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閣輔政 智勇雙全
朱元璋建立明朝後，極力加強中央集權統治，他廢掉宰相，集諸種大權於皇帝一身。洪武二十八年他便敕諭群臣：“以後嗣君，其毋議置丞相，臣下有奏請設立者，論在極刑。”這種辦法確實是大大穩定了他的皇帝寶座，但是隨之而來的一個嚴重問題，各省奏章如同雪片一樣地到了他的龍案上，等待他一人批示。據通政司記載：光內外奏折，八天就有一千多份，共三千多件事情要他處理，那麽朱元璋就是長了三頭六臂，日夜工作也無法批完。朱元璋怕弄錯，除下令不要“細故入奏”外，還從翰林院選出了一些文官來協助批示。但是這些人官品都很低，沒有實權。“儒臣入直備顧問而已”。（《明史》卷一百九《表第十》）。因此，這些人不過是皇帝的臨時秘書而已。然而這畢竟不是長久之計，因為人員經常變動，難以熟悉工作。於是明成祖一即位，便從翰林院中選出了一批老成持重，忠於他的文官入值文淵閣。洪武三十五年（即建文四年）“八月壬子，侍讀解縉，編修黃淮入直文淵閣，尋命侍讀胡廣、修撰楊榮、編修楊士奇、檢討金幼孜、胡儼同入值，並預機務。”（《明史·成祖一》）這些人很受皇帝信任，成了他的機要秘書，象解縉、黃淮等經常侍於禦榻前以備顧問，“或至夜分，上就寢，猶賜坐榻前，語以機密事務。內閣預機務自此始”。（《明通監》卷十三紀十三《惠帝建文四年》）由於這些人在文淵閣辦公，所以就稱之為“內閣”，閣臣的稱號也就是這麽來的。楊士奇便是在這種背景下走進了內閣，開始了他四十一年的當政生活。此時，他已經三十九歲了。
成祖時，閣臣的權力並不重，入值內閣者都是些五品官，而且內閣沒有下屬機關，對諸司沒有約束力，它不過是皇帝的參謀班子。直到仁宗時，楊士奇為兵部尚書，楊榮為工部尚書，宣宗時召楊溥入閣遷禮部尚書，閣臣的權勢才漸漸地大起來。“至仁宗而後，諸大學士曆晉尚書、保、傅，品位尊崇，地居近密，而論言批答，裁決機宜，悉由票擬，閣權之重偃然漢、唐宰輔，特不居丞相名耳。”（《明史》卷一百九《表第十》）士奇入閣不久，就由翰林院編修升為侍講，永樂二年又晉為左中允，五年升為春坊左諭德，仍兼侍講。
永樂三年（一四0五年）成祖冊立長子高熾為太子。永樂六年，升北平為京，同時成祖準備明年去巡視北京。他這樣做的原因主要是為了北邊的防務。因為從他繼位以後，也采取了削藩的政策，盡釋諸王兵權。這樣北邊開始吃緊。蒙古騎兵在那裏悠來悠去，明朝重心又在南京，邊備已顯空虛。為了加強戰備，成祖才做出了巡守北京的決定。另外，成祖此時已有了遷都北京的打算。於是，他命令楊士奇起草一份詔書，以告天下。士奇接令後一揮而就，成祖看了頗為欣賞，又拿給各部尚書觀看。兵部尚書劉儶看後，提了個意見：“是否請把‘有’字改為‘自’字更為妥切？”眾大臣聽了很不以為然，認為“有”和“自”在文內字義相近，無需更改，況且皇上已經看過也沒有提什麽。但是士奇卻欣然接受了這個意見，啟奏道：“此事有關國家大體，應當采納劉儶的意見”。成祖很讚賞士奇這種謙虛慎重的態度。以後對士奇更加信任了，命令士奇主編《太祖實錄》。
永樂七年，成祖巡守北京。臨走前把一個重大而艱危的工作交給了士奇等人：他留下皇太子（即後來仁宗）在南京監國，而命令士奇、蹇義、黃淮等輔導太子。當然，這是一種異乎尋常的信任，可是不少事情往往又事關大局，不得不極其謹慎。士奇此時便有了展示他政治抱負的機會，他憑著自己的才幹和忠誠，贏得了太子的信任，從而奠定了他和太子的那種非同一般的親密關係。蹇義是個多疑少斷的人，常常打著熟慮的旗號而拿不定主意，士奇卻非常果斷，敢於據理而行。他說：“事豈得不思，但多思則惑，惟當據理而行”。“皇太子知公誠篤，惟公言是從，或初若有疑，而終必見用，由是少有闕失，而上下安。”（《東裏集》王直作《楊士奇傳》）。
但是輔佐太子並非是一件安全的差事。隨著地位的提高，士奇雖然越來越走進統治集團的中心，同時也越來越卷進政治鬥爭的漩渦。在中國曆史上雖然有著嫡長子繼承皇位的封建法統，但是爭奪皇位的鬥爭卻從來沒有停止過。這種鬥爭或者導致全國之亂，百姓塗炭，或者是弑父殺兄，血染宮廷。雄傲多謀的朱棣，便是在“靖難”的烽火中趕跑了侄子，登上的皇位，而輔佐惠帝的方孝儒、黃子澄之輩都成了這場鬥爭的殉葬品。他深深地體會到藩王造反的厲害，於是上台後盡行削藩，一個個罷去他兄弟們的兵權。但是戲劇性的是又出了個仿效他老子，自比為秦王李世民的二兒子高煦。高煦在幫助父親爭奪皇位的鬥爭中頗為賣力。“初帝起兵時，漢王數力戰有功，帝許以事成立為太子”（《明史·楊士奇傳》）成祖也以他象自己而頗喜愛之。他曾經暗示過高煦“世子多疾”。但是他入繼大統後，由於解縉等人的堅持，冊立了世子朱高熾為太子，而把高煦封為漢王，封國雲南，三子高燧為趙王。高熾雖被立為太子，但是這個接班人的位子很久沒有穩定下來，成祖不喜歡他的文弱性格，對他很不放心。而高煦更是不會善罷甘休。“既而不得立，怨望。”（同上）他接到封號後立時勃然大怒，說：“我有什麽罪，要把我趕到千裏之外去！”。不走！就是不去！他恨死了解縉等一幫力主冊立高熾的人，於是暗中積極活動，勾結了趙王高燧，尋找一切機會在父皇麵前攻擊太子，構陷他的罪狀。謊話重複一千遍就會疑為事實。二兒子的讒言使英武的成祖也迷惑了，他變得對太子很不信任，不斷地偵察、挑剔太子的差錯。太子一有差池，輔臣便成了替死鬼，方孝儒的悲劇時刻在等待著他們。讚善梁潛、司練周晃都因為輔導太子有闕，先後被判罪在獄中，連解縉都因此遭到攻擊，也被貶職處分，最後死於非命。這時，誰要是在成祖天平上高煦一端多加一個砝碼，太子就會被打進冷宮，甚至導致一場新的宮廷變故。
永樂九年，成祖回到南京，把楊士奇找來，讓他匯報太子情況。“士奇以孝敬對，且曰：‘殿下天資高，即有過必知，知必改。存心愛人，決不負陛下托。’”（《明史·楊士奇傳》）成祖聽後非常高興。然而由於高煦的攪動。這個漩渦沒有平靜。永樂十二年三月，成祖北征瓦剌，八月回到北京，按規矩，太子要派大使去迎接聖駕。可是仍舊帶著挑剔目光的成祖，卻指責他們接晚了，而且嫌歡迎辭也寫得不那麽順耳，不禁龍顏大怒，說這是輔導者的責任，要治老師的罪。高煦又認為機會已到，對太子展開了新的攻勢。蹇義、黃淮、楊士奇、楊溥等人陸續被關了起來。不過成祖對平日甚謹的楊士奇還是挺有好感的，說：“姑且先饒了楊士奇吧！”士奇被放出來後，又立即被召去匯報太子情況。士奇依然堅定地替太子辯護，他沒有替自己開脫，而是勇敢地承擔了罪責。他說：“太子孝敬如初。凡所稽遲，皆臣等罪。”（《明史·楊士奇傳》）士奇這樣回答，可以說是既大膽又巧妙的。他短短數語，既掩護了太子，又給成祖留下了勇擔罪責的好印象。由於當時有人指出楊士奇也不能寬大，於是永樂帝隻是象征性地把士奇關了幾天，就放出來官複原職。
高煦在讒言失敗後，成祖又一次把他封到青洲，他還是不去，依然賴在南京。他在南京無法無天，胡作非為，趁著成祖北征，他便私選壯士，募兵三千，練起兵來。高煦準備有一天學他爸爸的榜樣，弑兄奪位。他縱使下屬劫掠，殺人越貨。南京的兵馬指揮徐野驢捕治其下屬，高煦大怒，執鐵瓜打死了野驢。高煦成了萬人痛恨的混世魔王。可是由於“靖難之役”的情景在人們心中仍是記憶猶新，大家都是敢怒而不敢言。誰敢肯定他不是未來的天子呢？十四年，成祖回到南京，他已漸漸聽到一些漢王妄圖奪嫡謀反的不軌之事，便命令高煦立刻離開南京，前往青州，但高煦公然抗旨，在南京城裏依然故我。這時成祖向蹇義了解漢王事情，蹇義摸不透皇帝心思，非常害怕，什麽也沒說。於是成祖又把士奇找來詢問，士奇回答得非常巧妙得體，他說：“我和蹇義一起輔導東宮，因此外人不敢對我們議論漢王之事。然而，您兩次命漢王就藩，他皆不肯行，現在知道陛下要遷都了，他又要求留守南京，這目的不是非常明了嗎？唯望陛下早一些安置漢王，使他有一個定所，這樣既全父子之恩，又貽永世之利。”可見士奇不像蹇義那樣顧慮重重、明哲保身，他的回答是肯定而得體的。這裏他沒有匯報什麽新的情況以留下誹謗之嫌，隻是舉出了成祖知曉而且很關鍵的幾個實例，向他敲響了警鍾。成祖當時沒有明確表態，卻私下裏派人偵察，徹底掌握了高煦的隱惡，於是把他找來狠狠訓斥了一番，然後剝掉其冠服，囚係於西華門示眾，接著又削掉了封給他的兩個護衛（一個護衛一般有三千人），把他安置到樂安州。處理完畢，成祖放心地說：“這回他離南京不遠了，就是作亂，我們也可以朝發而夕擒之了。”可以說永樂帝的這一處理，正是在楊士奇的提醒和敦促下進行的。在這場鬥爭中，有的官員別有用心，支持漢王；有的官員首鼠兩端，一言不發以保全身家。他們都沒有看到：高煦完全不是成祖那樣的雄武人物。究其所為，高煦不過是一個恃強淩弱非常狂妄的無賴之徒，這種人既難以成事，又無德才治理國家，對於這樣一個分裂勢力的代表人物，作為一心要鞏固一統江山的梟雄成祖怎麽會把大權交給他呢？楊士奇從維護封建法統的目的出發，冷靜分析了大勢，態度鮮明地支持太子、提醒成祖，打擊了藩王的分裂勢力，維護了當時安定統一的政治局麵，防止了可能發生的第二個“靖難之役”。我們認為：在封建社會中，要想維護一個安定和平的政治局麵，統治階級內部的安定是一個重要因素。要做到這一點，在統治階級內部要有一個合法、堅定的核心。這個核心的代表人物就是皇帝。在中國的封建王朝中，皇帝的合法地位，應該是通過嫡長子繼承而被臣民承認的，這便是中國式的封建傳統觀念。嫡長子繼承製的實行與否，往往影響著整個社會的政治局麵。楊士奇在朱棣篡位問題上，雖然迫於形勢，擁立新主，違背了封建傳統，但是在成祖傳位的關鍵問題上，始終堅持了嫡長子繼承的原則，堅決站在太子一邊，並通過種種方式的鬥爭，使太子獲得了勝利。太子地位的鞏固，不僅影響著當時的局麵，而且也對明朝中後期產生了積極的影響。我們應該看到，倘若此次太子失敗，高煦成功，那麽，父親篡位於前，兒子效仿於後，此種風氣一開，那麽子孫後代群起而仿之，後果將是不堪設想的。所以說，這場鬥爭的意義主要還在於是一場捍衛封建法統的鬥爭，太子的勝利沉重地打擊了當時和後來的分裂勢力野心家。在這場鬥爭中，成祖的決定是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他的明智決策，完全扭轉了太子與漢王之間的力量對比，穩定了太子的地位，也決定了以後高煦覆滅的必然命運。太子非常感激士奇的功量，在他臨終前回憶這一段往事時說：“朕監國二十年為讒慝所構，心之艱危，吾三人（指士奇、蹇義）共之。賴皇考仁明，以有今日。”（《明通監》卷十八）這也就解釋了楊士奇後來何以受到非同一般的信任了。
可以說，在對待皇位繼承問題上，士奇的方法不是一成不變的。他在不同的形勢下，采取了不同策略，卻都達到了避免內亂的結果。
永樂十五年士奇被提升為翰林學士，十九年改左春坊大學士，二十年由於輔導太子有缺，下錦衣衛，但旬日而釋，這是士奇的第二次下獄。士奇一生下過兩次獄，但均“旬日而釋”，並官複原職。成祖在位期間，士奇的主要政治活動就是輔佐東宮和主編《太祖實錄》。
成祖即位後，大部份時間都是在北京。由於蒙古的瓦剌、韃靼兩部不斷侵擾，所以成祖從永樂七年（一四0九年）——永樂二十二年（一四二四年）五次親征，最後一次死於北征途中。朱高熾於 1424年繼承大統，是為仁宗，但他是個沒有福份的短命皇帝，他監國有二十年之久，即位不到一年就去世了。他的兒子宣宗即位，年號宣德。這對於野心不死的高煦來說，曆史該是何等相似呀！一場新的叔奪侄位的“靖難之役”就要由他導演了。急劇膨脹的個人野心，促使他不顧大勢，孤注一擲。宣德元年，他終於迫不及待地豎起了反叛的大旗。然而他卻錯誤地估計了形勢，他不知道如今的中央政權，已非昔日建文朝廷，而是兵精將猛，謀士如林，局勢也更加穩定，人民也更加反對這種不義的分裂戰爭。在楊榮的建議下宣宗禦駕親征，叛軍一觸即潰，叛亂迅速被鎮壓下去，高煦也落得個階下囚的可恥下場。回師時，侍郎陳山進言邀功：“趙王高燧實在是和漢王一夥的，咱們現在乘勢攻打彰德，連趙王也一塊幹掉吧！這樣就可使朝廷永遠沒有憂患。”趙王過去確實是漢王的積極支持者，幹了不少分裂的壞事。然而在成祖懲罰了他之後，他就再也沒有過什麽蠢動，因此這時出兵攻打趙王，勢必會擴大打擊麵，促使趙王反叛，無端地勞師傷財，且會造成人心不穩。對於這樣一個不合時宜的建議，謹身殿大學士、工部尚書楊榮居然竭力讚同，宣宗疑慮不決，蹇義、夏原吉二人“依違其間”。楊榮於是傳旨，令華蓋殿大學士、兵部尚書士奇起草討伐趙王的命令。眼看一場新的戰爭又要開始。這時楊士奇沒有附和，而是堅決地站出來反對，說：“凡事應當講究事實，天地鬼神難道也可以欺蒙嗎？現在我們有什麽樣的理由去討伐趙王？”因為這場反叛，趙王並沒有參與。可是楊榮朝士奇扣起了大帽子，他厲聲說：“現在連逆黨都供認他們其實是同謀，怎能說沒有證據呢？”士奇說：“這樣的話就能服人心嗎？”宣宗初即位，對楊士奇不了解，也談不上信任。於是他去找蹇義和夏原吉，反複陳述不可興兵討伐趙王的原由。蹇義、夏原吉二人說：“既然如你所說，哪怎麽辦呢？”士奇說：“朝廷一貫看重親情，對宗親都很仁厚。如有可疑，我們就加以防範，這樣就必然沒有憂慮，而於國體正。”二人說：“皇上現在非常相信楊榮的話，不知我們說話是否有作用。”於是士奇又麵見楊榮，說：“太宗皇帝隻有三個兒子，現在皇上隻有兩個叔父，對有罪的我們自然不能赦免，但那無罪的則應寬厚對待，這樣的話就可寬慰皇祖在天之靈。”楊榮仍舊固執己見，隻有楊溥與士奇意見一致。楊溥說：“我們一起入見聖上，明其大義。”楊榮先入，士奇與楊溥跟在後麵，但守門者不讓進。一會兒皇上召見蹇義和夏原吉，他們入見後，把楊士奇的意見告之。至此皇上突然醒悟，命令部隊停止前進，全部人馬返還京師，再不議攻打彰德事，最終取消了發兵討趙計劃。士奇後來又對宣宗說：“趙王是您最親近的親人，陛下應當保全他，不要聽從別人的。”趙王得信後，感動得流著淚說：“我這回有生的希望了。”他一邊立即上表謝恩，一邊自動獻出了封給他的護衛。在這場爭論中，士奇用仁愛之情打動了宣宗，戰勝了主戰派。可見，士奇根據分裂勢力情節輕重，施以不同的策略，而在客觀上減少了戰爭對人民的殘害，同樣收到了削藩的結果。
成祖曾經說過：“兵易動難安，一或輕舉，傷人必多。且人有不善，以理告諭，未必不從，如其不從，加後未晚”。（《明通監》卷十四）事實證明：士奇的做法是符合成祖“在天之意”的。
成祖時，閣臣的權力並不重，入值內閣者都是些五品官，而且內閣沒有下屬機關，對諸司沒有約束力，它不過是皇帝的參謀班子。直到仁宗時，楊士奇為兵部尚書，楊榮為工部尚書，宣宗時召楊溥入閣遷禮部尚書，閣臣的權勢才漸漸地大起來。“至仁宗而後，諸大學士曆晉尚書、保、傅，品位尊崇，地居近密，而論言批答，裁決機宜，悉由票擬，閣權之重偃然漢、唐宰輔，特不居丞相名耳。”（《明史》卷一百九《表第十》）士奇入閣不久，就由翰林院編修升為侍講，永樂二年又晉為左中允，五年升為春坊左諭德，仍兼侍講。
永樂三年（一四0五年）成祖冊立長子高熾為太子。永樂六年，升北平為京，同時成祖準備明年去巡視北京。他這樣做的原因主要是為了北邊的防務。因為從他繼位以後，也采取了削藩的政策，盡釋諸王兵權。這樣北邊開始吃緊。蒙古騎兵在那裏悠來悠去，明朝重心又在南京，邊備已顯空虛。為了加強戰備，成祖才做出了巡守北京的決定。另外，成祖此時已有了遷都北京的打算。於是，他命令楊士奇起草一份詔書，以告天下。士奇接令後一揮而就，成祖看了頗為欣賞，又拿給各部尚書觀看。兵部尚書劉儶看後，提了個意見：“是否請把‘有’字改為‘自’字更為妥切？”眾大臣聽了很不以為然，認為“有”和“自”在文內字義相近，無需更改，況且皇上已經看過也沒有提什麽。但是士奇卻欣然接受了這個意見，啟奏道：“此事有關國家大體，應當采納劉儶的意見”。成祖很讚賞士奇這種謙虛慎重的態度。以後對士奇更加信任了，命令士奇主編《太祖實錄》。
永樂七年，成祖巡守北京。臨走前把一個重大而艱危的工作交給了士奇等人：他留下皇太子（即後來仁宗）在南京監國，而命令士奇、蹇義、黃淮等輔導太子。當然，這是一種異乎尋常的信任，可是不少事情往往又事關大局，不得不極其謹慎。士奇此時便有了展示他政治抱負的機會，他憑著自己的才幹和忠誠，贏得了太子的信任，從而奠定了他和太子的那種非同一般的親密關係。蹇義是個多疑少斷的人，常常打著熟慮的旗號而拿不定主意，士奇卻非常果斷，敢於據理而行。他說：“事豈得不思，但多思則惑，惟當據理而行”。“皇太子知公誠篤，惟公言是從，或初若有疑，而終必見用，由是少有闕失，而上下安。”（《東裏集》王直作《楊士奇傳》）。
但是輔佐太子並非是一件安全的差事。隨著地位的提高，士奇雖然越來越走進統治集團的中心，同時也越來越卷進政治鬥爭的漩渦。在中國曆史上雖然有著嫡長子繼承皇位的封建法統，但是爭奪皇位的鬥爭卻從來沒有停止過。這種鬥爭或者導致全國之亂，百姓塗炭，或者是弑父殺兄，血染宮廷。雄傲多謀的朱棣，便是在“靖難”的烽火中趕跑了侄子，登上的皇位，而輔佐惠帝的方孝儒、黃子澄之輩都成了這場鬥爭的殉葬品。他深深地體會到藩王造反的厲害，於是上台後盡行削藩，一個個罷去他兄弟們的兵權。但是戲劇性的是又出了個仿效他老子，自比為秦王李世民的二兒子高煦。高煦在幫助父親爭奪皇位的鬥爭中頗為賣力。“初帝起兵時，漢王數力戰有功，帝許以事成立為太子”（《明史·楊士奇傳》）成祖也以他象自己而頗喜愛之。他曾經暗示過高煦“世子多疾”。但是他入繼大統後，由於解縉等人的堅持，冊立了世子朱高熾為太子，而把高煦封為漢王，封國雲南，三子高燧為趙王。高熾雖被立為太子，但是這個接班人的位子很久沒有穩定下來，成祖不喜歡他的文弱性格，對他很不放心。而高煦更是不會善罷甘休。“既而不得立，怨望。”（同上）他接到封號後立時勃然大怒，說：“我有什麽罪，要把我趕到千裏之外去！”。不走！就是不去！他恨死了解縉等一幫力主冊立高熾的人，於是暗中積極活動，勾結了趙王高燧，尋找一切機會在父皇麵前攻擊太子，構陷他的罪狀。謊話重複一千遍就會疑為事實。二兒子的讒言使英武的成祖也迷惑了，他變得對太子很不信任，不斷地偵察、挑剔太子的差錯。太子一有差池，輔臣便成了替死鬼，方孝儒的悲劇時刻在等待著他們。讚善梁潛、司練周晃都因為輔導太子有闕，先後被判罪在獄中，連解縉都因此遭到攻擊，也被貶職處分，最後死於非命。這時，誰要是在成祖天平上高煦一端多加一個砝碼，太子就會被打進冷宮，甚至導致一場新的宮廷變故。
永樂九年，成祖回到南京，把楊士奇找來，讓他匯報太子情況。“士奇以孝敬對，且曰：‘殿下天資高，即有過必知，知必改。存心愛人，決不負陛下托。’”（《明史·楊士奇傳》）成祖聽後非常高興。然而由於高煦的攪動。這個漩渦沒有平靜。永樂十二年三月，成祖北征瓦剌，八月回到北京，按規矩，太子要派大使去迎接聖駕。可是仍舊帶著挑剔目光的成祖，卻指責他們接晚了，而且嫌歡迎辭也寫得不那麽順耳，不禁龍顏大怒，說這是輔導者的責任，要治老師的罪。高煦又認為機會已到，對太子展開了新的攻勢。蹇義、黃淮、楊士奇、楊溥等人陸續被關了起來。不過成祖對平日甚謹的楊士奇還是挺有好感的，說：“姑且先饒了楊士奇吧！”士奇被放出來後，又立即被召去匯報太子情況。士奇依然堅定地替太子辯護，他沒有替自己開脫，而是勇敢地承擔了罪責。他說：“太子孝敬如初。凡所稽遲，皆臣等罪。”（《明史·楊士奇傳》）士奇這樣回答，可以說是既大膽又巧妙的。他短短數語，既掩護了太子，又給成祖留下了勇擔罪責的好印象。由於當時有人指出楊士奇也不能寬大，於是永樂帝隻是象征性地把士奇關了幾天，就放出來官複原職。
高煦在讒言失敗後，成祖又一次把他封到青洲，他還是不去，依然賴在南京。他在南京無法無天，胡作非為，趁著成祖北征，他便私選壯士，募兵三千，練起兵來。高煦準備有一天學他爸爸的榜樣，弑兄奪位。他縱使下屬劫掠，殺人越貨。南京的兵馬指揮徐野驢捕治其下屬，高煦大怒，執鐵瓜打死了野驢。高煦成了萬人痛恨的混世魔王。可是由於“靖難之役”的情景在人們心中仍是記憶猶新，大家都是敢怒而不敢言。誰敢肯定他不是未來的天子呢？十四年，成祖回到南京，他已漸漸聽到一些漢王妄圖奪嫡謀反的不軌之事，便命令高煦立刻離開南京，前往青州，但高煦公然抗旨，在南京城裏依然故我。這時成祖向蹇義了解漢王事情，蹇義摸不透皇帝心思，非常害怕，什麽也沒說。於是成祖又把士奇找來詢問，士奇回答得非常巧妙得體，他說：“我和蹇義一起輔導東宮，因此外人不敢對我們議論漢王之事。然而，您兩次命漢王就藩，他皆不肯行，現在知道陛下要遷都了，他又要求留守南京，這目的不是非常明了嗎？唯望陛下早一些安置漢王，使他有一個定所，這樣既全父子之恩，又貽永世之利。”可見士奇不像蹇義那樣顧慮重重、明哲保身，他的回答是肯定而得體的。這裏他沒有匯報什麽新的情況以留下誹謗之嫌，隻是舉出了成祖知曉而且很關鍵的幾個實例，向他敲響了警鍾。成祖當時沒有明確表態，卻私下裏派人偵察，徹底掌握了高煦的隱惡，於是把他找來狠狠訓斥了一番，然後剝掉其冠服，囚係於西華門示眾，接著又削掉了封給他的兩個護衛（一個護衛一般有三千人），把他安置到樂安州。處理完畢，成祖放心地說：“這回他離南京不遠了，就是作亂，我們也可以朝發而夕擒之了。”可以說永樂帝的這一處理，正是在楊士奇的提醒和敦促下進行的。在這場鬥爭中，有的官員別有用心，支持漢王；有的官員首鼠兩端，一言不發以保全身家。他們都沒有看到：高煦完全不是成祖那樣的雄武人物。究其所為，高煦不過是一個恃強淩弱非常狂妄的無賴之徒，這種人既難以成事，又無德才治理國家，對於這樣一個分裂勢力的代表人物，作為一心要鞏固一統江山的梟雄成祖怎麽會把大權交給他呢？楊士奇從維護封建法統的目的出發，冷靜分析了大勢，態度鮮明地支持太子、提醒成祖，打擊了藩王的分裂勢力，維護了當時安定統一的政治局麵，防止了可能發生的第二個“靖難之役”。我們認為：在封建社會中，要想維護一個安定和平的政治局麵，統治階級內部的安定是一個重要因素。要做到這一點，在統治階級內部要有一個合法、堅定的核心。這個核心的代表人物就是皇帝。在中國的封建王朝中，皇帝的合法地位，應該是通過嫡長子繼承而被臣民承認的，這便是中國式的封建傳統觀念。嫡長子繼承製的實行與否，往往影響著整個社會的政治局麵。楊士奇在朱棣篡位問題上，雖然迫於形勢，擁立新主，違背了封建傳統，但是在成祖傳位的關鍵問題上，始終堅持了嫡長子繼承的原則，堅決站在太子一邊，並通過種種方式的鬥爭，使太子獲得了勝利。太子地位的鞏固，不僅影響著當時的局麵，而且也對明朝中後期產生了積極的影響。我們應該看到，倘若此次太子失敗，高煦成功，那麽，父親篡位於前，兒子效仿於後，此種風氣一開，那麽子孫後代群起而仿之，後果將是不堪設想的。所以說，這場鬥爭的意義主要還在於是一場捍衛封建法統的鬥爭，太子的勝利沉重地打擊了當時和後來的分裂勢力野心家。在這場鬥爭中，成祖的決定是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他的明智決策，完全扭轉了太子與漢王之間的力量對比，穩定了太子的地位，也決定了以後高煦覆滅的必然命運。太子非常感激士奇的功量，在他臨終前回憶這一段往事時說：“朕監國二十年為讒慝所構，心之艱危，吾三人（指士奇、蹇義）共之。賴皇考仁明，以有今日。”（《明通監》卷十八）這也就解釋了楊士奇後來何以受到非同一般的信任了。
可以說，在對待皇位繼承問題上，士奇的方法不是一成不變的。他在不同的形勢下，采取了不同策略，卻都達到了避免內亂的結果。
永樂十五年士奇被提升為翰林學士，十九年改左春坊大學士，二十年由於輔導太子有缺，下錦衣衛，但旬日而釋，這是士奇的第二次下獄。士奇一生下過兩次獄，但均“旬日而釋”，並官複原職。成祖在位期間，士奇的主要政治活動就是輔佐東宮和主編《太祖實錄》。
成祖即位後，大部份時間都是在北京。由於蒙古的瓦剌、韃靼兩部不斷侵擾，所以成祖從永樂七年（一四0九年）——永樂二十二年（一四二四年）五次親征，最後一次死於北征途中。朱高熾於 1424年繼承大統，是為仁宗，但他是個沒有福份的短命皇帝，他監國有二十年之久，即位不到一年就去世了。他的兒子宣宗即位，年號宣德。這對於野心不死的高煦來說，曆史該是何等相似呀！一場新的叔奪侄位的“靖難之役”就要由他導演了。急劇膨脹的個人野心，促使他不顧大勢，孤注一擲。宣德元年，他終於迫不及待地豎起了反叛的大旗。然而他卻錯誤地估計了形勢，他不知道如今的中央政權，已非昔日建文朝廷，而是兵精將猛，謀士如林，局勢也更加穩定，人民也更加反對這種不義的分裂戰爭。在楊榮的建議下宣宗禦駕親征，叛軍一觸即潰，叛亂迅速被鎮壓下去，高煦也落得個階下囚的可恥下場。回師時，侍郎陳山進言邀功：“趙王高燧實在是和漢王一夥的，咱們現在乘勢攻打彰德，連趙王也一塊幹掉吧！這樣就可使朝廷永遠沒有憂患。”趙王過去確實是漢王的積極支持者，幹了不少分裂的壞事。然而在成祖懲罰了他之後，他就再也沒有過什麽蠢動，因此這時出兵攻打趙王，勢必會擴大打擊麵，促使趙王反叛，無端地勞師傷財，且會造成人心不穩。對於這樣一個不合時宜的建議，謹身殿大學士、工部尚書楊榮居然竭力讚同，宣宗疑慮不決，蹇義、夏原吉二人“依違其間”。楊榮於是傳旨，令華蓋殿大學士、兵部尚書士奇起草討伐趙王的命令。眼看一場新的戰爭又要開始。這時楊士奇沒有附和，而是堅決地站出來反對，說：“凡事應當講究事實，天地鬼神難道也可以欺蒙嗎？現在我們有什麽樣的理由去討伐趙王？”因為這場反叛，趙王並沒有參與。可是楊榮朝士奇扣起了大帽子，他厲聲說：“現在連逆黨都供認他們其實是同謀，怎能說沒有證據呢？”士奇說：“這樣的話就能服人心嗎？”宣宗初即位，對楊士奇不了解，也談不上信任。於是他去找蹇義和夏原吉，反複陳述不可興兵討伐趙王的原由。蹇義、夏原吉二人說：“既然如你所說，哪怎麽辦呢？”士奇說：“朝廷一貫看重親情，對宗親都很仁厚。如有可疑，我們就加以防範，這樣就必然沒有憂慮，而於國體正。”二人說：“皇上現在非常相信楊榮的話，不知我們說話是否有作用。”於是士奇又麵見楊榮，說：“太宗皇帝隻有三個兒子，現在皇上隻有兩個叔父，對有罪的我們自然不能赦免，但那無罪的則應寬厚對待，這樣的話就可寬慰皇祖在天之靈。”楊榮仍舊固執己見，隻有楊溥與士奇意見一致。楊溥說：“我們一起入見聖上，明其大義。”楊榮先入，士奇與楊溥跟在後麵，但守門者不讓進。一會兒皇上召見蹇義和夏原吉，他們入見後，把楊士奇的意見告之。至此皇上突然醒悟，命令部隊停止前進，全部人馬返還京師，再不議攻打彰德事，最終取消了發兵討趙計劃。士奇後來又對宣宗說：“趙王是您最親近的親人，陛下應當保全他，不要聽從別人的。”趙王得信後，感動得流著淚說：“我這回有生的希望了。”他一邊立即上表謝恩，一邊自動獻出了封給他的護衛。在這場爭論中，士奇用仁愛之情打動了宣宗，戰勝了主戰派。可見，士奇根據分裂勢力情節輕重，施以不同的策略，而在客觀上減少了戰爭對人民的殘害，同樣收到了削藩的結果。
成祖曾經說過：“兵易動難安，一或輕舉，傷人必多。且人有不善，以理告諭，未必不從，如其不從，加後未晚”。（《明通監》卷十四）事實證明：士奇的做法是符合成祖“在天之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