在他剛剛來到京城，尚未站穩腳跟之時，如此激烈地進行這一活動，不言而喻，是極不策略的。它使當時在大勢所趨的情況下正在歸向起義軍的原明朝官吏，又基本上被推回到起義軍的對立麵，使起義軍陷於孤立。另外，當時的“追贓”所得，也未見拿出一部分用於賑濟京城的貧民，這也不利於爭取人民的擁護。李自成起義軍在北京沒能久占，這當是一個重要原因。李自成起義軍在北京進行追贓活動時搞得過分激烈，吳三桂表麵上看，乃是由於執行政策時分寸掌握得不當，而從更深一層來分析，則是源於農民小私有者的狹隘和自私性。

起義初期，麵對共同的鬥爭目標和艱巨的鬥爭任務，還能做到內部團結，指揮統一，軍紀嚴格，作風民主。但當取得一定的勝利，特別是取得重大勝利、建立政權以後，這些好的思想和作風就難以維持了。起義軍後期的迅速勝利，使文武要員牛金星、劉宗敏等人沉淪於過分的陶醉之中，簡直是被勝利衝昏了頭腦。進京以後，李自成住進宮殿，牛金星忙著籌備登基大典，招攬門生，劉宗敏忙於拘官索餉，搜刮贓款，嚴刑殺人。全然不顧關外滿洲大軍虎視眈眈，幾十萬大軍全在北京城享樂，“‘賊’將各居巨室，籍沒子女為樂”，有的則“酣飲宮中而不出”，士兵紀律鬆散，軍士“充塞巷陌，以搜馬搜銅為名，尚門淫掠”，作為軍事最高首領的劉宗敏對此放之任之，使人民群眾“始憤痛思舊矣”。吳三桂反，眾將領都不肯出征，李自成隻好親自出征。出征的士卒“身各懷重資”，“腰纏多者千餘金，少者亦三四百金。人人有富足還鄉之心，無勇往赴戰之氣，臨陣必至怯亡，平日漸將潰散。”以這群“耽樂已久”的將領和“漸將潰散”的士兵，迎戰強勁精銳之敵師，遭受慘敗就不足為奇了。農民階級出於階級的局限性，不知道建立一個什麽樣的新社會製度，他們反對地主，可是擁護好皇帝，他們表現出嚴重的“皇權主義”思想。當有勝利可能的時候，他們也隻能建立新的封建統治以代替舊的封建統治。

4月29日退出北京之前，李自成還倉促舉行即位典禮，立妻高氏為皇後，冠冕列仗受朝賀，而身為文官之首的牛金星也“大轎門棍，灑金扇上貼內閣字，玉帶藍袍圓頂，往來拜客，遍請同鄉”，儼然太平宰相風度。更為甚者，牛金星嫉賢妒能，竟離間李自成與最有建樹的領導骨幹李岩之間的關係，造謠中傷，誣陷李岩“欲反”。慫恿李自成“不如除之，無貽後患”。於是，“自成令金星與岩飲，殺之”。李岩為“大順”政權的建立樹有卓著之功。當人人都陶醉於勝利的讚歌聲中之時，唯有他頭腦比較清醒。他目睹各種不良傾向的冒頭，曾向李自成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他認為追贓的事應由刑官負責，而且要區別三種不同情況處理：貪官發刑官嚴追，沒收全部財產；抗命不降的，刑官追贓完畢，還要辦他的罪；清廉的免刑，讓他自輸助餉。他建議把各營兵馬撤到城外守寨，聽候調遣出征，一切軍兵均不許借住民房，恐失民望。但是，作為領袖的李自成，由於階級的局限，缺乏長遠的政治目光，對當時複雜的政治形勢缺乏清醒的認識，不能根據形勢的發展，調整大順政權的政策措施。他沒有采納李岩的建議，對大順將官的日漸腐化和軍紀鬆弛的現象，沒有采取斷然的措施加以製止和整頓，也不能抓緊戰機，乘勝追擊殘敵。而今李岩的被殺，固然由於牛金星進讒。然而，如果李自成對李岩深信不疑，任何人進讒都是無濟於事的。退一步說，即使李岩真的反叛了李自成，充其量不過是獨樹一幟而已。從戰略上來講，他仍可牽製吳三桂而策應李自成，總比殺掉他從而使自己孤立起來，使軍心瓦解的好。由此可見，李自成缺乏領導者應有的容人之量和知人之明，缺乏統帥應有的才幹和戰略眼光。業未成，先損大將，令人扼腕。

起義之初，李自成把目標主要對準明王朝，當然是對的。滅明以後，又重點考慮解決手握重兵、舉足輕重的吳三桂問題，曾提出過強攻和招降兩套方案，這也是十分必要的。但對於東北已經略多年、正值欣欣向榮、且早已窺視中原的清政權，卻采取了麻痹輕敵的態度。從萬曆年以來，遼東軍事衝突連年不斷，特別是崇禎年間清兵幾次進入畿輔地區，造成朝野震驚。李自成起義爆發後，清廷一直密切注視形勢的發展，欲乘內地鬥爭激烈之機坐收漁翁之利。李自成對此應該說是知道的。

在李自成打進北京之前，清廷曾派使者給起義軍捎信，稱：“滋者致書，欲以諸公協謀同力，並取中原。倘混一區宇，富貴共之矣”。多爾袞可見，清廷不敢藐視起義軍的力量，想聯合起來共滅明朝，然後分享勝利果實。當李自成入京滅明以後，清廷為之眼紅，急不可待地大舉興師，多爾袞和多鐸等率滿洲、蒙古八旗兵員的三分之二和全部漢軍大舉“伐明”（實則打起義軍），“前後興師未有如今日之大舉”，定下“成敗之判，在此一舉”的決心，要與李自成一決雌雄。麵對這種嚴峻局勢，被勝利衝昏頭腦的李自成等人似乎全不在意，麻痹輕敵，初則隻派明降將唐通率八千兵鎮守山海關。此時的吳三桂由於財產、愛妾陳圓圓、父親吳襄都在北京家中，因而不敢貿然行動，便屯兵關下，密切注視形勢的變化。他接受了李自成的招降，並奉李自成之命，率所部進京朝見新主。但走到半路，他碰到一個從北京家中逃出來的家人，向他報告說：“家中老太爺（吳襄）被大順權將軍劉宗敏抓去拷打追銀，陳娘娘（陳圓圓）也被劉宗敏抓走了。”陳圓圓原是吳三桂最寵愛不過的，她本是蘇州名妓，吳三桂見她色藝無雙，把她從一個外戚家裏要了過來。現在他一聽說陳圓圓也被劉宗敏抓走，頓時怒火衝天，咬牙切齒地罵道：“不滅李賊，不殺權將軍，此仇不可忘，此恨亦不可釋！”於是，立即率兵奔回山海關，打敗唐通，占領關城。這就是史家常說的“衝冠一怒為紅顏”之事。吳三桂為號召地主階級和標榜自己是明朝忠臣，就打出為崇禎帝報仇的旗號，令三軍戴孝發哀，傳檄遠近。同時，他自知兵力單薄，不是大順軍的對手，就在“報君父之仇”的幌子下，和滿洲貴族勾結，請求清朝出兵。

吳三桂反叛降清，從根本上說，固然是由他的地主階級立場決定的，但劉宗敏處置不當卻是激成他叛變的直接原因。吳三桂投降大順政權，本是為了保護家小和財產，並企圖利用手中掌握的軍隊，在大順朝定鼎之際躋身於新貴之列。然而，大順政權卻直接侵犯了他的切身利益，促使他另尋保護，倒向滿洲貴族一邊。大順政權在對待吳三桂的問題上，一麵對其招降，答應封他父子為侯，一麵卻拷其父親，掠其愛妾，這表明大順領導人之間在執行政策上有脫節現象。

吳三桂降清後，李自成率部親征，不過幾萬人，認為山海關“此彈丸者，不足當軍師一腳，用靴尖踢倒耳”，放著幾十萬大軍不用，留在京城縱樂。可見李自成東征，是為了打敗吳三桂，而沒有與清軍作戰的準備。這時清兵卻是傾國而出，背水一戰，要與李自成決一死戰，史載兵“十四萬騎”，加上吳三桂降兵五萬人，達二十萬眾，又比較英勇善戰，李自成在山海關與這樣的強兵遭遇，怎能抵擋得住？隻能是倉促而來，倉促而敗，從北京被迫退出，向本來就準備作為基業重心的陝西轉移。

李自成軍從進京到撤出北京，前後隻有四十二天。軍事上的失利，使整個形勢急轉直下。在優勢敵人的追剿下，李自成帶領部隊且戰且退，終因寡不敵眾，於1645年在九宮山地區壯烈犧牲，年僅39歲，轟轟烈烈的農民起義失敗了。

李自成從起義以來，不屈不撓，頑強奮鬥，雖然後來不能根據形勢的發展變化，對大順政權的政策措施作出調整，也不能有效地防止大順領導層的驕傲和腐化，致使功敗於垂成，使勝利果實落入清朝統治者之手，但他領導人民推翻明朝的反動統治，為生產力的發展開辟道路，其功績是偉大的。他不愧是中國曆史上一位傑出的農民領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