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景之治

1.布衣將相之局

經過戰國時期多年的兼並戰爭之後，強大的秦國在公元前221年，即秦王嬴政即位的第二十六年實現了統一。以鹹陽為都城，以關中作為統治重心的秦王朝，建立了大一統的高度集權的專製主義統治。其政治體製的構成，對此後二千餘年的曆史有重要的影響。

秦王朝建立後，即麵臨著管理天下經濟運行的任務。據《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秦始皇期望經濟發展的合理化，在謀求“男樂其疇，女修其業”，即民眾都積極傾力於社會生產的基點上，形成新的經濟秩序，並且以此為保證，使得農耕得以發展，社會得以富足，實現民眾的富裕和產業的增殖。秦王朝在全新的曆史條件下帶有試驗性質的的經濟管理形式，是值得重視的。秦時由中央政府主持的諸多規模宏大的土木工程的規劃和組織，表現出經濟管理能力的成熟。秦王朝的經濟製度多具有創新的意義，然而在施行中，有積極的作用，也有消極的作用。秦王朝經濟管理的軍事化體製，其極端苛急的政策傾向，以及不合理的區域經濟方針等方麵的弊病，為後世提供了重要的曆史教訓。

秦王朝的專製統治表現出高度集權的特色，其思想文化方麵的政策也具有與此相應的風格。秦王朝雖然統治時間不長，但是所推行的文化政策卻在若幹方麵產生了相當深遠的曆史影響。

秦始皇統治末年，多次因組織戰爭和土木工程征發民眾服事苛重的徭役。大規模的徭役調發，使正常的經濟環境和生產秩序受到破壞，民眾承受著極沉重的負擔。

秦始皇去世之後不久，秦王朝的統治階層內部發生政治危機，日益激化的社會矛盾終於導致了規模空前的大動亂。秦二世沒有能力穩定政局，其執政集團的核心又發生變亂，秦二世本人被趙高派人刺殺。秦王朝在人民反抗的浪潮中走向崩潰。

秦亡之後，反秦聯軍中實力最為強大的項羽軍事集團把握了關中形勢，主宰了各派政治勢力的權力再分配。項羽號稱“西楚霸王”，然而沒有能夠全麵控製天下政局，諸侯混爭的戰火重新燃起。

穩健多謀的政治家劉邦取得關中作為根據地，又得到諸多猛將能士的擁戴，終於戰勝項羽，建立了漢王朝，定都長安，史稱“西漢”。

西漢初年，政治形勢依然複雜，經濟條件異常落後，外族威脅空前嚴重。劉邦和他的功臣集團排除諸多困難，努力使西漢政權得以穩定。

正是因為劉邦具有較寬廣的政治胸懷，運用較明智的政治策略，在楚漢戰爭中，能夠以富足的關中作為穩固後方，使兵員和作戰物資不斷得到補充，雖百戰百敗，垓下一役，終於戰勝項羽。

漢並天下後，劉邦從建立統一帝國的大局出發，接受曾被項羽譏諷為“衣繡夜行”的建議，定都關中，實行促進楚文化、齊魯文化和秦文化交匯融合的正確政策，建立起空前強大的中央集權的帝國。

劉邦出身楚地平民，然而卻能夠以寬懷之心行政。他曾經和臣下就“我為什麽能夠據有天下，項羽為什麽終於失去天下”進行討論。有的將領回答道，劉邦能夠“與天下同利”，項羽則妒賢嫉能，對於有功者忌害，對於賢者懷疑，功臣不能得到實際的利益，這是他所以失去天下的原因。劉邦則指出，這種見解是知其一，不知其二。他說，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裏之外，我不如張良；管理國家，撫定百姓，籌集運輸軍需給養，我不如蕭何；統率百萬之軍，戰必勝，功必取，我不如韓信。他們三人，都是人中俊傑，然而我能夠用之，這就是我所以能夠取天下的原因。項羽有一範增而不能用，所以最終為我所擊敗。

劉邦善於團結部眾，任用文化背景不同的有才之士的所謂“寬大”、“寬容”的政治性格，實際上表現出一種能夠以較寬廣的胸懷對待其他區域的文化傳統的“寬仁”的文化觀。這種文化觀所以優勝，是因為和體現為文化融合趨勢的曆史進步的方向是一致的。

天下大定之後，劉邦罷遣軍中士卒，表示結束戰爭狀態，恢複經濟生產的決心。這一決定，也順應了社會上下期盼安定和平的共同意願。大批出身農人的兵士的複員，使農耕經濟複蘇得到了最基本的條件。

劉邦宣布對於罷遣的軍士給予政治地位和經濟利益方麵的優遇，即賜爵授田。並且明確宣稱，所依據的原則，正是“法以有功勞行田宅”，即按照戰爭中的功績和勞績分配土地宅屋。這一政策雖然文辭內容似乎與秦法相類同，但是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卻表現出新的意義。對於所謂“從軍歸者”及“有功者”“賜爵”及“先與田宅”，安定了人心，使最有生機的社會力量傾心歸複到農業生產中。同時，也使一個包括中小地主和富裕自耕農的較富有實力的階層，成為新興的西漢王朝的堅實的社會基礎。

劉邦同時還宣布了兩項重要的政策：

一，“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今天下已定，令各歸其縣，複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訓辨告，勿笞辱。”

二，“民以饑餓自賣為人奴婢者，皆免為庶人。”

平民在戰亂以前的身分地位以及私有財產的所有權，在回歸故鄉後，得到政府的全麵承認。地方官不得歧視欺淩。戰亂中被迫自賣為奴婢者，恢複平民的地位。這樣，使戰亂中大量流亡於野山大澤的民眾重新回歸到政府控製之下，成為編戶齊民，又使一定數量的奴婢得到人身解放。

事實上，曆代王朝謀求天下之治的成與敗，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於政府實際控製人口數量的比率。劉邦在漢初實行的有關政策，有利於當時社會經濟的恢複，有利於西漢王朝政權的鞏固。

漢高帝十一年（前196），又宣布士卒當年跟隨入蜀、漢、關中的，終身免除徭役。劉邦早期軍事集團成員的特權，又得到進一步的確定。

考察漢初政治格局，可以發現一種平民風格。

劉邦本人出身平民，在秦時任過亭長。他的功臣集團大多出身低微，除了張良家世高貴而外，其餘多為所謂“亡命無賴之徒，立功以取將相”者。蕭何、曹參、任敖、周苛都是基層政權的普通小吏，陳平、王陵、陸賈、酈商、酈食其、夏侯嬰等都是一般平民，樊噲是屠狗者，周勃是織席、吹簫服務於喪事者，灌嬰是賣織品的小販，婁敬是挽車的普通役人。清代曆史學者趙翼總結西漢初期政治結構，曾經稱此為“漢初布衣將相之局”。他同時指出，這種打破貴族政治傳統定式的“前此所未有”的新的政治格局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曆史意義，由此可以說明，“蓋秦漢間為天地一大變局。”

趙翼在《廿二史劄記》卷二中寫道，自古以來，都是封建諸侯，各君其國，卿大夫也世襲其官，成例相沿，視為固然。後來這種政治格局積弊日甚，暴君荒主，於是以殘虐之心役使民眾，沒有任何力量可以約束限製；而強臣大族，又篡弑相仍，政治爭鬥激烈，以致禍亂不已。這樣的政治形勢是不能不改變的，但是數千年來世侯世卿之局，一時也難以迅速扭轉。戰國晚期，這種貴族政治體係實際上已經動搖，不過，新的政治體製的麵貌尚不明朗。秦開一統之局，政體煥然一新，但是，“雖無世祿之臣，而上猶是繼體之主也。”大臣的任用雖然已經打破“世祿”的傳統，而最高統治者，依然是王族世襲。直到漢初，新王朝之氣象大變，似乎“天意已另換新局”，新的政治體製得以開創，“天之變局，至是始定。”而且新的貴族在高度集權的中央政府統治之下，權位隨時可以消除。於是三代以來世侯世卿之陳舊政統，蕩然淨盡，“而成後世征辟、選舉、科目、雜流之天下矣。”

當時的官僚階層在一定程度上比較能夠接近社會下層，作風也與後世有所不同。身為將相的高級官員，有時甚至乘坐牛車。蕭何以丞相之尊，購置田地宅院一定要選擇窮僻之處，住所的修建不願意大興土木，不作豪華的裝修。他說，“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為勢家所奪。”就是說，後代如果賢良，一定會繼承我的簡樸之風，如果不賢良，家業也不至於為權勢之家所侵奪霸占。漢王朝建國之初，朝廷儀禮簡省，據《史記·劉敬叔孫通列傳》說，當時朝中往往“群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這一情形，也反映了新王朝政風的平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