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肖文化--騏驥馳騁

二、石器時代的馬遺跡

人類和動物有著密切的關係。人是從動物進化而來的，從動物向人進化的過程中以及人類社會形成後的每一發展階段，人都離不開動物。在“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的時代，“人”和動物似乎處於一種平等地位。人猿揖別後，人類才成了“萬物之靈”，但動物一直是人類重要的夥伴和朋友。

早在直立人和智人階段，人類就已經同馬打交道了。在舊石器時代的一些原始文化遺址中，有許多動物化石相伴。這些伴出的動物化石中，較為普遍的發現是三門馬化石。

處於舊石器時代初期距今約170萬年的雲南元謀人，在他們生活過的地帶，發現有大批動物骨化石，其中哺乳動物化石29種。元謀人的文化遺物有石製品，還有不少帶有人工痕跡的動物骨片，可能是用來作為骨器的。與元謀人相伴的動物有劍齒虎、爪蹄獸、桑氏鬣狗以及雲南馬等。

山西芮城西侯度文化，也屬於舊石器時代早期文化。伴出的動物化石有鬣狗、劍齒虎、納瑪象等二十餘種，其中還有長鼻三趾馬、三門馬等。西侯度文化遺址還發現有不少燒骨、燒角等，甚至還發現有火燒過的馬牙。

距今約80萬-60萬年的陝西藍田人，他們也經常與馬打交道。狩獵是藍田人生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與藍田人相伴的哺乳動物化石中，有三門馬、中國縞鬣狗、李氏野豬、麗牛、水鹿等41種。

距今約四五十萬年的北京猿人，在他們生活過的山洞裏，也發現有大批被打碎或被燒過的動物骨片。北京人文化伴出的動物化石有百餘種，多為哺乳動物，達94種，主要有劍齒虎、洞熊、扁角鹿、腫骨鹿、三門馬等。北京人已經懂得用火，火不僅可以使人熟食、取暖、照明，而且還可以用來作為與野獸鬥爭的武器。到了舊石器時代晚期，距今約1.8萬年的山頂洞人，他們的體質和外貌已經接近現代人。與山頂洞人伴出的動物化石有54種，其中哺乳動物48種。山頂洞人不但會用火，而且還發明了弓箭。這對以漁獵和采集為主要生產活動的原始初民來說不亞於一場革命。

舊石器時代文化遺址中的動物，隻是與原始人相伴而存在的。那時人和動物可能是互為食物，還不存在人對動物的馴化。原始人還不是現代意義上的人類，馬也仍然不是現代意義上的馬，人和馬都還處於進化發展階段，還談不上人類對馬的馴服和畜養。但人類已經會製造和使用一些石器，山頂洞人甚至會使用弓箭，可以想見，人類在自然界還是處於一種相對的支配地位的。我國古生物學家曾對中國猿人產地堆積中采集的動物化石進行研究，發現與中國猿人同時相伴的馬骨主要是三門馬骨。三門馬是中國猿人的獵品之一，這些馬骨主要是猿人吃剩下來的殘物，也有零星的馬骨製作的原始工具。人類遠祖與進化中的馬共處，甚至將其作為狩獵和食用對象，這應當視為人類馬文化之肇始。

到了新石器時代，漁獵是僅次於農業的一種生產活動，在當時人們的經濟生活中仍占有相當的位置。隨著人們狩獵動物數量的增多，一些動物逐漸被人們馴服，家畜飼養業作為副業生產出現了。中國畜牧業的發生，即可上溯到距今約一萬年左右的新石器時代。特別是新石器時代中期以後，許多動物被馴化為家畜，畜牧業開始發展。在我國一些新石器時代遺址中，比較普遍地發現家畜和家禽的遺骨。這些遺骨，有的散見於堆積層中或廢棄的灰坑、窖坑中，有的則發現於墓葬坑內，說明人們不但食動物之肉，而且用動物作為隨葬物。此外，還發現有家畜形狀的陶器或其他器物。種種跡象表明，新石器時代，我國畜牧業已經相當發達。但由於地理環境、民族和生活方式等因素的不同，畜牧業的發生、發展在全國各地是不盡平衡的。具體到某一家畜品種上，也是不盡平衡的。從考古發現來看，豬、狗在前，羊、牛稍後，而馬的馴養則較晚。

最早的家畜遺骨出於新石器早期文化遺址。

河南新鄭裴李崗文化遺址裏，出土有確認為家畜的豬、狗的遺骨，還發現有陶塑的豬頭和羊的形象。河北磁山文化遺址出土的豬骨數量也很多，有的窖穴內甚至埋藏有整具豬骨架。在我國南方，年代較早的新石器遺址中，也有家畜遺骨出土。河姆渡遺址不僅出土有豬骨，還發現有狗和水牛的遺骨，此外還出土有陶塑的豬，陶器上還刻畫有豬的圖案。新石器中晚期文化遺址，發現的家畜種類更多。仰韶文化遺址出土的家畜遺骨有豬、狗、雞和牛四種，一些遺址還出土有羊骨。馬家窯文化遺址，不但發現有豬、狗、羊、雞等家畜家禽遺骨，甚至還發現有用整隻豬、狗、羊作為隨葬品的。大汶口文化遺址也發現有諸多家畜遺骨。大汶口文化中期以後墓葬，盛行用整隻豬或半隻豬、豬頭或下頜骨隨葬，用豬作為隨葬品極為普遍。各地飼養的動物除了成群的豬、狗以外，牛和山羊的數目也不少。大汶口和王因遺址還出土了家牛骸骨，表明黃河流域當時已經開始飼養黃牛。到了龍山文化時期，畜牧業有了新的發展，飼養的動物種類和數量大大增加，馬的馴服已經開始。龍山文化遺址中，發現有豬、狗、牛、羊、雞的骨骼，其中以豬的骨骼為最多。在廟底溝遺址發現的26個龍山早期灰坑中，比同一地點168個仰韶文化灰坑出土的豬骨數量還多。山東龍山文化出土的豬骨和羊骨數量也比大汶口文化增加許多，不少龍山墓葬多用豬下頜骨隨葬，有的一處墓葬隨葬的豬下頜骨就多達幾十件。龍山文化、齊家文化的許多遺址中還發現了動物卜骨，卜骨以羊肩胛骨為最多，其次為豬骨和牛骨。在南方，長江中遊的大溪文化遺址，發現的家畜有豬、牛、羊和雞，屈家嶺文化還發現有雞、羊的陶塑。長江下遊的馬家浜文化遺址也出土有豬、狗、水牛的遺骨。從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發現的家畜遺骨來看，我國新石器時代的養畜業，豬、狗飼養發生時間較早，發展也較快，牛、羊的飼養發生時間稍晚，其中羊多見於西北地區的新石器文化遺址，而馬的飼養則發生較晚。

野生的馬被人類馴化為役畜，在世界各民族曆史上，都較其他各種家畜為晚。在我國新石器時代早期和中期的文化遺址中，雖然仍然發現有馬骨相伴，但都很難斷定是已經馴化了的家馬馬骨。仰韶文化遺址中有馬骨發現，但當時是母係社會繁榮期，男人從事的狩獵活動隻不過是生活資料的一種補充，畜牧業還沒有充分發展。隻有到了父係社會，男人成為“畜群的主人”，馬的馴養才有可能。甘肅永靖馬家灣、內蒙古包頭轉龍藏、吉林扶餘北長崗子、河南湯陰白營、南京北陰陽營等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遺址中也有大量馬骨發現，這些馬骨可能就是家養馬骨。目前較普遍的看法是，我國馬的馴養，最早當始於龍山文化時期，距今四五千年左右。在山東龍山文化（山東曆城城子崖）遺址中，曾發現有大批獸骨，其中馬骨、牛骨的數量僅次於豬骨、狗骨，在各種動物骨骼中占第二位。說明此時馬已經被人們馴服為役畜，中國北方已經開始普遍養馬了。

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有許多關於馴馬的傳說。炎帝和黃帝是古史傳說中兩位重要人物。炎帝神農氏善於耕稼，製造了翻土工具，發明了農業。關於黃帝，則有“服牛乘馬”之說。所謂“服牛乘馬”，就是馴服、役使牛馬的意思。堯舜禹時期，王位實行禪讓製。堯傳位於舜，舜傳位於禹，都是經過四嶽十二牧同意後才實現的。這裏的“十二牧”，大概是當時的一些部落首領，而以“牧”為首領之稱，說明當時的主要部落應是以畜牧為主的部落。以上這些雖然僅僅是傳說，但卻是原始畜牧生活的一種形象反映。至夏商周時期，中國的馬牧業已經達到相當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