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上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名著32種

十四、經濟史上的結構和變革

諾思

【作品內容】

《經濟史上的結構和變革》一書的第一編是理論，提出了分析經濟史的新的分析框架和理論模型；包含了以下三個有機部分：意識形態理論、產權理論和國家理論。第二編是曆史，對西方經濟史從農業起源到20世紀這一萬年進行了廣泛的考察，用第一編提出的分析框架和理論來解釋人類社會長期的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第三編是理論和曆史，將製度變遷理論在經濟史中的應用加以歸納，概括出製度變遷理論的要點。

一、第一編製度變遷理論

（一）製度變遷分析框架中的意識形態理論

1.意識形態的概念。諾思認為意識形態是人們解釋周圍世界時所擁有的主觀信念，無論是在個人相互關係層麵上，還是在組織結構的宏觀層麵上，它都提供對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整體解釋。個人的日常行為受習慣、準則和行為規範的支配，這些習慣、準則和行為規範來自意識形態，並且是意識形態的具體體現。諾思認為，意識形態是使個人和集團行為合乎理性的智力成果。對現行製度提供公平或正義的判斷或合法性的解釋是意識形態固有的一部分。意識形態的不同起源於地理位置和職業專門化。不同的地理位置具有不同的語言環境、風俗習慣、禁忌、神話、宗教乃至整個意識形態。職業化和專門化賦予人們不同的經驗和相互充實的關於社會現實的觀念。諾思認為，馬克思關於意識依賴於人在生產過程中的地位及所處的物質生活環境這一見解是解釋階級意識發展的一個重要貢獻。

2.成功意識形態的三種特征。無論一種意識形態是想證明現存所有權和交易條件的合理性還是批判現行製度不公正性、不合理性，都必須具有以下三個特征才能成功：意識形態必須能夠解釋曆史並對現行的所有權結構及交易條件有所說明；成功的意識形態必須是靈活的，以便能贏得新團體的忠誠，或隨著外部條件的變化也能獲得老團體的忠誠，一個靈活的理論必須吸引少數民族、婦女和第三世界的人民；任何成功的意識形態都必須克服搭便車問題，使個人摒棄個人私利和對個人成本收益的簡單算計來為社會團結行動注入活力。

諾思認為維持現有秩序的成本與現存製度的合法性有關，而合法性則由意識形態來鞏固和證明。如果公民相信製度是合理的，雖然從個人成本收益的算計角度來看待現行製度和規則是不合算的，但是人們也不會去違背它，因此憑借意識形態的作用，維持現存製度的成本便會降低。諾思舉例說：如果人人信奉公民住宅不可侵犯，房屋便無需關門閉戶，即便空著也不必擔心盜竊或遭人故意破壞；如果鄉村寧靜而優美的環境被人認為是一種公共產品，人們便會自覺維護其優美和寧靜而不去搗亂它；如果人人信奉民主政治的價值，即便投票行為對於個人成本收益來看是不合算的，他們也會出於公民的義務而前往投票；勞工會安於職守努力工作；管理者亦會克己奉公，並孜孜不倦地關注所有者的利益；契約不僅是一紙而且受到交易當事人發自內心的尊崇。由此觀之，一個社會要使公民不成為白搭車者，會反複用灌輸的方法使公民接受一套價值觀念，而這樣做也需要花費一大筆費用。諾思指出對合法性進行投資是蘇聯和中國社會一個很突出的特點。在中國社會中，為維護共產主義信念的不可動搖的唯一正統性，這種投資既支配正規的教育機構也支配著非正規的教育機構，馬克思的文獻也曾強調過美國社會教育製度對於價值觀念的灌輸和滲透是不遺餘力的。

如果主導的意識形態試圖證明現存所有權結構和交易條件是公正合理的，進而在道德意義上每個公民必須服從體現在這些所有權結構和交易條件的規章、法規的話，那麽一種成功的對立的意識形態則是力圖促使人民相信，不僅明顯的不公正是現存製度結構和交易條件所固有的一部分，而且建立一種公正的製度隻有通過變革才能產生。成功的對立的意識形態不僅為未來的公正製度描繪出一幅可信的令人向往的圖景，指出這種不公正已經不僅由不同集團所覺察，而且與社會當中的知識分子企望改良現存製度的願望緊密聯結起來，並且還提出擺脫這些不公正的計劃和行動的指導原則。

3.意識形態對經濟學和經濟史的含義。諾思認為解釋長期經濟變革和社會發展同樣需要一種實證的意識形態理論，諾思的論述分為如下三個方麵：

首先，意識形態促使交易雙方決策過程簡化，從而節省交易費用。隨著專業化的不斷深入和交易的不斷擴大，在追求資本財富的最大化過程中，人們發明了相關的政治和經濟製度，這兩個組織製度必須：通過一套規章和法規約束交易行為，從而使交易各方都遵守這些規章和章程；設計一套程序對於違反法律法規和規章的行為實施檢查和懲處。這裏涉及兩個費用，其一是衡量費用。衡量是對商品和勞務的正式描述，即對商品和勞務的品質和性能進行檢查、監督和評估。沒有相應的衡量形式和體係，所有權不能建立，交易也不可能進行。其二是遵循費用。諾思指出：如果違約可以不受損失地得到交易收益，便會助長一係列問題，諸如逃稅、詐欺、敷衍、塞責、投機取巧等。因此，為確保交易安全，必須由國家設立一套完整的法律體係。如果國家作為交易的第三方，發展一套作為公共產品的法律體係，並督促法律得到全體公民的遵循，交易的雙方用於談判和履行的費用便會大為減少，因為國家已經為交易各方明確了交易規則，從而降低了交易費用。但是，衡量需要付費，衡量得越精確所需付出的衡量費用便越高。另外，遵循費用也會因為逃稅、詐欺、敷衍、塞責、投機取巧而變得十分高昂。總而言之，由於對交易實施約束所需費用十分高昂，衡量和遵循都必須付出代價，因此，如果沒有一套思想信念和價值體係對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行為實施約束，任何政治經濟組織都會受到嚴重威脅。因此，需要一種價值體係用以說明現行製度的正義性和合法性，從而，意識形態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它是一種節省時間和精力的工具，有助於實現交易雙方決策過程的簡化，並促進社會共同均衡發展，使經濟組織富有黏合力。

其次，意識形態理論可以用於解釋一些立法司法行為。由於市場上的資源配置不可避免地通過政治和司法程序進行，便為思想信念支配決策過程提供了大量的空間和充分的活動舞台。諾思認為，對立法選舉行為最好的預測不是借助明顯的有影響力的利益集團的活動來觀察和推測其結果，恰恰相反，是通過公民衡量民主活動所持的思想信念或其他對民主和政治的評價體係。當然，利益集團的壓力不可能排除在政治決策之外，相反，這些壓力往往成為政治決策的重要來源，而且公共選擇理論是探討決策過程的一種有力的分析工具。但是，作出政治決策的行為主體諸如立法者、管理者或行政部門麵臨著各種選擇，這些選擇使意識形態在一定場合成為決定性因素。比如在某些場合，利益集團在某個問題上相持不下或成本收益太分散，以致把大量資源偏向於任何個人或集團都不合適，這時強有力的思想信念可以使政治決策者作出與已經形成的利益集團的壓力相違背的決定。此外，利益集團本身的存在和活動，排除了思想信念和意識形態的作用是無法解釋得十分清楚明白的。當利益集團的壓力的確反映了相當多的政治決策參與者個人淨收益的某些場合是可以解釋的，但在有些場合，撇開意識形態和思想意識的作用是無能為力的，比如說環境保護運動。

最後，解釋長期的經濟變革急需一種實證的意識形態理論。新古典經濟學曾通過不懈努力很好地解釋某一時期的經濟成就，指出經濟發展和經濟增長的主要影響參數包括技術、人口、所有權和政府對資源控製之間結構的改變。但是，新古典經濟學卻沒有成功地說明上述經濟變革的動力。諾思指出有必要對政治經濟組織變革的根本原因作進一步探求，因為製度變遷是人類有用的活動。諾思指出，在製度變遷之中，兩者都力圖集結資源來擁護和反對預期的變革，而變革之後，受益者對受損者又很少給予補償。在變革過程中，雙方為變革衝突所耗費的資源按照成本收益原理幾乎不可能證明，這顯然需要一種意識形態的理論。新古典經濟學認為個人是理性地追求私利最大化的，按照這個理論框架無法解釋從古代猶太人的頑強鬥爭直到1935年通過社會保險法其間大部分的長期變革。諾思的解釋是：長期的經濟變革之所以發生不僅因為新古典模型所強調的相對價格的變化引起人們行為的變化從而導致政治經濟組織的結構演化，而且由於意識形態觀念的演進，使個人或集團對於其社會地位及公平正義的看法大相徑庭，結果人們便會各行其是，各自追求受意識形態所規定和製約的行為目標。

（二）製度變遷分析框架中的產權理論

諾思的產權演進理論分以下兩個層麵展開：

1.史前人類資源作為公共財產的權利狀態。諾思認為史前人類社會資源相對豐裕，人口與資源的相對狀況並不緊張，因而產生了資源作為公共財產的權利狀態。自然資源無論是捕獵到的動物還是采集到的植物最初都是作為公共財產。此階段公共產權的產生有兩個原因：其一，產權實際是對追求主體福利最大化行為的一種排他性規則，這種規則的建立也可以從成本收益角度考慮。在史前人類社會，如果建立限製個人行為和把權利界定劃分給個人的規則，便會使建立這種相互排他的產權明晰的規則成本大於收益，因此，資源便不可避免地呈現一種作為公共財產共同利用的權利狀態。其二，史前社會之中人口增長十分緩慢，而物質資源卻相對充裕，甚至絕對充裕，共同占有和利用資源似乎是無限製的，即不存在資源稀缺，從而使相互間界立權利範圍，設定權利規則沒有必要。

但是，這種共有所有權意味著大家都可以自由地接近資源，而不受約束地接近資源會導致資源利用的無效率甚至最後導致資源枯竭，此時，社會便對組織創新提出了要求。諾思指出，這個時候如果將某些潛在的參加者排除在資源利用之外，便會有效地阻止資源濫用，這樣原始農業必須將它組織成專一的公社所有製。諾思首先解釋了原始狩獵向原始農業的轉移。在具有產權的前提下，由於人口不斷增加，人口和資源之間形成了一種緊張關係。在這麽一個充滿競爭而又沒有對保護資源提出要求的環境中，由於缺乏一種機製約束對共有財產資源的利用，動物的存量可能含有滅絕的危險。當個人或群體看出從事狩獵的個人收益大於從事其他活動的收益時，他們便會都去參加狩獵，由於狩獵人數太多，資源利用到一定限度時，動物存量規模開始下降，於是全體狩獵人付出的成本便會上升（生產率下降），這樣，狩獵行業勞動的機會成本曲線向回移動，如果從事農業的生產率高於從事狩獵的勞動生產率，人們便會從原始狩獵向原始農業轉移。

2.原始農業的公社所有權。諾思指出，最初從事農業的一小夥團體，為了防止將團體公有的土地資源利用過度，群體至少在原則上通過規章、忌諱、禁令來約束其成員利用其在農業生產上的機會。這種公社所有權類似於公有製。由此可知：人類早期的史前社會，自然資源相對人口來說是充裕的，因而表現為公共財產的權利狀態，對資源設置排他性產權的成本超過排他性的可能性收益。當人口數量迅速增加，人類智力體力的進步及人的生產能力空前發展，而自然資源的增加不能同等處於穩定狀態時，一方麵，對已有的自然資源需要建立一種排他性產權，否則，會因所有成員都對資源濫用且不承擔責任從而導致自然資源的枯竭。同時，也使得建立對自然資源排他性產權的可能收益上升，從而有了設置的動力。另一方麵，人類需要開辟新的資源，這樣便有了定居農業的出現，形成了一些固定的範圍和群體，這些群體一開始便對新群體具有排他性。因而，相對於別的群體而言，定居農業的產權製度是排他性的公有產權製度，即私有產權製度的前身。總之，人口增長導致資源稀缺，加劇了資源利用的競爭，從而要求建立產權，產權的建立即激勵機製的形成促進了經濟增長。

諾思認為，所有權的演進從曆史上看包括兩個步驟，先是把局外人排除在利用資源的強度以外，而後發明規章，限製局內人利用資源的強度。在諾思看來，決定經濟史中重要結構變化的因素是人口與資源的相對狀況，如果不是因為人口與資源的緊張關係從而導致了組織的創新，即如果沒有私有產權的產生，隻要所有資源都是公有財產，技術的改進諸如打獵和采集活動中弓箭的發明隻能導致對自然基礎的摧毀，而不會導致經濟增長。

（三）製度變遷分析框架中的國家理論

諾思從新古典經濟學的理性選擇假定出發，運用交易成本、公共產品、相對價值等分析工具構築了包括所有權理論、意識形態理論和國家理論在內的製度變遷理論，而關於國家的理論構成了這一理論體係的重要組成部分。諾思認為，在對曆史的漫長的探索和解釋過程中，曆史學家和政治學家提出了各種關於國家的理論，但經濟學家卻對此不大關注。然而，國家的存在對經濟增長來說是必不可少的，但國家又是人為經濟衰退的根源，這一自相矛盾的情況，使得有關國家問題的研究對經濟史來說至關重要。為什麽國家對經濟增長必不可少？為什麽國家有可能維持低效率的產權結構，國家究竟在履行哪些職能？它在何種情況下是製度創新的主體？

諾思從交易費用分析工具著手探討，假定交易費用為零，即製度的運行是無成本的，那麽國家對產權的界定和改變便對經濟增長失去意義，因為對產權的界定和改變旨在節省交易費用。諾思注意到產權對經濟增長的積極作用。有效率的產權製度促進經濟增長，無效率或低效率的產權製度阻礙經濟增長。產權製度的激勵作用表現在：其一，降低了人們之間交往的不確定性，從而降低交易費用；其二，對產權的界定和保護有利於人們擴大生產和交易，因為產權製度給交易人的交易活動帶來穩定的預期收益。交易的不確定性即對交易預期效益的不可把握性和由此導致的降低交易費用的願望，要求對產權進行界定、保護、變革或調整。諾思認為，私人界定、保護、變革或調整並非不可能，但是界定、保護、變革或調整產權也是要支付代價的，即需要付出成本。如果某個主體能夠超越於眾多經濟活動主體而作為第三者承擔起這個職能，可能更有利於交易費用的節約，國家就是這個角色。相對於私人來說，國家製定和變更產權製度更具有規模經濟效益，可能節省許多交易成本。因為它具有暴力的比較優勢，可以強製製定規則和變革製度。

然而，國家也並非隻是一個為公眾無償服務的角色，而是一個同樣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經濟人。製定何種產權規則，是否變革產權規則，何時、如何變革，需要從自身利益出發進行成本收益計算，要盡量節約交易成本，獲得最大利益。國家所提供的基本服務，是一些根本性的競賽規則，國家通過這些作為競賽規則的公共性產權製度換取國家的收入――租金和稅收，並同其他潛在的競爭者進行競爭。統治者提供的這些競賽規則都具有兩個目標：其一是界定形成所有權結構的競爭與合作的基本規則，以便能使統治者租金最大化；其二是在第一個目標的框架內降低交易費用即製度的運營費用，使社會產出最大化，從而使國家收入增加。但這兩個目標並不完全一致，諾思認為，從古埃及王朝的再分配社會、希臘和羅馬社會的奴隸製度到中世紀莊園，在統治者最大限度增加其租金的所有製結構同減少交易費用和鼓勵經濟增長的有效率的製度之間，一直存在緊張關係。這一基本的二元結構，是社會未能曆經持久的經濟增長的根本原因。追求上述第二個目標將導致製定有效的產權製度或創新有效的產權製度，但追求第一個目標則可能維持低效的產權製度。當二者發生衝突時，國家常常向第一個目標傾斜，這就解釋了為什麽低效率的產權製度能得以維持的原因。

諾思認為，由於被統治者個人反抗國家強製力的費用過高，曆來導致了眾多的個人對國家的規章的冷漠與順從，盡管這些規章不堪忍受。理性的個人一般說來總是趨於進行成本收益的算計，這就使得大的集體行動當中有眾多的搭便車者，這樣，國家就可以在整個曆史中呈現出相對的穩定性。其次，製度創新和製度變遷總是來自統治者而非選民或被統治者，因為後者始終麵臨著白搭車問題，至於統治者一方，他將不斷地進行製度革新以適應相對價格的變動，因為他沒有搭便車的問題。這樣，土地和勞動相對短缺的變化使勞動變得匱乏，從而導致統治者創新製度變革以適應勞動力租金上升。隻要勞動的機會成本不變，即來自其他統治者的潛在競爭沒有變化，這些創新便將繼續進行下去。

二、第二編曆史

本篇係統地考察了人類自史前經濟生活至現代經濟增長的漫長曆史，諾思論述了經濟增長和現代所有權製度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經濟增長的起源可以遠遠追溯到前幾個世紀所有權結構的確立過程。所有權與製度結構的變遷是說明經濟增長的關鍵因子。諾思的基本命題就是：一種提供適當個人刺激的有效的產權製度是促進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產權不是萬能的，但是任何國家的人們在從事經濟活動和進行技術創新時都離不開有效的產權製度。正如諾思所指出的，改進技術的持續努力隻有通過建立一個能持續激勵人們創新的產權製度以提高私人收益才會出現。據諾思分析，有許多外在性變化促成了利潤的形成。但由於一些製度因素的作用，使這些潛在的外部利潤無法在現有的製度安排結構內實現，從而導致了一種新的製度安排（或變更舊有製度安排）的形成，從而出現了製度的變遷。諾思具體分析這些因素：

（1）規模經濟。由於生產中的規模經濟的要求，有效的經濟組織的產出需要企業具有一定的規模，但由於企業自身的組織形式是它資本供給量的決定性因素，所有企業不能夠等額地增加資本和技術，組織有必要變遷，如有限責任公司能夠取代合夥製，是因為它能為創新者獲取內涵於規模經濟中的利潤提供了製度條件。

（2）外部性內在化的困難。外部性即有些成本或收益對決策單位是外在的。如企業作出的決策沒有承擔內涵於決策中的所有成本。消費單位的效用不僅取決於該單位的消費，而且取決於其他單位的消費。諾思認為當排他很困難時，要組織私人方麵的市場將外部性內在化是有成本的，而通過政府的強製安排既可能增加社會的總收益，又可能降低成本。

（3）對風險的厭惡。諾思斷言大多數人都是風險的厭惡者。如果有能克服風險傾向的製度被創新，總利潤將會增加。如保險業專業化增加了成本，但組織創新仍有利可圖。

（4）市場的不完善。傳統古典經濟學假定所有市場是完全的，諾思則認為獲取信息是有成本的。由於不完全市場之間有顯著差異，就有可能建立一些製度降低獲得信息的成本，預期不確定水平在個人使市場更容易運作。總之，諾思認為由外部性、規模經濟、風險和交易費用所引起的收入的潛在增加不能內在化一種新製度的創新就有可能使潛在收入增加。即如果預期的淨收益超過預期的成本，一項製度安排就會被創新。

諾思強調：技術的革新或改進固然為經濟增長注入了活力，但如果人類沒有持續地進行製度創新和製度變遷的衝動，並通過一係列製度（包括產權製度、法律製度）構建把技術改進的成果鞏固下來，那麽，人類社會的長期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是不可設想的。諾思明確指出：政治和經濟組織的結構決定著一個經濟的實際和知識技術存量的增長速度。人類發展中的合作與競爭的形成以及組織人類活動的規則的執行體製是經濟史的核心。

三、第三篇理論和曆史

將製度變遷理論在經濟史中的應用加以歸納，諾思提出了製度變遷理論的要點：由於人類受其自身生產能力和生存環境的約束，隻有通過交換即交易這一基本活動獲得經濟效益和安全保障，而所有權是交易的基本先決條件，所有權結構的效率引起經濟增長、停滯或經濟衰退。國家則規定著所有權的結構並最終對所有權結構的效率負責。此外，由於約束行為的衡量費用很高，如果沒有思想信念約束個人最大對利益的追逐，會使經濟組織的活力受到威脅。因此，意識形態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它是一種節省時間精力的工具，有助於實現決策過程的簡化並使社會穩定和經濟製度富有黏合力。

【簡要評述】

諾思在學術上的貢獻和影響主要有三個方麵：

首先，他在1961年發表的《1790年至1860年美國的經濟成長》一書中第一次提出美國經濟發展的“一國三方”的經濟模式。諾思認為，在1815年剛剛起步的美國經濟不是一個整體，而是由三部分獨立的經濟組成，即“北部”“南部”“西部”。指出美國經濟模式如同一個三足鼎，每個地區都依賴另外兩個地區，三部分共同支撐著美國的經濟。諾思運用現代經濟學的資源稟賦理論、比較利益理論，被認為第一次圓滿地解釋了美國經濟的增長，並且為從經濟上解釋日益加劇以至最終引發內戰的地區矛盾提供了一個理論框架。它已成為大多數教科書所采用的標準體係。

其次，諾思是20世紀60年代支持創立美國新經濟史學的主要人物。諾思於1966年出版的《美國過去的經濟增長與福利：新經濟史》使他成為美國經濟史新的研究方法的主要實踐者。據另一位著名的新經濟史學家休斯所說，“新經濟史”一詞就是諾思首創的。諾思和其他提倡這種研究方法的學者反對為敘述曆史而敘述，建議經濟史學家應用當代經濟理論的觀點和方法提出假設，驗證和利用檔案資料。他們主張任何假設都應當通過收集有關數量資料並用統計學和計量經濟學方法所進行的分析來嚴格檢驗。諾思在闡明和傳播新經濟史的研究方法中起了主要作用。1960―1968年間他是這門新學科的領袖，他於1966年出版的《美國過去的經濟增長與福利：新經濟史》向人們顯示了新經濟史的威力。在這本論文集中，諾思應用經濟理論和表格式的數據資料向當時流行的觀點提出挑戰，他證明可以利用最基本的經濟理論對一些曆史解釋提出質疑。由於該書是第一本、在許多年內也是唯一的一本適用於大學本科的新經濟史教材，因此，在一個時期該書一直擁有許多讀者。至於他在該書中提出的一係列創見在美國學術界引起了濃厚的興趣和熱烈的爭論，從而擴大了新經濟史的影響。在這種情況下，社會上對按照新方法培養出來的經濟史學家的需求劇增，於是諾思所執教的華盛頓大學和格申克龍所執教的哈佛大學等機構成為新經濟史學者的培訓中心。在不長的時間裏，一大批第二代新經濟史學家脫穎而出，在全國大學經濟係裏擔任了職務，並在這一學科裏占據了支配地位。

再次，諾思及其合作者設計出一個有關製度創新和製度變革的經濟模式，從產權製度、法律製度以及其他組織結構的變革與創新來解釋長期經濟增長的原因和人類社會的曆史進程。諾思在80年代出版的《經濟史上的結構和變革》相當完整地提出了一套經濟史理論，並且用這套理論考察和解釋了自史前人類的經濟生活至現代經濟增長的漫長曆史。諾思從現代經濟學的理性選擇假定出發，運用交易成本、公共產品、相對價格等分析工具，構建了包括所有權理論、國家理論和意識形態理論在內的新經濟史學理論體係。諾思從製度創新和製度變革來解釋長期經濟增長和人類社會的演進，顯然是富有啟示意義的。早在70年代，當《西方世界的興起》等著作出版後，在新經濟史學研究領域便不斷有追隨者競相仿效，運用類似的方法研究製度變革與經濟增長過程，提出種種重新解釋西方各國曆史的觀點。《經濟史上的結構和變革》一書將新經濟史學更加理論化和體係化，考察的時空跨度也更大。因此，在西方經濟學界和經濟史學界贏得了廣泛的推崇和讚譽。

（潘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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