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肖文化--騏驥馳騁

二、甲兵之本，國之大用

提起馬，人們往往將其與戰爭聯係起來。《說文解字》釋馬字時雲：“馬，怒也，武也。”《玉篇》：“馬，武獸也。”《周禮?夏官?序官》有“司馬”一職，賈公彥疏：“鄭雲：像夏所立之官。馬者武也，言為武者也。”在古代，“武”與“馬”、“兵”與“馬”、“戎”與“馬”，經常連在一起，好似一對孿生兄弟，可見馬在古代戰爭中發揮著巨大功用。《後漢書?馬援傳》雲：“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這是對馬在古代軍事戰爭中重要作用的最好概括。

古代戰爭的主要方式有徒步作戰、車戰、騎戰等，其中的車戰與騎戰都少不了戰馬。關於車戰與騎戰哪種作戰方式在前的問題，一般認為，車戰先於騎兵作戰，車戰發展到一定階段後，才出現騎兵作戰，並引恩格斯這段話為據：“起初馬匹大概僅用於駕車，至少在軍事史上，戰車比武裝騎手的出現要早得多。”但這種觀點隻適合於以農耕為主要生產方式的民族，對於遊牧民族顯然有點不太合適。遊牧民族善於騎射，其放牧、狩獵都在馬上進行，彼此爭戰也主要在馬上進行，我們總不能認為他們能騎馬射殺獵物而不能騎馬打擊敵人。遊牧民族同時也製造和使用車輛，但車輛主要用來作為運輸工具，當然也不排除其作為戰車的可能。但如果認為遊牧民族也是車戰在前，騎戰在後，則顯然是錯誤的，除非這些民族是先有車輛，然後才會騎馬放牧、狩獵、打仗。因此關於騎戰與車戰的先後問題，對於遊牧民族來講，應當是騎戰在前，而且一直以騎戰為主，車戰隻是作為騎戰的一種補充，並不構成戰爭的主要形式，更不存在彼此更替問題。對於非遊牧民族來講，才是先有車戰，後有騎戰，而且騎戰最後代替了車戰。

（一）戰車與車戰

車戰，是古代戰爭的一種重要形式，世界各國曆史幾乎都有關於車戰的記載。我國古代特別是先秦時期，也極其盛行車戰。明人陸容《菽園雜集》卷五：“三代至春秋時，用兵率以車戰。”從夏商至秦漢，古老的戰車馳驟在中原戰場達千餘年之久，對中國的軍事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車戰蓋始於夏代。雖然沒有考古實物證明夏代已經有了車子，但從後世一些文獻記載可知夏代已有車和車戰。前文所言“相土作乘馬”和“奚仲造車”的傳說是有一定的現實依據的。《尚書?甘誓》記夏啟與有扈氏大戰於甘的誓師詞雲：“左不攻於左，汝不恭命；右不攻於右，汝不恭命；禦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從這段記載中可以看出夏代的軍事戰爭中已經使用馬和馬車。這裏不但有車兵，還有禦正，即戰車上負責駕馬的指揮官。《司馬法?天子之義》、《釋名?釋車》、《呂氏春秋?簡選》等文獻中也都提到了夏代的戰車。夏代的官製中有牧正、庖正、車正等，車正就是負責掌管車服之事的官職。

殷代有戰車和車戰，這一點是沒有任何懷疑的。因為不但有當時的文字記載，更有出土實物為證。

殷墟甲骨文中已有“車”字，像車之形。還有“軍”字，像車車相連之形，表示軍隊的駐紮。甲骨文中還出現了“戎馬”二字，有“戎馬，左右中，人三百”之記載，可能就是分左右中三部、每部一百人的車兵組織。甲骨卜辭中有很多殷王命令其軍旅“步伐”的記載，既然有“步伐”，就說明有相對的“車伐”。後世文獻也有商代車戰的記載，如《淮南子?本經訓》記商湯伐夏桀時曾“以革車三百乘，伐桀於南巢”。

殷墟曾多次發現過殷代車馬坑，在已經發現的22座車馬坑中有9座坑內隨葬武器，這些隨葬有武器的車子在當時可能就是被用為作戰的戰車。戰車中出土的武器大都放在車輿內及其附近。武器多為青銅器，有弓、箭等遠射器，有銅戈等格鬥器，還有可能是用於防身的直刃青銅器。車馬坑中的車輿內還發現有銅錘、锛、鑿、刀、礪石以及銅（玉）馬鞭柄等多種工具。這些銅石工具當為戰車上的車兵或馭手行軍作戰時隨身所帶，用來修理車子、磨打武器、驅趕馬匹等。殷墟出土如此之多的戰車，說明車戰在當時已經相當流行。

也有人對商代車戰的興盛程度表示懷疑，認為夏商之時雖有戰車和車戰，但尚屬初級階段。理由是，一車駕二馬不利奔馳遠行，殷車輻少輿小不利於作戰。還有一個理由是，甲骨文中記錄戰爭的刻辭多是記載征人若幹、俘虜若幹以及殷王命令其軍旅“步伐”等內容，而關於車戰和戰車的卻極少。步伐就是不駕車的步戰。因此，殷代以前雖有車戰，但規模有限，戰爭主要是步戰。這兩個理由很難成立，車輛的形製和駕乘法對於處於同一曆史時期的交戰雙方來說並無優劣之分，談不上有利或不利於遠行和作戰，如果縱向比較，這樣的形製和駕乘法在當時還是先進的呢。至於甲骨文記載較少，也不能作為車戰不興盛的根據。因為甲骨文畢竟是考古發掘出來的零碎骨片，它記錄的東西可以說有，它沒記錄或記錄少的東西卻不能說無或少。對於商代車戰情況，也應如此看待。

周人繼承了殷商的車戰傳統，並將其發揚光大。周人車戰的對象主要是車戰水平已經很高的商人。著名的牧野之戰，就是周武王對殷紂王的一次發難。《孟子?盡心篇》：“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周人取得牧野之戰的勝利，自有其他一些重要原因，但戰車無疑顯示了巨大威力，周人高出商人的車戰本領也起了關鍵性作用。《詩?大雅?大明》在頌讚祖先功德時，對戰車和車戰充滿了溢美之詞：

牧野洋洋，

檀車煌煌。

駟兒彭彭，

維師尚父。

時維鷹揚，

涼彼武王。

肆伐大商，

會朝清明。

西周的軍隊中“車兵”是重要的組成部分。每每作戰時要按照一定的比例編排車兵進行車戰。《禹鼎》：“戎車百乘，斯馭二百，徒（兵）千。”即戰車一百輛，馭車者二百人，步兵一千人。可見當時車戰是與步戰相結合而進行的。

周王朝周邊的方國、部族也使用戰車。康王時曾對其周邊一些地區用兵，雙方交戰的方式主要以車戰為主。這在金文中有所記載。《小盂鼎》記載，康王時與鬼方交戰，“孚馬□□匹，孚車十兩。”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係圖錄考釋》錄編19錄有另一次交戰，“孚馬匹，孚車百□兩。”鬼方為周邊小國，在一次作戰中就曾損失戰車上百輛，足見其戰車之多，而周人能繳獲如此之多的戰利品，說明周王朝戰車更多，軍隊更強盛。周代戰車數量不斷擴大，到周宣王時，已達三千輛。《詩?小??采芑》：“方叔?止，其車三千。”

周代戰車和車戰情況在《詩經》中多有描寫。《小雅?六月》：“元戎十乘，以先啟行”；《采薇》：“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詩經》記載的主要是西周至春秋時期各諸侯國的民歌和其他詩歌，周代社會的一些情況亦可從中窺見。

西周時期的車馬坑也有大量發現。河南浚縣辛村，曾發掘出14座西周時期衛國的車馬坑，僅三號車馬坑就出車約12輛。陝西長安縣張家坡、北京房山琉璃河、山東膠縣西庵等地，都發現有大量的車馬。考古發現西周時期大量的車馬實物，與文獻記載相合，可見周人在商人的基礎上將車戰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峰。

春秋時期，各諸侯國彼此征戰，戰車發揮了巨大功用，車戰達到了極盛。《左傳》中多有關於春秋時期各國進行車戰的記載。大國有車千乘已不足為奇。僖公二十八年城濮之戰，晉國一次就出動兵車七百乘。昭公十三年，晉治兵邾南，出車四千乘。甚至一些小國也有數量可觀的戰車，如昭公八年載魯國有“車千乘”，哀公七年載邾國“賦（貢賦）六百乘”。戰車的多少成了衡量國力的標誌。

車戰發展到戰國時期，並沒有隨著騎兵的出現而走向衰落，而是車戰與騎戰並存。因為車戰是傳統戰爭方式，新出現的騎兵還沒有在中原普及，中原騎兵的騎術還不甚高，因此戰國時期雖然中原地區已經出現騎兵，但並沒有取代車戰。趙國大將李牧編組的軍隊，仍把戰車列在騎兵、步兵的前麵。許多地區，包括較早出現騎兵的秦國，也還主要以車戰為主，並且一直持續到秦統一以後。

秦國是戰國七雄之首，有車千乘，騎萬匹，卒百萬。秦所以並吞六國，一統天下，在很大程度上得力於強大的軍事。秦始皇陵一、二、三號兵馬俑坑內埋藏的大量戰車、騎兵俑和步兵俑，就是秦國強大軍隊的一個縮影。從秦始皇陵兵馬俑坑出土的戰車情況來看，秦代的車戰並沒有減退的跡象，似乎還很興盛。

秦始皇陵一、二、三號兵馬俑坑內已經清理出20輛戰車，均為木製。因火焚和坍塌，俑坑出土的車跡已經十分淩亂，考古工作者對其進行綜合考察研究後，基本將秦車複原。學者們將秦代戰車與殷周及春秋戰國車馬坑出土的戰車加以比較，發現秦代戰車有許多不同於前代的特點：車轅較長；輪輻增多；車輿增大，車軸短，軌距較小；無蓋；戰車各部分比例多與《考工記》所載相合。這隻是目前已經發掘出來的戰車情況。秦始皇兵馬俑坑內埋有多少戰車，因目前發掘工作還沒有完全展開，隻能根據已發掘的部分材料推算。據學者們研究和推算，三個兵馬俑坑內總共約有戰車130餘輛，駕車的陶馬500餘匹，騎兵的鞍馬116匹，車兵、騎兵和步兵等各類武士俑7000餘個。這些戰車、車兵、騎兵和步兵組成一個龐大的地下軍陣。從兵馬俑坑中的戰車情況來看，秦統一的過程中和統一後，車戰仍是一種重要的作戰方式。

秦代車戰情況還可從秦末農民起義中看出。陳勝吳廣揭竿而起後起義隊伍不斷發展壯大，當起義軍攻打到陳地時，已經達到“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劉邦項羽的隊伍中雖已有騎兵，但車兵仍為主，如劉邦手下的夏侯嬰就是車戰部隊的將領。這種情形一直持續到漢初。文景之時出擊匈奴，也是車騎並重，直到漢武帝時，騎兵才成為部隊主力。

關於古代戰車上的乘員、武器裝備和指揮係統情況，在文獻中也有一定記載。一般是一乘戰車有三名乘員，主將在左，禦者居中，右為“戎右”。《左傳?成公二年》：《齊晉鞍之戰》“邴夏禦齊侯，逢醜父為右”；晉國主將解張，“禦?克，鄭丘緩為右”。據學者們根據商周考古材料研究，這種乘製在商周時期普遍存在。車上乘員所使用的武器有遠射、格鬥、衛體三類，遠射的有弓矢、銅鏃、石鏃等，用來格鬥的有戈、矛、戟等，用於衛體的有馬頭刀等。此外還有防禦性的護體裝備如甲胄和盾牌等。戰車的指揮係統安置在主將和各級將領的車上，有戰旗、戰鼓等，戰旗建於車後，其他戰車跟著主將的鼓聲向前衝鋒。每輛戰車還配備一定數量的徒兵配合作戰。先秦車戰，主要采取一線橫列作戰，雙方格鬥主要在兩車錯轂時進行，一旦馬傷車毀，戰鬥即告結束。屈原《楚辭?國殤》中曾對古代車戰有著精彩的描寫：

操吳戈兮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

旌蔽日兮敵若雲，矢交墜兮士爭先。

淩餘陣兮躐餘行，左驂殪兮右刃傷。

霾兩輪兮縶四馬，援玉桴兮擊鳴鼓。

天時懟兮威靈怒，嚴殺盡兮棄原野。

出不入兮往不返，平原忽兮路超遠。

帶長劍兮挾秦弓，首身離兮心不懲。

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淩。

身既死兮神以靈，子魂魄兮為鬼雄。

（二）騎兵與騎戰

騎兵是古代軍事戰爭中最靈活最具戰鬥力的兵種。中國騎兵有著悠久的曆史。但目前對中原地區騎兵的最早起源尚有種種不同的看法。傳統看法是，我國的第一支騎兵是在戰國時期趙武靈王“胡服騎射”以後才有的；也有人認為騎兵的產生比此時要早，大約開始於春秋戰國之交；更有人認為，中國最早的騎兵在春秋時期秦穆公時就已經出現了，遠遠早於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比春秋戰國之交也要早一個半世紀左右。前二說從者甚眾，比較獨特的說法為第三種，即疇騎為我國最早騎兵說。

王曉天認為，春秋時期秦穆公的“疇騎”，是中國史上最早的騎兵。“疇騎”一詞見於《韓非子?十過》：晉公子重耳流亡至秦，秦穆公與群臣商議後，決定幫助重耳歸晉，“公因起卒，革車五百乘，疇騎二千，步卒五萬，輔重耳人之於晉，立為晉君。”舊注對“疇騎”的解釋多認為是“同一規格的馬”。但王曉天以古人釋“疇”有世代承傳之意，認為“疇騎”應釋為“世世傳習騎術者”。並說，古多世業，父子相傳，兄弟相及。在騎兵剛剛出現的時候，騎術是一種比較特殊的軍事技術，因而成為“世世相傳之業”。秦穆公以武力助重耳入晉，一次派“疇騎”二千，這裏的疇騎不是單個的騎馬者，而是具有軍事意義的中國曆史上最早的騎兵。

王說頗給人耳目一新之感，但也有幾點令人疑惑之處。所謂“疇騎”為何不見於先秦史書記載？我們當然不能說史書沒有記載的東西曆史上就一定不存在。但眾所周知，秦穆公是春秋五霸之一，不論在當時還是在後世都產生了重要影響，他的一言一行都為史家們所關注。先秦史籍對各諸侯國之間的征戰極其關注，對戰爭的記載也頗為詳盡，為何對騎兵的出現這樣一件與秦穆公這個有重要影響的人物有關的、在戰爭史上又是新出現的大事無動於衷？疇騎既然是秦國“世世傳習騎術者”“父子相傳，兄弟相及”的“古之世業”，就應當具有很大的保守性，不肯輕易外傳，“秘密武器”怎會輕易暴露？就算是秦穆公為輔助重耳不惜拋出秘密武器，為何不見秦穆公在其他戰事中使用“疇騎”？“疇騎”最早見於《韓非子》，如果韓非子搞錯了怎麽辦？雖然王說尚有種種疑點，但仍不失為一家之言。特別是他對秦國可能較早出現騎兵的分析還是有道理的。

認為春秋時期中原華夏族出現騎兵者的主要證據是前文已引過的《左傳》中的兩句話，即“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和“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對《左傳》中的這兩條記載人們有不同的理解。“步馬”為遛馬之意，遛馬則可牽可騎，姑且算騎。“乘馬而歸”，宋翔鳳《過庭錄》卷九：“乘讀去聲，言以車一乘歸魯。”楊伯峻《春秋左傳注》認為“宋說較近事實”。“乘馬”二字在先秦文獻中多釋為用馬駕車，如相土作乘馬，人們都理解為相土發明了以馬引車，而不作相土發明了騎乘這樣的理解。但杜預注曰：“乘如字，騎馬也。”杜預所以這樣解釋，也許跟他的戎馬生涯經曆的潛在影響有關，姑且也算是騎馬。僅憑這兩條有爭議的記載，隻能推知，春秋時期已有個別人騎馬，但不能將其廣而推之，認為此時已經有了騎兵。騎兵作為一個兵種的出現是需要具備許多條件的，不能把根據這兩條有爭議的材料作出的帶有推測性的結論（春秋時期有個別人會騎馬）放大為春秋時期就有了騎兵。《左傳》是記載春秋時期各國軍事和社會生活的重要曆史文獻，其曆史價值極高。如果當時真的有騎兵出現，不可能隻是含糊地記這兩句。如果當時哪個諸侯國軍隊中有騎兵並用之作戰，更不可能忽略不記。試想，連遛馬都要提一句，為什麽卻不記騎馬作戰？要知道，善於記錄和描寫戰爭可是《左傳》的一個最突出的特點啊。難道這是“微言大義”不成？隻憑這兩則材料而認為騎兵始於春秋，這種說法實際上是混淆了個別人的騎乘和騎兵這兩個不同的概念，雖然是好心，想把騎兵出現的時間往前提提，並力圖擺脫騎兵的產生受外族影響的影子，但留給人的卻是個令人難以信服的結論。

引用這兩則材料證明騎兵始於春秋說的人可能是忽略了《孫子兵法》這一古代軍事名著。孫武是我國古代著名的軍事家，他生活的時代是春秋末期，在他的兵法著作裏未見有關騎兵的記述，但卻提到了車兵和車戰。《孫子?作戰篇》：“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千裏饋糧，則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由此可知，孫武在世之前，用兵主要是車兵。如果當時出現了騎兵，這位研究戰略戰術的大軍事家在其兵書裏難道會隻字不提？可見當時中原地區騎兵還沒有出現。

袁仲一先生把中國騎兵的起源和發展大體劃分為四個階段：（1）騎兵至遲於春秋初期已首先出現於我國西北部及北部的遊牧民族地區。（2）接著是與北部和西北部遊牧民族接壤的秦晉，於春秋中期為應付戎狄騎兵的侵擾也建立了騎兵。秦的騎兵已成為獨立的兵種，而晉的騎兵似乎還未成為獨立的兵種。（3）到了春秋戰國之際中原各國普遍有了騎兵。（4）到戰國中期中原各國騎兵的數量驟增，成為戰爭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到了趙武靈王的“變服騎射”，是騎兵發展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對騎兵的發展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忽略騎兵出現的時代不計，這種劃分還是基本符合曆史事實的。首先一點是遊牧民族的騎兵先於中原華夏族而出現，並對其鄰近諸國產生了影響，刺激了他們的騎兵出現和發展。但具體出現的時間應當在孫武去世以後的戰國時期比較合適。

華夏諸國騎兵的產生，與匈奴、胡人有著密切關係。匈奴是我國曆史上一個古老的遊牧民族，即上古之葷粥，周之獫狁，戰國以來才稱匈奴。匈奴是一個善於騎射的騎馬民族。“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用為食；士力能彎弓，盡為甲騎。”匈奴的遊牧生活方式與華夏諸國的以農業為主的定居生活方式在曆史上經常發生衝突。華夏諸國正是在與匈奴的交往和戰爭中，產生了騎兵。華夏族騎兵來自於其周圍遊牧民族的影響，這是一個不可爭辯的事實。

公元前307年，趙武靈王“變服騎射”，“以備燕、三胡、韓之邊”。趙武靈王為了對付燕國、韓國和“三胡”（即東胡、林胡和樓煩）下令實行胡服騎射，組建了中原地區的第一支騎兵。在此之前的匈奴和三胡早就有了騎兵。匈奴和三胡都是北方遊牧民族，善於騎馬射箭。趙國近有三胡為鄰，遠受匈奴之危，情勢所迫，不得不學習胡人和匈奴的騎術，建立自己的騎兵組織。趙國新組建的騎兵中，實際上很多還是胡人。而那些非胡人從服飾到騎射技術都遠遠不能適應馬上作戰，所以趙武靈王才頂著種種壓力，下令“變服騎射”，使趙國國力大增。

戰國時期雖然已經有了騎兵，但還不是特別普遍。據楊泓根據《史記》中《廉頗藺相如列傳》、《張釋之馮唐列傳》、《蘇秦列傳》提供的材料統計，距趙武靈王變服騎射之後的七八十年以後，趙國名將李牧編組的軍隊中騎兵所占的比例不過8%，其他各諸侯國，不過1%左右。但這股新生的力量在軍事上已經發揮了相當大的作用。竹簡本《孫臏兵法》中講到了騎戰：“易則多其車，險則多其騎。”認為在地勢平坦的地方利於車戰，而高低不平之地則應展開騎戰。傳出洛陽金村的銅鏡上已經有了騎兵的形象。

秦漢時期騎兵在軍事上發揮了重要作用。秦始皇陵出土的大量騎兵俑，便是秦代騎兵的一個縮影。

中，都有自己的騎兵。項羽的騎兵較為強盛，對劉邦構成嚴重威脅。但劉邦很快就派灌嬰組織了自己的騎兵，並與項羽1的騎兵大戰於滎陽以東，破項羽騎兵。垓下之戰，楚軍徹底失敗，亦是這支騎兵之功。但到漢武帝以前，一直是車騎並重。陝西鹹陽楊家灣一號漢墓群（文景時期），兵車坑居中，步兵最多，騎兵數量仍較少，占21%。漢武帝時，騎兵成為主力。漢匈大戰中，雙方以騎兵作戰為主，兵車退為運輸和保護營地之用。《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大將軍軍出塞千餘裏，見單於兵陳而待，於是大將軍令武剛車自環為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可萬騎。”《漢書?衛青傳》也有類似的記載。由於騎兵能夠最大限度地發揮馬的快速、騰躍等特長，便於在各種複雜地形作戰，所以騎戰逐漸取代車戰。到了南北朝時期，鮮卑等善於騎射的北方遊牧民族入主中原，騎兵徹底成為軍隊的主力。

需要說明的是，所謂中原騎兵，其中還是有大量的非華夏族係成分。趙武靈王的騎兵隊伍中，被收服的三胡騎兵是重要組成部分。漢家騎兵中也有許多樓煩、西戎、義渠、匈奴騎士。《漢書?項籍傳》載，楚漢相爭，對壘於廣武，“漢有善騎者曰樓煩，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晁錯《言兵事疏》中載，文帝時有西戎、義渠幾千人投奔漢朝，晁錯認為“（其）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與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名將……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武帝時設八校尉管理騎兵，其中的胡騎校尉專門管理由匈奴人組成的騎兵，越騎校尉專管越人（東甌、閩越、南越）騎兵。一直到曹操的騎兵隊伍中，還有大量的北方遊牧民族（烏桓）的騎兵。這些非華夏族係騎士被編入漢家騎兵，是中原統治者實行“以夷製夷”政策的結果，客觀上也帶動了中原騎兵的發展。

古代騎兵所使用的武器有弓、弩、戟、矛、刀、劍。遠射武器為弓箭和弩，馬上格鬥武器主要為長柄的戟和矛，衛體的武器有較短的刀、劍，防護裝備有盾牌和鎧甲，保護戰馬的有具裝鎧。為了便於騎乘，還在戰馬身上配以鞍具等。這些東西並不是同時出現的，也有個曆史發展問題。

在中國傳統文學中，表現騎兵作戰場麵時，多以出陣單打的形式，如三國故事中的三英戰呂布、溫酒斬華雄等。這實際上是一種文學化的表現方法。古代軍事戰爭講究布兵排陣，騎兵作戰也是如此。在車騎並重的時代，戰場上車兵、騎兵、步兵都按一定比例分布；騎兵成為軍隊主力後，車兵主要負責糧草，戰場上騎兵、步兵按一定的陣勢排列。至於具體的布陣方法，已非本書所能論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