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艾比蓋爾·亞當斯
艾比蓋爾·亞當斯有一位出色的丈夫，那就是第二任美國總統約翰·亞當斯，她還有一位出色的兒子，那就是第六任美國總統約翰·昆西·亞當斯。但艾比蓋爾之所以有名，並不是由於她的丈夫，也不是由於她的兒子，而是由於她自己。
曆史學家們認為，在她同時代的美國婦女中，沒有一個能比得上她的。
1744年11月11日，艾比蓋爾出生於波士頓，說得更精確一些是波士頓東南的小鎮韋莫斯。他父親是當地的一名牧師。她家算是波士頓地區的一個望族。
艾比蓋爾·亞當斯
當時美國也是重男輕女。女子都是不上學的，其實也沒有女子學校可上。艾比蓋爾的3R教育（即讀、寫、算）是由她父母親和祖父母完成的。不過畢竟是非正式的，她沒有係統地學過語法，所以她在文章中常有不少的語法錯誤和拚寫錯誤。據她自己說，她稍大後就靠查字典獨自進行閱讀，因為她爸爸有一個家庭圖書館。由於她的聰明敏慧和勤學不輟，後來終於成了一名“寫信家”。
中國的魯迅與許廣平有膾炙人口的《兩地書》。《兩地書》的成因有二：一是夫妻兩人常常因工作隔地而居；一是夫妻兩人都是喜歡寫信而且確是寫信的能手。艾比蓋爾和她的丈夫就是屬於這一類型的。他們兩人留下了上千封信，成了美國曆史的珍品。從這些信中，人們窺見了真實可愛的亞當斯夫妻。
艾比蓋爾做姑娘時喜歡讀詩，她熟悉了這樣一首小詩：上帝試用男人的骨頭，
造出一個美麗的溫柔。
他沒有擇取頭顱骨頭，
怕她會騎上男人肩頭。
也沒有使用腳上骨頭，
以免重擔壓壞了嬌柔。
他隻挑心髒附近骨頭，
為的她永靠在他心頭。
從這首詩中她體味到，女人的最大幸福就是嫁一位如意郎君，她決心要這樣。
約翰·亞當斯是艾比蓋爾姐夫的朋友。他到史密斯家做客，認識了艾比蓋爾，並產生了愛情。當時史密斯家算是波士頓的望族，而亞當斯隻是一位不起眼的窮律師，媽媽不願意女兒嫁給這位窮律師。但愛情之火是撲不滅的，由於女兒的堅持，有情人終成眷屬。他倆於1764年10月25日在韋莫斯舉行了婚禮。
從這一對夫妻，產生了曆史上有名的“亞當斯家族”。
當大陸會議討論訂新法典時，艾比蓋爾寫信給丈夫說，關於“未來的新法典，我認為你們有必要做我希望你們能做的事：不要忘記婦女們。你們應當比你們的祖先更寬大和更有氣度地對待婦女，不要使丈夫握有如此無限的權力。要記住，任何人若有做專製者的可能，他就會成為專製者。如果男人不給婦女以特殊的考慮和照顧，我們將決心發動一場叛變，並將不受任何我們沒有發言權或代表權的法律的約束。男人天生有專製的性質，這是不容置辯的事實，但像你這樣願意過幸福生活的人應當自願地為了那較嬌弱的一方而放棄那個粗魯的家庭主子頭銜。因此，對那些可以在不受懲罰條件下以殘忍和輕蔑態度對待我們的壞蛋和無法無天的人，為什麽不可以剝奪他們的權力呢。人類有史以來任何有頭腦的人都厭惡把婦女作為僅僅是男性的奴隸的風俗習慣。請把我們看作上帝要求你們保護的人，並應當向上帝學習，把那項權力隻用來保障我們的幸福”。
1776年5月7日，艾比蓋爾在給亞當斯的回信中支持丈夫的愛國主義思想。她寫道：
來信說，我們的國家是第二位上帝，是第一位和最偉大的父親。它的地位除了上帝以外應居於父母、妻子、孩子、朋友及一切事物之上。因為如果我們的國家死了，那我們就不可能救活任何一個個人，正如同整個手臂斷了，就不可能保住任何一個手指頭一樣！為此，我願意壓製我的一切願望，忍下我的任何抱怨，甘心與我的心上人作痛苦的離別。
關於國家的格言是：權力和自由一如熱和濕，如果兩者混合得好，一切都會繁榮；如果不能配合，它們就會起破壞作用。本殖民地非常需要一個更為穩定的政府。人們現在就想從大陸會議得到這樣的政府。我前麵引用了一條格言，現在我願再添上一條：如果人民把國王推倒了，人民還仍然是人民；但如果國王失去了人民，國王就再不能成國王了。這肯定就是我們今天的局麵，那麽，為什麽你們不用決定性的語氣向全世界宣布你們自己的重要地位呢？難道我們願意讓別的國家嘲笑我們長期舉棋不定不敢說出這樣一個字嗎？
請注意，此信寫於5月7日，離7月4日（獨立日）還遠，但艾比蓋爾要求獨立的心已表述得如此鮮明而中肯，豈非巾幗勝於須眉乎？
更可貴的是，艾比蓋爾在同一信中向她親愛的丈夫就夫權提出了義正詞嚴的抗議：我認為你們對婦女的態度是不夠寬大的，因為你們一方麵宣稱對人應和平和友好，要解放所有民族，同時你們又堅持要維持對妻子的絕對權力。但是你們必須看到，專斷的權力是和其他堅硬物體差不多的，它們非常容易斷裂。盡管你們有各種各樣聰明的法律和格言，我們仍有力量做到解放自己並製服我們的主子，我們可以不用暴力把你們的天然權威和法律權威踩在我們的腳下。
1778年6月30日，艾比蓋爾進一步提出婦女教育問題：
在我國，人人都可看出，婦女的教育是多麽的受忽視。人們怎樣地嘲笑婦女的學習活動。我算是幸運的，因為我的夫君是一位較具寬大胸懷和情操的人。
最近我讀了一篇有關的文章，不能不多說幾句，該文作者說，如果我們把婦女當作敵人，我們就應當讓她們擁有我們自己所使用的武器。否則，這是男人的怯懦。如果我們把婦女當作朋友，那麽，剝奪她們的受良好教育的權利就成了一種不人道的暴君行為了，而這種教育本可使她們成為我們更好的伴侶。
上帝並沒有虧待婦女。她們的感官與我們一樣敏銳，她們的理智與我們一樣敏感，她們的判斷與我們一樣可靠。若在這些本性之外再能加上教育，她們將可成為多麽恭讓和可愛的人啊。我們用不著害怕由於我們讓她們通過學習改進她們的天生才能就會使我們削弱對她們占優勢的帝國。
艾比蓋爾也是一名反對種族歧視的勇將。曾有這樣一個故事：
她住進華盛頓白宮後，認識一個黑人小孩叫詹姆斯。艾比蓋爾把他送到學校接受教育。不久，鄰居凡克森先生來拜訪艾比蓋爾並說，如果詹姆斯繼續留在學校，其他的孩子就要退學。
“凡克森先生，這個小孩做錯了嗎？”
“不，不是這個原因，隻是……”
“哦，他們不反對和詹姆斯一起去教堂，為什麽會反對他去學校？”
“不是我反對，是其他人。”
“其他人？如果是其他人，為什麽他們不來？”
這個不知所措的凡克森不得不站在美國總統夫人麵前聽她發表關於美國精神的述說：
“這是在攻擊每個人都應該被賦予的自由和平等的原則，一項平等的權利。作為一個自由人，詹姆斯擁有和其他人一樣平等的權利，黑色皮膚並不能成為阻止他進入學校的理由。”
1780年1月19日，艾比蓋爾給兒子寫了這樣一封信：
當今的時代是天才們所盼望的時代。風平浪靜的生活，無憂無愁的安樂，是不能產生偉大人物的。如果西賽羅沒有為卡蒂林·密洛和馬克·安東尼的暴政所刺激，他就不可能成為如此光彩耀人的演說家。隻有在與困難鬥爭之中才能養成堅強偉大的心。所有曆史都會證明這一點。智慧和毅力總是經驗的產物而不是安樂和消閑的產物。
偉大的需要會呼喚出偉大的人品。當思想的層次提高而外界環境又不斷推動其思考，那麽，本來會酣睡的那種品格就會警醒起來而發展成英雄，發展成偉大的政治家。
戰爭、暴政、劫難都是上帝的懲罰，這本來是壞事。但你今日能目睹你自己的國家遭受如此命運，這是你的幸運。更幸運的是你恰巧是為保衛自由而起來作光榮戰鬥的人民中之一員。這人民在盟國幫助之下，在上帝幫助之下，將把這種高尚的遺產傳給萬代萬世。
更值得一提的是，艾比蓋爾每每在關鍵時刻給她丈夫以政治支持。1776年7月14日，她寫信給丈夫說：昨天收到你7月3日和4日的信，不管你的信談什麽題目，都是我所愛讀的，但這兩信中所表示的有關我們國家的未來幸福和光榮，更使我感到高興不已。
想到我的一位親人有幸投身於其中任一主要角色，為未來的國家偉大前程奠下基礎，實不勝欣慰，謹希望我們的新憲法（指《邦聯條款》）的基礎能體現公平、正義和真理，願它像智者蓋屋一樣，建立在岩石之上，風吹雨打都不會傾倒。
1778年5月18日，她在信中寫道：盡管日子很困難，盡管這個戰爭很殘酷，盡管我因此而與我生命中最親愛的人別離，我也絕不願意以我的國家去交換印度的所有財富，也絕不願意使我這個普通美國人去變成任何別的國家的皇後或女王。我的靈魂深處不要求任何風頭和權力，隻要擁有我的親愛的伴侶的最溫柔的感情，我就感到我已享有人世間所能有的最大幸福了。
盡管我必須為國家作出犧牲，即離別之苦。我仍為這種犧牲而感到光榮，並為我是這樣一個人的妻子而感到高興——一個無愧於人們所信托予他的重要任務的可尊敬的人。
英國提出了它所謂的調停計劃，但這隻不過是增加了它對我們的侮辱而已。我從心靈深處鄙視它的卑鄙。英國早已喪失使它足稱泱泱大國的品質。它正為它的罪行遭受人們的譴責。
亞當斯在求愛時期就十分傾倒艾比蓋爾的才華，他有這樣的一封信：
你一直柔和地溫暖著我的心，你不僅將恢複我身體的健康和心靈的均衡，而且也將恢複我的與人為善之心。你將改善和提高我的生活誌趣和生活方式，排除我天性中的一切不文明和不合天意的因素，並將幫助我養成這樣一種好脾氣，使我能夠既保持百分之百的坦率而又能迅速辨明是非。他們結婚不久，亞當斯就因參加革命，常常不在家而隻能靠魚雁傳情。
1776年9月，艾比蓋爾獲悉丈夫將由費城去紐約同英方談判，甚為擔心，她寫道：有人說通訊將被切斷，還說你將回不來了。有些人是懷著惡意的，巴不得能幸災樂禍，你知道，我是嚇不倒的。我盡量不計較這類的胡話，盡管出現了這一切鬼話，我仍與以前一樣睡得又香又甜。但這是真的：我在每夜閉上眼睛之前總要看一眼費城；在每天早上睜開眼睛時，第一眼看的也是費城。
但更富感情的是如下的信：
過去三天中我幾乎完完全全和你在一起，由於天氣惡劣，沒有任何人來看我，我就關起門來讀你的來信。
我把自己關在閣樓內讀我不在身邊的朋友（當時英國間諜經常在途中劫取或偷取信件，所以亞當斯夫婦在通訊中都用了假名，亞當斯稱夫人為波蒂亞，夫人稱亞當斯為朋友）的信並思念我的不在身邊的朋友，我的感情很複雜，有時有痛苦，有時有高興。但我的心髒始終隨著一種愉快的念頭而跳動，而且還隨著我心底所蘊藏的對你的至純之情而跳動，以至於我的整個心靈完全融化在甜蜜之中而使我的鋼筆自然地脫手落地。
當想到我擁有一顆與我同樣熱烈溫柔的心時，我感到多麽愉快啊。
亞當斯給妻子的信也同樣富有感情和風趣，1783年1月29日，他在信中說：如果我沒有錯判你的個性的話，你絕不是一個僅僅依靠歡樂和表麵成就就可以使你感到幸福的人，能使你感到幸福的必須是一個能思想的人，一個能為別人幸福著想而且懂得別人感情的人。一個必須能騎快馬奔馳500英裏而且越過葛爾夫（海灣）暖流而心不跳脈不急的人。
我希望並祝願能在一切事情上得到你的指導。我最後向你保證，當我簽上“你的永遠的”幾個字的時候，我心中的感情是絕非筆墨所能形容的。
1783年8月14日亞當斯從巴黎發出的信中說：
我接到了5月7日和6月20日的信，已有很長時間沒有接到你的信了，這兩封信真的成了無價之寶，我往往從你的信中比從其他人的信中獲得多得多的國內政治情況。
那時，亞當斯和李及富蘭克林組成三人委員會，負責對英談判，他寫道：
我覺得我們這個委員會的工作若沒有我在跑龍套的話，恐怕什麽事也做不了。我的兩位同仁在任何問題上都不能取得一致意見。富蘭克林博士從早到晚過的是放蕩的生活。我從來沒有機會在早餐以前與他碰頭，而這正是閱讀信件、文件和討論問題作出決定的最佳時間。他的早餐時間是很晚的。他一吃完早飯就有一大群客人雲集而至，各色人等都有。有哲學家、研究員、經濟學家以及一些文人騷客，後者是來翻譯他的著作的，從《窮理查德的曆書》到其他種種。但最多的卻是婦女和小孩，他們是因崇敬而來拜會富蘭克林的。這一切要拖到午餐換裝為止。然後，他必須換衣服去外頭下館子，因為天天有人邀他下館子，而他從來不拒絕，除非我們三人事先已有吃飯的約定。我也時常被邀請，我不得不有時以托辭對付之，如說，我需要學法文和需要看文件等等。
富蘭克林先生衣袋中老有一個日記本，記上所有的吃飯約會。查爾斯·李對我說，富先生唯有在這件事上非常準時。法國人的習慣是1至2點用午餐。李每天到我公館來商討事務，但我們很少能找富來一同議事，日常由我擬稿，由李和我倆人先簽字，然後我老要等上好幾天，才能找到富簽字。因為富吃完午餐後就去劇院，或去哲學家協會，但更多的是去回拜女士朋友，在用完午茶後，就有晚餐，那兒有說有笑有音樂有歡樂，大概要待到10點。他通常在9點到12點間回家。
可能這種生活有助於他的長壽康樂。他已是近80歲的人了，對他的高壽我自當尊重。如果我每天能跟他接近幾分鍾聽聽他對辦事的意見，我是很願意做抄抄寫寫的事務性工作或跑龍套的，但我竟很難獲得這樣的機會。我所能做的就是請他在已擬好的文件上簽名。的確，他很少拒絕簽名，不過，有好幾次曾拖了一些時候。
1784年7月26日，亞當斯從海牙發出的信說：你的23日來信使我成了地球上最快樂的人，今天我忽然覺得比昨天年輕了20歲。
許多曆史學家都認為，沒有艾比蓋爾就不可能有約翰·亞當斯。亞當斯的事業是他們夫妻兩人所共同創造的。艾比蓋爾在晚年，也就是1809年，曾寫信給她妹妹說：“任何一個男人如果沒有他妻子的協力合作，就不可能完成偉大事業。因此，我們必須讓我們的女兒們和孫女兒們接受教育，使她們合格地擔負起在家庭中應負的職責。我認為每一個美國妻子都應懂得如何管理家務，處理家政，教育子女。上帝就是為此而為男人創造女人的。如果為妻者不能做到這一點，就有違上帝造女人的宗旨。”
她還說：“毫無疑問，一名受良好教育的女人，懂得自己本性和尊嚴的女性，更會做到盡其天職，並取得一位開明丈夫的終身不衰的愛撫，而一名未受教育的婦女就較難做到這點。”
在他們夫妻50周年金婚禮上，艾比蓋爾說：“在半個世紀之後，我可以說，如果我再度年輕，讓我選擇，我的選擇將仍然不變。”她勸告她的孫女兒們和孫侄女兒們：選擇必須謹慎，一旦擲下骰子，就不能後退，直到死亡。
艾比蓋爾病逝於1818年10月28日，她看到了自己的兒子當上了國務卿，但沒有能看到他當總統。昆西對自己的媽媽做了這樣一句評語：“她的榜樣洗盡了曆來人們所加在女性身上的一切不實的誹謗之詞。”
他還說：“我母親……的行動表明，她是給全人類帶來幸福的使者……她的心中隻有善良和慈愛。她內心很堅強，但是她的脾氣又很和善、很溫柔。她……對我來說不僅僅是個母親，而且是天上的一個精靈，守護著我，為我能過上舒適的生活而奉獻了自己，而我僅僅是意識到了她的存在……我從來沒見過還有誰能像她這樣，一生永久的目標就是不斷地做好事。”
波士頓的《哥倫比亞哨兵報》對艾比蓋爾的逝世表示了哀悼，並強調說她在丈夫從政期間對他的事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由此對國家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報紙的訃告沒有絲毫溢美之詞，對她美德的評價也沒有任何誇張之處：她生命中的每一刻都在享受著丈夫無限的信任和深情厚意，一直都能與丈夫交流大部分想法。從一方麵來看，她是個賢妻良母，思維敏捷而又友善和藹，她在處理各方麵家庭事務過程中獲得了一整套完整的經驗，使她基本上能夠把亞當斯完全從家庭瑣事中解放出來，讓他安心工作；從另一方麵來看，她又是他的朋友，他很樂於與她商議公務中的每個疑難問題；她與他進行的討論總會融入她性格中那種令人愉快的和諧因素，這種和諧是直覺判斷帶著絕對的謹慎，和解精神帶著符合她身份和性別的精細優雅。無論生活中經曆的是暴風雨還是平靜的海麵，他都一直信任和崇敬她的美德。
曆史學家們認為，在她同時代的美國婦女中，沒有一個能比得上她的。
1744年11月11日，艾比蓋爾出生於波士頓，說得更精確一些是波士頓東南的小鎮韋莫斯。他父親是當地的一名牧師。她家算是波士頓地區的一個望族。
艾比蓋爾·亞當斯
當時美國也是重男輕女。女子都是不上學的，其實也沒有女子學校可上。艾比蓋爾的3R教育（即讀、寫、算）是由她父母親和祖父母完成的。不過畢竟是非正式的，她沒有係統地學過語法，所以她在文章中常有不少的語法錯誤和拚寫錯誤。據她自己說，她稍大後就靠查字典獨自進行閱讀，因為她爸爸有一個家庭圖書館。由於她的聰明敏慧和勤學不輟，後來終於成了一名“寫信家”。
中國的魯迅與許廣平有膾炙人口的《兩地書》。《兩地書》的成因有二：一是夫妻兩人常常因工作隔地而居；一是夫妻兩人都是喜歡寫信而且確是寫信的能手。艾比蓋爾和她的丈夫就是屬於這一類型的。他們兩人留下了上千封信，成了美國曆史的珍品。從這些信中，人們窺見了真實可愛的亞當斯夫妻。
艾比蓋爾做姑娘時喜歡讀詩，她熟悉了這樣一首小詩：上帝試用男人的骨頭，
造出一個美麗的溫柔。
他沒有擇取頭顱骨頭，
怕她會騎上男人肩頭。
也沒有使用腳上骨頭，
以免重擔壓壞了嬌柔。
他隻挑心髒附近骨頭，
為的她永靠在他心頭。
從這首詩中她體味到，女人的最大幸福就是嫁一位如意郎君，她決心要這樣。
約翰·亞當斯是艾比蓋爾姐夫的朋友。他到史密斯家做客，認識了艾比蓋爾，並產生了愛情。當時史密斯家算是波士頓的望族，而亞當斯隻是一位不起眼的窮律師，媽媽不願意女兒嫁給這位窮律師。但愛情之火是撲不滅的，由於女兒的堅持，有情人終成眷屬。他倆於1764年10月25日在韋莫斯舉行了婚禮。
從這一對夫妻，產生了曆史上有名的“亞當斯家族”。
當大陸會議討論訂新法典時，艾比蓋爾寫信給丈夫說，關於“未來的新法典，我認為你們有必要做我希望你們能做的事：不要忘記婦女們。你們應當比你們的祖先更寬大和更有氣度地對待婦女，不要使丈夫握有如此無限的權力。要記住，任何人若有做專製者的可能，他就會成為專製者。如果男人不給婦女以特殊的考慮和照顧，我們將決心發動一場叛變，並將不受任何我們沒有發言權或代表權的法律的約束。男人天生有專製的性質，這是不容置辯的事實，但像你這樣願意過幸福生活的人應當自願地為了那較嬌弱的一方而放棄那個粗魯的家庭主子頭銜。因此，對那些可以在不受懲罰條件下以殘忍和輕蔑態度對待我們的壞蛋和無法無天的人，為什麽不可以剝奪他們的權力呢。人類有史以來任何有頭腦的人都厭惡把婦女作為僅僅是男性的奴隸的風俗習慣。請把我們看作上帝要求你們保護的人，並應當向上帝學習，把那項權力隻用來保障我們的幸福”。
1776年5月7日，艾比蓋爾在給亞當斯的回信中支持丈夫的愛國主義思想。她寫道：
來信說，我們的國家是第二位上帝，是第一位和最偉大的父親。它的地位除了上帝以外應居於父母、妻子、孩子、朋友及一切事物之上。因為如果我們的國家死了，那我們就不可能救活任何一個個人，正如同整個手臂斷了，就不可能保住任何一個手指頭一樣！為此，我願意壓製我的一切願望，忍下我的任何抱怨，甘心與我的心上人作痛苦的離別。
關於國家的格言是：權力和自由一如熱和濕，如果兩者混合得好，一切都會繁榮；如果不能配合，它們就會起破壞作用。本殖民地非常需要一個更為穩定的政府。人們現在就想從大陸會議得到這樣的政府。我前麵引用了一條格言，現在我願再添上一條：如果人民把國王推倒了，人民還仍然是人民；但如果國王失去了人民，國王就再不能成國王了。這肯定就是我們今天的局麵，那麽，為什麽你們不用決定性的語氣向全世界宣布你們自己的重要地位呢？難道我們願意讓別的國家嘲笑我們長期舉棋不定不敢說出這樣一個字嗎？
請注意，此信寫於5月7日，離7月4日（獨立日）還遠，但艾比蓋爾要求獨立的心已表述得如此鮮明而中肯，豈非巾幗勝於須眉乎？
更可貴的是，艾比蓋爾在同一信中向她親愛的丈夫就夫權提出了義正詞嚴的抗議：我認為你們對婦女的態度是不夠寬大的，因為你們一方麵宣稱對人應和平和友好，要解放所有民族，同時你們又堅持要維持對妻子的絕對權力。但是你們必須看到，專斷的權力是和其他堅硬物體差不多的，它們非常容易斷裂。盡管你們有各種各樣聰明的法律和格言，我們仍有力量做到解放自己並製服我們的主子，我們可以不用暴力把你們的天然權威和法律權威踩在我們的腳下。
1778年6月30日，艾比蓋爾進一步提出婦女教育問題：
在我國，人人都可看出，婦女的教育是多麽的受忽視。人們怎樣地嘲笑婦女的學習活動。我算是幸運的，因為我的夫君是一位較具寬大胸懷和情操的人。
最近我讀了一篇有關的文章，不能不多說幾句，該文作者說，如果我們把婦女當作敵人，我們就應當讓她們擁有我們自己所使用的武器。否則，這是男人的怯懦。如果我們把婦女當作朋友，那麽，剝奪她們的受良好教育的權利就成了一種不人道的暴君行為了，而這種教育本可使她們成為我們更好的伴侶。
上帝並沒有虧待婦女。她們的感官與我們一樣敏銳，她們的理智與我們一樣敏感，她們的判斷與我們一樣可靠。若在這些本性之外再能加上教育，她們將可成為多麽恭讓和可愛的人啊。我們用不著害怕由於我們讓她們通過學習改進她們的天生才能就會使我們削弱對她們占優勢的帝國。
艾比蓋爾也是一名反對種族歧視的勇將。曾有這樣一個故事：
她住進華盛頓白宮後，認識一個黑人小孩叫詹姆斯。艾比蓋爾把他送到學校接受教育。不久，鄰居凡克森先生來拜訪艾比蓋爾並說，如果詹姆斯繼續留在學校，其他的孩子就要退學。
“凡克森先生，這個小孩做錯了嗎？”
“不，不是這個原因，隻是……”
“哦，他們不反對和詹姆斯一起去教堂，為什麽會反對他去學校？”
“不是我反對，是其他人。”
“其他人？如果是其他人，為什麽他們不來？”
這個不知所措的凡克森不得不站在美國總統夫人麵前聽她發表關於美國精神的述說：
“這是在攻擊每個人都應該被賦予的自由和平等的原則，一項平等的權利。作為一個自由人，詹姆斯擁有和其他人一樣平等的權利，黑色皮膚並不能成為阻止他進入學校的理由。”
1780年1月19日，艾比蓋爾給兒子寫了這樣一封信：
當今的時代是天才們所盼望的時代。風平浪靜的生活，無憂無愁的安樂，是不能產生偉大人物的。如果西賽羅沒有為卡蒂林·密洛和馬克·安東尼的暴政所刺激，他就不可能成為如此光彩耀人的演說家。隻有在與困難鬥爭之中才能養成堅強偉大的心。所有曆史都會證明這一點。智慧和毅力總是經驗的產物而不是安樂和消閑的產物。
偉大的需要會呼喚出偉大的人品。當思想的層次提高而外界環境又不斷推動其思考，那麽，本來會酣睡的那種品格就會警醒起來而發展成英雄，發展成偉大的政治家。
戰爭、暴政、劫難都是上帝的懲罰，這本來是壞事。但你今日能目睹你自己的國家遭受如此命運，這是你的幸運。更幸運的是你恰巧是為保衛自由而起來作光榮戰鬥的人民中之一員。這人民在盟國幫助之下，在上帝幫助之下，將把這種高尚的遺產傳給萬代萬世。
更值得一提的是，艾比蓋爾每每在關鍵時刻給她丈夫以政治支持。1776年7月14日，她寫信給丈夫說：昨天收到你7月3日和4日的信，不管你的信談什麽題目，都是我所愛讀的，但這兩信中所表示的有關我們國家的未來幸福和光榮，更使我感到高興不已。
想到我的一位親人有幸投身於其中任一主要角色，為未來的國家偉大前程奠下基礎，實不勝欣慰，謹希望我們的新憲法（指《邦聯條款》）的基礎能體現公平、正義和真理，願它像智者蓋屋一樣，建立在岩石之上，風吹雨打都不會傾倒。
1778年5月18日，她在信中寫道：盡管日子很困難，盡管這個戰爭很殘酷，盡管我因此而與我生命中最親愛的人別離，我也絕不願意以我的國家去交換印度的所有財富，也絕不願意使我這個普通美國人去變成任何別的國家的皇後或女王。我的靈魂深處不要求任何風頭和權力，隻要擁有我的親愛的伴侶的最溫柔的感情，我就感到我已享有人世間所能有的最大幸福了。
盡管我必須為國家作出犧牲，即離別之苦。我仍為這種犧牲而感到光榮，並為我是這樣一個人的妻子而感到高興——一個無愧於人們所信托予他的重要任務的可尊敬的人。
英國提出了它所謂的調停計劃，但這隻不過是增加了它對我們的侮辱而已。我從心靈深處鄙視它的卑鄙。英國早已喪失使它足稱泱泱大國的品質。它正為它的罪行遭受人們的譴責。
亞當斯在求愛時期就十分傾倒艾比蓋爾的才華，他有這樣的一封信：
你一直柔和地溫暖著我的心，你不僅將恢複我身體的健康和心靈的均衡，而且也將恢複我的與人為善之心。你將改善和提高我的生活誌趣和生活方式，排除我天性中的一切不文明和不合天意的因素，並將幫助我養成這樣一種好脾氣，使我能夠既保持百分之百的坦率而又能迅速辨明是非。他們結婚不久，亞當斯就因參加革命，常常不在家而隻能靠魚雁傳情。
1776年9月，艾比蓋爾獲悉丈夫將由費城去紐約同英方談判，甚為擔心，她寫道：有人說通訊將被切斷，還說你將回不來了。有些人是懷著惡意的，巴不得能幸災樂禍，你知道，我是嚇不倒的。我盡量不計較這類的胡話，盡管出現了這一切鬼話，我仍與以前一樣睡得又香又甜。但這是真的：我在每夜閉上眼睛之前總要看一眼費城；在每天早上睜開眼睛時，第一眼看的也是費城。
但更富感情的是如下的信：
過去三天中我幾乎完完全全和你在一起，由於天氣惡劣，沒有任何人來看我，我就關起門來讀你的來信。
我把自己關在閣樓內讀我不在身邊的朋友（當時英國間諜經常在途中劫取或偷取信件，所以亞當斯夫婦在通訊中都用了假名，亞當斯稱夫人為波蒂亞，夫人稱亞當斯為朋友）的信並思念我的不在身邊的朋友，我的感情很複雜，有時有痛苦，有時有高興。但我的心髒始終隨著一種愉快的念頭而跳動，而且還隨著我心底所蘊藏的對你的至純之情而跳動，以至於我的整個心靈完全融化在甜蜜之中而使我的鋼筆自然地脫手落地。
當想到我擁有一顆與我同樣熱烈溫柔的心時，我感到多麽愉快啊。
亞當斯給妻子的信也同樣富有感情和風趣，1783年1月29日，他在信中說：如果我沒有錯判你的個性的話，你絕不是一個僅僅依靠歡樂和表麵成就就可以使你感到幸福的人，能使你感到幸福的必須是一個能思想的人，一個能為別人幸福著想而且懂得別人感情的人。一個必須能騎快馬奔馳500英裏而且越過葛爾夫（海灣）暖流而心不跳脈不急的人。
我希望並祝願能在一切事情上得到你的指導。我最後向你保證，當我簽上“你的永遠的”幾個字的時候，我心中的感情是絕非筆墨所能形容的。
1783年8月14日亞當斯從巴黎發出的信中說：
我接到了5月7日和6月20日的信，已有很長時間沒有接到你的信了，這兩封信真的成了無價之寶，我往往從你的信中比從其他人的信中獲得多得多的國內政治情況。
那時，亞當斯和李及富蘭克林組成三人委員會，負責對英談判，他寫道：
我覺得我們這個委員會的工作若沒有我在跑龍套的話，恐怕什麽事也做不了。我的兩位同仁在任何問題上都不能取得一致意見。富蘭克林博士從早到晚過的是放蕩的生活。我從來沒有機會在早餐以前與他碰頭，而這正是閱讀信件、文件和討論問題作出決定的最佳時間。他的早餐時間是很晚的。他一吃完早飯就有一大群客人雲集而至，各色人等都有。有哲學家、研究員、經濟學家以及一些文人騷客，後者是來翻譯他的著作的，從《窮理查德的曆書》到其他種種。但最多的卻是婦女和小孩，他們是因崇敬而來拜會富蘭克林的。這一切要拖到午餐換裝為止。然後，他必須換衣服去外頭下館子，因為天天有人邀他下館子，而他從來不拒絕，除非我們三人事先已有吃飯的約定。我也時常被邀請，我不得不有時以托辭對付之，如說，我需要學法文和需要看文件等等。
富蘭克林先生衣袋中老有一個日記本，記上所有的吃飯約會。查爾斯·李對我說，富先生唯有在這件事上非常準時。法國人的習慣是1至2點用午餐。李每天到我公館來商討事務，但我們很少能找富來一同議事，日常由我擬稿，由李和我倆人先簽字，然後我老要等上好幾天，才能找到富簽字。因為富吃完午餐後就去劇院，或去哲學家協會，但更多的是去回拜女士朋友，在用完午茶後，就有晚餐，那兒有說有笑有音樂有歡樂，大概要待到10點。他通常在9點到12點間回家。
可能這種生活有助於他的長壽康樂。他已是近80歲的人了，對他的高壽我自當尊重。如果我每天能跟他接近幾分鍾聽聽他對辦事的意見，我是很願意做抄抄寫寫的事務性工作或跑龍套的，但我竟很難獲得這樣的機會。我所能做的就是請他在已擬好的文件上簽名。的確，他很少拒絕簽名，不過，有好幾次曾拖了一些時候。
1784年7月26日，亞當斯從海牙發出的信說：你的23日來信使我成了地球上最快樂的人，今天我忽然覺得比昨天年輕了20歲。
許多曆史學家都認為，沒有艾比蓋爾就不可能有約翰·亞當斯。亞當斯的事業是他們夫妻兩人所共同創造的。艾比蓋爾在晚年，也就是1809年，曾寫信給她妹妹說：“任何一個男人如果沒有他妻子的協力合作，就不可能完成偉大事業。因此，我們必須讓我們的女兒們和孫女兒們接受教育，使她們合格地擔負起在家庭中應負的職責。我認為每一個美國妻子都應懂得如何管理家務，處理家政，教育子女。上帝就是為此而為男人創造女人的。如果為妻者不能做到這一點，就有違上帝造女人的宗旨。”
她還說：“毫無疑問，一名受良好教育的女人，懂得自己本性和尊嚴的女性，更會做到盡其天職，並取得一位開明丈夫的終身不衰的愛撫，而一名未受教育的婦女就較難做到這點。”
在他們夫妻50周年金婚禮上，艾比蓋爾說：“在半個世紀之後，我可以說，如果我再度年輕，讓我選擇，我的選擇將仍然不變。”她勸告她的孫女兒們和孫侄女兒們：選擇必須謹慎，一旦擲下骰子，就不能後退，直到死亡。
艾比蓋爾病逝於1818年10月28日，她看到了自己的兒子當上了國務卿，但沒有能看到他當總統。昆西對自己的媽媽做了這樣一句評語：“她的榜樣洗盡了曆來人們所加在女性身上的一切不實的誹謗之詞。”
他還說：“我母親……的行動表明，她是給全人類帶來幸福的使者……她的心中隻有善良和慈愛。她內心很堅強，但是她的脾氣又很和善、很溫柔。她……對我來說不僅僅是個母親，而且是天上的一個精靈，守護著我，為我能過上舒適的生活而奉獻了自己，而我僅僅是意識到了她的存在……我從來沒見過還有誰能像她這樣，一生永久的目標就是不斷地做好事。”
波士頓的《哥倫比亞哨兵報》對艾比蓋爾的逝世表示了哀悼，並強調說她在丈夫從政期間對他的事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由此對國家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報紙的訃告沒有絲毫溢美之詞，對她美德的評價也沒有任何誇張之處：她生命中的每一刻都在享受著丈夫無限的信任和深情厚意，一直都能與丈夫交流大部分想法。從一方麵來看，她是個賢妻良母，思維敏捷而又友善和藹，她在處理各方麵家庭事務過程中獲得了一整套完整的經驗，使她基本上能夠把亞當斯完全從家庭瑣事中解放出來，讓他安心工作；從另一方麵來看，她又是他的朋友，他很樂於與她商議公務中的每個疑難問題；她與他進行的討論總會融入她性格中那種令人愉快的和諧因素，這種和諧是直覺判斷帶著絕對的謹慎，和解精神帶著符合她身份和性別的精細優雅。無論生活中經曆的是暴風雨還是平靜的海麵，他都一直信任和崇敬她的美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