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節 維多利亞·伍德赫爾
在美國曆史上還沒有哪一位女性能像維多利亞·伍德赫爾那樣引起如此多的社會新聞和如此大的社會震蕩的。
1870年2月5日，伍德赫爾-克拉夫林公司在布勞德路44號開業。這是美國曆史上第一家女性任經紀人的華爾街股票公司，老板是31歲的維多利亞·伍德赫爾和她24歲的妹妹特乃西·克拉夫林。她們倆人不僅是女性經紀人，而且又是美女經紀人。開門那天，成百上千的男士擁向布勞德路44號，搶著要看兩美女的風采。報紙報道說，“股票也隨著上漲”。
維多利亞·伍德赫爾傳記作家瑪麗·加布裏爾說：隨著華爾街的這個第一外，維多利亞又獲得了好多個第一。她創辦了第一家女性當家的刊物《伍德赫爾-克拉夫林周報》，這家周報是美國第一家刊登《共產黨宣言》英文譯文的報刊。1871年，她成為第一個在美國國會委員會發言的女性。她又是第一個出來競選的女性總統候選人。她還是第一個公開主張“自由性愛”的女人。
有人熱烈地讚揚她，有人死勁地汙蔑她。前者把她稱為“維多利亞女王”，後者把她叫作“撒旦夫人”。
維多利亞到底是什麽人呢？
1838年9月23日，維多利亞生於俄亥俄州的荷枚鎮。她在10個孩子中排行第七。她父親布克·克拉夫林自稱是律師，開設過一家客棧，做過馬匹生意，最後開設了一家磨坊。但磨坊突然失火，女兒曾這樣說：“他突然損失了他的全部財產，像一名乞丐似的癱了下來。許多朋友認為他已成為一個廢人。母親就像母雞一樣衛護她的一群孩子。”
母親安納是一名很迷信的教徒，信神信鬼。她本人是家中的第七個孩子，而維多利亞也是第七個孩子，所以母親特別喜歡她，認為她將來一定有出息。維多利亞從小聽母親講神鬼故事，從而相信自己有通神本能。有一次傍晚，全家赴教堂做禮拜。沒走多遠，維多利亞突然對母親說：我聽到一個聲音說，今夜有小偷光臨我家，我回去看一下門窗。她回家把室內的蠟燭都點燃了。事後得知，當夜真有小偷想偷她家的馬，因看到室內有光，未敢動手。這樣，維多利亞就更確信自己有特異功能了。
她8歲上學，美麗活潑，天資聰明，成績突出，深得老師喜歡。但她在11歲就輟學了，因為她大姐出嫁，要由她在家來看管小弟弟和妹妹。
14歲那年，她突然得了一場大病，似乎不治。但恰巧來了一個走方郎中，名叫坎寧·伍德赫爾。他伺候了她兩個星期，居然治好了她的病。維多利亞一家當然對他心存感激。到獨立紀念日那天，坎寧邀請維多利亞去野餐，她媽媽特地給她買了一雙新鞋。在路上，坎寧自吹自己的父親是法官，薄有財產。最後竟向她求婚。小姑娘毫無經驗，不知如何是好，隻能說這件事要由她父母做主。
接著，坎寧正式向她父母提了這一親事。父母也相信了他的自我介紹，以為他是一個殷實人家。於是，這一位如花美女在14歲的時候就作了一名28歲的江湖騙子的妻子。
當坎寧把妻子帶回老家蒙特季利後，她才發現他不過是一個破落戶，而且是一位有名的酗酒者。但生米已煮成熟飯，無法挽回，隻能聽天由命了。她在自傳中這樣寫道：“我本來認為結婚意味著走進天堂，那裏隻有甜蜜的幸福和純淨的愛。我信以為婚姻是人世間最大的樂事。做丈夫的一定是愛妻子的安琪兒。然而，天啊，我的信念全成了泡沫！殘酷的現實很快粉碎了我的美夢。相反的，我看到我們社會的黑暗，貪婪，肮髒和虛偽。我到處聞到的是一陣陣腐朽的味道。麵對現實情況，我感到震驚莫名，我問我男人，這到底是怎麽一回事？我得到的回答是：‘隨著年齡的增長，你自然地會懂得，無須我教你。’”
維多利亞為坎寧生了兩個孩子。第一個是男孩，外貌長得不錯，但高度弱智，這更使她雪上加霜，倍增痛苦。幸而第二個女孩聰明伶俐，活像母親，使她得到很大安慰。
由於在當地沒有發展，1855年他們到舊金山去碰運氣。坎寧仍然沒有作為，隻靠老婆在一個劇團中任演員維持生計。一天晚上，維多利亞夢見妹妹特乃西要她馬上回家，她認為這是神的號召，第二天就出發，先乘輪船到紐約，然後直奔老家。
當時美國盛行通靈術，或曰招魂術。也就是中國的巫婆和神漢，他們都兼職治病。特乃西已被父母培養成一名通靈人。父親在俄亥俄首府哥侖布報紙上登了如下的廣告：
14歲神童女特乃西·克拉夫林小姐
自從13歲以來，這位小姑娘一直在周遊各地，她有超自然天賦，即使對她有很大懷疑的人也不得不被說服而相信其確有特異功能。她的事務所設在哥侖布哈愛街的合眾國旅社。業務時間上午8點到下午9點。谘詢費一美元。
這個廣告居然產生了很大效果。每天來算命的有幾十人。據特乃西說：“父親由此每天可有50美元到100美元的收入。”
維多利亞也加入妹妹的行列，出任了通靈醫師。她替人算命，給人醫療，還為銀行偵察小偷。一年的收入幾乎達到了10萬美元。這與當時的環境有關。1861年到1865年是內戰之年，幾乎家家戶戶都有傷亡的兒子或丈夫。人們盼望能與亡兒或亡夫的陰靈通話，或者給在家養傷的夫兒治傷。維多利亞奔走於俄亥俄、明尼蘇達、伊利諾伊和密蘇裏各地，到處都有她的客戶。
在密蘇裏的聖路易，維多利亞碰到了一位內戰時的軍官詹姆斯·布洛德上校。他是聖路易的審計官，而且又是當地通靈會會長。他身上帶有幾處槍傷，聽說維多利亞到來，就前往求醫。結果一見麵後，就相見恨晚。上校不斷往訪，兩人情投意合，墜入愛河。於是各自與前夫和前妻離婚。1866年7月14日，兩人在俄亥俄但敦市登記結婚，成了夫妻。不過，布洛德同意維多利亞不必改姓，仍可稱為伍德赫爾夫人。
原來布洛德是一名十足的激進分子。他支持黑人解放運動，女權運動，工人運動，馬克思主義運動，等等。他也會寫文章，進行競選演說。現在，他成了維多利亞的家庭老師。而她也的確是一位好學生。在上校教導下，她學問大進，終於成為一名真正的女權運動者。
1868年，夫婦倆到了匹茲堡。一天，維多利亞正坐在大理石桌子旁，又得到一次啟示。她說：有聲音叫她去紐約某街某號，接著在桌子上顯示了一個發光的字：Demosthenes。這是古希臘的一位演說家。於是兩人就去紐約，按圖索驥，到了大炯斯街17號。這是一座大宅，有待出租。更巧的是：她在大廳的桌子上看到一本書，書名Demosthenes演講集。她當然認為一切都是天意。這時她已成全家的大梁（bread winner），所以立刻把全家都招來紐約，包括父母姐妹，最重要的當然是妹妹特乃西。
下一步是要想辦法弄更多的錢。
當時全美國最大的富豪是紐約的範德比海軍上校。範德比是百分之百的商人，從來沒有當過兵，“海軍上校”不是軍銜而隻是一個社會稱號，因為他是紐約的海上運輸霸王，中央鐵路公司老板和炒股大王。
父親對兩個女兒說：“你們要發財必須征服範德比海軍上校。”
那時，範德比已有74歲。姐妹倆找到了範德比公館。起先傳達拒絕通報，但在兩美女花言巧語之下終於開了綠燈。範德比老而好色，更迷信算命，所以一見之下，就談得非常高興。特別是特乃西善於全身按摩，把老頭子骨頭都摸酥了。從此，兩姐妹就成了常客。
當時傳媒盛傳她們的緋聞。不過這隻是推論而已。人們認為：範德比是天下第一號吝嗇鬼，如果他沒有從她們身上得到好處，是決不會慷慨解囊的。
維多利亞表示她們想闖進華爾街開業，範德比竟送了一張70萬美元的支票。於是就出現本文第一段中所描寫的情景。
依靠炒股，兩姐妹果真發了財，成了百萬富婆。為此，維多利亞特地給範德比寫了一封感謝信：“海軍上校先生，是你，第一個向我們這兩個在這世界上艱難奮鬥的女人伸出了援助之手；是你，叫我們去打破束縛著我們的輿論枷鎖；是你，鼓勵我們去爭取憑我們的才能所應得的社會地位；是你，支持我們進入這個長期以來為男人所壟斷的金融中心。”
但金錢並不是維多利亞的最後目標，她的最高目標是“女權”。她的女權中包含著三種權：財權，政權和性權。所以她的第二步是宣傳。為此，她創辦了《維多利亞-克拉夫林周報》，支持黑人運動，工人運動，婦女運動以及性愛自由。這份周報並不賺錢，主要是為了宣傳。它的幕後大主筆是布洛德上校。
周刊的刊頭上印有一句警言：“天天向上，天天向前”。1870年9月，她還親自到華盛頓眾議院司法小組委員會作證，要求作出憲法修正案，規定婦女有選舉權。她說：“婦女占人口的一半，擁有國家財富的很大部分，在納稅中占很大比例。但她們卻被排除在外，不能用投票來表達她們的意見。美國天天在向上發展，天天在向前發展，它不應當用狹窄的法律條文窒息二分之一公民的智力活動和政治活動。應當實施沒有種族歧視，膚色歧視，職業歧視和性別歧視的投票權。”
盡管她對範德比本人表示感謝，但她對資本主義采取了批判態度。正是她的《周刊》，在美洲大陸上第一個介紹了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它還刊登了《即將到來的革命》一文。內稱：“範德比先生可能坐在他的辦公室內操縱股票，汲取紅利。他可以幾年之內從各個企業中取得五千萬美元收益。但如果有一個饑腸轆轆的小女孩從他家廚房中拿走一個麵包，她就可能被押進監獄。阿斯托先生可能坐在他非常豪華的公館內眼看他的地產從一百萬美元上漲到五千萬美元，但如果他的一名房客因不投共和黨的票並付不起本月房租，他就要被法院逐到大街上。”
“這樣的社會狀態稱得上是公正嗎？一方麵是成千上萬的人一生勞碌辛苦欲求溫飽而不可得，另一方麵卻有極少數人可以隨心所欲控製一切物質財富。有人可能硬說這是社會公正，甚至基督徒也會這樣說。但耶穌本人絕不會把這叫作公正。耶穌給勞動的人（不管他勞動多少）吃飽，但對不勞動的人要奪走他的所有。允許存在如此不合理的財產分配的製度是基督教文明的恥辱。”
反對她的人說：“你宣傳馬克思主義，但你自己又身為華爾街經紀人，這不是太矛盾了嗎？”她回答說：“我並不反對財富的積累，我反對的是少數人操縱財富，反對某一個階級壟斷財富，然後用財富的威力把勞工置於奴役地位。”
1870年4月2日，維多利亞在《紐約先驅報》上發表了一封公開信：
無巧不成書，我生逢其時，成了這個共和國的沒有在政府中獲得代表權那個階級（婦女）的唯一知名代表，也許是最能體現平等原則的代表人，因此，我請求貴報，通過貴報來向讀者發表我的見解。
當其他婦女代表投身於反對束縛婦女的條條框框的十字軍長征之際，我宣布我是一名獨立行動者；當其他婦女禱求上帝賜予好時光之際，我用行動來促成好時光；當其他婦女爭論著男女是否能平等之際，我用企業成就來證明男女能夠平等；當其他婦女力求證明沒有理由為什麽婦女在社會上政治上的地位要低於男人之際，我義無反顧地投身到政治和商業中，並行使我今天已獲得的權利。因此，我可以無愧地宣布，我有權為我國沒有獲得選舉權的女同胞講話，並深信今天存在的對女同胞的偏見和歧視將終究會消失。我現在宣布，我要做一名總統候選人。《先驅報》的這個消息引起了很大的震動。人們搶購當天的《先驅報》，最後竟賣到十美元一份。各州響應的人成立了一個新黨，定名為平權黨。1872年5月的一天，全國的668名代表在紐約麥迪遜廣場的阿波羅大廳集會，推選一名總統候選人。代表們來自社會主義分子，農村改革分子，工會分子，女權主義分子以及性解放主義分子。
維多利亞在會上發言道：“我們每到一處就看到專製主義，不公平和沒有正義。我們必須爭取正義，天塌下來也不怕。”
卡特法官最後說：發言到此為止，現在要采取行動。如果沒有再發言，我提名維多利亞·伍德赫爾為我黨總統候選人。
主持大會的雷馬特說：“讚成的說Aye。”於是台下一片Aye聲，伍德赫爾當選。大會同時又選舉黑人領袖人物道格拉斯為副總統候選人。
《紐約時報》報道說：“伍德赫爾夫人不愧有女性拿破侖的品格，她要向白宮衝擊。”
但競選中也有幾個不利因素：第一，道格拉斯宣布他支持的是格蘭德，不能接受平權黨的提名；第二，第二國際美國總部宣布，以維多利亞為首的第十二支部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決定開除出黨；第三，共和黨內部分裂，產生一個以《紐約論壇報》主筆為候選人的自由共和黨，於是不少原來是平權黨的人投奔了自由共和黨。這樣，平權黨已不戰而敗。
維多利亞對此一點也不在乎，因為她早就知道，她的黨隻起教育作用，是絕對不能當選的。
但保守勢力卻借此對她發起了大攻擊。罵她是女妖。有報道還說她家中養著兩個丈夫。她不得不寫信給《紐約時報》澄清真相。她說：我家中的確有兩個丈夫，一個是前夫，一個是現在的丈夫。我的前夫是一個喪失謀生能力的人，出於人道主義，我征得丈夫同意，留在我家，兼職照看我的弱智兒子。我們光明磊落，沒有不可告人之處。
但當時紐約有一位所謂“青年模範”比契牧師，他也出來不指名地罵維多利亞是下賤的女人。於是引爆了一起特大的社會新聞。也就是比契-鐵爾登醜聞。
其實，他們兩人本來是同道人，都是性開放者，現在這位道貌岸然的偽君子居然出來說三道四。對這種陰一套陽一套的兩麵派，她實在不能容忍，不得不起而反擊。於是在《周報》上出現了一篇長文：《比契-鐵爾登醜事》：
“我要對社會發起一場進攻性的道義戰爭。我要揭露一起在任何社會社團中所發生過的最驚人的醜事。我指的是亨利·比契牧師與西奧多·鐵爾登家屬的關係。”鐵爾登是比契在教會中的同事，據鐵爾登向她控訴：“噢，這個王八蛋色狼竟玷汙我的臥床十年之久，而他在我麵前仍口口聲聲說我是他最好的朋友！如果他像男子漢那樣向我表示懺悔，或許我可以原諒他，但他一直像毒蛇那樣潛進我的房間，並留下他的毒汁，而我竟一無所知。啊，這實在太受不了了。”
伍德赫爾說：她要揭露的不是比契的性行為本身。因為在她與他私下談話時，比契完全同意“我的做愛哲學”，不但在口頭上，而且還在床上實施。所以他們兩人抱有相同的性愛觀點，這是不必指責的。她要揭露的是他的偽善和虛偽，他的陰一套和陽一套。他在私下是看到女人就愛而淫之，但在大庭廣眾麵前卻裝出一副道學樣子，要做“社會表率”。事實上他又真的成了“表率”，而伍德赫爾卻成了被社會唾罵的女人。他們兩人的性哲學和性行為完全相同，而結果卻完全不同。這本身說明“我們這個社會在性行為上所存在的大大的不公平”。
伍德赫爾的“扒糞”（muckraking）震動整個社會，衛道的先生女士們紛紛出來攻擊。他們要求比契訴以誹謗之罪，但比契不敢如此，因為他心中有鬼。但他又假裝心胸寬大，揚言“我不與爭論，對此采取童言無忌態度”。於是隻好由一位基督教青年會道德委員會主席來起訴，說《周刊》使用了“淫穢”語言，法院以“出版和銷售淫穢出版物”的罪名把兩姐妹扣押審訊。關了兩天，社會人士以一萬八千美元保釋出獄。
伍德赫爾不為屈服，決定破罐子破摔，索性發表了一篇更為猛烈的性解放宣言。她說：“我對一生的行為沒有什麽可以感到羞恥的。我對滿足我的肉欲和情欲也沒有什麽可以感到羞恥的。肉欲和情欲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感謝上帝，我沒有在這個問題上向任何人負債。”
“我必須生活下去。因此，我到各地求幫助。我去求你們的銀行家們，鐵路老板們，賭場老板們，妓院老鴇們，我的目的是得到錢，以便出版你們在讀的這份報紙。為了得到錢，我用了我所能有的一切影響。這是我個人的事，與你們毫無關係。如果我把我的身交給事業，把我的心交給上帝，這是我自己的事，與你們無關。我一心一意為我的事業而踏遍天下。”
她說：“性交是合乎自然的，因而是正當行為。它建立在雙方的相互愛欲上，其效果也以雙方情滿意足收場。首先是要有愛，然後是建立在愛上之欲，第三是以雙方之樂收場。”
她指出：“十個妻子中有九個，時常會在自己不想性交的時候接受性交，因為她們是基督徒，相信使徒保羅的教導。保羅要求妻子聽命於丈夫，否則就進不了天堂。我說，去它的這種基督教教導。在性交中，同意權是首要的，美國婦女們，你們有勇氣來建立新風嗎？”
她認為性交是天賜之樂。在性交時，“心跳加快了，眼睛發出了光芒，相貼著的肉體的全身感到了無法形容的愉快刺激”。這種快樂是平等的。因此，婦女必須在性生活上取得平等地位。今天社會沒有給婦女以平等，她們必須不怕羞地起來爭取性平等。
這些言論無可避免地引起了更多人的指斥。她覺得這種氣氛不利於女兒的成長，乃決定離開美國。她於1876年6月發行了最後一期《周報》，於9月18日與布洛德辦了離婚手續。1877年8月，帶著女兒和特乃西去了英國。
她在倫敦不時發表演說。一次，一位大銀行家約翰·馬丁去聽了她的演說，很感興趣。因為馬丁於1873年喪妻，而他的妻子也是一名女權主義者。
他久未續娶，其實，他曾有一位女朋友。但這位朋友獲知他有陽痿後就沒有來往。維多利亞居然治好了他的病。這更推進了他們的友誼。1883年10月31日，兩人終於舉行了婚禮，成了夫妻。
在此之前，妹妹特乃西也與馬丁的朋友弗朗西司·科克結婚。科克不但是富翁，而且又是一位貴族，所以特乃西也成了女爵特乃西。兩姐妹的最後結局可以說是完美的。
但維多利亞是閑不了的人。她再次出版了一個刊物，名為《人道》，繼續宣傳她的女權主義。她自己任總編，女兒祖拉任副總編。
1892年維多利亞曾回國一次。9月22日，平權黨在華盛頓維拉德旅館召開會議，再次提名伍德赫爾為總統候選人。大會主持人林肯·奈艾德說：“維多利亞·伍德赫爾·馬丁是我們1892年競選中的標兵，在婦女事業中她比任何一位女性都作出了更多的貢獻。”當然，這隻是一個小插曲。
1897年，馬丁病逝，從此，她就和女兒做伴，住在倫敦遠郊的一座鄉村別墅內。1927年6月9日，她在睡夢中無疾而終。享年88歲。
她留下遺囑要把骨灰撒在北大西洋，表示希望英美兩國永遠友好。
1870年2月5日，伍德赫爾-克拉夫林公司在布勞德路44號開業。這是美國曆史上第一家女性任經紀人的華爾街股票公司，老板是31歲的維多利亞·伍德赫爾和她24歲的妹妹特乃西·克拉夫林。她們倆人不僅是女性經紀人，而且又是美女經紀人。開門那天，成百上千的男士擁向布勞德路44號，搶著要看兩美女的風采。報紙報道說，“股票也隨著上漲”。
維多利亞·伍德赫爾傳記作家瑪麗·加布裏爾說：隨著華爾街的這個第一外，維多利亞又獲得了好多個第一。她創辦了第一家女性當家的刊物《伍德赫爾-克拉夫林周報》，這家周報是美國第一家刊登《共產黨宣言》英文譯文的報刊。1871年，她成為第一個在美國國會委員會發言的女性。她又是第一個出來競選的女性總統候選人。她還是第一個公開主張“自由性愛”的女人。
有人熱烈地讚揚她，有人死勁地汙蔑她。前者把她稱為“維多利亞女王”，後者把她叫作“撒旦夫人”。
維多利亞到底是什麽人呢？
1838年9月23日，維多利亞生於俄亥俄州的荷枚鎮。她在10個孩子中排行第七。她父親布克·克拉夫林自稱是律師，開設過一家客棧，做過馬匹生意，最後開設了一家磨坊。但磨坊突然失火，女兒曾這樣說：“他突然損失了他的全部財產，像一名乞丐似的癱了下來。許多朋友認為他已成為一個廢人。母親就像母雞一樣衛護她的一群孩子。”
母親安納是一名很迷信的教徒，信神信鬼。她本人是家中的第七個孩子，而維多利亞也是第七個孩子，所以母親特別喜歡她，認為她將來一定有出息。維多利亞從小聽母親講神鬼故事，從而相信自己有通神本能。有一次傍晚，全家赴教堂做禮拜。沒走多遠，維多利亞突然對母親說：我聽到一個聲音說，今夜有小偷光臨我家，我回去看一下門窗。她回家把室內的蠟燭都點燃了。事後得知，當夜真有小偷想偷她家的馬，因看到室內有光，未敢動手。這樣，維多利亞就更確信自己有特異功能了。
她8歲上學，美麗活潑，天資聰明，成績突出，深得老師喜歡。但她在11歲就輟學了，因為她大姐出嫁，要由她在家來看管小弟弟和妹妹。
14歲那年，她突然得了一場大病，似乎不治。但恰巧來了一個走方郎中，名叫坎寧·伍德赫爾。他伺候了她兩個星期，居然治好了她的病。維多利亞一家當然對他心存感激。到獨立紀念日那天，坎寧邀請維多利亞去野餐，她媽媽特地給她買了一雙新鞋。在路上，坎寧自吹自己的父親是法官，薄有財產。最後竟向她求婚。小姑娘毫無經驗，不知如何是好，隻能說這件事要由她父母做主。
接著，坎寧正式向她父母提了這一親事。父母也相信了他的自我介紹，以為他是一個殷實人家。於是，這一位如花美女在14歲的時候就作了一名28歲的江湖騙子的妻子。
當坎寧把妻子帶回老家蒙特季利後，她才發現他不過是一個破落戶，而且是一位有名的酗酒者。但生米已煮成熟飯，無法挽回，隻能聽天由命了。她在自傳中這樣寫道：“我本來認為結婚意味著走進天堂，那裏隻有甜蜜的幸福和純淨的愛。我信以為婚姻是人世間最大的樂事。做丈夫的一定是愛妻子的安琪兒。然而，天啊，我的信念全成了泡沫！殘酷的現實很快粉碎了我的美夢。相反的，我看到我們社會的黑暗，貪婪，肮髒和虛偽。我到處聞到的是一陣陣腐朽的味道。麵對現實情況，我感到震驚莫名，我問我男人，這到底是怎麽一回事？我得到的回答是：‘隨著年齡的增長，你自然地會懂得，無須我教你。’”
維多利亞為坎寧生了兩個孩子。第一個是男孩，外貌長得不錯，但高度弱智，這更使她雪上加霜，倍增痛苦。幸而第二個女孩聰明伶俐，活像母親，使她得到很大安慰。
由於在當地沒有發展，1855年他們到舊金山去碰運氣。坎寧仍然沒有作為，隻靠老婆在一個劇團中任演員維持生計。一天晚上，維多利亞夢見妹妹特乃西要她馬上回家，她認為這是神的號召，第二天就出發，先乘輪船到紐約，然後直奔老家。
當時美國盛行通靈術，或曰招魂術。也就是中國的巫婆和神漢，他們都兼職治病。特乃西已被父母培養成一名通靈人。父親在俄亥俄首府哥侖布報紙上登了如下的廣告：
14歲神童女特乃西·克拉夫林小姐
自從13歲以來，這位小姑娘一直在周遊各地，她有超自然天賦，即使對她有很大懷疑的人也不得不被說服而相信其確有特異功能。她的事務所設在哥侖布哈愛街的合眾國旅社。業務時間上午8點到下午9點。谘詢費一美元。
這個廣告居然產生了很大效果。每天來算命的有幾十人。據特乃西說：“父親由此每天可有50美元到100美元的收入。”
維多利亞也加入妹妹的行列，出任了通靈醫師。她替人算命，給人醫療，還為銀行偵察小偷。一年的收入幾乎達到了10萬美元。這與當時的環境有關。1861年到1865年是內戰之年，幾乎家家戶戶都有傷亡的兒子或丈夫。人們盼望能與亡兒或亡夫的陰靈通話，或者給在家養傷的夫兒治傷。維多利亞奔走於俄亥俄、明尼蘇達、伊利諾伊和密蘇裏各地，到處都有她的客戶。
在密蘇裏的聖路易，維多利亞碰到了一位內戰時的軍官詹姆斯·布洛德上校。他是聖路易的審計官，而且又是當地通靈會會長。他身上帶有幾處槍傷，聽說維多利亞到來，就前往求醫。結果一見麵後，就相見恨晚。上校不斷往訪，兩人情投意合，墜入愛河。於是各自與前夫和前妻離婚。1866年7月14日，兩人在俄亥俄但敦市登記結婚，成了夫妻。不過，布洛德同意維多利亞不必改姓，仍可稱為伍德赫爾夫人。
原來布洛德是一名十足的激進分子。他支持黑人解放運動，女權運動，工人運動，馬克思主義運動，等等。他也會寫文章，進行競選演說。現在，他成了維多利亞的家庭老師。而她也的確是一位好學生。在上校教導下，她學問大進，終於成為一名真正的女權運動者。
1868年，夫婦倆到了匹茲堡。一天，維多利亞正坐在大理石桌子旁，又得到一次啟示。她說：有聲音叫她去紐約某街某號，接著在桌子上顯示了一個發光的字：Demosthenes。這是古希臘的一位演說家。於是兩人就去紐約，按圖索驥，到了大炯斯街17號。這是一座大宅，有待出租。更巧的是：她在大廳的桌子上看到一本書，書名Demosthenes演講集。她當然認為一切都是天意。這時她已成全家的大梁（bread winner），所以立刻把全家都招來紐約，包括父母姐妹，最重要的當然是妹妹特乃西。
下一步是要想辦法弄更多的錢。
當時全美國最大的富豪是紐約的範德比海軍上校。範德比是百分之百的商人，從來沒有當過兵，“海軍上校”不是軍銜而隻是一個社會稱號，因為他是紐約的海上運輸霸王，中央鐵路公司老板和炒股大王。
父親對兩個女兒說：“你們要發財必須征服範德比海軍上校。”
那時，範德比已有74歲。姐妹倆找到了範德比公館。起先傳達拒絕通報，但在兩美女花言巧語之下終於開了綠燈。範德比老而好色，更迷信算命，所以一見之下，就談得非常高興。特別是特乃西善於全身按摩，把老頭子骨頭都摸酥了。從此，兩姐妹就成了常客。
當時傳媒盛傳她們的緋聞。不過這隻是推論而已。人們認為：範德比是天下第一號吝嗇鬼，如果他沒有從她們身上得到好處，是決不會慷慨解囊的。
維多利亞表示她們想闖進華爾街開業，範德比竟送了一張70萬美元的支票。於是就出現本文第一段中所描寫的情景。
依靠炒股，兩姐妹果真發了財，成了百萬富婆。為此，維多利亞特地給範德比寫了一封感謝信：“海軍上校先生，是你，第一個向我們這兩個在這世界上艱難奮鬥的女人伸出了援助之手；是你，叫我們去打破束縛著我們的輿論枷鎖；是你，鼓勵我們去爭取憑我們的才能所應得的社會地位；是你，支持我們進入這個長期以來為男人所壟斷的金融中心。”
但金錢並不是維多利亞的最後目標，她的最高目標是“女權”。她的女權中包含著三種權：財權，政權和性權。所以她的第二步是宣傳。為此，她創辦了《維多利亞-克拉夫林周報》，支持黑人運動，工人運動，婦女運動以及性愛自由。這份周報並不賺錢，主要是為了宣傳。它的幕後大主筆是布洛德上校。
周刊的刊頭上印有一句警言：“天天向上，天天向前”。1870年9月，她還親自到華盛頓眾議院司法小組委員會作證，要求作出憲法修正案，規定婦女有選舉權。她說：“婦女占人口的一半，擁有國家財富的很大部分，在納稅中占很大比例。但她們卻被排除在外，不能用投票來表達她們的意見。美國天天在向上發展，天天在向前發展，它不應當用狹窄的法律條文窒息二分之一公民的智力活動和政治活動。應當實施沒有種族歧視，膚色歧視，職業歧視和性別歧視的投票權。”
盡管她對範德比本人表示感謝，但她對資本主義采取了批判態度。正是她的《周刊》，在美洲大陸上第一個介紹了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它還刊登了《即將到來的革命》一文。內稱：“範德比先生可能坐在他的辦公室內操縱股票，汲取紅利。他可以幾年之內從各個企業中取得五千萬美元收益。但如果有一個饑腸轆轆的小女孩從他家廚房中拿走一個麵包，她就可能被押進監獄。阿斯托先生可能坐在他非常豪華的公館內眼看他的地產從一百萬美元上漲到五千萬美元，但如果他的一名房客因不投共和黨的票並付不起本月房租，他就要被法院逐到大街上。”
“這樣的社會狀態稱得上是公正嗎？一方麵是成千上萬的人一生勞碌辛苦欲求溫飽而不可得，另一方麵卻有極少數人可以隨心所欲控製一切物質財富。有人可能硬說這是社會公正，甚至基督徒也會這樣說。但耶穌本人絕不會把這叫作公正。耶穌給勞動的人（不管他勞動多少）吃飽，但對不勞動的人要奪走他的所有。允許存在如此不合理的財產分配的製度是基督教文明的恥辱。”
反對她的人說：“你宣傳馬克思主義，但你自己又身為華爾街經紀人，這不是太矛盾了嗎？”她回答說：“我並不反對財富的積累，我反對的是少數人操縱財富，反對某一個階級壟斷財富，然後用財富的威力把勞工置於奴役地位。”
1870年4月2日，維多利亞在《紐約先驅報》上發表了一封公開信：
無巧不成書，我生逢其時，成了這個共和國的沒有在政府中獲得代表權那個階級（婦女）的唯一知名代表，也許是最能體現平等原則的代表人，因此，我請求貴報，通過貴報來向讀者發表我的見解。
當其他婦女代表投身於反對束縛婦女的條條框框的十字軍長征之際，我宣布我是一名獨立行動者；當其他婦女禱求上帝賜予好時光之際，我用行動來促成好時光；當其他婦女爭論著男女是否能平等之際，我用企業成就來證明男女能夠平等；當其他婦女力求證明沒有理由為什麽婦女在社會上政治上的地位要低於男人之際，我義無反顧地投身到政治和商業中，並行使我今天已獲得的權利。因此，我可以無愧地宣布，我有權為我國沒有獲得選舉權的女同胞講話，並深信今天存在的對女同胞的偏見和歧視將終究會消失。我現在宣布，我要做一名總統候選人。《先驅報》的這個消息引起了很大的震動。人們搶購當天的《先驅報》，最後竟賣到十美元一份。各州響應的人成立了一個新黨，定名為平權黨。1872年5月的一天，全國的668名代表在紐約麥迪遜廣場的阿波羅大廳集會，推選一名總統候選人。代表們來自社會主義分子，農村改革分子，工會分子，女權主義分子以及性解放主義分子。
維多利亞在會上發言道：“我們每到一處就看到專製主義，不公平和沒有正義。我們必須爭取正義，天塌下來也不怕。”
卡特法官最後說：發言到此為止，現在要采取行動。如果沒有再發言，我提名維多利亞·伍德赫爾為我黨總統候選人。
主持大會的雷馬特說：“讚成的說Aye。”於是台下一片Aye聲，伍德赫爾當選。大會同時又選舉黑人領袖人物道格拉斯為副總統候選人。
《紐約時報》報道說：“伍德赫爾夫人不愧有女性拿破侖的品格，她要向白宮衝擊。”
但競選中也有幾個不利因素：第一，道格拉斯宣布他支持的是格蘭德，不能接受平權黨的提名；第二，第二國際美國總部宣布，以維多利亞為首的第十二支部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決定開除出黨；第三，共和黨內部分裂，產生一個以《紐約論壇報》主筆為候選人的自由共和黨，於是不少原來是平權黨的人投奔了自由共和黨。這樣，平權黨已不戰而敗。
維多利亞對此一點也不在乎，因為她早就知道，她的黨隻起教育作用，是絕對不能當選的。
但保守勢力卻借此對她發起了大攻擊。罵她是女妖。有報道還說她家中養著兩個丈夫。她不得不寫信給《紐約時報》澄清真相。她說：我家中的確有兩個丈夫，一個是前夫，一個是現在的丈夫。我的前夫是一個喪失謀生能力的人，出於人道主義，我征得丈夫同意，留在我家，兼職照看我的弱智兒子。我們光明磊落，沒有不可告人之處。
但當時紐約有一位所謂“青年模範”比契牧師，他也出來不指名地罵維多利亞是下賤的女人。於是引爆了一起特大的社會新聞。也就是比契-鐵爾登醜聞。
其實，他們兩人本來是同道人，都是性開放者，現在這位道貌岸然的偽君子居然出來說三道四。對這種陰一套陽一套的兩麵派，她實在不能容忍，不得不起而反擊。於是在《周報》上出現了一篇長文：《比契-鐵爾登醜事》：
“我要對社會發起一場進攻性的道義戰爭。我要揭露一起在任何社會社團中所發生過的最驚人的醜事。我指的是亨利·比契牧師與西奧多·鐵爾登家屬的關係。”鐵爾登是比契在教會中的同事，據鐵爾登向她控訴：“噢，這個王八蛋色狼竟玷汙我的臥床十年之久，而他在我麵前仍口口聲聲說我是他最好的朋友！如果他像男子漢那樣向我表示懺悔，或許我可以原諒他，但他一直像毒蛇那樣潛進我的房間，並留下他的毒汁，而我竟一無所知。啊，這實在太受不了了。”
伍德赫爾說：她要揭露的不是比契的性行為本身。因為在她與他私下談話時，比契完全同意“我的做愛哲學”，不但在口頭上，而且還在床上實施。所以他們兩人抱有相同的性愛觀點，這是不必指責的。她要揭露的是他的偽善和虛偽，他的陰一套和陽一套。他在私下是看到女人就愛而淫之，但在大庭廣眾麵前卻裝出一副道學樣子，要做“社會表率”。事實上他又真的成了“表率”，而伍德赫爾卻成了被社會唾罵的女人。他們兩人的性哲學和性行為完全相同，而結果卻完全不同。這本身說明“我們這個社會在性行為上所存在的大大的不公平”。
伍德赫爾的“扒糞”（muckraking）震動整個社會，衛道的先生女士們紛紛出來攻擊。他們要求比契訴以誹謗之罪，但比契不敢如此，因為他心中有鬼。但他又假裝心胸寬大，揚言“我不與爭論，對此采取童言無忌態度”。於是隻好由一位基督教青年會道德委員會主席來起訴，說《周刊》使用了“淫穢”語言，法院以“出版和銷售淫穢出版物”的罪名把兩姐妹扣押審訊。關了兩天，社會人士以一萬八千美元保釋出獄。
伍德赫爾不為屈服，決定破罐子破摔，索性發表了一篇更為猛烈的性解放宣言。她說：“我對一生的行為沒有什麽可以感到羞恥的。我對滿足我的肉欲和情欲也沒有什麽可以感到羞恥的。肉欲和情欲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感謝上帝，我沒有在這個問題上向任何人負債。”
“我必須生活下去。因此，我到各地求幫助。我去求你們的銀行家們，鐵路老板們，賭場老板們，妓院老鴇們，我的目的是得到錢，以便出版你們在讀的這份報紙。為了得到錢，我用了我所能有的一切影響。這是我個人的事，與你們毫無關係。如果我把我的身交給事業，把我的心交給上帝，這是我自己的事，與你們無關。我一心一意為我的事業而踏遍天下。”
她說：“性交是合乎自然的，因而是正當行為。它建立在雙方的相互愛欲上，其效果也以雙方情滿意足收場。首先是要有愛，然後是建立在愛上之欲，第三是以雙方之樂收場。”
她指出：“十個妻子中有九個，時常會在自己不想性交的時候接受性交，因為她們是基督徒，相信使徒保羅的教導。保羅要求妻子聽命於丈夫，否則就進不了天堂。我說，去它的這種基督教教導。在性交中，同意權是首要的，美國婦女們，你們有勇氣來建立新風嗎？”
她認為性交是天賜之樂。在性交時，“心跳加快了，眼睛發出了光芒，相貼著的肉體的全身感到了無法形容的愉快刺激”。這種快樂是平等的。因此，婦女必須在性生活上取得平等地位。今天社會沒有給婦女以平等，她們必須不怕羞地起來爭取性平等。
這些言論無可避免地引起了更多人的指斥。她覺得這種氣氛不利於女兒的成長，乃決定離開美國。她於1876年6月發行了最後一期《周報》，於9月18日與布洛德辦了離婚手續。1877年8月，帶著女兒和特乃西去了英國。
她在倫敦不時發表演說。一次，一位大銀行家約翰·馬丁去聽了她的演說，很感興趣。因為馬丁於1873年喪妻，而他的妻子也是一名女權主義者。
他久未續娶，其實，他曾有一位女朋友。但這位朋友獲知他有陽痿後就沒有來往。維多利亞居然治好了他的病。這更推進了他們的友誼。1883年10月31日，兩人終於舉行了婚禮，成了夫妻。
在此之前，妹妹特乃西也與馬丁的朋友弗朗西司·科克結婚。科克不但是富翁，而且又是一位貴族，所以特乃西也成了女爵特乃西。兩姐妹的最後結局可以說是完美的。
但維多利亞是閑不了的人。她再次出版了一個刊物，名為《人道》，繼續宣傳她的女權主義。她自己任總編，女兒祖拉任副總編。
1892年維多利亞曾回國一次。9月22日，平權黨在華盛頓維拉德旅館召開會議，再次提名伍德赫爾為總統候選人。大會主持人林肯·奈艾德說：“維多利亞·伍德赫爾·馬丁是我們1892年競選中的標兵，在婦女事業中她比任何一位女性都作出了更多的貢獻。”當然，這隻是一個小插曲。
1897年，馬丁病逝，從此，她就和女兒做伴，住在倫敦遠郊的一座鄉村別墅內。1927年6月9日，她在睡夢中無疾而終。享年88歲。
她留下遺囑要把骨灰撒在北大西洋，表示希望英美兩國永遠友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