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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臣VS皇帝:嘉靖朝的典型“禮儀”

  公元1521年,明朝第十一位皇帝朱厚熜即位,年號嘉靖。這位年僅十四歲的少年即位之後,就與群臣上演了一場曆史上有名的“大禮儀之爭”事件。

  朱厚熜的登極與之前皇帝不一樣,因為在他之前,正德皇帝死後無子,朝廷隻好從皇室近支中選取,朱厚熜作為正德的堂弟,無疑是最佳人選。

  然而接下來的事情出人意料。按程朱理學觀念,大臣們要求新皇帝嘉靖以“過繼”的身份,尊稱正德的父親也就是自己的伯父為“皇父”,稱正德的母親也就是伯母為“皇太後”,而要改稱自己的父親為“皇叔父”。這大大激起了嘉靖的不滿,不由反問:“父母關係怎可以如此篡改?”

  作為外藩繼任,嘉靖對大臣們並不信任,尤其對這種篡改血緣關係難以接受。早在入宮時,當時大臣要求他以“皇太子”身份從側門進,嘉靖就很生氣:“遺詔是以我這個堂弟繼任皇位,怎麽變成‘太子’稱謂了?”嘉靖的生母蔣氏也在從藩邸前往京城途中,聽說朝臣要求自己的兒子做別人的皇太子,拒絕前進,朝臣們這才讓步。

  中國從明朝開始,文人士大夫就開始接受以朱熹為中心的四書五經儒學,思維模式一個樣,凡事先要“正名”,尤其對於皇家血統論,動輒上升到社稷的程度,士大夫們的“認死理”是出了名的。為了維護皇室血統的“純正”,他們繼續要求嘉靖認自己的伯父為父親,並為此不惜一切代價。為了“名正言順”,內閣首輔楊廷和與毛澄寫了一篇《崇祀興獻工典禮》,自稱是萬世不易的經典,向文武百官宣布:“大家的行動都要以此作為根據,敢有異議的,就是奸邪!”於是朝臣們紛紛上書,要求嘉靖帝改稱號,正名義。

  作為旁支血脈的嘉靖皇帝,同樣性格執拗,牛脾氣一個,死活不答應大臣們的要求。這也難怪,非要認他人為父,這種滅絕正常的觀念隻有那些道學家能夠堅守。雙方各不相讓,皇帝認為此舉荒唐,大臣們則自我標榜正義,朝廷陷入僵持。這時一位新科舉士張璁站了出來,支持皇帝的觀點,認為“繼嗣不繼統”,頓時激起了群臣憤怒。首輔大臣楊廷和立刻引經據典,彈劾張璁乃大逆不道,把他貶黜到外地。

  嘉靖寡不敵眾,執拗不過。偏這時宮中發生大火,楊廷和等人借此大造聲勢,稱這是上天發怒,皇帝違反了禮教,危機潛伏。嘉靖年紀尚淺,被大臣們說三道四,深為憂懼,隻好暫時妥協。

  但嘉靖初年的爭論並沒有停息,隨著新皇與老臣的間隙加深,首輔大臣楊廷和受到冷落,隻好提出辭職。嘉靖求之不得,很快就答應了,立即召回當初維護自己的張璁。於是朝廷分裂為以張璁為首的“護禮派”和諸多舊臣的“議禮派”,雙方在朝廷上各自引經據典,從相互辯駁發展到攻訐對方,從唾沫橫飛發展到仇視相向。

  士大夫們高舉著理學的正義,討論的不是國計民生的實事,而是陷入喋喋不休地對所謂“正統”的辯論,日複一日,毫無休止。

  “大禮儀事件”從嘉靖即位初,爭論了長達三年時間,雙方依然沒有罷休。到1524年,嘉靖即位第四年,決定下令恢複舊稱:伯父仍稱伯父,父親仍是父親。這無疑捅了馬蜂窩,道學家們大為震動!這豈不是違反聖人的“天理”?豈不是“名不正言不順”!護禮派大臣們空前團結,包括各部尚書在內的上百名官員,一齊聚集在左順門外,強烈抗議皇帝,導致事態迅速升級。

  這種情況下,終於爆發了“血濺左順門”事件。當時,楊廷和的兒子楊慎最為激動,向群臣大呼:“國家養士一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一位大臣王元正也慷慨激昂大叫:“萬世瞻仰,在此一舉!”群臣的情緒被調動起來,個個都視死如歸的氣概,紛紛表態:“今日有不力爭者,必共擊之!”為了維護虛無的“名義”、“道統”,這些深受程朱理學熏陶的大臣們表現得極為誇張,在宮門外大吵大鬧,跪拜號哭,鬧得人心惶惶。

  嘉靖皇帝正在休息,聽見外麵吵鬧,非常無奈,隻好派幾個太監勸大臣們回去。可大臣們鐵了心要和皇帝幹到底,誓死不從,堅決跪在門外,大聲號哭,要求嘉靖一定要出來給個說法。就這樣,從早上七點僵持到下午一點,皇帝和大臣們誰都不肯妥協。

  正午的太陽已過,嘉靖皇帝越來越惱怒,於是命令錦衣衛驅趕群臣,以此威嚇。誰知,這一舉動對群臣更是火上澆油,大家情緒激動,跳罵起來。大臣王元正的表演尤為誇張,他衝上前去,使勁敲打擂擊宮門,扯開喉嚨大哭大叫,群臣們發現如果不跟著他這樣誇張哭鬧的話,有可能被指控不夠忠心,於是都跟著紛紛大聲哭號,敲打宮門,乃至於金鑾殿的瓦片都搖晃了。此情此景,真讓人不知該說什麽好……

  官員們聲稱,如果皇帝不稱自己的伯父為父親,那麽皇室不純,就是天理難容,國家要麵臨大災難,社稷將毀於一旦!

  年輕的嘉靖終於無法忍受!這些朝臣到底想幹什麽?他們要把朕逼到絕路不成?

  嘉靖命令錦衣衛全體出動,湧向宮門外,一股殺氣襲來。頓時間,左順門外哀聲震天,廝打、抓撓鬧劇上演,到處血跡斑斑,這些昔日裏溫文爾雅的大臣,今天可是出盡洋相,吃夠了苦頭。錦衣衛把所有五品以下共一百三十四名官員全部抓起來,硬生生投入牢獄,其他四品以上官員全部待罪!

  第二天,嘉靖又下令抓捕了九十多位大臣,全部廷杖。光天化日之下,文官們的衣褲脫去,錦衣衛的大棒齊刷刷舉起,便是血肉橫飛,鮮血橫流,哭聲震天,這次廷杖比當年正德皇帝杖打滿朝文武有過之而無不及,當場打死十六位官員,其餘一律流放發配。

  至此,這場長達三年之久的“大禮儀事件”才告終,嘉靖皇帝依舊稱伯父為伯父,父親為父親。

  文臣們對社稷江山是忠心耿耿的,但為表忠心,他們行為偏激極端,不僅不能解決問題,反而越鬧越糟。縱觀明朝社會,這種現象出現得非常頻繁,士大夫們在程朱理學的熏陶下,一個個都偏執頑固。他們自以為懂得了書本上所謂的“真理”,就認為放之四海而皆準,傲氣不已,絲毫不讓,愈發刻薄,讓人難以接受。

  朝臣們的刁鑽刻薄,常常讓皇帝們下不了台,大臣們把皇帝逼到絕路,也把自己逼到絕路。這種激化導致皇帝憤怒至極,大發雷霆,結果都是釀成慘劇——你們不是慷慨激昂嗎?你們不是目空一切嗎?朕就給你們點顏色看看!最後隻能越弄越糟,雙方以悲劇收場。

  明朝的君不知如何為君,臣也不知如何為臣,卻不知早在唐代,一對君臣的典範就已闡明了君臣之道。

  《資治通鑒》中有一段唐太宗與魏徵的對話,探討“忠臣與良臣”,頗耐人尋味:

  (魏徵)曰:“臣幸得奉事陛下,願使臣為良臣,勿為忠臣。”

  (唐太宗)上曰:“忠、良有以異乎?”

  對曰:“稷、契、皋陶,君臣協心,俱享尊榮,所謂良臣。龍逄、比幹,麵折廷爭,身誅國亡,所謂忠臣。”

  魏徵要做良臣,而不做忠臣,忠臣與良臣的區別在哪裏?

  在魏徵看來,忠臣隻知忠心於君王,但他們往往言辭不當,“麵折廷爭”,當著皇帝的麵大吵大鬧,似乎這樣就是忠的表現了,然而這偏偏惹惱、刺激了君王,逼得君王變成了昏君、暴君,最後自己也跟著殉葬,導致“身誅國亡”;而良臣則不然,他不圖“忠貞”的虛名,而是想辦法使國家得到治理,用委婉、柔和的手段,潛移默化,像稷、契、皋陶那樣,使君王與自己同心,共同創造尊容盛世。

  魏徵的話,一語點破臣子們的得失。縱觀唐、宋時期,大臣們勸諫皇帝,絕沒有像明朝大臣那樣聚眾鬧事、大吵大鬧的,明朝文人的方式實屬於“下下策”,對雙方都沒有好處,乃至釀成大禍。

  嘉靖皇帝隻是把官員們打了一頓,降罪流放,還算輕的,而明初大臣方孝孺的慘劇,比“大禮儀之爭”下的群臣們更加惡劣:

  公元1402年,當時是燕王的朱棣率兵叛亂,攻占京城,奪取了建文帝的皇位,是為明成祖。朝廷裏最有聲望的大臣是方孝孺,朱棣雖然嗜殺殘暴,但對方孝孺久聞大名,心中欽佩,希望得到他的效力。

  朱棣想讓方孝孺為他寫一份詔書,於是親自去請他,說:“先生,我是想效仿昔日周公輔佐成王,您不要見怪。”

  方孝孺冷冷地問:“成王安在?”指的是建文帝。

  朱棣有些尷尬:“成王自焚死了。”

  方孝孺責問道:“那為什麽不立成王的兒子,而你自己做皇帝?”此話明顯讓朱棣招架不住。

  朱棣隻好狡辯:“國賴長君。”

  方孝孺似乎要一條道走到黑,繼續責問:“那為什麽不立成王的弟弟?”

  朱棣明顯有些不耐煩:“這些都是朕的家事罷了。”然後拿了紙和筆,“詔書還是要您老先生親自寫才行。”

  朱棣在方孝孺麵前,倒是非常耐心遷就。

  隻是受正統理學熏陶的方孝孺死活不給麵子,像那些擂打宮門大肆哭號的群臣一樣,憤然把紙筆一丟,跳起來大哭大罵道:“死就死了,我就是不寫詔書!”這種偏激的態度在明朝士大夫們身上如出一轍。

  大庭廣眾之下,明成祖朱棣覺得很沒麵子,陰沉著臉威脅道:“難道你不怕我誅你九族?”

  誰知方孝孺絲毫不讓,真像發了狂一樣,大聲叫道:“你就是誅我十族都不怕!”

  朱棣也發狂了。狠心一發,難以收拾。好!既然你不怕,那我就誅殺你十族!方家男女老少全部被殺光,乃至於朋友、學生都統統處死,這一場屠殺,人數高達八百多人,那麽多無辜性命因偏激的一句話而死亡,彰露了朱棣的殘酷,也諷刺了方孝孺的迂腐。

  明成祖奪皇位,說白了隻是皇族內部鬥爭,無論誰贏誰輸,都依然是朱家天下,這種易位在唐太宗李世民、宋太宗趙光義時代都發生過。“內部矛盾”與外敵入侵不可同日而語,作為大臣,方孝孺的正直不屈應當讚賞,可又過於迂腐,過於執拗,為了自己的“忠義”名聲,把皇帝逼到絕路,也把自己逼到絕路,不惜害得全家老小乃至全族同胞慘遭屠戮。

  這就是儒家傳統所要宣揚的嗎?這種虛無的所謂“節氣”,意義何在?乃至於後人評價方孝孺“自激之甚,輕重失宜,忠之過者”。

  自宋明理學後,知識分子普遍把朱熹當做聖賢,把經朱熹注解過的“四書五經”當做普世真理。儒學早已失去了先秦孔孟時代的那種脈脈溫情,更缺乏了寬容和大氣,變得狹隘固執。由於道、佛等精神元素的融入,理學思想強調唯心主義,把主觀意誌力量看成是唯一準則,號召人們要重“氣節”,為維護虛無的道統天命奮不顧身,乃至於有了“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心性天理係於一身”等極端化的群體思想。

  正是在這種知識的灌輸下,明朝士大夫們一個個變得固執、清高,動輒以“天理”自居,自我標榜是正人君子,凡是與自己不同的則為“小人”、“禽獸”,大肆斥罵,強烈排斥。漢唐時代的大度消泯了,文人們遇見一點點小事就斤斤計較,要爭出個對錯是非來,遇見有關國家大事那就更要驚天動地,不鬧出人命、不血濺當場幾乎就不罷休。

  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被扭曲到如此地步,真可謂是程朱理學所禍害!

  事物影響總是相互的,文官群體得理不饒人,皇帝們就常常很丟麵子,惱羞成怒。明成祖、明武宗、明世宗,這些帝王當政期間,都發生了極端白熱化的流血事件,給明王朝的曆史留下巨大陰影,尤其這種打擊是針對整個知識分子群體,更被後世文人責難。皇帝們本身性格偏激,再加上大臣們不依不饒,那麽最終的結果隻能是:暴力解決。

  可士大夫們的牛脾氣向來沒有收斂過,從正德皇帝到嘉靖皇帝,文官們一次次發起責難,從最初的勸諫發展到責備,再發展到漫罵,整個朝廷上下似乎都有一種趨勢:你罵得越狠,頂撞得越激烈,就越是忠臣,大有“欲為聖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的架勢。

  在這種情況下,公元1565年,“天下第一國罵”的海瑞出現了。

  這時的嘉靖皇帝已經執政四十多年,國勢日衰,朝綱凋敝,嘉靖整日沉湎於修道煉丹,不理國事,讓臣子們憂心忡忡。

  海瑞很長時間裏隻是地方小官,他的出名就是因為一次次頂撞上司、偏執頑固,朝廷上很看好海瑞,認為海瑞是絕對的忠臣,讓他升任為中央官員,主管戶部。

  這位疾惡如仇的“海青天”對國家的衰落感到憂慮,他所采取的方法就是用偏激和固執來對抗,他自幼熟讀四書五經,認定了書中聖人所言,隻要嚴格遵守天理,就能戰勝一切邪惡。在這種極端思維下,海瑞決定寫一份長長的奏折,猛烈抨擊嘉靖皇帝,希望重振國家。

  海瑞的行為極端,在他擔任地方官時就出名了。這次,他做得更絕,在寫好罵皇帝的《直言天下第一疏》後,竟遣散了家人,打發走仆人,自己買了一副棺材,以表明視死如歸的決心,然而把《直言天下第一疏》呈遞上去。

  這份奏折對嘉靖皇帝四十年執政大加批評,言辭激烈,指責嘉靖“二十餘年不視朝,綱紀弛矣”、“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民不聊生,水旱靡時,盜賊滋熾”、“不及漢文帝遠甚,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更露骨地說了一句:嘉靖者,言家家皆淨而無財用也!

  明朝曆史上,乃至整個中國曆史上,敢於這樣直截了當罵皇帝、而且理直氣壯的官員,實不多見,尤其是自己買棺材、抱著必死決心的官員,更絕無僅有。

  海瑞是唯一一個,他的一生都是以這種極端方式來證明自己。他是程朱理學的堅定擁護者,是道統的嚴格捍衛者,一方麵,他是中國曆史上少有的“青天”,廉潔耿直,但另一方麵,他的“清”完全是“存天理,滅人欲”的體現,為了心中的“天理”,他幾乎以自虐方式來表達:長年累月地像工作狂一樣操勞,不請師爺不請助手不要仆人,為了節省開支自己在後院種菜吃,因為工資低人口多所以全家長年不吃肉天天吃青菜,因為小女兒吃了鄰家一塊餅而大怒導致小女兒絕食餓死,為了堅持二百年前朱元璋開國時的政策不惜把所有同僚上司得罪光……在這年複一年自虐般的過程中,海瑞清廉的名聲也隨之擴大,獨一無二。當他成為中央官員時,他登峰造極的大罵皇帝的舉動無疑讓其他文官都黯然失色。

  嘉靖皇帝當時五十九歲,由於長年亂吃丹藥,身體已經很差,脾氣也越來越壞。看到海瑞寫的這篇“國罵”,大為惱怒,對左右人說:“趕緊去抓海瑞,不要讓他跑了!”這時,身邊的人告訴他,海瑞早就買好了棺材,等著被捕。嘉靖聞聽如此,愣住了,麵對倔強得如此天真之人,嘉靖不禁有些感動,把海瑞的奏章又看了三遍(“帝默然,少頃複取讀之,日再三,為感動太息”)。不過幾個月後,嘉靖皇帝還是為此耿耿於懷,終於還是把海瑞投入大牢,按照刑部定刑,海瑞該判死罪。

  嘉靖皇帝一生貶斥、杖殺官員不少,然而這次,年老體虛的嘉靖尚未對海瑞作出判決,就一命嗚呼,駕崩了。

  這位大明朝最偏激的官員,竟然活了下來。他因為罵嘉靖皇帝,從此揚名天下,成為“忠臣”的標誌。

  明成祖時期的方孝孺慷慨激昂,全族抄斬,留下千古名聲;

  嘉靖初年的官員們大鬧宮門,被皇帝嚴厲處罰,一個個都以此為榮;

  後來的海瑞賭上自己身家性命,把皇帝罵個狗血噴頭,更成為社會典範……

  隻是,頗具諷刺意味的是,他們通曉的是聖賢書中的大道理,熟讀的是四書五經裏的諄諄教誨,他們一次次以自己的性命維護心中的真理,可對社會現實能有什麽貢獻呢?方孝孺身為國之重臣,屢屢在大的方針政策上出現錯誤,和建文朝的齊泰、黃子澄等書生一樣,恰恰是他們成了國家災難的罪魁禍首;嘉靖朝的文官群體動輒以天理教訓皇帝,乍看上去好像是無比忠誠,其實正是他們將年輕的皇帝陷入不仁不義的地步,把現實社會攪得越來越糟;海瑞的慷慨激昂沒有任何實質效果,除了成為“模範旗幟”外,他一生沒能留下多少利國利民的功績。

  這些人代表著明朝文官群體的主流,與其說他們正義、耿直,不如說他們迂腐、狹隘。

  反觀明朝另一位官員——張居正,稱得上是中國曆史上務實的政治家。他同樣滿腹學識,同樣憂國憂民,但他從來不爭一時的意氣,更不會為了虛幻的名義而鬧得不可開交,而是實實在在改革國政,富國強兵,低頭埋首走一條務實的道路,甚至特殊時刻采取特殊手段,為國之大利可舍小節,從而使明王朝再現“中興”之景。

  萬曆皇帝即位,張居正繼任首輔大臣。張居正是明朝乃至中國曆史上有名的一位改革家,他學識淵博,在政治上更遊刃有餘。張居正清楚這些文官群體都是極能煽風點火、大造聲勢的家夥,要想改革國家,堅定道路,必須壓製這些非議,於是對言官鉗製頗嚴。

  可是張居正一死,底下的群臣們就全都蹦躂起來,對張居正大肆貶斥,……

  明朝文官群體發展到這種地步,實在是一種悲哀。這些文官們爭論的從來不是國家大事,而是為了“名義”爭辯不休,對張居正的改革也一律以其人“道德不純”一棍子打死。

  平心而論,張居正一生頗有爭議,他對整個國家的改革發展作出極大貢獻,也在政治手腕上遊刃有餘。張居正也有過貪汙,但他真正的貢獻在於促使國家強盛,改革變法;海瑞一生清廉,可他做的每件事都讓人難以接受,除了為自己留下“正直”的名聲,對整個社會不僅沒有半點改善,反而加劇了這種偏執、怪異的群體行為。

  《萬曆十五年》的作者黃仁宇先生說:“一個貪官可以危害至小,一個清官則可以危害至大。”言下之意,明眼人該能體會得出來了。

  官僚們應該以其實際的政績使百姓受惠,而不是去高談虛偽的道德。

  然而這種情況的後果是使社會越來越趨於凝固。兩千年前的孔孟之道,在過去曾經是領導和改造社會的力量,至此已成為限製創造的牢籠。在道德的旌旗下,拘謹和雷同被視為高尚的教養,虛偽和欺詐成為官僚生活中不可分離的組成部分。無怪乎李贄要慷慨乎之:“其流弊至於今日,陽為道學,陰為富貴!”

  張居正不是道德上的完人,卻是真正的實幹家。

  方孝孺、海瑞等文官群體做不出實在的功績,隻不過是在空洞的道德模範。

  繼海瑞之後,大明朝的官員們開始紛紛效仿,以“漫罵”方式求名者越來越多,文官們陷入“沽名釣譽”的價值迷失中,直到萬曆年間,發展為極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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