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 閱讀頁

共產國際和蘇聯對中國革命的支援北伐戰爭的勝利進軍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共產國際和蘇聯對中國革命給予了很大的支持和幫助。在一戰的初期和中期,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指導基本上是正確的、有貢獻的。主要表現在共產國際和蘇聯幫助並推動國共兩黨實現第一次國共合作,幫助孫中山創辦黃埔軍校,培訓了大批軍事幹部,並建立了一支國民革命軍,在莫斯科創辦了中山大學,幫助國共兩黨培訓幹部。同時,蘇聯還派來大批軍事顧問,並以大量武器物資援助東征、南征和北伐等。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永遠不會忘記共產國際和蘇聯給予我們的這些寶貴支持和幫助。

※※第一節 共產國際和蘇聯對廣東革命政府的支援

@@@一、蘇聯幫助孫中山創辦黃埔軍校,為國共兩黨培養軍事幹部

早在1922年初,馬林和孫中山會談時,就向孫中山提出了建立革命武裝力量,首先必須創辦軍官學校以培養革命的軍事骨幹的建議,孫中山接受了這個建議。1924年1月,孫中山命名成立“陸軍軍官學校籌備委員會”,應邀到黃埔軍校工作的第一個蘇聯顧問軍事小組由總政治顧問鮑羅廷介紹給孫中山。5月5日,黃埔軍校正式開學。6月16日隆重舉行開學典禮,孫中山在會上講話說:“創辦軍校的目的是創造革命軍隊,來挽救中國的危亡”。強調要學習蘇聯榜樣,建設革命的軍隊。

黃埔軍校創辦過程中,共產國際和蘇聯政府不僅派來專家擔任軍校各部門的顧問,而且在武器、人力、裝備、經濟等各方麵都給予了幫助。

黃埔軍校是在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的推動和幫助下建立的。斯大林指出:“在中國,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這是中國革命的特點之一和優點之一。中國革命軍隊的特殊意義正在這裏。”

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馬林、達林、越飛等與孫中山的接觸中,多次建議孫中山放棄依靠軍閥武裝的打算,創辦軍官學校,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裝。由於共產國際的努力,也由於孫中山從失敗中吸取了教訓,認識到組織革命軍隊的必要性,積極著手籌建軍官學校,改組舊軍隊,組織革命武裝。在初建革命軍隊的過程中,共產國際和蘇聯政府不僅提供了蘇聯紅軍的經驗,而且在武器、裝備、經費和人力各方麵給予幫助。

蘇聯顧問鮑羅廷、巴甫洛夫、加倫、波裏亞克等,根據蘇聯建軍經驗,曾為黃埔軍校建立和建軍工作製定了藍圖。這個學校的特點之一,曾參照蘇聯紅軍製度,實行黨代表製,一切命令法規,必須由黨代表簽署始生效,把黨的政治領導提到首位。孫中山委派廖仲愷為黨代表。該校另一特點,是設立政治部和政治教官,中共委派周恩來任政治部主任,熊雄、高語罕、揮代英等,先後任政治主任教官。第三個特點,是政治教育與軍事訓練相結合,政治教育如三民主義、政治經濟學、社會發展史、蘇聯問題研究、群眾運動等等,基本上由共產黨人主講。蘇聯顧問擔任各種軍事課講授及實地訓練。由於實行有效的教育方法,黃埔軍校從1924年5月至1926年7月,先後辦了4期,培養了約5000名軍事幹部。後來在這個基礎上建立了著名的黃埔教導團(後來發展為國民革命軍第一軍)。這支部隊,同樣參照蘇聯紅軍製度,從軍至團連,都設有黨代表。部隊中還設有政治部,有蘇聯顧問參加工作。

黃埔軍校在物質上得到共產國際和蘇聯的援助。在人力方麵,先後擔任顧問的有:鄂利金、卡拉卓夫(政治顧問)、普利貝列夫(步兵顧問)、貝斯查斯特洛夫(炮兵顧問)、雅闊夫列夫(工程兵顧問)、波裏亞克(首席顧問)、切列潘諾夫(繼波裏亞克任首席顧問)。在軍械和財力方麵,1924年10月,運到黃埔軍校的蘇聯槍支8000枝,1925年撥款10萬盧布作為軍校經費。

總軍事顧問加倫親自給學員上課,參加分隊演習,1924年11月15日,加倫在軍校作題為《俄國革命和革命軍隊的任務》報告,介紹蘇聯紅軍的建製及戰鬥經驗。

總政治顧問鮑羅廷經常來軍校指導工作,1926年10月1日,他給軍校第四期畢業生作《中國革命根本問題—農民問題、土地問題》報告,指出:“不解決土地問題,國民革命是不能成功的。無革命化的農村,便無革命的地方政府,便無革命的省政府;無革命的省政府,便無革命的全國政府,即有也是空的,靠不住的。所以一切問題,一切工作都應集中到鄉村中去。”

@@@二、共產國際和蘇聯幫助孫中山建立革命軍隊及物質援助

共產國際和蘇聯政府,給國民革命軍以很大物質援助。蘇聯派遣了大批軍事幹部來華(見本書附錄)。擔任廣州革命政府首席軍事顧問的先是巴甫洛夫,後由加倫繼任。

加倫原名瓦西裏·康斯坦丁諾維奇·勃柳赫爾,於1889年11月19日出生於俄國雅羅斯拉夫省巴爾辛卡村的一個貧苦農民的家庭。少年時在彼得堡當過學徒、工人,曾親眼目睹1905年的“星期日流血事件”,從此接受革命影響,開始參加革命活動。1910年春,因號召罷工而被捕,囚牢2年8個月。1914年8月應征入伍,被派往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線,不久負重傷,於1916年春以一級殘廢退伍。同年6月在喀山加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1917年十月革命期間正式參加紅軍,多次立功受獎,1918年9月榮獲蘇維埃共和國第一枚紅旗勳章。在紅軍中曆任支隊政委、師長、軍團副司令、遠東共和國軍事部長和人民革命軍總司令、陸軍第一軍軍長兼彼得格勒衛戌司令等職,是蘇聯國內戰爭中的著名英雄。1924年奉命來華,十月底到達廣州,接替不久前遇難的巴甫洛夫,任廣州革命政府總軍事顧問。

加倫幫助孫中山建立革命軍隊。當時孫中山轄下的“聯軍”,由各軍閥集團軍組成,包括滇軍、桂軍、湘軍、粵軍的八九萬兵力。這個名義上的“聯軍”,實際上各懷異誌,互相分離,擁兵自重,稱不上革命軍隊。

在蘇聯顧問加倫等人的積極建議和協助下,孫中山決心“按照蘇聯式樣建立一支軍隊,準備好北伐的根據地。”為了把名曰“聯軍”其實互不往來的地方軍閥部隊聯合成一支統一的軍隊,經加倫倡議,1924年12月24日成立了軍事委員會,作為軍隊的最高領導機構。該委員會成員由胡漢民、廖仲愷、楊希閔、許崇智、譚延、蔣介石等人組成,加倫擔任該委員會的軍事顧問。委員會著手研究改組軍隊和進行防禦的準備工作。

1925年7月1日,廣州國民政府成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提出了整頓軍隊的任務。發布了《整頓軍隊決議案》,決議要求軍令統一,民政統一,財政統一,對所有軍隊實行政治訓練,使之成為有組織有紀律的軍隊。為實現軍令統一,7月3日,改組了軍事委員會,政府首腦汪精衛成了國民革命軍軍事委員會的領導人,加倫是這個委員會的顧問。加倫向軍事委員會提出了軍事委員會的組織綱要和條例。他建議軍事委員會由各軍軍長組成,下設總參謀部和作戰委員會。軍事委員會不但有行政權和經濟權,而且還有權監督作戰,但又規定軍事委員會必須謹慎行使行政權和監督權,隻有在非常情況下才可直接幹預純軍事問題。這就既保證了軍隊的集體領導,又給指揮員有充分的獨立自主權。加倫擬就的《軍事委員會組織綱要》和《軍事委員會條例》事先反複與許崇智等高級將領商談,征求意見,所以他的提案獲得軍事委員會一致通過,在遞交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審查時也獲批準。加倫作為軍事委員會的顧問不僅提出上述問題,而且還談了有關作戰和工作計劃。他在軍事委員會活動中的作用是帶有決定性的。

1925年8月26日,在黃埔黨軍和建國各軍的基礎上組成了國民革命軍,開始為五個軍,後來發展到八個軍,後來又有發展。加倫是國民革命軍的總軍事顧問。他在後來的東征、北伐中都作出了巨大貢獻。

在軍火及其他軍事裝備方麵,蘇聯也給了支援,僅1926年用記賬方式援助中國的槍械分四批運到廣州。

第一批日本造來福槍4000枝

子彈400萬發

軍刀1000把

第二批蘇聯造來福槍9000枝

子彈300萬發

第三批機關槍40挺

彈帶4000個

大炮12門

炮彈1000發

第四批蘇聯造來福槍5000枝

機關槍50挺

大炮12門

@@@三、在共產國際和蘇聯支持下平定商團叛亂

地主、買辦和帝國主義,對革命運動的發展異常仇視。以英國匯豐銀行買辦陳廉伯和佛山大地主國民黨右派分子陳恭受為首的反動武裝,被群眾稱作“紙老虎”的商團,在英帝國主義支持下,發動了軍事武裝叛亂,陰謀顛覆廣東革命政權,消滅革命力量。他們購買軍火,建立武裝,進行反革命陰謀活動,嚴重威脅廣東革命政權。1924年8月初,廣東革命政府扣留了商團私運至廣州的大批軍火,下令通緝陳廉伯。這時,陳廉伯逃往香港,指使商團向孫中山請願,準備罷市向廣東革命政府施加壓力。在反動派煽動下,8月下旬,廣東各地罷市100多處,商團散發大量反動宣傳品,還通電驅逐各縣縣長,宣布獨立。8月26日,英國總領事揚言:如果商團遭到攻擊,英國海軍將進行幹涉。

麵對這一嚴重局勢,共產國際、蘇聯和中國共產黨,堅決支持廣東革命政府鎮壓商團叛亂,以鞏固廣東革命基地。1924年9月4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發布了《關於中國的宣言》,指出英國工黨政府“正準備對華南進行武裝幹涉,企圖推翻中國進行民族革命的國民黨政府。英國工黨政府的領事已按照帝國主義的慣例照會中國國民政府。照會威脅中國人民說,如果中國國民政府對那些從英國港口香港得到援助和軍火供應的商人的叛亂采取自衛行動,英國軍隊就要開槍。”宣言明確指出,“叛亂領袖是一個中國商人、英國航運業所屬匯豐銀行的代理人。”列寧主義號召英國工人行動起來,“強烈抗議武裝幹涉華南,製止正將大炮瞄準中國民族革命運動中心的帝國主義的進攻”。宣言高呼“中國民族革命運動萬歲!”

在鎮壓商團叛亂中,蘇聯顧問鮑羅廷起了重要作用。1924年10月10日,孫中山宣布成立由共產黨人周恩來、陳延年以及國民黨“左”派組成的革命委員會,孫中山任會長,鮑羅廷任委員會顧問。孫中山給鮑羅廷以極大權限,“遇本會長缺席時得有表決權”。10月14日,鮑羅廷在革命委員會提出聯合各種力量鎮壓商團叛亂的計劃—粵軍一、二師分別由李濟琛、張名達統率,許崇智統率全部粵軍,範石生統率滇軍,所有軍隊在革命委員會統一領導下進行活動。

向商團的軍事進攻開始了。經過14、15日的猛烈戰鬥,商團軍武裝被全部擊潰。商團叛亂被粉碎,給英帝國主義、大地主大買辦反動勢力以沉重打擊,使廣東革命政權獲得了初步穩定。

@@@四、共產國際和蘇聯在道義上支持中國革命

在道義上共產國際和蘇聯政府給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革命鬥爭有力地聲援,在蘇聯開展了“不許幹涉中國”運動。

1924年,是中國革命開始高漲的一年,也是帝國主義對中國革命加緊幹涉的一年。帝國主義對中國革命的幹涉是從多方麵進行的。在精神上和財政上援助中國軍閥以反對革命就是其重要的一手。自1922年至1924年,美國對直係軍閥曾給予大規模的軍事援助,運給直係軍閥的軍火,價值328萬美元。1924年,帝國主義秘密運送軍火來華事件連續發生。7月上旬,在上海發現美國船秘密運送大批手槍、子彈、機關槍;7月下旬又連續發現德、法、美等國秘密運送軍火事件;8月10日,一船運給商團的軍火被廣州國民黨當局發現並截獲;11月間,又發現美國、德國等秘密運送大批軍械及飛機事件。

帝國主義者除支持各派軍閥外,還直接出兵威脅中國革命。1924年3、4月間,日本曾派軍艦18艘、魚雷艇2艘深入長江流域,美國也調派艦艇巡遊長江,9月間,日、美、英、意等國家,更加緊在中國沿海活動。

麵對帝國主義對中國革命幹涉的陰謀,共產國際與蘇聯工會,於1924年9月,成立了“不許幹涉中國”協會,並在許多國家組織分會,9月4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發表宣言揭露說:“英國政府,……正準備對華南進行武裝幹涉,企圖推翻中國進行民族革命的國民黨政府。”

“美國帝國主義正在進攻華北,……法國政府正從西貢調遣軍艦前往天津和上海。次等帝國主義者也追隨著這些強國。從此看來,世界帝國主義已對中國解放運動和中國的勞動群眾策劃了一個陰謀,目前麥克唐納政府正把這個陰謀付諸實行。”

宣言號召全世界工人行動起來,反對帝國主義對中國革命的幹涉,製止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屠殺。

不許幹涉中國運動是極其廣泛的,它普遍到全蘇聯的各個地區各個階層。

著名詩人馬雅可夫斯基於1934年9月21日在《消息報》上發表了題為“滾出中國!”的詩篇,他大聲疾呼道:“這是時候了,趕出那些趕你們的人!把他們從中國城牆上扔下來!世界的海盜們,滾出中國!—我們願意幫助一切被奴役的人;戰鬥教導供應。我們跟你們站在一起,中國人……”

這些聲援,在中國人民中間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1925年,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爆發了有名的五卅運動。五卅運動引起了共產國際和蘇聯人民的極大關注。蘇聯各報頭版頭條連續登載中國人民反帝運動的消息,以表示對中國人民的聲援。

6月8日,共產國際等發表《反對帝國主義在華暴行的宣言》,宣言說:“勢不可擋怒潮席卷了中國。……窮凶惡極的暴行是外國資本家不甘於最近的失敗而采取的報複行動;他們粉碎工會抵抗和破壞工人運動的企圖未能得逞,便以工人和學生的鮮血來補償。……中國最近的事件雄辯地證明:民族解放運動正在不斷壯大,工人階級正在運動中起支配作用。”熱情地歌頌了中國工人階級的英勇鬥爭。

1925年8月1日蘇聯工會代表團訪問上海,給中國工人送來了捐助和慰問。蘇聯工會代表團受到中國人民的熱烈歡迎,中華全國總工會給蘇聯工會中央理事會寫了感謝信,信中說:“你們的支持使我們奮發起新力量,我們在每小時—特別是在最困難的時刻都會想到你們。”

@@@五、蘇聯軍事顧問在廣東革命根據地統一中的作用

1925年2月,廣東革命政府舉行第一次東征。楊希閔擔任聯軍總指揮。加倫等軍事顧問在第一次東征中起了重要作用。

2月1日,第一次東征軍出發。出發前加倫召集顧問會議,向他們部署了有關東征的任務。他說:“陳炯明將軍居然幫助了我向政府證實,必須立即組織和開始東征。你們已經知道,政府11月中旬獲悉,陳炯明及其將領在汕頭舉行了會議,會上製定了進攻廣州的計劃。”他接著說:“陳炯明12月25日給商會的電報使政府震驚了,他在電報中許諾‘解放’廣州。擺在我麵前的問題是如何排除逼近廣州的威脅。我的答複是讓所有精銳部隊參加戰鬥,以我軍的進攻阻止陳炯明部隊的進攻。”加倫說他向軍事委員會提出了東征計劃,該計劃“經過長時間的爭論,我的計劃被采納了。軍事委員會主席楊希閔終於在廣州政府的壓力下簽署了進攻命令。”

根據加倫的建議,東征軍兵分左、中、右三路向前推進。在進軍途中,2月8日,由許崇智、加倫主持在上塘站的列車上召集了會議,幾乎全部政府要員和鮑羅廷等顧問都參加了會議。

會議通過了準確的作戰計劃。根據計劃,右路軍應於2月中旬占領淡水城;黃埔軍校兩個教導團和第十六獨立團應於2月10日肅清鐵路全線的敵軍,準備從平湖地區向淡水進攻,經廣九路,出淡水、平山、海陸豐直逼潮汕。中路桂軍,直攻陳炯明的老巢惠隆,並於12日占領惠州要塞。左路軍滇軍,將掩護部隊留在增城地區,並向博羅進攻,計劃於2月12日攻克博羅。

黃埔學生軍和革命軍在海陸農民的支持下,長驅直入,於3月初攻下潮(州)汕(頭),消滅了陳炯明的洪兆麟部占萬餘人。東征軍與林虎部在棉潮開展了一場大會戰。3月20日,東征軍攻克興寧,林虎殘部向西江逃竄,洪兆麟逃往上海,其餘殘敵退逃福建邊界。至此,第一次東征勝利結束。據粗略統計,繳獲各種步槍1200-1300枝,機槍110挺,老式炮30門,新式山炮6門,子彈800萬發,炮彈1500枚。第一次東征雖然沒有全部消滅陳炯明部隊,但革命軍勇敢作戰所向無敵的氣概,在群眾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5年9月,廣東革命政府舉行第二次東征。東征軍設立總指揮部,蔣介石擔任總指揮,羅加覺夫擔任軍事顧問。(加倫因病回蘇休養)參加第二次東征的蘇聯顧問還有:薩赫諾夫斯基、什涅伊傑爾、捷斯邊科、康奇茨、切列潘諾夫等,他們為征戰出謀獻策,起了積極作用。

與此同時,中國國民革命軍又於1925年底進行了南征,至1926年2月,掃蕩了盤踞在廣東南部的軍伐鄧本殷部和海南島殘敵。至此,完成了統一廣東全省的任務,從而鞏固了廣東革命根據地,並為國民革命政府出師北伐奠定了基礎。

@@@六、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對中國大革命時期關於中國革命理論和策略的正確意見

在第一次大革命時期,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對中國革命極為關注。對中國革命的理論和策略提出了許多正確的見解。

第一,1924年列寧逝世後,共產國際和斯大林根據列寧關於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理論,結合中國的實際,正確地闡明了中國革命的性質、特點、對象、任務、動力和前途。

第二,斯大林闡述了在中國建立國共合作為基礎的革命統一戰線的基本原因,並且明確的提出了無產階級在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問題。

第三,斯大林明確指出,“所謂民族問題實質上是農民問題”,他還說:“把農民卷入革命愈迅速愈徹底,中國反帝國主義的戰線就愈有力愈強大”。他強調發動農民,開展土地革命的重要意義,指出:“農民土地革命正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基礎和內容。”

第四,斯大林闡述了武裝鬥爭和革命軍隊在中國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指出了中國共產黨人應重視軍事問題的正確思想。斯大林說:“在中國,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這是中國革命的特點之一,中國革命軍隊的特殊意義正在這裏。”毛澤東同誌在《戰爭和戰略問題》一文中指出:“斯大林同誌的這一論斷是完全正確的,無論是對北伐戰爭來說,對土地革命戰爭來說,對於今天的抗日戰爭說來,都是正確的。”

斯大林同誌關於中國革命的一係列正確理論和策略,對於中國共產黨人正確認識中國革命和掌握中國革命的規律有很大啟發和幫助,對於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發展也有一定的作用。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多年來之所以十分尊重斯大林,其原因也正在這裏。

第五,在共產國際幫助下,中共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1925年1月,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參加了準備工作並出席了大會。會議的中心議題是如何加強對日益高漲的革命運動的領導,也就是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陳獨秀代表中央作了報告,維經斯基向大會致詞,經過熱烈討論,通過了由維經斯基起草的《關於民族革命運動之決議案》,決議案分析了中國社會各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指出了無產階級領導權和工農聯盟的重要性。決議指出:“中國的民族運動,必須最革命的無產階級有力的參加,並且取得領導的地位,才能夠得到勝利。”又指出:農民“天然是工人階級的同盟者”,農民運動“是中國革命運動中的重要成分”。

第六,共產國際關於中國革命的策略思想。孫中山逝世後,國民黨內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老右派,先後建立北京同誌俱樂部和上海辛亥革命同誌俱樂部等反動團體,公開進行反革命的分裂破壞活動。他們反對中國革命,反對中國共產黨,反對國共合作,反對國民黨“左”派,反對廣東革命政府。五卅運動後,他們反革命活動更為猖獗。針對上述情況,共產國際及時地作出了對付敵人的重要指示:打擊右派,團結中派,擴大左派,這個政策是正確的。但是,共產國際指示把國民黨轉變為“工農黨”,這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

※※第二節 共產國際和蘇聯全力支持北伐戰爭

1926年,是北伐勝利進軍和工農運動迅猛發展的一年,也是蔣介石加緊反革命活動的一年。中國革命的發展引起了共產國際的進一步重視,年頭年末竟兩次舉行執委會,都對中國革命問題作了專門討論,通過了中國問題決議案。

@@@一、共產國際執委第六次擴大全會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

廣東革命根據地的統一和鞏固,為北伐戰爭準備了可靠的後方,全國工農革命運動的進一步發展,為北伐戰爭準備了強大的群眾基礎,為了粉碎各地軍閥對廣東革命政府的包圍企圖,把革命推向全國,廣東革命政府決定舉行北伐戰爭。

1926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蘇聯使館召開特別會議。通過了《關於現時政局與共產黨的主要職任議決案》,會議確定:“黨在現實政治上主要的職任從各方麵準備廣東政府的北伐”。“北伐的政綱,必須是以解決農民問題作主幹”。“建立中央軍委,以便加強軍事工作”。中共中央特別會議,為北伐戰爭作了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準備。

1926年2月17日至3月15日,共產國際執委會召開第六次擴大會。會議討論了“中國共產黨問題及其在中國人民解放運動中的任務”。通過了《中國問題》的決議,決議強調“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基本問題是農民問題,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革命民主派能否取得勝利,要看四億中國農民群眾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同中國工人一道並在他們的領導下參加決定性的革命戰爭”。決議還指出:“參加國民黨的中國共產黨人的基本任務是向全中國的農民群眾說明,隻有在工農聯盟的基礎上建立獨立的民主革命政權,才能徹底改善農民的物質狀況和政治地位,才能提出戰鬥口號,借以吸引農民群眾積極參加鬥爭。這種口號應把農民理解的和關心的政治要求和經濟要求與反對軍閥和帝國主義者的一般政治任務結合起來。”

@@@二、蘇聯顧問在北伐中的作用

共產國際和蘇聯政府對於中國反對帝國主義和打倒軍閥這個主要戰略任務,是堅決支持的,以前所派的軍事顧問,所提供的經費和槍械,幫助建立黃埔軍校,協助開展工農運動等等,都是為了這個目的。

加倫、鐵羅尼、切列潘諾夫、戈列夫、克拉弗佐夫、帕洛、西林、康尼茨、捷斯連科、馬庫寧、博羅金、澤科別爾特、佐托夫、科爾涅耶夫等一批蘇聯軍事顧問隨軍北上,他們協助製定作戰計劃,指揮作戰,和革命官兵同甘共苦,在北伐勝利進軍中起了重要作用。

北伐進軍前,加倫和所有蘇聯顧問都投入了北伐準備工作,成立了由加倫直接領導的顧問領導機構,加倫協助製定北伐計劃。1926年4月,由蔣介石、李濟深和蘇聯顧問組成的特別委員會,提出了北伐計劃的初步設想,5月,加倫又對這個初步計劃進行修改。加倫指出這個計劃的弱點,如果按照計劃進軍,國民革命軍勢必同時和湖南、江西兩省的軍閥作戰,致使兵力不足,另外,粵閩邊界可能有孫傳芳入侵的危險。加倫認為應首先考慮在湖南境內作戰。經過一係列磋商,將軍們同意暫緩進攻江西,先集中兵力解決兩湖之敵。加倫把修訂的計劃提交6月23日的軍事委員會議研究,並說明軍事行動的目的,是占領武漢這個“帝國主義走狗—吳佩孚巢穴”。計劃內還考慮到與馮玉祥國民軍合作問題。為了防止孫傳芳的襲擊和掩護右翼,提出把一部分部隊編成主力預備隊。北伐決定采用集中兵力各個擊破的作戰方針。

1926年7月9日,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加倫等蘇聯顧問隨部隊出發,途中日夜辛勞,指揮作戰。8月15日,加倫和蔣介石等一起到達長沙,次日舉行國民革命軍高級指揮人員會議,討論決定第二期作戰計劃。8月18日下達向武漢進攻命令。蘇聯顧問加倫等對武漢戰役進行了周詳研究,決定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組織右翼進攻,切斷敵人向北的退路,逼敵於湖邊繳械;第二階段,在遭遇戰中殲滅吳佩孚派來的增援部隊。布置第四軍、第七軍、第八軍各部為中路軍直插武漢。汀泗橋、賀勝橋戰役勝利後,10月占領武漢三鎮,兩湖戰場的戰鬥告捷。在其他戰場,蘇聯顧問也發揮了應有的作用。

@@@三、共產國際和蘇聯人民的援助

在北伐進軍的過程中,共產國際和蘇聯人民作了多方麵的聲援。1926年9月13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發表《反對幹涉中國和蘇聯的宣言》指出:“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壓迫者及其中國走狗的鬥爭正在迅速發展。代表南方各省農民、工人、知識分子和商人利益的民主反帝的廣州政府軍隊不斷推進,從而使軍閥及其支持者帝國主義列強受到嚴重打擊。中國自由的敵人知道他們麵臨著何等重大的失敗,因而,正在準備對策。帝國主義進一步武裝幹涉中國的危險已十分嚴重。共產國際要求各國革命的工人和農民注意到列強這些新陰謀對世界解放事業的巨大威脅。……共產國際號召工人、農民以及資本主義各國同情中國人民爭取自由的鬥爭和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各階層人民全力製止這一新的幹涉行動。”

1926年11月30日,斯大林在其著名的《論中國革命的前途》報告中指出:“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這是中國革命的特點之一和優點之一。”表示對北伐進軍的極大支持。

1927年3月,上海工人在北伐勝利進軍的形勢下,舉行第三次武裝起義並占領上海。上海解放的消息傳到蘇聯後,共產國際和蘇聯人民歡欣鼓舞。《真理報》等八家報紙都破例出了號外。許多城市舉行了群眾性的慶祝遊行。聲援中國工人的鬥爭。

1927年3月24日北伐軍占領南京。帝國主義炮轟南京,製造了南京慘案。為此,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於3月27日發表了《反對帝國主義幹涉中國的呼籲書》。呼籲:“一切工人、一切勞動人民、一切反對帝國主義暴力的人以及一切被壓迫者都舉起反對劊子手們發動新戰爭的大旗。”呼籲“全世界一切殖民地和被壓迫民族都對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暴行提出斷然的抗議。”

必須指出,無論共產國際還是中共中央,在北伐中對於蔣介石篡奪領導權的危險性都認識不足,國際代表和中共中央支持蔣介石擔任北伐軍總司令。對於蔣介石,共產黨的“某些領導人和我們的部分顧問失去了警惕”,1926年7月召開的中共四屆三中全會(維經斯基參加會議)認為,蔣介石是“新生的軍事勢力,在他們的思想上、行動上,無不表現是民族資產階級的武裝之形成,這是我們所萬不應忽視之中國民族運動中新發生的現象”。把資產階級和國民黨新右派的軍事武裝視為民族革命的中堅力量,而認為我黨隻是“應該參加武裝鬥爭的工作,助長進步的軍事勢力”,放棄黨對武裝的領導權。出師北伐前,加倫曾向黨中央提出,在北伐中是幫助蔣介石還是削弱蔣介石?如何處置這一政治問題?但這一問題直至1927年3月前,始終未獲明確答複。這反映國際代表和中共中央如何防止蔣介石的篡權陰謀缺乏決斷。因此,在北伐戰爭的勝利發展中潛伏著蔣介石叛變革命的嚴重危機。

@@@四、共產國際執委第七次擴大全會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

在北伐戰爭勝利進軍途中,共產國際和蘇聯人民作了多方聲援。1926年9月13日,在北伐軍即將攻克武漢三鎮之際,英、日等帝國主義非常恐慌。他們急忙指使張作霖、張宗昌和孫傳芳加緊進攻北伐軍和國民軍。共產國際執委會發表《反對幹涉中國和蘇聯的宣言》。1927年3月,上海工人舉行第三次武裝起義,並占領了上海,蘇聯《真理報》等八家報紙破例出了號外,許多城市群眾舉行慶祝,聲援中國人民的鬥爭。同月,北伐軍占領南京後,帝國主義炮轟南京,製造了南京慘案,為此,共產國際執委會於3月27日發表了《反對帝國主義幹涉中國的呼籲書》。

中國北伐戰爭的勝利發展和工農群眾運動的高漲,使共產國際和蘇聯感到必須加強對中國革命的指導。於1926年11月22日至12月16日在莫斯科舉行第七次擴大會。會議討論並通過了《關於中國形勢問題的決議》,決議指出:“中國民族革命發展於異常特殊的環境中,因此,它跟十九世紀西歐各國的舊資產階級革命和1905年的俄國革命都有很大的不同。中國處於受外國帝國主義支配的半殖民地的地位,使中國革命有別於19世紀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另一個特點,就是中國革命發展在世界革命時期,它是以消滅資本製度為目的的世界運動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些因素決定了中國革命的曆史以及參加革命的社會力量的組合。決議還對中國革命的總前途,民族革命與農民問題,共產黨與國民黨的關係問題,中國革命的任務和革命政府的性質等問題作了詳細的闡述。

這些指示對中國革命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農民問題,提出了土地革命的口號,在革命前途與國共關係方麵也有不少積極而富有指導意義的內容。
更多

編輯推薦

1中國股民、基民常備手冊
2拿起來就放不下的60...
3青少年不可不知的10...
4章澤
5周秦漢唐文明簡本
6從日記到作文
7西安古鎮
8曆史上最具影響力的倫...
9西安文物考古研究(下)
10西安文物考古研究上)
看過本書的人還看過
  • 浙江抗戰損失初步研究

    作者:袁成毅  

    科普教育 【已完結】

    Preface Scholars could wish that American students and the public at large were more familiar...

  • 中國古代皇家禮儀

    作者:孫福喜  

    科普教育 【已完結】

    本書內容包括尊君肅臣話朝儀;演軍用兵禮儀;尊長敬老禮儀;尊崇備至的皇親國戚禮儀;任官禮儀;交聘禮儀等十個部分。

  • 中國古代喪葬習俗

    作者:周蘇平  

    科普教育 【已完結】

    該書勾勒了古代喪葬習俗的主要內容,包括繁縟的喪儀、喪服與守孝、追悼亡靈的祭祀、等級鮮明的墓葬製度、形形色色的安葬方式等九部分內容。

  • 建國以來劉誌丹研究文集

    作者:中共陝西省委黨史研究室  

    科普教育 【已完結】

    本書收錄對劉誌丹同誌的研究文章,包括《論劉誌丹對中國革命的重大貢獻》、《劉誌丹在創建西北革命根據地的地位和作用》、《劉誌丹對西北革命根據地黨的建設的貢獻》、《共產黨人的楷模》、《劉誌丹在黃埔軍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