桎梏中的生存明帝國

才藝高超成就大業

張居正改革是在明代中葉以來社會危機日益嚴重的情況下實行的政治變革。在張居正秉政期間，對明王朝的政治、經濟、軍事等進行了多方麵的改革，整頓了吏治，鞏固了邊防，國家財政收入也有明顯的好轉。據記載，萬曆初年太倉的積粟可支用十年，國庫的儲蓄多達四百餘萬，國泰民安，國力臻於極盛。從這些方麵來看，張居正改革確實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因此，他被明代著名思想家、文學家李贄譽為“宰相之傑”。

改革是統治集團運用國家機器解決社會政治、經濟等問題的一種手段，不同的曆史環境中的改革呈現不同的類型。中國曆史上發生過新舊社會交替時期的戰國變法（如商鞅變法等），社會經濟恢複時期的文景之治、貞觀之治，以及社會經濟危機時期的王安石變法和張居正改革，等等。就類型相同的王安石變法和張居正改革而言，其結局和效果完全不同，王安石變法很快夭折，而張居正改革卻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麵：

首先，張居正自身具有銳意改革、勇於任事的精神。如前所述，張居正自幼聰穎絕倫，是嘉靖時期的二甲進士。可以說，他才學過人，有膽有識。他以天下為己任，視“愛憎毀譽等於浮名”，牢牢握住大權強行推廣改革，雖遇丁憂、病重，亦毫不放鬆。這種不怕攻擊誹謗、任勞任怨、銳意改革、勇於任事的精神是創業者、改革者必須具備的品質，如果沒有強烈的責任感、過人的膽識和廣闊的胸懷，是承受不起創業、改革給自身帶來的巨大壓力的。這種堅定不移與雷厲風行、帶頭實幹的作風，是改革得以成功的一個重要主觀因素。

其次，他善於把握有利時機，積極爭取各種力量為我所用。爭取皇權的支持，並取得了對皇權實際上有限度的控製，這對改革的順利推行至關重要。中國曆史發展到明代，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皇權專製得到空前的鞏固和提高，如廢丞相，設內閣；廢大都督府，設五軍都督府；設特務機構——錦衣衛、東廠、西廠等。正因如此，任何大臣之能否入閣，入閣後能有多大權力，能否推行其主張，能否持久任職，其關鍵要看能否取得和保持皇帝（皇室）對自己的寵信和支持。張居正是在一個很特殊的情況下上台執政的。明穆宗英年早逝後，年僅十歲的太子繼位，即明神宗。年幼的皇帝一時未能親裁政事，皇權的運行存在很大的空隙。張居正與宦官馮保聯合趕走高拱之後，以顧命大臣、師保和首輔的身份，從多方麵爭取皇權的支持。他運用經筵、日講等方式向年幼的明神宗灌輸自己的為政思想，密切君臣之間的關係，使皇帝對自己敬若神明，言聽計從；他嚴格要求皇帝上朝，以免形成因君臣阻隔、君主被宦官包圍而受控於宦官的局麵；他教神宗學習太祖、成祖對章奏的批閱，防止宦官獨攬批閱權；他利用李太後望子成龍的願望，滿足其徽號上的野心，獲得了太後的信任，太後委其以大柄和對皇帝朝夕納誨之責。正是在強有力的皇權支持下，張居正才力排各種阻力，展布自己的政治抱負，較順利地推行改革。

對於長期以來與內閣傾軋爭權的宦官勢力，張居正不是與之對立以爭高低，而是盡量緩和矛盾，力求將阻力轉化為助力，取得對方的支持與合作，這在與馮保的關係上表現得最為明顯。馮保是李太後母子的“肺腑內臣”，是被昵稱為“大伴”的司禮太監。高拱擔任首輔後，要求集權力於內閣，曾親自出麵並示意科道等官點名彈劾馮保；朝臣們對“任命太監馮保入司禮監”，又為在穆宗遺詔中加有命顧命三大臣“同司禮監協心輔政”等爭論不休，以致一時廷議沸騰，馮保處境困窘。就在關鍵時刻，張居正對馮保采取了認可態度，並將高拱欲彈劾並驅除馮保的秘密告知馮保（高拱要張居正和他合作，除掉馮保）。馮保馮保得知後，先發製人，到兩宮傾訴高拱的罪狀。於是，張居正與馮保聯合，驅除了高拱。從此，張居正獲得了首輔的寶座，馮保穩固了自己的地位。在此後的日常政務和事務中，張居正又對馮保采取有限度的忍讓和加倍的禮遇，以搞好關係，二人關係竟“膠漆如一人”。於是，馮保便成了張居正與宮闈內的皇帝、太後交通信息的有效渠道，總是為他的改革排除各種障礙。借助於馮保有效的鉗製，內宦以及內戚們也不再擅權作惡。綜觀張居正執政的十年間，馮保“為之左右”，替他在宮中打點，達到了“宮府一體”的地步。這在宦官往往壓製內閣，幹擾朝政的明代，是極為難得的。以致有人謂：“江陵之得國也，以大璫馮保力”。就是這樣，張居正得以順利地實現自己的抱負。

張居正還善於發現和培養改革的骨幹分子，用人得力。在推行“考成法”淘汰官僚隊伍中的冗遝分子的同時，他既爭取過去擁護高拱的官員的支持，又大倡“惟才是用”，不拘一格起用人才。他不僅知人善任，而且放手使用，為他們開展工作創造條件。如起用行伍出身的李成梁負責東北邊防、被罷官的潘季馴主治黃河；任用名將戚繼光鎮守薊州一帶，在邊境沿線整飭軍備，修築邊防要塞，開墾屯田，儲積錢穀，以期兵精糧足，戰守有備。這些人都取得了顯著的政績，成為張居正改革的得力助手。

再次，張居正在改革中表現出高超的策略水平。張居正除了采用多種方式和手段，從各方麵爭取到皇權的支持，妥善地處理與宮廷實權人物李太後、宦官馮保等人的關係外，還假托恢複“洪武祖製”之名，行改革之實。明太祖朱元璋在位期間，已經把各種政製和律令基本確定下來，曾一再下令，後世子孫不得擅改洪武製度，此即後世官僚視作天條的“洪武祖製”。張居正正是巧妙地利用了人們的這種心理，為自己的改革活動塗脂抹粉。雖然他集權於內閣，實行一條鞭法等等，都是對“祖製”的明顯改易，但他於執政之初，就打出了“法祖”的旗號，一再聲稱自己改革的目標是要恢複明初的“洪武祖製”，從而極大地減輕了改革的阻力，創造了有利於改革的氛圍。

最後，改革注意循序漸進，有條不紊。明朝進入中期以後，由盛轉衰，危機四伏，各種矛盾突出暴露出來。吏治腐敗、豪強兼並、軍官貪汙，這是當時影響最大、危害最深的積弊。張居正正是抓住這些進行改革以“救時”。但改革從何入手，是全麵鋪開，還是循序漸進，這是一個大問題。盡管他看到財政危機十分嚴重，但“致理之道，莫急於安民生，安民之要，惟在於核吏治”，隻有整頓好吏治，才能有行法之人，所以張居正的改革從整頓吏治入手。而“稽察吏治，貴清其本源”，這“本源”在地方是督撫巡按，在全國則是中央政府。整頓好這些領導機構是關鍵，於是他以此為改革的突破口。在具體做法上，先采用平穩易行的考成法，加強對官吏的督促與考核，然後下令裁減從中央到地方各級行政部門的冗官，以提高官吏的素質和行政效率；同時恢複久已不行的皇帝麵獎廉能製度，使忠於職守的官員受到鼓舞，更要報殊恩，成為表率。通過吏治改革，張居正獲得了一個素質和效率較高的行政班子，為此後推行的各項改革奠定了基礎。

在推行賦役製度改革方麵，一條鞭法雖然是在前人的基礎上的“因勢而行”之舉，但他仍然先在湖廣地區試行，取得可行性的證明後，才在全國推廣。

總之，張居正以超人的膽識，盡量利用了曆史舞台所能給他提供的條件，去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活動，並取得了比商鞅、王安石變法所取得的更大的成果，其中有若幹曆史經驗，值得後人汲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