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肖文化--騏驥馳騁

一、文學中的馬

中國文學源遠流長，曆史悠久。從遠古的神話傳說，到先秦的詩經、楚辭，而後的漢賦、樂府民歌、建安文學、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以馬為題材或表現對象的作品都極為豐富，且有許多優秀、成功之作。至於我國其他民族的文學，特別是以畜牧為主要生產方式的民族，馬的形象在文學中更是占有突出地位。

《詩經》是我國最早的詩歌總集，其中多有關於馬的描寫。僅以馬字為部首的字就用了50多個。（詩經）中描寫馬時多注重馬的毛色、神態、佩飾等，以抒發詩作者對馬匹的喜愛之情，如“四牡龐龐”、“四牡孔阜”（《小雅?車攻》），“四牡??”（《小雅?六月》），“兩驂如舞”（《鄭風?大叔於田》），“四牡有驕，朱鑣鑣”（《衛風?碩人》）。有些詩還以馬起興，如《小雅?白駒》：“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遙。”意思是：“潔白如雪小白馬，吃我場中嫩豆苗。絆著它來拴著它，使我快樂在今朝。我所說的那個人，到此可有多逍遙。”以後各章也都用“皎皎白駒”起興。這裏的小白馬雖然是用來起興，但我們仍能從中看到一個可愛的小白馬形象。以馬起興，在後世民歌中也經常出現，陝北民歌信天遊中就有“馬裏頭挑馬不一般高，人裏頭數不過哥哥人兒好”的句子。

先秦曆史散文和諸子散文中關於馬的描寫也很豐富。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思想解放，也喚醒了人們的個性。隨著相馬術的發展和完善，人們以物及人地將馬與人的價值比附並將其上升到人格意義上認識，於是，良馬成了人材的象征，而善於相馬的伯樂則成了文人心目中的知遇明主。《戰國策》中多有以良馬比人材之喻。《燕策二》言有賣駿馬者立市三日而無人問津，伯樂前去看一眼，於是“馬價十倍”。《趙策四》以買馬尚須帶二相馬者為喻，言國君治理天下應當重用賢能。《燕策一》則記有以五百金購買千裏馬骨的故事。《戰國策?楚策四》：

驥……服鹽車而上太行，蹄申膝折，尾湛?潰，漉汁灑地，白汗交流，中阪遷延，負轅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衣以?之。驥於是?而噴，仰而嗚，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聲者。

此處所載之驥與伯樂，恰似賢士與明主，馬人關係中顯示出君臣契合的雙向交流與知遇情重。自此以後，“千裏馬――伯樂”成為千古文人魂牽夢繞、割舍不斷的情結。

諸子之中莊子和荀子經常以馬喻事。莊子曾以白駒過隙比喻人生短暫，認為“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忽然而已”。（《莊子?知北遊》）莊子崇尚自然，他喜歡的是“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踢”（《莊子?馬蹄》）的馬，認為伯樂馴馬是對馬的摧殘和傷害，“故馬之知而態至盜者，伯樂之罪也”（《莊子?馬蹄》）。而荀子正好與莊子相反，認為“古之良馬……前必有銜轡之製，後有鞭策之威，加之以造父之馭，然後一日而致千裏也”（《荀子?性惡》）。伯樂和造父，都是禮教的象征，荀子強調的是禮教對個體的正麵影響，而莊子看到的則是禮教對個性的泯滅。至於荀子以駑馬勸學的名言更是人所共知的了：“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功在不舍。”（《荀子?勸學》）

屈原的作品中經常出現“騏驥”形象。《離騷》：“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導夫先路”；《惜往日》：“乘騏驥而馳騁兮，無轡銜而自載”；《懷沙》：“伯樂既沒，驥焉程兮？”詩中騏驥馳騁的形象實際上是詩人崇高理想的象征。屈原的弟子宋玉在《九辯》中寫道：“卻騏驥而不乘兮，策駑?而取路。當世豈無騏驥兮，誠莫之能善禦，見執轡者非其人兮，故?跳而遠去。”詩中騏驥和禦者之間的關係猶如千裏馬和伯樂，但不同的是這裏的騏驥並不是被動地接受選擇、等待知遇者到來，如果“執轡者非其人”，則要遠走高飛。正如論者所說的那樣，這裏“禦者與騏驥的矛盾即是貧士與昏君的衝突，士亦要擇主而事，一股清正之氣中散發了士階層對自我價值的肯定與自尊。”

秦代文學雖然成績較小，但有李斯的一篇名文――《諫逐客書》。文中曾以秦地不產的寶馬等比喻“外來人材”：“今陛下至昆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悅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不實外廄……”以駿馬等豐富的比喻說明異國人材對秦國的重要性，揆之以事理，說之以利害，終於說服了秦始皇。秦始皇留客也好，逐客也罷，都沒有使其江山永固。在他死後爆發的農民起義很快就將秦朝推翻。起義隊伍中有一個英雄兵敗之後寫下了一首千古悲歌――《垓下歌》，其中有兩句為“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表現了項羽臨死之前對自己心愛的戰馬的依依不舍之情。

楚漢相爭，劉邦立漢。至武帝時，國力最盛。漢武帝喜愛良馬，曾作有《天馬歌》：“天馬徠兮從西極，經萬裏兮歸有德，承靈威兮障外國，涉流沙兮四夷服。”詩中表現了漢武帝好大喜功和酷愛良馬的心情。這隻是皇帝高興偶一為之。漢代作為“一代文學”的是漢賦。漢賦詞采華麗，鋪張揚厲，其內容多表現車馬、田獵等，如枚乘的《七發》，司馬相如的《子虛賦》、《上林賦》等，都有長篇大段的關於車馬和田獵的描寫（因其篇幅較長且文字艱澀，此處不引）。漢代的詩歌以樂府為主，感於哀樂，緣事而發。《孤兒行》中有“父母在時，乘堅車，駕駟馬。父母已去……大兄言辦飯，大嫂言視馬”之句，表現孤兒在父母死亡前後兩種不同的境遇。《戰城南》中有“梟騎戰鬥死，駑馬徘徊鳴”之句，以戰馬的哀鳴表現戰爭給人們帶來的苦難和不幸。東漢文人五言詩《古詩十九首》中的《行行重行行》中有“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以胡馬比喻遊子思歸之情，語短情長，富有餘味。

建安作家筆下的馬形象，是社會現實和個人情感抱負的直接表現。“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饑，擔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苦寒行》），“戎馬不解鞍，鎧甲不離傍，冉冉老將至，何時返故鄉”（《卻東西門行》）。曹操的這兩首詩描寫了行軍之苦，抒發了征夫懷鄉之思，而《龜雖壽》中的“老驥伏櫪，誌在千裏；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老驥自喻，表現了老當益壯的誌士情懷，被今人廣為引用。建安七子中的陳琳，有《飲馬長城窟行》：“飲馬長城窟，水寒傷馬骨……男兒寧當格鬥死，何能怫鬱築長城？”以飲馬起興，對統治者修築長城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女詩人蔡琰曾為胡騎所擄，遠嫁匈奴，後被曹操贖回。她在《悲憤詩》中寫道：“馬邊懸男頭，馬後載婦女。”控訴了戰爭給普通人帶來的災難。被譽為“建安之傑”的曹植，他的前期詩作《白馬篇》是一首描寫英雄和戰馬的優秀之作。“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借問誰家子，幽並遊俠兒……控弦破左的，右發摧月支。仰手接飛猱，俯身散馬蹄……羽檄從北來，厲馬登高堤。長驅蹈匈奴，左顧淩鮮卑……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詩中身騎白色駿馬、武藝高強、渴望建功立業甚至不惜捐軀赴死的幽並遊俠兒正是詩人理想的化身。

晉代文學中馬的形象不很突出。到東晉陶淵明雖“結廬在人境”，仍“耳無車馬喧”（《飲酒?其五》）。但到了南北朝時這種情形則大為改觀。此時的詩歌以樂府為主，但南北詩風不一，正如郭茂倩《樂府詩集》中所說的那樣，“豔曲興於南朝，胡音生於北俗”。北朝統治政權多為遊牧民族建立，因此其詩歌中有許多非漢族因素。《敕勒歌》是一首鮮卑民歌：“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全詩隻用數十字，便把遼闊蒼茫的草原景象和遊牧生活充分地展示出來。《企喻歌》：“放馬大澤中，草好馬著膘。牌子鐵?襠，??鷂尾條。”前兩句寫牧民對自己心愛的夥伴――駿馬的讚歎，後兩句寫著鐵甲、戴雉尾的草原鐵騎形象。其他幾首《企喻歌》也多充滿了這種英雄之氣。《折楊柳歌》中說：“遙看孟津河，楊柳鬱婆娑。我是虜家兒，不解漢兒歌。”直接說出了此歌是“虜家兒”所作。《折楊柳歌》中還有一首情歌：“腹中愁不樂，願作郎馬鞭。出入擐郎臂，蹀坐郎膝邊。”寫一個女子為情所困，悶悶不樂，真希望自己化作情郎的馬鞭，每天掛在情郎的手上，蹀坐在情郎的膝邊。詩中的馬鞭之喻形象、生動、準確，對愛情的表達大膽、熱烈，毫不掩飾，全無扭捏之態。另一首《折楊柳歌》雲：“健兒須快馬，快馬須健兒。蹕跋黃塵下，然後別雄雌。”如此快言快語，令人“骨騰肉飛”（王士禎《香祖筆記》語），充分表現出了北方民族善於騎射、好勇尚武的精神。《木蘭詩》是北朝民歌中最優秀的作品，非漢族成分很多。北朝為遊牧民族統治，戰爭頻繁，尚武好勇，詩中提到的地點都在北方，詩中稱父親為“阿爺”為北方民族所常而為漢族所少見；詩中的“明駝”也是北方民族所蓄養的主要畜類，更重要的是一向講究避諱和民族自尊的漢族是不可能稱呼自己的皇帝為可汗的，因此《木蘭詩》很可能是北朝某一遊牧民族特別是鮮卑族的作品，後來經過漢族文人或漢化了的鮮卑人的整理，才使我們今天見到這樣的詩作。木蘭因“阿爺無大兒，木蘭無長兄”，主動代父從軍。詩中在描寫木蘭出征前買鞍馬的準備時寫道：“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這種誇張鋪陳描寫，給讀者營造了一種緊張的心情和戰爭的氣氛，產生了強烈的效果。類似這樣的對英雄出征前的戰馬的描寫在我國其他民族文學如蒙古族文學更是廣為存在。這也是《木蘭詩》為北方遊牧民族作品的一個旁證。

唐代的馬文學空前繁榮。馬不但經常出現在文人的詩句中，整篇詠馬的詩作也多得數不勝數。從詩題中看，有馬、天馬、白馬，驄馬、紫騮馬、天驥、騏驥、胡馬、瘦馬、病馬、舞馬等。從開國皇帝李世民，到李杜等知名大家，都曾以馬作為歌詠的對象。有些詩人還集中創作了數首以馬為題的詩歌，如張仲素的《天馬辭二首》，張說的《舞馬詞六首》、《舞馬千秋萬歲樂府三首》，僅李賀一人就寫下《馬詩二十三首》。唐代的詠馬詩作因其時代不同、作家不同、同一作家所處的生活階段不同，其內容呈現出複雜的局麵，但都是在以馬喻人，借馬論事。正如清人王琦評李賀《馬詩二十三首》時所說的那樣：

俱是借題寫意，或美，或譏，或悲，或惜，大抵與當時所聞所見之中各有所比。言馬也，而意初不在馬矣！

唐人優秀馬詩甚多，此處且舉杜甫和李賀的幾首馬詩。杜甫《房兵曹胡馬》：

胡馬大宛名，鋒棱瘦骨成。

竹批雙耳峻，風入四蹄輕。

所向無空闊，真堪托死生。

驍騰有如此，萬裏可橫行。

詩中描畫了一匹神清骨峻、四蹄騰空、淩厲奔馳的駿馬形象，是詩人渴望建功立業的遠大誌向的寫照。另一首《高都護驄馬行》則刻畫了一匹剛剛離開戰場來到長安但仍充滿豪氣，還想到戰場馳騁立功的青驄馬形象，也是表達這種誌向。這種誌向在李賀的《馬詩二十三首》中也有充分表現。其五：

大漠沙如雪，

燕山月似鉤。

何當金絡腦，

快走踏清秋。

其中還帶有一種懷才不遇之感歎。其四：

此馬非凡馬，

房星本是星。

向前敲瘦骨，

猶自帶銅聲。

其二十三：

武帝愛神仙，

燒金得紫煙。

廄中皆肉馬，

不解上青天。

這一瘦一肥兩匹馬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漢武帝養在宮廄中的肉馬，整天吃得膘肥體壯，怎麽能飛騰上天呢？而那些瘦骨嶙峋的良馬，雖然境遇惡劣，猶自帶“銅聲”。平庸之輩身居高位，有識之士不被重用，千古文人普遍存在的失落和怨憤在這裏以婉曲的方式流露出來。

由此我們不能不想到唐代散文大家韓愈寫的一篇關於馬的千古奇文――《馬說》。文中說：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裏馬。千裏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隻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裏稱也。

許多千裏馬因為沒有被發現而埋沒了，更嚴重的是，這些沒有被發現的千裏馬往往得不到正常的待遇。

馬之千裏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裏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裏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裏也。

這些千裏馬連常馬的待遇都不如，怎麽能要求它日行千裏呢？作者最後議論並感歎道：

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也！

並不是天下沒有良馬，而是缺少真正發現良馬的人。韓愈在這裏以千裏馬作喻，對統治者埋沒人材、壓製人材的做法表現出了憤憤不平，道出了千古文人的共同心聲。

元明清各代文學中的馬形象基本上繼承了唐和唐以前的傳統。蘇軾“聊發少年狂，左牽黃，右擎蒼，錦帽貂裘，千騎卷平崗”（《江城子?密州出獵》），以騎馬射獵抒發自己的“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之誌。陸遊和辛棄疾的詩詞中多出現“鐵馬”形象。“樓船夜雪瓜洲渡，鐵馬秋風大散關”（陸遊《書憤》）；“誰知蓬窗夢，中有鐵馬聲”（陸遊《書憤》）；“夜闌臥聽風吹雨，鐵馬冰河入夢來”（陸遊《十一月四日風雨大作》）；“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裏如虎”（辛棄疾《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陸辛筆下的鐵馬，是他們抗戰報國之誌的集中體現。當然，宋人也有類似韓愈之歎。黃庭堅詩雲：“世上豈無千裏馬，人中難得九方皋。”（《過平輿懷李子先時在並州》）這樣的歎息聲至元明清更高。郝經詩雲：“莫言騏驥能千裏，隻重黃金不重賢。”（《賢台行》）晚清的龔自珍對舊製度壓抑人材的做法更是不可忍受，並向舊製度發出最後的呼聲：“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悲，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己亥雜詩》）。

古代文學中的馬，豐富了中國文學的形象畫廊。以馬喻人，托馬言誌，借馬論事，成為中國文學的一個傳統。這種傳統也影響到了現當代作家。詩人臧克家《老馬》詩雲：

總得叫大車裝個夠，

它橫豎不說一句話，

背上的壓力往肉裏扣，

它把頭沉重地低下！

這刻不知道下刻的命，

它有淚隻往心裏咽，

眼前飄來一道鞭影，

它抬起頭望望前麵。

詩中吟詠的身負重軛、疲憊不堪的老馬正是千百年來苦難深重的中國農民的形象寫照。當代作家的筆下也常有馬的形象出現，如張承誌的小說《黑駿馬》等。但以上所論，很少涉及國內其他民族。事實上，其他民族特別是曾以遊牧為主要生產方式的民族，他們的文學中馬的形象更為豐富，如聞名世界的我國三大英雄史詩――藏族的《格薩爾王傳》、蒙古族的《江格爾》、柯爾克孜族的《瑪納斯》，都成功地刻畫了駿馬的形象。其他文學樣式也是如此，在此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