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景之治

3.欲令治獄者務先寬

在漢文帝刑法改革之後，漢景帝又進一步減輕了笞刑。

據說漢文帝實行的廢除肉刑而以笞刑代替的刑法改革，在事實上並沒有真正減輕罪罰。笞刑之重，往往致死。所以按照《漢書·刑法誌》的說法，實際上是“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漢景帝元年（前156）就下詔宣布減輕笞刑。詔令說：“加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為人。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指出笞刑在施行時往往和死刑沒有實質性的區別。即使幸而不死，也往往致殘，生活已經無法自理。於是改定律令，將原先笞五百的刑罰減為三百，原先笞三百的，減為二百。

漢景帝宣布減輕刑罰的其他詔令，還有漢景帝元年（前156）指示“吏受所監臨，以飲食免，重”，要求有關官員重新議定有關條款。中元二年（前148）宣布：“改磔曰棄市，勿複磔。”廢除了極端殘厲的“磔”刑。中元四年（前146）秋，又宣布在陽陵工地施工的罪犯可以赦免死罪，如果願意接受宮刑的，可以批準。

中元五年（前145）九月，漢景帝又頒布了強調“獄，人之大命，死者不可複生”的詔令：“法令度量，所以禁暴止邪也。獄，人之大命，死者不可複生。吏或不奉法令，以貨賂為市，朋黨比周，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令亡罪者失職，朕甚憐之。有罪者不伏罪，奸法為暴，甚亡謂也。諸獄疑，若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詔令強調，法律的作用，在於懲治罪行，以“禁暴止邪”。刑罰嚴峻，關係死生，而死者是不可能複生的。有的官吏不遵行法令，以金錢利益關係介入司法，相互勾結，又專以執法苛刻標榜為明察，往往用刑失當，使無罪者喪失生存能力，我從內心深為哀憐；而真正的罪犯又往往未能夠受到懲處，依然目無王法，危害社會，法令竟然一如虛設。自今對於治獄疑有冤情，因用法牽強罪證不實提出上訴的，允許複議。

在宣布減輕笞刑十二年後，漢景帝中元六年（前144）又下詔宣布將笞三百之刑減為笞二百，笞二百之刑減為笞一百。詔令說：“加笞者，或至死而笞未畢，朕甚憐之。其減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漢景帝同時要求臣下為笞刑的具體施行製定規則。於是丞相劉舍和禦史大夫衛綰提出製定規範笞刑等級細則的所謂《箠令》的建議。其中規定，執行笞刑的刑具“箠”的長度應為五尺，其粗的一端以一寸為標準規格，用竹材，末端厚薄為半寸，均削平其節。與以往打擊背部不同，現在則是“笞臀”，並且規定行刑者不得中途換人。於是受笞刑處罰的罪人往往能夠生存。

《漢書·景帝紀》稱此為“減笞法，定箠令”。

第二年，也就是後元元年（前143）春正月，漢景帝又公布了對於以為“獄疑”，要求複議案情者，即使所申訴的理由不能成立亦不予追究治罪的詔令。詔令說：“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有令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為失。欲令治獄者務先寬。”“獄疑者”有權利提出重新審議案情，駁正是非。先向辦案機關提出複議要求，仍不能決，再上訴廷尉。要求複議者即使所言不當，也不以為過失。這一規定的出發點，是希望司法機構和執法人員堅持以寬懷為先的原則。

這裏所說的“獄，重事也”，和前次詔令所謂“獄，人之大命，死者不可複生”，都體現了對人的生命，對人的權利，對人本身的一種尊重。

漢景帝實行的減輕刑罰的政策方針，體現出當時社會文化的進步和政府行政能力的提高。選擇較為文明的政治方式，也表現出漢景帝劉啟值得讚許的政治眼光和政治魄力。

《漢書·食貨誌上》說到漢景帝執政期間調整刑法製度而產生的積極的社會作用：“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誼而黜媿辱焉。於是罔疏而民富，……”雖然刑罰稍輕，百姓卻增強了守法的自覺性，禮誼益重而民眾知榮辱，所以雖法網疏闊，社會卻相對安定，經濟形勢也趨向良性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