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肖文化--戌犬通靈

五、甲骨文中的“犬官”

我國古代姓氏的起源和最早官製的產生，一般都認為與古人所從事的社會勞動分工有直接的關係。姓名及官製的產生恰好也是當時勞動分工的具體體現。關於這一點，古史資料也多有證實。遠在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辭中就記載了我國最早的不同的官名製度。之所以以“犬”封官，顧名思義就是負責畜養犬和狩獵的官員。

《周禮》說的“六牲”分別是指畜養和管理馬、牛、羊、雞、犬、豕的人員。他的職能如《周禮·春官·小宗伯》雲：“毛六牲，辯其名物而頒之於五官，使共奉之。”

賈疏雲：“謂充人養之，至祭日之旦，在廟門之前頒與五官，使其奉之，助王牽入廟。”

“六畜”，平常的時候分別要由校人、牛人、羊人、雞人、犬人、豕人養之。畜養的目的無外有三：一是為肉食，二是為了牧獵，三是為了祭祀。但是從史料分析“犬人”的主要作用就是畜養好要犧牲的犬，從而為祭祀做準備。從周代的宗教獻牲來看，凡祭祀前被選中的牲，無論“六牲”中的哪一種，都要交給充人養畜，到祭日之旦，再由小宗伯將“六牲”分頒給五官，五官各牽其牲，跟隨國王入廟祭祀。

“犬人”是什麽？也就是負責畜養犬的人。《周禮》有《牛人》、《雞人》、《羊人》、《犬人》四官之說，他們各自有其職能，如《周禮·犬人》釋說：“《犬人》：掌犬牲。凡祭祀，共犬牲，用牷物，伏瘞，亦如之。凡幾珥，沈辜，用郴可也。凡相犬牽犬者屬焉，掌其政治。”

如果說商代的犬官主要任務是畜養和為國王偵探獸情的話，那麽，周代的犬人主要是為了國王的宗教祭祀服務。可見，犬人在國家的宗教祭祀活動中占據著重要的地位。周代的官製總體上是以“陰陽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時者，陰陽之經”的四時五行理論學說建立的。《周禮》所謂“六官”即是：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等六官上，以天地四時命名的六官。因而也可以說六官暗含陰陽與五行的古代哲學思想。

就《周禮》的四官來看，《牛人》屬地官，《雞人》屬春官，《羊人》屬夏官，《犬人》屬秋官。這種官製的設立，也就是把牛、雞、羊、犬、豕納入了陰陽五行的理論之中。由此演化出天地生四時六官化生360官、象征周天360度，360官又統攝邦國萬民的官製體係。

《呂氏春秋》十二紀所分將犬官配對於秋季。這與墨子的觀點有較大的不同。呂氏認為：春為羊、夏為雞、季為牛、秋為犬、冬為豕。《墨子·迎敵祠》中將雞與東方相配，狗與南方相配，羊與西方相配，豕與北方相配，但在秦漢較流行的五行說法中：

雞為木畜，屬東方，為春。

羊為火畜，屬南方，為夏。

牛為土畜，屬中央，為季夏。

犬為金畜，屬西方，為秋。

豕為水畜，屬北方，為冬。

古人將五畜視分為五行，以及將雞、犬、羊、豕、牛與人體的貌、言、視、聽、思和脾、肺、心、肝、腎等相配對應的做法是否有科學的道理，還有待研究。但至少反映了古人力圖通過天人對應來解釋人與萬物之間的關係。《周禮》春、夏、秋三官分設雞人、羊人、犬人，自然有古人的想法。比如鄭司農曰：“司徒主牛、宗伯主雞、司馬主馬及羊、司寇主犬、司空主豕。”

這裏所說的司寇就是犬的官製。《秋官·大司寇》有“大祭祀、奉犬牲”的說法。從中我們也可以了解到上古時代，人們對“六畜”和祭祀活動的重視程度。犬官、大司寇的出現同時也反映了從殷墟時代到周朝，人們對犬的認識及由犬產生的一係列的祭祀活動，對中國古代的傳統巫術文化思想曾產生過不小的影響。

殷商時代由於畜牧業的發展，以及狩獵、祭祀活動的需要，產生了對狩獵活動進行管理的製度係統。其中最主要的官員之一，就是負責狩獵事務的官員，即甲骨文所稱的“犬”。殷墟卜辭曾記述了商王在不同狩獵區所設的犬官，這些犬官分布在不同的狩獵區域，他們負責向王報告該地區的獵物情況，為的是商王得到情況後，能及時出獵有獲。如卜辭所記設在孟地的犬官：

乙未在孟，犬告有鹿。

孟犬告鹿，[王]其從，擒。

孟就是商王的重要狩獵地之一。“孟犬葉”之“葉”，是孟地犬官的私名。

此外，從商殷卜辭中我們得知，商王下設的狩獵之地犬官還很多；如在宕地、允地、襄地等均設有犬官。這也說明在商代，狩獵活動是王室活動中的一件大事。就卜辭所見、所載狩獵之地的犬官就有20多人，各地設置犬官的用意首先是向王室報告當地的獸情，以便商王有目的地出獵有獲。前麵我們所提“孟犬告鹿”、“牢犬告鹿”等都是犬官報告獸情的記錄。甚至有的犬官們要親到王都或商王的駐驊之所，向商王報告，如卜辭：

庚申卜，犬（來告）曰：有鹿，（王其）從，擒。《屯南》2290言“來告”就是指到達商王所在地報告。商王接到犬官的報告，然後到該地狩獵，上引《屯南》2290即是。

這樣一來，商王接到準確的獸情報告，再前往狩獵，就不會“乘興而來，敗興而歸”，而是每有所獲。

楊升南先生認為犬官除了報告獸情的任務之外，還有給前來狩獵的商王做前導的重要任務，上引卜辭中常見的“惟某從犬”的名式，就是商王跟隨某地犬官前往狩獵的習語。犬官作為“四官”之一，為當地的地方官員，他們熟悉本地區的地形和獸情，所以在商代的狩獵活動中，犬官便具有比其他畜官更重要的地位，他們往往也是商王狩獵的前導和護衛了。

從一些考古史料看，當時的犬官在社會上的政治地位也是很高的。1968年在河南西北部的溫縣發掘了一座商代的墓葬。發現了一批商工青銅器，總共23件。值得注意的是在這批青銅器的方鼎、單、爵、簋等器內，還鑄有“徙”字銘文。從商代地理來看，溫縣在商工又是屬於王室貴族田獵區範圍之內。由此可見，這座商代墓葬的墓主可能是商代的狩獵官員。不難看出一個小小的犬官死後，竟有這麽多銅器葬，可見其生前生活的一斑了。同時也說明犬官在商代的社會政治地位也是不低的。

綜上所述，從各狩獵地犬官的設置和任務，可見商代狩獵已形成了一套較完整的管理體製。更重要的是如果缺少和沒有犬官的設置，那麽商王的狩獵活動就很難圓滿地完成。因而，也可以說，商代犬官的設置，為後來的犬人、大司寇的產生有過不小的影響，從某種意義說《周禮》中的“犬人”、“犬官”等也就是在商代犬官基礎上的進一步發展和繼承而已。漢族“犬官”的設置是否對後期少數民族的“六畜”之官產生了影響，尚不敢肯定。但從漢魏的漢文史料看，當時的鮮卑、烏桓等族也有犬官，當然這其中也有圖騰崇拜的因素在內。如，《三國誌·烏丸鮮卑東夷傳》載：夫餘“國有君王，皆以六畜名官，有馬加，牛加，豬加，大使……諸加別主四出，道大者主數千家”。岑家梧認為，其以獸類名官，當為圖騰的遺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