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節 赫爾伯特·胡佛
美國第31任總統赫爾伯特·胡佛1874年8月10日生於艾奧瓦州的西布蘭奇，父親是一名鐵匠，家境貧寒。父親的祖先是瑞士人。父母都是公誼會（貴格會或教友會）教徒，他們一家都自稱是“進步派”。但父親在1880年逝世，而母親也接著在1884年去世。作為孤兒的胡佛首先在當地伯父家過活，後來又到奧勒岡州投靠了他的舅係親屬。1891年他考入了斯坦福大學（第一次考試沒有及格，經補考後才勉強被錄取），以半工半讀念到畢業。他主修地質學，但得的卻是文學學士學位。
赫爾伯特·胡佛
當時有一股澳大利亞淘金熱。他畢業後入總部設在倫敦的貝維克·莫林采礦公司，並被派往澳大利亞當采礦工程師。一年後，被公司派到中國工作。他決定結婚後再往中國。1899年2月10日，他在女朋友露·亨利（比胡佛低三班的斯坦福同學）的加州家中舉了婚禮，然後就匆匆啟程赴華。
他在中國幹了一起不光彩的事。他到中國後在開平煤礦總辦張翼的德籍顧問德璀林的撮合下擔任了張的技術顧問。那時發生了八國聯軍侵華事件，俄國人欲接管開平煤礦。胡佛出了一個主意，他對張翼講，中國不妨把開平的主權在名義上讓給莫林公司，這樣俄國人就不可能接管開平。待事情過去後，協議就算作廢。張翼為了保住礦產，真的委任德璀林為開平煤礦代理總辦，德璀林乘張翼在上海避難之機，偷偷與作為莫林公司代理人的胡佛簽訂了合約，規定把開平的權益讓給莫林公司，再由莫林移交給英商組成的一家公司。公司再將開平賣給英商組成的“東方辛迪加”投資公司。1900年年底，莫林、東方辛迪加和比利時商人蔡斯成立“開平礦務有限公司”，承攬了東方辛迪加剛剛得到的開平權益，並準備接管開平煤礦，由胡佛任公司總經理。
張翼被蒙在鼓裏，等到發現不對，已為時過晚。最後不得不到倫敦告狀，當時在倫敦成了一大新聞，人人擠往法院觀看穿著清朝官服的中國官員。官司總算沒有完全打輸。
在這一醜劇中，最得益的就是胡佛，據說他從比利時得到了大筆犒賞。在1928年大選中，民主黨曾攻擊胡佛在中國“手腳不幹淨”。
胡佛還曾在天津大力助紂為虐為八國聯軍效勞。當義和團和聯軍作戰時，他曾以工程師身份為聯軍建築工事。他的老婆也帶著手槍，協助醫生救治傷員。
胡佛在中國待了兩年，離中國後又為莫林服務到1908年，然後獨立地在倫敦、紐約和舊金山開設自己的工程公司。據《財富》報道，他在1914年40歲時已成一名百萬富翁。
他的工程公司曾販賣中國勞工去南非和緬甸等地。張翼在倫敦法庭指責他如何欺騙和虐待中國勞工。胡佛不以為恥，反以為榮。他在法庭上說：我輸出勞工是為中國人做好事，因為國外的工資要比中國國內工資高好多。有些中國勞工曾前來求我，要我接受他。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胡佛出任了美國派往比利時的救濟“大王”。當時，匈牙利曾一時出現過蘇維埃政權，胡佛就揚言：隻有在匈牙利人民推翻蘇維埃政權後，美國才給以糧食救濟。這成了匈牙利蘇維埃所以失敗的原因之一。
1921年哈定總統上台後，胡佛出任了商務部長，在柯立芝總統任內繼續留任此職。1928年他被推為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曾以壓倒多數當選。但最後成了一名最不走運的總統。在他任內爆發了美國曆史上最慘的經濟大恐慌。
胡佛是於1929年3月4日宣誓就職的，他一上台就神氣十足，到處宣揚說：“人類最古老的迫切願望之一就是消滅貧窮。所謂貧窮，我指的是營養不足、挨凍受餓、害怕失業、沒有受教育的機會等等。今天的美國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要接近於消滅貧窮。美國已經沒有任何貧民救濟所。我們雖然還不能說已經消滅貧窮，但隻要上帝繼續伸以援助之手，我們不久就可以達到這個崇高的目標。我們可以展望未來，每一個美國家庭的汽車庫中都將有兩輛福特汽車，每一個美國家庭的蒸鍋中天天都將有一隻肥雞。”
胡佛吹噓繁榮的言論大大刺激了人們去搶購代表著繁榮的股票。千百萬的中產階級及工農也關心起股票市場來了。幾乎每一次買進都意味著利潤，越來越多的人都跟隨著大投資家和職業性的證券投機商進入了股票市場。雖然這些新的購買者有許多都把自己看成是投資者而不是賭博者，但這對於股票價格所發生的影響卻是一樣的。千百萬個新買戶的湧入證券市場增加了對股票的需求，提高了價格。按照傳統現象，商業公司隻有在需要額外資本時才發行股票。可是，在這個時期，新的證券好像肥皂泡那樣地被製造出來，理由不外乎是：發行和出售它們都是有利可圖的。
工業、公用事業、鐵路和銀行都趕忙印刷新的債券去適應難以滿足的需要，或是把原先的股票加以分割，使它們更容易賣出。從1925年1月到1929年10月，在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從4億股增加到了10億股。結果是投機之風增加到令人難以相信的程度，股票的賣價比賬麵價值高出3倍到20倍。成千上萬的人們都對自己的正當業務失去了興趣，為的是要集中精力去進行投機，股票交易頓時成了家家戶戶的主要話題。
終結可能隻有一個，高峰在1929年10月29日來到了。這個星期二的上午10點鍾，紐約證券交易所大廳裏的大鑼剛剛響過不久，劇烈的風波就突然發生了。大批的股票持有者湧到市場上來，不計價格地拋售。出售的不僅是無數小企業的股票，而且也有大企業的股票。交易所的情況十分混亂，開盤後半小時內，交易量就達300萬股；12點鍾時，超過了800萬股；1點半鍾時，超過了1200萬股；當停止交易的大鑼敲響時，這一天的瘋狂交易以1640萬股的曆史最高紀錄而收盤。50種主要股票的平均價格下跌了40檔。
這種暴跌再也沒有恢複過來，到胡佛下台時為止，30種主要工業股票價格從平均每股364元跌至62元。20種主要公用事業的股票從平均每股364元跌至62元。20種鐵路股票從180元跌至28元。當股票市場跌至最低點時，消失的金額約有740億元，也就是1929年9月時價值的5/6.同一時期，工商企業關門的有50%；就業人數下降了50%；工資總支出下降了60%。
美國城市中擠滿了乞丐和麵黃肌瘦的男女老少。他們在晚上就擠在門前、小胡同中或地窖中。他們在垃圾堆中搜尋殘餘的食物。各地都有長長的饑民隊伍。無數工人自這家走到那家，自這店走到那店，狼狽地尋求工作。他們不論性質，不論工資，隻求養活一家老少。有一位記者描寫道：“我看見有50來個大人和小孩，在為一桶垃圾而爭吵，這是一個餐館後門的一個垃圾桶。我們美國人已像餓狗似的為爭食而打架了。”
在每一州的大城市中，到處可以看到齷齪的，用油紙、木箱板、洋鐵皮搭成的小棚子。這種棚子裏住著成千的、破產的、無家可歸的美國家庭。在華盛頓，這種風景尤其突出，人們給它起了一個名字，叫作“胡佛村”，作為對胡佛總統的感謝。
在來勢凶猛的經濟危機麵前，信奉放任主義哲學的胡佛迫於經濟的嚴峻形勢和來自公眾的強烈呼聲，不得不突破自由放任的一些金科玉律，采取一些臨時措施來幹預經濟，應付危機。
為了對付日益嚴重的失業問題，胡佛於1930年10月建立起了聯邦緊急就業委員會，1931年又以聯邦失業救濟局取而代之。但實際上，這些聯邦救濟機構有名無實，並未真正承擔起救濟任務。根據胡佛的意願，它不過是幫助籌集資金的機構。實際的救濟任務，依然由私人慈善機構和州、地方政府來承擔，而這些機構的資金不足，許多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幾近耗盡，根本無力承擔任何救濟任務。因此，盡管胡佛不斷要求地方政府和私人機構擔負起救濟的責任，但在胡佛任內，聯邦救濟始終是一句冠冕堂皇的空話。
為了彌補私人投資的不足，胡佛於1930年12月提出了一項舉辦公共工程，“改善水路、港口、洪災控製、公共建築、公路和航運的最偉大的計劃”，要求國會撥款1億—1.5億美元“在這種緊急時刻提供進一步的就業機會”。盡管國會立即對此作出響應，於12月20日授權總統將1.16億美元用於對付失業問題，然而，麵對當時的700萬失業人口，這1.16億美元不過是杯水車薪而已。
美國的農業在20世紀20年代初以來的經濟繁榮中一直處在產品過剩、價格下跌的農業危機中，盡管聯邦政府頒布了幾個關稅法來保護農產品不受進口農產品的競爭威脅，並頒布了一些法律來為農場主提供低息貸款，但對農業困境的改善沒有起多大作用。胡佛對於農業問題的基本觀念是：“農業應該由它自己的成員來控製，由他們來組織進行它自己的經濟鬥爭，並決定它自己的命運。”“政府的機構不應從事農產品的購買、銷售及固定價格的活動，因為這些行動隻能導致官僚主義和控製。”在這種觀念的指導下，他敦促國會於1929年6月通過了《農產品銷售法》。這個胡佛式的法案規定建立聯邦農業局，該局再利用5億美元的借貸資金來幫助農場主建立全國範圍的銷售合作社和農產品價格穩定公司。農產品的具體銷售活動和價格的維持則由這些農場主的自助機構去進行。農場主自助機構無權強製限製生產，隻能通過自願行動或說服來追求自己的目標。
在實踐過程中，這些農民自助性質的合作機構成立之初，曾通過大規模的銷售活動幫助貯存和處理了不少的剩餘農產品，對農產品價格的暫時穩定起了很大的作用。然而，由於這些組織無權限製生產，而說服又不總是見效，因此，剩餘農產品從1930年到1931年非但不見減少，反而越積越多，農產品價格也由此一跌再跌。小麥從1929年每蒲式耳平均1.04美元跌至1932年的0.3—0.39美元之間；棉花價格每磅從0.17美元跌到0.05美元，甚至低於生產成本。胡佛的農業反危機措施終於失敗。
胡佛在幹預經濟上走得最遠的一項措施也許應該算是在金融方麵的，即1932年1月建立的複興金融公司。這是按照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戰時金融公司的模式建立起來的聯邦政府的信貸公司，其主要目的是為了向瀕臨破產的銀行、保險公司等金融機構和鐵路（因為銀行擁有大部分鐵路債券）提供緊急貸款，以維持風雨飄搖的金融體係。該公司原始資本是財政部認捐的5億美元，並且擁有另借15億美元資本的法定權利。後來的幾項法律（如1932年7月的《緊急救濟和建築法》、《聯邦住宅貸款法》等）又多次擴大了它的資本授權額，到1932年7月，該公司的資本授權額已達38億美元。到1932年年底，它實際貸款額為23億美元，其中絕大部分提供給了銀行，對延緩這些銀行的倒閉和國家信貸機構的破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這個胡佛時期所建立的最重要的反危機機構本應發揮更大的作用，但從該公司的實際運作效果來看，卻因為胡佛本人以及國會為它設置的種種限製而遠沒有達到重建和複興經濟的目的。例如，1932年7月，國會撥款3億美元支持各州和地方政府的貧困救濟計劃。這筆撥款本來就太少，卻又規定通過複興金融公司以貸款方式發放。處於普遍的財政困境中的地方政府擔心無力償還而不願接受，複興金融公司也害怕貸款無法收回而處處謹慎小心，致使這3億美元的緊急款項撥出後10周才用了0.35億美元。而此時，公眾的貧困狀況正日益嚴重，迫切需要切實有效的聯邦救濟。此外，複興金融公司向銀行係統發放的20億美元貸款也未能阻止國家信貸機構的破產。由於公眾已對銀行失去了信任，擠兌風潮吹遍全國。到1933年3月4日胡佛下台時，除哥倫比亞特區外，全國有23個州停止了銀行的支付或僅允許銀行在特殊的管理下進行“營業”。事實上，整個國家的金融信貸體係已陷於崩潰。
胡佛的反危機措施終以徹底失敗而告終。
胡佛最不得人心的一件事就是鎮壓了退伍軍人的請願行動。在經濟大蕭條之下，成百上千的退伍軍人前往華盛頓，在波多馬克河畔安營紮寨，要求政府發放救濟金。胡佛卻下令當時的陸軍參謀長麥克阿瑟帶軍隊前往驅散請願者，製造了一場醜劇。
理所當然地，在1932年的大選中，胡佛被民主黨候選人羅斯福輕易地趕下了台。胡佛從此一直懷恨羅斯福，因為羅斯福在競選中說他對經濟大衰退毫無作為。因此，在羅斯福當政的12年內，胡佛一直坐了冷板凳。
杜魯門上台後，他又被錄用。杜魯門派他到歐洲去調查戰後情況，他為此寫了一個報告，這個報告成了馬歇爾計劃的基礎，他一直活到91歲，於1964年病逝。
他最有名的哲學就是“倔強的個人主義”。他這樣寫道：
個人奮鬥是三個世紀以來美國文化的基本動力。在這三個世紀中為美國的政治、經濟、思想等各方麵的製度提供動力的就是我們這種個人奮鬥。它證明了它有能力在不同的情況下發展我們的各種製度。任何生產，不管是腦力的生產還是體力的生產，都出於個人的動力，所以個人才是全社會的基礎。社會的進步也依賴個人。
美國的開國者就是我們個人奮鬥的標準體現。我們的個人奮鬥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克服自然中成長的。但開拓的日子並未終結，因為除土地的大陸外，還有各種人類幸福的大陸有待開發。而在這些人類幸福大陸上，我們今日僅僅占領其一座橋頭堡而已。要深入者尚何止千裏萬裏。美國個人奮鬥的公式就是機會均等和公平，這是美國取得成功之道。
破壞個人奮鬥決不能使我們得救，我們今天需要的是穩步擴大和提高個人奮鬥。足以破壞我們的倒不是我們自己的某些失敗，而是某些社會不良勢力。他們認為：一切改良和進步必須來自政府。他們不了解個人奮鬥，也不了解美國。
我們經濟生活、社會生活中的失敗和問題是能夠糾正過來的。人類到達最後美境的道路還很遙遠、很遙遠，但隻要我們保持我們的個人奮鬥，保持我國人民的首創精神，我們美國人肯定可以不斷向前邁進。隻要我們堅信個人的才智、品德、勇氣和創造性，我們必能向前邁進。隻要使每一個美國人都能保持美國所以立國的美國精神，我們就可以邁進。立足於此，我們這一代人就能建立一個無愧於我們自己的社會製度，一個使我們後代子孫引以為榮的社會製度。
赫爾伯特·胡佛
當時有一股澳大利亞淘金熱。他畢業後入總部設在倫敦的貝維克·莫林采礦公司，並被派往澳大利亞當采礦工程師。一年後，被公司派到中國工作。他決定結婚後再往中國。1899年2月10日，他在女朋友露·亨利（比胡佛低三班的斯坦福同學）的加州家中舉了婚禮，然後就匆匆啟程赴華。
他在中國幹了一起不光彩的事。他到中國後在開平煤礦總辦張翼的德籍顧問德璀林的撮合下擔任了張的技術顧問。那時發生了八國聯軍侵華事件，俄國人欲接管開平煤礦。胡佛出了一個主意，他對張翼講，中國不妨把開平的主權在名義上讓給莫林公司，這樣俄國人就不可能接管開平。待事情過去後，協議就算作廢。張翼為了保住礦產，真的委任德璀林為開平煤礦代理總辦，德璀林乘張翼在上海避難之機，偷偷與作為莫林公司代理人的胡佛簽訂了合約，規定把開平的權益讓給莫林公司，再由莫林移交給英商組成的一家公司。公司再將開平賣給英商組成的“東方辛迪加”投資公司。1900年年底，莫林、東方辛迪加和比利時商人蔡斯成立“開平礦務有限公司”，承攬了東方辛迪加剛剛得到的開平權益，並準備接管開平煤礦，由胡佛任公司總經理。
張翼被蒙在鼓裏，等到發現不對，已為時過晚。最後不得不到倫敦告狀，當時在倫敦成了一大新聞，人人擠往法院觀看穿著清朝官服的中國官員。官司總算沒有完全打輸。
在這一醜劇中，最得益的就是胡佛，據說他從比利時得到了大筆犒賞。在1928年大選中，民主黨曾攻擊胡佛在中國“手腳不幹淨”。
胡佛還曾在天津大力助紂為虐為八國聯軍效勞。當義和團和聯軍作戰時，他曾以工程師身份為聯軍建築工事。他的老婆也帶著手槍，協助醫生救治傷員。
胡佛在中國待了兩年，離中國後又為莫林服務到1908年，然後獨立地在倫敦、紐約和舊金山開設自己的工程公司。據《財富》報道，他在1914年40歲時已成一名百萬富翁。
他的工程公司曾販賣中國勞工去南非和緬甸等地。張翼在倫敦法庭指責他如何欺騙和虐待中國勞工。胡佛不以為恥，反以為榮。他在法庭上說：我輸出勞工是為中國人做好事，因為國外的工資要比中國國內工資高好多。有些中國勞工曾前來求我，要我接受他。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胡佛出任了美國派往比利時的救濟“大王”。當時，匈牙利曾一時出現過蘇維埃政權，胡佛就揚言：隻有在匈牙利人民推翻蘇維埃政權後，美國才給以糧食救濟。這成了匈牙利蘇維埃所以失敗的原因之一。
1921年哈定總統上台後，胡佛出任了商務部長，在柯立芝總統任內繼續留任此職。1928年他被推為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曾以壓倒多數當選。但最後成了一名最不走運的總統。在他任內爆發了美國曆史上最慘的經濟大恐慌。
胡佛是於1929年3月4日宣誓就職的，他一上台就神氣十足，到處宣揚說：“人類最古老的迫切願望之一就是消滅貧窮。所謂貧窮，我指的是營養不足、挨凍受餓、害怕失業、沒有受教育的機會等等。今天的美國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要接近於消滅貧窮。美國已經沒有任何貧民救濟所。我們雖然還不能說已經消滅貧窮，但隻要上帝繼續伸以援助之手，我們不久就可以達到這個崇高的目標。我們可以展望未來，每一個美國家庭的汽車庫中都將有兩輛福特汽車，每一個美國家庭的蒸鍋中天天都將有一隻肥雞。”
胡佛吹噓繁榮的言論大大刺激了人們去搶購代表著繁榮的股票。千百萬的中產階級及工農也關心起股票市場來了。幾乎每一次買進都意味著利潤，越來越多的人都跟隨著大投資家和職業性的證券投機商進入了股票市場。雖然這些新的購買者有許多都把自己看成是投資者而不是賭博者，但這對於股票價格所發生的影響卻是一樣的。千百萬個新買戶的湧入證券市場增加了對股票的需求，提高了價格。按照傳統現象，商業公司隻有在需要額外資本時才發行股票。可是，在這個時期，新的證券好像肥皂泡那樣地被製造出來，理由不外乎是：發行和出售它們都是有利可圖的。
工業、公用事業、鐵路和銀行都趕忙印刷新的債券去適應難以滿足的需要，或是把原先的股票加以分割，使它們更容易賣出。從1925年1月到1929年10月，在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從4億股增加到了10億股。結果是投機之風增加到令人難以相信的程度，股票的賣價比賬麵價值高出3倍到20倍。成千上萬的人們都對自己的正當業務失去了興趣，為的是要集中精力去進行投機，股票交易頓時成了家家戶戶的主要話題。
終結可能隻有一個，高峰在1929年10月29日來到了。這個星期二的上午10點鍾，紐約證券交易所大廳裏的大鑼剛剛響過不久，劇烈的風波就突然發生了。大批的股票持有者湧到市場上來，不計價格地拋售。出售的不僅是無數小企業的股票，而且也有大企業的股票。交易所的情況十分混亂，開盤後半小時內，交易量就達300萬股；12點鍾時，超過了800萬股；1點半鍾時，超過了1200萬股；當停止交易的大鑼敲響時，這一天的瘋狂交易以1640萬股的曆史最高紀錄而收盤。50種主要股票的平均價格下跌了40檔。
這種暴跌再也沒有恢複過來，到胡佛下台時為止，30種主要工業股票價格從平均每股364元跌至62元。20種主要公用事業的股票從平均每股364元跌至62元。20種鐵路股票從180元跌至28元。當股票市場跌至最低點時，消失的金額約有740億元，也就是1929年9月時價值的5/6.同一時期，工商企業關門的有50%；就業人數下降了50%；工資總支出下降了60%。
美國城市中擠滿了乞丐和麵黃肌瘦的男女老少。他們在晚上就擠在門前、小胡同中或地窖中。他們在垃圾堆中搜尋殘餘的食物。各地都有長長的饑民隊伍。無數工人自這家走到那家，自這店走到那店，狼狽地尋求工作。他們不論性質，不論工資，隻求養活一家老少。有一位記者描寫道：“我看見有50來個大人和小孩，在為一桶垃圾而爭吵，這是一個餐館後門的一個垃圾桶。我們美國人已像餓狗似的為爭食而打架了。”
在每一州的大城市中，到處可以看到齷齪的，用油紙、木箱板、洋鐵皮搭成的小棚子。這種棚子裏住著成千的、破產的、無家可歸的美國家庭。在華盛頓，這種風景尤其突出，人們給它起了一個名字，叫作“胡佛村”，作為對胡佛總統的感謝。
在來勢凶猛的經濟危機麵前，信奉放任主義哲學的胡佛迫於經濟的嚴峻形勢和來自公眾的強烈呼聲，不得不突破自由放任的一些金科玉律，采取一些臨時措施來幹預經濟，應付危機。
為了對付日益嚴重的失業問題，胡佛於1930年10月建立起了聯邦緊急就業委員會，1931年又以聯邦失業救濟局取而代之。但實際上，這些聯邦救濟機構有名無實，並未真正承擔起救濟任務。根據胡佛的意願，它不過是幫助籌集資金的機構。實際的救濟任務，依然由私人慈善機構和州、地方政府來承擔，而這些機構的資金不足，許多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幾近耗盡，根本無力承擔任何救濟任務。因此，盡管胡佛不斷要求地方政府和私人機構擔負起救濟的責任，但在胡佛任內，聯邦救濟始終是一句冠冕堂皇的空話。
為了彌補私人投資的不足，胡佛於1930年12月提出了一項舉辦公共工程，“改善水路、港口、洪災控製、公共建築、公路和航運的最偉大的計劃”，要求國會撥款1億—1.5億美元“在這種緊急時刻提供進一步的就業機會”。盡管國會立即對此作出響應，於12月20日授權總統將1.16億美元用於對付失業問題，然而，麵對當時的700萬失業人口，這1.16億美元不過是杯水車薪而已。
美國的農業在20世紀20年代初以來的經濟繁榮中一直處在產品過剩、價格下跌的農業危機中，盡管聯邦政府頒布了幾個關稅法來保護農產品不受進口農產品的競爭威脅，並頒布了一些法律來為農場主提供低息貸款，但對農業困境的改善沒有起多大作用。胡佛對於農業問題的基本觀念是：“農業應該由它自己的成員來控製，由他們來組織進行它自己的經濟鬥爭，並決定它自己的命運。”“政府的機構不應從事農產品的購買、銷售及固定價格的活動，因為這些行動隻能導致官僚主義和控製。”在這種觀念的指導下，他敦促國會於1929年6月通過了《農產品銷售法》。這個胡佛式的法案規定建立聯邦農業局，該局再利用5億美元的借貸資金來幫助農場主建立全國範圍的銷售合作社和農產品價格穩定公司。農產品的具體銷售活動和價格的維持則由這些農場主的自助機構去進行。農場主自助機構無權強製限製生產，隻能通過自願行動或說服來追求自己的目標。
在實踐過程中，這些農民自助性質的合作機構成立之初，曾通過大規模的銷售活動幫助貯存和處理了不少的剩餘農產品，對農產品價格的暫時穩定起了很大的作用。然而，由於這些組織無權限製生產，而說服又不總是見效，因此，剩餘農產品從1930年到1931年非但不見減少，反而越積越多，農產品價格也由此一跌再跌。小麥從1929年每蒲式耳平均1.04美元跌至1932年的0.3—0.39美元之間；棉花價格每磅從0.17美元跌到0.05美元，甚至低於生產成本。胡佛的農業反危機措施終於失敗。
胡佛在幹預經濟上走得最遠的一項措施也許應該算是在金融方麵的，即1932年1月建立的複興金融公司。這是按照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戰時金融公司的模式建立起來的聯邦政府的信貸公司，其主要目的是為了向瀕臨破產的銀行、保險公司等金融機構和鐵路（因為銀行擁有大部分鐵路債券）提供緊急貸款，以維持風雨飄搖的金融體係。該公司原始資本是財政部認捐的5億美元，並且擁有另借15億美元資本的法定權利。後來的幾項法律（如1932年7月的《緊急救濟和建築法》、《聯邦住宅貸款法》等）又多次擴大了它的資本授權額，到1932年7月，該公司的資本授權額已達38億美元。到1932年年底，它實際貸款額為23億美元，其中絕大部分提供給了銀行，對延緩這些銀行的倒閉和國家信貸機構的破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這個胡佛時期所建立的最重要的反危機機構本應發揮更大的作用，但從該公司的實際運作效果來看，卻因為胡佛本人以及國會為它設置的種種限製而遠沒有達到重建和複興經濟的目的。例如，1932年7月，國會撥款3億美元支持各州和地方政府的貧困救濟計劃。這筆撥款本來就太少，卻又規定通過複興金融公司以貸款方式發放。處於普遍的財政困境中的地方政府擔心無力償還而不願接受，複興金融公司也害怕貸款無法收回而處處謹慎小心，致使這3億美元的緊急款項撥出後10周才用了0.35億美元。而此時，公眾的貧困狀況正日益嚴重，迫切需要切實有效的聯邦救濟。此外，複興金融公司向銀行係統發放的20億美元貸款也未能阻止國家信貸機構的破產。由於公眾已對銀行失去了信任，擠兌風潮吹遍全國。到1933年3月4日胡佛下台時，除哥倫比亞特區外，全國有23個州停止了銀行的支付或僅允許銀行在特殊的管理下進行“營業”。事實上，整個國家的金融信貸體係已陷於崩潰。
胡佛的反危機措施終以徹底失敗而告終。
胡佛最不得人心的一件事就是鎮壓了退伍軍人的請願行動。在經濟大蕭條之下，成百上千的退伍軍人前往華盛頓，在波多馬克河畔安營紮寨，要求政府發放救濟金。胡佛卻下令當時的陸軍參謀長麥克阿瑟帶軍隊前往驅散請願者，製造了一場醜劇。
理所當然地，在1932年的大選中，胡佛被民主黨候選人羅斯福輕易地趕下了台。胡佛從此一直懷恨羅斯福，因為羅斯福在競選中說他對經濟大衰退毫無作為。因此，在羅斯福當政的12年內，胡佛一直坐了冷板凳。
杜魯門上台後，他又被錄用。杜魯門派他到歐洲去調查戰後情況，他為此寫了一個報告，這個報告成了馬歇爾計劃的基礎，他一直活到91歲，於1964年病逝。
他最有名的哲學就是“倔強的個人主義”。他這樣寫道：
個人奮鬥是三個世紀以來美國文化的基本動力。在這三個世紀中為美國的政治、經濟、思想等各方麵的製度提供動力的就是我們這種個人奮鬥。它證明了它有能力在不同的情況下發展我們的各種製度。任何生產，不管是腦力的生產還是體力的生產，都出於個人的動力，所以個人才是全社會的基礎。社會的進步也依賴個人。
美國的開國者就是我們個人奮鬥的標準體現。我們的個人奮鬥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克服自然中成長的。但開拓的日子並未終結，因為除土地的大陸外，還有各種人類幸福的大陸有待開發。而在這些人類幸福大陸上，我們今日僅僅占領其一座橋頭堡而已。要深入者尚何止千裏萬裏。美國個人奮鬥的公式就是機會均等和公平，這是美國取得成功之道。
破壞個人奮鬥決不能使我們得救，我們今天需要的是穩步擴大和提高個人奮鬥。足以破壞我們的倒不是我們自己的某些失敗，而是某些社會不良勢力。他們認為：一切改良和進步必須來自政府。他們不了解個人奮鬥，也不了解美國。
我們經濟生活、社會生活中的失敗和問題是能夠糾正過來的。人類到達最後美境的道路還很遙遠、很遙遠，但隻要我們保持我們的個人奮鬥，保持我國人民的首創精神，我們美國人肯定可以不斷向前邁進。隻要我們堅信個人的才智、品德、勇氣和創造性，我們必能向前邁進。隻要使每一個美國人都能保持美國所以立國的美國精神，我們就可以邁進。立足於此，我們這一代人就能建立一個無愧於我們自己的社會製度，一個使我們後代子孫引以為榮的社會製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