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的烙印

4.精神的桎梏：當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須講漢唐？

　　理學思想成為桎梏的原因，是伴隨著科舉製而蔓延的。

　　科舉製始於隋朝，科舉製改變了之前中國靠推薦、督察來選拔官員的方式，製定了一套完整的考試體係，以儒家文化為內容來進行合理公正的考試，從而為廣大寒門學子創造了仕途機會。

　　任何一項事物都遵循著“初生—成長—發展—成熟—衰落—死亡”的規律，帝國如此，文明如此，科舉製度當然也如此。

　　唐宋時期是科舉製發展成熟時期，考試內容豐富，要求考生們具備各種知識技能，除了考詩賦之外，還有考經義、時務、策論等，與現實緊密聯係。隨著科舉考試規模越來越大、錄取人數越來越多，到了明朝，政府製定統一標準：隻考八股文，其他聯係實際一概不考，並隻以“四書五經”為考試內容。這時科舉製的弊端就凸現出來。

　　八股文分為破題、承題、起講、入題、起股、出題、中股、後股、束股、收結幾個部分。行文中必須用排比對偶句，共有八股，所以叫八股文。

　　明末學者顧炎武曾說：“經義之文，流俗謂之八股，蓋始於成化以後，股者對偶之名也。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虛一實，一淺一深。若題本兩對，文亦兩大對，是為兩扇立格，則每扇之中，各有四般，其次第之法，亦複如之。故人相傳謂之八股。長題則不拘此，亦有聯屬二句四句為對，排比十數對成篇，而不止於八股者。”

　　這種寫法十分古板，你想多寫一個字也不行，少寫一個字也不行，條條框框的限製著，很多人都是一邊寫一邊亂編，隻為了湊字數，達到對偶的效果，文字表麵上看，十分整齊，細看下內容，廢話滿篇，空洞無味，言之無益。隻要想想當代千篇一律的官樣文章、學生作文等，就可以感覺到昔日八股的影子。

　　如果八股文隻是文章的一種形式，確實不會造成太大的危害。可是，當它成為整個帝國唯一的形式標準時，這種禁錮就顯得極為可怕。考試題目隻能出自“四書五經”中，不能超出這個範圍；並且作文時更不能有標新立異的思想出現，唯一能做的是“代聖人立言”，按照朱熹的語氣、揣摩聖人的想法，寫出文章。這樣年複一年、日複一日地學習、苦讀，從思想到心靈上都潛意識地形成了程朱理學的模式，中國千千萬萬青年從此踏上一條不歸路。

　　由於行文僵化，知識分子們在寫八股文時，常常沒話找話，以此湊足字數、滿足格式，鬧出不少笑話來：

　　有考題《事父母》，按照八股規範，第二股“承題”要緊接第一股“破題”進行闡述，於是有應試者寫道：“夫父母，何物也？”閱者看罷，啞然失笑，評曰：“父，陽物也；母，陰物也。陰陽配合，而乃生此怪物也。”

　　四書五經中有限的字數，數百年下來，書中的題目越來越難取，考官們也犯難，隻好取一字之題，如單純以“雞”為題，實在讓應試者傷透腦筋。有的“中股”就有這樣可笑的句子：“其為黑雞耶，其為白雞耶，其為不黑不白之雞耶？”批閱者看了大笑，調侃曰：“蘆花雞”。其後股寫道：“其為公雞耶，其為母雞耶，其為不公不母之雞耶？”批者曰：“閹雞”。這些都是非常典型的“沒話找話”，製造了一大批迂腐毫無實際學問的書呆子。

　　《儒林外史》是一部傑出的諷刺明清科舉製的小說。範進是書中一個典型角色，他苦讀“四書五經”二十年，終於考上舉人，春風得意，做了山東省的學道，可正是這位“範學道”，除了知道八股文外其他一竅不通，竟連宋朝大名鼎鼎的蘇軾都不知道，迂腐淺薄，躍然紙上。《儒林外史》第七回：

　　內中一個少年幕客蘧景玉說道：“老先生這件事倒合了一件故事。數年前有一位老先生點了四川學差，在何景明先生寓處吃酒，景明先生醉後大聲道：‘四川如蘇軾的文章，是該考六等的了。’這位老先生記在心裏，到後典了三年學差回來，再會見何老先生，說：‘學生在四川三年，到處細查，並不見蘇軾來考，想是臨場規避了。’”說罷將袖子掩了口笑。又道：“不知這荀玫是貴老師怎麽樣向老先生說的？”

　　範學道是個老實人，也不曉得他說的是笑話，隻愁著眉道：“蘇軾既文章不好，查不著也罷了，這荀玫是老師要提拔的人，查不著不好意思的。”

　　那個少年講了個笑話，本想諷刺那個老先生不知蘇軾其人，豈料在場的範進竟然也不知道，還順著這個笑話繼續說下去“蘇軾既文章不好，查不著也罷了”，一句話彰顯自己的淺薄無知，真讓人笑掉大牙也。

　　《儒林外史》中這種諷刺書呆子的情節很多，還有馬秀才，喜歡評論文章，誇誇其談，竟然連南宋的李清照也不知道，第十四回：

　　馬二先生想道：“這是他們請仙判斷功名大事，我也進去問一問。”站了一會，望見那人磕頭起來，傍邊人道：“請了一個才女來了。”馬二先生聽了暗笑。又一會，一個問道：“可是李清照？”又一個問道：“可是蘇若蘭？”又一個拍手道：“原來是朱淑貞！”馬二先生道：“這些甚麽人？料想不是管功名的了，我不如去罷。”

　　這些都是作者從現實中發現的。《儒林外史》作者吳敬梓是出生在安徽全椒縣的“名門望族”，他的先代以八股文起家，在明清交際時達到鼎盛，他本人耳聞目睹了官場、考場的真實情況，以其親身經曆、所聞所見，在書中刻畫了那個時代的一大批昏官、腐儒、書呆子形象。

　　早期的中國共產黨托派組織領導人鄭超麟，寫了一本《鄭超麟回憶錄》，回憶清末時代他家鄉的事情，就提到過：

　　我長大了，讀曆史，讀筆記，讀戲曲和小說，覺得宋元及以前的社會生活，有好多事情不大理解，但明清兩代的社會生活則完全可以理解，尤其是人情小說，如三言二拍，如《醒世姻緣傳》，如《儒林外史》，其中所寫小城市和鄉村的社會生活和人事關係，幾乎像我小時所生活的社會一樣，我完全能夠理解。就是這樣的一種社會結構，就在我的眼皮下漸漸消逝了，一去不複返了。

　　鄭超麟老先生活了九十多歲，經曆了清朝、民國、新中國建立乃至改革開放數個時代，他的經曆是反映當時封建社會的最好佐證。在鄭超麟看來，《儒林外史》等明清小說就是他曾經生活年代的真實寫照，“幾乎像我小時所生活的社會一樣”：

　　當時那些書香世家，大多數以為科舉終會恢複，朝廷終會以八股取士的……我很佩服我的父親一輩的秀才居然會做出這樣困難的文章，運用這樣複雜的四書白文和朱注，而且全篇文章是首尾一貫的。這該耗費多少精神勞動！因此，我能夠原諒他們的無知，原諒他們除了四書五經，朱注，幾部《學案》等等，總之與做八股文有關的學問以外，缺乏其他常識，連古學的常識也缺乏。

　　我離家後才讀《儒林外史》，其中寫八股先生範進，做了鄉試主考，還不知道蘇軾是什麽朝代的人！我覺得吳敬梓寫的簡直就是我少時所見的秀才。

　　在中國傳統的“官本位”思想下，人們普遍把“學而優則仕”當做真理。要想出人頭地、光耀門楣，或是體現自身價值，隻有當官走仕途，而要當官，則必須苦讀四書五經，從童年開始，經曆一次次科舉考試，所有的心思都花在鑽研八股上。“自古華山一條路”，有文化的青年全都陷於這無休止的八股科舉中，無疑對國民精神是一種漫長的扭曲。

　　明清兩朝，八股風極盛，扼殺了整體國家知識分子的靈感，許多成為官員的知識分子們，缺乏自己獨立的思想，完全遵照理學宗旨，除了懂得如何作文之外，對於治國毫無建樹，在實際工作中呆若木雞。

　　乃至於明末學者顧炎武，極為憤慨地大罵：“八股盛而《六經》微，十八房興而二十一史廢”，又說：“愚以為八股之害，甚於焚書！”

　　康熙年間的翰林徐大椿在《時文歎》中寫道：

　　讀書人，最不濟；爛時文，爛如泥。國家本為求才計，誰知道變做了欺人技。三句承題，兩句破題，擺尾搖頭，便道是聖門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漢祖唐宗，是哪朝皇帝？案上放高頭講章，店裏買新科利器。讀得來肩背高低、口角欷歔。甘蔗渣兒，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負光陰，白日昏迷。就教騙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氣。

　　這篇俗曲把讀八股讀傷了的士子們挖苦得無以複加。作者認為八股文造就了一群廢品，既無知又無用，連個合格正品的人都做不了，何況做官呢？

　　在唐朝，政府做法非常務實，不僅考策論、時務等，吏部還要對書生們進行職能測試，或是派遣他們去各衙門做幕僚，經過實踐的技能培訓後，才能授予官職。從宋朝之後，弊端越來越大，讀書人一旦考取，即刻授以官職——這樣做法是很可笑的，因為那些閉門苦讀十年的書生們沒有得到任何實踐的培訓，僅靠文章做得好就能當官，他們很難處理現實社會中紛繁複雜的問題。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唐朝行政效率最高，機構也最精簡；宋朝人浮於事效率低下，官員們黨爭內耗不止；明朝的文官們則誇誇其談空言心性，偏激高傲，與皇帝水火不容；清朝的官員們集體愚昧，隻懂做奴才，麵對先進的西方一無所知。

　　《儒林外史》中有一個人物叫周進，是科舉考官的代表人物。他把持著“篩選人才”的職能，擁有評判取舍的大權，一句話就能決定考生們前途，可正是這樣的人，卻愚昧不堪，思想僵化，貽害了多少真正讀書人：

　　有一人童生來交卷。那童生跪下道：“求大老爺麵試。”

　　學道（周進）和顏道：“你的文字已在這裏了，又麵試些甚麽？”

　　童生道：“童生詩詞歌賦都會，求大老爺出題麵試。”

　　學道變了臉道：“當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須講漢唐！像你做童生的人，隻該用心做文章，那些雜覽，學他做甚麽！況且本道奉旨到此衡文，難道是來此同你談雜學的麽？看你這樣務名而不務實，那正務自然荒廢，都是些粗心浮氣的說話，看不得了。左右的！趕了出去！”一聲吩咐過了，兩旁走過幾個如狼似虎的公人，把童生叉著膊子，一路跟頭，叉到大門外。

　　“當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須講漢唐”，這是後世科舉考試的至理名言，也是極大諷刺。在考官們眼裏，隻要八股文章寫得好就夠了，至於曆史知識、詩詞歌賦統統都是不需要的。沒有廣博的閱讀基礎，沒有靈感的創作構思，選出來的又豈能成為人才？當那個童生說“詩詞歌賦我都會，求老爺出題麵試”時，考官不僅不為有這樣知識全麵的人才高興，反而大怒，認為是“雜學”、“荒廢”。這是那些莘莘學子的悲哀，更是科舉考試的辛辣諷刺。

　　明清以來，中國的知識分子們把大量精力都花在了“八股文”上。這些本應該有自己真知灼見、思想活躍的青年學子們，在巨大的考試誘惑下，放棄了自己獨立的思想，一門心思地訓練八股的技巧，更被程朱理學中的所謂“聖賢之言”禁錮了頭腦——再也達不到房玄齡、魏徵、王安石的眼光氣魄，也更不及韓愈、柳宗元、歐陽修的文學水平。

　　為什麽明代的文官幾乎都是“一根經”，為了某些虛名、所謂的正統、所謂的禮儀而爭執不休，甚至賠上自己的身家性命？嘉靖朝的文官們、萬曆朝的大臣們，一個個前仆後繼，自以為擁有了理學的“浩然正氣”，進行毫無價值的爭辯、抗爭，於國家百姓沒有絲毫益處。

　　到了清朝，統治者把“民族歧視”與“八股文”結合，則更大地摧殘了華夏民族的精神。無論是從理學的遏製人欲、政府的重農抑商、科舉的死板、拒絕科學等各個方麵來看，清朝比明朝更加極端，對歐美列強毫無了解，還一味地自稱“天朝上國”，相信以封建迷信就能打敗堅船利炮的歐洲列強，甚至連林則徐這樣的重臣麵對英國人時都顯得愚昧不堪，認為英國人膝蓋不能彎曲，用竹竿就可打敗他們。明清兩代，五十步笑百步，它們走入封建社會的末路，挽留不住那垂垂欲下的夕陽，在最後的猩紅血色中坍塌，坍塌……

　　康熙皇帝曾看到八股文的害處，便詔告天下，停止以八股取士，以策論、時務等實用性較強的考核取代。但是僅僅五年後，因為大臣和文人的集體反對，隻有作罷，重新恢複八股。到乾隆九年，兵部侍郎舒赫德認為八股文已經落後於時代，於是奏請乾隆皇帝廢止八股文：“科舉之製，憑文而取，按格而官，已非良法。況積弊日深，僥幸日眾”。但是，這一建議很快就被以大學士鄂爾泰為首的群臣否決了，認為這完全是無事更張，杞人憂天。最後鄂爾泰說了一句話，表露了真實想法：“非不知八股文為無用，特以牢籠士子，驅策英才，其術莫善於此。”

　　時代向前發展，當西方蒸汽機的轟鳴聲傳來東方，當英法聯軍的大炮架在中國海岸線上時，頭懸長辮、身著馬褂的中國人才發現，自己已經落後太多太多。

　　“科舉一日不廢，即學校一日不能大興，士子永遠無實在之學問，國家永無救時之人才，中國永遠不能進於富強。”

　　公元1905年，中國實行了一千三百年之久的科舉製度才宣告廢除。

　　當年龔自珍“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呼告還回蕩在國人耳旁，昔日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呐喊還在中華大地縈繞。一千年的科舉製思維，要用一百年時間來清除，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人才永遠是國家強盛的最重要因素，在人才培養的道路上，中國，路漫漫其修遠，革命尚未成功，同誌仍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