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節 司徒雷登
如果說真有一位美國人，他既愛美國又愛中國的話，那麽，就不能不推前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也許有些人不會相信這一點。因此，我們在這裏要引用燕大校友張紹強的一段話來作為本文的開場白：
1934年北平學生反對蔣介石對日本軍國主義不抵抗政策，紛紛南下請願示威。燕大學生愛國向不後人，立即宣布罷課，南下請願。因而引起校內外國教授們的激烈反對。中國教授初持中立態度，繼司徒雷登也有人出頭站在學生一邊。校內鬧得不可開交，南下請願團照舊南下，留在校內的學生也仍堅持和那些外國教授對立，不準任何人開課。
出現這些情況，學校當局連電在美國募捐的司徒校務長，促他早日返華解決學潮。司徒返校之日，也是南下請願團北上返校之時。當司徒到校之後，立即召開大會，全校學生和中外教授，齊集本校大禮堂，聽司徒講話。外國教授總以為司徒必然站在他們一邊；學生也以為司徒畢竟是一位外國人，不會讚成罷課的。可是大出一般人意料之外，司徒此時站在講台上，默不作聲約二三分鍾之久，才開口講話。他說道：“我在上海下船，一登岸首先問來接我的人：燕京的學生可來南京請願了麽？他們回答我說，燕京學生大部分都來了！我聽了之後才放下心！如果燕京學生沒有來請願，那說明我辦教育幾十年完全失敗了。”說這話時，他腳尖一再踮起，態度真誠，聲調懇切，眼中潮潤著，淚水似乎就要掉下來。大家聽後，無論中外教授和學生，無不為之動容。於是，滿天烏雲一風而散，次日學生照常上課，學生與教授之間，平靜無事，一場風波就此平息。
司徒雷登，1876年生於中國的杭州，他父親是常駐杭州的傳教士。11歲那年，司徒被送回美國，寄養於姨媽家中，並在美國念書，直至大學畢業。
司徒念了好幾個大學，最後在神學院獲得博士學位。學校要他作出對未來事業的決定，他那時並不喜歡中國，他曾自白說：“那一晚，我躺在床上徹夜難眠，聽到鍾樓上一次又一次地響起鍾聲，直至翌日清晨5點才慢慢入睡，簡直無法形容我多麽厭惡到中國去當傳教士的心情。在我心目中，那裏並非是我所想象的能正常生活和工作的國家：在街角的小教堂裏和廟會上給那些懶散、好奇的人群大聲布道，幾乎白送一樣地向人推銷宗教小冊子，被老百姓當猴戲一樣地對待，忍受人生的種種煩惱和困苦，沒有機會從事學術研究，過一種遁世隱居者的生活。我童年時代就看到爸爸所過的這種與世隔絕的生活，因此更使我體會到這種生活之枯燥無味。相反的，我若留在弗吉尼亞，有朋友，有歡樂，真是天上與地下之比。”他進一步說：“我天生就不喜歡傳教士，然而人們在當時都普遍認為，一個人如想真正成為名副其實的耶穌信徒，他就應到國外去做一個傳教士。或者，他至少得做到欣然應召。我肯定做不到這一點。”但作為一個忠誠的基督徒，他覺得個人的一切應當聽從上帝的安排，因此終於愉快地走了傳教士的道路，而且正是到他所本來不喜歡的落後的中國去。
他在神學院時有一個要好的同學，名叫莫菲特，他們兩人都同時被指定去中國。他們決定在出發以前成親，以便雙雙對對地去中國，但當時他們連女朋友也沒有，怎麽能結婚呢？青年人有一股傻勁，他們倆發誓，既然已情如手足，那麽，他們也應當去與一對姐妹結婚。司徒雷登說：“我在新奧爾良有一家遠房親戚，他家有4個女兒，我們去那兒每人挑一個。”莫菲特大喜，欣然同意。1904年11月，他倆到了新奧爾良，那四姐妹果真如《傲慢與偏見》中的女兒一樣，對他們歡迎備至。但誰挑誰呢？司徒雷登心中暗選了兩位，他想：“我一定要讓莫菲特先挑，因為我絕不能挑走莫菲特所屬意的姑娘。萬一莫菲特挑走了我屬意的姑娘，我還可有一後備的。”但莫菲特也是一名君子，他一定要司徒雷登先挑，兩人爭執不下，隻好由上帝決定，以硬幣一枚來決定先後。結果，莫菲特先挑，他挑上了二妹凱特。正好，司徒屬意的是大姐艾琳，沒有衝突，而是各得其所。
11月17日，兩對小夫妻就在新奧爾良舉行了婚禮，雙雙啟程赴中國。司徒雷登被留在杭州傳教，莫菲特則被派往蘇州。“上有天堂，下有蘇杭”，他們兩人又是各得其所。
司徒雷登與艾琳談戀愛的日子雖然很短，甚至可以說簡直沒有談戀愛的階段，但婚後的生活卻十分美滿。據司徒雷登說，他的結婚有點像中國式的結婚，是命中注定的。不同的是，在中國是由父母之命決定，而他的婚姻是由上帝決定的。
1907年，司徒雷登幫助長老會在杭州興辦了“育英學院”。該校成為“之江大學”的前身。翌年，他受聘執教於南京金陵神學院。他懷著強烈的興趣，鑽研宗教經文、曆史和哲學，並且出版了《新約希臘語初級讀本》和《希—英—漢字典》。
其時，北京的匯文大學和華北協和大學有意聯袂，且已在城東南的一處逼仄之地湊成臨時校舍，掛出一塊“北京大學”的牌子。據當時的教工回憶，學校經費拮據，人員短缺，“教職員連打字姑娘都算在內，隻有二十三人”，學生不足一百人，圖書僅數萬冊，“圖書館則鬥室二間，實驗室則一樓一底二間，生理化均在其中了”。由於人事、機構名稱爭執不下，該校校務陷入僵局。1918年12月，“北京大學”董事會決定聘請司徒雷登為該校校長。
“我接受的是一所分文不名，而且似乎是沒有人關心的學校。”司徒雷登事後回憶說。
司徒雷登廣征時賢之見。因國立北京大學這時已負盛名，這所教會學校已不宜再用“北京大學”為校名。最後，它采用了“燕京大學”的校名。這是1919年。這意味著燕京大學的正式誕生。接著，他又說服華北協和女子大學並入燕大，設立女部。燕大因此成為中國最早實行男女合校授課的大學之一。
1922年至1936年，司徒雷登連續10次赴美募捐，給燕大開辟了廣闊的財源。
1921年，司徒雷登靠步行、騎毛驢、騎自行車，轉遍了北京的四郊，勘察新校址。他從陝西督軍陳樹藩手中，買下了北京西郊海澱的一塊地皮。
他在自傳中說：
在試圖創辦我夢寐以求的大學時，我的任務似乎包括四個方麵：傳播基督教；提高科學水平，開設專業課程；增進同中國的關係，增進各國之間的了解；開辟經費來源和籌辦物資設備。
燕大是整個傳教事業的一個組成部分，它的興辦是為了給教會人員的子女提供教育的機會，更主要的，是為了給教會培養工作人員。這正是燕大能在中國土地上得以創辦的唯一理由，也是它獲得經費支持的唯一希望所在。我所要求的是使燕大繼續保持濃厚的基督教氣氛，而同時又使它不致成為宣傳運動的一部分。不應在學業上優待那些立誓信教的學生，也不要給那些拒絕信教的人製造障礙。它必須是一所真正經得起考驗的大學，允許自由地講授任何真理，至於信仰或表達信仰的方式則純屬個人之事，學校決不幹預。
不幸，正當燕大位居海澱的校舍落成之際，司徒雷登的妻子艾琳病逝了。他在自傳中記道：“她生孩子時身體受了損害，一直未康複，是個半殘廢。她最關心的是不要讓她那虛弱多病的身體影響我的工作，她與我的母親和睦相處，互為補充，相依為命，生活得猶如一個人一樣。6月6日，正當燕大搬入新校舍之際，她去世了。靈柩下葬在新校園附近的新燕大公墓裏，她的墳墓是公墓中的第一座。”
司徒雷登再也沒有續弦。他說，他與艾琳恩愛彌篤，如膠似漆。他絕對不能再同另外一個女子生活在一起，想到與艾琳的親密無間的情誼而再去想與另外的女人發生感情，那是不可思議的，這將是對他的靈魂的一種侮辱。從此，司徒雷登一直過獨身生活，直至去世。他說：“燕大成了我的大家庭，學生們說他們就是我的孩子，而我也確實對他們有父輩之情。”
史靜寰博士談司徒雷登時說：“燕大在30年代的學生運動中能發揮重要作用具有多方麵的原因。首先，燕大與其他大學相比，有著比較寬鬆的內部環境和活躍的政治氣氛。燕大的圖書館內藏有不少的馬列主義經典著作，不但公開向學生出借，有些還被指定為教學參考書。這種學習為今後的革命生涯打下了基礎。黃華、楊剛、龔普生等都曾談到這一點。學生在校內刊物上發表攻擊國民黨、宣傳共產黨蘇區情況的文章並不犯忌。甚至學生可以公開批評美國的侵略政策。1935年年底為司徒祝壽時，學生們說：‘司徒先生雖然不是一個中國人，可是他對中國的厚愛並不亞於我們。他所企慕的是全人類的博愛和和平，要使司徒先生能得更大的快樂，我們隻有拚著犧牲我們的頭顱與熱血去為祖國奮鬥。’”
司徒雷登北上就任燕大校長之時，中國正處在新文化運動的高潮時期。這一運動所介紹的新思想和采取的新文體（白話文）使中國文字宣傳工作發生重大改變。這一運動所引起的全民族特別是知識界對宣傳媒介的重視，更使報紙雜誌的出版出現前所未有的高潮。司徒雷登從這種形勢中看到了中國對新聞、出版等有關專業人才的需求，以及燕大作為教會學校所可能進行的工作。他上任後不久即向托事部建議，組建燕大新聞係，但這一建議遭到許多人的反對。最後托事部雖然授權司徒雷登在燕大增設新聞係，但明確告訴他，托事部沒有為新聞係提供經費的義務。這種“無米之炊”的局麵並未使司徒雷登放棄自己的主張。1924年，燕大正式開始創辦新聞專業的嚐試。生於中國的傳教士後代白瑞華（R。S。Britton）和另一美國人聶士芬（Vernon Nash）合作進行這一工作。他們在燕大開設了最早的新聞學課。這時美國第一所新聞學院也不過剛剛存在15年。但是不久，白瑞華因身體原因回國治病。1927年，聶士芬也回美國深造，並為新聞係的正式建立進行籌款工作。1927—1929年，尚未成型的新聞係被迫中止其工作。聶士芬在美國的籌款工作進行得相當活躍。美國著名新聞記者兼教育家、密蘇裏大學新聞學院創辦人和院長惠廉士（W。Williams）曾於20年代初來中國訪問，對在中國建立新聞教育基地的主張最為讚同。他親自出任為燕大新聞係籌款的委員會主席。在他的影響下密蘇裏大學新聞界人士踴躍捐款，很快就籌到6.5萬美元。除此之外，他還促成密蘇裏大學新聞學院與燕大新聞係結成姐妹學校。由密蘇裏大學幫助燕大新聞係創建工作。兩校訂立交換教授與學生的協議。1929年，聶士芬回到燕大，燕大新聞係的各項工作得以恢複。由於經費及師資有限，新聞係不以培養非常專業化的新聞工作人員為目標，而是偏重於使學生接受廣泛的知識和有關報業的基本原理及技術訓練。因此，新聞係學生一般都從其他係選修3/4的課程，隻有1/4的新聞專業課。新聞係的教學很注意實踐。30年代，新聞係學生曾出版了自己的實習報紙：《燕京新聞》。日軍占領北平時，很多雜誌報紙被迫停刊。燕大利用自己的美國國旗得以繼續維持。燕大新聞係出版的《平西報》曾在一個時期內是北平唯一的一張西文報紙。
新聞係開辦以後成為燕大最受歡迎的專業之一。根據1932—1933年度的調查，新建的新聞係已有學生52名，超過政治學係（51名）。在全校各專業學生人數上名列第四。到30年代末，新聞係已成為全校學生最多的大係。1930年，新聞係隻有一名畢業生，1935年的畢業生數是15名。到40年代，全國各大報幾乎都有燕大的畢業生。由於較高的英文水平，燕大畢業生在國際新聞工作中占有絕對優勢。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新聞社派往世界各大國首都的代表幾乎全是燕大新聞係的畢業生。
燕大很快成了一所有名望的教會大學，其學術上的成就得到社會承認。早在20年代末，美國加州大學在以畢業生升入美國院校的成績為標準所進行的遠東各大學質量調查中就將燕大列為甲級。以後燕大也一直是中國規模最大、水平最高、最具影響的教會學校之一。燕大在其存在的三十多年中，培養六七千名學生，其中絕大多數成為國家的有用之才，特別是在教育、新聞、外交、政治等領域，燕大學生更占有特殊地位。
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爆發，中國的全麵抗戰正式開始。地處北平的國立大學相繼遷往大後方。鑒於當時美國是中立國，日軍不會輕易地幹預美國的教會學校，司徒雷登決定留在原地辦學，為日占區的青年提供求學機會。在這期間，司徒雷登千方百計保護從事抗日活動的學生。他多次借口美國人開辦的學校享有治外法權，拒絕日軍及新民會進入校園內搜捕抗日分子和共產黨人。1939年元旦，燕大學生試圖刺殺漢奸周作人，可是行動失敗。司徒雷登不久就發現了參與刺殺行動的學生，在他的保護下，日偽當局始終未能抓捕到他們。
燕大有些進步學生和教師想離開學校投身抗日鬥爭，司徒雷登總是力所能及地提供各種幫助。司徒雷登曾明確指示學生生活輔導委員會，如果有學生要求學校幫助其離開淪陷區，不是為了轉學，而是為了參加與抗日有關的工作，要給予支持。無論是去國統區，還是去解放區，都要給予幫助。凡是要走的學生，臨行前，司徒雷登都要在臨湖軒設宴送行。在一次歡送會上，他說他希望燕大學生，不論到大後方，還是到解放區，都要在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起橋梁作用，以加強合作，共同抗日。在這幾年時間裏，不少學生就是在司徒雷登的協助下，去了重慶、昆明，或是翻越西山，到了解放區。
在燕大數學係任教的英籍教師賴樸吾（E。Ralph Lapwood）得到司徒雷登的支持，於1939年夏離開燕大，與路易·艾黎一起經過解放區到達四川，從事以發展生產、支援抗戰前線為目的的“工業合作協會”工作。這件事在燕大影響很大，有些學生就想到那裏工作。於是，學生生活輔導委員會副主席侯仁之去見司徒雷登，請他想想辦法。司徒雷登主動提出應該資助學生南下，並且建議學生先去上海，然後由在上海男女青年會工作的燕大校友幫助他們轉往內地。有十多個男女同學就是通過這種途徑走的。
對於教職員工的反日行動或想去抗日根據地訪問，司徒雷登也給予幫助。英籍教授林邁可（Michael Lindsay）先生秘密地為華北共產黨遊擊隊提供通信器材和醫療設備，為了躲避日軍的檢查，司徒雷登曾多次把自己享有外交豁免權的小汽車借給他使用。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林邁可夫婦也是乘坐司徒雷登的小汽車，取道西山前往解放區的。作為無線電專家，林邁可在晉察冀邊區和延安工作了八九年，與抗日軍民同甘共苦，直到抗戰勝利後才回到英國。
1936年6月，在燕大新聞係任教的美國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在隻身獨闖陝北抗日根據地采訪之前，曾與司徒雷登有過一次秘密長談。雖說沒有人知道他們談話的具體內容，但是有一點是毋庸置疑的，即他們的談話與斯諾的陝北之行有關，而且斯諾此行是得到司徒雷登校長支持的。斯諾從陝北回來後，為了讓更多的人了解抗日根據地的情況，在司徒雷登的住宅臨湖軒多次為燕大和清華的教師及學生代表放映他攝製的反映蘇區情況的影片和幻燈片。燕京大學的校刊《燕京周刊》首先連續發表了斯諾的《毛澤東訪問記》等文章。這些文章後來匯編成《紅星照耀中國》（即中譯本《西行漫記》）一書，於1937年10月在美國出版。該書第一次客觀、公正地向全世界介紹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紅軍二萬五千裏長征的壯舉。在斯諾陝北之行的影響下，許多進步教師和學生萌發了到抗日根據地參加革命的想法，並於1937年兩次組織考察團，沿斯諾走過的道路訪問延安。
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後，日寇封閉了燕京大學，並囚禁了司徒。一直到日本投降，司徒才獲得自由，並立即進行燕京複校工作。但1946年7月4日，馬歇爾將軍請司徒前往南京美國駐華使館出席美國獨立紀念活動，並當麵請其出任駐華大使。於是，他身不由己地成了一名政治明星。
司徒雷登曾多次見過蔣介石，他們是“主內朋友”，很談得攏。司徒在1946年也在重慶見過毛澤東，當時他曾誇耀他有不少學生在延安為共產黨效勞。但司徒與蔣、毛的個人友誼並不能幫助國共談判。國共談判是注定要失敗的，誰也沒有能力回天。所以，像馬歇爾一樣，司徒最後也嚐到了失敗的苦果。
其時有一個細節。當1949年年初共產黨勝利已成定局之時，在國民黨要求下，各國駐華使館紛紛遷往廣州，隻有美國使館沒有搬走。傅涇波曾勸司徒以個人名義去北京與共產黨摸底，看看是否還有迂回餘地。司徒雖有此心，但他囿於外交紀律，終於不敢采取行動。
同年8月，司徒奉國務院召回之令，從南京回美。回美後的情況怎麽樣呢？
2007年7月，《環球時報》記者王君如訪問了傅涇波的女兒傅海瀾，並作了以下報道：
司徒雷登1949年年末，應美國國務院所召，返回美國。隨行的還有他的私人秘書傅涇波一家。司徒雷登當時已是73歲的老人了，知道自己離不開傅涇波。傅涇波來華盛頓得到了馬歇爾將軍的特批。
當年正值新中國成立之時，美國對華關係十分微妙。司徒雷登在中國時就曾有過與中共方麵接觸的想法，結果未能如願。司徒雷登一回到華盛頓，美國國務院立即向他下令三個不許：不許演講，不許談美中關係，不許接受記者采訪。
司徒雷登及傅涇波一家先是租公寓住，1953年，傅涇波在親朋好友的資助下湊了三萬美元，買下了現在這所房子，一家老小搬了進去，司徒雷登當然也就成了傅家的成員之一。
由於國務院有令，司徒雷登的社交十分有限，大多是參加一些與宗教有關的活動。有一次，司徒雷登前往紐約參加一個基督教團體的聚會，返回華盛頓的途中在火車上不幸中風，摔倒在廁所裏。這一摔就摔成了半身不遂。傅海瀾兩眼含淚說：“他為什麽得病，是因為心情不好嘛。他有一肚子的話想說，但（美國政府）不讓他說，能不憋出病來嗎？”
麥卡錫分子盯上了他，20世紀50年代初，“麥卡錫主義”在美國大行其道，凡是與蘇聯、中國等共產黨國家有過關係的人都受到監控和盤查，像有名的“中國通”費正清都受到圍攻。司徒雷登是從中國回去的大使。當然也不能例外。國務院中國處的人專門向司徒雷登傳口風：不要亂說話。
傅海瀾說：“麥卡錫的一個部下羅伊·科恩來到我們家，那人長得挺帥，但說起話來凶巴巴的。”科恩和傅涇波見了麵，說了他來的兩個目的，一是傳司徒雷登“過審”，接受官方的當麵質詢，諸如出席聽證會什麽的；二是他們收到情報說，司徒雷登一直有記日記的習慣，要求他交出在中國期間的日記。傅涇波以禮相待，但客氣中給他一個軟釘子。傅涇波說，司徒雷登由於得了半身不遂，已不怎麽能說話。再者，由於行動不便，司徒雷登一般待在二樓，很少下樓。他出去接受當麵質詢可以，但先得簽一個書麵協議：如果司徒雷登因出席聽證會或其他質詢時，病情出現異常或其他不可知的後果，美國政府必須承擔一切責任。聽到這個要求，科恩與他的同行者商量後表示，“過審”可以免了。接著又提到了日記，傅涇波說：“是嗎，我怎麽不曉得，那得問司徒雷登本人。”科恩隻好悻悻地離開了。
傅海瀾回憶到，由於傅涇波上過燕京大學和北京大學，結交過國民黨和共產黨方麵的不少知名人士，消息比較靈通。像宋子文、陳立夫等人就是傅涇波的好朋友。宋子文曾從紐約坐火車到華盛頓，專門看望傅涇波，並講了一個很重要的消息：台灣方麵向美國政府和國會遊說，指控傅涇波是中國共產黨方麵的間諜，要求驅逐傅涇波一家。這也是衝著司徒雷登使出的狠招，好在沒有成功，不然司徒雷登隻能去老人院了。
司徒雷登一家與傅涇波一家是患難之交。司徒雷登父親在中國傳教時，傅涇波家裏出現變故，父親離家出走，母親帶著兒子傅涇波，還有親戚家的兩個孤兒，生活很艱難，傅的母親幾近發瘋。住在當地的司徒雷登的母親對傅母很關心，經常拉著她的手進行安慰，給了她很大的勇氣。後來，傅母神經恢複正常，與司徒雷登一家的關係自然非同尋常。
傅涇波是滿族人，祖籍中國甘肅，屬正紅旗。傅涇波與司徒雷登的交往緣於傅的父親。傅涇波的父親在一些社會活動中認識了司徒雷登，和他談起想送兒子上大學。司徒雷登說：“好呀，我們正辦燕京大學，把他送到那裏好了。”於是傅涇波就進了燕京大學。曾有一段時間，傅涇波交不起學費，司徒雷登替他交了學費。司徒雷登對傅涇波很欣賞，兩人建立了十分密切的師生關係。畢業後，傅涇波曾到國民黨政府的行政院謀過差事，但覺得國民黨太腐敗，同時也覺得自己不是做官的料，幹了半年多就辭職了。隨後，傅涇波當起了司徒雷登的私人秘書。美國任命司徒雷登擔任駐中國大使時，司徒雷登提出一個條件：要傅涇波繼續擔任他的秘書。可見傅對司徒雷登的重要性。
傅涇波夫婦膝下育有三女一子，孩子們對父母及司徒雷登都很孝順。大女兒出錢給司徒雷登和傅涇波買了醫療保險，她自己則貸了20萬美元，把父親的房子買了下來。這樣讓老人們既有了保障，又有不依賴人的感覺。司徒雷登雖然經濟拮據，但在傅涇波夫婦的悉心照料之下，晚年生活得還算幸福，直到1962年他不幸患病，在醫院去世。傅涇波對司徒雷登得了半身不遂一直有點內疚，因為他當時正去艾奧瓦州看望三女兒傅海瀾了。他認為，如果自己當時在司徒雷登身邊，即使得了病，也能得到更及時、更好的治療。傅涇波於1988年去世。
傅海瀾告訴記者，司徒雷登很佩服孫中山，好像還認識孫中山。在他的最後13年，也一直關注中國的事情。他常常念叨一生中有兩個遺憾：一是1949年夏天沒有聽傅涇波的話，來個“先斬後奏”，在向美國國務院請示之前，就從南京前往北京（當時稱北平）與中共接觸，造成既成事實。但司徒雷登骨子裏還是個牧師，害怕說謊遭上帝懲罰。二是沒有機會再回中國。他中風初期，積極參加康複鍛煉，內心中潛在的一個意念是，恢複健康後再回中國去。他常說，他回到中國“可以更正一些事情”。
2008年11月17日，在習近平的協助下，傅涇波的兒子傅履仁將軍，終於得以帶著司徒雷登的骨灰把它埋葬在杭州的安賢園，實現了司徒歸葬中國的宿夢。
蕭淑熙葉道純整理
2001年12月
1934年北平學生反對蔣介石對日本軍國主義不抵抗政策，紛紛南下請願示威。燕大學生愛國向不後人，立即宣布罷課，南下請願。因而引起校內外國教授們的激烈反對。中國教授初持中立態度，繼司徒雷登也有人出頭站在學生一邊。校內鬧得不可開交，南下請願團照舊南下，留在校內的學生也仍堅持和那些外國教授對立，不準任何人開課。
出現這些情況，學校當局連電在美國募捐的司徒校務長，促他早日返華解決學潮。司徒返校之日，也是南下請願團北上返校之時。當司徒到校之後，立即召開大會，全校學生和中外教授，齊集本校大禮堂，聽司徒講話。外國教授總以為司徒必然站在他們一邊；學生也以為司徒畢竟是一位外國人，不會讚成罷課的。可是大出一般人意料之外，司徒此時站在講台上，默不作聲約二三分鍾之久，才開口講話。他說道：“我在上海下船，一登岸首先問來接我的人：燕京的學生可來南京請願了麽？他們回答我說，燕京學生大部分都來了！我聽了之後才放下心！如果燕京學生沒有來請願，那說明我辦教育幾十年完全失敗了。”說這話時，他腳尖一再踮起，態度真誠，聲調懇切，眼中潮潤著，淚水似乎就要掉下來。大家聽後，無論中外教授和學生，無不為之動容。於是，滿天烏雲一風而散，次日學生照常上課，學生與教授之間，平靜無事，一場風波就此平息。
司徒雷登，1876年生於中國的杭州，他父親是常駐杭州的傳教士。11歲那年，司徒被送回美國，寄養於姨媽家中，並在美國念書，直至大學畢業。
司徒念了好幾個大學，最後在神學院獲得博士學位。學校要他作出對未來事業的決定，他那時並不喜歡中國，他曾自白說：“那一晚，我躺在床上徹夜難眠，聽到鍾樓上一次又一次地響起鍾聲，直至翌日清晨5點才慢慢入睡，簡直無法形容我多麽厭惡到中國去當傳教士的心情。在我心目中，那裏並非是我所想象的能正常生活和工作的國家：在街角的小教堂裏和廟會上給那些懶散、好奇的人群大聲布道，幾乎白送一樣地向人推銷宗教小冊子，被老百姓當猴戲一樣地對待，忍受人生的種種煩惱和困苦，沒有機會從事學術研究，過一種遁世隱居者的生活。我童年時代就看到爸爸所過的這種與世隔絕的生活，因此更使我體會到這種生活之枯燥無味。相反的，我若留在弗吉尼亞，有朋友，有歡樂，真是天上與地下之比。”他進一步說：“我天生就不喜歡傳教士，然而人們在當時都普遍認為，一個人如想真正成為名副其實的耶穌信徒，他就應到國外去做一個傳教士。或者，他至少得做到欣然應召。我肯定做不到這一點。”但作為一個忠誠的基督徒，他覺得個人的一切應當聽從上帝的安排，因此終於愉快地走了傳教士的道路，而且正是到他所本來不喜歡的落後的中國去。
他在神學院時有一個要好的同學，名叫莫菲特，他們兩人都同時被指定去中國。他們決定在出發以前成親，以便雙雙對對地去中國，但當時他們連女朋友也沒有，怎麽能結婚呢？青年人有一股傻勁，他們倆發誓，既然已情如手足，那麽，他們也應當去與一對姐妹結婚。司徒雷登說：“我在新奧爾良有一家遠房親戚，他家有4個女兒，我們去那兒每人挑一個。”莫菲特大喜，欣然同意。1904年11月，他倆到了新奧爾良，那四姐妹果真如《傲慢與偏見》中的女兒一樣，對他們歡迎備至。但誰挑誰呢？司徒雷登心中暗選了兩位，他想：“我一定要讓莫菲特先挑，因為我絕不能挑走莫菲特所屬意的姑娘。萬一莫菲特挑走了我屬意的姑娘，我還可有一後備的。”但莫菲特也是一名君子，他一定要司徒雷登先挑，兩人爭執不下，隻好由上帝決定，以硬幣一枚來決定先後。結果，莫菲特先挑，他挑上了二妹凱特。正好，司徒屬意的是大姐艾琳，沒有衝突，而是各得其所。
11月17日，兩對小夫妻就在新奧爾良舉行了婚禮，雙雙啟程赴中國。司徒雷登被留在杭州傳教，莫菲特則被派往蘇州。“上有天堂，下有蘇杭”，他們兩人又是各得其所。
司徒雷登與艾琳談戀愛的日子雖然很短，甚至可以說簡直沒有談戀愛的階段，但婚後的生活卻十分美滿。據司徒雷登說，他的結婚有點像中國式的結婚，是命中注定的。不同的是，在中國是由父母之命決定，而他的婚姻是由上帝決定的。
1907年，司徒雷登幫助長老會在杭州興辦了“育英學院”。該校成為“之江大學”的前身。翌年，他受聘執教於南京金陵神學院。他懷著強烈的興趣，鑽研宗教經文、曆史和哲學，並且出版了《新約希臘語初級讀本》和《希—英—漢字典》。
其時，北京的匯文大學和華北協和大學有意聯袂，且已在城東南的一處逼仄之地湊成臨時校舍，掛出一塊“北京大學”的牌子。據當時的教工回憶，學校經費拮據，人員短缺，“教職員連打字姑娘都算在內，隻有二十三人”，學生不足一百人，圖書僅數萬冊，“圖書館則鬥室二間，實驗室則一樓一底二間，生理化均在其中了”。由於人事、機構名稱爭執不下，該校校務陷入僵局。1918年12月，“北京大學”董事會決定聘請司徒雷登為該校校長。
“我接受的是一所分文不名，而且似乎是沒有人關心的學校。”司徒雷登事後回憶說。
司徒雷登廣征時賢之見。因國立北京大學這時已負盛名，這所教會學校已不宜再用“北京大學”為校名。最後，它采用了“燕京大學”的校名。這是1919年。這意味著燕京大學的正式誕生。接著，他又說服華北協和女子大學並入燕大，設立女部。燕大因此成為中國最早實行男女合校授課的大學之一。
1922年至1936年，司徒雷登連續10次赴美募捐，給燕大開辟了廣闊的財源。
1921年，司徒雷登靠步行、騎毛驢、騎自行車，轉遍了北京的四郊，勘察新校址。他從陝西督軍陳樹藩手中，買下了北京西郊海澱的一塊地皮。
他在自傳中說：
在試圖創辦我夢寐以求的大學時，我的任務似乎包括四個方麵：傳播基督教；提高科學水平，開設專業課程；增進同中國的關係，增進各國之間的了解；開辟經費來源和籌辦物資設備。
燕大是整個傳教事業的一個組成部分，它的興辦是為了給教會人員的子女提供教育的機會，更主要的，是為了給教會培養工作人員。這正是燕大能在中國土地上得以創辦的唯一理由，也是它獲得經費支持的唯一希望所在。我所要求的是使燕大繼續保持濃厚的基督教氣氛，而同時又使它不致成為宣傳運動的一部分。不應在學業上優待那些立誓信教的學生，也不要給那些拒絕信教的人製造障礙。它必須是一所真正經得起考驗的大學，允許自由地講授任何真理，至於信仰或表達信仰的方式則純屬個人之事，學校決不幹預。
不幸，正當燕大位居海澱的校舍落成之際，司徒雷登的妻子艾琳病逝了。他在自傳中記道：“她生孩子時身體受了損害，一直未康複，是個半殘廢。她最關心的是不要讓她那虛弱多病的身體影響我的工作，她與我的母親和睦相處，互為補充，相依為命，生活得猶如一個人一樣。6月6日，正當燕大搬入新校舍之際，她去世了。靈柩下葬在新校園附近的新燕大公墓裏，她的墳墓是公墓中的第一座。”
司徒雷登再也沒有續弦。他說，他與艾琳恩愛彌篤，如膠似漆。他絕對不能再同另外一個女子生活在一起，想到與艾琳的親密無間的情誼而再去想與另外的女人發生感情，那是不可思議的，這將是對他的靈魂的一種侮辱。從此，司徒雷登一直過獨身生活，直至去世。他說：“燕大成了我的大家庭，學生們說他們就是我的孩子，而我也確實對他們有父輩之情。”
史靜寰博士談司徒雷登時說：“燕大在30年代的學生運動中能發揮重要作用具有多方麵的原因。首先，燕大與其他大學相比，有著比較寬鬆的內部環境和活躍的政治氣氛。燕大的圖書館內藏有不少的馬列主義經典著作，不但公開向學生出借，有些還被指定為教學參考書。這種學習為今後的革命生涯打下了基礎。黃華、楊剛、龔普生等都曾談到這一點。學生在校內刊物上發表攻擊國民黨、宣傳共產黨蘇區情況的文章並不犯忌。甚至學生可以公開批評美國的侵略政策。1935年年底為司徒祝壽時，學生們說：‘司徒先生雖然不是一個中國人，可是他對中國的厚愛並不亞於我們。他所企慕的是全人類的博愛和和平，要使司徒先生能得更大的快樂，我們隻有拚著犧牲我們的頭顱與熱血去為祖國奮鬥。’”
司徒雷登北上就任燕大校長之時，中國正處在新文化運動的高潮時期。這一運動所介紹的新思想和采取的新文體（白話文）使中國文字宣傳工作發生重大改變。這一運動所引起的全民族特別是知識界對宣傳媒介的重視，更使報紙雜誌的出版出現前所未有的高潮。司徒雷登從這種形勢中看到了中國對新聞、出版等有關專業人才的需求，以及燕大作為教會學校所可能進行的工作。他上任後不久即向托事部建議，組建燕大新聞係，但這一建議遭到許多人的反對。最後托事部雖然授權司徒雷登在燕大增設新聞係，但明確告訴他，托事部沒有為新聞係提供經費的義務。這種“無米之炊”的局麵並未使司徒雷登放棄自己的主張。1924年，燕大正式開始創辦新聞專業的嚐試。生於中國的傳教士後代白瑞華（R。S。Britton）和另一美國人聶士芬（Vernon Nash）合作進行這一工作。他們在燕大開設了最早的新聞學課。這時美國第一所新聞學院也不過剛剛存在15年。但是不久，白瑞華因身體原因回國治病。1927年，聶士芬也回美國深造，並為新聞係的正式建立進行籌款工作。1927—1929年，尚未成型的新聞係被迫中止其工作。聶士芬在美國的籌款工作進行得相當活躍。美國著名新聞記者兼教育家、密蘇裏大學新聞學院創辦人和院長惠廉士（W。Williams）曾於20年代初來中國訪問，對在中國建立新聞教育基地的主張最為讚同。他親自出任為燕大新聞係籌款的委員會主席。在他的影響下密蘇裏大學新聞界人士踴躍捐款，很快就籌到6.5萬美元。除此之外，他還促成密蘇裏大學新聞學院與燕大新聞係結成姐妹學校。由密蘇裏大學幫助燕大新聞係創建工作。兩校訂立交換教授與學生的協議。1929年，聶士芬回到燕大，燕大新聞係的各項工作得以恢複。由於經費及師資有限，新聞係不以培養非常專業化的新聞工作人員為目標，而是偏重於使學生接受廣泛的知識和有關報業的基本原理及技術訓練。因此，新聞係學生一般都從其他係選修3/4的課程，隻有1/4的新聞專業課。新聞係的教學很注意實踐。30年代，新聞係學生曾出版了自己的實習報紙：《燕京新聞》。日軍占領北平時，很多雜誌報紙被迫停刊。燕大利用自己的美國國旗得以繼續維持。燕大新聞係出版的《平西報》曾在一個時期內是北平唯一的一張西文報紙。
新聞係開辦以後成為燕大最受歡迎的專業之一。根據1932—1933年度的調查，新建的新聞係已有學生52名，超過政治學係（51名）。在全校各專業學生人數上名列第四。到30年代末，新聞係已成為全校學生最多的大係。1930年，新聞係隻有一名畢業生，1935年的畢業生數是15名。到40年代，全國各大報幾乎都有燕大的畢業生。由於較高的英文水平，燕大畢業生在國際新聞工作中占有絕對優勢。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新聞社派往世界各大國首都的代表幾乎全是燕大新聞係的畢業生。
燕大很快成了一所有名望的教會大學，其學術上的成就得到社會承認。早在20年代末，美國加州大學在以畢業生升入美國院校的成績為標準所進行的遠東各大學質量調查中就將燕大列為甲級。以後燕大也一直是中國規模最大、水平最高、最具影響的教會學校之一。燕大在其存在的三十多年中，培養六七千名學生，其中絕大多數成為國家的有用之才，特別是在教育、新聞、外交、政治等領域，燕大學生更占有特殊地位。
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爆發，中國的全麵抗戰正式開始。地處北平的國立大學相繼遷往大後方。鑒於當時美國是中立國，日軍不會輕易地幹預美國的教會學校，司徒雷登決定留在原地辦學，為日占區的青年提供求學機會。在這期間，司徒雷登千方百計保護從事抗日活動的學生。他多次借口美國人開辦的學校享有治外法權，拒絕日軍及新民會進入校園內搜捕抗日分子和共產黨人。1939年元旦，燕大學生試圖刺殺漢奸周作人，可是行動失敗。司徒雷登不久就發現了參與刺殺行動的學生，在他的保護下，日偽當局始終未能抓捕到他們。
燕大有些進步學生和教師想離開學校投身抗日鬥爭，司徒雷登總是力所能及地提供各種幫助。司徒雷登曾明確指示學生生活輔導委員會，如果有學生要求學校幫助其離開淪陷區，不是為了轉學，而是為了參加與抗日有關的工作，要給予支持。無論是去國統區，還是去解放區，都要給予幫助。凡是要走的學生，臨行前，司徒雷登都要在臨湖軒設宴送行。在一次歡送會上，他說他希望燕大學生，不論到大後方，還是到解放區，都要在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起橋梁作用，以加強合作，共同抗日。在這幾年時間裏，不少學生就是在司徒雷登的協助下，去了重慶、昆明，或是翻越西山，到了解放區。
在燕大數學係任教的英籍教師賴樸吾（E。Ralph Lapwood）得到司徒雷登的支持，於1939年夏離開燕大，與路易·艾黎一起經過解放區到達四川，從事以發展生產、支援抗戰前線為目的的“工業合作協會”工作。這件事在燕大影響很大，有些學生就想到那裏工作。於是，學生生活輔導委員會副主席侯仁之去見司徒雷登，請他想想辦法。司徒雷登主動提出應該資助學生南下，並且建議學生先去上海，然後由在上海男女青年會工作的燕大校友幫助他們轉往內地。有十多個男女同學就是通過這種途徑走的。
對於教職員工的反日行動或想去抗日根據地訪問，司徒雷登也給予幫助。英籍教授林邁可（Michael Lindsay）先生秘密地為華北共產黨遊擊隊提供通信器材和醫療設備，為了躲避日軍的檢查，司徒雷登曾多次把自己享有外交豁免權的小汽車借給他使用。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林邁可夫婦也是乘坐司徒雷登的小汽車，取道西山前往解放區的。作為無線電專家，林邁可在晉察冀邊區和延安工作了八九年，與抗日軍民同甘共苦，直到抗戰勝利後才回到英國。
1936年6月，在燕大新聞係任教的美國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在隻身獨闖陝北抗日根據地采訪之前，曾與司徒雷登有過一次秘密長談。雖說沒有人知道他們談話的具體內容，但是有一點是毋庸置疑的，即他們的談話與斯諾的陝北之行有關，而且斯諾此行是得到司徒雷登校長支持的。斯諾從陝北回來後，為了讓更多的人了解抗日根據地的情況，在司徒雷登的住宅臨湖軒多次為燕大和清華的教師及學生代表放映他攝製的反映蘇區情況的影片和幻燈片。燕京大學的校刊《燕京周刊》首先連續發表了斯諾的《毛澤東訪問記》等文章。這些文章後來匯編成《紅星照耀中國》（即中譯本《西行漫記》）一書，於1937年10月在美國出版。該書第一次客觀、公正地向全世界介紹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紅軍二萬五千裏長征的壯舉。在斯諾陝北之行的影響下，許多進步教師和學生萌發了到抗日根據地參加革命的想法，並於1937年兩次組織考察團，沿斯諾走過的道路訪問延安。
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後，日寇封閉了燕京大學，並囚禁了司徒。一直到日本投降，司徒才獲得自由，並立即進行燕京複校工作。但1946年7月4日，馬歇爾將軍請司徒前往南京美國駐華使館出席美國獨立紀念活動，並當麵請其出任駐華大使。於是，他身不由己地成了一名政治明星。
司徒雷登曾多次見過蔣介石，他們是“主內朋友”，很談得攏。司徒在1946年也在重慶見過毛澤東，當時他曾誇耀他有不少學生在延安為共產黨效勞。但司徒與蔣、毛的個人友誼並不能幫助國共談判。國共談判是注定要失敗的，誰也沒有能力回天。所以，像馬歇爾一樣，司徒最後也嚐到了失敗的苦果。
其時有一個細節。當1949年年初共產黨勝利已成定局之時，在國民黨要求下，各國駐華使館紛紛遷往廣州，隻有美國使館沒有搬走。傅涇波曾勸司徒以個人名義去北京與共產黨摸底，看看是否還有迂回餘地。司徒雖有此心，但他囿於外交紀律，終於不敢采取行動。
同年8月，司徒奉國務院召回之令，從南京回美。回美後的情況怎麽樣呢？
2007年7月，《環球時報》記者王君如訪問了傅涇波的女兒傅海瀾，並作了以下報道：
司徒雷登1949年年末，應美國國務院所召，返回美國。隨行的還有他的私人秘書傅涇波一家。司徒雷登當時已是73歲的老人了，知道自己離不開傅涇波。傅涇波來華盛頓得到了馬歇爾將軍的特批。
當年正值新中國成立之時，美國對華關係十分微妙。司徒雷登在中國時就曾有過與中共方麵接觸的想法，結果未能如願。司徒雷登一回到華盛頓，美國國務院立即向他下令三個不許：不許演講，不許談美中關係，不許接受記者采訪。
司徒雷登及傅涇波一家先是租公寓住，1953年，傅涇波在親朋好友的資助下湊了三萬美元，買下了現在這所房子，一家老小搬了進去，司徒雷登當然也就成了傅家的成員之一。
由於國務院有令，司徒雷登的社交十分有限，大多是參加一些與宗教有關的活動。有一次，司徒雷登前往紐約參加一個基督教團體的聚會，返回華盛頓的途中在火車上不幸中風，摔倒在廁所裏。這一摔就摔成了半身不遂。傅海瀾兩眼含淚說：“他為什麽得病，是因為心情不好嘛。他有一肚子的話想說，但（美國政府）不讓他說，能不憋出病來嗎？”
麥卡錫分子盯上了他，20世紀50年代初，“麥卡錫主義”在美國大行其道，凡是與蘇聯、中國等共產黨國家有過關係的人都受到監控和盤查，像有名的“中國通”費正清都受到圍攻。司徒雷登是從中國回去的大使。當然也不能例外。國務院中國處的人專門向司徒雷登傳口風：不要亂說話。
傅海瀾說：“麥卡錫的一個部下羅伊·科恩來到我們家，那人長得挺帥，但說起話來凶巴巴的。”科恩和傅涇波見了麵，說了他來的兩個目的，一是傳司徒雷登“過審”，接受官方的當麵質詢，諸如出席聽證會什麽的；二是他們收到情報說，司徒雷登一直有記日記的習慣，要求他交出在中國期間的日記。傅涇波以禮相待，但客氣中給他一個軟釘子。傅涇波說，司徒雷登由於得了半身不遂，已不怎麽能說話。再者，由於行動不便，司徒雷登一般待在二樓，很少下樓。他出去接受當麵質詢可以，但先得簽一個書麵協議：如果司徒雷登因出席聽證會或其他質詢時，病情出現異常或其他不可知的後果，美國政府必須承擔一切責任。聽到這個要求，科恩與他的同行者商量後表示，“過審”可以免了。接著又提到了日記，傅涇波說：“是嗎，我怎麽不曉得，那得問司徒雷登本人。”科恩隻好悻悻地離開了。
傅海瀾回憶到，由於傅涇波上過燕京大學和北京大學，結交過國民黨和共產黨方麵的不少知名人士，消息比較靈通。像宋子文、陳立夫等人就是傅涇波的好朋友。宋子文曾從紐約坐火車到華盛頓，專門看望傅涇波，並講了一個很重要的消息：台灣方麵向美國政府和國會遊說，指控傅涇波是中國共產黨方麵的間諜，要求驅逐傅涇波一家。這也是衝著司徒雷登使出的狠招，好在沒有成功，不然司徒雷登隻能去老人院了。
司徒雷登一家與傅涇波一家是患難之交。司徒雷登父親在中國傳教時，傅涇波家裏出現變故，父親離家出走，母親帶著兒子傅涇波，還有親戚家的兩個孤兒，生活很艱難，傅的母親幾近發瘋。住在當地的司徒雷登的母親對傅母很關心，經常拉著她的手進行安慰，給了她很大的勇氣。後來，傅母神經恢複正常，與司徒雷登一家的關係自然非同尋常。
傅涇波是滿族人，祖籍中國甘肅，屬正紅旗。傅涇波與司徒雷登的交往緣於傅的父親。傅涇波的父親在一些社會活動中認識了司徒雷登，和他談起想送兒子上大學。司徒雷登說：“好呀，我們正辦燕京大學，把他送到那裏好了。”於是傅涇波就進了燕京大學。曾有一段時間，傅涇波交不起學費，司徒雷登替他交了學費。司徒雷登對傅涇波很欣賞，兩人建立了十分密切的師生關係。畢業後，傅涇波曾到國民黨政府的行政院謀過差事，但覺得國民黨太腐敗，同時也覺得自己不是做官的料，幹了半年多就辭職了。隨後，傅涇波當起了司徒雷登的私人秘書。美國任命司徒雷登擔任駐中國大使時，司徒雷登提出一個條件：要傅涇波繼續擔任他的秘書。可見傅對司徒雷登的重要性。
傅涇波夫婦膝下育有三女一子，孩子們對父母及司徒雷登都很孝順。大女兒出錢給司徒雷登和傅涇波買了醫療保險，她自己則貸了20萬美元，把父親的房子買了下來。這樣讓老人們既有了保障，又有不依賴人的感覺。司徒雷登雖然經濟拮據，但在傅涇波夫婦的悉心照料之下，晚年生活得還算幸福，直到1962年他不幸患病，在醫院去世。傅涇波對司徒雷登得了半身不遂一直有點內疚，因為他當時正去艾奧瓦州看望三女兒傅海瀾了。他認為，如果自己當時在司徒雷登身邊，即使得了病，也能得到更及時、更好的治療。傅涇波於1988年去世。
傅海瀾告訴記者，司徒雷登很佩服孫中山，好像還認識孫中山。在他的最後13年，也一直關注中國的事情。他常常念叨一生中有兩個遺憾：一是1949年夏天沒有聽傅涇波的話，來個“先斬後奏”，在向美國國務院請示之前，就從南京前往北京（當時稱北平）與中共接觸，造成既成事實。但司徒雷登骨子裏還是個牧師，害怕說謊遭上帝懲罰。二是沒有機會再回中國。他中風初期，積極參加康複鍛煉，內心中潛在的一個意念是，恢複健康後再回中國去。他常說，他回到中國“可以更正一些事情”。
2008年11月17日，在習近平的協助下，傅涇波的兒子傅履仁將軍，終於得以帶著司徒雷登的骨灰把它埋葬在杭州的安賢園，實現了司徒歸葬中國的宿夢。
蕭淑熙葉道純整理
2001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