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上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名著32種

十六、資本主義經濟製度

威廉姆森

【主要內容】

（一）本書的基本理論框架

威廉姆森在書中最初的三章以交易成本為基礎，探討了資本主義的各種經濟製度（如企業、市場以及與此有相關的各種簽訂契約的行為）的實質：無一不是為了揭示其中複雜的人際關係和利益關係，這樣資本主義的各種經濟製度的主要目標和作用都在於節約交易成本。

所謂的交易成本是指“經濟係統運行的成本”，交易成本之所以存在，是因為：

1.有限理性

有限理性是說，主觀上追求理性，但客觀上隻能有限地做到這一點的行為特征。也就是說，通常人們經濟活動的動機是有目的、有理性的，但僅僅是有限的條件下的理性行為。威廉姆森認為，正是有限理性的主觀理性部分導出了最小化交易成本的動機。既然人們的理性是有限的，交易當事人既不能完全搜集事前契約安排相關的信息，也不能預測未來各種可能發生的變化，從而在事前把這些變化一一討論清楚寫入契約的條款中，因此，契約總是不完全的。在這種情況下，交易當事人也許就要消耗資源選擇某種仲裁方式，以便發生不測事件、雙方出現分歧時合理的解決辦法，而這必然增加交易成本。正如威廉姆森所說：“理性有限是一個無法回避的現實問題，因此就需要正視為此所付出的各種成本，包括計劃成本、適應成本，以及對交易實施監督所付出的成本。”

2.機會主義

威廉姆森明確指出，機會主義行為是交易成本研究的核心的概念，它對於涉及交易專用性的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的經濟活動尤為重要。所謂的機會主義行為是指人們在交易過程中不僅追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而且會通過不正當的手段來謀求自身的利益，例如，隨機應變、投機取巧、有目的和有策略地提供不確實的信息，利用別人的不利處境施加壓力等等。機會主義與謀求私利者的不同點在於：後者雖然也最大限度地追求自己的利益，但卻不會食言或有意歪曲他掌握的信息；而機會主義者在有可能增加自己的利益時卻會違背任何戒條，例如，他會不守信用，並會有意發出誤導他人的信息，或者是拒絕向別人透露他持有的而別人需要卻又缺少的信息。如果契約人采取機會主義行為，那麽他不僅不一定守約，而且還會見機行事，使事後的實際結果不是按契約而是按有利於他的方向發展。此時，怎樣采取措施遏止機會主義也就同時帶來了新的成本。

3.資產專用性

按照威廉姆森的解釋，資產專用性是指“在不犧牲生產價值的條件下，資產可用於不同用途和由不同使用者利用的程度，它與沉澱成本概念有關”。一項資產的專用性與該資產用於其他用途或由不同使用者利用時其生產價值的損失程度成正比，損失程度很大時，為專用性資產，反之，則為通用性資產。當一項耐久性投資被用於支持某些特定的交易時，所投入的資產就具有專用性。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交易過早地終止，所投入的資產將完全或部分地無法改作他用，因為在投資所帶來的固定成本和可變成本中都包含了一部分不可挽救的成本或沉澱成本。所以，契約關係的連續性意義重大，契約雙方中有一方投入了專用資產時，一旦另一方采取機會主義行為提前終止交易，投資一方就可能蒙受損失。因此，契約的或組織的保障可以大大降低交易成本，這就是經濟聯係緊密的上下遊企業間追逐縱向一體化的內在動力。

4.交易的不確定性

這裏的不確定性是廣義的，它既包括事前隻能大致甚至不能推測的偶然事件的不確定性和交易雙方信息不對稱的不確定性，而且包括可以事先預料，但預測成本或在契約中製訂處理措施的成本太高的不確定性。不確定性的意義在於使人們的選擇成為必要。當交易受到不同的不確定性的影響，人們就會在交易成本盡量低的情況下對不同的契約安排進行選擇。行為的不確定性即由於人的機會主義行為以及這些行為的千差萬別（人們往往無法預見）而產生的不確定性。不確定性在不同的交易協調方式中所起的作用和約束交易的程度是不同的。因此，這也給交易的契約安排與協調方式的選擇留下廣闊的空間。而且它和有限理性密不可分，如果沒有有限理性，也不會存在不確定性。同樣，如果沒有機會主義，不確定性問題也可以根據有關協議加以調整。因此，當交易過程中的不確定性很高時，交易雙方對未來可能發生的事件就無法預期到，因而也就很難把未來的可能事件寫入契約中。在這種情況下，就必須設計一種交易當事人雙方都能接受的契約安排，以便在事後可能的事件發生時保證雙方能夠平等地進行談判，作出新的契約安排，這樣就必然會增加交易成本。

5.交易頻率

交易的頻率是指交易發生的次數，它並不會影響交易成本的絕對值，而隻影響各種交易方式的相對成本。一種治理結構的確立和運轉是有成本的，這些成本在多大程度上能被帶來的利益抵消，取決於在這種治理結構中所發生的交易的頻率。多次發生的交易，較之於一次發生的交易，更容易使治理結構的成本被抵消。交易成本與交易頻率的關係是在重複性交易中，交易成本隨交易頻率的增加而遞減。但交易成本不能隨交易頻率的增加而無限地減少，或者說，在重複性的交易中，交易成本不會趨近於零。交易的市場環境是指潛在的交易對手的數量。威廉姆森指出，交易開始時有大量的供應商參加競標的條件，並不意味著此後這種條件還會存在。事後競爭是否充分，依賴於所涉及的產品或者服務是否受到專用性人力或物質資產投資的支持。如果沒有這樣的專用性投資，最初的贏家就不能實現對非贏家的優勢。盡管它也許會繼續供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這隻不過是因為它一直在對付來自合格對手的競爭性叫價。相反，一旦存在了專用性投資，就不能假定競爭對手還處於同一起跑線上了。在這種情況下，最初的完全競爭市場就被壟斷市場所代替，最初的大數目競爭條件就讓位於事後的“小數目條件”，而這一個過程被他稱之為“根本性轉變”。這樣如果持續交易關係終止就會造成經濟價值的損失，並且使交易處於壟斷一方的機會主義行為的可能性增加，非壟斷一方將為此交易的繼續維持付出相當大的成本代價。

需要指出的是，在威廉姆森看來，以上原因並不具有同等重要地位，他認為有限理性、機會主義和資產專用性這三種因素是交易成本存在的決定性原因。

（二）基本理論框架的應用：對資本主義經濟製度的具體分析

1.資本主義的企業製度

威廉姆森認為，企業實質是一個內部組織，作為內部組織的企業之所以能夠替代市場，源於其具有以下特征，可表現為三種類型：激勵、控製和所謂“內在結構的優勢”。

（1）激勵

市場激勵有無所不在的普遍性特征，但是，在公開的討價還價過程中，機會主義者也就有較大的自由。在內部組織中，成員之間的關係是長期的，不同部門之間核算內部轉讓價格也是長期的，不同部門之間核算的內部轉讓價格也是由一定的內部規則確定的，這些都會減少機會主義行為。當然，在市場激勵的副作用極小時，企業的正效應也會喪失，而且，在企業集團或內部組織的成員之間，以約定共同利潤最大化或實行共有資產等等激勵手段本身，也並不總能保證各成員行為目標的一致性。但是，仍然有可能製定出轉讓定價的規則和可操作的內部激勵機製係統。這是因為，如果在市場中，人隻是作為“經濟人”而作出市場反應，那麽，在內部組織中人就作為“組織中人”，作為“社會的人”，作為“文化人”而作出組織反應，馬斯洛早就指出，人的需要本來就是多層次的，除了基本的生理需要外，還有安全的需要，實現每一種需要都會成為一個現實的人的行為動力，成為一種激勵。在市場中一切激勵都唯一地以貨幣來表達，而組織內部卻可以有多種多樣的、力度各不同、表現各異的激勵手段，有的激勵可以用貨幣來表達，而更多的卻並不具體用貨幣為媒介，這就使在組織內部完成同樣的激勵隻需要較少的貨幣成本，交易越複雜，越有可能綜合地采取多種激勵手段，組織內部的激勵成本就有可能更低。這就使市場關係內部化頗有吸引力。

（2）控製

威廉姆森認為，組織相對於市場，最具特色的優點是控製手段更豐富的多樣性和較多的靈敏度。這些控製手段不僅對促進企業內部的資源配置活動是有效的，而且對集團內部各企業之間的資源配置活動也是有效的。組織內部，不僅擁有合法的進行控製的權威，可以以低成本取得各個企業、各部門、各個雇員的更明確進行評估的信息，而且，它的獎罰手段也更為巧妙。比如，組織內部可以有選擇地采用雇傭和解聘、提升和降職、報酬的增加和減少以及分配一件更吸引人的或更不吸引人的工作等等來進行內部控製。這種靈活性是市場所無法比擬的，與這方麵尤為相關的是，當衝突發生和發展時，內部組織具有比較高效的解決衝突的機製。舉例來說，調解和打官司相比是常見的較有效地解決小衝突的辦法。在組織之外也即包括市場關係在內，其衝突即使不是根本不可能，也至少是極少可能被命令所解決的。於是，一旦發生衝突，不是陷入無休止的爭論，就不得不付諸法律解決。衝突要被調解，首先就要當事人商定一個公正的仲裁人，而達成這個商定本身可能就是代價高昂的；其次，需要製定明確的被雙方所認可的規則和程序，而這些，在組織內部都是現成的：各級經理就是當然的權威，而決定衝突的規則和程序是科層組織一般的運行規則和程序。所以，采用調節的方式來解決內部的問題是十分普遍的事。這就大大地降低了控製的成本。

（3）內在結構優勢

內部組織在運行過程中，逐步實現了功能化，並形成了內在的結構。一定的結構形態有利於提高組織內信息傳輸的效率和降低信息成本。各部門傳輸出的信息已被專門化了，傳遞的途徑也經過了優選。如果在這個進程中發展出簡潔的代碼，那麽，關於複雜事件的信息交流就會便捷得多。而且，人與人之間相互作用的積累，甚至可能發展出更進一步的交流中的經濟：在熟悉的環境中微小的變化就能夠產生明顯的影響，而在不熟悉的關係中則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才能得到同樣的效果。熟悉的上下級之間隻要稍作抬手、眨眼等等，就可以傳遞微妙的信息。因此，廠商可能出於信息成本的節約而采取交易的內部化――實行企業合並。

以上三種有利因素的綜合作用，是使企業組織內部的資源配置方式有利於市場機製的原因。同樣要指出的是，內部運作費用在不同的企業及其不同發展階段也是各不相同的。比如，企業內部的管理方式，在泰羅製為代表的管理思想階段，激勵，控製的手段對市場的優越性是有限的，經過霍桑試驗的衝擊，行為主義管理思想的出現並發展到當代管理思想，使激勵和控製日益多樣化，而且，更多地放棄了以金錢來表達的胡蘿卜加大棒的激勵和控製，才使內部組織的優勢日益明顯。而新技術的使用，比如信息管理的電腦化，也是使內部組織優勢上升的一個條件等等。

2.企業邊界的變動：縱向一體化

縱向兼並也被稱為縱向一體化，是指處於生產同類產品的不同生產經營階段、具有投入產出關係的企業之間發生的兼並。威廉姆森認為企業在市場失效時具有超越市場的潛在協調能力，也就是說，威廉姆森認為生產的縱向一體化的成因，是市場交換可能失效。在涉及不同資產專用性程度的情況下，交易成本會存在差異，此時就可能出現內部化（把交易納入統一所有權的治理結構）對市場交易的替換以使交易成本最小化，即縱向一體化的根本動因在於降低交易成本。具體地說，影響是否縱向一體化的因素有：

（1）交易談判環境的因素

首先，在靜態市場條件下（產品技術既定且不需要對變化環境的要求進行調整），當存在獨占壟斷或寡頭壟斷的情況時，為避免在交易的價格條件方麵出現無休止的討價還價式的爭論，可以采取兩種調整方法：一是實行縱向一體化使這項交易內部化，二是訂立永久性契約，此時可能會發生縱向一體化但是在靜態市場條件下其並不比永久性契約具備必然優勢而必然發生；其次，若靜態市場條件不滿足，即產品技術複雜且需要對不斷變化的環境作出反應，及對技術進行定期的重新設計或調整時，由於可供選擇契約的不完備性，對可供選擇交易契約關係的不同安排會帶來不同的結果；第三，若選擇長期契約，則會陷入兩難困境：在所訂立的契約不夠詳盡的情況下，各個獨立的當事人出於自利會對有關條款采取機會主義的解釋方式和相關行為，而巨細無遺地訂立契約一般不可能，即使可能也終將會使成本極其高昂，這兩方麵都將使企業適應性、連續性的決策過程受到扭曲；第四，若選擇訂立一係列的短期契約，則會帶來兩方麵的問題：一是針對專用性資產的投資所需的最優投資方式是訂立長期契約而不是短期契約，而這與最優的連續性調整過程相衝突，二是這將受到“買進”策略的威脅，最初中標者所具有的最早行動者優勢，將使後期的契約調整過程失去競爭性；第五，實行縱向一體化會使有效率的投資與有效率的連續性決策二者之間的衝突得以避免，使各方利益協調一致，並可運用富有效率的決策程序。而且，對於可能存在的事前不確定性和事後不確定性，內部化則顯示出企業事後獲取相關數據資料的途徑優勢和更加具有選擇性的控製機製兩方麵的優勢。

（2）企業相對於市場的結構優勢

首先，企業可以實現信息的交換經濟，這主要表現在：由於信息阻塞，外界無法了解一名企業家的履約能力，不能接受與他訂立長期契約關係，因此而願意實行一體化；由於契約性分享信息將受到機會主義的限製，而采取共同所有權，可借助一體化實現信息共享在連續的生產階段之間有著相互依賴風險且經常出現不可預見的需要進行調整的時候，為了作出協調的反應，保持生產各部分預期的一致，適合於采取一體化。相對而言，長期契約和短期契約均受到限製，難以奏效。其次，企業可以實現談判成本的節約。對於純粹經濟性的製度調整而言，因對財產權利的具體界定存在困難而實行的縱向一體化，可以協調原本存在分歧的利益，消除財產權利未加界定或界定不當時導致的談判成本對於其他製度調整而言，由於風險厭惡程度和初始資產狀況的差異而形成的風險承擔職能的專業化，會帶來企業與市場的結構效應。而且，考慮到社會行為規範的影響，若其他情況相同，縱向一體化在一種低信任度的文化中將比在一種高信任度的文化中更有優勢。

所以縱向一體化的根本目的是為了節約交易成本，威廉姆森列舉了縱向一體化可以節約的交易成本有：通過縱向兼並可以避免雙頭壟斷或寡頭壟斷下的交易成本；對於那些技術上很複雜或者要求定期地重新設計或改變產量的產品，在契約中可能會有不明確的地方，因此隻能通過討價還價的方式來解決，而一體化可以在內部來協調各方利益，並且允許進行有效的（連續性和適應性的）的決策；在一些行業中，由於不確定性而導致戰略性錯誤的風險很大，內在化削弱了出於機會主義目的而企圖利用不確定性的動機，減少了在製定契約過程中的道德風險問題；通過對經濟的觀測、預期的一致性和“信息衝擊”，驅散等條件，一體化改進了信息處理過程；一體化增強了機構在避開法規的限製以及避稅等方麵的適應性。所以，縱向一體化比市場機製配置資源更有效率。

3.超越企業組織：更寬泛的經濟組織

威廉姆森在成功地分析了企業垂直一體化過程中對市場的替代之後，進而研究了經濟組織與交易技術結構的相容和不相容問題。

正如阿羅指出的，配置資源的是市場和組織。在組織的概念下，除了企業和政府之外，日本學者今井賢一在分析市場組織相互滲透時，提出了“中間體組織”的概念，這是一種介於市場與組織之間的體製，既有市場的特點，又具有組織的特點：其成員擁有獨立的利益，並且可以進入和退出，由此如同市場關係；但是，成員之間的交易借助某種保障機製而具有一定的長期性質，由此，成員一般並不能輕易地進入和退出，並且形成了共同利益最大化的行為傾向，這又相似於企業內部組織之間的關係。一家大型企業與眾多穩定的零配件承包小企業之間組成的企業集團，就是一種中間體組織。中間體組織按其成員關係特征又可區分為兩種：由交易雙方以及仲裁者構成的三方規則結構的中間體組織和僅由交易者本身組成的雙方規則結構的中間體組織。

交易，是製度經濟學的最小單位，它是指具有可分離性的物品在人們之間的讓渡，它反映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所謂交易的技術結構，是指被交易物品的技術特性。威氏認為，構成交易技術結構的要素包括：資產專用性、交易頻率等。資產專用性已如前述。所謂交易頻率反映的是同一類交易能夠反複出現的次數，它從時間連續上表現了交易狀態。對我國居民來說，牙膏、手紙等日用品和電視機、冰箱等耐用消費品的交易頻率就很不相同。

威廉姆森首先提出了特定的交易類型和組織之間最優匹配的模型，經濟組織（包括市場組織）的運行效率是依具體的交易技術結構和組織形式不同組合而有所不同。同一種交易技術結構與不同的組織匹配時，交易將表現出不同的行為傾向，從而會導致不同的交易成本，同樣，同一組織與不同的交易技術匹配時，其交易成本也不相同。如果某種交易技術結構與特定的體製組織形式相匹配時，其交易成本最低，這時，這種資源配置的運行效率最高。那麽，不同的交易技術結構適宜和怎樣的經濟組織相匹配，能有低的交易成本呢？威廉姆森認為：

第一，對資產專用性很弱，接近和等於通用性資產，或交易頻率低的交易，適合於采取市場機製。市場適應利益最大化行為動機要求，具有很強的激勵功能，市場能在交易者偏好和能力多樣性以及理性有限的條件下，按照價格信號而有效地配置資源。市場交易的弱點是隨機的和易於破裂的，容易受到機會主義者行為的損害。但是，在資產專用性很弱，或交易頻率較低，其交易中斷並被新交易替代的成本通常很低，因此，在充分利用市場優點的同時，又能較少地受機會主義行為的損害。

第二，對具有中等程度資產專用性，或中等程度交易頻率的交易，適合采取縱向的中間體組織。比如通過形成長期的訂貨、供貨契約，或當供方必須進行專用性資產投資時，供需交易夥伴形成相互的產權關係。由於資產專用性的提高，以使市場中的機會主義行為產生了較高的交易成本而不再適宜。另一方麵，交易重複率不高時，企業內的管理成本還比較高，同樣還不適宜。在市場失效同時存在時，中間體組織是發揮作用的適合場所。

第三，對具有高強度資產專用性，或頻率很高的交易，適合於由組織內部交易。

第四，對具有高度專用性資產，但納入企業體製後明顯出現規模不經濟的交易，適合於采取政府組織。這類交易具有一方獨占的特征，一般是由一個賣者向許多買者提供產品，對每個而言，該產品都具有高度專用性，尋找替代交易夥伴或者不可能，或者要求承擔過高的成本。比如，城市供水、煤氣供應、公交公司以及處於自然壟斷地位的礦山開采公司與其用戶之間的交易等等。如果采取市場機製，買者被賣者要挾而遭受損害的概率較高。然而，對任何一個買者而言，把交易納入企業內部則是規模不經濟的。在這種情況下，這類賣方企業由政府直接經營或由政府給予控製就是合理的。政府從社會利益出發，與買者簽訂價格合理、保障供應的契約。在保持規模經濟的同時，使買者免受機會主義行為的損害。

【簡要評述】

1.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

威廉姆森的《資本主義經濟製度》一書極大地發展了新製度經濟學，提出了一個新的製度經濟學分析框架――交易成本經濟學，即在人的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的假定下，提出了“資產專用性”和“治理結構”的概念，用資產專用性來解釋交易成本的起源，以交易成本而研究各類契約，從各類契約中發現相應的治理結構，由此為考察各種經濟製度，從效率上對這些製度進行比較。根據這種思路，威廉姆森把每一種經濟製度還原為一種特殊的契約，區分了事前與事後的治理，認為在契約簽訂之前是交易，契約簽訂之後是治理。研究契約的目的是為了提高治理的效率和製度的效率，進而由製度的效率延伸至整個經濟的效率。

2.對我國經濟轉型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當前，我國正在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係，這是一個全方位的改革過程，而根據威廉姆森的理論，我們可以說，改革的目的就是為了降低交易成本和節約有限理性，這是一個標準，任何改革都要以此作為檢驗標準。

（葉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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