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肖文化--騏驥馳騁

二、騎馬民族及其所創造的馬文化

古代中國及其周邊的遊牧民族甚多，都曾在曆史上產生過舉足輕重的影響，都創造了自己的獨特文化。本節隻選擇幾個在曆史上產生過重大影響的遊牧民族，特別是對中國馬文化作出重大貢獻或有重要影響的民族作一簡單述介。

（一）匈奴――“人不弛弓，馬不解勒”

匈奴是北方草原上的一個古老的民族。匈奴社會曆史的發展與所有的人類社會發展一樣，經曆了漫長的原始社會。在今蒙古境內，曾發現有距今2萬-1.2萬年之前的舊石器時代末期文化遺址，此時這裏的人們已經過上了以狩獵為主的生活。公元前5000-前4000年時，這裏的生產工具已進入新石器時代。公元前12-8世紀，進入青銅時代。從舊新石器時代、青銅時代出土的文化遺物來看，大漠南北的草原地帶，很早就有人類在活動。據文物資料和文獻記載，戰國以前，北方草原曾先後出現過葷粥、鬼方、獫狁、戎、狄等氏族或部落，他們與中原華夏族先民有著種種聯係。這些氏族或部落經過長期交往、融合形成了後來的胡族，即匈奴和東胡兩大族係。

匈奴是胡族的一支，其先民即上古時的葷粥，商周時期的獫狁。史書中出現的獫狁、嚴允等字樣，其實是同一語音形式的不同文字表達。胡族在戰國時期形成後，才出現“匈奴”之稱。葷、胡、匈，三者是一音之轉，也是同一語音形式的不同文字表達。稱異族或地位低下者為“奴”在古代較為普遍（如倭奴、奴才）。匈奴可能就是戰國及其以後對當時的胡人或胡人的某一族係的一種蔑稱。

匈奴及其先民同華夏族及其先民一直有著種種聯係，這種聯係往往是以戰爭形式表現出來的。黃帝時，曾“北逐葷粥，合符釜山”。夏時，葷粥與夏為鄰，聯係密切。商代，曾與鬼方多次交戰。周時，獫狁搞得周人“靡室靡家”，“不遑啟居”。至戰國及其以後，匈奴與中原華夏族的聯係更為密切，雙方或戰或和，經濟、文化等方麵也有著密切的交流。

戰國時期，匈奴經常與秦、趙、燕三國發生關係。《史記?匈奴列傳》：“當是之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匈奴的發祥地在陰山河套地區，其政治中心在頭曼城（今內蒙古五原縣一帶）。戰國時期，群雄逐鹿中原時，匈奴逐漸發展強大，勢力逼近秦、趙、燕三國邊境。匈奴騎兵臨近邊境，引起了三國特別是趙國的高度重視。趙國為與匈奴抗衡，在匈奴的影響下，也發展起了自己的騎兵組織。趙武靈王時，下令國中著胡服，習騎射，軍力增強。趙孝成王元年（前265），趙國良將李牧率戰車千三百乘、戰馬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彀者十萬人，與匈奴騎兵開戰。匈奴此次共有騎兵十萬參戰，但未能取勝。匈奴騎兵的強大勢力還曾引起燕太子丹的注意。當時秦的勢力正處於強盛之時，燕國有隨時被吞並的危險。燕太子丹為抗擊強秦，就曾企圖派人與匈奴聯係，以共同對付秦國。

秦統一後，對匈奴實行征伐。麵對蒙恬率領的三十萬大軍，匈奴不得不北撤，放棄了自己民族的發祥地陰山河套地區和政治中心――頭曼城。秦國采取設縣、駐兵、移民、屯墾、修建長城等手段占據了匈奴之地。始皇駕崩，蒙恬被害，陳涉起義，諸侯叛秦，中原大亂，為匈奴回歸故地創造了機會。匈奴騎兵乘機南下，越過長城，重新占據河套地區和陰山地帶。在部落英雄冒頓單於的統領之下，匈奴勢力更為強大，其控地南起陰山，北抵貝加爾湖，東盡遼河，西逾蔥嶺，建立起了一個強大的奴隸製政權。

匈奴與漢的關係仍然是有戰有和。冒頓領導的匈奴騎兵曾與劉邦交戰。冒頓親率四十萬騎兵，將劉邦和他率領的三十餘萬大軍重重圍困於平城（今山西大同）白登山。此次作戰，匈奴大勝，漢軍大敗，使漢對匈奴的政策不得不從武力進攻轉為“和親”，即把宗室之女作為公主嫁給冒頓，漢、匈“約為昆弟”。此後，匈奴騎兵對漢境時有進犯，但漢都采取忍耐和繼續和親的政策，同時大量招兵買馬，訓練軍隊，以備來日與匈奴交戰。至漢武帝時，國力強盛，漢對匈奴進行了三次戰爭。漢將衛青、霍去病不但收複了被匈奴占領的漢地，而且還深入匈奴之地兩千餘裏，在原匈奴統治之地置郡、屯田、駐兵，擴大了漢的勢力和版圖。麵對衛青、霍去病領導的漢家騎兵，匈奴騎兵也展開了英勇抵抗，使漢軍損失士卒數萬人，馬十餘萬匹，但終未能敵。匈奴經漢匈戰爭後走向分裂，“五單於爭立”，各部之間互相攻殺。其中一部首領為呼韓邪單於，內遷於長城一帶，要求與漢和親，於是始有昭君出塞之故事。

王莽及東漢時期，匈奴與漢的關係時而緊張，時而改善。東漢建武二十二年（46），匈奴貴族為爭奪單於繼承權而分裂為南、北兩大部。南匈奴內附於漢，並配合漢軍連年大破北匈奴於大漠南北及今新疆東部。北匈奴單於受創遁逃，於公元91年率一部分人部逃往西方。殘留在漠北的匈奴餘眾，有十餘萬落（戶）加入鮮卑，另有一部分始終殘留在漠北西北角，直到5世紀時被柔然族吞並。而內附的南匈奴內部則時而統一，時而分裂，中原王朝的統治者則采取分散政策，限定其居住範圍，控製和削弱他們的力量。至魏晉南北朝時期，內遷的匈奴又發展成許多支係，有的還建立了政權，有“漢一前趙”政權、“北涼”政權、“夏”政權等。隨著曆史的發展，內遷的匈奴人逐漸融入鮮卑族和漢族，而鮮卑族最終也融入到漢族之中。到南北朝後期，匈奴的名字在史書上就消失了。

匈奴有著悠久的曆史，創造了獨特的文明。國內外考古材料證明，匈奴至少在公元前3世紀時就已進入鐵器時代。蒙古境內發掘的匈奴古墓中曾出土了許多鐵製器具，其中就有鐵馬嚼。蘇聯布裏亞特自治共和國首府烏蘭烏德附近，也發現有公元前1世紀匈奴人使用的鐵器。我國考古工作者在內蒙古地區也發現有許多匈奴古墓，古墓中出土了大量鐵器，有鐵劍、鐵錐、鐵矛、鐵勺、鐵?、鐵鋪首、鐵環、鐵馬嚼等，這些鐵器，有的是兵器，有的是生活用具，也有許多馬具。諾顏山、內蒙古等地匈奴古墓中還出土了一些青銅器，有兵器、工具等，也有馬具。可見匈奴及其先民在青銅時代和鐵器時代，其文明程度是相當高的。特別是鐵製馬具和青銅馬具的大量發現，說明匈奴及其先民的馬文化已經極其發達，馬在匈奴畜牧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

匈奴的經濟以畜牧業為主。他們沒有城郭，居無定所，逐水草，隨畜牧，過著遊牧生活。畜類是他們的生產資料，更是他們的生活資料。匈奴人的日常生活，主要仰仗畜類。“自君王以下，鹹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此外還食?酪（乳類食品），住穹廬（帳篷）。匈奴的牲畜以馬、牛、羊、駝為多，此外還有??、??等珍奇異獸。除了畜牧以外，狩獵也是其經濟生活的一個重要補充。

匈奴人所蓄養的馬匹等畜類數量多得驚人。林?先生曾根據《史記》、《漢書》、《後漢書》中有關匈奴的史料作出如下統計：公元前127年，漢將衛青出擊匈奴，在“河南地”（今內蒙古河套南伊盟一帶）捕獲其牛、羊百餘萬頭；前124年，衛青出朔方高闕（今內蒙古臨河縣狼山山口）擊右賢王，獲其牲畜數千百萬；前71年，漢與烏孫聯兵出擊匈奴，校尉常惠等共獲其馬、牛、羊、囊駝等七十餘萬頭；公元89年，漢將竇憲大破北單於於私渠比?海（今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烏布蘇泊），獲其馬、牛、羊、囊駝百餘萬頭；公元134年，車師後部司馬擊北匈奴於閶吾陸穀（在今新疆博格多山），獲其牛、羊十餘萬頭。林?先生還分析說，以上隻是就一個地區、一次戰役而言，而且又僅僅是戰敗被獲之數，就這樣每次已多至百萬或近百萬，少者亦十餘萬，可見當時匈奴的畜牧業之發達。再從匈奴的丁靈王衛律有“馬畜彌山”（即馬畜滿山）的情況看來，匈奴貴族個人所有的畜群也屬不少。

匈奴人所畜養的馬的種類也很多。公元前200年，匈奴冒頓單於以四十萬騎兵圍劉邦於平城白登山之時，曾按戰馬的顏色分類編隊，共分西、東、北、南四隊：“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馬，北方盡烏驪馬，南方盡?馬。”這裏雖然是在排兵布陣，但可從中看出匈奴馬匹種類之多。

馬對於匈奴人來說用途很廣。不論在生產、生活中，還是在軍事上，馬都是匈奴人的重要工具。馬不僅用來騎乘、駕馭、馱運，同時也用於戰鬥。匈奴人從小就熟習騎射，長大後則編為騎兵。射獵既是其經濟補充，也是其練習騎射的一種有效方式。史載匈奴人“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用為食；士力能彎弓，盡為甲騎”。騎馬射箭是他們的特長，其技術遠遠高於中原人之上。這一點漢初的晁錯看得最清楚，他說：匈奴人的技藝與中原人不一樣，上下山坡，出入溪澗，中原的馬不及他們；在險道傾斜之處一邊飛馳、一邊射箭，中原的騎兵也不及他們，這是匈奴人所擅長的技藝。他們非常適應塞北地區的地理環境和遊牧的生活方式，就連日常之時也“人不弛弓，馬不解勒”。匈奴多次與中原發生衝突，多次與深入其地的漢軍作戰，主要靠的就是騎兵。匈奴的騎射技術還影響到了中原，使中原軍隊中又增加了一個新兵種――騎兵，而正是這個受匈奴影響出現的新兵種又給匈奴以沉重的打擊。

匈奴人包括養馬在內的畜牧業雖然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就，但由於天災人禍不斷，其發展是極不穩定的。一方麵是來自自然界的因素，一遇風災雨雪、嚴寒旱疫，牲畜就會大量死亡，林?先生曾統計過史料中的一些災疫對匈奴畜牧業的危害，例如公元前104年冬，前89年、前71年冬，前68年及公元46年前後，都發生過因為寒冷、風雪等自然災害而導致牲畜大量死亡的情況。這些災疫使生產受到破壞，人民饑餓困斃，部族瀕於絕境，經濟和政治處於一種不穩定狀態。另一方麵來自戰爭對生產的破壞，特別是漢匈戰爭中匈奴的失敗，對匈奴的發展造成了嚴重後果。戰爭使匈奴人口和牲畜大量被俘和死亡，也使匈奴退出了水草豐美的遊牧地區而不得不遠走苦寒無水草的漠北之地，使匈奴的畜牧業受到了嚴重破壞。匈奴失去故地後，唱出了一曲淒涼哀婉之歌：

亡我祁連山，

使我六畜不蕃息；

失我焉支山，

使我婦女無顏色。

匈奴的畜牧業取得了相當成就的同時，圍繞遊牧經濟的手工業也很發達，如冶鐵業、鑄銅業、木器製造業、毛紡織業、皮革製造業、金銀製造業等。從出土文物可以看出，匈奴人對於鐵器的製造和使用已經廣泛深入到生產、生活和軍事等各個領域，鐵馬嚼的發現，表明匈奴人在馬具的製作方麵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諾顏山、內蒙古及其他區還出土了大批銅製品，有銅鏃、鋼刀、銅劍、銅馬嚼、銅爐、銅炊具、銅勺、銅壺、銅鼎、銅鍾、銅鈴、銅鏡、銅環、銅帽和銅馬等。這裏的銅馬嚼為馬具，銅馬為馬形飾物，而銅鈴則為馬飾，足見騎牧生活對其鑄銅業的影響。在木器製造方麵，主要是製作弓矢、穹廬、車輛等。匈奴人懂得造車，並已將其廣泛應用於軍事運輸和日常交通。《鹽鐵論?散不足》：“胡車相隨而鳴”。《漢書?匈奴傳》載，今內蒙古大青山和甘肅河西走廊一帶，都是匈奴人的木器製造業（包括車輛製造）的重要基地。匈奴每次戰敗，都遺下數以千計的車輛給漢軍。如漢軍公元109年對南匈奴的一次戰役和公元134年對北匈奴的一次征戰中，每次都繳獲匈奴車千餘輛。僅一次作戰被獲的車輛就動以千計，可見匈奴造車業之發達。此外，匈奴人還懂得以皮革造鎧甲，名曰“革笥”；以馬皮造船，名曰“馬革?”。可見匈奴人製造皮革的技術已經相當成熟。

匈奴所創造的馬文化對中原產生了重要影響。中原騎兵的建立，就是直接受匈奴和周邊其他遊牧民族影響的結果。漢軍每次從匈奴手中繳獲的數以十萬、百萬計的馬匹，不但充實了漢家的軍力，而且有利於中原馬種的改進。匈奴人特別是內附南遷的匈奴人還將其高超的養馬技術帶到了中原，促進了中原養馬業的發展。匈奴人甚至被尊為馬神（金日?），供奉在漢族的廟宇裏。詳見本書第七章。

（二）烏孫和大宛――“天馬來兮從西極”

烏孫和大宛是古代西域的兩個著名的民族。西域一詞是我國古代對西部疆域的泛用名稱。西漢初年，西域的概念主要是指今天的南疆。西漢中期，人們對西域的地域概念理解擴大，包括今新疆的南疆、北疆和中亞、西亞、南亞等地。古代西域地區活動著許多氏族和部落，有“三十六國”、“五十餘國”之稱。這裏的民族有以農業為主的城郭國家，也有以遊牧為主的騎馬民族。張騫通西域後，他們都和中原有著經濟、文化等方麵的聯係。西域地區是古代名馬的集中產地。許多部族以產名馬聞名，如烏孫和大宛等，他們的馬文化對中原產生了重要影響。

烏孫與中原交往是從張騫出使西域後開始的。漢武帝為聯合原居於敦煌祁連之間後為匈奴所破西徙媯水（今阿姆河）流域的大月氏共同反擊匈奴，於建元三年（前138）派張騫出使西域。張騫在路上為匈奴所擄，匈奴以女妻之，但張騫並沒有投降匈奴，在匈奴留居十餘年後尋機西逃，經大宛、康居到大月氏。張騫在此留居一年多後因大月氏王不願與漢共擊匈奴隻好返回，途中又為匈奴扣留。元朔三年（前126），張騫與他的匈奴妻子、匈奴侍從等人逃回長安。張騫出使西域十三年，到過大宛、康居、大月氏等國，還了解到大宛的東北有烏孫、大月氏之西有安息（今伊朗）和條枝（今伊拉克）、康居的西北有奄蔡等國。這是中國對今新疆和中亞、西亞等地有具體了解的開始，也為他第二次出使西域――約烏孫共擊匈奴――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烏孫原居於敦煌、祁連之間，與大月氏為鄰。西漢初年，為大月氏所破，西徙今伊犁河和伊塞克湖流域建國，都赤穀城，時人口約六十三萬，以遊牧經濟為主。張騫出使西域欲聯合大月氏攻打匈奴未果，漢武帝又於元狩四年（前119）第二次派張騫出使西域，其使命是約烏孫共擊匈奴。張騫以中郎將出使，帶有金幣帛等值千巨萬，同行的持節副使和隨行人員共有三百餘人，每人有馬二匹，同時驅帶牛羊以萬數。張騫一行至烏孫，約烏孫共擊匈奴，並以烏孫遷回故地為條件。但因烏孫王年事已高，又因其國與匈奴為鄰，懼怕匈奴而不敢與漢聯合。聯合抗擊匈奴一事最終未成，張騫隻好返回長安。他的副使則繼續出使到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等中亞、西亞、南亞等國，後亦由各國使臣陪同回到長安。

烏孫雖然沒有答應與漢共擊匈奴的要求，但卻與漢建立了友好的關係。張騫返回長安時，烏孫派了一個由數十個人組成的使團陪同，還向漢武帝贈送了數十匹良馬。此後，漢還與烏孫和親。烏孫以良馬千匹為聘禮。元封六年（前105），漢以江都王建之女細君為公主遠嫁烏孫王，為右夫人。細君死後，又於太初四年（前101）以楚王戊之孫女解憂為公主續嫁給烏孫王。解憂和侍者馮?在烏孫五十年，鞏固、發展了漢與烏孫的關係，做了許多爭取西域各國之事。馮?被西域各國尊稱為馮夫人。漢宣帝時還立有漢人血統的外孫元貴靡為烏孫大昆彌（首領），並派遣長羅侯常惠將三校屯赤穀城。漢在烏孫的支持和配合下，逐漸控製了西域南道和北道，並在此設置行政機構，駐兵屯田，使今巴爾喀什湖以東、以南的廣大地區，都成為西漢王朝疆域的一個組成部分。

張騫出使西域，開通了世界聞名的“絲綢之路”，促進了中原與今新疆、中亞、西亞、南亞等地區的經濟文化聯係。漢朝經常遣使者至上述地區，有時一年中多達十餘批，每批有時多達數百人，遠者甚至要八九年才返回長安。中原的蠶絲、絲織品、鐵器、漆器等經“絲綢之路”運往西方。經“絲綢之路”輸人中原的物產，則有香料、葡萄、石榴、胡麻、胡瓜、胡豆、胡桃、橐駝等，更有苜蓿和良馬。而這些又都與烏孫的作用有很大關係。

烏孫至南北朝時，西遷蔥嶺北，與北魏關係密切。遼太宗會同元年（938）遣使人貢。後漸與臨部融合，有些部落則成為近代哈薩克族中的一部分。哈薩克族也是個騎馬民族，今天的良馬多產於哈薩克牧區。

大宛，也是西域的一個古國。其地在今中亞費爾幹納盆地。經濟以牧業和農業為主，盛產葡萄、苜蓿，以汗血馬著名。張騫及其副使兩次出使西域時，都曾到過大宛國。張騫通西域後，與漢往來頻繁。

馬是大宛國與中原之間聯係的橋梁。據《漢書?張騫傳》記載，張騫通西域後，漢武帝始得知大宛出產良馬，並產生了強烈的欲望，想要得到大宛良馬。先以通使的方式去大宛國索取良馬不成，既而又借口漢使被殺而派兵侵入大宛。太初元年（前104）漢軍在李廣利的帶領下率數萬騎兵攻打大宛都城，最終損兵折將無功而返。漢武帝為了得到大宛良馬，再次增兵征伐大宛，前101年，漢軍兵臨大宛首府。此時正值大宛國內部政治混亂，大宛隻好答應與漢軍議和，答應了漢軍任意選擇良馬的條件。漢軍未攻入大宛之前早就在敦煌聘請了兩個善識馬者為執騎校尉以選擇大宛良馬。漢軍以先兵後禮的方式，終於得到大宛馬三千多匹，並令大宛每年向漢進貢兩匹良馬。其時，因“天子好宛馬”，故“使者相望於道”。

漢武帝終於得到了大宛良馬，下令重賞有功人員，並在長安為所獲馬匹建立華麗的廄苑。激動、興奮、滿足使漢武帝詩興大發，作了一首《天馬歌》：

天馬來兮從西極，

經萬裏兮歸有德，

承靈威兮降外國，

涉流沙兮四夷服。

詩中表現了漢武帝派兵遠征大宛獲“天馬”的喜悅心情，同時也可看到一個以武力降伏四夷而洋洋得意的封建帝王的自我形象。

大宛馬在當時被稱為“汗血馬”，被視為“天馬”。《史記?大宛列傳》：“大宛……多善馬，馬汗血，其先天馬子也。”據《漢書音義》解釋說：“大宛國有高山，其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馬置其下，與交，生駒汗血，因號曰‘天馬子’。”《漢書?武帝紀》載李廣利破大宛“獲汗血馬來”。為什麽名“汗血”呢？據傳此馬“蹋石汗血，汗從前肩膊出如血，號一日千裏。”又說此馬“流沫如赭”，即口沫和汗均為紅色，如在滴血，故而得名。漢武帝為大宛汗血馬作《天馬歌》，所以又稱汗血馬為“天馬”，而更名烏孫天馬為“西極馬”。據學者們考證，陝西茂陵東側出土的鎏金銅馬，即是漢武帝從大宛大規模引進良馬的實物見證。考古發現的漢代畫像石中，也多見駿馬或天馬的圖像。

隨大宛馬來的，還有苜蓿種子。苜蓿是喂養馬匹的重要飼料。中國原無苜蓿，張騫通西域後，才將其引入中原。《史記?大宛列傳》：“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蒲陶（葡萄）肥饒地。及天馬多，外國使來眾，則離宮別觀旁，盡種蒲陶、苜蓿極望。”《漢書?西域傳》也有類似的記載。苜蓿自漢代引入中國，很快就遍地開花，成為我國北方喂養馬匹的一種重要飼料。苜蓿的原產地一般認為是在波斯。盡管大宛不是苜蓿的原產地，但苜蓿傳人中國卻是以大宛為橋梁的，其功不可沒。

東漢初年，大宛曾附屬薩車。但仍有汗血馬來中國，《後漢書?梁冀傳》中有大宛獻汗血馬的記載。西晉時大宛仍遣使獻汗血馬。《晉書?武帝紀》：“大宛獻汗血馬，焉耆來貢方物。”南北朝時大宛稱破洛那。隋唐時，大宛仍向中國進馬。唐天寶三年（744），玄宗改其國名為寧遠，並封宗室女為和義公主，妻其王。大宛國的汗血馬從漢至唐大量引進中原，對中國馬種的改良起了良好的作用，無疑會促進中國養馬業的發展。

（三）蒙古――“弓馬之利取天下”

蒙古民族有著悠久的曆史。關於蒙古民族的起源，目前有多種說法，如匈奴說，東胡說，突厥說，柔然說，等等。國內大多數學者多傾向於東胡說，即蒙古民族源於東胡係統，東胡係室韋諸部中的蒙古部和塔塔兒部是形成蒙古民族共同體的主體部分，其核心為蒙古部。但蒙古族的民族成分又不是單一的，蒙古民族在形成和長期曆史發展過程中實際上吸收了匈奴、突厥、烏桓、鮮卑、契丹等大漠南北諸多民族的成分，到13世紀的時候形成統一的蒙古民族共同體。

早在五六世紀的時候，在今呼倫貝爾草原向東延伸到嫩江，南抵洮兒河，北迄額爾古納河下遊，已經生活著與東胡有淵源關係的室韋部落。七八世紀時，室韋部逐漸發展起來，並從9世紀時開始西遷，進入蒙古高原。室韋部遷入蒙古高原以前的相當長曆史時期，這裏曾經有匈奴、東胡、鮮卑、烏桓、柔然、高車、突厥、回鶻、黠嘎斯、契丹等民族或部族活動，並建立了強大的政權或國家。匈奴衰亡後，鮮卑和柔然先後崛起，繼之又有突厥和回鶻，回鶻後為黠嘎斯所滅。由於蒙古高原的形勢變化，從9世紀下半葉到10世紀初，室韋部大規模西遷至蒙古高原的廣大地區。到11、12世紀時，蒙古高原上散居著許多部落，各部落之間不斷爭戰。蒙古乞顏部首領帖木真脫穎而出，憑著自己的雄才大略和英勇善戰逐漸統一了蒙古各部，並於1206年建立了大蒙古國，被尊為成吉思汗。大蒙古國的建立，標誌著蒙古民族共同體的初步形成。其後，成吉思汗及其子孫南下滅西夏、金、南宋，西征占領了中亞、波斯和歐洲東部等地，建立了一個橫跨亞歐大陸的龐大軍事帝國。大蒙古帝國分欽察汗國、察哈台汗國、窩闊台汗國和伊兒汗國，由成吉思汗的子孫統轄，成吉思汗的孫子忽必烈為大汗，在中原建立了元朝。有元一代，蒙古民族不斷發展壯大，為世界文明作出了自己的貢獻。元朝滅亡後，蒙古上層貴族統治者退居漠北，但蒙古民族仍然生活在傳統的遊牧地區。經明清兩代至今，蒙古民族一直在繼續發展，對中華文明作出了巨大貢獻。

蒙古民族的經濟以畜牧業為主。遊牧為其主要生產方式。在蒙古畜牧經濟中，馬牧業占有重要地位。蒙古先民生活過的地區，曾發現有青銅時代和早期鐵器時代的馬文化遺跡。到匈奴東胡時期，馬已經成為其生產和征戰的重要工具。蒙古部從額爾古納河西遷至三河（克魯倫河、土拉河和斡難河）流域後，畜牧業進一步發展，馬匹遍布蒙古草原。拉施特《史集》曾載，蒙古部成吉思汗的先祖擁有大量的馬匹和其他牲畜，“馬和牲畜，多到無法計算……從山頂上直到山麓大河邊滿是牲畜，遍地畜蹄。”成吉思汗統一蒙古之前的各個部落，絕大多數也以遊牧為主，如分布於土拉河、鄂爾渾河流域和杭蓋山東段地區之間的克烈部，克烈部以西阿爾泰山一帶的乃蠻部，都是善於養馬的部落。當時各個部落之間的征戰主要是以騎兵作戰的方式。成吉思汗統一蒙古的過程中，他所領導的騎兵發揮了重要作用。大蒙古國建立後，成吉思汗及其子孫們更是靠蒙古騎兵西征、南下，鐵蹄所至，攻無不克，戰無不取，建立了強大的軍事帝國。蒙古騎兵戰士所擁有的戰馬並不限於一人一騎，往往是一人數騎。南宋彭大雅《黑韃事略》：“人二三騎或六七騎。”孟珙《蒙韃備錄》也載蒙古騎兵“凡出師，人有數馬，日輪一騎乘之，故馬不困弊”。一些在蒙元時期到過蒙古地區的人都為蒙古有眾多的馬匹而感到驚歎。13世紀中葉，柏朗嘉賓出使蒙古，他在遊記中寫道：

他們擁有駱駝、黃羊、綿羊、山羊，至於牡馬和牝馬，據我看來，世界上的任何其他地區都不會擁有他們那麽多的數量。

孟珙在《蒙韃備錄》中說：

千百成群，寂無嘶鳴，下馬不用控係，亦不走逸，性甚良善。

從他們驚歎的語氣中我們不難看出當時蒙古民族馬牧業之興盛。

蒙元貴族因以“弓馬之利取天下”，自然很重視馬匹的生產。據《蒙古秘史》載，當時的畜牧社會分工很細，有牧馬者、牧羊者和牧駱駝者。而其他史籍記載的社會分工更為細致，牧羊者分羯羊官和山羊官，牧馬者分騾馬官和?馬官等。畜牧業發展到一定階段要求這種分群別牧的生產方式，同時這種生產方式的實施又進一步促進了畜牧業的發展。精細的社會分工是建立在一定的社會物質文化高度發展基礎上的，蒙元時期僅牧馬者一項就如此分工精細，足見其馬牧業發展程度之高。

為發展畜牧業，蒙元政府還專門劃撥了一些水草豐美之地為官牧場。“自上都、大都以至玉你伯牙、折連卻呆兒，周回萬裏，無非牧地。”各牧場都有一定數目的飼養馬匹的任務。如大德十一年（1307），大都路飼養馬匹的任務是94000匹，外路為11.9萬匹。有的牧場還很重視牲口棚圈的建設，如漠南地區的官牧場就普遍搭蓋有圈棚。飼養馬匹所用飼料，主要由各地方供應。有時元政府還向民間征集飼料，如大德十一年（1307），政府以發行鹽券的辦法向農民換取稈草近1300萬束。據《通製條格》載，政府還令農民廣種苜蓿，以提供飼養馬匹等牲畜的飼料。漠南地區官牧場大都留守司還專設苜蓿園，用以飼養牲畜。

民間養馬也很興盛。元製，蒙古牧民服兵役和站（站赤，即驛站）役，所需馬匹均自己承擔，說明牧民家中都擁有一定數目的馬匹。蒙古牧民中的貧困戶加入站（站赤，即驛站）籍，政府還給以一定的補助。如泰定元年（1324），中書省規定凡飼養馬、駱駝不足20匹，羊不足50隻的蒙古牧民貧困戶充當站戶，要由政府賑濟購買牲畜。從這個“貧困線”標準來看，民間養馬總量應是很可觀的。民間養馬的情況還可從蒙元政府實行的以畜代稅的稅收政策中看出。《大元馬政記》對此有載。1233年規定：“其家有馬、牛、羊及一百者，取牝馬、牝牛、牝羊一頭入官，牝馬、牝牛、牝羊及十頭，則亦取牝馬、牝牛、牝羊一頭入官。若有隱漏者，盡行沒官。”後來又規定：“馬之在民間者……數及百者取一，及三十者亦取一，殺於此則免。牛羊亦然。”家有馬、牛、羊各到一百頭的，要向官府繳納母馬、母牛、母羊各一頭，為百分之一。這樣的稅率不應當算高，但官府似乎已經滿足，可以想見，如果沒有民間眾多的馬匹等畜類作為底數，沒有許許多多的百分之一繳納給官府，官府的財政如何保障呢？這些材料從側麵表明，元代民間的養馬業是很興盛的。

元代以蒙古為主的遊牧民族對中國的養馬業作出了重大的貢獻。蒙古民族本身是個優秀的騎馬民族，除了在其傳統的遊牧地區發展了自己的畜牧文明外，還隨蒙古統治者入主中原把優秀的養馬技術帶到了中原甚至南方地區，從而促進了整個中國養馬業的發展。這是一個毋庸置疑的事實。同時，還應指出的是，中亞等地馬種和養馬技術在蒙元時期也以蒙古征服者為媒介再次傳入中原甚至南方地區。成吉思汗及其子孫所領導的蒙古騎兵首先征服的就是盛產名馬的中亞地區。蒙古征服者每征服一地，則把當地的人民變為自己的臣民，並將其中的青壯年編入軍籍，然後去征服另一地區。蒙古滅南宋統一中國後，蒙古騎兵遍布全國各個地區。特別是以“回回”（色目人）為主的“探馬赤軍”，更是廣布西北、中原、西南和江南地區。他們平時分軍屯戍，戰時抽調作戰，“上馬則備戰鬥，下馬則屯居牧養”，後來則“隨地入社，與編民等”，以至於“元時回回遍天下”。這些從盛產名馬的中亞地區東遷而來的遍布全國的“回回”們在上馬戰鬥和下馬牧養的長期生活中，把他們家鄉優秀的馬種和先進的養馬技術自然地帶到了中國各地。這些人後來與當地人成婚，逐漸形成了回族。

值得一提的是蒙古、色目等族還把養馬術帶到了中國南方。元代統治者出於鞏固統治及軍事需要，曾和曆代統治者一樣，大量向民間括馬（搜括馬匹），其中江南各行省也括得從兩千到一萬不等的馬匹。眾所周知，江南地區不產馬，元政府何以在此地征得數千馬匹？元代的江南，民族成分可不是現在這樣單一。除探馬赤軍外，還有當時隨蒙古軍南下的諸多民族。明田汝成《西湖遊覽誌》：“宋室徙蹕，西域夷人安插中原者，多從駕而南。元時內附者，又往往編管江浙閩廣之間，而杭州尤夥，號色目人。”周密《癸辛雜識續集》上《回回沙磧》中載，這些隨蒙古軍南下的民族中的許多人“皆以中原為家，而江南尤多，不複回首故國也”。元時來中國的國外旅行家馬可波羅、伊本?白圖泰等都曾提到過江南地區的非漢人，江南地區也多發現有元代非漢族墓碑等文物。當時江南的泉州、揚州、杭州、鎮江等地有許多非漢族留居於此。據《至順鎮江誌》記載，當時鎮江的“僑寓”戶就有3845戶，其中回回、蒙古、畏吾兒、也裏可溫、唐古忒、契丹、女真分別為59、29、14、23、3、2l、25戶；“口”為10555人，其中回回、蒙古、畏吾兒、也裏可溫、唐古忒、契丹、女真人分別為374、163、93、106、35、116、261人；軀（單身寄居他家者）2948人，其中回回、蒙古，畏吾兒、也裏可溫，唐古忒、契丹、女真分別為310、429、107、109、19、75、224人。僅鎮江一地，就有如此之多非漢族，其他各地，可想而知，如再加上探馬赤軍就會更多。這些民族，多為遊牧民族，他們自身就會帶來大量的馬匹，同時也會把自己的養馬技術在當地傳播。江南地區的馬匹，就來源於這些人手中或受這些人影響而養馬的漢族人手中。元代統治者的括馬政策給普通百姓帶來了深重的災難，但括馬製度並不像有些人所說的那樣，隻存在於金、元，從先秦到明清，曆代統治者的括馬以及其他稅賦、兵役、徭役等，都給普通老百姓造成了深重的災難。元代的養馬業不能隻以曆代統治者都共同存在的括馬製度來否定。有的學者在論及元代的養馬業時，認為蒙古入主中原、統治者大批括馬，致使中國南方的養馬業至今不興，並進而認為元朝的養馬業，“不是發展及建設性的，實際上卻是帶來了破壞的結局”，又為此而深感“遺憾”雲雲，這完全是不顧曆史事實、隻憑感情用事而得出的錯誤結論。

元代以後以至今日，蒙古民族的馬牧業仍在繼續發展。馬在蒙古族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中都扮演著重要角色，蒙古人的衣、食、住、行、用、玩等各方麵都離不開馬。他們騎馬放牧，騎馬?獵，騎馬出行，用馬駕車，以馬乳為飲食，以賽馬為競技……蒙古族的敘事文學，詩歌、音樂、舞蹈等，都把駿馬作為重要的表現對象，有許多優秀之作。有關蒙古民族馬文化的其他事象，因篇幅所限，本書大多不能述及，有些則在以後的章節中作進一步述介。

（四）其他北方民族――“寒勁宜馬”

我國曆史上其他北方民族也有著悠久的畜牧曆史。烏桓、鮮卑、柔然、鐵勒、高車、突厥、回紇等民族也都創造了輝煌的馬文化。

烏桓亦出於胡族。《後漢書?烏桓鮮卑列傳》：“烏桓者，本東胡也。”烏桓是以畜牧業為主的遊牧民族，“俗善騎射，隨水草放牧，居無常處，以穹廬為宅，皆東向。日弋獵禽獸，食肉飲酪，以毛毳為衣。”烏桓人還善做馬具，他們“能作弓矢、鞍勒，鍛金鐵為兵器”。1956年，遼寧西豐西岔溝古墓群中出土了大量馬具、兵器和其他飾品。飾品中的銅飾牌紋飾，多表現遊牧生活、騎馬出獵等場麵，屬西漢早期至中期烏桓人的文化遺跡。烏桓人善於騎射，烏桓騎兵在曆史上有名。烏桓人生存在匈奴與漢兩大勢力之間，長期處於二者的壓迫之下。漢朝統治者經常采取“以夷製夷”的政策，當烏桓騎兵與匈奴騎兵交戰時，則坐山觀虎鬥，待其兩敗俱傷時再出兵攻打某一方。王莽時，曾強迫烏桓騎兵出擊匈奴，並將其家小作為人質。東漢時，馬援曾攻打烏桓。後烏桓與漢通好，部分烏桓歸附於漢。漢在上穀寧城（今河北宣化）設置烏桓校尉，管理烏桓事務。歸附的烏桓騎兵被漢朝統治者用來征討匈奴、鮮卑和內地的農民起義，甚至用烏桓人打烏桓人。建安十二年（207），曹操曾北征烏桓，烏桓大部分歸順曹操，成為曹家騎兵。《三國誌?魏書?烏丸傳》：“烏丸為天下名騎。”烏桓騎兵在曹操統一的事業中發揮了重大的作用。

鮮卑族也是一個對中國曆史產生重要影響的騎馬遊牧民族。“鮮卑者，亦東胡之支也……其言語習俗與烏桓同。”漢代，鮮卑已經活躍在中國曆史的舞台上。至東晉十六國時期，成為北方的主角。鮮卑人創立了前燕、後燕、西燕、南燕、南涼、西秦、北魏、北周等政權，此時的北方實際上是處於鮮卑貴族的統治之下。鮮卑人的經濟以畜牧為主，創造了獨特的馬文化。北朝的騎乘之風，不僅在當時而且對後來的隋唐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富有遊牧文化特色的鮮卑詩歌，豐富了北朝樂府民歌的內容（詳後）；鮮卑人製作的馬具，對中國的其他民族、對朝鮮、日本都產生了重大影響（詳後）。

突厥也是我國古代北方和西北地區的遊牧民族，其先為活動於今葉尼塞河上遊的丁零人的一支，公元6世紀興起於今新疆東北部。畜牧業是突厥經濟生活的主要支柱，其衣、食、住、行、用、婚喪嫁娶、祭祀鬼神、往來酬答，無不取給於牲畜。畜以馬、羊為主，餘皆為雜畜。馬、羊在突厥人中是衡量財富的標誌，也是突厥興亡的重要標誌之一。史書記載的突厥汗王都擁有數十萬騎兵、數百萬戰馬。唐玄奘《大唐西域記?序》中稱突厥、回紇為“馬主”：

贍部州地有四主焉，南象主則暑淫宜象，西寶主乃臨海盈寶，北馬主寒勁宜馬，東人主和暢多人……馬主之俗，天資獷暴，情忍殺戮，毳帳穹廬，鳥居逐牧。

“馬主”之稱呼表明突厥、回紇馬牧業之發達。突厥人也善於製作馬具和兵器，《周書?突厥傳》記載有多種突厥人製作的兵器，蘇聯考古學家在突厥墓中發掘了許多銀馬具以及鐵製的馬轡、馬鐙等物，其鍛製技術已達到相當水平。突厥在南北朝時期已經與中原各朝有了往來，至隋唐時期，聯係更加密切。隋唐之時，與突厥雖屢有戰爭，但雙方互市貿易一直沒有中斷。唐朝的牛馬主要靠與突厥等民族互市而得來。玄宗開元十五年（727），唐在西受降城與突厥互市，雙方展開以絹、馬為主要對象的互市貿易。突厥良馬大量引進，對中原地區馬種的改良和養馬技術的提高，起了積極作用。突厥曾分裂為東、西突厥。唐與西突厥有著通使、和親、戰爭等往來，還在西突厥地區設置都護府等。東突厥則有一部分歸順於唐。突厥對李淵立唐貢獻頗大。唐高祖李淵起兵太原時，曾“與突厥相結，資其士馬以益兵勢”，聯合突厥騎兵共同平定長安，突厥騎兵為李淵建唐立下了“汗馬功勞”。但此後，突厥與唐卻衝突不斷，突厥騎兵最終打到了離長安僅40裏的渭水便橋南。唐太宗李世民親自出馬，雙方才殺白馬盟誓議和。貞觀以後，唐國力大增，多次與突厥開戰，斬殺突厥無數，終於迫使突厥歸唐。

回紇興於隋，盛於唐，可溯至春秋時期的狄，漢魏時期的丁零。回紇人的畜牧業發達，盛產馬、大足羊和駱駝。回紇與唐之間的關係亦是時戰時和。和時，回紇則與唐進行絹馬或茶馬貿易；戰時，雙方則損失大量人馬，如622年唐與回紇的10萬騎兵交戰，薛仁貴射殺回紇先鋒，並將其下馬受降的將卒全部活埋。唐與回紇關係史上最有名的一件事就是回紇助唐平定“安史之亂”。“安史之亂”使唐東西二京及河北十三郡相繼陷落，唐玄宗避亂入蜀。唐肅宗派使請回紇騎兵幫助平叛。在回紇騎兵的大力幫助下，“安史之亂”才最終得以平息。唐朝為感謝回紇的功勞，約定雙方互市，唐以絹購買回紇的馬匹，即曆史上有名的“絹馬貿易”。回紇有時也用馬易茶，《封氏聞見記》卷六《飲茶》：“回鶻（紇）大驅名馬，市茶而歸。”

除了上舉之民族外，吐蕃、契丹、黨項、女真以及滿、哈薩克、柯爾克孜等民族也都有著發達的馬文化，在此從略。

（五）西南夷滇人――“靡莫之屬滇最大”

我國南方也有騎馬民族，古代的滇人就是南方的騎馬民族之一。

滇人屬於西南夷。西南夷包括若幹族屬。其主要生活地區，包括今貴州西部、雲南的東部、中部、北部，四川的南部至西北部，西藏的東部。《史記?西南夷列傳》曰：

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什數，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此皆?結，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師以東，北至?榆，名為?、昆明，皆編發，隨畜遷徙，毋常處，毋君長，地方可數千裏。自?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徒、?都最大；自?以東北，君長以什數，??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以東北，君長以什數，白馬最大，皆氐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

從《史記》記載來看，西南夷諸族大小不一，經濟生活和社會發展也都處於不同的發展階段。有的以農業為主，有的則“隨畜遷徙”。如其中所提到的“?”人就以出產?馬聞名，漢時，經常有交換。而其中所載之“滇”人雖然到這一時期已經“耕田，有邑聚”，但此前滇人還是經曆了畜牧生活階段。

1955-1958年間，我國考古工作者在雲南晉寧石寨山發掘了戰國至西漢時期的屬於滇貴族一個古墓群，出土了大量文物，從這些文物可以看到滇人發達的畜牧文明。“滇”人畜養的牲畜有牛、馬、羊、豬等。晉寧石寨山文化出土的貯貝器上有許多馬、牛、羊等動物形象。貯貝器（M12：2）上的放牧圖，上暈刻繪一男子牧12牛，牧牛人一手執鞭一手持石，作吆喝狀；下暈為牧馬圖，刻繪一男子手持長棍，牧馬17匹，此地還發現有三件房屋模型（M3：64、M6：22、M12：239），從這幾件模型中可以看到他們在房屋下層飼養牛、馬、豬等家畜的情景。上述圖像和模型裏的馬身材矮小，鬃毛甚長，與今天西南馬的特征相同。將牲畜關於房屋之下，與近世雲南一些少數民族飼養家畜方法相同，他們白天把這些家畜趕放於野，任其尋食，夜晚則將其關在“幹欄”式房屋下層，不另建廄。可見畜牧在滇人的經濟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狩獵也是滇人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從出土文物看，馬是滇人狩獵時追逐野獸的重要工具。有一些立體或半立體的銅飾牌，直接表現了滇人騎馬狩獵的情景。銅飾牌（M13：162）：表現一人騎馬佩劍，追獵一鹿，作投擲武器之狀；地上有一蛇，口咬馬尾。銅飾牌（M6：14）：表現一人騎馬獵鹿，已殘。銅飾牌（M13：191）：表現一人騎馬追趕一野豬。地下有蛇，已殘。狩獵者和放牧者一樣，都是男子。據汪寧生先生分析，這些騎馬帶犬的狩獵者，不是一般平民的形象，而是貴族男子，他們以狩獵作為一種娛樂活動。但即使是這樣，也反映出滇人曾以狩獵作為畜牧之外的重要經濟補充。

石寨山文化中表現騎馬征戰的遺物也不少。貯貝器（M6：1）蓋上就刻繪有戰爭場麵的圖像。畫麵上現存18人，其中“滇”人共11人，餘則為一種辮發的民族。四個滇人戴盔披甲，騎著戰馬，其中一人身材高大，似為主將。其他徒步作戰者則為普通戰士，多持有盾牌。他們佩劍持矛向敵人進攻，內有一人還雙手持弩，作欲射之狀。辮發人中一人頭已被砍，一人已倒地而馬逸去，一人被踏於馬蹄之下，一披甲人亦倒於地，另二人手已被銬，有滇人戰士在旁監視，似已成俘虜；還有一個跪伏於地，似在求饒。貯貝器（M13：356）蓋上戰爭場麵情況與上器略同，但突出的是滇人主將，身材高大，戴盔披甲，遍身鎏金，身騎戰馬，馬頸下懸一人頭。這兩幅圖像都是表現滇人騎馬征戰的場麵。有的圖像還表現滇人戰爭勝利後，俘獲“生口”及牲畜的場麵。如銅飾牌（M13：109），表現兩個戴盔披甲的滇人一前一後押送一個背著小孩的辮發人婦女和牛羊各一頭歸來的情景；銅飾牌（M3：72）表現得勝的滇人押解兩人及馬、牛羊各一而歸的情景。從上述各器圖像可以看出，滇人作戰的主要對象是一種辮發民族，對照文獻加以研究，應是當時“編發，隨畜遷徙，無常處”的“昆明”人。戰爭的主要目的在於俘掠“生口”、牲畜及各種財物。而馬既是滇人的重要作戰工具，也是滇人通過戰爭掠奪的重要對象。此外，石寨山青銅器上刻繪的圖像還有表現以馬進貢（貯貝器M13：2）、騎馬出行（貯貝器M12：26）、以馬祭祀（殘戈M6：70）等內容的。

滇人的圖畫文字中也有馬的形象。雲南晉寧石寨山滇人墓葬群出土的銅器中，有一長方形銅片（M13：67），銅片殘長42厘米，寬12.50厘米，厚0.1厘米。銅片上刻有各種動物頭形及符號，有馬頭、牛頭、羊頭及戴枷的人等，在一些圖形下麵，還畫有圓圈和短線符號。其中的馬頭下麵畫有兩個圓圈。據汪寧生先生考證，這裏的馬牛羊符號即為滇人的象形文字，動物頭形下的圈線表示牲畜的數量。與牛馬羊同欄並列的還有人，可能是被俘的奴隸，表明當時奴隸與牛馬羊一樣，也是一種財富。而馬與人同欄並列，也說明馬被滇人視為重要的財產。

關於滇人的文字記載，始見於《史記?西南夷列傳》。但《史記》所記載的滇人似乎已經進入農耕社會階段。史載，戰國時期莊?入滇並留居此地，可能是他們將農業文明帶到了此地，並促進了當地農業的發展。但從曆次戰爭中漢王朝在滇池及其附近地區擄掠的牲畜數量來看，滇人的畜牧業在其經濟生活中仍應占有重要地位。如《華陽國誌?南中誌》載漢武帝時，司馬相如、韓說“得牛馬羊屬三十萬”；昭帝始元五年（前82），田廣明“獲畜產十餘萬”；東漢建武二十一年（45），劉尚打敗以棟蠶為首的益州起義後，得“馬三千匹，牛羊三萬頭”。每次戰爭滇人被俘獲的馬匹等牲畜都在數萬至數十萬以上，可見滇人的畜牧業在漢時仍然很發達。《史記?西南夷列傳》說“靡莫之屬以什數，滇最大”。滇人能成為西南夷中較有影響的民族，恐怕與其有著數量眾多的馬匹不無關係，因為馬匹的多少代表著國力的強弱。

滇人活動的主要區域在雲南。雲南是雲南馬的故鄉，生活在那裏的人們早就同馬打交道了。古代雲南地區曾有著發達的馬文化。滇人的馬文化隻是雲南馬文化的一個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