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魏石經考》
中國古代最後的最高學府，是清代的太學，原址即以後的北京首都圖書館。太學的結構，中間為辟雍，四周環水的方形小殿，為皇帝講學之地。北側正麵有講經用的大殿，兩廂是平房，平房為太學生念書的地方。平房中原立石碑，刻有十三經。當然，清代的太學生，是念書，因為，那時的知識已經靠書本傳播了。在沒有印刷書的古代，隻得將經書刻在石碑上，讀書人就靠臨摹石碑上的文字了。可見，石經對傳播古代文化，規範古代典籍是十分重要的。這就是王國維說的“石經之刊，為萬世定本”。
我國最早立石經在東漢熹平四年（公元175年）蔡邕書碑立於太學。魏正始（240-248年）中又大力刻石經。這些石經因年代久遠，刻石風化，很多不易辨認。但是，這是研究古代經典和書法的最重要的第一手材料。歐陽修《集古錄》（十卷），收錄曆代金石材料。宋洪適《隸釋》（二十七卷）和《隸續》（二十一卷）為最早研究漢魏石刻文字的專著。這門學問清代就更興盛了。羅振玉曾收藏大量石經拓本。王國維在日本期間，已研究了這些曆史材料。特別是光緒末年，洛陽出土了魏石經，為黃縣丁樹楨所有。這是宋以來第二次出土的石經文物。王國維據新的材料，進行了係統的研究。
王國維在《魏石經續考自序》中詳述了考訂魏石經的過程：“餘於丁巳作《魏石經考》，據黃縣丁氏所藏殘石，以定魏石經每行字數；又由每行字數，推定每碑行數。複以《禦覽》引《洛陽記》所載碑數及諸經字數，參互求之，以定魏石經經數。又排比《隸釋》所存殘字為《經文考》、《古文考》共書二卷，刊行於廣倉學宭學術叢書。歲在辛酉，複刪《經文考》、《古文考》諸篇，而掇取其首五篇，編入《觀堂集林》。癸亥春，乃聞洛陽複出魏石經殘石一，兩麵分刻《尚書》”無逸君奭“二篇，《春秋》僖文二公，字數至千餘。三月中，始得拓本，則已剖而為二。又見《尚書·多士》、《春秋》文公一小石，亦二百餘字。……總今日所有殘石，凡得二千有數字。除磨滅不可見者，尚二千字。視五代、宋初人所見拓本，字已逾倍。乃複為此考，以補前考之未備焉。”王國維還看到了馬衡兩次去洛陽得到的拓本，所以他十分自信。
王國維的《魏石經考》四月下旬開始寫，至九月十四日將全稿及碑圖寫完。這項工作是艱巨的，“每日僅得二紙”。他於1916年7月17日告訴羅振玉說：“魏石經考》上卷已寫成，得十九頁，雖甚粗漏，然前人實罕用此方法，故所解決之問題實頗不少也。”過了半個月又重寫一次，“又修改《魏石經考》，尚須重寫一次，其中《魏石經經本考》一篇幾全行改易，其子目為：《漢石經經數石數考》、《魏石經經數石數考》、《魏石經經本考》、《魏石經拓本考》、《魏石經經文考》、《魏石經篇題考》、《魏石經古文考》、《魏石經書法考》，共八篇，分為二卷，附以碑圖七。此次殆可為定稿矣。然再寫石印底本尚須半月有餘乃可成，碑圖恐尚須自寫，恃人全不成也。”《魏石經考》二卷，最初發表於《學術叢論》第一集。全文共八篇，編《觀堂集林》時刪去《經文考》、《篇題考》、《古文考》三篇。
考魏石經先從漢石經開始，以便溯源，有利於定石經經數和字數。王國維運用古籍互相參校的辦法確定“經數莫確於《隋誌》，石數莫確於《洛陽記》。《記》雲：大學在洛城南開陽門外，講堂長十丈廣二丈，堂前石經四部，本碑四十六枚”。《隋書·經籍誌》記有七經：《周易》、《尚書》、《詩經》、《儀禮》、《春秋》、《公羊傳》、《論語》。了解了漢代情況以後，就可以據此推斷《魏石經》的情況了。“魏石經》石數以《西征記》最準確，有三十五碑，字數計之得十有四萬七千字。”刻有《尚書》、《春秋》外，“左傳》本未刊成”。因為，如《左傳》全刊出，這些字數當然容納不了。
漢石經用隸書刊刻，故稱“一字石經”，魏石經則用古文、篆書、隸書三種字體刊刻，故又稱“三體石經”。其間產生差別的原因，“然漢學官所立，皆今文無古文，故石經但刻今文。諸經異同，至今文與古文之異同，則未及也。而自後漢以來，民間古文學漸盛，至與官學抗行。逮魏初複立大學，暨於正始古文諸經，蓋已盡立於學官，此事史詩雖無明文，然可得而征證也。”
魏石經的文字，立以大學，摹寫者車乘日千餘輛，留下了寶貴的文化遺產，可以作為鑒別校定古書之用。“因漢時除壁中書及張蒼所傳《春秋左氏傳》外別無古文故也。今就魏石經遺字中古文觀之，多與《說文》所載壁中古文及篆文合。且有與殷周古文合，而為許書所未載者，然則魏石經古文出於壁中本或其三寫四寫之本當無大誤。”鑒別古代經典的文本，涉及好多知識，石經上的文字是一個切實的根據。
1922年，洛陽又出土魏石經碑半截。王國維作《魏石經殘石考》，對碑圖作了考釋，並對照不同本文的經典加以對勘，對不同字體的文字又加以考定。比如：“甲殷周古文甲皆作十，惟卜辭中殷先公上甲之甲獨作田，從十在中，周時尚用此字，伯吉父盤之田即甲也。其與田疇字殊者，十之橫直二畫不與其旁相接，古人以其易與田疇混也。故多用十字，罕用四字，而十字又易與在字及七字之古文相混，乃為此字以引之。實則由田字轉變者也。《說文》木部柙之古文字，又由此字轉變小篆之，亦即此字。秦新郪、陽陵二虎符均如此，作此字篆文亦然。《說文》篆文作乃從不從十，蓋六朝以後傳寫之矣。”
陳邦懷《觀堂手寫魏石經碑式跋》一文中稱曾從天津書鋪得到王國維手寫魏石經碑式手稿，小楷端正，一絲不苟。碑式每行二十字。王國維原在《魏石經考》中說：“餘就黃縣丁氏所藏魏石經殘石以經文排比之則，每行得六十字。更以此行款排比《隸續》所錄魏石經《尚書》、《春秋》殘字，亦無一不合，知每石皆每行六十字。”現在王國維手稿每行二十字，是一體之字，如用三體書寫，每行即為六十字了。容庚曾記述《續魏石經考》寫作情況時說：“續魏石經考》一卷，未定稿，且無標題。其名乃餘錄手稿時所假定。書分三章：一碑圖，二經文同異，三古文。蓋數年來殘石陸續出土，故未能寫定。”
王國維考釋石經在方法上注意把地下出土之物與典籍互相校勘，將出土的文字放在文字發展史中加以考定，這都是他的創造。他很重視這部著作，在剛寫完時就與《樂詩考略》同稱為可存留於世之作。到了1917年，他又將《魏石經考》與《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相提並論。
我國最早立石經在東漢熹平四年（公元175年）蔡邕書碑立於太學。魏正始（240-248年）中又大力刻石經。這些石經因年代久遠，刻石風化，很多不易辨認。但是，這是研究古代經典和書法的最重要的第一手材料。歐陽修《集古錄》（十卷），收錄曆代金石材料。宋洪適《隸釋》（二十七卷）和《隸續》（二十一卷）為最早研究漢魏石刻文字的專著。這門學問清代就更興盛了。羅振玉曾收藏大量石經拓本。王國維在日本期間，已研究了這些曆史材料。特別是光緒末年，洛陽出土了魏石經，為黃縣丁樹楨所有。這是宋以來第二次出土的石經文物。王國維據新的材料，進行了係統的研究。
王國維在《魏石經續考自序》中詳述了考訂魏石經的過程：“餘於丁巳作《魏石經考》，據黃縣丁氏所藏殘石，以定魏石經每行字數；又由每行字數，推定每碑行數。複以《禦覽》引《洛陽記》所載碑數及諸經字數，參互求之，以定魏石經經數。又排比《隸釋》所存殘字為《經文考》、《古文考》共書二卷，刊行於廣倉學宭學術叢書。歲在辛酉，複刪《經文考》、《古文考》諸篇，而掇取其首五篇，編入《觀堂集林》。癸亥春，乃聞洛陽複出魏石經殘石一，兩麵分刻《尚書》”無逸君奭“二篇，《春秋》僖文二公，字數至千餘。三月中，始得拓本，則已剖而為二。又見《尚書·多士》、《春秋》文公一小石，亦二百餘字。……總今日所有殘石，凡得二千有數字。除磨滅不可見者，尚二千字。視五代、宋初人所見拓本，字已逾倍。乃複為此考，以補前考之未備焉。”王國維還看到了馬衡兩次去洛陽得到的拓本，所以他十分自信。
王國維的《魏石經考》四月下旬開始寫，至九月十四日將全稿及碑圖寫完。這項工作是艱巨的，“每日僅得二紙”。他於1916年7月17日告訴羅振玉說：“魏石經考》上卷已寫成，得十九頁，雖甚粗漏，然前人實罕用此方法，故所解決之問題實頗不少也。”過了半個月又重寫一次，“又修改《魏石經考》，尚須重寫一次，其中《魏石經經本考》一篇幾全行改易，其子目為：《漢石經經數石數考》、《魏石經經數石數考》、《魏石經經本考》、《魏石經拓本考》、《魏石經經文考》、《魏石經篇題考》、《魏石經古文考》、《魏石經書法考》，共八篇，分為二卷，附以碑圖七。此次殆可為定稿矣。然再寫石印底本尚須半月有餘乃可成，碑圖恐尚須自寫，恃人全不成也。”《魏石經考》二卷，最初發表於《學術叢論》第一集。全文共八篇，編《觀堂集林》時刪去《經文考》、《篇題考》、《古文考》三篇。
考魏石經先從漢石經開始，以便溯源，有利於定石經經數和字數。王國維運用古籍互相參校的辦法確定“經數莫確於《隋誌》，石數莫確於《洛陽記》。《記》雲：大學在洛城南開陽門外，講堂長十丈廣二丈，堂前石經四部，本碑四十六枚”。《隋書·經籍誌》記有七經：《周易》、《尚書》、《詩經》、《儀禮》、《春秋》、《公羊傳》、《論語》。了解了漢代情況以後，就可以據此推斷《魏石經》的情況了。“魏石經》石數以《西征記》最準確，有三十五碑，字數計之得十有四萬七千字。”刻有《尚書》、《春秋》外，“左傳》本未刊成”。因為，如《左傳》全刊出，這些字數當然容納不了。
漢石經用隸書刊刻，故稱“一字石經”，魏石經則用古文、篆書、隸書三種字體刊刻，故又稱“三體石經”。其間產生差別的原因，“然漢學官所立，皆今文無古文，故石經但刻今文。諸經異同，至今文與古文之異同，則未及也。而自後漢以來，民間古文學漸盛，至與官學抗行。逮魏初複立大學，暨於正始古文諸經，蓋已盡立於學官，此事史詩雖無明文，然可得而征證也。”
魏石經的文字，立以大學，摹寫者車乘日千餘輛，留下了寶貴的文化遺產，可以作為鑒別校定古書之用。“因漢時除壁中書及張蒼所傳《春秋左氏傳》外別無古文故也。今就魏石經遺字中古文觀之，多與《說文》所載壁中古文及篆文合。且有與殷周古文合，而為許書所未載者，然則魏石經古文出於壁中本或其三寫四寫之本當無大誤。”鑒別古代經典的文本，涉及好多知識，石經上的文字是一個切實的根據。
1922年，洛陽又出土魏石經碑半截。王國維作《魏石經殘石考》，對碑圖作了考釋，並對照不同本文的經典加以對勘，對不同字體的文字又加以考定。比如：“甲殷周古文甲皆作十，惟卜辭中殷先公上甲之甲獨作田，從十在中，周時尚用此字，伯吉父盤之田即甲也。其與田疇字殊者，十之橫直二畫不與其旁相接，古人以其易與田疇混也。故多用十字，罕用四字，而十字又易與在字及七字之古文相混，乃為此字以引之。實則由田字轉變者也。《說文》木部柙之古文字，又由此字轉變小篆之，亦即此字。秦新郪、陽陵二虎符均如此，作此字篆文亦然。《說文》篆文作乃從不從十，蓋六朝以後傳寫之矣。”
陳邦懷《觀堂手寫魏石經碑式跋》一文中稱曾從天津書鋪得到王國維手寫魏石經碑式手稿，小楷端正，一絲不苟。碑式每行二十字。王國維原在《魏石經考》中說：“餘就黃縣丁氏所藏魏石經殘石以經文排比之則，每行得六十字。更以此行款排比《隸續》所錄魏石經《尚書》、《春秋》殘字，亦無一不合，知每石皆每行六十字。”現在王國維手稿每行二十字，是一體之字，如用三體書寫，每行即為六十字了。容庚曾記述《續魏石經考》寫作情況時說：“續魏石經考》一卷，未定稿，且無標題。其名乃餘錄手稿時所假定。書分三章：一碑圖，二經文同異，三古文。蓋數年來殘石陸續出土，故未能寫定。”
王國維考釋石經在方法上注意把地下出土之物與典籍互相校勘，將出土的文字放在文字發展史中加以考定，這都是他的創造。他很重視這部著作，在剛寫完時就與《樂詩考略》同稱為可存留於世之作。到了1917年，他又將《魏石經考》與《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相提並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