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節 充滿傳統文化精神的民族正氣歌——《京華煙雲》
《孔子的智慧》脫稿後，即1938年2月初，林語堂偕同妻子女兒們到歐洲旅遊。他之所以這時離美旅歐，一方麵想通過旅遊來放鬆一下接連寫了兩書後的緊張神經，另方麵也想在歐洲找一個生活費用低的地方來安心寫作，以防出現經濟上入不敷出的窘況。
林語堂一家先是來到法國南部靠近意大利邊境的小鎮蒙頓。這裏山水秀麗，環境幽靜，沒有社交幹擾，很適宜於寫作。可是，住了一個月後，他感到“蒙頓究竟鄉僻，消息不通，山水佳有何用？”廖翠鳳也覺得小鎮生活太冷靜，她沒有朋友，又不會講法國話，何況三個孩子也應該入學讀書，隻由林語堂教她們讀中國古代的文化書籍是不夠的，隱居不是辦法。於是，他們便離開蒙頓，搬往巴黎。
在巴黎住下後，林語堂自然少不了盡情遊覽一番。巴黎向來具有藝術之都的盛名，擁有雄偉的建築和豐富的藝術精品。他曾參觀位於康果特廣場東麵、塞納河畔的羅浮宮。它的壯麗，它藏有的雕塑、名畫和寶物，令他讚歎不已。尤其是那件於1820年在米羅出土的維納斯雕像，達·芬奇的名畫《蒙娜麗莎》，以及《勝利女神像》，更是叫他驚訝之至。他還觀賞了位於星形廣場中央的雄壯的凱旋門，深深地為法國的民族精神所激動。
林語堂這時極為關注祖國神聖的抗戰事業。他每天堅持閱讀倫敦《泰晤士報》、《紐約時報》、上海《密勒氏周刊》，以了解國內抗戰的形勢。而且，他每當朝夕坐臥之際，心裏想著的盡是祖國軍民“與敵人廝殺”的壯烈情景，並禁不住發出“書生愧死”、“此筆到底有何用處？”的感慨。
正是在這樣的精神狀態下，林語堂改變了原有的一個打算，即把《紅樓夢》譯成英文，介紹給西方讀者。他認為那時不是翻譯《紅樓夢》的時候，它與現代中國的現實距離太遠了。而且，他意識到用小說藝術來宣傳抗戰，是一種最能影響讀者的形式。“蓋欲使讀者如曆其境，如見其人，超事理，發情感，非借道小說不可。”於是，他決意借鑒《紅樓夢》的藝術形式，寫一部“紀念全國在前線為國犧牲之勇男兒”的長篇小說——《京華煙雲》。
當林語堂決意寫作《京華煙雲》時，他是充滿成功信心的。盡管他從未涉足於小說藝苑，但他自信具備寫作長篇巨製的必要素養和條件。他曾對林太乙說：“以前在哈佛上小說演化一門科目，白教授（Prof Bliss Perry）有一句話打動我心，就是西方有幾位作家，在四十以上才開始寫小說。我認為長篇小說之寫作，非世事人情，經閱頗深，不可輕易嚐試。因此素來雖未著筆於小說一門，卻久蓄誌願，在四十以上之時，來試一部長篇小說。而且不寫則已，要寫必寫一部人物繁雜、場麵寬廣、篇幅浩大的長篇。所以這回著手撰《京華煙雲》，也非意出偶然。”
林語堂對於《京華煙雲》的寫作，是持著十分嚴肅認真的態度的。他從1938年3月開始，整整用了五個月時間來構思全書的內容和寫法，諸如時代環境、人物安插、情節布局、起場收場等等。待全盤醞釀好了後，才於8月8日開筆，至1939年8月8日宣告完篇。
《京華煙雲》的一部分內容是在巴黎寫的，一部分文字則是林語堂1939年回到紐約後去維蒙特州避暑時續寫的。不過，不論在哪裏寫，他都是全力以赴的。而且往往進入寫作的最佳狀態中，與小說人物的悲歡離合產生強烈共鳴。有一天，大女兒林如斯進入他的工作室，看見他眼淚盈眶，便問道：“爸，你怎麽啦？”他回答說：“我在寫一段非常傷心的故事，‘古今至文皆血淚所寫成’，今流淚，必至文也。”邊說邊取出手帕擦眼淚。這是當他寫到紅玉跳水自殺時發生的情形。待後來寫到那壯麗的最後一頁時，更是不僅眼眶裏充滿著眼淚，而且哭了。可見，他在寫作中是傾注了自己的無限真情的，並完全沉浸在描寫的情境之中。據說廖翠鳳曾幾次要他去理發，他都不是沒有聽見，便是表示不寫完決不去理發。
1939年8月8日，林語堂一口氣寫了十九頁，結束了全書的寫作。當他寫完最後一個字，把筆放下時，廖翠鳳和三個女兒圍在他的桌邊，拍手叫起來，三女兒林相如還高興得唱了一首歌。當晚，他親自駕車載著妻女前往一家中國飯館，吃了一頓龍蝦飯。第二天，他還去理了發。
《京華煙雲》殺青後，林語堂打電報告訴賽珍珠夫婦。他們高興地複電說：“你沒有意識到你的創作是多麽偉大。”他們之所以有這樣的評價，是因為林語堂邊寫邊將文稿寄給了他們看，他們了解這部小說所達到的水平。1939年，《京華煙雲》由紐約約翰·黛公司出版，並立即被美國的“每月讀書會”選中，成為12月特別推銷的書。《時代書刊》也發表書評說：“京華煙雲》很可能是現代中國小說之經典之作。”林語堂對《京華煙雲》也是滿意的。他對林太乙說：“我寫過幾本好書，尤其以寫《京華煙雲》自豪。”還表示了希望他寫的小說能夠傳世的願望。
《京華煙雲》出版後，林語堂極願抗戰中的祖國同胞很快能讀到它的中譯本。他知道鬱達夫精通英語和擅長現代小說創作，又是自己的老朋友，便於1939年9月4日寫信請他將此書譯成中文。為了減少翻譯的困難，林語堂將原著所引用的出典、人名、地名和成語，作了三千餘條詳細的注解，前後注成兩冊寄去新加坡，並附了一張五千美元的支票。但因鬱達夫當時正值與王映霞發生婚變，心境惡劣，因而隻譯出很少（在《華僑周報》連載），便停止了。林語堂雖不無遺憾之感，但從未對人提過曾給鬱達夫寄五千美元的事，足見他為人的敦厚。
1940年，日本出版了《京華煙雲》三個日文譯本（均有所刪削）。許多國家也陸續把它譯成本國文字出版。而美國更是一版再版，在40年代便銷售了25萬部。因而，《京華煙雲》成為我國現代文學較早走向世界的一部重要作品。
《京華煙雲》能夠產生世界性的影響，並不是吹捧出來的。實際上，它確實是林語堂的嘔心瀝血之作，並無愧為我國現代文學史上的一部優秀的長篇小說。而它的鮮明特點是，在於用小說藝術的形式，表現了中國的傳統文化和中國現代社會的曆史進程，尤為謳歌了中國人民悲壯的抗日救國鬥爭。整部小說，可以稱作為充滿傳統文化精神的民族正氣歌。它所取得的成就，奠定了林語堂在文學史上作為小說家的地位，並體現了他作為國學家的底色。
這部小說反映了從庚子年間義和團反抗八國聯軍侵略起，到中國人民全麵抗戰爆發止的近40年間中國社會的變遷。對此期間發生的種種重大事件，都作了真實的再現。譬如，清朝統治者怎樣由害怕義和團變為利用義和團，辛亥革命的發生，袁世凱稱帝，張勳複辟，五四運動爆發，五卅慘案和“三一八”大屠殺的真相，《語絲》派與《現代評論》派的論戰，北伐戰爭的經過，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日偽販毒走私，盧溝橋事變，“八一三”上海抗戰，等等。通過這些曆史事件的描述，展現了中國現代社會的激烈動蕩情形。
在再現重大曆史事件的同時，小說對許多著名的曆史人物也作了符合實際的描寫。孫中山、宋慶齡、蔣介石、馮玉祥、傅增湘、林琴南、辜鴻銘、齊白石、慈禧太後、袁世凱、張勳、段祺瑞、曹錕、張宗昌等，都具有真實感。譬如，對孫中山讓位給袁世凱，作了這樣的描寫：“袁世凱做了中華民國的總統，因為孫中山先生把總統的職位讓給了他。這雖然是高風亮節，但是也未免太書生氣。不過這並非孫中山先生的過錯。”應該說，這樣寫來是再恰當不過了。又如對蔣介石的抗戰態度，也這樣如實地描寫道：“他這個人，在抗日的事情上，原來是消極的，畏首畏尾的。他是國民黨的領袖，是中央政府的首腦。他的消極態度不能不影響一大批黨政要人，這是令人遺憾的。西安事變將他一軍，給了他一個深深的刺激，他應該變得積極了。全國同胞是這麽期望他的。”而對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鬥爭，他則從側麵作了肯定的暗示描寫：“陳三那一批人之中，很多人要去山西加入共產黨，因為那時他們揚言接受中共領導抗日了。”“至於他們怎樣出城，怎麽打遊擊，在戰爭開始後幾個月，後來竟至幾年，他們阻擋日本進軍西北，都要讀者諸君自己去想象了。他們是勇敢的中國青年，在物質環境極艱難之下，他們的精神，奮發旺盛，他們的樂觀勇氣，堅強不摧，不屈不撓。”類似這樣一些描寫，都是具有正確的是非觀念和褒貶態度的。
小說正因為描寫了大量真實的曆史事件和曆史人物，以及人民群眾的活動，因而具有深厚的曆史感和強烈的反帝反封建精神，尤為突出地表現了中國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堅強意誌。小說用了不少的篇幅，表現了在日本侵略者最野蠻最殘忍的蹂躪下，中國人民遭受了空前未有的苦難，但終於覺醒和奮起反抗，決心“不把日本鬼子趕下海，誓不停戰！”小說對日本侵略者的罪行作了深刻有力的譴責：“那種暴行使文明人無法想象的，在未來幾百年，會使天下所有的人都一直看不起日本人，都一直看不起日本軍人。”同時更是表現了中國人民的堅定信念：“日本人用一萬年也征服不了中國”，中華民族將永遠“延續”下去，“多少億萬的中國人共同在這偉大的史詩時代，這偉大的史詩故事裏奮鬥生活……”可以認為，小說以沉鬱而悲壯的格調表現了令人激奮的民族正氣，特別是結尾處更是筆酣墨飽地表現了中國軍民震天撼地的殺敵救國豪情。
這部小說也融匯了豐富的中國傳統文化。這除了表現在具有深廣的曆史知識、民情風俗和風物描寫外，更突出地體現在通過人物形象對道家和儒家哲學作了藝術的反映。小說中的姚思安信奉道家哲學，體現了道家順乎自然、超脫禮俗和返樸歸真的思想；曾文樸信奉儒家哲學，體現了儒家重人倫秩序和修身齊家的思想。但對現代的人生來說，單純的道家思想或儒家思想都不足以適應的。因而，小說通過“道家”之女的姚木蘭成了“儒家”的兒媳婦，體現了儒道互補的思想。她作為姚思安的女兒，由於耳濡目染，深得道家思想的真傳。當她嫁非所愛，成為曾文樸的兒媳婦後，又很快適應了曾家的生活秩序，妥善處理各種人倫關係。不過，在她的心裏卻一直默默地保持著對孔立夫的純潔的愛。直到立夫因寫文章攻擊時弊而被軍閥逮捕並有被處死的危險時，她以超人的膽識和智慧獲得了軍閥釋放立夫的“手令”。而後來當她發現丈夫有“外遇”時，她又以自己的聰明和大度，把事情解決得相當完美，維護了夫妻之愛。
然而，對於愈來愈複雜的現代社會生活來說，即使儒道互補，也往往難以解決種種矛盾和衝突。於是，小說又竭力表現了將儒道哲學跟西方進步思想的結合，跟國家民族命運問題的結合。即用西方的自由、民主和科學思想來使儒道哲學現代化，達到兩者的融合。小說描寫姚思安憂慮民族的生存時疾呼道：“要學新世界的新東西，忘了我們的曆史吧！”便是一個明顯的體現。而小說描寫姚木蘭因為日本侵略者威脅到她們母女的人身安全時，終於拋棄了村婦式的山居生活，融合在千百萬流亡的人群中，成為忍苦、勇敢、偉大民眾的一員，則更是表現了她原有的道家思想發生了極大的變化。
小說所有的這些描寫，有力地啟示人們，現代中國人既要弘揚和發展民族文化的優良傳統，但又不宜僅僅滿足於傳統文化所固有的東西，而應該放眼吸收新的思想，才能適應個人和民族生存發展的需要。可以認為，小說實際上在探討怎樣弘揚民族文化的問題，並得出了有益的結論。
《京華煙雲》作為一部鴻篇巨製，自然也還有其他方麵的成就。諸如主要人物形象鮮明，個性突出，情節豐富曲折，結構縝密，語言凝煉，風格樸實、渾厚，等等。而且可以認為，整部小說在各個方麵都是力求做到民族化的，並且達到了較高的水準。至於它跟《紅樓夢》的關係，自然是有所借鑒的，但也有明顯的不同。它有自己的創造，有自己的成就和價值。那種以借鑒《紅樓夢》為理由而基本否定它的看法，是不公平的。試問，在現代文學史上的名著中不也有明顯地借鑒了《紅樓夢》藝術的嗎？為什麽對《京華煙雲》卻要貶抑呢？
林語堂一家先是來到法國南部靠近意大利邊境的小鎮蒙頓。這裏山水秀麗，環境幽靜，沒有社交幹擾，很適宜於寫作。可是，住了一個月後，他感到“蒙頓究竟鄉僻，消息不通，山水佳有何用？”廖翠鳳也覺得小鎮生活太冷靜，她沒有朋友，又不會講法國話，何況三個孩子也應該入學讀書，隻由林語堂教她們讀中國古代的文化書籍是不夠的，隱居不是辦法。於是，他們便離開蒙頓，搬往巴黎。
在巴黎住下後，林語堂自然少不了盡情遊覽一番。巴黎向來具有藝術之都的盛名，擁有雄偉的建築和豐富的藝術精品。他曾參觀位於康果特廣場東麵、塞納河畔的羅浮宮。它的壯麗，它藏有的雕塑、名畫和寶物，令他讚歎不已。尤其是那件於1820年在米羅出土的維納斯雕像，達·芬奇的名畫《蒙娜麗莎》，以及《勝利女神像》，更是叫他驚訝之至。他還觀賞了位於星形廣場中央的雄壯的凱旋門，深深地為法國的民族精神所激動。
林語堂這時極為關注祖國神聖的抗戰事業。他每天堅持閱讀倫敦《泰晤士報》、《紐約時報》、上海《密勒氏周刊》，以了解國內抗戰的形勢。而且，他每當朝夕坐臥之際，心裏想著的盡是祖國軍民“與敵人廝殺”的壯烈情景，並禁不住發出“書生愧死”、“此筆到底有何用處？”的感慨。
正是在這樣的精神狀態下，林語堂改變了原有的一個打算，即把《紅樓夢》譯成英文，介紹給西方讀者。他認為那時不是翻譯《紅樓夢》的時候，它與現代中國的現實距離太遠了。而且，他意識到用小說藝術來宣傳抗戰，是一種最能影響讀者的形式。“蓋欲使讀者如曆其境，如見其人，超事理，發情感，非借道小說不可。”於是，他決意借鑒《紅樓夢》的藝術形式，寫一部“紀念全國在前線為國犧牲之勇男兒”的長篇小說——《京華煙雲》。
當林語堂決意寫作《京華煙雲》時，他是充滿成功信心的。盡管他從未涉足於小說藝苑，但他自信具備寫作長篇巨製的必要素養和條件。他曾對林太乙說：“以前在哈佛上小說演化一門科目，白教授（Prof Bliss Perry）有一句話打動我心，就是西方有幾位作家，在四十以上才開始寫小說。我認為長篇小說之寫作，非世事人情，經閱頗深，不可輕易嚐試。因此素來雖未著筆於小說一門，卻久蓄誌願，在四十以上之時，來試一部長篇小說。而且不寫則已，要寫必寫一部人物繁雜、場麵寬廣、篇幅浩大的長篇。所以這回著手撰《京華煙雲》，也非意出偶然。”
林語堂對於《京華煙雲》的寫作，是持著十分嚴肅認真的態度的。他從1938年3月開始，整整用了五個月時間來構思全書的內容和寫法，諸如時代環境、人物安插、情節布局、起場收場等等。待全盤醞釀好了後，才於8月8日開筆，至1939年8月8日宣告完篇。
《京華煙雲》的一部分內容是在巴黎寫的，一部分文字則是林語堂1939年回到紐約後去維蒙特州避暑時續寫的。不過，不論在哪裏寫，他都是全力以赴的。而且往往進入寫作的最佳狀態中，與小說人物的悲歡離合產生強烈共鳴。有一天，大女兒林如斯進入他的工作室，看見他眼淚盈眶，便問道：“爸，你怎麽啦？”他回答說：“我在寫一段非常傷心的故事，‘古今至文皆血淚所寫成’，今流淚，必至文也。”邊說邊取出手帕擦眼淚。這是當他寫到紅玉跳水自殺時發生的情形。待後來寫到那壯麗的最後一頁時，更是不僅眼眶裏充滿著眼淚，而且哭了。可見，他在寫作中是傾注了自己的無限真情的，並完全沉浸在描寫的情境之中。據說廖翠鳳曾幾次要他去理發，他都不是沒有聽見，便是表示不寫完決不去理發。
1939年8月8日，林語堂一口氣寫了十九頁，結束了全書的寫作。當他寫完最後一個字，把筆放下時，廖翠鳳和三個女兒圍在他的桌邊，拍手叫起來，三女兒林相如還高興得唱了一首歌。當晚，他親自駕車載著妻女前往一家中國飯館，吃了一頓龍蝦飯。第二天，他還去理了發。
《京華煙雲》殺青後，林語堂打電報告訴賽珍珠夫婦。他們高興地複電說：“你沒有意識到你的創作是多麽偉大。”他們之所以有這樣的評價，是因為林語堂邊寫邊將文稿寄給了他們看，他們了解這部小說所達到的水平。1939年，《京華煙雲》由紐約約翰·黛公司出版，並立即被美國的“每月讀書會”選中，成為12月特別推銷的書。《時代書刊》也發表書評說：“京華煙雲》很可能是現代中國小說之經典之作。”林語堂對《京華煙雲》也是滿意的。他對林太乙說：“我寫過幾本好書，尤其以寫《京華煙雲》自豪。”還表示了希望他寫的小說能夠傳世的願望。
《京華煙雲》出版後，林語堂極願抗戰中的祖國同胞很快能讀到它的中譯本。他知道鬱達夫精通英語和擅長現代小說創作，又是自己的老朋友，便於1939年9月4日寫信請他將此書譯成中文。為了減少翻譯的困難，林語堂將原著所引用的出典、人名、地名和成語，作了三千餘條詳細的注解，前後注成兩冊寄去新加坡，並附了一張五千美元的支票。但因鬱達夫當時正值與王映霞發生婚變，心境惡劣，因而隻譯出很少（在《華僑周報》連載），便停止了。林語堂雖不無遺憾之感，但從未對人提過曾給鬱達夫寄五千美元的事，足見他為人的敦厚。
1940年，日本出版了《京華煙雲》三個日文譯本（均有所刪削）。許多國家也陸續把它譯成本國文字出版。而美國更是一版再版，在40年代便銷售了25萬部。因而，《京華煙雲》成為我國現代文學較早走向世界的一部重要作品。
《京華煙雲》能夠產生世界性的影響，並不是吹捧出來的。實際上，它確實是林語堂的嘔心瀝血之作，並無愧為我國現代文學史上的一部優秀的長篇小說。而它的鮮明特點是，在於用小說藝術的形式，表現了中國的傳統文化和中國現代社會的曆史進程，尤為謳歌了中國人民悲壯的抗日救國鬥爭。整部小說，可以稱作為充滿傳統文化精神的民族正氣歌。它所取得的成就，奠定了林語堂在文學史上作為小說家的地位，並體現了他作為國學家的底色。
這部小說反映了從庚子年間義和團反抗八國聯軍侵略起，到中國人民全麵抗戰爆發止的近40年間中國社會的變遷。對此期間發生的種種重大事件，都作了真實的再現。譬如，清朝統治者怎樣由害怕義和團變為利用義和團，辛亥革命的發生，袁世凱稱帝，張勳複辟，五四運動爆發，五卅慘案和“三一八”大屠殺的真相，《語絲》派與《現代評論》派的論戰，北伐戰爭的經過，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日偽販毒走私，盧溝橋事變，“八一三”上海抗戰，等等。通過這些曆史事件的描述，展現了中國現代社會的激烈動蕩情形。
在再現重大曆史事件的同時，小說對許多著名的曆史人物也作了符合實際的描寫。孫中山、宋慶齡、蔣介石、馮玉祥、傅增湘、林琴南、辜鴻銘、齊白石、慈禧太後、袁世凱、張勳、段祺瑞、曹錕、張宗昌等，都具有真實感。譬如，對孫中山讓位給袁世凱，作了這樣的描寫：“袁世凱做了中華民國的總統，因為孫中山先生把總統的職位讓給了他。這雖然是高風亮節，但是也未免太書生氣。不過這並非孫中山先生的過錯。”應該說，這樣寫來是再恰當不過了。又如對蔣介石的抗戰態度，也這樣如實地描寫道：“他這個人，在抗日的事情上，原來是消極的，畏首畏尾的。他是國民黨的領袖，是中央政府的首腦。他的消極態度不能不影響一大批黨政要人，這是令人遺憾的。西安事變將他一軍，給了他一個深深的刺激，他應該變得積極了。全國同胞是這麽期望他的。”而對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鬥爭，他則從側麵作了肯定的暗示描寫：“陳三那一批人之中，很多人要去山西加入共產黨，因為那時他們揚言接受中共領導抗日了。”“至於他們怎樣出城，怎麽打遊擊，在戰爭開始後幾個月，後來竟至幾年，他們阻擋日本進軍西北，都要讀者諸君自己去想象了。他們是勇敢的中國青年，在物質環境極艱難之下，他們的精神，奮發旺盛，他們的樂觀勇氣，堅強不摧，不屈不撓。”類似這樣一些描寫，都是具有正確的是非觀念和褒貶態度的。
小說正因為描寫了大量真實的曆史事件和曆史人物，以及人民群眾的活動，因而具有深厚的曆史感和強烈的反帝反封建精神，尤為突出地表現了中國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堅強意誌。小說用了不少的篇幅，表現了在日本侵略者最野蠻最殘忍的蹂躪下，中國人民遭受了空前未有的苦難，但終於覺醒和奮起反抗，決心“不把日本鬼子趕下海，誓不停戰！”小說對日本侵略者的罪行作了深刻有力的譴責：“那種暴行使文明人無法想象的，在未來幾百年，會使天下所有的人都一直看不起日本人，都一直看不起日本軍人。”同時更是表現了中國人民的堅定信念：“日本人用一萬年也征服不了中國”，中華民族將永遠“延續”下去，“多少億萬的中國人共同在這偉大的史詩時代，這偉大的史詩故事裏奮鬥生活……”可以認為，小說以沉鬱而悲壯的格調表現了令人激奮的民族正氣，特別是結尾處更是筆酣墨飽地表現了中國軍民震天撼地的殺敵救國豪情。
這部小說也融匯了豐富的中國傳統文化。這除了表現在具有深廣的曆史知識、民情風俗和風物描寫外，更突出地體現在通過人物形象對道家和儒家哲學作了藝術的反映。小說中的姚思安信奉道家哲學，體現了道家順乎自然、超脫禮俗和返樸歸真的思想；曾文樸信奉儒家哲學，體現了儒家重人倫秩序和修身齊家的思想。但對現代的人生來說，單純的道家思想或儒家思想都不足以適應的。因而，小說通過“道家”之女的姚木蘭成了“儒家”的兒媳婦，體現了儒道互補的思想。她作為姚思安的女兒，由於耳濡目染，深得道家思想的真傳。當她嫁非所愛，成為曾文樸的兒媳婦後，又很快適應了曾家的生活秩序，妥善處理各種人倫關係。不過，在她的心裏卻一直默默地保持著對孔立夫的純潔的愛。直到立夫因寫文章攻擊時弊而被軍閥逮捕並有被處死的危險時，她以超人的膽識和智慧獲得了軍閥釋放立夫的“手令”。而後來當她發現丈夫有“外遇”時，她又以自己的聰明和大度，把事情解決得相當完美，維護了夫妻之愛。
然而，對於愈來愈複雜的現代社會生活來說，即使儒道互補，也往往難以解決種種矛盾和衝突。於是，小說又竭力表現了將儒道哲學跟西方進步思想的結合，跟國家民族命運問題的結合。即用西方的自由、民主和科學思想來使儒道哲學現代化，達到兩者的融合。小說描寫姚思安憂慮民族的生存時疾呼道：“要學新世界的新東西，忘了我們的曆史吧！”便是一個明顯的體現。而小說描寫姚木蘭因為日本侵略者威脅到她們母女的人身安全時，終於拋棄了村婦式的山居生活，融合在千百萬流亡的人群中，成為忍苦、勇敢、偉大民眾的一員，則更是表現了她原有的道家思想發生了極大的變化。
小說所有的這些描寫，有力地啟示人們，現代中國人既要弘揚和發展民族文化的優良傳統，但又不宜僅僅滿足於傳統文化所固有的東西，而應該放眼吸收新的思想，才能適應個人和民族生存發展的需要。可以認為，小說實際上在探討怎樣弘揚民族文化的問題，並得出了有益的結論。
《京華煙雲》作為一部鴻篇巨製，自然也還有其他方麵的成就。諸如主要人物形象鮮明，個性突出，情節豐富曲折，結構縝密，語言凝煉，風格樸實、渾厚，等等。而且可以認為，整部小說在各個方麵都是力求做到民族化的，並且達到了較高的水準。至於它跟《紅樓夢》的關係，自然是有所借鑒的，但也有明顯的不同。它有自己的創造，有自己的成就和價值。那種以借鑒《紅樓夢》為理由而基本否定它的看法，是不公平的。試問，在現代文學史上的名著中不也有明顯地借鑒了《紅樓夢》藝術的嗎？為什麽對《京華煙雲》卻要貶抑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