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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西文化差別:從《九章算術》與《幾何原理》所發現的

  以今天的觀點來看,一個國家發展的重要標誌,在於科學技術的發展;一個國家落後挨打的根源,也在於科學技術的落後。明清之後,中國的自然科學發展相對於西方落後,尤其是到清朝中葉,科技幾乎停滯不前,還有不小的倒退——人們探討其中根源,為此爭論了一百多年,有認為是製度的問題,有認為是文化的問題,有認為是封建統治者愚民的問題……諸多解釋,不一而足。

  自然科學的落後,是中國衰落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此我不能鋪開來寫,畢竟這個話題極為複雜深刻。但其中有一個因素是不容忽視的,那就是——中國的科舉製度。

  科舉發展到明清兩代,獨尊理學,隻用八股,一切以四書五經為藍本,思想被限製在狹小的範圍內,加上中國傳統的思想本就是“重德輕技”、“重農抑商”,強調道德、人倫綱常、人際關係的感性文化,忽視技術原理、邏輯推理的理性精神,認為這是“奇技淫巧”。

  一定會有人說:明朝的自然科學不是很繁榮的嗎?有李時珍這樣的醫學家,有宋應星這樣的科學家,有徐光啟這樣的中西文化大師,有徐霞客這樣的旅行家。怎能說中國人不重視科技呢?

  確實,這些都是中國自然科學的結晶:《天工開物》、《本草綱目》、《徐霞客遊記》……隻是,這些科學著作是完全拒絕於科舉製度之外,也沒有得到政府的任何提倡。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科舉考試是每個中國男子的夢想,隻有四書五經才是“正經學問”,至於發明創造、科學探索,完全是“奇巧淫技”,隻有極少數“另類”之人才會去做。

  讓我們來看看,明代的四大科學著作,這些作者都是什麽樣的人?——

  《本草綱目》的作者李時珍,其家庭是受官紳欺侮、地位很低的民間醫生,父親為了李家能出人頭地,希望李時珍去考科舉。李時珍年輕時三次考舉人,都失敗,最後無奈無緣官場,隻好放棄科舉考試,自發研究醫學,而且,當他下定決心走從醫這條路時,寫詩雲“身如逆流船,心比鐵石堅,望父全兒誌,至死不怕難”,是一副大義凜然、慷慨赴死的模樣。可見在當時,從事這樣的科學醫術研究,是不被主流文化接受的,需要承受極大精神壓力,幾乎屬於人們眼中的“異類”;

  至於《天工開物》的作者宋應星,五次進京應試,皆名落孫山,最後隻得在江西分宜縣當一個小小教諭。由於對仕途失去信心,宋應星利用業餘時間憑興趣寫出了《天工開物》,這完全取決於個人愛好,宋應星在自己書序言中說“欲購奇考證,而乞洛下之資,欲招致同人,商略贗真,而缺陳思之館”——“我想做一些試驗來驗證自己的推理,卻又沒有錢財,我想與同道中人相互探討原理,卻又沒有這樣交流的場所”,可見在中國社會,自然科學的研究是受壓製、冷落、不被重視的,隻有宋應星這樣在官場鬱鬱不得誌的人,才會借此打發閑暇時間;

  《徐霞客遊記》的作者徐霞客,明顯屬於中國文化裏的一個“另類”。他早年隻考過一次童子試,沒有考取,便不再應考,而是遍覽名山大川,遊曆探險,這與當時千千萬萬年輕人苦讀聖賢書是截然不同。也正因如此,說明他的出現隻是中國偶然現象。徐霞客其人是一個極度富有冒險精神的人,一生幾乎都在探險中度過,但我們比較一下就可以看到:他這種行為完全是自發的,相比於哥倫布、麥哲倫探險得到西班牙政府的支持,張騫通西域有西漢政府的政策,以及西方科學家、旅行家得到科學院和皇室的大量資金讚助來說,明代的徐霞客,無疑得不到官方任何資助。他能靠的僅是自己的一雙腳,一雙手,孤獨地在大川河海中漫行,沒有人能夠理解,甚至在夜晚繁星時也隻能一人細細品味孤獨。這對於常人來說是難以承受的,所以,徐霞客隻能是一個特例,而絕不可能成為中國對自然科學探索的主流現象。以上這三位大科學家,都與科舉無緣,更得不到民眾、政府的支持,中國傳統文化下,科舉製度不僅不能選拔出自然科學的人才來的,而且排斥和壓抑自然科學,中國整體的落後,也就可想而知了。

  而至於說到《幾何原本》的譯者徐光啟,這個人更加是傳統文化中的“異類”。徐光啟能夠在官場如魚得水,也能在自然科學方麵大有成就,他絕對是特例,而不是中國人的常態。徐光啟本人生長在上海,一個商人家庭,一直以來,上海文化就明顯不同於中國傳統文化,在中國長達兩千年的農業文明比較下顯得有些“不倫不類”,精明、算計、海洋文明——從一定程度上說,徐光啟不是中國的常態,更不是黃河文明、長江文明、農耕文明的象征。徐光啟這樣的人在整個中國社會所占的比例微乎其微,而絕大多數中國人都依然在“存天理,滅人欲”、“重農抑商”、“重道輕技”的思想中生活。

  中國一直以來缺乏科學精神,這與中國人“重現實”心理如出一轍。傳統文化重視的是家族血緣、倫理道德,儒家文化關注的是“如何與人打交道”,而不“如何與自然打交道”。所以感性思維占據了主導地位,而理性思維一直就先天不足,隻有通過印度佛學的引入、西洋科學的傳輸才能彌補。

  誠然,在宋明時期中國的科學技術有相當發展,中國人一向引以為豪的“四大發明”常常出現在書籍文字中。隻是,我們很不幸地看到,這些發明對國人本身並未起到發展作用,誠如魯迅描述的那樣:火藥被西方人用來做成武器,卻被中國人製造成煙花爆竹;羅盤在西方應用於航海技術,卻被中國人當做看風水的工具;紙張和印刷術促進了西方文藝複興,在中國全變成了明清的“四書五經”,陳腐思想。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這些發明與其叫做“發明”,不如叫做“發現”。

  在古代生產力落後的時代,技術的提高取決於人們經驗的積累。在這種情況下,人口基數大的中國比人口稀少的歐洲占有優勢,發現新技術、發明新東西的概率也比西方更大。所以從秦漢到唐宋時期,中國的“科技”一直遙遙領先,主要靠的是人口數量的優勢。

  隨著生產力的不斷提高,技術發展越來越取決於邏輯的推理、理性的論證、實驗室裏的模擬等手段——這正是以希臘文化為背景的西方人所擅長的,而是以孔孟現實人生哲學為背景的中國人所缺失的。

  “發現”與“發明”實則有很大區別:發現更多的是人們在勞動生活中經驗的積累,隻知現象不知原理;發明注重的是透過現象看本質,通過邏輯推理、試驗來證明創造。

  同樣是火藥,中國人“發現”了黑火藥,歐洲人卻是“發明”了黃火藥:中國人在日常生活中,發現將硝石、硫黃、木炭等幾種天然物混合在一起,可以引爆,這是一種簡單的混合物,屬於物理範疇,而且隻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無法提供理論依據;歐洲人則是在理論依據的指導下,使用化學合成手段,合成一種叫做苦味酸的黃色晶體,以及後來的硝化纖維、硝化甘油、三硝基甲苯等諸多化學品,都是通過在實驗室裏分析、推理出來的。兩者的思維模式完全不一樣,製造出來的火藥本質上也不一樣。

  同樣是羅盤,中國人用的是“水羅盤”,歐洲人用的是“旱羅盤”:水羅盤與其說是發明創造,不如說是簡單的器物疊加,僅僅是把磁針放在一個中間凹陷處盛水、邊上標有方向的盤子裏,就行了,沒有任何技術構建和理論支持;旱羅盤則是在理論基礎上的演進,早在13世紀,柏爾格利納斯就著有《磁論》一書,對磁極、磁針、磁力和地磁的科學原理進行了實驗研究,後世以此為依據製造出旱羅盤,包括在多個樞軸上水平安裝或懸掛的磁針,可在樞軸上自由活動直到與地球磁場在一條線上,在技術上要複雜先進得多。兩者的思維模式也不一樣,所以才有了“中國羅盤隻能看風水,西方羅盤卻能用於航海”的現象。

  何謂科學?科學必須是從某些假設或理論出發,通過精密計算和嚴格推理,然後得到可以和觀測比較的結果。嚴格來說,中國人通過日常生活積累的經驗,沒有任何原理做支撐,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中國人關心的是“怎麽做”,西方人關心的是“為什麽要這樣做”,此乃天壤之別。

  中國文化發源於黃河流域,形成自給自足的農業體係,農民世世代代耕種在熟悉的土地上,春種、秋收、冬藏,年複一年地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不求富裕,但求安適。“兩畝地,一頭牛,孩子老婆熱炕頭”這正反映小農經濟生活方式的文化心理。農民們不需要太多的變化、創新,也對此毫無興趣,那些研究自然現象、探索本質的行為統統被斥為“奇巧淫技”、“玩物喪誌”,人們關心的是現實生活一點一滴,對精神彼岸沒有特別的關注,所謂“未知生,焉知死”正是中國人重現實的至理名言。

  西方文化來源於希臘邏輯思維和猶太人精神信仰的結合。希臘半島土地貧瘠,隻生產葡萄和橄欖,人們必須通過製造工藝、釀造酒食來換取外界糧食,促進了商業經濟、創新思維的發展;純正的宗教信仰使西方人相信,上帝創造世間一切,群體意識在《聖經》的引導下充滿了探索激情,許多科學家本質上是神學家,他們相信自己是在探尋上帝冥冥之中的真理。正因為如此,西方人發展起了科學精神,構建了一整套理論、假說、論證、實驗的體係,從而為科技進步提供了原動力。

  作為科學發展的理論知識,數學無疑是最基礎的學科思想。古代中國和西方在基礎數學方麵都有過傑出的著述,我們可以通過比較中國的《九章算術》和歐洲的《幾何原本》,來觀察中西兩種不同思維:

  《九章算術》采用問題集的形式,收錄的全是與生活休戚相關的問題,每道題有問(題目)、答(答案)、術(解題的步驟),如第一章“方田”講的是田畝麵積計算,第二章“粟米”講的是穀物糧食的按比例折換,如“今有牛、馬、羊食人苗,苗主責之粟五鬥,羊主曰,我羊食半馬(所食),馬主曰,我馬食半牛(所食),今欲衰償之,問各幾何?”,又如“今有邑方不知大小,各中開門,出北門二十步有木,出南門十四步,折而西行一千七百七十五步見木,問邑方幾何?”“答曰:二百五十步。”

  這些算術直白真實,是農業生活中的反應,隻是機械地教人如何算數,沒有上升到現象背後的本質。

  希臘的《幾何原本》則不同,有嚴整的邏輯體係,追求的是抽象的概念研究。全書分十三卷,講述三角形全等的條件、三角形邊和角的大小關係、平行線理論、圓的構造及內接和外切多邊形,也包括比例和算術的理論,涉及立體幾何的內容。

  《幾何原本》提出了係統的分析法、綜合法和歸謬法,在理性邏輯上將原理一條條演繹出來。該書提出五條公理:1.等於同量的量彼此相等;2.等量加等量,其和相等;3.等量減等量,其差相等;4.彼此能重合的物體是全等的;5.整體大於部分。還提出五條公設:1.過兩點能作且隻能作一直線;2.線段(有限直線)可以無限地延長;3.以任一點為圓心,任意長為半徑,可作一圓;4.凡是直角都相等;5.在一平麵內,過直線外一點,可作且隻可作一直線跟已知直線平行。

  此上比較我們可以顯而易見地看到:

  古希臘數學屬於公理化演繹體係,著眼於“理”——首先給出公理、公設、定義,而後在此基礎上有條不紊地、由簡到繁地進行一係列定理的證明;中國數學屬於機械化算法體係,著眼於“算”——把問題分門別類,然後用一個固定的方程式解決一類問題的計算。所以中國隻能稱之為“術”,西方則稱為“學”。

  在《九章算術》和《幾何原本》中,都同時提出一個定理:勾股定理。用中國式語言表述:如果直角三角形的一條直角邊“勾”等於3,另一條直角邊“股”等於4,那麽它的斜邊“弦”就必定是5.即,32+42=52.

  在希臘數學那裏,用數學家畢達哥拉斯的語言表述:直角三角形的三邊應該符合a2+b2=c2的數學原理,此即畢達哥拉斯定理。

  從勾股定理到畢達哥拉斯定理,從中國的32+42=52到西方的a2+b2=c2,詐看上去,似乎一樣,其實不然,這是一個從特殊到一般、從經驗到理論的過程,是質的變化。

  這一對比典型地反映了一個事實:中國人擁有豐富的感性認識和經驗直覺,但不善於將經驗上升到科學理論。

  所以中國盡管能靠人口優勢積累大量經驗,但這些經驗通常難以形成定理、規則;盡管中國有四大發明那樣的曆史,可從來沒有過係統的理論作為依據。乃至許多技術不能舉一反三地衍生推進,常常失傳,或是經過幾代人時間就不知其所以然,後世子孫們隻知“是這樣”,卻不知“為什麽是這樣”——最典型的就是中醫科學,上千種草藥針對人體氣血、脈絡的調養,各種玄而又玄的“虛”、“火”、“穴位”、“經脈”名詞,江湖土方、民間古語,盡管頗有療效,為國人信任,但人們顯然很難再說清這些醫術的原理本質了。

  相反,西方科技通過其特有的思維塑造成一係列定理,成為人們認識世界的準則,當造紙術、印刷術發展起來時,這種優勢擴大到整體國民,普及教育,西方世界的優勢很快就顯現出來了。

  在中國明代,尚有諸多民間自發的科學家們為事業獻身,到了清代,理學的束縛、思想的僵化更加嚴密,昔日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所傳入的西學思想,都成為古籍中塵封的文本,不為人所知。

  清朝時期,康熙大帝是曆史上對自然科學最感興趣的一位帝王(或許還有楊廣),然而這位被儒家理學同化了的異族皇帝,根本不可能想到要把這些“奇巧淫技”推廣到整個社會,到了雍正、乾隆時,異族開拓進取的精神幾乎被理學保守的思想取代,故步自封,閉關鎖國。

  當西學思想傳入中國皇宮時,諸多西方傳教士隻能在圓明園裏構建華麗的宮殿,華夏大地的國民們對此一無所知。而當清末的學者們打開鎖國百年的視窗時,才發現,昔日的科技之光隱約在中華的門口顯現過,卻最終隱埋於科舉製度的呆板枯燥、理學儒家文化的浩大厚重之中了,一切腐朽陳老的故紙堆都在堅船利炮中灰飛煙滅了……

  §§三 皇帝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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