桎梏中的生存明帝國

強取豪奪貪汙納賄

劉瑾執掌權柄之後，和很多貪官一樣也開始強取豪奪，大肆斂財，充分表現出一個封建社會的無賴之徒在得誌後的貪婪本性。劉瑾貪財不遺餘力，膽子比一般的貪官大了很多，因為他的上邊僅有一個皇帝。他斂財的手法也沒有什麽創新，就是受賄、索賄、貪汙等。

一是公開受賄。劉瑾受起賄來是來者不拒，有人為了得到高官向他行賄，例如劉宇，剛升任巡撫時，便用萬金向劉瑾行賄，使劉瑾喜不自勝。後來劉宇又先後給了劉瑾幾萬兩銀子，結果一直升遷到兵部尚書的位子上。各地官員進京朝拜述職時總要向劉瑾行賄，叫做“拜見禮”。“拜見禮”少的近千兩，多的五千兩。有一年考察地方官時，竟有賄賂兩萬兩銀子的。靠“拜見禮”升了官要重金“謝”劉瑾，叫做“謝禮”。送少了還不行，否則要馬上撤職，但如果官員趕緊追加銀子，官職又能馬上恢複。此種做法後來成為慣例，凡官吏遷升赴任、回京述職，都必須賄賂劉瑾，如果賄賂稍微遲緩，便禍起不測。當時有巡撫延綏都禦史曹西野回京述職，因為不知道行賄之事，赴京十數日竟無人接待。知情的人告訴他先謁拜“內相”，曹西野以為未見皇上，豈有先見權閹之理？劉瑾聞之十分惱怒，就是不安排曹西野晉見皇帝。後來曹西野不得已入見劉瑾，但堅決不下拜。劉瑾佯問入京幾日，意在怪其來遲，又問可知道回京原因，用什麽來報答，直言索賄。曹西野回答說：“聖恩浩蕩，台臣為世風之憲，振綱肅紀、激揚淑政以為報。”劉瑾非常憤怒，立刻將曹西野驅出，隨後指使讒佞者誣告延綏布糧腐爛以陷害曹西野，限其賠償布五百匹、粟千石，並將其家屬關押以為人質。曹西野傾家蕩產，憂鬱結心，竟端坐而死。翰林院學士吳儼，家資巨萬，拒不賄賂劉瑾，因此劉瑾恨之入骨，乘吏部、都察院考察內外官吏時，暗中批示：“翰林院學士吳儼，帷幕不修，令致仕。”所謂“帷幕不修”，是指生活作風不檢點，此乃憑空捏造，目的是將一直臣排出朝廷。還有給事中安奎等，因為盤查錢糧還京，交賄不足，被劉瑾誣以“參拜官員不當”罪，被罰戴一百五十斤重枷站立。此時恰逢傾盆大雨晝夜不息，而他們不敢少移半步，群臣為之寒心垂首，莫敢近看，也不敢為之說情。為了得到更多的賄賂，劉瑾還派親信到地方供職，為其斂財。民脂民膏通過他們之手源源不斷地流向劉瑾私囊。

二是公然索賄。在這一點上，劉瑾的無恥和貪婪得到了充分的暴露。官員若有事，非行賄不可，不然的話便立即大禍臨頭。想升官的更得行賄，否則不得擢升。當時百官賄賂劉瑾，進儀時都用紅紙。正德初年，京師紅紙價格頓漲十數倍，可見其納賄之廣。那些清廉、剛直不阿的官員，由於滿足不了劉瑾的貪欲，大都慘遭貶謫或陷害。有一個人剛升遷，劉瑾便向他要“賀印錢”，其實就是索要賄賂，言外之意是：沒有我的同意，你根本就做不上這個官。那個人不肯給，劉瑾馬上就下令讓他退休回老家。漕運總督、平江伯陳熊由於拒絕劉瑾索賄，結果被削除封爵，謫戍南海衛。而禦史塗禎更悲慘：他是當時有名的清官，奉命巡長蘆鹽課，劉瑾要他割送當年餘鹽銀兩，塗禎不從，劉瑾懷恨在心。後來，塗禎進京複命，在朝門碰到劉瑾，不肯屈膝俯首。劉瑾更加仇恨，把他逮捕下錦衣衛監獄，處以杖戍肅州。塗禎受不了酷刑，死於獄中。劉瑾不肯罷休，抓他的兒子代替充軍。賄贈的東西不能滿足其欲望的，也要遭受迫害。如南京右都禦史張泰，為官清貧，沒啥好東西，隻能以土葛送他。劉瑾不滿，把他罷官。有些拿不出金銀寶物的官員，害怕受迫害，隻好自殺了事。

劉瑾索賄無忌，搞得天怒人怨。其死黨、吏部尚書張彩本由賄進，因見天下人言洶洶，婉言勸諫劉瑾，大意是說那些給他行賄的人的錢不是盜取的官銀，便是剝削百姓所得，假借劉瑾的名義損公肥私，但給劉瑾的錢僅是十分之一，而今後百姓的怨氣卻都要集中到劉瑾身上。劉瑾聽了覺得很有道理，於是開始拒絕賄賂，像個清官一樣懲罰行賄者。這種做法不過是對上蒙騙皇上，對下欺騙百姓而已。禁令發布後，恰逢巡撫山東禦史胡節回京，照例前往劉宅獻饋，劉瑾故作聲勢，以行賄罪將其下錦衣衛捶死；少監李查、侍郎張鸞、指揮使趙良勝同差福建，回任時斂銀二萬以饋劉瑾，劉瑾將銀收於內庫，遂降李查為長隨，趙良勝為南京百戶，令張鸞致仕。由此行賄之風稍為收斂，然而因賄賂劉瑾而獲罪者有幾人呢？明禁賄賂，隻不過是劉瑾的權宜之計，其目的是為邀名欺君，保全自己罷了。

三是肆意貪汙。劉瑾利用自己的權力大肆貪汙國庫銀兩，中飽私囊。手段之狡猾，令人驚駭。其最著名者是廢年例銀和破壞鹽法。

邊鎮年例銀起自孝宗弘治年間。明朝初年，朱元璋為解決軍糧開支，大興軍屯。但邊鎮軍伍重在禦邊，屯田不足以自給，於是實行開中法，即規定內地行商把糧食運往邊地，然後以輸糧的多少，在邊鎮領回鹽引（領鹽票證），憑引在兩淮鹽場領鹽，自行銷售於官府指定區域。因輸糧換引，憑引領鹽有利可圖，內地商人趨之若鶩。不過運糧既耗時日，又曆旅途勞頓艱辛，多有不便。有錢人家，便在邊地招募閑人，開荒屯種，收糧供邊，取引售鹽，此為商屯。孝宗弘治年間，戶部尚書葉淇，本淮安人，鹽商多為其親友，向他提到鹽商赴邊納糧，價少而涉遠，多有不便，要求納銀於兩淮運司。葉淇便上奏章要求允許在兩淮開中鹽課，直接納於運司，然後由運司解銀送戶部，交太倉銀收貯，再由戶部按時分送各邊，此即所謂“年例銀”。

年例銀的實施，代價是開中法大變。商人無糧輸邊，憑銀便可交差領鹽，但邊鎮糧價卻因匱乏而價格昂貴，國庫把開中折銀運往邊鎮，根本不敷軍糧之費，國家隻得撥銀補貼。解邊餉銀超出開中改折之銀甚多，國家財政更加困難。武宗正德三年（1508）三月，戶部奏請支送各邊年例銀，劉瑾不知由來，令罷年例銀。

罷年例銀，等於拒絕支付邊軍餉銀，國家免除了一項龐大開支，而商人開中折銀之數卻仍歸國家，此舉深得武宗歡心，隻是苦了邊防軍卒。於是，劉瑾又生一計，一是修舉屯政，整頓邊防軍屯；二是命官盤查各司、府所輸邊方糧草，嚴禁以次充好，堵截瀆職行為，對糧草腐爛被焚、布匹或有遺缺者，概由司職官員賠償；三是實施罰米贖罪法。這些措施，對於肅整吏治，固然起了一定作用，但劉瑾的主觀意圖除了想緩解當時的財政困難外，更是想借機打擊異己。故此法一出，文武官員紛紛獲罪。開始罰一二百石，後漸增加到千五百石，傾家蕩產者迭出不窮，百官為免此禍，又向劉瑾納賄。權詐與計謀，使劉瑾的貪欲之心得到滿足。

劉瑾還變革鹽法。原來發放鹽引由各地鹽場運司負責，劉瑾下令收歸戶部統一發放，以免運司從中牟利。劉瑾這樣做，名為杜弊，實為斂財，這給鹽商帶來諸多不便。加上吏治大壞，製度不修，新法不但無益，反而有害；戶部執行，嚴格限製領取鹽引的日期。鹽商必須先交納銀兩，由運司解運戶部後方可領鹽引，因為往返費時，而且戶部執行的官吏，非要等賄賂到手，才放寬領取鹽引的期限，所以鹽商納銀多日，鹽引尚未到手，到手之日，期限已近，還沒有領鹽，票引已經過期作廢了。一旦使用過期鹽引，便作走私論處。由此鹽商處境艱難。如果有官吏督查不嚴，出現廢引領鹽的狀況，便要責成官員賠償。鹽課虧損，則由運司和巡按禦史賠納。劉瑾親定賠納數額：禦史二千五百兩，以下官員遞減至一千五百兩不等。此例一出，獲罪賠納者多有。劉瑾的新法重在斂財，由此可見，廢年例銀，變鹽法，表麵似乎是要改革國家弊端，挽救國家財政危機，其實，劉瑾的兩眼隻是盯著錢，隻想千方百計地網羅他人的錢財，真正獲利的不是國家，更不是百姓，而是劉瑾本人，這樣做帶給社會的隻是災難和哀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