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的烙印

3.先天不足：東北的地勢，西北的馬

　　鬱鬱乎文哉，崇文輕武的思想彌漫了整個大宋，終兩宋三百年，出現的名將屈指可數，隻楊業、狄青、嶽飛寥寥數人，卻都是結局悲慘，令人歎息。

　　更為糟糕的是，這個崇尚文治的王朝，有著先天不足：開國疆土遠遠小於漢唐，無法恢複北方燕雲十六州，邊境無險可守，始終遭受遊牧民族的打擊威脅。

　　此事說來話長，早在公元936年，還是五代十國的後唐時期，發生了一件對後世宋朝影響深遠的事件：

　　河東節度使石敬瑭處於蠢蠢欲動的狀態，因為繼位不久的唐末帝李從珂懷疑他要造反，正在調集重兵準備圍剿他。作為後唐鎮守邊境的大將，石敬瑭本就是先帝李嗣源的女婿，備受重用，大權在握，誰知新皇帝繼任後，自己這個姐夫竟然要遭殃了。

　　軍人出身的石敬瑭自然不會坐著等死，左思右想，被逼得急了，索性就真的造反。於是，石敬瑭聯合塞外契丹人幫助自己，並許諾說：“你們幫我打敗唐帝李從珂，讓我做中原的皇帝，我就把燕雲十六州等地送給你們。”

　　燕雲十六州是什麽地方？這是中原東北邊境上一片重要的防守區域，包括幽、薊、瀛、涿等十六個地勢險要的重鎮，這片區域在今天的北京、河北、山西一帶，東西長約六百公裏，南北寬約二百公裏。契丹人屢次想入侵中原，都由於不能控製“幽燕之地”而受阻，這次聞聽有這麽好的交易，真可謂“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興奮之極，立刻答應了石敬瑭的請求，揮兵南下，幫石敬瑭滅了後唐政權。

　　石敬瑭很知趣地把“燕雲十六州”送給契丹人，並且為了巴結討好，還認契丹皇帝為父親，“約為父子之國，割幽州管內及雲、應、朔州之地以賂之，乃每歲許施帛三十萬”。以至於返回遼國時，契丹皇帝感動得不行，拉著石敬瑭的手舍不得離去，“執手相泣，久不能別”，聲稱我們世代交好，永不忘記。

　　就這樣，石敬瑭的賣國求榮“感動”了契丹人，成全了自己的帝王夢，也讓契丹人輕而易舉得到了“燕雲十六州”，從此得以順利入侵中原。

　　這個事件對後來的宋朝影響頗為深遠，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宋朝國防虛弱。

　　為什麽這麽說？在軍事戰爭中，國家之間的攻殺效果有賴於地形的依托，尤其在古代中國，中原農業國家與北方遊牧民族幾乎沒有中斷過戰爭。從地圖上我們可以看到，沿甘肅、山西、內蒙古、河北一代是中原農業文明與塞北遊牧文明的交界線。這一帶區域群山連綿，關隘險要，尤其是東北的“燕雲十六州”，長城主要隘口雁門關、居庸關、古北口都在這一帶，其中以幽州城（今北京）為主體，從中原看，它是長城這條古老的防線的戰略支撐點，阻擋北方蠻族南下；從北方遊牧角度看，這裏有居高臨下的地理優勢，一旦攻破，便可一馬平川直搗中原。

　　與之前強盛的漢唐相比，宋朝有一個明顯的先天不足：漢朝是繼承了秦朝大一統的領土，唐朝是繼承了隋朝大一統的領土，都擁有地理的廣闊優勢；宋朝僅僅是繼承五代十國中較大的一個“後周”政權，地理上不具優勢，塞北、西域等地都不在自己掌控範圍，未能擁有屏蔽北方民族的關口。

　　宋太祖趙匡胤穩定國家後，也沒有采取及時措施應對遼國，而是“先南後北”地發大軍南下長江，清除南方割據的諸國。這些南方小朝廷都已腐朽不堪，南方人本身就溫和不事戰爭，北宋統一南方的進程非常順利，幾乎沒有遇到太大抵抗。

　　輕而易舉的成功使北宋統治者麻痹大意，江山得來的太容易了，一場溫和的政變、幾次順利的排兵布陣就統一大半個天下，剩下的北方“幽燕之地”，在潛意識中似乎就變得唾手可得了。

　　在這種輕敵思想下，宋太宗趙光義於979年發動了第一次北伐戰爭，大軍直攻遼國的幽州。

　　這次北伐是不成功的，當時的宋軍攻滅北漢後，早已疲憊，大軍勞頓，還未得到賞賜，又被下令繼續東移，攻打遼軍的幽州城。幾輪猛攻後，也未能守取被遼軍固守的城池，而這時遼後方援軍已經到來，宋軍產生了倦怠情緒，在高梁河遭遼軍三麵合圍，軍心渙散，導致全線潰敗。

　　這一戰死者達數萬人，宋太宗趙光義也因此受傷，倉皇而逃，宋軍的第一次北伐以慘敗告終。

　　宋太宗雄心勃勃，並不妥協，幾年之後，又再次命大軍北伐。這次相比於上次有了更周密的部署，規模也更壯大：東路以曹彬為主帥，率領宋軍主力，以緩慢行軍的戰術，大張聲勢，牽製遼軍主力；中路以田重進為統帥，出飛狐口；西路以潘美為主帥，出雁門關，再與中路軍會合，然後揮師東進。首戰告捷，軍心振奮，三路宋軍準備會合，直逼遼國的南京府幽州，眼看可以一舉奪取幽州要地了。

　　誰知宋軍的厄運很快到來。由於將帥間配合不好，主將曹彬又疏忽大意，主力部隊的糧草被契丹人截斷了，軍心動搖，在契丹騎兵的不斷襲擾下，隻得且戰且退。又遇天降大雨，宋軍陷入泥沼狼狽不堪，被契丹人乘勝追擊，真是禍不單行，運氣奇差。

　　一時間，宋軍望風而逃，在岐溝關被擊潰，互相踩踏、溺死河中者不可勝計。由於主力部隊潰敗，側翼部隊隻得撤退，雁門關守將、大名鼎鼎的“楊家將”楊業就是在這次撤退過程中被俘身死。宋太宗北伐不成，又痛失一員大將，真可謂“賠了夫人又折兵”，自此，宋朝第二次北伐宣告失敗。

　　與當年太祖趙匡胤相比，其弟宋太宗趙光義缺乏軍事才能，隻會附庸風雅。太祖雖然“重文輕武”，但依然懂得邊境將領的重要性，太宗則矯枉過正，對手下將士極不信任，還常常自以為是的以“陣圖”授之，命令將領們必須嚴格按照“陣圖”排兵布陣，不得私自抉擇。這種可笑的做法，難免不產生重大失誤。

　　宋初統治者發動的兩場北伐戰爭，都未能獲勝，從此退而自守，不再主動出擊遼國，在國防上處於劣勢地位，直接影響到後世三百年中原被動挨打的局麵。

　　在宋初的兩次北伐戰事中，我們可以發現：宋軍起初都占優勢，攻城略地，毫不含糊，可見在戰鬥力上宋軍與遼軍匹敵。為什麽後期卻都功虧一簣？

　　最重要一點在於：遼軍占據有利地形。

　　與漢唐時候相比，宋朝麵對的北方敵人——遼，更加強大。此時的遼國，已不是昔日靠遊牧掠奪為生的契丹少數民族，逐漸過渡為半遊牧半封建的固定國家。在兩個軍事集團實力相當的情況下，地理位置就顯得極為重要。遼軍有周密的軍事防禦體係，退能以“燕雲十六州”險要地形為依托，占據了東北要塞幽州、涿州，退可依靠堅固的城牆進行防禦，進能以勇猛剽悍的騎兵發起攻殺，無論在攻擊和防守兩方麵，實力都大大增強了。相比較下，宋軍在騎兵方麵本就不具優勢，多以步兵製敵，宋軍防守區域多是一馬平川的平原地區，無險可守，一旦遭遇遼軍襲擊，隻能被動防禦。

　　所以，要有堅強的國防，沒有燕雲十六州的地理優勢，是非常艱難的，反之遼國擁有了這片要塞，則可以此優勢壓製宋朝。

　　在後來幾十年間，遼國屢次大舉南征，莫不讓宋人聞之膽寒，我們可以列出一係列的戰事，其頻繁進攻的姿態，令人瞠目結舌：979年，遼景宗為報幽州被圍之仇，發大軍攻河北滿城；980年三月，遼國又發十萬大軍圍攻雁門關；同年的十一月，遼軍攻破雄州，斬殺雄州刺史張師，宋軍潰敗；981年正月，遼軍進攻易州；982年，遼國分三路大軍再次進攻宋朝；986年，遼軍攻破瀛州，斬殺宋軍數萬人；988年，攻破涿州、易州，生擒易州刺史；999年，又再次南侵，渡過黃河，在淄州、齊州大肆劫掠……如此頻繁的輪番進攻，遼軍積小勝為大勝，而宋軍則每況愈下，難以招架。

　　地理優勢的缺失，導致宋朝先天不足，這根源當然在於石敬瑭其人，為了自己的皇帝夢，不惜把大好河山拱手送於敵人；怪也怪在宋軍的戰鬥能力不行，兩次傾全國之力，竟不能攻克要地。

　　自宋太宗之後，繼任的帝王再也不敢出兵北方，退而自守。

　　國家的戰敗，對整個國民心理的影響是巨大的。遼人越戰越勇，宋人越戰越怯，由最初的勢均力敵演變為積弱挨打，長達百年的屈辱記憶，深深刻在了這個王朝的曆史烙印上。乃至於遼人把自己稱做“北朝”，把宋朝稱做“南朝”，可謂在國家名分上平分秋色，到了後期，遼人更加瞧不起宋人，自認為契丹才是真正的“中國”，這種觀念，無疑對宋人刺激是巨大的。

　　“燕雲十六州”成為宋人心中永遠的夢，漸行漸遠。宋人在文治昌盛的繁榮景象中自我陶醉，關起北方大門來，自以為可以永保太平，豈料塞北的風沙嚴寒依舊，草原民族如同接力賽般一個接一個興起，契丹、西夏、女真、蒙古，這些血性民族一個比一個驍勇剽悍，讓柔弱的宋人難以招架。

　　除了“燕雲十六州”戰略要地之外，宋朝還喪失了西北要地：對西域完全沒有控製權，尤其西夏人發生叛亂，宋疆域更加縮小，西北邊界僅限於岷山以東，完全不能控製陝北、甘肅、寧夏區域。

　　陝、甘、寧地區對中原王朝有著什麽樣的重要意義？

　　這裏曆來是兵家戰略要塞，北控大漠，西至西域，東至黃河，尤其重要的一點是：這裏地勢高寒，在古代一直是畜牧業發達地區，是馴養馬匹的最好場所。

　　宋軍之所以連連戰敗，與丟失西北、戰馬供應不足也有很大關係。

　　在冷兵器時代，騎兵擁有著無可替代的優勢：速度快，機動性強，攻擊效率高。相對於緩慢、笨重的步兵來說，騎兵具有衝鋒陷陣、主動進攻的優勢，甚至可以說，沒有強大的騎兵軍團就不可能成為軍事強國。

　　要有強大的騎兵軍團，就需要有精良的馬匹。戰馬在冷兵器時代的作用，相當於今天軍事作戰中的裝甲車、坦克等機動性部隊，是步兵所無法替代的——秦國之所以橫掃六國，靠的就是秦軍鐵騎衝鋒陷陣；漢朝之所以武力強大，靠的就是引進西域戰馬，組建騎兵隊伍，才有遠征漠北斬殺匈奴；而匈奴之所以戰敗，最重要的原因在於失去了陰山、河西兩大養馬基地，無法發動戰爭，乃至匈奴人哭號曰：“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唐朝之所以擊敗突厥，是靠大將李靖率三千騎兵夜襲陰山，斬殺萬眾，威震西域……縱觀曆朝諸多經典戰役，莫不是以精良戰馬為前提條件。

　　要有精良的戰馬，就必須控製西北這塊重要地域。在中國曆代王朝裏，宋朝的疆域無疑最狹小。秦、漢、隋、唐、元、明、清各朝，都在西北地區擁有龐大的養馬場，從而為戰爭提供了充足的資源。漢代時，陝北地區“畜牧為天下饒”、“沃野千裏，牛馬銜尾”，這裏是漢武帝的六個大養馬場之一；河西走廊的山丹馬場，地勢高寒，南接青海、北靠內蒙古，土壤肥沃，牧草豐盛，自西漢時就是超大規模的馬場，到隋唐時更是成為戰馬的集散地。

　　可是這些區域在宋朝時，都無力收回，或在遼國範圍內，或在西夏範圍。宋朝先天不足，隻有通過茶葉、瓷器與敵國的貿易，斷續換取少量馬匹，這根本就難以維持龐大的戰爭需要。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遼、西夏、金的軍隊都是以騎射見長。對於這些馳騁在大草原上的遊牧人來說，平均一人有兩匹馬是再正常不過的現象，而其精銳的衝鋒部隊可高達人均三匹。遊牧民族的騎兵非常靈活，一次衝鋒，交戰即使失敗，敗不至亂，利用騎兵機動性強的優點，能夠迅速整合兵源，繼續發起攻擊。宋軍缺失馬匹，通常以步兵為主，且必須按朝廷授意“陣圖”布陣，形態遲緩，僵化臃腫，隻要一次戰敗，就潰不成軍。宋軍中騎兵隻占七分之一，騎兵中又往往有十之三四無馬，最高曾達十之八九無馬，可見宋軍缺馬到何種地步。

　　反觀南宋初年，嶽飛等將領之所以能一反宋軍戰敗常態，扭轉局勢，一個非常重要原因就在於：擁有一支精良的騎兵隊伍。

　　1134年，紹興四年，嶽家軍在襄陽一帶擊敗金傀儡偽齊軍，從偽齊馬場中獲得一萬多匹戰馬，組建了以騎兵為主的“背嵬軍”。這支軍隊是精銳中的精銳，由嶽飛的兒子嶽雲掌管。從嶽飛領導的幾場大規模勝戰中，我們都能看到騎兵的力量：

　　郾城大戰中，嶽飛以精銳騎兵猛衝敵陣，大敗金兀術精兵一萬五千人，使兀術歎道：“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嶽飛的奏折稱：“殺死賊兵滿野”；

　　潁昌大戰中，嶽雲以八百騎兵衝殺決戰，破金兀術三萬大軍，直殺得人為血人、馬為血馬，完顏宗弼的女婿萬夫長夏金吾陣亡，副統軍粘汗孛堇身受重傷；

　　緊接著，在開封西南的朱仙鎮，嶽雲率領的五百騎兵再次擊潰金人號稱“十萬”的大軍，製造了宋朝戰爭史上的奇跡，騎兵威力發揮到無以複加。

　　在這幾場經典戰役中，嶽家軍正是利用騎兵優勢，擊潰金人，開創南宋最輝煌的局麵，金兀術也不得不承認“從軍二十年，未遇如此之勁旅也。”綜觀冷兵器時代的諸多名將，李牧、蒙恬、衛青、李靖、嶽飛、徐達等，莫不是以騎兵優勢取勝，從未聽說過單純以步兵能贏得名將稱號。

　　可惜的是，嶽家騎兵輝煌一時，很快隕落在南宋統治者手中。終宋朝三百年，都由於缺失西北養馬的地理優勢，很難有精良騎兵隊伍。

　　宋初曾有人提出發展騎兵，神宗時期王安石也提出過“保馬法”馴養馬匹，可是這些正確觀點始終不為文官們接受。

　　地理缺失已是宋朝先天不足的重大要害了，更為可悲的是：宋朝的“崇文”政策下，對軍事政策有控製權的是文官群體，這些文官們隻懂得舞文弄墨，從未體會過戰場上的生死相搏；他們對“騎兵”和“步兵”的懸殊差距沒有直觀感受，也從未想過把改良軍種當做國防任務。

　　文官們考慮問題向來以簡單的經濟成本為標準：組建騎兵需要大量馬匹，而馬匹需要通過大量貿易才能獲得，簡直是勞民傷財，麻煩多多。尤其馴養戰馬的成本要高於步兵成本，從五代十國開始，一直到兩宋時代，由於西北草場的喪失，“計一騎士之費，可贍步軍五人”，五比一的比例，讓朝廷放棄了發展騎兵的念頭，從而放棄了爭取戰爭的主動權。

　　即使像範仲淹這樣與西夏交戰多年的名臣，竟也目光短淺，認為養馬是遊牧民族的行為，大宋朝不需要養太多的馬，“沿邊市馬，歲幾百萬緡，罷之則絕邊人，行之則困中國，然自古騎兵未必為利”；還有重視技術的名臣沈括，竟也認為“契丹馬所生，而民習騎戰，此天地之產也。中國利弓弩，舍我之長技，勉強其所不能，以敵其天產，未聞可以勝人也”。

　　這些文臣都是當時朝廷裏的佼佼者，竟都是如此思想，也難怪整個宋王朝委靡不振了。無論是曆史還是今天，需要的不僅僅是學識淵博的精英們，更需要的是一種知難而上、不懼困難的群體精神，這才是國家或個人真正得以成長的動力。文化的力量，來源於自身內心的自信與強大，而不是作為妥協的理由。

　　以修《新唐書》聞名的史學家宋祁，他的想法更代表了文人普遍的心理：“臣料朝廷與敵相攻，必不深入窮追，毆而去之，及境則止，此不特馬而步可用矣。”——在文人的思想中，隻需要把強敵阻擋境外就夠了，我們自己關起大門來，強敵能奈我何？這種偏安思想成為一種常態，宋人習慣於自守封閉，民眾的心理也愈發消極，再也回不到漢唐時大氣的開拓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