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節 美國之行充滿艱辛
1922年6月，鄧肯帶著葉賽寧起程，經呂貝克、萊比錫、法蘭克福、魏瑪等地橫跨德國。
在威斯巴登，鄧肯請醫生對葉賽寧做了一次全麵的身體檢查。得出的診斷是，葉賽寧的健康情況不妙，他必須戒酒兩至三個月，否則就會成為一個狂躁症患者，神經衰弱也將更為嚴重。
葉賽寧在鄧肯親自擬寫的戒酒書上顫抖著簽下了自己的名字。
在威尼斯，葉賽寧無心欣賞水城的曼妙風光和意大利源遠流長的繪畫、雕塑、音樂、文學，而是迫不及待地要鄧肯新聘的秘書基納爾將他的詩歌譯成英文。
基納爾問他：“你為什麽急著把自己的作品譯成英文？”
葉賽寧說：“要是我的詩不用英文發表，會有多少人知道我的名字？會有多少人讀我的俄文詩歌？我們的農民都是文盲……”
基納爾打斷了葉賽寧的話，她還不太了解葉賽寧的性格，她繼續說：“詩歌不像舞蹈，舞蹈是形體語言，是直觀的藝術，所以它不需要翻譯。在這一點上，伊莎多拉比你幸運。”
葉賽寧臉色陰沉下來，剛才還閃閃發光的眸子也陡然灰暗。他的嗓門越來越大：“但舞蹈家絕不可能偉大，更不可能不朽。”
鄧肯馬上反駁說：“對於舞蹈家，她的偉大建立在能夠給予人們一些他們永遠不會忘記的東西。雖然可能不懂舞蹈，但舞蹈已經使他們起了變化。”
葉賽寧吼道：“舞蹈家就像演員一樣，第一代人記住他們，第二代人看書知道他們，第三代人對他們一無所知。人們看你的演出，讚美你，甚至歡呼。可是你死後，沒有一個人記得你。在短短的幾年之內，你就將一去不返，伊莎多拉不存在了！詩人卻永遠活著。我，葉賽寧，我的詩歌將在身後流傳。”
鄧肯傷心地說：“你錯了。我把美給了人們，當我跳舞的時候，我把自己全部的靈魂給了他們，這種美到處存在。美是不會死的，美是上帝。”
到了鄧肯一直稱之為“現代雅典”的巴黎，葉賽寧對巴黎一見鍾情：“美極了，這是真正的文化。這兒一切都美！”
在這裏，葉賽寧才顯示出作為一個詩人的本分，他好幾個月都埋頭寫詩，與鄧肯的相處也十分愉快，雖然還是免不了吵架，但詩歌常常能擺平葉賽寧狂暴的脾氣。
在這裏，比利時作家弗朗斯·海倫斯決定和他的蘇聯妻子一道，將葉賽寧的詩集《流氓的懺悔》譯成法文。海倫斯不拘泥原詩的韻腳，而又力求準確動人，是上乘的譯筆。譯本由鄧肯出資，在巴黎一家俄國出版社付梓，印了兩次，共1023冊。
1922年9月，葉賽寧懷揣著這本詩集，意氣昂揚地跟著鄧肯登上了駛往美國紐約港的“巴黎號”輪船。
10月1日，星期日。屹立在紐約港口的自由女神像躍入了葉賽寧的眼簾。他和鄧肯比肩站在甲板上，眺望著威武崇高的女神，兩個人的內心都湧起了複雜的情感。
鄧肯像看到了久違的母親，淚水盈眶：“我身上的藝術之光、精神之火、自由之魂，都是母親，是祖國賦予的。”
葉賽寧也驀然莊重起來，他以詩人的目光注視著女神，喃喃自語，誰也聽不懂他在說什麽。
但是，鄧肯接到移民局一位官員的通知：鄧肯夫婦被拒絕進入紐約。那位官員講話十分客氣，但卻不作任何解釋：“是的，是的，你們的簽證完全合格；哦，是的，鄧肯小姐是美國人，出生在美國，父母也是美國人。但是……”
他說不出任何不準鄧肯入境的理由，前來采訪的一位記者向鄧肯暗示說：“他也是奉了華盛頓方麵的命令，當局認為，您和您的丈夫是專到美國來宣傳可怕的‘赤色’瘟疫的。”
官員要他們去埃利斯島移民區過夜。
鄧肯雕像般地挺立在甲板上，一字一句地說：“我和我的丈夫絕不會到移民區去，那對我們是一種羞辱。”
幸好“巴黎號”船長莫拉斯果斷地邀請他們作為貴賓留在船上，才避免了事態的進一步擴大。記者聞風而至，鄧肯嚴肅地說：“荒唐透頂！我們是想告訴美國人民，可憐的蘇聯兒童正在挨餓，絕不是來宣傳蘇聯的政治。謝爾蓋不是政治家，他是位天才，偉大的詩人。我們到美國來的唯一願望，就是告訴人們蘇聯人的誠意，並為恢複兩個偉大國家的友好關係而工作。既非政治，也非宣傳，我們僅僅是為藝術界工作的。我們相信，蘇聯和美國的首腦正準備相互理解。”
鄧肯對記者微微一笑，接著說：“我們的手續完全合法。阻止我們是因為我們來自莫斯科，害怕我們宣傳所謂的‘赤色’瘟疫。有一件事情讓我吃驚，聽說美國政府不同情革命。我曾經常受到這樣的教育，即我們的祖國是經過一場革命才建立起來的，我的曾祖父威廉·鄧肯上將就在那次革命中盡了他崇高的職責。”
美國所有的報刊都報道了這位舞蹈家及她的新婚丈夫到達美國並被移民局扣留了的事。《紐約先驅論壇報》馬上發表了著名歌劇演員安娜·菲特齊烏的抗議書：
伊莎多拉·鄧肯入港受阻，上帝也會笑掉大牙！以創造舞蹈新藝術而飲譽全球的舞蹈大師伊莎多拉·鄧肯竟然被當成一位危險的移民！
更多的正直的辯護者為鄧肯的遭遇向當局提出了嚴正的抗議。
第二天一早，鄧肯夫婦被長時間的審問後，官方確信了這對夫婦不是“為蘇聯政府服務”而來的，“沒有把某種文件帶進美國”，給予放行。
10月7日，星期六，紐約卡內基音樂廳內人頭攢動，3000名慕名而來的崇拜者們不時地報以掌聲和歡呼聲，熱鬧非凡。外麵還擠著數百名觀眾，伸長脖子，踮起腳跟，企望能得到哪怕是一張站票。
接下來在紐約的幾場演出，都非常成功。每次演出結束時，為了答謝觀眾不肯平息的掌聲，鄧肯都到前台作一番熱情洋溢的演說。
然而在波士頓，那裏觀眾的麻木和音樂廳冷峻的黑暗激怒了鄧肯，在演出結束時，她在頭頂揮舞著紅絲綢圍巾，大聲發表演說：
你們必須讀馬克西姆·高爾基的著作。他說過，世界上有三種人，黑色的人，灰色的人和赤色的人。黑色的人就像從前的羅馬皇帝或者沙皇，他們都是些帶來恐怖的人，想控製一切的人。
赤色的人就是那些為自由，為精神不受限製的發展而歡欣鼓舞的人。灰色的人就像那些牆壁，就像這座大廳。瞧這些頭頂上方的雕像吧，它們不是真的，把它們拆除得了！我簡直不能在這裏跳舞，這裏沒有真正的生活。
這就是紅色，我也是紅色的！這是生命和活力的顏色！你們過去曾經是不受文明社會約束的，現在也仍然帶著發自天性的感情來欣賞我的藝術吧！
此刻，一些老年人從座位上站起來匆匆離去。哈佛大學的青年學生，以及來自波士頓音樂美術學校的青年男女留下來歡呼喝彩。
鄧肯繼續說：“感謝上帝，波士頓的評論家們不喜歡我。假如他們喜歡我，我反而會覺得自己沒有希望。他們喜歡我的材料。我要給你們一些發自內心的東西，我給你們帶來了真正有價值的東西。”
帷幕緩緩降落，鄧肯再次揮舞紅圍巾。觀眾在歡呼喝彩。
第二天，波士頓所有的報刊都把矛頭對準了鄧肯：
鄧肯在波士頓遭到禁演的處罰，她趕往芝加哥，臨走前，她對前來看望她的記者發表了一篇演講：
如果說我的藝術是某一事物的象征，那就是婦女自由和婦女從墨守成規的習俗中，即從新英格蘭清教徒的桎梏下解放出來的象征。展示人的身體是藝術，隱蔽它才是低級庸俗。每當我跳舞的時候，我的宗旨是為了喚起人們的尊重，而不是提倡任何卑下的東西。
……我寧願全裸體地跳舞，也不願像當今美國街頭上半裸的歌舞女郎一樣，帶有挑逗性地，裝模作樣地走在大街上。
……我不明白，清教徒的這種庸俗作風為什麽一定要製約著整個波士頓？但看來事實的確如此。其他城市則不同。那裏既不存在怕美恐懼症，也無人假笑著欣賞滑稽的半裸體。
她的講話被斷章取義地從波士頓電發或郵發到其他各州的所有報社。“紅色的伊莎多拉與清教徒的波士頓”成為許多社論的標題，無數以“大眾精神”“美國人”“抵抗紅色”“熱愛真理的人”等名義書寫的信件在報上不斷刊載。
到了芝加哥，事態繼續惡化。幾乎所有上層人士都要求立即驅逐“紅色舞蹈家”。
經紀人對鄧肯一係列演出計劃的被取消感到十分不安。他給鄧肯打電報說，再也不要做落幕前的講話了。但鄧肯在芝加哥觀眾的熱情鼓勵下，她再次走到台上，麵帶非常天真的微笑，向他們講話：“我的經紀人告訴我，假如我再發表講話，我的巡回演出就要告終了。那也很好，我的演出是要結束了。我就要返回莫斯科，那裏有伏特加酒、有音樂、有詩歌、有舞蹈。哦，對啦，還有自由！”
全場爆發出雷鳴般的掌聲。鄧肯深受鼓舞，繼續說道：“我為什麽不能發表講話？我聽說你們的歌星阿爾·喬爾森比我的講話要長得多，比我的反政府情緒要強烈得多。這或許是因為他生有一張黑色麵孔。隻要讓我講話，我也可以戴上黑色麵具嘛！”
台下又一次傳來笑聲與喝彩聲。
結束了芝加哥的演出，鄧肯又回到紐約的旅館。那群記者又來采訪。鄧肯毫不客氣地對他們說：我是來這裏休息的，我需要從我整個旅行期間所遭受的、來自美國新聞界的迫害中恢複過來。我每次來到美國，他們都如同一群狼一樣圍著我嗥叫。他們就像對待罪犯一樣對待我。他們說我是布爾什維克的宣傳者，這不符合事實。我現在跳的舞蹈與布爾什維克主義尚未形成以前跳的毫無兩樣。
“波士頓的報紙編造說，我將衣服扯掉，並且揮舞著高喊‘我是紅色的！’這完全是謊言。我的舞蹈被全美國的舞蹈學校模仿，而當我親自登台演出時卻遭到誹謗，這是為什麽？他們樂意仿效我的舞蹈構思，卻又不去幫助它的創作者。我的舞蹈，一直在激勵著全世界的藝術家對美的追求與熱愛，然而在波士頓，隻因一位愛爾蘭政治家說我的舞蹈不規矩，就被禁止上演。這裏包含著你們美國清教徒氣質的習俗和教義。”
在紐約做了短暫休息之後，鄧肯再次按約西下。她一係列需要完成的預約演出首先從印第安納波利斯開始。
11月22日，鄧肯來到路易斯維爾，舉行了一場演出。繼而她又由那裏出發，開始奔赴預約過的堪薩斯城、聖路易斯、孟菲斯、底特律、克利夫蘭、巴爾的摩和費城等若幹大城市，做短暫的巡回演出。她的演出預計在布魯克林結束，因為那裏的音樂學校為她在聖誕節之夜安排了一場演出。
1923年，鄧肯計劃離開美國，她返回紐約，1月23日星期六晚上以及隨之而來的星期一晚上，在卡內基音樂廳舉行了最後兩場告別演出。
由於報紙上攻擊性的宣傳把她搞得精疲力竭，再加上葉賽寧脆弱的神經不堪失望，一直酗酒，以致身無分文，到了不得不借債的地步。
鄧肯和葉賽寧在讓娜的陪伴下於月底乘船返航。
臨行之時，鄧肯麵對著許多前來采訪的記者，憤激地發表了在美國最後的演講：
我的確不該對你們這些記者再說一句話……在我演出期間，你們的報紙不惜整版刊登有關我私生活的詳情細節。我吃的什麽，喝的什麽，同誰交往等諸如此類的事，但隻字未提我的藝術活動。
實用主義是美國的一大禍害。這將是你們在美國見到我的最後一次，我寧願在蘇聯生活，啃黑麵包，喝伏特加，也不願住在這最豪華的旅館裏。你們對愛情、食品，甚至藝術一無所知。
假如我是作為一個籌借款項的外國金融家前來，我將會受到隆重的歡迎。由於我僅僅作為一位世界公認的藝術家前來這裏，反而將我看作一名危險分子被送到埃利斯島上。
我並不是無政府主義者，也不是布爾什維克。我的丈夫和我都是革命者。所有的天才人物都配得上這一稱號，每一位藝術家如今必須成為一個在世界上有所創舉的人。
那麽，再見了，美國！我將再也不想見到你了。
旁邊的葉賽寧猛然靈感也來了，說了一句詩：“美國就像在歐洲燃燒過的雪茄煙的煙灰。”
幾乎在鄧肯和葉賽寧離開美國的同時，《托萊多之劍》報上刊登了一則報道：
華盛頓3月9日訊，勞工部已經決定，伊莎多拉·鄧肯不是美國公民。勞工部在星期五宣布的決定中認為，由於她和蘇聯人謝爾蓋·葉賽寧結婚，她已失去美國公民身份。
美國當然也有明智、正義的人士，馬克斯·伊·斯特曼就此談了自己的三個觀點：
第一，許多愚蠢的美國人料想著他們嘲笑了鄧肯，他們大錯特錯，是鄧肯嘲笑了他們。
第二，鄧肯不僅僅是第一流的藝術家，而且是一種精神，是一種道德力量。
第三，鄧肯仍然是一個十足的美國人。她被美國放逐，是不可避免的，因為美國曆史上還從來沒有出現過天才婦女。
§§第五章 最後的歲月
在威斯巴登，鄧肯請醫生對葉賽寧做了一次全麵的身體檢查。得出的診斷是，葉賽寧的健康情況不妙，他必須戒酒兩至三個月，否則就會成為一個狂躁症患者，神經衰弱也將更為嚴重。
葉賽寧在鄧肯親自擬寫的戒酒書上顫抖著簽下了自己的名字。
在威尼斯，葉賽寧無心欣賞水城的曼妙風光和意大利源遠流長的繪畫、雕塑、音樂、文學，而是迫不及待地要鄧肯新聘的秘書基納爾將他的詩歌譯成英文。
基納爾問他：“你為什麽急著把自己的作品譯成英文？”
葉賽寧說：“要是我的詩不用英文發表，會有多少人知道我的名字？會有多少人讀我的俄文詩歌？我們的農民都是文盲……”
基納爾打斷了葉賽寧的話，她還不太了解葉賽寧的性格，她繼續說：“詩歌不像舞蹈，舞蹈是形體語言，是直觀的藝術，所以它不需要翻譯。在這一點上，伊莎多拉比你幸運。”
葉賽寧臉色陰沉下來，剛才還閃閃發光的眸子也陡然灰暗。他的嗓門越來越大：“但舞蹈家絕不可能偉大，更不可能不朽。”
鄧肯馬上反駁說：“對於舞蹈家，她的偉大建立在能夠給予人們一些他們永遠不會忘記的東西。雖然可能不懂舞蹈，但舞蹈已經使他們起了變化。”
葉賽寧吼道：“舞蹈家就像演員一樣，第一代人記住他們，第二代人看書知道他們，第三代人對他們一無所知。人們看你的演出，讚美你，甚至歡呼。可是你死後，沒有一個人記得你。在短短的幾年之內，你就將一去不返，伊莎多拉不存在了！詩人卻永遠活著。我，葉賽寧，我的詩歌將在身後流傳。”
鄧肯傷心地說：“你錯了。我把美給了人們，當我跳舞的時候，我把自己全部的靈魂給了他們，這種美到處存在。美是不會死的，美是上帝。”
到了鄧肯一直稱之為“現代雅典”的巴黎，葉賽寧對巴黎一見鍾情：“美極了，這是真正的文化。這兒一切都美！”
在這裏，葉賽寧才顯示出作為一個詩人的本分，他好幾個月都埋頭寫詩，與鄧肯的相處也十分愉快，雖然還是免不了吵架，但詩歌常常能擺平葉賽寧狂暴的脾氣。
在這裏，比利時作家弗朗斯·海倫斯決定和他的蘇聯妻子一道，將葉賽寧的詩集《流氓的懺悔》譯成法文。海倫斯不拘泥原詩的韻腳，而又力求準確動人，是上乘的譯筆。譯本由鄧肯出資，在巴黎一家俄國出版社付梓，印了兩次，共1023冊。
1922年9月，葉賽寧懷揣著這本詩集，意氣昂揚地跟著鄧肯登上了駛往美國紐約港的“巴黎號”輪船。
10月1日，星期日。屹立在紐約港口的自由女神像躍入了葉賽寧的眼簾。他和鄧肯比肩站在甲板上，眺望著威武崇高的女神，兩個人的內心都湧起了複雜的情感。
鄧肯像看到了久違的母親，淚水盈眶：“我身上的藝術之光、精神之火、自由之魂，都是母親，是祖國賦予的。”
葉賽寧也驀然莊重起來，他以詩人的目光注視著女神，喃喃自語，誰也聽不懂他在說什麽。
但是，鄧肯接到移民局一位官員的通知：鄧肯夫婦被拒絕進入紐約。那位官員講話十分客氣，但卻不作任何解釋：“是的，是的，你們的簽證完全合格；哦，是的，鄧肯小姐是美國人，出生在美國，父母也是美國人。但是……”
他說不出任何不準鄧肯入境的理由，前來采訪的一位記者向鄧肯暗示說：“他也是奉了華盛頓方麵的命令，當局認為，您和您的丈夫是專到美國來宣傳可怕的‘赤色’瘟疫的。”
官員要他們去埃利斯島移民區過夜。
鄧肯雕像般地挺立在甲板上，一字一句地說：“我和我的丈夫絕不會到移民區去，那對我們是一種羞辱。”
幸好“巴黎號”船長莫拉斯果斷地邀請他們作為貴賓留在船上，才避免了事態的進一步擴大。記者聞風而至，鄧肯嚴肅地說：“荒唐透頂！我們是想告訴美國人民，可憐的蘇聯兒童正在挨餓，絕不是來宣傳蘇聯的政治。謝爾蓋不是政治家，他是位天才，偉大的詩人。我們到美國來的唯一願望，就是告訴人們蘇聯人的誠意，並為恢複兩個偉大國家的友好關係而工作。既非政治，也非宣傳，我們僅僅是為藝術界工作的。我們相信，蘇聯和美國的首腦正準備相互理解。”
鄧肯對記者微微一笑，接著說：“我們的手續完全合法。阻止我們是因為我們來自莫斯科，害怕我們宣傳所謂的‘赤色’瘟疫。有一件事情讓我吃驚，聽說美國政府不同情革命。我曾經常受到這樣的教育，即我們的祖國是經過一場革命才建立起來的，我的曾祖父威廉·鄧肯上將就在那次革命中盡了他崇高的職責。”
美國所有的報刊都報道了這位舞蹈家及她的新婚丈夫到達美國並被移民局扣留了的事。《紐約先驅論壇報》馬上發表了著名歌劇演員安娜·菲特齊烏的抗議書：
伊莎多拉·鄧肯入港受阻，上帝也會笑掉大牙！以創造舞蹈新藝術而飲譽全球的舞蹈大師伊莎多拉·鄧肯竟然被當成一位危險的移民！
更多的正直的辯護者為鄧肯的遭遇向當局提出了嚴正的抗議。
第二天一早，鄧肯夫婦被長時間的審問後，官方確信了這對夫婦不是“為蘇聯政府服務”而來的，“沒有把某種文件帶進美國”，給予放行。
10月7日，星期六，紐約卡內基音樂廳內人頭攢動，3000名慕名而來的崇拜者們不時地報以掌聲和歡呼聲，熱鬧非凡。外麵還擠著數百名觀眾，伸長脖子，踮起腳跟，企望能得到哪怕是一張站票。
接下來在紐約的幾場演出，都非常成功。每次演出結束時，為了答謝觀眾不肯平息的掌聲，鄧肯都到前台作一番熱情洋溢的演說。
然而在波士頓，那裏觀眾的麻木和音樂廳冷峻的黑暗激怒了鄧肯，在演出結束時，她在頭頂揮舞著紅絲綢圍巾，大聲發表演說：
你們必須讀馬克西姆·高爾基的著作。他說過，世界上有三種人，黑色的人，灰色的人和赤色的人。黑色的人就像從前的羅馬皇帝或者沙皇，他們都是些帶來恐怖的人，想控製一切的人。
赤色的人就是那些為自由，為精神不受限製的發展而歡欣鼓舞的人。灰色的人就像那些牆壁，就像這座大廳。瞧這些頭頂上方的雕像吧，它們不是真的，把它們拆除得了！我簡直不能在這裏跳舞，這裏沒有真正的生活。
這就是紅色，我也是紅色的！這是生命和活力的顏色！你們過去曾經是不受文明社會約束的，現在也仍然帶著發自天性的感情來欣賞我的藝術吧！
此刻，一些老年人從座位上站起來匆匆離去。哈佛大學的青年學生，以及來自波士頓音樂美術學校的青年男女留下來歡呼喝彩。
鄧肯繼續說：“感謝上帝，波士頓的評論家們不喜歡我。假如他們喜歡我，我反而會覺得自己沒有希望。他們喜歡我的材料。我要給你們一些發自內心的東西，我給你們帶來了真正有價值的東西。”
帷幕緩緩降落，鄧肯再次揮舞紅圍巾。觀眾在歡呼喝彩。
第二天，波士頓所有的報刊都把矛頭對準了鄧肯：
鄧肯在波士頓遭到禁演的處罰，她趕往芝加哥，臨走前，她對前來看望她的記者發表了一篇演講：
如果說我的藝術是某一事物的象征，那就是婦女自由和婦女從墨守成規的習俗中，即從新英格蘭清教徒的桎梏下解放出來的象征。展示人的身體是藝術，隱蔽它才是低級庸俗。每當我跳舞的時候，我的宗旨是為了喚起人們的尊重，而不是提倡任何卑下的東西。
……我寧願全裸體地跳舞，也不願像當今美國街頭上半裸的歌舞女郎一樣，帶有挑逗性地，裝模作樣地走在大街上。
……我不明白，清教徒的這種庸俗作風為什麽一定要製約著整個波士頓？但看來事實的確如此。其他城市則不同。那裏既不存在怕美恐懼症，也無人假笑著欣賞滑稽的半裸體。
她的講話被斷章取義地從波士頓電發或郵發到其他各州的所有報社。“紅色的伊莎多拉與清教徒的波士頓”成為許多社論的標題，無數以“大眾精神”“美國人”“抵抗紅色”“熱愛真理的人”等名義書寫的信件在報上不斷刊載。
到了芝加哥，事態繼續惡化。幾乎所有上層人士都要求立即驅逐“紅色舞蹈家”。
經紀人對鄧肯一係列演出計劃的被取消感到十分不安。他給鄧肯打電報說，再也不要做落幕前的講話了。但鄧肯在芝加哥觀眾的熱情鼓勵下，她再次走到台上，麵帶非常天真的微笑，向他們講話：“我的經紀人告訴我，假如我再發表講話，我的巡回演出就要告終了。那也很好，我的演出是要結束了。我就要返回莫斯科，那裏有伏特加酒、有音樂、有詩歌、有舞蹈。哦，對啦，還有自由！”
全場爆發出雷鳴般的掌聲。鄧肯深受鼓舞，繼續說道：“我為什麽不能發表講話？我聽說你們的歌星阿爾·喬爾森比我的講話要長得多，比我的反政府情緒要強烈得多。這或許是因為他生有一張黑色麵孔。隻要讓我講話，我也可以戴上黑色麵具嘛！”
台下又一次傳來笑聲與喝彩聲。
結束了芝加哥的演出，鄧肯又回到紐約的旅館。那群記者又來采訪。鄧肯毫不客氣地對他們說：我是來這裏休息的，我需要從我整個旅行期間所遭受的、來自美國新聞界的迫害中恢複過來。我每次來到美國，他們都如同一群狼一樣圍著我嗥叫。他們就像對待罪犯一樣對待我。他們說我是布爾什維克的宣傳者，這不符合事實。我現在跳的舞蹈與布爾什維克主義尚未形成以前跳的毫無兩樣。
“波士頓的報紙編造說，我將衣服扯掉，並且揮舞著高喊‘我是紅色的！’這完全是謊言。我的舞蹈被全美國的舞蹈學校模仿，而當我親自登台演出時卻遭到誹謗，這是為什麽？他們樂意仿效我的舞蹈構思，卻又不去幫助它的創作者。我的舞蹈，一直在激勵著全世界的藝術家對美的追求與熱愛，然而在波士頓，隻因一位愛爾蘭政治家說我的舞蹈不規矩，就被禁止上演。這裏包含著你們美國清教徒氣質的習俗和教義。”
在紐約做了短暫休息之後，鄧肯再次按約西下。她一係列需要完成的預約演出首先從印第安納波利斯開始。
11月22日，鄧肯來到路易斯維爾，舉行了一場演出。繼而她又由那裏出發，開始奔赴預約過的堪薩斯城、聖路易斯、孟菲斯、底特律、克利夫蘭、巴爾的摩和費城等若幹大城市，做短暫的巡回演出。她的演出預計在布魯克林結束，因為那裏的音樂學校為她在聖誕節之夜安排了一場演出。
1923年，鄧肯計劃離開美國，她返回紐約，1月23日星期六晚上以及隨之而來的星期一晚上，在卡內基音樂廳舉行了最後兩場告別演出。
由於報紙上攻擊性的宣傳把她搞得精疲力竭，再加上葉賽寧脆弱的神經不堪失望，一直酗酒，以致身無分文，到了不得不借債的地步。
鄧肯和葉賽寧在讓娜的陪伴下於月底乘船返航。
臨行之時，鄧肯麵對著許多前來采訪的記者，憤激地發表了在美國最後的演講：
我的確不該對你們這些記者再說一句話……在我演出期間，你們的報紙不惜整版刊登有關我私生活的詳情細節。我吃的什麽，喝的什麽，同誰交往等諸如此類的事，但隻字未提我的藝術活動。
實用主義是美國的一大禍害。這將是你們在美國見到我的最後一次，我寧願在蘇聯生活，啃黑麵包，喝伏特加，也不願住在這最豪華的旅館裏。你們對愛情、食品，甚至藝術一無所知。
假如我是作為一個籌借款項的外國金融家前來，我將會受到隆重的歡迎。由於我僅僅作為一位世界公認的藝術家前來這裏，反而將我看作一名危險分子被送到埃利斯島上。
我並不是無政府主義者，也不是布爾什維克。我的丈夫和我都是革命者。所有的天才人物都配得上這一稱號，每一位藝術家如今必須成為一個在世界上有所創舉的人。
那麽，再見了，美國！我將再也不想見到你了。
旁邊的葉賽寧猛然靈感也來了，說了一句詩：“美國就像在歐洲燃燒過的雪茄煙的煙灰。”
幾乎在鄧肯和葉賽寧離開美國的同時，《托萊多之劍》報上刊登了一則報道：
華盛頓3月9日訊，勞工部已經決定，伊莎多拉·鄧肯不是美國公民。勞工部在星期五宣布的決定中認為，由於她和蘇聯人謝爾蓋·葉賽寧結婚，她已失去美國公民身份。
美國當然也有明智、正義的人士，馬克斯·伊·斯特曼就此談了自己的三個觀點：
第一，許多愚蠢的美國人料想著他們嘲笑了鄧肯，他們大錯特錯，是鄧肯嘲笑了他們。
第二，鄧肯不僅僅是第一流的藝術家，而且是一種精神，是一種道德力量。
第三，鄧肯仍然是一個十足的美國人。她被美國放逐，是不可避免的，因為美國曆史上還從來沒有出現過天才婦女。
§§第五章 最後的歲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