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景之治

1.漢文帝三年的太原之行

劉恒從遙遠的北方邊地匆匆入長安即位，由於朝中沒有根柢，不得不以一種謙虛謹慎的態度治國，又由於他個人資質凝重平和的因素，於是政局安定，政風清明。漢文帝得諡號為“文”，《史記·孝文本紀》司馬貞《索隱述讚》稱頌他“布德偃兵”，然而他的政治生涯中，其實也是有軍事行動的。

漢文帝時代軍事行為的主要背景，是匈奴的壓力。自戰國晚期以來，匈奴在北方草原崛起。匈奴的侵擾，引起了中原王朝的重視。秦始皇三十二年（前315），秦始皇東巡，又巡視北邊，從上郡（郡治在今陝西榆林南）返回鹹陽。同年，秦始皇派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匈奴，奪取了包括今河套地區的所謂“河南地”。次年，即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又於西北對匈奴用兵，成功地將匈奴勢力逐出今陝西、內蒙古交界地區直至陰山一帶，在當地置四十四縣，沿河修築城塞。又派蒙恬北渡河奪取了高闕（今內蒙古杭錦後旗東北）等軍事要地，修築亭障以防禦草原遊牧民族的侵擾。並且從內地移民以充實邊縣。三十四年（前213），又調發工役人員修築長城。西漢初年，因中原戰亂之後經濟尚未恢複，政治形勢亦不安定，匈奴的威脅形成了強大的壓力。漢王朝建立之初，經濟殘破，民生艱辛。秦時已經興起的匈奴部族的勢力逐漸強大，所控製的地域包括貝加爾湖以南遼闊的草原大漠。在秦末戰爭中，盡數收回了秦將蒙恬所占領匈奴地方，又進入長城以南，至於朝那（今寧夏固原東南）、膚施（今陝西榆林南），同時出兵侵掠燕國和代國。楚漢戰爭時，中原疲於征戰，無力北防，匈奴於是日益強盛，軍中勇士竟然多達數十萬，對新生的西漢帝國形成了嚴重的威脅。漢高帝六年（前201），以太原郡為韓國，徙韓王信王之，都馬邑（今山西朔縣）。在與匈奴作戰時，韓王信被圍困於馬邑，派使者與匈奴議和。漢朝廷疑心韓王信有二心，派使者前往責問。韓王信心存畏懼，當匈奴進軍，猛攻馬邑時，向匈奴投降。匈奴又發軍攻太原郡，兵臨晉陽（今山西太原南）城下。劉邦於是親自率軍北擊匈奴。時值冬季嚴寒，士卒多有凍傷墮指者。匈奴單於冒頓佯敗，誘漢軍北上。漢軍三十二萬追擊。劉邦先到平城（今山西大同東北），主力尚未抵達，匈奴精兵四十萬騎將劉邦圍困於平城東北的白登。匈奴騎兵鐵圍之中，漢軍指揮中樞七日未能與漢軍主力取得聯係，也無法得到後勤補給，據說用陳平之計，賄賂單於閼氏，使說服單於解圍之一角，方才終於脫逃，得以與主力會合。匈奴退軍，劉邦也引兵而罷。此後，漢與匈奴結和親之約，相互約為兄弟。漢以宗室公主為單於閼氏，每年給予匈奴定量的織品酒米食品等。不過，匈奴仍然時時南下侵擾代（郡治在今河北蔚縣東北）、雲中（郡治在今內蒙古土默特左旗東南）、上穀（郡治在今河北懷來東南）等郡，使北邊地區社會經濟生活難以安定。在劉邦時代，還屢有漢將因個人政治地位的變化而叛降匈奴，成為匈奴南侵的向導和前鋒。

劉恒於漢高祖十一年（前196）春立為代王。呂氏之亂平定後，因陳平、周勃等迎立即位，又有自代往長安的交通實踐。然而漢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前180至前157）中，除三年（前177）有太原之行外，隻有在三輔地區以內的短途出行經曆。對於漢文帝此次太原之行，也是他在位期間唯一一次長途出行的多方麵的意義，有必要進行分析。

對於漢文帝三年（前177）的太原之行。《史記·孝文本紀》記載了其前後事跡：

五月，匈奴侵入北地郡，居河南地為寇。漢文帝初幸甘泉。

六月，漢文帝宣布：漢與匈奴約為兄弟，為了不使其擾害邊境，向匈奴輸送財物甚為豐。然而今匈奴右賢王離其國，將眾居北河以南地方，威脅漢塞，捕殺吏卒，淩辱邊吏，驅趕協助防衛長城的少數民族，甚至入邊塞為盜，狂傲無道，完全背棄了雙方約定。其發邊吏騎八萬五千集結於高奴（今陝西延安），遣丞相潁陰侯灌嬰擊匈奴。

匈奴於是退去，發中尉材官歸衛將軍統屬，防衛長安。

辛卯日，漢文帝自甘泉至高奴，又前往太原，見代國故群臣，皆有賞賜。留遊太原十餘日。清代學者王士禎《漁洋詩話》卷上引錄了一首歌頌漢文帝太原之行的詩作：“臨朐馮文毅溥《題漢文帝幸代圖》雲：‘漢帝當年歌《大風》，歡留父老樂融融。誰知將相調和後，更有君王燕賞同。每飯未嚐忘巨鹿，故居猶自念新豐。旌旗十萬雲中駕，休儗登台出塞雄。’”

濟北王劉興居聽說漢文帝前往代國，準備部署攻擊匈奴的戰爭，發動反叛，發兵欲襲滎陽。漢文帝於是詔罷丞相兵，遣棘蒲侯陳武為大將軍16，率軍十萬進擊濟北王叛軍。

七月辛亥，漢文帝自太原至長安。發布詔書：濟北王背德反上，詿誤吏民，為大逆。濟北國吏民在朝廷大軍未至時先自定，及以軍隊城邑投降的，皆赦之，複官爵。

八月，破濟北軍，俘虜濟北王。

五月，漢文帝初幸甘泉，在敵情嚴重的情況下毅然進居有直道與北邊防衛係統密切聯係的甘泉宮，表露積極抗敵的態勢。六月辛卯，漢文帝“自甘泉之高奴”。他實際上來到了防備匈奴進攻的前敵指揮中心。

司馬遷“帝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的記述，表明漢文帝的太原之行與北邊抗擊匈奴的軍事行動有密切的關係。於“發邊吏騎八萬五千詣高奴，遣丞相潁陰侯灌嬰擊匈奴”事後“之高奴”，自有“帝親自勞軍，勒兵申教令，賜軍吏卒”的意義。

所謂“濟北王興居聞帝之代，欲往擊胡，乃反”，也從另一側麵說明了“之代”與“擊胡”的密切關係。

討論漢文帝“幸太原”或者“之代”與國防的關係，自然應當通過當時代國在北邊防衛係統中的地位得以認識。代地，是高帝時代漢王朝與匈奴作戰的主戰場，又長期承擔著抗禦匈奴主力的邊防重任。劉恒立為代王，是以代地頻仍的戰事為背景的，特別是“與夷狄邊”，“數有胡寇”的形勢，形成了“難以為國”的政治困境。劉恒入主長安之後，依然會對當年的嚴峻形勢記憶猶新。

司馬遷《史記·孝文本紀》寫道：“濟北王興居聞帝之代，欲往擊胡，乃反，發兵欲襲滎陽。”根據這一曆史記錄，似乎漢文帝“之代”，有以此為基地出擊匈奴的計劃。

這是確實存在的軍事方略，還是濟北王劉興居的錯誤判斷呢？

《史記》“濟北王興居聞帝之代，欲往擊胡”，《漢書·文帝紀》的說法是“濟北王興居聞帝之代，欲自擊匈奴”。荀悅《漢紀·孝文皇帝紀上》則寫作“濟北王興居聞上自擊胡”。

林幹《匈奴史》、《匈奴通史》、《匈奴曆史年表》都沒有記錄此事，《匈奴史料匯編》也未采錄相關記載。研究者或許以為漢文帝“之代，欲往擊胡”並非史實，或許以為漢文帝的計劃並未形成戰爭事實而不足重視。

不過，11年後的另一次對匈奴的戰爭準備，漢文帝的表現可以幫助我們理解這次“欲往擊胡”，“欲自擊匈奴”，“自擊胡”的真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