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肖文化--騏驥馳騁

一、引重致遠，以利天下

馬最重要的物質功用便是用於交通。馬在未被馴服之前，人們獵取野馬，主要是為了食用。馬被馴化以後，其食用功能逐漸減退，而代之以使用功能。從曆史上看，不論是遊牧民族，還是農業民族，都沒有把馬肉作為自己的主食。馬在前農業社會和農業社會，一直扮演的是交通工具的角色。《易?係辭》雲：“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是對馬在交通運輸方麵的作用的最好概括。

（一）騎乘

以馬為騎乘在遊牧民族中極為普遍。馬是遊牧民族最好的夥伴，在許多遊牧民族的俗語中，都將馬比做其最好的朋友。遊牧民族時時刻刻與馬相伴，騎乘構成了其生活的主要內容。生產，騎馬放牧；生活，騎馬出行；交換，騎馬行商；戰爭，騎馬作戰。遊牧民族與馬幾乎是形影不離，以至於人們談起遊牧民族就想起馬，說起馬就聯想到遊牧民族。在曆史上，一些遊牧民族被稱為“馬背上的民族”或“騎馬民族”，其所建立的國家也被稱為“騎馬民族國家”。可見騎乘之風在遊牧民族中之盛行。

漢族先民中也曾存在乘馬之俗，但不甚普遍。夏商周馬文化發達，但關於騎乘的記載較少。蓋與其不是以遊牧為主要生產、生活方式有關。馬在三代時期主要用於駕車出行、狩獵，更主要用於戰爭。戰爭最初以車戰為主，後來出現了騎兵。騎兵產生後民間騎乘才有所發展。騎乘從而成為民間行旅的一個重要手段。

華夏族騎乘出現於何時，目前尚無一致意見。但一般都認為，單騎在中原地區騎兵產生之前就已經存在了。根據就是先秦古籍的一些零星記載。《詩經》中有關於騎乘的描寫。《周南?卷耳》雲：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

嗟我懷人，置彼周行。

陟彼崔嵬，我馬虺?。

我姑酌彼金?，維以不永懷。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

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

陟彼?矣，我馬?矣，

我仆?矣，雲何籲矣。

詩中表現的是一個采卷耳的女人懷念遠離家鄉的親人，設想他途中種種困頓的情況。其中反複出現的“我馬虺?”、“我馬玄黃”、“我馬?矣”諸句，假想其夫行旅中馬匹疲憊的情形以示擔心掛念。這裏沒有出現表示騎乘的字，但從全詩來看，似乎不是以馬駕車，而是騎馬出行。《詩經》所錄為西周至春秋時期的詩歌，此詩就算晚出，也應是春秋時期的作品。如果詩中的描寫可以確定為騎馬而不是駕車的話，說明當時已有單騎存在。

《左傳》中也有關於單騎的記載。《左傳?襄公二十六年》：“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又《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人們對這兩則材料的理解不盡相同。“步馬”實為遛馬之意，按今之遛馬，有牽而遛之，亦有騎而遛之，不知古遛馬法如何，但尚不能否定其為騎遛。“乘馬而歸”多釋為駕車而歸，但也有釋為騎馬的，如杜預注：“展，魯大夫，欲與公俱輕歸。乘如字，騎馬也。”這兩條信息被一些人廣為引用，作為中原華夏族有騎乘甚至有騎兵的證明。

從這些有爭議的零星記載來看，騎兵產生前，在不是以遊牧為主要生產方式的華夏族中，可能曾存在騎乘現象，但這隻是一種個別存在，是個案，騎乘尚不能構成一個民族之俗。

騎兵在中原地區產生以後，華夏族的騎乘之風才逐漸興盛起來。秦始皇兵馬俑坑中出土有騎士俑，漢代多次與匈奴交戰的騎兵，都表明了秦漢之時騎乘之風之盛，雖然此時騎乘以軍中為主，但不可能不影響到民間。漢代畫像石和陶俑中，也多見騎乘圖像。魏晉南北朝時承襲了前代的騎乘之俗，並有所發展。特別是北方，有許多遊牧民族建立政權，更把騎乘之風帶到了中原。至唐代，騎乘之風極為流行。

唐代，馬、騾、驢等牲畜成為當時主要的陸路交通工具。人們出行多以騎馬為主，貴族官僚更是如此。據《舊唐書?王毛仲傳》記載：天寶年間，唐玄宗在華清宮，“乘馬出宮門，欲幸虢國夫人宅”，結果被陳玄禮所勸阻。虢國夫人（楊貴妃長姊）也曾騎馬去會玄宗。張祜有詩：

虢國夫人承主恩，

平明騎馬入宮門。

卻嫌脂粉汙顏色，

淡掃娥眉朝至尊。

唐代的一些官僚家中還養有良馬，以供出行使用。肅宗時冀國公裴冕家裏就畜養著十幾匹良馬，每匹馬都價值百金。這都是良馬寶駒，但也有不太講究的。如官至同中書門下三品、被封為趙郡公的李懷遠，雖“久居榮位，而彌尚簡率”，經常騎一匹行動遲緩的“款段馬”。李白《江夏贈韋南陵冰》詩：“昔騎天子大宛馬，今乘款段諸侯門。”將大宛馬和款段馬相對，可見款段馬不是駿馬。李懷遠的同僚勸他買一匹符合他身份的駿馬騎乘，但他不聽，仍還是騎著那匹行動遲緩但很馴服的“款段馬”。韓?為官四十年，總共隻騎乘了五匹馬，被認為是“性持節儉”的廉潔之官。由此可見，當時腐敗的官僚所騎乘的馬匹數量一定不少。唐代的一些文人在離家遠行時也多乘馬而行，這從他們所寫的一些詩句中可以充分看出，如：

青山朝別暮相見，嘶馬出門思舊鄉。

（李頎《送陳章甫》）

揮手自茲去，蕭蕭班馬鳴。

（李白《送友人》）

遊說萬乘苦不早，著鞭跨馬涉遠道。

（李白《南陵別兒童入京》）

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

（孟郊《登科後》）

至於那些長年在外的“遊俠”，更是依仗馬匹而行。

王維《少年行》：

新豐美酒鬥十千，

鹹陽遊俠多少年。

相逢義氣為君飲，

係馬高樓垂柳邊。

唐代文物中，也多發現有騎馬出行的壁畫、陶俑等，如唐昭陵長樂公主墓，出土有騎馬俑22件，其中女騎馬俑就有11件，說明當時騎乘之風在女子中也很盛行。在民間，乘馬之俗也很流行，也有騎乘驢騾的。

宋元明清，承襲了前代騎乘之俗。特別是元代，騎乘之風達到了一個新的高潮。元朝是蒙古人建立的王朝。蒙古民族是一個以遊牧為主要生產方式的民族。蒙古貴族入主中原以後，對中原本來就存在的騎乘之風有進一步的推動作用。元代皇帝出行時多騎馬而行，扈從的文武百官也要乘馬隨行。元代宮廷實行兩都巡幸製。從忽必烈即位起，元朝皇帝每年冬夏來往於燕京（大都）與開平（上都）之間。葉子奇《草木子》卷三下：

元世祖定大興府為大都，開平府為上都。每年四月，迤北草青，則駕幸上都以避暑，頒賜於其宗戚，馬亦就水草。八月草將枯，則駕回大都。

皇帝巡幸上京，文武百官扈從。扈從皇帝的人員，要遵守一定的禮儀。值得一提的是其中有關騎乘馬匹的禮儀。楊?《山居新語》：

國朝有禁，每歲車駕巡幸上都，從駕百官不許坐騸馬，唯騎答罕馬。答罕馬，二歲駒也。

帝王出行乘馬，各級官僚、文人墨客乃至普通百姓出行也都主要以馬為交通工具。元雜劇、散曲中多有關於乘馬的描寫（如馬致遠《天淨沙?秋思》、《般涉調?耍孩兒?借馬》），有關元代的曆史文獻（如《元史》、《馬可波羅遊記》、《魯布魯克東行紀》等）也多關涉這方麵的記載。其後各代，這種交通習俗一直承傳。直到今世，雖然出現了許多現代化交通工具，但在一些交通不發達的地區，如西北農村、西南山區，仍然可見騎馬出行習俗的殘跡。

（二）馬車

車是中國古代重要的交通工具，它在交通運輸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在傳統的運輸工具中，馬車占據很重要的位置。

車輛的最早發明和使用者是哪個民族或國家，目前還是一個扯不清的問題。國際上一般的看法是，蘇美爾人最早發明並使用了車輛，並且把這種文化傳播到世界各地。但在我國古代，車和馬車的發明始於何時，發明者為何人，卻有著種種不同的說法。

一種說法是伏羲或黃帝造車。《宋書?禮誌》：“庖羲畫八卦而為大輿，服牛乘馬，以利天下。”但此說似乎沒有黃帝造車影響那麽大。《楚辭?遠遊》：“軒轅不可攀緣兮。”王逸注雲：“軒轅，黃帝號也；始作車服，天下號之為軒轅氏。”《漢書》：“黃帝作舟車以濟不通。”傳說黃帝不但發明了車，而且還發明了用馬挽車。《玉篇》中說：“黃帝服牛乘馬。”《說文》引《易》曰：“備牛乘馬。”這裏的“備牛乘馬”即用牛馬套車之義。段玉裁注雲：“此蓋與革部之鞍同義。鞍，車駕具也。故《玉篇》雲：備，服也，以鞍裝馬也。”黃帝“服牛乘馬”與《易》中的“備牛乘馬”是一個意思，都是以某種駕具裝備牛馬。按照這種解釋，則黃帝時已經開始使用牛馬來挽車。

還有一種說法，認為車的發明特別是以畜力引車當在黃帝之後。《呂氏春秋》：“舟車之始見也，三世然後安之。”《史記?夏本紀》：大禹治水，“陸行乘車”。都是在說車的發明在黃帝之後。但車的發明者又有二說。一說為相土造馬車。《世本?作篇》中有“相土作乘馬”之記載。相土是商始祖契之孫，“作乘馬”，就是用馬駕車。還有一說為奚仲或他的兒子吉光發明了車。《世本?作篇》：“奚仲作車。”《山海經?海內經》：“番禺生奚仲，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為車。”《左傳?定公元年》：“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古史考》：“黃帝作車，引重致遠。少昊時略加牛，禹時奚仲加馬。”《古史考》中認為黃帝發明了車，但到了少昊時“略加牛”，開始以牛為畜力牽引，而以馬為畜力牽引則是在禹夏之時。奚仲是禹夏時的車正（官名），他最早開始使用馬拉車，所以奚仲所造之車，應當是馬車。大概始有車時，可能主要是以人力推挽。牛馬馴服後，才變人力為畜力。所以才有黃帝造車，以後的少昊略加牛，奚仲加馬之說。

伏羲或黃帝造車之說固不可信，因為古人習慣於把一些發明創造歸功於某一始祖，特別是三皇五帝身上。傳說雖然不可盡信，但傳說又往往是曆史的影子，仍能折射出一些現實的東西。根據上述傳說，並結合後世有關車子的文獻和實物分析，可推知至少在夏代就已經有了車子，也就是說，“奚仲造車”之說應當是有曆史的影子的，是有一定根據的。奚仲本為薛之先祖，其時正在夏代，為夏的車正，即主管馬車製作的官吏，所以人們把造車的功勞記在了他的頭上。從後世的文獻中可以看出，夏代的軍事戰爭經常使用馬和馬車。《尚書?甘誓》中記夏啟與有扈氏大戰於甘的誓詞時，就提到了禦正等與車馬有關的官職。夏代已經有車和馬車的證明還表現在其後的商代的車和馬車形製已經相當完備，達到了較高的水平，而這樣完備的車子是不可能突然出現的，一定有個前期發展的過程，這一發展過程所處的時期正是夏代。

殷商以前的車輛實物未見，但甲骨文中已有“車”字，有多種寫法，都像車之形，可知車在殷代已經相當發達。《金文編》收車字50個，如《方彝》、《車卣》的車字，很像威風凜凜的戰車，車上有用於征戰的戈。殷商後期的車馬坑、車馬器的發現，表明車在當時的貴族出行、田獵以及戰爭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殷墟自1928年發掘以來，曾多次發現過殷代車馬坑。截止到1990年，共發現車馬坑22座，出土殷代車子20多輛。出土車子的地點主要有小屯宮殿區、孝民屯南地、孝民屯東南地、大司空村、白家墳西北地等。在已經發現的22座車馬坑中有十餘座未隨葬武器，可能是用於代步的乘車。殷代的車子為木製，坑中的車子已經腐朽，20世紀50年代以前因受種種條件限製，都未能將坑中的車子遺跡清理出來。50年代後隨著考古發掘技術的提高，殷車的剝剔和清理以及複原工作都取得了相當高的成就，使我們能夠看到殷代車子的原貌。殷代的車子主要部件由兩輪、一軸、一輿、一轅、一衡構成，除了少數部件為青銅製品外，皆為木製。車輪由牙、輻、轂組成，車輻一般為18根；車軸兩端套入車轂中，轂外套有軎，軎上有木質、銅質或玉質轄插入；車轅置於車軸上，從車輿至轅頭向上翹起，呈弧形狀，轅的尾端有時套有銅飾（踵）；車衡在轅的前端，有時裝飾有銅獸麵飾，兩側各有用以駕馬的車軛，軛上套有銅飾構件；車輿呈矩形，前後有?，左右有軾，後麵有門。殷代車馬坑中大都埋一車兩馬，說明殷代的車子大多為兩馬駕轅。小屯宮殿區的M20中埋一車四馬，表明四馬駕車（兩服兩驂）在殷代晚期已出現。殷墟出土車輛如此之多，說明車在當時已經成為重要的交通工具。但這種交通工具並不是一般公眾所能乘坐的。據《尚書?酒誥》記載：妹土（今河南淇縣）人，“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商人尚且用牛車載貨經商、謀生以孝敬父母，普通人則更無車馬可坐了。因此，商代使用馬車隻是一種貴族習俗。

周代的馬車基本繼承了商代的形製，且有一定的改進。西周時期的車和商代屬於同一類型，雙輪，方形或長方形車廂，獨轅，轅前有衡，衡兩邊各縛有人字形軛，多數駕兩匹馬，也有駕四匹馬的。《周禮》的《考工記》對周代車子的車廂、車輪、車轅、車蓋的形狀、結構、各部分的尺寸等，都記錄得十分詳細。今發現的西周、春秋墓葬車馬坑，隨葬車馬數量極多，少則5輛，多則達12輛。從這些車輛實物中可以詳細看到周代車子的形製。

周代的車子更講究外形裝飾。《詩經》中描寫車馬時，多有這方麵的詩句。如《?風?幹旄》：“孑孑幹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幹旄，即犛牛尾，以犛牛尾飾旗杆，樹於車後，以壯威儀。《衛風?碩人》：“碩人敖敖，說於農郊。四牡有驕，朱?鑣鑣，翟?以朝。”寫碩人所駕四馬極其健壯，馬口鐵邊紅綢飄飄，車輿四周有以雉羽為飾的屏蔽。《齊風?載驅》：“載驅薄薄，簟?朱?。”簟為方紋竹席，可做車輿門簾；?為雉羽做的蔽覆，放在車後；朱?為紅色的獸皮，亦用於蔽車。在小雅的一些詩作中，也有不少描繪車之裝飾的句子。《采芑》說：“四騏翼翼，路車有?，簟?魚服，鉤膺?革。”《出車》說：“我出我車，於彼郊矣；設此?矣，建彼旄矣。”這都是在描寫路車之華美。根據詩中描寫可以想見，“周之路車，車身塗朱；上建美麗的旗幟，後有文竹編製的障蔽；車上放著魚皮的箭袋，車轂包著堅韌的革皮；車衡上畫著綜錯的圖案，馬胸下懸著巨大的樊纓；馬轡上有下垂的革條，馬口兩旁配著一對對的鸞鈴。車馬走動的時候，旗幟飄揚著，革條拂動著，鸞鈴和鳴著，既好看，並且也好聽。宗周貴族車馬享用之美，恐怕遠非初創路車的殷人所能比擬了。”

周人有著較高的駕馭車馬的本領，《詩?秦風?小戎》：“四牡孔阜，六轡在手。”《秦風》中的其他詩中也有“六轡在手”之句。馭車者將六根韁繩握在手中，馬就拉著車馴服地向前行走了。詩句表現了禦者高超、嫻熟的駕車技術。周代貴族所乘馬車一般為四馬所駕，每馬兩條韁繩，四馬共八條韁繩，兩條係在車上，六條在駕車人手中，所以說“六轡在手”。《邶風?簡兮》也有一段表現馭者的駕禦藝術的。詩雲：“碩人俁俁，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詩中讚美的是一個在公庭跳舞的勇士，他身材高大，力大如虎，駕禦車馬的動作嫻熟，手中握著的六條韁繩整整齊齊，就像一排正在編織的絲組。《簡兮》中的舞者雖是在表演，但似乎比（秦風）中的“六轡在手”那個真實的馭者更高一籌。一個是生活，一個是藝術，但都真實地反映了當時人們的熟練、高明的駕挽技術。

此時，馬車的使用要比商代廣泛，已超出貴族範圍。各諸侯國的商人們也“負任簷荷，服牛軺馬，以周四方”，往來於各國之間。民間甚至有以車馬作為禮物贈送他人的。《秦風?渭陽》：“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意思是：我送舅舅到渭水旁，沒有什麽可送的東西，隻好送他一輛大黃馬車。據徐龍華先生研究，這是貴族之間互相贈送馬車。舅舅的聲威在剛剛脫離母權製不久的周代來說，還是有相當影響的，所以外甥送給舅舅一輛馬車，是理所當然的。

陝西鳳翔戰國初期秦墓，出土了一輛陶製雙轅車模型，這是我國最早的雙轅車模型，也是世界上產生最早的雙轅車實物資料。雙轅車可係一馬或一牛，說明此時已經開始以馬或牛引雙轅車。雙轅車的出現，有著劃時代意義，它確定了中國車的基本車型，時至今日，馬車、牛車等仍以雙轅為主。但當時可能還不太普遍，因為比之晚出的秦始皇銅車馬，仍還是單轅車。

秦始皇陵出土的銅車馬，也是中國重要的馬車實物資料之一。銅車馬由銅車、銅馬和銅禦官組成。車馬係駕齊全，裝飾豪華富麗。一號銅車馬是一輛立乘駟車，單轅，雙輪，前駕四匹銅馬。車輿作橫長方形。銅車馬與所模擬的真車之比為1:2，車輿大小與秦俑坑所出土的戰車車輿相近。車輿後留有門以備上下。車上立一圓傘，傘下站立一銅禦官俑。二號銅車馬亦為單轅雙輪車，前駕四匹銅馬。車馬通長約3米，高約1米，總重量達1200多公斤。車輿平麵呈“凸”形，分為前後兩室，前室小，後室大。前室為禦官所坐，內跽坐一銅禦官俑。後室為乘主的席位。後室的四麵立有廂板，前有軾，後麵留門，左右兩側及前邊各有一窗。車輿的頂部有一橢圓的拱形車蓋。車輿的內外繪著夔龍紋、夔風紋、流雲紋以及各種幾何形圖案花紋。車有一衡二軛，每輪有30輻。兩邊車軎懸掛車輪。車前駕四馬。銅馭官跽坐前室，戴冠佩劍，雙手執轡，冠服與秦俑坑中的將軍俑相同。兩乘銅車馬都以大量的金、銀構件為飾。馬身上戴著金銀絡頭、金銀韁索和項圈、金當盧、銀象鑣，車上有銀轄、銀軎等。僅二號銅車馬就有740件金質器物，817件銀質器物，計金約3.03公斤，銀約4.4公斤。車馬裝飾得富麗堂皇，顯示了車主身份的高貴。據學者們研究，第一乘銅車馬名為立車，又名戎車；第二乘銅車馬古代叫做安車，都是皇帝乘輿中的車子。

漢代的車馬大致與前代相同而漸異。從史籍記載來看，漢代使用馬車相當廣泛。《史記?貨殖列傳》記有“軺車百乘，牛車千輛”的富戶。軺車出行成為漢代畫像石的一個重要表現內容。漢時馬車已是雙轅。但馬車是尊者所乘。一般情況是上層貴族多乘坐馬車，下層百姓多用牛車。每逢集會、送行、迎娶，車馬甚多。《後漢書?王符傳》：“牛馬車輿，填塞道路。”但漢武帝征匈奴後，馬匹的數量有所減少，一般的人買不起或買不到馬，所以隻好代之以牛。《史記?平準書》：“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隻有天子才能乘坐馬車，而將相隻好乘坐牛車。《漢書》中也多次提到官員們乘牛車的情況。如《朱家傳》、《朱邑傳》等等。漢代一些官僚因少馬或貧窮而乘坐牛車，起到了一種示範作用，社會各階層的人紛紛效法，乘坐牛車的人日漸增多，逐漸演變成一種時尚。《晉書?輿服誌》：“古之貴者不乘牛車，漢武帝推恩之末，諸侯寡弱，貧者至乘牛車。其後稍見貴之。自靈獻以來，天子至士遂以為常乘，至尊出廟堂舉哀乘之。”至魏晉時，雖極富人家，也還是喜歡乘坐牛車。一些人甚至把自己喜歡的快牛起個千裏馬的名字，如“王君夫有牛，名‘八百裏駁’”。這一方麵表現出人們喜歡乘坐牛車，但同時也流露出了人們不能乘坐馬車的無奈和遺憾心情。

唐宋及其以後，馬車形製基本定型，雙轅，雙輪，以馬牽引，從一馬到六馬不等。基本上分用於載人的轎式馬車和用於載貨的敞篷式馬車兩種。權貴和富庶階層所乘坐的馬車裝飾華麗，有“寶馬香車”之稱。而處於社會下層的普通百姓則使用簡陋的馬車，許多人實際上根本就沒有馬車。

以上所述隻是漢族及其先民使馬用車的簡單情況。除漢族外，我國古代其他許多民族也都有製造和使用馬車的慣製。在我國境內廣泛發現的原始岩畫中，都有車輛岩刻。有的民族因為善於製造車輛而被稱為“高車人”。匈奴、鮮卑、蒙古等民族也都有著悠久的使用馬車的曆史。此處從略。

（三）乘輿製度與鹵簿製度

古代與車馬有關的另一重要文化事象就是乘輿製度與鹵簿製度。

乘輿製度是一種古老的禮儀製度。車馬在古代主要為貴族所享用，是用來“別尊卑”之物，擁有車馬是身份和地位的重要標誌。《周禮?冬官?考工記》：“殷人上梓，周人上輿。”周人以輿為上，鄭玄解釋為：“武王伐紂，疾上下失其服而尊輿。”賈公彥解釋為：“紂王無道，臣下化之，無尊卑之差，失其服飾。但車服者，顯尊卑之差，故周公製周禮，尊上於輿也。”因此所謂乘輿製度就是圍繞著輿建立以車馬為主要標記和載體的禮儀製度。周代的車輿製度主要有三：一是天子“五路”（即玉路、金路、革路、象路、木路，不同的路車飾不同）乘輿製度；二是圍繞路車的封賞（即天子賞賜給王公貴族的車輛）；三是公車（即官車，為在任官吏所配之車）製度。周代乘輿製度的基本特點就是明確規定乘車的等級，在乘輿上建立周天子的權威，不許僭越。可見在周代車子與官位已經緊緊相連。

乘輿禮儀發展到秦漢時期形成鹵簿製度。所謂鹵簿，蔡邕《獨斷》雲：“天子出，車駕次第，謂之鹵簿。”古代帝王乘車馬出行，要有儀仗隊伍隨從，有前導，有扈從，有伴駕，前呼後應，次第井然。學者們研究認為，鹵簿製度應該是秦始皇創立的製度。秦漢時代皇帝出行都有一定數量的車隊伴隨，作為扈從的儀仗隊，即鹵簿。秦陵出土的兩乘銅車馬就似屬於鹵簿中的車子。近年發掘了一些規模較大的戰國時代車馬坑，出土了一批乘輿或接近乘輿的車輛實物，多與秦銅車馬相仿。秦鹵簿製度特征有三：一是作為乘輿之首的金根車的創設（規格最高，以金為飾，駕六馬）；二是屬車製度（即以安車為代表的十輛五時副車之製。十輛五時副車由五色安車和五色立車各五輛組成，五色為青、紫、黃、白、黑，分別象征春、夏、季夏、秋、冬五時）；三是規定了禦駕的規格，如大駕、小駕等，大駕是帝王外出祭祀時規模最大的儀仗，小駕則是帝王祭祀宗廟或行凶禮時的儀仗，其規模比大駕小。

鹵簿製度自秦漢建立完善，至唐代，發展到輿輦鹵簿時期。各代帝王在承襲周秦舊製的同時，也都有自己的發展。但其核心內容沒有改變，都是為了從車馬方麵維護統治者至高無上的地位。在這裏，馬具有了“別尊卑之序”的社會功能。

馬在古代被視為一種珍貴的畜類，特別在不是以畜牧為主要生產方式的中原地區，馬匹顯得尤為珍貴。一般百姓很少擁有馬匹，馬匹主要屬於帝王和貴族所有。前文所舉商周文化遺址中的車馬文化遺物，都是帝王或貴族墓地出土。馬因為多為帝王、貴族所用，因而在人們的觀念中，馬也沾染上了某種“貴族氣”，擁有馬匹成了一定身份和地位的標誌。正如《後漢書?馬援傳》中所說：“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安寧則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近之難。”鹵簿製度，實際上就是以法律的形式規定古代帝王使用馬匹、車輛、隨從等方麵的數量、規模等，非帝王者，不能僭越。鹵簿製度中的馬在這裏起到了別尊卑、分貴賤、壯威儀、顯王者之風範的作用。馬也因為具有這種特殊的社會功能，在人們心目中留下了“高貴”的印象。

（四）馬幫

以馬為交通工具，在有些地區還形成了特定的社會組織――馬幫。

我國西南地區，因自然環境所限，不能使用車輛運輸，多用馬匹馱運貨物，稱為“馬馱”。生活在貴州鎮寧、貞豐、關嶺等地山區的布依族，就流行有馬馱之俗。他們馱運貨物時，先將一馱鞍裝在馬背上，再用木做一鞍架，將所運之物捆在鞍架兩旁，抬架在馬鞍上。所運貨物多，則步行牽馬馱運；貨少者，則可將鞍架去掉乘人。西南地區其他一些山區也有類似的交通習俗。

以馬馱運貨物，在舊時雲南地區，很少有跑單幫的，多以集體的、有組織的方式出現，這就是“馬幫”。雲南馬幫據說在東晉時期就已經形成。到清代，形成滇南、滇東、滇西三條馬幫主要運輸幹線。馬幫的規模大小不一，小者有馬十餘匹，大者則達百匹以上。馬幫運輸的裏程，近者在百裏之內，遠者可達千裏之外。

每一馬幫都有自己的首領，稱“鍋頭”。馬鍋頭一般由馬幫的所有者（馬老板）擔任，也有由馬老板選定的富有經驗的趕馬人擔任的。馬鍋頭是整個馬幫的組織者和領導者，負責馬幫內外的一切事務。馬幫行進時，馬鍋頭騎在頭馬上指揮。馬幫的頭馬要進行特別裝飾：項掛銅鈴，轡裝紅綾，馱架上插馬幫旗號。馬幫內有自己的行話和規矩，有的還備有武器，以防劫匪和自衛。

馬幫中稱休息為“開稍”。一般行進到中午時分就要開稍。通常選擇水草開闊之地，將馬馱子卸下，放馬飲水、吃草，趕馬人也埋鍋造飯，稍作休息。行至夜晚之時，一般不在野外露宿，多住客店。供馬幫投宿的客店，稱“馬店”。但有時因馬多人眾無店可宿，也在野外開稍過夜。趕馬人用馬馱子圍成圓圈，將馬匹圍放在圈內，圈外四周燃以篝火，並派有專人輪流值夜。

雲南地區的馬幫運輸直到20世紀50年代以前一直很流行。50年代後逐漸消失，但在一些地區仍有殘存。

馬幫在舊時屬於一種秘密性的民間社團，類似於幫會組織。馬幫內部有著自己的一套幫規、行話，甚至還有武器。舊時的馬幫成分比較複雜，有些馬幫可能帶有某種黑社會的性質。但就總體而言，馬幫是一種交通運輸組織，它對邊遠地區的商業和經濟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馬幫的這種幫會色彩並沒有從根本上影響馬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

馬幫也曾激起了一些作家的創作興趣，著名作家艾蕪的小說《南行記》中就有關於馬幫生活的內容。建國後，還拍了一部有關馬幫的影片，片名為《山間鈴響馬幫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