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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英國

圈地運動下的英國農村

18世紀英國小說家哥爾斯密在其詩歌《荒村》中形象地描寫了英國鄉村發生的變化:“曾多少次,我在你那種種迷人的景色前停留/……甜美微笑的村莊,草地上最可愛的村莊/……這片土地正在遭遇厄運,它是來勢凶猛的災難下的犧牲/財富在積累,人口在凋零……”詩中所寫的正是15世紀的英國因毛紡織業的發展而出現的圈地運動。

在15世紀以前,英國的生產主要還是以農業為主,紡織業在人們的生活中,還是個不起眼的行業。隨著新航路的發現和國際間貿易的擴大,在歐洲大陸的西北角的佛蘭得爾地區,毛紡織業突然繁盛起來,在它附近的英國也被帶動起來。毛紡織業的迅猛發展,使得羊毛的需求量逐漸增大,市場上的羊毛價格開始猛漲。英國本來是一個傳統的養羊大國,這時除了滿足國內的需要外,還要滿足國外的羊毛需要。而養羊業所需勞動力也比種地所需的少,工資也低,因此許多貴族地主紛紛投資獲利優厚的養羊業。

養羊需要大片的土地。於是貴族們紛紛把原來租種他們土地的農民趕走,甚至把他們的房屋拆除,把可以養羊的土地圈占起來。一時間,在英國到處可以看到被木柵欄、籬笆、溝渠和圍牆分成一塊塊的草地。被趕出家園的農民,則變成了無家可歸的流浪者。這就是所謂的圈地運動。

16世紀英國著名的人文主義作家托馬斯·莫爾在其代表作《烏托邦》中寫道:“綿羊本來是很馴服的,所欲無多,現在它們卻變得貪婪和凶狠,甚至要把人吃掉,它們要踏平我們的田野、住宅和城市。”從此,“羊吃人”這個詞便成了圈地運動的生動寫照。

圈地運動首先是從剝奪農民的公共用地開始的。在英國,雖然土地早已有主,但森林、草地、沼澤和荒地這些公共用地則沒有固定的主人。一些貴族利用自己的勢力,首先在這裏擴大羊群,強行占有這些公共用地。當這些土地無法滿足貴族們日益擴大的需要時,他們又開始采用各種方法,把那些世代租種他們土地的農民趕出家園,甚至把整個村莊和附近的土地都圈起來,變成養羊的牧場。

在這種強行的圈地運動中,作為牧場主的貴族們在利益的驅使下還互相攀比,他們的牧業莊園變得越來越大。但越來越多的農民卻無奈地離開了家園,進入城市成為城市無產者。為了活命,他們不得不進入生產羊毛製品的手工工場和生產其他產品的手工工場,成為資本家的廉價勞動力。

英國的圈地運動從15世紀70年代開始,一直延續到19世紀前半期。在這段時間裏,英國全國一半以上的土地都變成了牧場。在圈地運動的發展過程中,雖然英國國王也進行了一定程度的限製,頒布了一些企圖限製圈地的法令,但這些法令並沒起多大的作用,反而使圈地日益合法化。18世紀後,英國國會通過了大量的準許圈地的法令,最終在法律上使圈地合法化,英國農民的人數減少到了有史以來的最低數量。據不完全統計,通過這些圈地法令,英國有600多萬英畝的土地被圈占。

為了使被驅逐的農民很快地安置下來,英國國王也頒布法令限製流浪者,凡是有勞動能力的遊民,如果不在規定的時間內找到工作,一律加以法辦。通常,那些流浪的農民,一旦被抓住,就要受到鞭打,然後送回原籍。如果再次發現他流浪,就要割掉他的半隻耳朵。第三次發現他在流浪,就要處以死刑。後來,英國國會又頒布了一個法令,規定凡是流浪一個月還沒有找到工作的人,一經告發,就要被賣為奴隸,他的主人可以任意驅使他從事任何勞動。這種奴隸如果逃亡,抓回來就要被判為終身的奴隸。第三次逃亡,就要被判處死刑。任何人都有權將流浪者的子女抓去做學徒、當苦役。這些法令,也迫使那些被趕出來的農民不得不接受工資低廉的工場工作。

圈地運動為英國的資本主義發展提供了有利的條件。首先,它為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積累了資本,促使了紡織行業的分工和技術改進,因而後來的工業革命首先從紡織行業開始也並不是偶然的。其次,破產農民流入城市,成為雇傭工人,為城市工業的發展提供了廉價的雇傭勞動力,農村也變成了生產原料產地和工業品的銷售市場。

世界近代曆史的第一頁

15世紀末到17世紀初,英國處於都鐸王朝(1484-1603)的統治下。這個王朝一方麵盡力削弱舊貴族的勢力,加強專製統治;另一方麵,鼓勵工商業和海外掠奪,加強了英國實力,使英國成為了海上強國,同時也使英國的新型資產階級力量更加強大。17世紀時,斯圖亞特王朝統治英國。國王詹姆士一世和他的繼承者查理一世在政治上都相信“君權神授”,認為“除上帝外,國王不對任何人負責”。他們厲行專製,經常觸犯資產階級的利益;又實行宗教專製,迫害反映資產階級要求的思想意識——清教,掀起了“清教運動”。這兩點造成了政治上的緊張局麵,終於在1640年導致了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的爆發。

英國國內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使新貴族和資產階級的力量進一步增強,在國會中形成了與專製王權對立的反對派,國會同國王之間的矛盾和鬥爭不斷發展。1628年國會通過了限製王權的《權利請願書》,國王查理一世為得到國會撥款而勉強批準了《權利請願書》,但當國會抗議國王隨意征稅時,他卻解散了國會,王權同國會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化。

1640年11月查理一世被迫召開新國會,這標誌著英國革命的開始。1642年1月,查理一世離開革命形勢高漲的倫敦,北上約克城組織保王軍隊,準備以武力鎮壓國會派的“叛逆”行為。8月22日,他在諾丁漢樹起了王軍旗幟,宣布討伐國會內的叛亂分子,從而拉開了英國內戰的序幕。

在1640-1688年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期間,發生了兩次國內戰爭。它是以新興資產階級為首的廣大社會階層反對君主專製和封建製度的武裝鬥爭。

1642年10月23日,王軍同國會軍在埃吉山進行了首次大規模交戰。王軍兵力7000多人,國會軍7500人。國會軍兩翼騎兵被王軍騎兵的反擊所打敗,但中路步兵卻打退了王軍步兵的進攻,並將其擊潰,戰鬥未分勝負。10月29日,王軍攻占牛津,11月12日攻占距倫敦7英裏的布倫特福,首都告急。4000多名由手工工人、學徒和平民組成的民兵隊伍火速開往前線,國會軍力量大增,迫使王軍放棄進攻倫敦的計劃。1643年,整個軍事形勢對國會軍十分不利。9月,王軍兵分三路進攻倫敦,首都再次告急。倫敦民兵組織4個團同國會軍一起挫敗王軍的進攻,倫敦再次轉危為安。但王軍控製了五分之三的國土,國會軍處於被動。

國會軍在內戰初期節節失利,從政治上看主要是由於掌握國會領導權的長老派動搖妥協,不願與國王徹底決裂,滿足於既得利益,無意推翻王權;軍事上主要是由於統帥埃塞克斯等人消極怠戰,缺乏主動進攻精神,軍隊缺乏訓練,素質較差。後來軍中湧現出了一批以克倫威爾為代表的傑出將領。克倫威爾親自組織“東部聯盟”軍隊1.2萬人,在1643年的東部幾場戰鬥中連戰皆捷。

1644年7月初,兩軍在馬斯頓荒原展開了內戰以來的首次大規模會戰。克倫威爾指揮左翼騎兵很快摧毀了王軍第一、第二線騎兵,魯伯特落荒而逃。一個半小時後,國會軍左翼取得勝利。但是,中路步兵和右翼騎兵卻遭到王軍步兵和騎兵的猛烈反擊,步步後退,處境危急。克倫威爾此時一舉擊潰王軍右翼騎兵,又集中兵力衝入王軍步兵陣中,使得王軍潰敗。馬斯頓荒原之戰是英國內戰的轉折點,它扭轉了國會軍連連失利的局麵,從此掌握了戰爭主動權。同時,這次會戰也是克倫威爾一生的轉折點,他對取得會戰的勝利起了決定性作用,他的部隊從此也以“鐵騎軍”聞名全國。

此後,克倫威爾在軍隊中代表國會,在國會中代表軍隊,一身二任,以他為首的獨立派掌握了軍隊的實權。內戰的形勢也大為改觀。國會軍一改過去被動防守、等待作戰的消極路線,采取主動進攻、迫敵決戰的積極進攻戰略,取得了一個又一個軍事勝利。其中以內斯比一戰最為重要。

1648年,第一次內戰勝利後,革命陣營內部長老派和獨立派之間的鬥爭日益激烈。長老派早在1647年2月就迫使國會通過解散軍隊法案,引起廣大軍官和士兵、群眾的強烈不滿。8月6日,以克倫威爾為首的獨立派團結小資產階級激進派別“平等派”,在倫敦群眾的支持下,率軍隊開進首都,許多長老派議員倉皇逃走,獨立派掌握了國會實權。但是,克倫威爾馬上反過來鎮壓了激進的“平等派”。

正當革命陣營發生分裂和鬥爭時,查理一世逃出國會軍大本營,勾結長老派和蘇格蘭人,於1648年2月在西南部發動叛亂,第二次內戰爆發。國會軍先後在威爾士和東部平息王黨叛亂,並在1648年8月17日同支持國王的蘇格蘭軍隊進行了著名的普雷斯頓會戰。克倫威爾首先向蘇格蘭軍左側的英國王軍蘭代爾部發起猛攻,經過四個小時的激戰擊潰王軍。克倫威爾乘勝直撲蘇格蘭軍,先將裏布爾河右岸的敵軍擊潰,隨後渡河追擊。18日晨,國會軍在距普雷斯頓15英裏處的威根追上蘇格蘭軍,並立即率部插入敵陣,將敵後衛部隊切割成數段,分而殲之。19日,國會軍繼續追殲蘇格蘭軍。克倫威爾同漢密爾頓在沃林頓附近進行了自蘇格蘭軍入侵以來最激烈的戰鬥。克倫威爾奪取山隘和默西河上的一座橋梁,蘇格蘭軍退路已斷,大部分人馬投降。8月25日,漢密爾頓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向國會軍將領蘭伯特投降。至此,第二次內戰以英國國會軍粉碎蘇格蘭軍和王軍的進攻宣告結束。

英國內戰以資產階級、新貴族取得勝利並奪得政權而結束。它是英國資產階級在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下同封建專製王權之間的一次大搏鬥。通過戰爭,專製王權被推翻,新貴族和資產階級確立了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統治地位,為英國資本主義製度的發展鋪平了道路。在內戰中,以克倫威爾為代表的革命領導人創建了新型軍隊,並在實踐中創造了一套新的戰略戰術,在歐洲軍事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英國內戰的結果是把封建專製的代表查理一世處以死刑,成立資產階級共和國。

克倫威爾的統治

1628年,在英國議會下院,有一位約30歲的新議員,他在發言時,以激烈而又富有理性的言語,精練有力地抨擊了查理一世的反動統治,這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他就是日後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主要軍事、政治領導人、獨立派領袖、虔誠的清教徒奧列弗·克倫威爾。

克倫威爾於1599年4月出生在亨丁頓郡的一個鄉紳家庭,自幼過著嚴格的清教徒生活。17歲時他進入英國著名的劍橋大學讀書,後來到倫敦改學法律。大學畢業後回到家鄉經營農牧業,成為農場主。由於斯圖亞特王朝的稅收政策和專製製度,他的事業很不景氣,不得不拍賣部分地產而降為小地主。1628年,他當選為國會議員,開始登上政治舞台。但是,他在政治上真正嶄露頭角卻是在英國內戰開始之後。

1642年,英國資產階級革命首次內戰爆發。克倫威爾站在議會一邊,投入反對國王的戰鬥。內戰初期,國會軍因指揮不力而節節失利。到1643年秋,國王軍已據有四分之三的國土,英國資產階級革命麵臨夭折的危險。就在這緊急關頭,克倫威爾風塵仆仆地趕到東部各郡,組成東部聯盟,親自出錢組織了有名的“鐵騎軍”。這是一支精誠團結、紀律嚴明、訓練有素,同時又虔誠信仰清教的隊伍。在以後的戰役中屢建奇功。

1644年7月2日,國會軍與國王軍在約克城附近的馬斯頓大草原上,進行自內戰以來的第一次大會戰。克倫威爾率領著國會軍騎兵,取得了戰役的勝利。馬斯頓草原戰役成為英國內戰的轉折點,國會軍從此掌握了戰爭的主動權。克倫威爾在戰鬥中表現出的卓越軍事才能,使他被稱為“鐵人”,聲震全國,威望日高。

馬斯頓戰役後,克倫威爾決心依照自己的建軍經驗,徹底改組國會軍。1644年12月,他在國會會議上聲色俱厲地對長老會派議員說,如果再不實行軍事改革,戰爭勢必延長,人民再也不願忍耐下去了。長老會派迫於形勢,授權克倫威爾組建新軍,史稱“新模範軍”。克倫威爾以“鐵騎軍”為核心,以中將銜自任新軍副總司令。通過這次軍事改革,克倫威爾從長老會派手裏奪取了軍權,成為英國軍隊的實際統帥。

1645年6月,剛剛建立起來的“新模範軍”在納斯比戰役中顯示了強大的威力。僅僅三個小時的戰鬥,便全殲了國王軍的主力,基本結束了第一次內戰。此後,克倫威爾又擊敗了國王軍隊的反攻,並將查理一世推上了斷頭台。1649年5月,英國宣布成立共和國。

克倫威爾成了共和國的領袖,他一麵繼續打擊王黨分子的複辟活動,鞏固資產階級和新貴族的聯合專政,一麵又鎮壓了平等派和掘地派的革命運動,鞏固了共和國的統治。但隨後,於1649年3月,克倫威爾被任命為愛爾蘭總督和遠征軍總司令。他依仗強大的兵力,殘酷鎮壓愛爾蘭人民的起義。征服愛爾蘭成為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的轉折點,這支紀律嚴明、秋毫無犯的革命軍,蛻變為燒殺搶掠、無惡不作的侵略軍。克倫威爾在蘇格蘭和愛爾蘭的勝利,使他不但在英國,同時在歐洲大陸都獲得了“常勝將軍”的稱號,成為有產者的靠山。

1653年4月20日,克倫威爾得知國會中的長老會派正在策劃通過新的選舉法,企圖繼續把持國會、陰謀複辟的消息後,連衣服也來不及換,就身著便服,帶領一隊士兵來到國會大廈。當議案將要付諸表決時,他突然站起來,點名申斥議員,限令議員們一分鍾內離開。當議長被拖出去後,克倫威爾拿起議長席上的權標,晃了兩下說:“我們怎樣處理這玩意兒呢?拿走吧!”隨後,他下令鎖上了國會的大門。

克倫威爾用武力解散了國會,打擊了舊勢力複辟的企圖,但也為建立軍事獨裁邁出了一大步。同年12月16日,在倫敦舉行了克倫威爾效忠憲法的盛大儀式。他著黑色長袍,頭戴鑲有寬金邊的帽子,端坐在與王座相似的木椅上,由高級軍官、法官、行政官吏、倫敦市長及市議員組成的代表團,恭敬地提請克倫威爾接受“英格蘭、蘇格蘭及愛爾蘭護國主”的稱號,並宣讀了由軍隊會議擬定的新憲法——《統治文件》。在禮儀官獻上國璽、市長送上國劍以後,克倫威爾站起來,宣誓效忠憲法。

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從此進入護國主統治時期。名義上由國務會議和護國主共同掌權,實際是克倫威爾集立法、行政、軍事及外交大權於一身,實行軍事專製統治。同時,國內經濟狀況不斷惡化,階級矛盾日趨尖銳,共和國麵臨著危機。由於克倫威爾一再加強獨裁專製,改護國主為克倫威爾家族世襲,因而實際上他成為了沒有國王頭銜的國王。但是無論如何,他的軍事才能及政治領導才能仍然是值得稱道的。

“進口”國王的複辟

1603年,著名的伊麗莎白女王逝世以後,由於沒有直係繼承人,所以她的旁係親屬瑪麗·斯圖亞特的兒子——蘇格蘭國王詹姆士六世繼位,在英國稱詹姆士一世。從而開始了斯圖亞特王朝在英國的統治。

查理一世統治時期,通過兩次內戰建立了共和國。斯圖亞特王朝的統治暫告一段落,克倫威爾掌握了共和國的大權。但很快克倫威爾也逐漸走上了獨裁道路,1653年底,他被宣布為“護國主”,並先後多次解散議會,成為軍事獨裁者,引起了民眾和議會的不滿。

1658年9月,克倫威爾逝世。他的兒子理查·克倫威爾繼任護國主。他庸碌無能,高級軍官根本不服,因此不到一年他就被迫辭職,國家政權落到了高級軍官集團手中。他們你爭我鬥,把國家搞得烏煙瘴氣,一片混亂。與此同時,國內又發生了農民運動。這使得倫敦的大資產階級和各地鄉紳們更加恐懼,認為如果政府和軍隊不能保證有鞏固的秩序,就得用其他的方法來達到目的,以便保存和維護自己的利益,而恢複斯圖亞特王朝的統治便是達到這個目的的最好方法。

1660年2月,保王黨分子、英國駐蘇格蘭軍隊司令蒙克率軍進駐倫敦,同時又和流亡法國的查理·斯圖亞特暗中勾結。他到達倫敦以後,召開了以長老派和王黨分子為主的新國會,會議決定政權“應屬於國王、貴族和平民”,也就是主張恢複王權,議會通過議案,宣布查理·斯圖亞特為“英格蘭、蘇格蘭、愛爾蘭最強有力的和不容置疑的國王”。同時他馬上派人到法國去請查理一世的兒子查理·斯圖亞特回來當國王。經過一番談判,查理在荷蘭發表宣言,聲明:赦免參加過革命的人;保證宗教信仰自由;承認革命時期變動的土地產品。除了直接處死查理一世的人以外,其他的反對君主製度的人一概不予追究。

蒙克為斯圖亞特王朝的複辟掃清了道路。1660年5月,查理·斯圖亞特率領一群亡命國外的保王黨人返回了倫敦,登上了王位,稱查理二世(1660-1685年在位),就這樣,斯圖亞特王朝複辟了,有人稱他為“進口”的國王。

但是查理二世一上台,就馬上翻了臉,把宣言忘得幹幹淨淨,對革命進行了瘋狂的反攻倒算。並把克倫威爾的屍體從墳墓裏挖了出來,吊在絞刑架上,又把頭砍掉掛在審判查理一世的威斯敏斯特廳裏示眾。查理二世統治時期是英國資本原始積累的重要時期,但是查理二世的政策仍然同資產階級的利益相抵觸。他流亡期間得到法國國王路易十四的庇護,所以在國家大事上一概受路易十四的支配。他不顧國內人民的反對,把克倫威爾從西班牙人手中奪得的敦刻爾克賣給了法國。這就使英國對外貿易遭受了很大損失,他的執政逐漸引起了資產階級及人民的不滿。

1685年,查理二世去世,他的弟弟詹姆士二世即位。詹姆士二世是個狂熱的天主教徒,他比查理二世更加反動。他的一些措施嚴重損害了資產階級和新貴族的利益,也遭到廣大人民的反對。到了1688年,反抗運動相繼興起。詹姆士二世卻仍然殘忍地迫害主教。資產階級新貴族和廣大人民的憤怒情緒日益激烈,預示著可能會再來一次革命。資產階級和新貴族最終發動了一次政變,結束了詹姆士二世的統治。1688年6月10日,詹姆士二世的王後生了一個兒子,王位的繼承權發生了變化。30日,英國議會向詹姆士一世的女婿威廉發出邀請書,請他立即到英國來保護他們的自由,請求得到了威廉的同意。

1688年11月5日,威廉來到英國,他的到來受到了貴族和鄉紳們的支持,許多高級軍官親自到威廉的駐地表示支持,眾叛親離的詹姆士二世無奈地逃往法國。

1689年2月,議會宣布威廉為英國國王,瑪麗為女王,實行雙王統治。隨後,議會又通過了著名的《權利法案》和《王位繼承法》,它們都有利於保護資產階級的利益。1688年政變是一次沒有經過流血而完成的政變,所以又稱“光榮革命”。“光榮革命”徹底結束了英國的專製主義統治,英國從此開始了君主立憲製的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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