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的烙印

3.扭曲的人性：漢唐與明清婦女之比較

　　從孔子到孟子，從荀子到董仲舒，再到朱熹，儒學越傳到後世，越失去了它本來的意味。自宋明之後，“理學”強化了傳統文化中的“三綱五常”，被當做統治階級利用的工具，進一步束縛、壓製人性，從而使儒學變為“吃人禮教”。

　　這一點在對待“女性”的概念上體現得尤為突出。我們先來看看宋明以前，漢唐時期，是何等的風氣開化，豁達通融：

　　漢時帝王家或門第顯赫的仕宦大戶，人們生活相對自由，對女子的貞操要求並不嚴格。寡婦再嫁，是自然合理的事，比如薄姬初嫁魏豹，再嫁給了劉邦；平陽公主初嫁曹時，再嫁給了衛青；漢初丞相陳平的妻子，據說在嫁給陳平之前已曾五度守寡，但人們並沒有認為這有何不妥。至於漢代的才女們，如卓文君，年輕時就守寡，後來與司馬相如私奔，這在漢朝傳為佳話；又如蔡文姬，十六歲嫁給衛仲道，二十三歲被匈奴人擄去，與匈奴人生了兩個孩子，三十五歲又回中原與小青年董祀結為夫婦，漢代人並不覺得有何尷尬，反倒她的故事流傳千古。

　　唐時風氣也非常開放，政府提倡和鼓勵寡婦再嫁，僅是皇家公主再嫁的就多達二十三人。唐朝婦女們可以成群結隊出遊，郊外市裏遊玩、聽戲、看球，女子著裝大膽豔麗，開朗豁達，肌膚豐盈，常常主動追求男子，女子從政也曾風行一時。唐代的女詩人薛濤，才華橫溢，名聲遠播，白居易、元稹等許多詩人都慕名交往；唐代女書法家曹文姬，自幼好文，書法俊俏，人稱“書仙”；唐代最傑出的舞蹈家公孫大娘，以《劍器舞》而聞名於世，在民間獻藝時，觀者如山，應邀到宮廷表演，無人能及；還有諸多女詩人如李秀蘭、魚玄機，宮廷女官如上官婉兒與宋氏五姐妹，女舞蹈家謝阿蠻、張雲容，唐代女書法家吳彩鸞……乃至於出現中國唯一一位女皇帝武則天，統治天下二十年，無數男人甘拜腳下，此等盛世，女子豪情巾幗不讓須眉。

　　可是從宋代開始，隨著理學的影響漸深，宣揚“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社會對婦女的禁錮越來越緊，纏足、守節之風日趨盛行，未嫁之女不能隨便出門，像李清照這樣再嫁便已被後世文人們不屑了。據《河南程氏遺書》中記載，儒家學者程頤與朋友有這樣一段對話：

　　問：“孀婦於理似不可取，如何？”

　　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也。”

　　又問：“或有孤孀貧窮無托者，可再嫁否？”

　　曰：“隻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

　　有人問程頤：“按照理學標準，男人不該娶寡婦為妻吧？”

　　程頤說：“那當然，娶這樣的‘失節者’做配偶，自己也會失節。”

　　對方又問：“可寡婦如果貧窮無依，可以再嫁嗎？”

　　程頤說：“餓死隻是小事，失節才是大事！”

　　此所謂“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始作俑者。

　　宋代男人是中國曆史上最軟弱、最沒胸襟的，在國家大事上難有作為，卻對女性要求極為嚴格，這不能不說是社會群體的心理自卑。在理學思想的桎梏下，宋代人愈來愈重視所謂的“貞操”，到南宋時，朱熹明確提出了“存天理，滅人欲”主張，向廣大民眾灌輸“貞節教育”。婦女守寡、殉夫之事層出不窮，凡是女子為夫君殉亡，或是守寡終身的，都能獲得人們嘉獎，死後立“貞節牌坊”一塊。朱熹老家在婺源，古屬安徽徽州。徽州的貞節牌坊最多，今天旅遊景點還有“古徽州牌坊群”，在全國也是數一數二，可見影響之深遠。

　　相比較下，先秦的聖哲們就顯得更為坦蕩豁達。孔子的兒媳婦就是再嫁，因為孔子的兒子孔鯉早死，其妻改嫁到衛國庶氏，孔子並未攔阻，可見他對寡婦改嫁並不反對。後來，兒媳死在庶氏家裏，孔子的孫子子思前往為母親哭泣，孔子也隻是勸他不要太悲傷了。

　　在孔子整理過的《詩經》中，保存著大量男女愛情的詩歌。“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孔子把這篇《關雎》列於三百篇之首，說“洋洋乎盈耳哉”，讚賞少男少女真摯熱烈的愛情；而到了宋代，朱熹的學生王柏居然指責《詩經》中描寫男女愛情為“淫穢之詩”，稱《詩經》不成體統，硬是刪去了幾十篇關於愛情的詩歌。

　　到了明代，整個社會已經根深蒂固籠罩在理學“遏製人欲”的思想中，“女子守節”成了最突出的現象——政府以法定形式鼓勵和表彰婦女們守節，“凡民間寡婦，三十以前，夫亡守誌，五十以後，不改節者，旌表門閭，除免本家差役。”——立貞節牌坊、烈女祠，在中國許多村落裏，除了民居和廟宇外，最多的就屬貞節牌坊了。

　　在這種風氣下，女子被禁止學習、看書，“女子無才便是德”，明清之後的女性普遍文化程度較低，地位也比漢唐時降低很多；如果未婚女子經常上街，或是私自與男子約會，則是“不守婦道”，成為家族的恥辱，而如果女子終身守節、殉夫而死，則被大力頌揚，乃至於全家族都倍感榮耀。

　　據明代《烈女傳》故事：蘇州有一個婦女李氏，結婚不久丈夫就死了，連孩子也沒有。李氏決定在夫家守節終身，有人勸她還是改嫁，她說：“丈夫是天，天隻有一個，我不能失節。沒有兒子，這是我的命不好。你們不要再勸我改嫁，這樣會玷汙了我的名聲！”為了表明自己的節氣，李氏數次自殺，都被家人救下，後來因為家族犯罪，李氏也被牽連，官差勸她改嫁，就與夫家沒有瓜葛。李氏誓死不從，說：“隻要能守節，我死一萬次都不怕！”於是受到了官府嘉獎，明太祖還親自表彰，李氏全族榮耀。

　　又有一“烈女”林氏，通州人。十七歲出嫁，三年後丈夫病故。林氏悲痛欲絕，決心以絕食來表明心跡。因公婆俱在，所以每次吃飯都假裝吃下，實際上不吃。過了幾天，林氏昏倒在地，婆婆驚訝。林氏卻說：“我就是想餓死，以便能去黃泉與丈夫同在。”婆婆抱著她的女兒勸道，為了這孩子，你也應該活下去。她堅決搖頭：“丈夫是天，天不在了，我還在乎女兒嗎？”就這樣，林氏強撐著來到丈夫柩前，餓了二十多天，最終活活餓死。

　　這種毫無人性的理學思想，真正變成了“吃人的禮教”。更為可悲的是，由於自明代之後獨尊理學，聖人朱熹被頂禮膜拜，“四書五經”成了人們的真理寶典。中國人自發嚴格遵守這種道德規範，從此一條道走到黑，再也邁不出來了。

　　明清兩代，“烈女”和“節婦”越來越多。“以身殉夫”、“守節終身”的事層出不窮，女子必須嚴格遵守三從四德，成為社會普遍認同的道德觀念。據《古今圖書集成》記載，“烈女”、“節婦”唐代隻有五十一人，宋代增至二百六十七人，明代達三萬六千人，而到了清代，僅安徽省休寧縣這一個縣，就有兩千二百多人！

　　禮教對於明清時期的中國，具有如此強的束縛。自宋到明，再從明至清，中國人越來越缺少寬容的心態，越來越多的是限製、控製。

　　漢唐時期的男人們關注的是征戰沙場，建功立業，宋明之後的男人們對女子的“纏足”越來越感興趣。明代以後，纏足風盛行，女子們以“三寸金蓮”為美。纏足要蒙受極大的痛苦，“小腳一雙，眼淚一缸”，女子纏足從四五歲就開始，將拇指以外的四指彎曲，用布裹緊，穿上小小的尖頭鞋，白天家人挾之行走，活動其血液；夜間將裹腳布用線密縫，以後日複一日加緊束縛，在生長過程中，使腳趾彎曲變形，最後隻靠指端的大拇指行走，要纏到“小瘦尖彎香軟正”才算完事。

　　滿洲少數民族入關後，認為“纏足”風氣是極惡劣的陋俗，遂下令禁止纏足。可是民間纏足風氣依舊盛行，阻擋不住，乃至於滿族女性也紛紛效仿，乾隆多次下旨，嚴禁旗人纏足，到後期也無濟於事，根本阻擋不住。

　　宋明以來理學思想的桎梏，被後世普遍遵守，這讓入主中原的清朝統治者喜出望外。滿人沿用程朱理學那套鉗製思想，在宋明的程度上更加深了“存天理，滅人欲”。

　　《西廂記》、《牡丹亭》、《紅樓夢》等許多優秀的文學作品遭到禁毀，被統治者斥為“淫書”，尤其是《紅樓夢》，自創作以來就屢遭禁毀，政府列為重點中的重點，“淫書以紅樓夢為最，蓋描摹癡男女情性，其字麵絕不露一淫字，所謂大盜不操幹矛也”——此乃“大盜”，封建統治者能不防？不過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雖然朝廷大肆禁絕民間這些書籍，可是皇族內部卻毫不禁止，慈禧太後就是一個“紅樓迷”。

　　一方麵是禁毀書籍，另一方麵則在民間推廣《女學言行錄》、《女誡》、《內訓》、《烈女傳》等諸多書籍，教導女子如何從微小的一點一滴做起，直到徹底符合封建人倫規範，全身心地達到對夫權、父權的馴服和遵守。

　　據公元1725年一位法國傳教士龔當信寫到：“雍正皇帝要求所有寡婦為丈夫守節，他說：‘國泰民安最重要的是取決於婦女的忠貞，如果她們能夠終身守節，或者受到逼迫不屈而死，那麽我就要嘉獎她們，從皇家銀庫裏拿錢來為她們立貞節牌坊……’”

　　在“忠孝”方麵，男人們也毫不遜色，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發展到自殘、自虐地步，無不駭人聽聞。在《宋史》、《明史》的孝義傳裏，這種故事多如牛毛，被史學家們記錄下來：

　　劉孝忠，並州太原人。母親生病三年，劉孝忠割自己的大腿肉、切自己的乳頭供母親食用，以此治療（“孝忠割股肉、斷左乳以食母”），沒有達到預期療效，母親又心髒劇痛難忍，於是劉孝忠又把炭火抓在自己手中，代替母親受痛（不懂，為何這樣就能代替劇痛了？）受到鄉鄰讚揚，後來政府因此嘉獎，宋太祖趙匡胤還特地召見他。

　　張伯威，大安軍人。他的生母黃氏九十八歲了，得了痢疾便血，張伯威於是割下自己左臂的肉，煮給母親吃，母親的病竟就好了（“剔左臂肉食之，遂愈”），後來張伯威的二媽也生病了，張伯威於是又割下右臂的肉，煮成粥給二媽喝（“複剔臂肉作粥以進”）。張伯威的妹妹也效仿此法，當她的婆婆生病時，把自己左臂肉割下來熬粥喝（“妹亦剔左臂肉作粥”）——不知他們兄妹二人是否殘疾了？這種極端“孝”的方式受到政府的讚揚，於是張伯威升官，他妹妹得到賞賜。

　　陳宗，永嘉人，才十六歲。他母親重病，他也學著割自己的大腿，後來母親的病沒治好死了，他自己也死了。當地的政府於是大力讚揚這個陳宗，專門出錢派人為他殯葬，並刻碑“陳孝子墓”。

　　明朝洪武年間，沈德四，直隸華亭人。他的祖母病重，於是他割自己的大腿肉給祖母吃，他的祖父病重，他又切開自己的肚子，割下一部分肝來熬湯給祖父喝（“刲肝作湯”）。後來沈德四受到朱元璋的高度讚揚，授予官職。（不可思議，沈德四如此自殘竟然能存活？）

　　越到後來，這種“愚孝”發展得更加恐怖：山東有個叫江伯兒的人，他母親生病，於是把自己肋下的肉割了給母親吃（“割肋肉以療”），母親病還沒好，於是他就把三歲的小兒子殺了煮湯喝（“竟殺其三歲兒”）。為了“孝順”，把兒子也殺了，簡直達到禽獸的級別，真不知這些人是因為愚昧而做出如此慘忍的事來，還是為了得到政府的表揚、撈取名利升官發財？

　　綜觀宋、明、清史書的記載，自殘方式表現“孝道”的故事不勝其多。“割股”、“切乳”、“抉目”的比比皆是，還有“剖腹探肝”、“刲肝作湯”等更多聳人聽聞的舉動，似乎不如此極端自殘，就不足以盡忠盡孝。尤其令人驚歎的是，這些行為都得到政府的大力表彰，廣為宣揚，由此造成的惡劣風氣，蔓延全國。

　　自殘自虐在宋明時期以男子居多，到清朝時，風氣廣為流傳，女子們守節終身覺得還不夠狠，也開始效仿男子這種方式：

　　光緒年間，一個姓鄭的男人因為生病，妻子於是堅決要為丈夫“割股療傷”，後來割肉吃了，還是救治無效，男人死了，女人堅持守寡六十年，直到八十二歲。

　　又有一個姓段的女子，男人不能生育，於是從他兄長那過繼了一個兒子。後來男人死了，兄長要來分財產，並對這個女人說：“你男人現在死了，你的兒子也是從我們家過繼來的，現在把兒子歸還吧，你也早點改嫁算了。”女人說：“容我考慮考慮。”於是回到屋裏，拿針把自己的臉刺破，又在傷口上塗抹墨汁，以此毀容，誓死不再嫁。

　　成都的一個王氏女子，十九歲時丈夫就死了，丈夫的弟弟想娶她過門。王氏為了證明守節，拿剪刀把自己頭發全剪光，又拿刀割掉自己的耳朵，容顏俱毀，令家人悲歎不已。

　　還有許多如“自刺其麵”、“齧指滴血”聳人聽聞的舉動，封建禮教的毒害之深，使婦女們爭先恐後的自虐、自殘、自殺，一個比一個做得絕，似乎隻有這樣才能表明“忠貞”決心！

　　在封建禮教的桎梏下，女子喪夫守寡，男子自殘割肉，一代比一代做得絕。魯迅的《狂人日記》中寫到：“我翻開曆史一看，這曆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每頁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天，才從字縫裏看出字，滿紙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

　　隨著封建社會的滅亡，在帝國列強的打擊下，中國才開始覺醒。1912年，辛亥革命後，孫中山下令“各省禁止纏足”，並發令文告全國：“夫將欲圖國力之堅強，必先圖國民體力之發達。至纏足一事，殘毀肢體，阻閼血脈，害雖加於一人，病實施於子孫，生理所證，豈得雲誣？至因纏足之故，動作竭蹶，深居簡出，教育莫施，世事罔問，遑能獨立謀生，共服世務？……當此除舊布新之際，此等惡俗，尤其先事革除，以培國本！”

　　1915年後，一場“新文化運動”席卷全國，陳獨秀創辦《新青年》雜誌，倡導“科學”與“民主”，公開向傳統的封建思想文化挑戰，而後李大釗、魯迅、胡適、錢玄同等人紛紛加入，痛斥專製政治，推倒“吃人禮教”，號召青年們破除一切陳腐的學說，也深刻觸及婦女解放問題、婚姻戀愛問題，宣傳男女平等、個性解放。

　　由此我們可見，先秦儒學在宋明時期已經被扭曲、篡改為了“吃人禮教”，失去了其本來意義，尤其在對待婦女問題上，幾乎成為殺人的思想工具，而這種禮教在近代被知識分子們所唾棄，也是順應曆史潮流的。

　　群體思想的演變、形成，尤其在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總量、地域麵積都廣大的曆史環境下，常常需要幾百年乃至千年的積累、沉澱。

　　那麽那些被扭曲的儒學教義、虛偽的禮教，又是通過什麽手段，逐漸成為中國文化的主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