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繁華中沉沒清帝國

九、清代的巨貪宰相——和珅

和珅是清乾隆朝後期乾隆皇帝寵信的重臣，位極人臣，權傾一朝，世人稱之為“和相”。他憑借手中的權力，結黨營私，排斥異己，禍國殃民，大肆貪汙納賄，積聚了巨額財富，被稱為中國第一巨貪。烏雲遮不住太陽，正義終究要戰勝邪惡，乾隆駕崩後，和珅被賜自盡，家產被抄，終於受到了應有的處罰。和珅確是得到了應有的懲罰，但和珅現象卻發人深思。

攀龍附鳳謀得升遷

和珅（1750-1799），字致齋，姓鈕祜祿氏，“和珅”是他的“滿語”名字的音譯，如果譯成漢語應為“三綱五常”之意。他是滿洲正紅旗人，出身於一個中等武官之家。其五世祖尼雅哈納巴圖魯在清軍入關的爭戰中，以軍功獲三等輕車都尉世職。父親常保除襲世職外，曾任福建副都統。

和珅童年時期曾在家中與弟和琳一起接受私塾先生的啟蒙教育，十歲左右被選入鹹安宮官學讀書。和珅博聞強記，不僅滿、漢文字水平有了很快提高，還學習了蒙古文和藏文，為日後通曉漢、滿、蒙、藏四種語言打下了堅實基礎。和珅的書法、詩詞、繪畫水平也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在眾多的八旗子弟學生中，和珅是出類拔萃者。

和珅於乾隆三十四年（1769）踏上仕途，承襲三等輕車都尉，這年他20歲。第二年和珅參加鄉試，沒有中舉，23歲時被授為三等侍衛，挑補粘竿處，即上虞備用處，負責皇帝出巡等儀仗事宜。不久，他被調到鑾儀衛充當侍衛，有了接近皇帝的機會。乾隆四十年（1775），和珅被擢為乾清門禦前侍衛，兼副都統。

此後，和珅更是青雲直上，曆任戶部侍郎、軍機大臣兼內務府大臣、步軍統領、崇文門稅務總監、戶部尚書、議政大臣、吏部尚書、兵部尚書、大學士，以至封為公爵，位極人臣，大權獨攬。宦海多風險，這是眾人皆知的事實。人們不禁要問：和珅為何能夠得心應手沉浮其間，飛黃騰達呢？這裏當然有客觀的因素，但最主要的是與和珅攀龍附鳳、一意媚上分不開的。

和珅十分注意在適當的場合表現自己，以博取皇帝的青睞。據《清代七百名人傳》等書記載，早在和珅到鑾儀衛聽差時，就已精於此道。據說，和珅在鑾儀衛聽差，一日隨乾隆出宮，就在大駕將行之機，倉促間找不到皇帝專用的黃龍傘蓋。乾隆麵露不悅，隨口問道：“是誰之過歟？”一班隨行人員，包括許多高級官員在內瞠目結舌，不知該如何對答。粗通《四書》、《五經》的和珅靈機一動，應聲對曰：“典守者不得辭其責。”乾隆皇帝不由大感驚奇，想不到鑾儀衛中的聽差還有如此才華。因為他脫口而出的問話，出自《論語》，而和珅的對答，正是《四書》中的注釋“豈非典守者之過邪”稍加變通而成，用在這樣的場合，可謂自然貼切。此後，高宗皇帝開始注意上了身邊的這位近侍，漸漸委以大任。因此，和珅之入仕升官，並非憑空而來，而是同他善於尋找機遇、曲意媚上、充分表現自己有很大的關係。

和珅經常留神觀察皇帝的心理和脾氣，然後費盡心機投其所好。史書上說：“和珅雖學問淺薄，而四書五經，則尚能記憶。和珅經常隨侍在高宗身邊，盡管學問並不高明，但他摸準了高宗喜歡談經論史的脾氣，將《四書》、《五經》硬生生背了個滾瓜爛熟，每遇高宗詢問，大致可以答個八九不離十，頗得高宗好感。經常隨侍在高宗身邊的人，並不在少數。唯獨和珅一人能受重視，這與和氏善窺帝意，巧於逢迎有關。”和珅善於揣摩的本領，史籍中多有記載。據《新世說》中說，清代順天鄉試，考《四書》的題目，按照慣例由皇帝“欽定”。一般是在考之前，由內閣進呈《四書》一部。皇帝閱後命題畢，將《四書》仍發還給內閣。乾隆三十年（1765），正是順天乙酉科鄉試之年。一天，和珅見到一位宮中太監，捧著一部《四書》，由宮中急匆匆直往內閣走去。和珅靈機一動，趕緊上去攔住太監去路，道：“公公請稍停片刻。”這位太監一看是當今皇上的寵臣和珅攔路，不敢怠慢，停步問道：“不知和大人有何見教？”和珅笑道：“皇上已命題了？”太監將手中的《四書》舉一舉，淡淡地說：“不錯。皇上命奴才將這部《四書》送還給內閣。”和珅見四處無人，便悄悄將嘴貼近太監的耳朵，問道：“不知皇上在命題時，有何情狀？”太監看了看和珅，道：“這個……宮中之事，奴才不敢亂說。”和珅拍拍這位太監的肩膀：“說來無妨。”隨後雙手變戲法似的一合，太監捧著的《四書》上赫然出現一隻金元寶，估計足有十兩重。太監先是一驚，繼而樂得合不攏嘴：“和大人太客氣了，太客氣了。今科順天鄉試，皇上出什麽題目，奴才一無所知。隻是奴才在皇上身邊，見皇上翻閱《四書》第一本至半本時，忽露微笑，振筆直書。”

和珅默不作聲，俄頃，臉上露出了會意的笑容。他拱手道：“多謝公公了！”太監點點頭，收起金元寶，依舊捧著那部《四書》往內閣走去。

和珅回到住處，找來一部《四書》，當翻到第一本的一半時，哈哈大笑不止：“今科鄉試，題目必是《或乞（焉》一章。”於是密通消息於門生，命他們早作準備。和氏門生自然感激不已。後來，考題發下時，果然不出和珅所料。你道和珅怎能料事如神？原來，這一年是乙酉年，“乞”二字中，正好嵌有“乙酉”二字在內。從皇帝的一笑一顰中，居然可以押中科舉考試的題目，這等揣摩本領，可謂舉世無雙了。借此本領，也難怪和珅能察言觀色，投皇帝所好而在官場上青雲直上。因此，在短短的十多年之內，和珅由鑾儀衛中一名普通的聽差，變成“寵任冠朝列”的重臣，與其說是緣乎“天意”，毋寧說是憑借了其一意媚上的本領。

和珅以其善窺帝意、巧於逢迎的心計，進人清王朝的權力中心。在其仕宦生涯中，和氏又不斷玩弄權術，百般討好皇帝，從而達到鞏固自己的地位，並撈取進一步攀升的政治資本的目的。

乾隆四十五年（1780）正月的一天，清高宗弘曆召見時在禦前大臣上學習行走的和珅，麵色莊重地交待了一項使命：“朕命你前往雲南，詳查雲貴總督李侍堯有無貪贓枉法之事。”

和珅一麵諾諾應承，一麵悄悄觀察高宗臉上的神色，心中急速地推測：不知皇上心意如何？是真想查個水落石出，然後嚴懲以儆效尤呢，還是走走過場，做個官樣文章而已？和珅抬眼望去，隻見高宗麵含慍色，嘴角緊閉，雙眉皺在一起。和珅心想：龍顏如此不悅，定是李侍堯貪贓枉法之事已經敗露，惹惱了皇上。此番出京，看來唯有嚴查，才合皇上心意。拿定主意，和珅叩頭謝恩，並向高宗信誓旦旦保證：“微臣一定秉公詳查事端！”

領命出宮，和珅不由心花怒放：試想這次以“欽差”身份前往雲南查辦雲貴總督李侍堯，風光榮耀自不必說，最重要的是，窺準了高宗皇帝的好惡，扳倒一位貪贓枉法的朝廷要員，既討得皇帝的歡心，又為自己樹立了威信。按和珅的想法，這次雲南之行，無疑是升官發財的一次極好機遇。這等美差，怎不叫他萬般興奮？

和珅在辦案過程中，精明幹練，不僅查清了李侍堯婪索貪贓的事實，而且還調查出雲南吏治廢壞、各府州縣財政虧空嚴重等重大問題。乾隆本想立即任命和珅為雲貴總督，但礙於是他主辦李侍堯事件，有可能引起外麵議論，就改任福康安為雲貴總督，調和珅回京，但就在他回京的路上，已任他為戶部尚書、議政大臣。他回京後，又向乾隆麵陳了雲南的鹽務、錢法、邊防、邊境貿易、外事等問題的現狀和他自己對解決這些問題的想法，乾隆極為滿意，同意實施他的計劃，並且從心底讚賞和氏“果是個能臣”。於是，又不斷委以重任，並下聖旨說：“尚書和珅之子，賜名豐紳殷德，指為十公主之額駙（即俗語說的‘駙馬’），待年及歲時，舉行指婚禮。”

與皇帝攀上了兒女親家，和珅的門第已到了為人臣的極處。這一切，與和珅巧於投機、大稱帝意有密切關係。此後，和珅就由重臣變成了皇親國戚，身價驟增十倍，也更加膽壯氣粗起來。十月，又任“四庫全書”館正總裁，兼辦理藩院尚書事。和珅用他手中掌握的越來越多、越來越大的政、軍、財、文、人事、內務、民族事務等大權，在皇帝的許可或反對的情況下，進行了長達二十年的禍國殃民的政治生涯。

納賄私飽貪得無厭

自大清以來，經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四代努力，出現了“康乾盛世”的局麵。乾隆在位60年，前中期文治武功，開拓疆土，統一中國，功不可沒。但到後期，他日漸驕奢，陶醉在曠古盛世中不能自拔，變得揮霍無度。以和珅為首的貪官汙吏乘機斂財，百般搜刮，“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成為當時這種醜惡現象的真實寫照。

自和珅受到乾隆帝寵信重用，集軍、政、財權於一身之後，他就利用手中的權力肆無忌憚地進行搜刮，貪汙納賄，無所不為。

當時乾隆年老怠於政事，又好大喜功，連年興兵，大興土木，大搞巡遊，每年所費超過正常經費億萬之巨，這些事他都委任和珅去辦，這些錢都向和珅要。

和珅就乘機假公濟私，中飽私囊。他利用自己掌握的生殺予奪大權，向地方上的總督、巡撫、藩司等索取貢獻，這些官員怕他借故傾陷，難保烏紗帽或難於升遷，就向自己的下級敲詐勒索，這樣上行下效，層層索賄受賄，造成官吏貪汙成風，結成互相包庇縱容的關係網。例如當時的地方大員國泰、陳輝祖、福嵩、伍拉納、浦倫等都是贓款累累，大肆侵吞國庫的人。這些人在被抄家時，動輒財產達幾十萬、幾百萬之多。雖然這些貪汙狼藉的典型被砍頭示眾，以儆效尤，但是越殺情況越嚴重。因為有些貪汙官員為了以賄免罪，就更多地搜刮，向上級送更多的賄賂，形成了貪汙行賄的惡性循環。在和珅與阿桂同掌軍機處大權的十幾年間，阿桂經常奉命到各省賑災治河，巡察辦案，又給和珅獨攬軍機處大權造成機會。他行文各省，要各省凡給皇帝的奏折都要先向軍機處提交副本，這樣，各地大員向皇帝直接奏事的權力基本被剝奪了，都被掌握在和珅的手心裏，不得不對他俯首帖耳，唯命是聽。兩江總督書麟、閩浙總督覺羅長麟都因違忤和珅，先後被遣戍新疆效力。和珅在兵部核算軍費報銷時，如不給他賄賂，他就找借口不予報銷，以至各級將領也不得不克扣軍餉，用來行賄和中飽私囊。這樣，軍政貪汙之風大熾，不可收拾。和珅索賄受賄的數量駭人聽聞，單是兩淮鹽政征瑞一人，先後就賄賂和珅四十萬兩銀子。和珅膽大包天，地方督撫所進獻給皇帝的貢物，乾隆僅收到十分之一二，其餘全被和珅弄去，所以他家的大珠、手串、寶石等比皇宮裏的還要個大、質高、量多。

和珅不僅肆無忌憚地索賄受賄，還利用任戶部尚書、內務府大臣和崇文門稅務監督之便，中飽私囊，大肆貪汙。

明朝北京原為九門征稅，清朝改為由崇文門統一征稅。乾隆時期，為加強對這一稅關的管理，特設正副監督各一人。這樣的重任，乾隆自然要委以親信。崇文門稅關是戶部所屬全國三十個榷關之一，其索要苛刻位居全國第四。崇文門稅關名義上隸屬於戶部，實際上由內務府控製，是皇家內府的進財機構。

崇文門稅關還負責監督對京外獲罪官員解京物品及京中不動產的變賣。清代王公大臣和各級官員犯罪，其家產多被查抄入官。抄家作為對官吏犯罪的一種附加刑，被廣泛采用，目的是剝奪財產以抵贓或抵賠過失，所謂“不令其子孫坐享富厚之資”。查抄家產還作為收集罪證的手段，用以擴大株連。交崇文門稅關變賣的最大宗是獲罪官員在京置買的房屋、所開設的商號、銀號、當鋪等。官員獲罪，這些不動產均被查封，勘估後“交崇文門召商交價認領開設”，價銀交內務府廣儲司。

貪財如命的和珅在崇文門稅關正監督任上供職八年，大權在握，為所欲為，在處理稅務、經手罰沒款、變賣罪官不動產等過程中，貪汙受賄，斂財不計其數。

此外，和珅還在罰繳“議罪銀”中中飽私囊。議罪銀又稱“自行議罪銀”、“罰銀”、“罰款”，是乾隆中葉逐漸形成的。重要官員（多為總督、巡撫）或因犯瀆職、違例、徇庇、侵貪、奏事等“過誤”，自議繳銀；或有過失需要“開複處分”；或根本無過失卻被怪罪，認繳巨額銀兩，以“賄買平安”。為免革職、參處，督撫們繳納的“議罪銀”，少則萬兩，多則幾十萬兩。議罪銀一般解交內務府廣儲司。也有一些作為乾隆南巡差務的開支，很少一部分留河工、海塘和軍需之用。

“議罪銀”的議罰權柄由乾隆獨掌，但多由和珅從中“據情代奏”。和珅在皇帝和大臣之間斡旋，並掌握“議罪銀”收繳的具體事宜，其作用非同一般。

“議罪銀”的收繳，使內務府的進項大增，入不敷出的內務府，在和珅的管理下“歲為充盈積，反充外府之用”。和珅在為朝廷理財、斂財的同時，巧取豪奪，也為自己攫取了大量的錢財。

由於和珅貪得無厭，其斂財之多，可謂富可敵國。故他被誅後，民間有“和珅跌倒，嘉慶吃飽”之說。

結黨納權排斥異己

和珅為了鞏固自己的權位，到處拉幫結夥，大搞裙帶關係，網羅死黨，結成一個龐大的關係網。在這個關係網中，親弟弟和琳理所當然地排在第一位。和琳也是官學生出身。他最初以滿洲文生員補為吏部筆帖式，後又升遷為郎中、巡漕禦史、杭州織造、湖廣道禦史、內閣學士、工部左侍郎、正藍旗漢軍副都統、鑲白旗漢軍都統、工部尚書、駐藏大臣、光祿大夫、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察使、四川總督等，並賞用黃帶、紫韁和三眼花翎，封一等宣勇公，授予雲騎尉世職。和珅在起初無人可以信賴的情況下，更是依賴和琳來完成自己的計劃。起初和珅自己孤身一人在朝廷廝混，人又年輕，滿朝文武皆不把他放在眼裏，時而有人彈劾他或借機試探他，和珅深感自己必須有人支持才行，他想到了自己的親弟弟和琳，首先，他讓和琳當上了杭州織造，因為乾隆經常下江南，所以他把弟弟安置在那裏接待，待乾隆對和琳有印象之後，和琳便抓住時機，在乾隆麵前展示才能。乾隆五十四年，和琳發現湖北按察使李天培用官船私運貨物給福康安。於是向乾隆彈劾之。在和珅的巧妙安排下，乾隆認為和琳乃一時才俊遂加以擢用。

由於有和珅在朝中照應，經常在乾隆帝麵前說和琳的好話，和琳在軍中地位日漸提升，而且，苗民起義給了和琳表現的契機，在鎮壓苗民起義的戰鬥中，和琳身先士卒，多次擊敗義軍立下赫赫戰功。嘉慶元年（1796）四月，福康安積勞成疾，卒於軍中，和琳的機會到了，和珅也在朝中四處活動，果然，乾隆命和琳代替福康安督辦軍務。從此，兄弟二人一將一相，並世無雙，可惜好景不長，三個月後，和琳在圍攻平隴的戰役中染病身亡。死後乾隆帝親自到其家靈堂吊唁，並賜白銀5000兩和陀羅經被祭葬，命配享太廟，祀昭忠祠與賢良祠，並特準其家建專祠祭奠，足見和琳受皇上之重視。

和珅的第二大親信是福長安。福長安是乾隆帝孝賢皇後的親侄兒，大學士、軍機大臣傅恒的第四子。他與和珅一樣，起初也是一名侍衛，由於人較機靈，很快升為正紅旗副都統，兼管內務府事。起初，他本想憑自己的努力去討乾隆的歡心，但在與和珅共事後發現自己事事皆落在和珅背後，自己剛想到應如何討好皇上時，和珅已經那樣做了。與和珅爭寵不過，福長安見狀，馬上轉投和珅集團，和珅見福長安成長經曆與自己相似，而且能很好領會自己的意圖，便也極力拉攏、培植他。後來，和珅向乾隆啟奏讓福長安在軍機處行走，兩人更沆瀣一氣、互相關照，一起在軍機處對付以阿桂為首的不與自己合作的軍機大臣，兩人都是奴才本性，因此，都圍著乾隆皇帝轉圈，且福長安兄弟幾人都在朝為高官，是乾隆皇帝的侄子，福長安的妻子也是皇族，父親傅恒又是前朝名臣，這些條件一加起來，滿朝文武都要讓他三分。但他依然死心塌地地追隨和珅。嘉慶帝很看重他的特殊身份，希望能把他從和珅陣營中爭取過來，但他在嘉慶與其談話時滴水不漏，不提供和珅的罪行，嘉慶對他萬分痛恨，所以親政後連他一起治罪。

和琳與福長安可說是和珅的左右手，但還有其他死黨。如蘇淩阿，滿洲正白旗人。舉人出身，曾任戶部尚書、兩江總督、刑部尚書和東閣大學士等職。他看到和珅權勢蓋天，便主動巴結和珅，也采取和珅與皇上聯姻的辦法來與和珅聯姻。後與和琳結成兒女親家，和珅也對其萬分照顧。他雖然年邁體弱，兩耳重聽，且昏庸無能，隻知愛財、營私舞弊、貪汙受賄、誣良為盜，無所不為，聲名狼藉（他曾大言不慚地說：“皇上厚恩，命餘覓棺材本來也。”），但和珅還是千方百計推舉他，使其官位步步高升。

和珅的另一死黨伊江阿是永貴之子，盡管永貴曾彈劾過和珅，可其子伊江阿卻對和珅死心塌地，兩人常常以詩歌相和，溝通情感。伊江阿巴結和珅，和紳也極力培植伊江阿，推舉他做了山東巡撫。嘉慶四年，乾隆病逝，伊江阿寫信慰問和珅而不唁嘉慶，可見其對和珅的一片忠心。

此外，國泰、景安、明保、吳省蘭、吳省欽、征瑞、孫士毅、秦承恩、孫綬、諶露、李潢、李光雲、胡長齡等皆是和珅的死黨，其中不乏總督、巡撫、鹽政和知府等高官。這些人以和珅為核心，在朝中和地方掌握一定的實權。他們拉幫結派，沆瀣一氣，形成一股惡勢力。

和珅滿以為有這麽多人向其靠攏，他的關係網從中央到地方，遍布全國各地，構成了“和家鋪子”的班底，一旦有風吹草動，總可抵擋一陣子。可是他這個如意算盤打錯了，其實這些人聚集在他周圍，並不都出於真心，而他們與和珅是彼此利用的關係。因為當時和珅身處高位，不少人為了向上爬，屈服於和珅的淫威，心甘情願者寥寥無幾。一旦和珅垮台，這些人便樹倒猢猻散了。

與此同時，對待異己者，和珅從來不手下留情，而是想盡辦法進行排斥、打擊、陷害，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

和珅雖然權勢顯赫，地位直線上升，但還是有一個人擋在他前麵，這個人就是軍機處首輔阿桂。阿桂出身名門，也得乾隆寵幸，乃乾隆朝重臣。因此，和珅為鞏固自己地位，必欲除阿桂而後快，一有機會就把罪名往阿桂頭上栽。由於乾隆經常派阿桂處理一些大案要案，譬如福康安請李天培代買植木私交糧船帶運案和審理富勒渾貪汙案等等，在他處理這些案件時，和珅總會誘使案犯指供阿桂，或者給阿桂戴上包庇罪犯的大帽子，可惜阿桂清正廉明，政績、戰績均很卓著，頗得人心，可以說“德高望重”，故和珅奈何他不得。阿桂多次受到和珅暗算，本就鄙視和珅的他更加不把和珅放在眼裏。他們兩人雖同為軍機大臣，卻很少在一處辦公，就是每次上朝，阿桂也要離和珅數步之遠，平時很少理他。於是和珅更加惱恨阿桂，無奈其乃首輔，而且在群臣中威望素高，和珅扳不動他，隻好笑麵相迎，並主動與之修好，可阿桂不理不睬。

在這時，軍機章京、員外郎海升毆殺其妻子，上報其妻子“自縊身亡”，其妻弟貴寧不服，上告乾隆說阿桂袒護海升。和珅一見機會來了，便抓住這個機會大做文章，暗地教導貴寧一定要告狀，而且盡量往阿桂身上引，那麽自己必定為其撐腰，報其姐被殺之仇，貴寧心想有和珅撐腰，必可誅殺海升，為己姊報仇。於是欣然同意。他告訴和珅，曹文植可以作證阿桂袒護海升，和珅找到曹文植，並許以重金高官，曹文植不願陷害阿桂，又得罪不起和珅，隻好以“母老”為辭，辭官歸隱，一走了之。和珅無憑無據，也不能奈何阿桂，隻好繼續與阿桂妥協。

在軍機處中，與阿桂站在一派的有王傑、董浩二人。當和珅專權之時，惟董浩與王傑“楮柱其間，獨居深念”，不與和珅同流合汙。和珅也總想借機把王傑與董浩逐出軍機處，讓阿桂少兩個得力助手，可是乾隆非常喜歡王傑的學問和為人，董浩亦為乾隆所重，和珅百計而不得施。

在和珅的官宦生涯中，雖然他隻手遮天，但依然有個別正直之士敢於舍棄身家性命，與和珅鬥爭到底。和珅也沒有因為自己權傾一時而放鬆對對手的警惕，當有人告狀時，他往往都是先發製人，搶在對手的前麵消除不利於自己的證據或者先罷除對手官職，不給對手留下任何機會。

曹錫寶就是這樣被和珅陷害的。曹錫寶，字鴻書，乃乾隆年間進士，曆任軍機處章京、監察禦史等職。據《清史稿》記載，他生性坦率，剛直不阿。他很不滿和珅的所作所為，和珅貪汙腐化，權傾一時，且有乾隆這把大的保護傘，一時誰也不敢輕易動其鋒芒，他便從和珅的手下著手，經過詳細、周密的調查，他發現和珅的忠實奴仆劉全的車馬、衣服等均超過了清製的規定，和珅他扳不動，曹錫寶便想借彈劾劉全之際來引出劉全背後的巨蠹——和珅。

乾隆五十一年（1786）六月初，曹錫寶以監察禦史的身份，上奏彈劾劉全“持勢營私，衣服、車馬、居室皆逾製”，請求嚴懲劉全。劉全是和家的世仆，從小就在和家趕車、跑腿，跟著和珅受了不少苦，從而也得到了和珅的信任，和珅得勢後，他便成了和家的大管家，主管和家的外間事務，如代理和珅掌管崇文門稅關的稅收，以及和家所經營的店鋪等，故人稱“外劉”。平日他以和珅代理人的身份出現，結交官府、士紳、商賈，狐假虎威，貪汙受賄，無所不為。劉全也頗善於斂財，廣置房地產，經營當鋪和其他各種店鋪、作坊，一生積攢了20多萬兩白銀的家產，比一般京官富裕得多。他曾在和珅宅第附近的興化街修建了一座豪宅，其建築規模大大超過了一個管家的規製，而且他家使用的馬車、衣物也都逾製。曹錫寶就以這些為突破點，寫了一道奏折，準備參奏劉全。奏折寫好後，他首先拿給同鄉吳省欽閱看，想讓他幫助提點意見。不料，吳省欽為了討好主子和珅，竟不惜出賣朋友，偷偷地捅給和珅了。和珅與劉全密謀後，劉全迅速拆除了逾製的房屋，毀掉了不應該配置的車馬；隱藏、轉移了不應穿戴的衣物。然後和珅給乾隆帝也上了一道奏折，述說自己平時管教下人很嚴，不許他們在外惹是生非，且劉全是個“安分樸實”的人，不會“招搖是非”。並假惺惺地請皇上派人嚴查，出麵幹預此事，以使劉全解脫困境，井進一步使曹錫寶處於被動境地。果然乾隆帝出麵為和珅、劉全解脫，並懷疑曹錫寶彈劾劉全的動機不純，是其“假公濟私”，進行報複；而更大的目的，是受人指使攻擊和珅。因此指令曹錫寶必須“逐條指實”。

結果如和珅所料，由於查不到什麽真憑實據，曹錫寶隻好承認自己無中生有，認錯請罪。最後落了個“革職留任”的處罰。此後他一直悶悶不樂，心情憂鬱，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死去。

雖然有了曹錫寶的教訓，但還是有人敢捋和珅的虎須，這個人便是錢灃。錢灃身為監察禦史，他向乾隆啟奏山東巡撫國泰貪贓枉法，濫殺無辜，乾隆於是派和珅、劉墉、錢灃赴山東查案。國泰乃和珅的黨羽。和珅知道劉墉和錢灃會查案銀，於是讓快馬送信給國泰，望其趕緊充實國庫，因為欽差馬上會來查收。國泰心領神會，馬上和下屬州縣在二日之內把庫銀持平。於是，山東各州縣官吏紛紛從商家手中挪借銀兩來應付檢查。和珅還怕出婁子，在赴山東之前吩咐手下蘇淩阿先準備兩份奏折，一份彈劾國泰貪贓枉法，魚肉鄉民；一份彈劾劉墉、錢灃，署上和珅同奏，到時視情況而定。國泰若有變故，蘇淩阿便上交彈劾國泰的奏折，和、劉、錢三人赴山東巡視，見庫銀皆滿，但錢灃發現庫銀並非官銀。於是和珅決定丟卒保車，率先逮捕國泰和布政使於易簡。國泰見和珅逮他，想拖和珅下水，便向和珅發求救信一封，被乾隆所得。此時，和珅安排蘇淩阿所寫的奏章發生了效用。乾隆憑和珅的奏章認定和珅與國泰並無私情，國泰乃一廂情願，於是國泰被斬，和珅繼續受寵。

和珅對於錢灃不屈從自己，十分嫉恨，總想找機會陷害、打擊他一下。於是他唆使黨羽湖南巡撫浦霖以“錢灃對生員匿喪冒考，置若罔聞”之罪，上奏彈劾，結果錢灃受到了“革職留任”的處分。但錢灃並沒有因此停止與和珅的鬥爭，當他看到由於和珅專橫跋扈，軍機處分成阿桂與和珅為首的兩派，以致不能同在一起辦公，便向乾隆帝上奏疏提出建議，請其恢複舊製讓所有軍機大臣均回到軍機處辦公地點共同辦公。而更深一層的意思是錢灃就和珅對軍機處以及其他一些朝政所作的一係列“變革”，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涉及到了其核心的問題。但因事關重大，還不敢明言和珅犯罪的種種內幕，隻是以此作為試探而已。此外，錢灃還另外草擬了一篇長達數千字的奏折，上列和珅二十大罪狀，準備上奏皇上。僅就這一點也可以看出他是以何等的勇氣向和珅開戰的。這在當時絕無第二人有此膽量，非常難能可貴。因此和珅更加忌恨於他，極盡打擊報複、穿小鞋之能事，凡遇苦差事、難辦的事全派他去作。結果他積勞成疾，醫治無效，於乾隆六十年（1795）與世長辭，終年55歲。關於錢灃之死，另有一種說法，即有人懷疑和珅得知錢灃要上奏折專門彈劾自己，遂派親信將其毒死。

有了曹錫寶，有了錢灃，還有尹壯圖。尹壯圖，曆任監察禦史、內閣學士、太仆寺少卿、禮部侍郎等職。他為官正直，敢於發表自己的見解。和珅當政當然不希望別人有過多的言論。而且，所有奏章都要經過軍機處，和珅為軍機大臣，尋常官員上奏折時，皆會思慮再三，而尹壯圖則不管這些，甚至對乾隆和和珅引以為自豪的“議罪銀製度”提出異議，認為這種製度是促使、慫恿地方官貪汙中飽的下策，如果繼續實行下去，必將造成地方吏治廢弛，銀庫虧空。這隻會使社會經濟惡性循環，從而加重人民的負擔，破壞社會安定。其實這也是尹壯圖對和珅損下肥上、貪汙腐敗、結黨營私種種劣跡揭示的一個嚐試。乾隆帝在和珅的建議下，委派戶部侍郎慶成和尹壯圖一起先後到山西、直隸（今河北）、山東以及江南各省查核各處倉庫。其實慶成是和珅的私黨，他在查核過程中處處鉗製尹壯圖，每到一地都要“遊宴數日，乃發倉庫校核”。在此期間，地方官們早已準備妥當，往往借商家銀兩充實庫存，待核查人員到來，已經不露任何馬腳，結果一點虧空也沒查出來。在這種情況下尹壯圖非常尷尬，隻好“自承虛訛，奏請治罪”。乾隆帝認為尹壯圖的奏折實乃“希榮卑鄙，飾詞謊奏”。結果尹壯圖被下刑部大獄，決定處決。後來乾隆帝又覺得這樣判罪未免太重，遂改為將其降職，改授“內閣侍郎”。尹壯圖心裏鬱悶，最後以回鄉奉養老母為名，回到雲南。直到嘉慶四年（1799）初，嘉慶帝親政，冤案才得以平反。

巨貪當誅啟及後人

嘉慶四年（1799）正月初三日，太上皇乾隆壽終正寢，和珅失去了最可靠的靠山，意味著他的官運和命運走到了盡頭。第二天，嘉慶皇帝突然宣布：撤銷和珅的軍機大臣、九門提督的職務。那些早已對和珅不滿的官員，如大學士劉墉、禦史廣興等，紛紛上疏，列舉和珅種種貪汙受賄罪狀，要求嘉慶皇帝明察。初八日，嘉慶皇帝命令刑部逮捕和珅，並下令查抄了他的家產。正月十一日，嘉慶帝又下詔宣布了和珅的二十大罪狀。這些罪狀的內容綜合起來是這樣一些問題：一是泄漏機密，拉攏皇太子（即嘉慶帝自己），搶“擁戴”之功；二是對乾隆皇帝大不敬；三是欺隱軍機要事，隱匿邊報；四是專斷軍機處，把持戶部；五是任人唯親，所舉非人；六是稱和珅墓為陵，園林房舍逾製，有不臣之心；七是大珠、寶石、珍珠手串都比禦用者既多又大，衣貨千萬，金銀財產不計其數；八是開當鋪、錢店，與民爭利；九是縱容家奴到處勒索，廣置財產，等等。嘉慶帝最初決定將其“淩遲處死”，但後來考慮到皇妹和孝公主多次請求：乞望保和珅全屍，遂決定賜其自盡。和珅在獄中想起20年的歲月，百感交集，寫下《自悔詩》數行：“五十夢幻真，廿載枉勞神；對景傷前事，懷才誤此身。”然後，他拿起嘉慶皇帝賜給他的一條白練，自縊身亡，終年50歲。

關於和珅的家產，即他在當政的二十多年中總共貪汙了多少錢財，這些問題至今仍然是個“謎”。據史載，嘉慶帝查抄的和珅家產清單共一百零九號，內有八十三號尚未估價，已估者二十六號，即合銀二億二千多萬兩，著存戶部外庫以為川陝楚豫撫恤歸農之用。其餘的估價究竟有多少，史書中沒有明確記載，這就給後人留下一個懸念，和珅的家產到底有多少？據史學家粗略統計，和珅的家產大致有八億或十億兩白銀。因為從查抄和珅的家產清單上看，有些東西如當鋪、銀號等很難有準確的估計，有的估價過高，有的估價過低，所以導致史學界估價八億和十億差額達兩億的現象。

和珅確實堪稱中國乃至世界曆史上的大貪汙犯！當時清政府年收入為七千萬兩銀子，和珅當政二十年，其財產超過國家二十年收入總和的一半以上，這是多麽觸目驚心！要知道清朝的一品大員，正式年俸也不過白銀三百餘兩，祿米五百石！

和珅執掌權柄時間之長、貪汙之巨在曆史上都是罕見的，其中必有緣由，必有其存在的深刻社會根源，其曆史教訓是很值得總結一番的。

乾隆年間出現和珅這樣的大貪官，從根本上說，是源於高度集權專製的封建製度本身所固有的弊端。在封建製度下，“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皇權高於一切，因而隻可能實現人治，而不可能實現法治。清統治者雖然承襲明律製定並頒布了號稱“集曆代刑法之大成”的大清律，但皇帝的集權專製也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和珅雖然“寵任冠朝列”，集軍、政、財大權於一身，而且擔任淩駕於六部之上的軍機大臣達二十餘年之久，但這些權力都是乾隆給的，而且事實上在清代，隻有“皇上”才擁有軍機處的最高裁決權。在這種情況下，和珅如果不是“善伺高宗意”、唯乾隆之命是從，他是斷然坐不穩這個位置的。集權專製是腐敗的溫床，和珅罪案再一次昭示了這一點。

“明君”身邊出現大貪官的重要原因，是封建時代皇位、官位的“終身製”。乾隆皇帝25歲即皇帝位，在位長達60年。如果不是因為他不想超過“聖祖”康熙的在位年限，這皇位是非要坐到“駕崩”為止的。和珅發跡，是在乾隆四十年（1775），此時乾隆64歲，早已過了“耳順之年”。所謂“耳順”，當指好話壞話都能聽進去。做皇帝的，能聽進逆耳之言固然好，如果不加辨別地聽進順耳之言，而且感到飄飄然，喜歡而且重用巧言令色的諂媚之徒，那就是壞事了。乾隆是個有才有為之君，可供“歌功頌德”之處不少，一旦年老“耳順”起來，就難免視奸佞為忠臣，親手“培植”起和珅這樣的大貪官來。《清史稿·高宗本紀》在記載乾隆皇帝的一生事跡後，評曰：高宗“勵精圖治……惟耄期倦勤，蔽於權倖，上累日月之明，為之歎息焉！”這裏正指明了他進入高齡後的昏庸。這是自然規律，不可抗拒。人到耄耋之年，怎能不出現由生理心理原因而導致的某種偏執和昏庸呢？封建時代與皇位終身製相適應的，是官位終身製。它不但有因年老而陷於昏庸的問題，而且有由於久居官位而容易出現的結黨營私的問題，因此，皇位、官位“終身製”是滋生腐敗的重要體製原因。

乾隆晚年釀就和珅罪案的另一個原因，是封建王朝對官吏，特別是對高層官吏缺少有效的監督機製。“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和珅罪案，隱伏期長達20餘年。其實，早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和珅被任命為欽差大臣，與著名將領、大學士阿桂同往甘肅鎮壓回民起義時，就犯過“亂指揮”的錯誤，暴露出他缺少軍事指揮才能的事實，曾受到乾隆皇帝的“詔斥”，但是這並沒有妨礙他連續當了20餘年的軍機大臣。乾隆四十七年（1782），乾隆命和珅與都禦史劉墉、舉劾人禦史錢灃共同按察山東巡撫國泰“貪縱營私”案，和珅就曾“陰袒”國泰，是錢灃堅持封庫並將案件查實的。和珅不但沒有因圖謀“陰袒”國泰而受處分，反而因為他是“負責人”而被“加恩中外大臣加太子太保”；乾隆五十一年（1786），禦史曹錫寶舉劾和珅家奴劉全，又被和珅僥幸過關；乾隆五十六年（1791）和珅詆毀尚書彭元瑞，乾隆雖然沒有聽信和珅之言，卻也沒對和珅產生任何警惕……總之，和珅曾多次暴露其劣跡，乾隆都沒有察覺，導致嘉慶皇帝在父親死後的第二天，就拿天怒人怨的和珅開刀，作出新君敢動“一品大員”、決心整肅吏治的姿態。

但是，嘉慶的學識才能遠不如他的父親，他並非真心也絕不可能根治導致封建吏治腐敗的“病根”。在經曆了“康雍乾盛世”之後，清王朝，乃至整個封建製度都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走向它的“壽終正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