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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14
周恩來開始是讚成和擁護“文化大革命”的。經曆了災難性的1967年，周恩來已開始逐漸意識到“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災難。他的不滿似乎到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文化大革命搞得這個樣子，對我們國家有什麽好處？”
中央工作會議上，周恩來說：這次文化大革命，我們都是沒有思想準備的，也沒有經驗。但毛主席對運動的前景是看得清楚的。我們看不清不要緊，要緊跟毛主席，不要掉隊。
經曆了全麵內戰、天下大亂的1967年，周恩來對文化大革命的認識與態度，較之“文革”發動初期，發生了明顯的變化。
在文化大革命發動之初，對於毛澤東親自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周恩來雖然不是積極主動地參與發動，而是在沒有任何精神準備的情況下被動卷入，但也還是擁護和讚成的。
這一點，聯係1966年文化大革命醞釀發動期間周恩來的思想和活動就看得很清楚。
1966年，是我國正式執行已被推遲的國民經濟發展第三個五年計劃的第一年。
周恩來作為主管經濟建設的政府總理，他的主要思想和精力集中於如何在前幾年國民經濟調整的基礎上，更好更平穩地把中國的經濟推向一個新的階段，為第三個五年計劃開個好頭。這年初春，恰逢北方八省、市、自治區大旱，周恩來打算以抓華北抗旱為突破口，把北方八省市自治區的農業搞上去，改變我國經濟運行中長期“南糧北調”的局麵。從1至4月，周恩來全身心地抓這項工作。
3月12日，他給中央寫信說，自己“擬在河北、北京各地調查、學習一個月”。其間，河北邢台發生強烈地震，周恩來同時還忙於災區人民的抗震救災、恢複生產工作。毛澤東在杭州召開的兩次政治局擴大會議，周恩來也是來去匆匆。
5月初，標誌著全麵發動“文革”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召開時，周恩來還在忙於同謝胡為首的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的會談，陪阿代表團赴大慶、上海參觀，直到5月16日才開始參加會議。
6月，他又出訪羅馬尼亞和阿爾巴尼亞。
更重要的事實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事先沒有告訴周恩來。批判《海瑞罷官》，林彪、江青搞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周恩來事先也不知道。周恩來沒有過多地參與“文革”的醞釀發動，這是事實。但是，當毛澤東提出要搞文化大革命時，周恩來還是擁護和讚成的。這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麵的因素：首先，“文化大革命”開始是以“反修防修”為初衷的。對反修防修，周恩來是不會反對的。這其中原因在於他對什麽是社會主義和修正主義，在認識上存在著那個時代難以避免的曆史局限性。正如鄧小平所說：“對什麽叫社會主義，什麽叫馬克思主義，我們過去對這個問題認識得不是完全清醒的。”這當然也包括周恩來在內。
對社會主義認識的不清楚，加上當時國際鬥爭環境的影響，導致了對修正主義認識的不清楚。
修正主義的問題是由1956年赫魯曉夫在蘇共20大上全盤否定斯大林，中蘇兩黨出現分歧而引發的。此後，波蘭、匈牙利事件發生，再加上赫魯曉夫的大國沙文主義、老子黨作風，中蘇兩黨的裂痕越來越大，釀成了以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為焦點的中蘇兩黨大論戰，並影響到國家關係。
那時，不光是毛澤東，恐怕包括周恩來在內的中共第一代領導人都堅信蘇共領導已被修正主義集團篡奪，列寧親手締造的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已經變了顏色。
以這樣的國際“經驗教訓”來觀察國內問題，就自然會麵臨中國會不會出修正主義、會不會改變顏色的問題。尤其是在帝國主義對社會主義國家無孔不入地進行顛覆活動，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處於低潮，國內又確實存在某些陰暗麵時，作為黨和國家的領導人，思考這個問題是很正常的，也很有必要。
那麽，中國有沒有出修正主義的危險？當時周恩來的答案是肯定的。
1963年2月26日，周恩來在一次報告會上談到勝利了的社會主義國家會不會出修正主義的問題。他說：勝利了的社會主義國家不繼續前進，就可能變質，這不奇怪。“不進則退”，這是具有真理性的社會規律。決不能認為我們建設社會主義已經13年了，已經堅如磐石了。
當然，對中國出修正主義這個問題嚴重性的認識和估計，周恩來和毛澤東是不一樣的。
毛澤東對中國出修正主義的認識，更多的是基於資產階級向黨的進攻，並把這個問題看得較嚴重。
而周恩來在60年代初認為國內的階級鬥爭是趨於緩和的，因而他對中國出修正主義的可能性更多的是結合我國的實際特點，從思想意識方麵去認識。他認為，我國的社會主義曆史隻有十幾年，社會主義思想陣地還不鞏固。而中國的封建社會有著幾千年的曆史，封建思想、舊習慣、舊勢力根深蒂固，容易滋生修正主義的東西。
在1963年10月25日的一次談話中，周恩來說：思想意識問題不注意，一樣出修正主義。當然不是下一道命令就可以解決，主要是通過思想革命。又說：現代修正主義的根源，不僅是政治上的，而且是思想上的和經濟上的。必須認識到，我們社會主義政權雖然掌握了，但在思想意識和作風上，並不是鞏固的。周恩來還把官僚主義造成的革命意誌衰退、違法亂紀、被資產階級糖衣炮彈腐蝕侵襲、腐化墮落，視為“產生修正主義的溫床”。
基於這樣的認識，對毛澤東發動“文革”反修防修，周恩來盡管不會像毛澤東那樣感到階級鬥爭就在黨內，但至少認為中國有出修正主義的潛在危險性。這樣，讚成和擁護“文化大革命”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其次，在對社會主義和修正主義的認識不清楚，又堅信蘇聯黨和國家領導權已經被修正主義集團篡奪的曆史氛圍中，毛澤東的個人決斷對周恩來認同“文革”也有一定的影響。
蘇共20大後，毛澤東在反修的同時，一直在警惕中國出修正主義的問題。後來，他對國際國內形勢估計過於嚴重，越來越覺得中國出修正主義已不是可能性，而是迫在眉睫的現實問題。
在1965年10月兩次高層會議上，毛澤東都講到中國可能出修正主義，並發問：“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怎麽辦？”由於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史上所起的重大曆史作用和形成的特殊曆史地位，自延安整風以後，把毛主席與真理等同起來，這幾乎成了全黨的共識。
1958年5月，周恩來在八大二次會議上檢討反冒進的錯誤時說：中國幾十年革命和建設的經驗證明，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離開或者違背他的領導和指示，就常常迷失方向，發生錯誤，損害黨和人民的利益，我所犯的多次錯誤就說明了這一點；反過來，做對了的時候或者做對了的事情，又都是同毛澤東的正確領導和指導思想分不開的。
從毛澤東與周恩來一生形成的曆史關係看，周恩來的這段話不能看作是一種違心表態。這也是包括周恩來在內的當時黨內絕大多數高層領導存在的局限。
由於這種局限，在事情沒有明朗、錯誤還沒有完全暴露時，即使自己對毛澤東的想法和做法一時不理解，也很少去懷疑毛澤東有錯誤，而是認為自己的思想跟不上毛澤東。
鄧小平談到建國後我黨所犯的錯誤時說：“講錯誤，不應該隻講毛澤東同誌，中央許多同誌都有錯誤。‘大躍進’，毛澤東同誌頭腦發熱，我們不發熱？劉少奇同誌、周恩來同誌和我都沒有反對，陳雲同誌沒有說話。”
鄧小平敢於說這番話，是很需要實事求是的勇氣的，就是承認曆史的局限性。周恩來開始讚成和擁護文化大革命，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在周恩來看來，“文革”主要是文化思想領域的革命，是社教、“四清”運動的繼續，與社教、“四清”沒有本質的區別。這也正是“文革”的本來意義。1966年8月14日，周恩來在接見即將離任的波蘭駐華大使克泰諾談到“文革”時有一段對話：
周恩來：這次文化大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自然發展的結果。把舊社會遺留下來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破除掉、改革掉，建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這是個長期的工作。
克泰諾：對我們觀察家來說，有一個問題不清楚，就是階級鬥爭是長期的，為什麽出現這樣突然的轉折？
周恩來：不是突然出現的。過去我們在農村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現在由農村發展到城市，這首先是從學校開始的，也涉及到報紙、文化界，這些都是上層建築，是起指導作用的地方。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深入開展，所以階級鬥爭就尖銳化了，隻是形式上有些區別，而不是本質的。
應當說，文化思想領域的革命，在內容上與周恩來一貫強調的思想改造有某種相通性。盡管周恩來過去一直主張思想改造要靠自覺，要和風細雨，但是在官僚主義及種種社會陰暗麵屢禁不止的情況下，也不排斥讚同用搞大規模群眾運動的方式進行嚐試。
1958年4月15日，周恩來在全國外事工作會議上談到精簡機構越精越大的頑症時，曾說：經驗證明，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不行，必須從根本上治療。這就是大鳴大放，依靠群眾來解決。
1966年6月27日，他訪問阿爾巴尼亞時在地拉那群眾大會上說：在社會主義國家裏，如何防止修正主義篡奪黨和國家的領導權，如何防止資本主義複辟，不斷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還沒有一套完整的經驗。這幾年來，我們黨根據毛澤東同誌的教導，采取了一係列根本性的措施，來避免修正主義篡奪領導，防止資本主義複辟。最近幾個月來，我國轟轟烈烈開展的文化大革命，“是意識形態領域內的一場十分激烈的階級鬥爭”，是一場“挖修正主義根子的鬥爭”。
帶著對文化大革命的這樣一種認識，周恩來出訪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歸來後，開始介入文化大革命運動。
然而，文化大革命的形勢發展很快就超出了周恩來的原有認識和預料，周恩來的一些想法、做法也與毛澤東的考慮出現分歧，與利用毛澤東的某些錯誤蓄意把運動推向動亂的林彪、江青一夥的做法更是尖銳對立，他開始對“文革”感到困惑、矛盾、不理解。
在周恩來看來，反修防修除了依靠思想文化領域的革命外，還要搞好經濟建設。1963年2月26日，周恩來在一次講話中肯定中國有出修正主義危險的同時，又說：反對現代修正主義，首先是要搞好國內建設。對於這一點，我們一定要有充分的認識。
基於這樣的認識，當8月份風起雲湧的紅衛兵運動開始影響到黨和國家的正常工作和經濟建設的正常開展時，周恩來采取了一些措施，試圖使運動有組織、有步驟地朝健康的方向發展。
8月下旬，周恩來指示陶鑄起草了一個關於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具體問題的通知，準備以中共中央、國務院的名義下發全國。這一通知的主要精神是要求各級黨組織加強對運動的領導，對廣大紅衛兵進行政策教育，使運動盡量不要影響黨和國家的正常工作。
然而，當周恩來將通知送毛澤東批發時，毛澤東不同意下發，批：“退總理，此件不發。”
顯然，毛澤東是擔心通知發下去後會束縛運動的發展，會出現派工作組時的“冷冷清清”。
9月初，周恩來又親自起草了《關於紅衛兵運動的幾點意見》（未定稿），試圖對運動進行某些限製。但該《意見》在政治局會議討論時，遭到中央文革康生、戚本禹等的反對，沒能通過。
在對待紅衛兵串聯的問題上，周恩來考慮到大規模的紅衛兵串聯給鐵路交通造成的極大壓力和給社會秩序帶來的混亂，主張廣大師生回原單位鬧革命，外出串聯的人數應當有所限製。
但毛澤東認為：現在學生心思不在學校，要到社會上去橫掃牛鬼蛇神。五四運動時期學生也是到處跑。我們在領導上、在報紙上宣傳上，硬要把學生拉到這個方麵去，這是違反學生的潮流。（1966年8月28日毛澤東同唐平鑄等的談話）1966年10月1日，《紅旗》雜誌發表社論《在毛澤東思想的大路上前進》，提出要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周恩來深知，這一提法意味著一大批領導幹部將被打倒。為此，他特意去找過毛澤東，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一提法是否合適？黨內曆來提路線錯誤都是“左”傾或右傾，沒有反動路線這個提法。
但毛澤東沒有接受周恩來的意見。
從八屆十一中全會到1966年10月中央工作會議前後這一時期，周恩來對“文革”越來越感到困惑、不理解。
難道文化大革命可以不顧一切？
難道這麽多的領導幹部都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難道群眾運動可以不要黨的領導？
周恩來在許多場合都說過：我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對運動很不理解、很不得力。然而，盡管這樣，在這一時期，周恩來從主觀上還是力圖去理解、去緊跟“文化大革命”。他還總是從主觀上檢討自己的思想跟不上毛澤東，不如毛澤東站得高看得遠。這一心態，周恩來在八屆十一中全會和10月中央工作會議上都流露過。
1966年8月2日，周恩來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發言說：這次文化大革命是史無前例的。我們按老的辦法、舊腦筋對待新革命、新運動，就不對頭。過去是對的，今天就不見得是對的，因為條件變了，環境變了嘛！
在10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周恩來又說：要敢於革命，敢於革自己的命。這次文化大革命，我們都是沒有思想準備的，也沒有經驗。但毛主席對運動的前景是看得清楚的。我們看不清不要緊，要緊跟毛主席，不要掉隊。
他還說：八屆十一中全會後，我努力緊跟主席，但還有掉隊危險。大中學生放假鬧革命，實行革命串聯，我們接待計劃總是偏於保守，原來隻想接待幾十萬人，現在想限製在150萬人左右。主席說不行，要準備突破200萬、300萬人。但我有信心，知錯必改，努力趕上。
盡管周恩來從主觀上試圖對“文化大革命”努力想通、努力緊跟，但麵對“文革”帶來的嚴峻社會現實，憂國憂民的周恩來又難以想通和無法緊跟。
全國上下陷於混亂，工農業生產和各種緊急業務工作受到嚴重影響，這麽多為革命出生入死的老幹部轉眼之間被打成“走資派”，周恩來怎麽能想得通，又怎麽能跟得上呢？
相反，對黨、國家和人民的高度責任感促使周恩來在他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對“文革”采取一些限製性的舉措。
正如他在1966年9月7日參加中國科學院的辯論會時所說：既要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又要進行生產鬥爭。我們不能看著科學院的尖端科學研究和許多重點實驗像現在這樣放在一邊。憑我的責任來說，我不能看著這樣的情況繼續下去。
8月底9月初，周恩來主持起草的試圖對運動作一些限製的兩個文件接連遭到否定，但他並沒有因此而放棄自己的努力。
就經濟工作方麵來說，他先是指示陶鑄組織起草了《人民日報》社論《抓革命，促生產》在9月7日發表。接著又爭得毛澤東的支持，於9月14日同時向全國下發了《關於縣以下農村文化大革命的規定》（又稱“農村五條”）和《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通知》（又稱“工業六條”）。
11月周恩來又組織起草了《人民日報》社論《再論抓革命、促生產》，還支持餘秋裏、穀牧召開全國工業交通座談會，擬出了《工交企業進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幹規定》（又稱《十五條》）。
上述社論、文件、會議都是同一個精神，就是強調工農業生產的重要性，革命不要影響生產，實際上是試圖把“文化大革命”之火阻於工農業生產領域之外。
此外，周恩來在接見紅衛兵和各群眾組織代表時也一再強調紅衛兵不要到工廠、農村去串聯，不要去影響工農業生產，工人、農民不能像學生那樣放假鬧革命，否則，吃什麽，用什麽？
周恩來對“文革”的這種態度，得到了毛澤東一定程度的支持，但遭到林彪、江青一夥的極力反對和大肆攻擊。這在前麵的有關章節中都有所反映。此處不再重複。
“如果文化大革命完成了，我還沒有死，還沒有被打倒、被免職，我一定會陪科列加同誌去參觀。現在這個大革命，等於打一場內戰。”對於耗盡了他最後心血的“文化大革命”，周恩來的不滿似乎已到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但他至死也沒有明確表示否定“文化大革命”。
如果說，從1966年8月八屆十一中全會到10月中央工作會議前後，周恩來對“文革”還是在矛盾、困惑、不理解中被動緊跟的話，那麽，到1967年以後，隨著“文革”的進一步發展及其嚴重社會後果的全麵暴露，包括林彪、江青一夥醜惡本質的日益現形，周恩來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文革”是一場災難。他對“文革”的態度也發生了變化。這樣說並非筆者主觀臆斷，而是基於以下三個方麵的事實分析。
首先，從1967年初起，周恩來在對“文革”的種種錯誤做法的尖銳批評中，開始明顯地流露出對“文革”的痛心和不滿。
1967年1月8日，周恩來出席“全國石油係統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說：無數的油井停下來了，我們忍心這樣看著嗎？抓革命、促生產是這樣抓的嗎？
你們造什麽反？如果把應該進行的業務工作停下來，那就是造錯了方向。
兩天之後，周恩來接見鐵路係統代表時又說：大慶油田一萬多人離開大慶，跑到北京，使許多油井停下來了，這叫丟生產、跑革命，是假革命。
顯然，周恩來不僅是批評大慶工人的做法，也是對中央文革所主張的工人農民可以四處串聯提出批評。
1967年2月16日，周恩來在懷仁堂主持中央碰頭會。會上，幾位副總理和老帥拍案而起，當著張春橋等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麵，強烈抨擊“文革”的種種錯誤做法，大鬧懷仁堂。周恩來作為會議主持人，會上沒有過多說話，但他的思想與幾位副總理和老帥是相通的。就在散會幾個小時之後，即第二天淩晨接見財貿口造反派代表時，周恩來對“文革”的一些錯誤做法發出了怒吼，並當場下令逮捕了操縱造反派奪財政部業務權的財政部一副部長。說：你們要走到邪路上去了。你們以敵對的態度對待領導幹部，一鬥十幾天不放，戴高帽，掛黑牌，搞噴氣式。這樣的搞法是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把老幹部一概打倒行嗎？難道能得出領導幹部都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結論嗎？我想到這裏就很難過，很痛心。現在到了關鍵時刻，我不能不說話，否則，我就要犯罪。
1967年2月20日，周恩來在山西奪權情況介紹會上對奪權風暴表示不滿。他說：自從1月奪權以來，不管這個部門有沒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造反派都要奪權，有些地方對帶長字的、第一書記就要奪權。這樣一解釋，全黨全國還成什麽樣子？邏輯上站不住嘛！奪軍區的權，造軍區的反，完全是大方向的錯誤。
8月18日，周恩來接見安徽赴京代表團負責人時，批評印製、張貼有關打砸搶材料和圖片的行為，說：文化大革命搞得這個樣子，這對我們國家有什麽好處？8月24日，周恩來接見廣西兩派赴京代表，憤怒地指出：你們看一看，內戰打成什麽樣子？一段一段的鐵路比過去的軍閥內戰還搞得凶，完全不是搞文化大革命嘛！
11月25日，周恩來為鄭州武鬥致使鐵路交通中斷事找鄭州兩派談話，說：鄭州停車三千多節，我心裏非常難過。全國鐵路革命革了一年半，造成這個樣子，在座的心裏難道就舒服？
在此之後，周恩來接見阿爾巴尼亞一個水電代表團時還說：如果文化大革命完成了，我還沒有死，還沒有被打倒、被免職，我一定會陪科列加同誌去參觀。現在這個大革命，等於打一場內戰。
以上所引，僅僅是幾個方麵的例子。有論者認為，“文革”初期，在公眾場合批評“文革”各種錯誤做法最多的黨內高層領導人，當屬周恩來。此言是符合曆史事實的。
而且，在1967年，周恩來在接見紅衛兵和群眾組織乃至接見外賓的講話中，多次用“內戰”一詞來表示他對“文化大革命”中混亂局麵的看法。
周恩來是個非常謹慎和講原則的人，通常是不會輕易把他與中央其他領導人的不同意見對人說的，尤其是對外賓。然而，對於耗盡了他最後心血的文化大革命，周恩來的不滿似乎已到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故而才有不滿情緒的頻頻流露。
其次，周恩來已覺察到“文革”中某些錯誤做法的“左”的思想根源，並抓住適當時機糾正極左行徑，批判極左思潮。
1967年1月開始的奪權風暴，從根本上說是左傾錯誤發展的結果。周恩來當時是不同意也沒料到會搞全麵奪權。當張春橋、王洪文在上海策劃奪權時，周恩來還明確表示上海市委是革命的，不是“黑幫”。在毛澤東肯定了上海的奪權後，周恩來雖然難以反對，但還是不同意中央文革所主張的全麵奪權。他反複強調：奪權隻能奪對“文化大革命”的領導權，業務權、黨權、軍權、財政權、外交權不能奪；也不是所有的部門都需要奪權，不是所有的領導幹部都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都要打倒。他批評當時那種對領導幹部進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做法是“左傾路線的惡劣作風”。周恩來的這些思想及他對奪權狂潮中某些錯誤的糾正，實際上是在一定程度上對當時“左”的錯誤的抵製和糾正。
1967年七二○事件後，全國局勢向更“左”的方麵滑去。康生、關鋒拋出“揪軍內一小撮”，軍隊受到前所未有的衝擊，發槍、搶槍成風，惡性武鬥事件迭起。在王力等人的唆使下，造反派奪了外交部的大權，8月22日又發生造反派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的嚴重外交事件。毛澤東也覺察到了問題，對“揪軍內一小撮”提出了批評。周恩來抓住這一契機，開始糾正“左”的錯誤，提出批極左思潮。
1967年8月25日淩晨，周恩來找剛從上海回京的楊成武談話，要楊把最近各省情況、王力8月7日煽動奪外交部權的講話、火燒英國代辦處等情況向在上海的毛澤東匯報。經毛澤東批準，周恩來果斷地把王力、關鋒、戚本禹抓起來了，給了不可一世的中央文革這一文化大革命中“左”的怪胎當頭一棒。王、關、戚曾是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鋒，為“文革”立下了“汗馬功勞”。他們的垮台，客觀上暗示了文化大革命的錯誤。
8月31日，周恩來接見外交部部黨組成員和造反派代表，嚴厲批評了外交部的奪權。說：現在，國內的極左思潮和極左行動，已經影響到我們的外交工作，損害了我們的國際信譽。
9月6日，周恩來接見聯絡員和中央文革駐各地記者站記者，批評有些地方提出的所謂現在正是“反動資本主義複辟逆流在全國反撲的前夕”、要“武裝奪取政權，戰爭解決問題”，說：這種對形勢的估計完全是錯誤的，是極左傾向。“揪軍內一小撮”是極左傾向，是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無政府主義傾向。
9月16、17日，周恩來與中央文革成員接見北京市大專院校紅代會“天派”、“地派”代表時，當著陳伯達、江青的麵警告造反派頭頭蒯大富：繼續宣傳“揪軍內一小撮”、跟解放軍對立的做法是錯誤的，是一種極左思潮。
1968年1月24日，周恩來接見湖南省革籌小組成員，說：“省無聯”（“湖南省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委員會”的簡稱）宣稱1967年有一個“二月逆流”，7、8、9三個月形勢大好，10月必然要出一個“十月逆流”，文化大革命才剛剛開始。這完全是一種極左思潮，要批判。1月22日，周恩來還告誡廣東省的造反派：湖南“省無聯”的極左思潮是反動的，要批判，你們千萬不要上當。
周恩來批極左的言論和行動以及全國一些地方對文化大革命錯誤的抵製，引起了林彪、江青一夥的恐慌。1967年10月以後，他們在全國刮起了反擊所謂“右傾翻案風”，並在1968年3月製造了“楊、餘、傅事件”。
應當說，後來林彪事件後周恩來大批極左思潮不是偶然的，與這一時期的批極左有很重要的聯係。在某種意義上說，周恩來在這一時期批極左的言行是他在林彪事件後大批極左思潮的先聲。
第三，從周恩來的言行中，可以看出周恩來想盡早結束“文化大革命”。
1967年8月，一些造反派不甘寂寞，企圖再來一次全國大串聯，再造一個“文革”的高潮，提出“現在是第三次大串聯的階段”。周恩來及時製止了這種錯誤做法。他在多次會上都指出：這種對形勢的估計是錯誤的，中央沒有這樣的號召。
現在是大批判、大聯合的形勢。
9月2日，周恩來在接見財貿口群眾組織代表時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三年算一次吧，已經是相當長了，就夠我們鍛煉的了。要是內戰這麽打下去，不但你們自己厭戰，群眾也會厭戰了。
9月28日，周恩來接見東北三省群眾組織代表時，針對造反派無休止地鬧騰憤然指出：工廠停產，你們心裏安不安？文化大革命已經進行了15個月，再搞15個月行嗎？還要“放假鬧革命”、“第三次大串聯”，大錯特錯嘛！
1967年10月以後到1968年底，周恩來為說服各地各單位兩派實現大聯合，為各省市自治區盡早成立革命委員會，費盡了心血。周恩來這樣做的目的也是想早一點結束“文化大革命”的混亂局麵。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在九大以前，周恩來已經開始認識到“文革”已不是本來意義上的“文革”了，而是一場根本性的錯誤和災難，並試圖在某些方麵從“左”的思想根源上加以糾正。林彪事件爆發後，周恩來更加深化、堅定了他的這一認識。
一般說，黨內大多數幹部對“文革”的普遍覺醒是在林彪事件發生後。而周恩來對“文革”覺醒得比較早，與他當時所處的位置及其對“文革”情況的全麵了解是分不開的。
“文革”開始以來，周恩來一直在一線負責全麵工作，黨、政、軍，工、農、商、學、兵，全國各地，各行各業，所有到中央的大小問題都是推到他的麵前。
經過近一年的實踐和觀察，在周恩來看來，“文化大革命”並非像林彪所說的是“損失最小最小，勝利最大最大”。這種話，周恩來作為共和國的“總管家”，是無論如何說不出口的。
舉目四望，“文革”勝利的影子在哪裏呢？
社會秩序陷入無政府主義的極度混亂，國家的經濟建設受到嚴重破壞，維係國民經濟命脈的鐵路交通隨時麵臨癱瘓的危險。
大批的老幹部被打倒，有的被殘酷迫害致死。
外交工作也因“左”的思想出現四麵危機，就連過去一直對我國友好的國家也多有怨言，有的甚至提出要撤回駐華大使。
鬥私批修，非但沒有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反而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個人主義和派性思想的大膨脹，各群眾組織之間，為爭權奪利，武鬥不止。
對“文革”的這等等“成果”，比起在中央負責某一方麵工作的其他領導人或那些被打倒靠邊站的領導人，周恩來是再清楚不過的了。
可以這樣說，“文革”以來呈現在周恩來麵前的、周恩來每天接觸和處理的，都是這些因“文革”而起的混亂和問題，而沒有一件稱得上是“偉大勝利”的可喜之事。要不，周恩來怎會發出“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憤慨之言？正因為這樣，才促使周恩來重新思考和認識“文化大革命”。
那麽，既然周恩來對“文革”的錯誤覺醒得比較早，那為何他又沒有明確表示否定“文化大革命”而最終沒能從根本上予以糾正呢？這其中的原因當然是多方麵的，主要的有這樣兩條：
一是“文革”是毛澤東親自發動並肯定的。對自以為正確的重大決斷，毛澤東是決不讓步和妥協的，而是要排除一切阻力努力去實現它。深知毛澤東性格的周恩來在對待“文革”的問題上，不能不考慮到維護毛澤東的威信和黨的團結。
顧全大局、相忍為黨是周恩來一貫的性格和處事方式。
1965年，周恩來在審查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時說過一段很耐人尋味的話。他說：即使黨的領袖犯了錯誤，隻要沒有發展到路線錯誤，提意見時，也要考慮到方式，考慮到效果，要注意黨的團結。
周恩來後來的行動可以說是對他這句話的最好注腳。
林彪事件後，周恩來從批林彪反黨集團的錯誤這一方式入手，批判極左思潮，並有從根本上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的勢頭。結果，還是為毛澤東所不允許而夭折。由此，我們更清楚地認識到：在文化大革命中，采取一種韌性的鬥爭方式，陸續地從局部對“文革”的錯誤作一些補救確實是周恩來一種明智的選擇。
周恩來沒有明確表示否定“文化大革命”而最終沒能從根本上予以糾正的第二個主要原因是，也不排斥周恩來寄希望並相信毛澤東自己能夠覺醒，等待毛澤東有朝一日能像對待“大躍進”那樣，自己最終發現“文革”的錯誤，並加以糾正。
從黨的曆史上看，也確實有許多錯誤是毛澤東及時發現並予以糾正的。
周恩來雖然最終沒能從根本上糾正“文革”的錯誤，但他還是為防止“四人幫”篡黨奪權安排了一個可靠的格局，為後來徹底否定“文革”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這主要表現在林彪事件後，周恩來抓住時機，及時解放了一大批在“文革”中被林彪、江青一夥打倒、迫害的老幹部，使黨內正義力量重新掌握了黨和國家的重要權力。
在周恩來的努力下，鄧小平複出，國務院重要部委的領導權及軍隊的領導權基本上掌握在老幹部手中。臨終前，周恩來還囑咐葉劍英等：要注意鬥爭方法，無論如何不能把權落到“他們”（指“四人幫”）手中。
中央工作會議上，周恩來說：這次文化大革命，我們都是沒有思想準備的，也沒有經驗。但毛主席對運動的前景是看得清楚的。我們看不清不要緊，要緊跟毛主席，不要掉隊。
經曆了全麵內戰、天下大亂的1967年，周恩來對文化大革命的認識與態度，較之“文革”發動初期，發生了明顯的變化。
在文化大革命發動之初，對於毛澤東親自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周恩來雖然不是積極主動地參與發動，而是在沒有任何精神準備的情況下被動卷入，但也還是擁護和讚成的。
這一點，聯係1966年文化大革命醞釀發動期間周恩來的思想和活動就看得很清楚。
1966年，是我國正式執行已被推遲的國民經濟發展第三個五年計劃的第一年。
周恩來作為主管經濟建設的政府總理，他的主要思想和精力集中於如何在前幾年國民經濟調整的基礎上，更好更平穩地把中國的經濟推向一個新的階段，為第三個五年計劃開個好頭。這年初春，恰逢北方八省、市、自治區大旱，周恩來打算以抓華北抗旱為突破口，把北方八省市自治區的農業搞上去，改變我國經濟運行中長期“南糧北調”的局麵。從1至4月，周恩來全身心地抓這項工作。
3月12日，他給中央寫信說，自己“擬在河北、北京各地調查、學習一個月”。其間，河北邢台發生強烈地震，周恩來同時還忙於災區人民的抗震救災、恢複生產工作。毛澤東在杭州召開的兩次政治局擴大會議，周恩來也是來去匆匆。
5月初，標誌著全麵發動“文革”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召開時，周恩來還在忙於同謝胡為首的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的會談，陪阿代表團赴大慶、上海參觀，直到5月16日才開始參加會議。
6月，他又出訪羅馬尼亞和阿爾巴尼亞。
更重要的事實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事先沒有告訴周恩來。批判《海瑞罷官》，林彪、江青搞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周恩來事先也不知道。周恩來沒有過多地參與“文革”的醞釀發動，這是事實。但是，當毛澤東提出要搞文化大革命時，周恩來還是擁護和讚成的。這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麵的因素：首先，“文化大革命”開始是以“反修防修”為初衷的。對反修防修，周恩來是不會反對的。這其中原因在於他對什麽是社會主義和修正主義，在認識上存在著那個時代難以避免的曆史局限性。正如鄧小平所說：“對什麽叫社會主義，什麽叫馬克思主義，我們過去對這個問題認識得不是完全清醒的。”這當然也包括周恩來在內。
對社會主義認識的不清楚，加上當時國際鬥爭環境的影響，導致了對修正主義認識的不清楚。
修正主義的問題是由1956年赫魯曉夫在蘇共20大上全盤否定斯大林，中蘇兩黨出現分歧而引發的。此後，波蘭、匈牙利事件發生，再加上赫魯曉夫的大國沙文主義、老子黨作風，中蘇兩黨的裂痕越來越大，釀成了以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為焦點的中蘇兩黨大論戰，並影響到國家關係。
那時，不光是毛澤東，恐怕包括周恩來在內的中共第一代領導人都堅信蘇共領導已被修正主義集團篡奪，列寧親手締造的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已經變了顏色。
以這樣的國際“經驗教訓”來觀察國內問題，就自然會麵臨中國會不會出修正主義、會不會改變顏色的問題。尤其是在帝國主義對社會主義國家無孔不入地進行顛覆活動，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處於低潮，國內又確實存在某些陰暗麵時，作為黨和國家的領導人，思考這個問題是很正常的，也很有必要。
那麽，中國有沒有出修正主義的危險？當時周恩來的答案是肯定的。
1963年2月26日，周恩來在一次報告會上談到勝利了的社會主義國家會不會出修正主義的問題。他說：勝利了的社會主義國家不繼續前進，就可能變質，這不奇怪。“不進則退”，這是具有真理性的社會規律。決不能認為我們建設社會主義已經13年了，已經堅如磐石了。
當然，對中國出修正主義這個問題嚴重性的認識和估計，周恩來和毛澤東是不一樣的。
毛澤東對中國出修正主義的認識，更多的是基於資產階級向黨的進攻，並把這個問題看得較嚴重。
而周恩來在60年代初認為國內的階級鬥爭是趨於緩和的，因而他對中國出修正主義的可能性更多的是結合我國的實際特點，從思想意識方麵去認識。他認為，我國的社會主義曆史隻有十幾年，社會主義思想陣地還不鞏固。而中國的封建社會有著幾千年的曆史，封建思想、舊習慣、舊勢力根深蒂固，容易滋生修正主義的東西。
在1963年10月25日的一次談話中，周恩來說：思想意識問題不注意，一樣出修正主義。當然不是下一道命令就可以解決，主要是通過思想革命。又說：現代修正主義的根源，不僅是政治上的，而且是思想上的和經濟上的。必須認識到，我們社會主義政權雖然掌握了，但在思想意識和作風上，並不是鞏固的。周恩來還把官僚主義造成的革命意誌衰退、違法亂紀、被資產階級糖衣炮彈腐蝕侵襲、腐化墮落，視為“產生修正主義的溫床”。
基於這樣的認識，對毛澤東發動“文革”反修防修，周恩來盡管不會像毛澤東那樣感到階級鬥爭就在黨內，但至少認為中國有出修正主義的潛在危險性。這樣，讚成和擁護“文化大革命”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其次，在對社會主義和修正主義的認識不清楚，又堅信蘇聯黨和國家領導權已經被修正主義集團篡奪的曆史氛圍中，毛澤東的個人決斷對周恩來認同“文革”也有一定的影響。
蘇共20大後，毛澤東在反修的同時，一直在警惕中國出修正主義的問題。後來，他對國際國內形勢估計過於嚴重，越來越覺得中國出修正主義已不是可能性，而是迫在眉睫的現實問題。
在1965年10月兩次高層會議上，毛澤東都講到中國可能出修正主義，並發問：“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怎麽辦？”由於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史上所起的重大曆史作用和形成的特殊曆史地位，自延安整風以後，把毛主席與真理等同起來，這幾乎成了全黨的共識。
1958年5月，周恩來在八大二次會議上檢討反冒進的錯誤時說：中國幾十年革命和建設的經驗證明，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離開或者違背他的領導和指示，就常常迷失方向，發生錯誤，損害黨和人民的利益，我所犯的多次錯誤就說明了這一點；反過來，做對了的時候或者做對了的事情，又都是同毛澤東的正確領導和指導思想分不開的。
從毛澤東與周恩來一生形成的曆史關係看，周恩來的這段話不能看作是一種違心表態。這也是包括周恩來在內的當時黨內絕大多數高層領導存在的局限。
由於這種局限，在事情沒有明朗、錯誤還沒有完全暴露時，即使自己對毛澤東的想法和做法一時不理解，也很少去懷疑毛澤東有錯誤，而是認為自己的思想跟不上毛澤東。
鄧小平談到建國後我黨所犯的錯誤時說：“講錯誤，不應該隻講毛澤東同誌，中央許多同誌都有錯誤。‘大躍進’，毛澤東同誌頭腦發熱，我們不發熱？劉少奇同誌、周恩來同誌和我都沒有反對，陳雲同誌沒有說話。”
鄧小平敢於說這番話，是很需要實事求是的勇氣的，就是承認曆史的局限性。周恩來開始讚成和擁護文化大革命，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在周恩來看來，“文革”主要是文化思想領域的革命，是社教、“四清”運動的繼續，與社教、“四清”沒有本質的區別。這也正是“文革”的本來意義。1966年8月14日，周恩來在接見即將離任的波蘭駐華大使克泰諾談到“文革”時有一段對話：
周恩來：這次文化大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自然發展的結果。把舊社會遺留下來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破除掉、改革掉，建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這是個長期的工作。
克泰諾：對我們觀察家來說，有一個問題不清楚，就是階級鬥爭是長期的，為什麽出現這樣突然的轉折？
周恩來：不是突然出現的。過去我們在農村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現在由農村發展到城市，這首先是從學校開始的，也涉及到報紙、文化界，這些都是上層建築，是起指導作用的地方。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深入開展，所以階級鬥爭就尖銳化了，隻是形式上有些區別，而不是本質的。
應當說，文化思想領域的革命，在內容上與周恩來一貫強調的思想改造有某種相通性。盡管周恩來過去一直主張思想改造要靠自覺，要和風細雨，但是在官僚主義及種種社會陰暗麵屢禁不止的情況下，也不排斥讚同用搞大規模群眾運動的方式進行嚐試。
1958年4月15日，周恩來在全國外事工作會議上談到精簡機構越精越大的頑症時，曾說：經驗證明，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不行，必須從根本上治療。這就是大鳴大放，依靠群眾來解決。
1966年6月27日，他訪問阿爾巴尼亞時在地拉那群眾大會上說：在社會主義國家裏，如何防止修正主義篡奪黨和國家的領導權，如何防止資本主義複辟，不斷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還沒有一套完整的經驗。這幾年來，我們黨根據毛澤東同誌的教導，采取了一係列根本性的措施，來避免修正主義篡奪領導，防止資本主義複辟。最近幾個月來，我國轟轟烈烈開展的文化大革命，“是意識形態領域內的一場十分激烈的階級鬥爭”，是一場“挖修正主義根子的鬥爭”。
帶著對文化大革命的這樣一種認識，周恩來出訪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歸來後，開始介入文化大革命運動。
然而，文化大革命的形勢發展很快就超出了周恩來的原有認識和預料，周恩來的一些想法、做法也與毛澤東的考慮出現分歧，與利用毛澤東的某些錯誤蓄意把運動推向動亂的林彪、江青一夥的做法更是尖銳對立，他開始對“文革”感到困惑、矛盾、不理解。
在周恩來看來，反修防修除了依靠思想文化領域的革命外，還要搞好經濟建設。1963年2月26日，周恩來在一次講話中肯定中國有出修正主義危險的同時，又說：反對現代修正主義，首先是要搞好國內建設。對於這一點，我們一定要有充分的認識。
基於這樣的認識，當8月份風起雲湧的紅衛兵運動開始影響到黨和國家的正常工作和經濟建設的正常開展時，周恩來采取了一些措施，試圖使運動有組織、有步驟地朝健康的方向發展。
8月下旬，周恩來指示陶鑄起草了一個關於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具體問題的通知，準備以中共中央、國務院的名義下發全國。這一通知的主要精神是要求各級黨組織加強對運動的領導，對廣大紅衛兵進行政策教育，使運動盡量不要影響黨和國家的正常工作。
然而，當周恩來將通知送毛澤東批發時，毛澤東不同意下發，批：“退總理，此件不發。”
顯然，毛澤東是擔心通知發下去後會束縛運動的發展，會出現派工作組時的“冷冷清清”。
9月初，周恩來又親自起草了《關於紅衛兵運動的幾點意見》（未定稿），試圖對運動進行某些限製。但該《意見》在政治局會議討論時，遭到中央文革康生、戚本禹等的反對，沒能通過。
在對待紅衛兵串聯的問題上，周恩來考慮到大規模的紅衛兵串聯給鐵路交通造成的極大壓力和給社會秩序帶來的混亂，主張廣大師生回原單位鬧革命，外出串聯的人數應當有所限製。
但毛澤東認為：現在學生心思不在學校，要到社會上去橫掃牛鬼蛇神。五四運動時期學生也是到處跑。我們在領導上、在報紙上宣傳上，硬要把學生拉到這個方麵去，這是違反學生的潮流。（1966年8月28日毛澤東同唐平鑄等的談話）1966年10月1日，《紅旗》雜誌發表社論《在毛澤東思想的大路上前進》，提出要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周恩來深知，這一提法意味著一大批領導幹部將被打倒。為此，他特意去找過毛澤東，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一提法是否合適？黨內曆來提路線錯誤都是“左”傾或右傾，沒有反動路線這個提法。
但毛澤東沒有接受周恩來的意見。
從八屆十一中全會到1966年10月中央工作會議前後這一時期，周恩來對“文革”越來越感到困惑、不理解。
難道文化大革命可以不顧一切？
難道這麽多的領導幹部都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難道群眾運動可以不要黨的領導？
周恩來在許多場合都說過：我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對運動很不理解、很不得力。然而，盡管這樣，在這一時期，周恩來從主觀上還是力圖去理解、去緊跟“文化大革命”。他還總是從主觀上檢討自己的思想跟不上毛澤東，不如毛澤東站得高看得遠。這一心態，周恩來在八屆十一中全會和10月中央工作會議上都流露過。
1966年8月2日，周恩來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發言說：這次文化大革命是史無前例的。我們按老的辦法、舊腦筋對待新革命、新運動，就不對頭。過去是對的，今天就不見得是對的，因為條件變了，環境變了嘛！
在10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周恩來又說：要敢於革命，敢於革自己的命。這次文化大革命，我們都是沒有思想準備的，也沒有經驗。但毛主席對運動的前景是看得清楚的。我們看不清不要緊，要緊跟毛主席，不要掉隊。
他還說：八屆十一中全會後，我努力緊跟主席，但還有掉隊危險。大中學生放假鬧革命，實行革命串聯，我們接待計劃總是偏於保守，原來隻想接待幾十萬人，現在想限製在150萬人左右。主席說不行，要準備突破200萬、300萬人。但我有信心，知錯必改，努力趕上。
盡管周恩來從主觀上試圖對“文化大革命”努力想通、努力緊跟，但麵對“文革”帶來的嚴峻社會現實，憂國憂民的周恩來又難以想通和無法緊跟。
全國上下陷於混亂，工農業生產和各種緊急業務工作受到嚴重影響，這麽多為革命出生入死的老幹部轉眼之間被打成“走資派”，周恩來怎麽能想得通，又怎麽能跟得上呢？
相反，對黨、國家和人民的高度責任感促使周恩來在他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對“文革”采取一些限製性的舉措。
正如他在1966年9月7日參加中國科學院的辯論會時所說：既要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又要進行生產鬥爭。我們不能看著科學院的尖端科學研究和許多重點實驗像現在這樣放在一邊。憑我的責任來說，我不能看著這樣的情況繼續下去。
8月底9月初，周恩來主持起草的試圖對運動作一些限製的兩個文件接連遭到否定，但他並沒有因此而放棄自己的努力。
就經濟工作方麵來說，他先是指示陶鑄組織起草了《人民日報》社論《抓革命，促生產》在9月7日發表。接著又爭得毛澤東的支持，於9月14日同時向全國下發了《關於縣以下農村文化大革命的規定》（又稱“農村五條”）和《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通知》（又稱“工業六條”）。
11月周恩來又組織起草了《人民日報》社論《再論抓革命、促生產》，還支持餘秋裏、穀牧召開全國工業交通座談會，擬出了《工交企業進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幹規定》（又稱《十五條》）。
上述社論、文件、會議都是同一個精神，就是強調工農業生產的重要性，革命不要影響生產，實際上是試圖把“文化大革命”之火阻於工農業生產領域之外。
此外，周恩來在接見紅衛兵和各群眾組織代表時也一再強調紅衛兵不要到工廠、農村去串聯，不要去影響工農業生產，工人、農民不能像學生那樣放假鬧革命，否則，吃什麽，用什麽？
周恩來對“文革”的這種態度，得到了毛澤東一定程度的支持，但遭到林彪、江青一夥的極力反對和大肆攻擊。這在前麵的有關章節中都有所反映。此處不再重複。
“如果文化大革命完成了，我還沒有死，還沒有被打倒、被免職，我一定會陪科列加同誌去參觀。現在這個大革命，等於打一場內戰。”對於耗盡了他最後心血的“文化大革命”，周恩來的不滿似乎已到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但他至死也沒有明確表示否定“文化大革命”。
如果說，從1966年8月八屆十一中全會到10月中央工作會議前後，周恩來對“文革”還是在矛盾、困惑、不理解中被動緊跟的話，那麽，到1967年以後，隨著“文革”的進一步發展及其嚴重社會後果的全麵暴露，包括林彪、江青一夥醜惡本質的日益現形，周恩來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文革”是一場災難。他對“文革”的態度也發生了變化。這樣說並非筆者主觀臆斷，而是基於以下三個方麵的事實分析。
首先，從1967年初起，周恩來在對“文革”的種種錯誤做法的尖銳批評中，開始明顯地流露出對“文革”的痛心和不滿。
1967年1月8日，周恩來出席“全國石油係統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說：無數的油井停下來了，我們忍心這樣看著嗎？抓革命、促生產是這樣抓的嗎？
你們造什麽反？如果把應該進行的業務工作停下來，那就是造錯了方向。
兩天之後，周恩來接見鐵路係統代表時又說：大慶油田一萬多人離開大慶，跑到北京，使許多油井停下來了，這叫丟生產、跑革命，是假革命。
顯然，周恩來不僅是批評大慶工人的做法，也是對中央文革所主張的工人農民可以四處串聯提出批評。
1967年2月16日，周恩來在懷仁堂主持中央碰頭會。會上，幾位副總理和老帥拍案而起，當著張春橋等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麵，強烈抨擊“文革”的種種錯誤做法，大鬧懷仁堂。周恩來作為會議主持人，會上沒有過多說話，但他的思想與幾位副總理和老帥是相通的。就在散會幾個小時之後，即第二天淩晨接見財貿口造反派代表時，周恩來對“文革”的一些錯誤做法發出了怒吼，並當場下令逮捕了操縱造反派奪財政部業務權的財政部一副部長。說：你們要走到邪路上去了。你們以敵對的態度對待領導幹部，一鬥十幾天不放，戴高帽，掛黑牌，搞噴氣式。這樣的搞法是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把老幹部一概打倒行嗎？難道能得出領導幹部都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結論嗎？我想到這裏就很難過，很痛心。現在到了關鍵時刻，我不能不說話，否則，我就要犯罪。
1967年2月20日，周恩來在山西奪權情況介紹會上對奪權風暴表示不滿。他說：自從1月奪權以來，不管這個部門有沒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造反派都要奪權，有些地方對帶長字的、第一書記就要奪權。這樣一解釋，全黨全國還成什麽樣子？邏輯上站不住嘛！奪軍區的權，造軍區的反，完全是大方向的錯誤。
8月18日，周恩來接見安徽赴京代表團負責人時，批評印製、張貼有關打砸搶材料和圖片的行為，說：文化大革命搞得這個樣子，這對我們國家有什麽好處？8月24日，周恩來接見廣西兩派赴京代表，憤怒地指出：你們看一看，內戰打成什麽樣子？一段一段的鐵路比過去的軍閥內戰還搞得凶，完全不是搞文化大革命嘛！
11月25日，周恩來為鄭州武鬥致使鐵路交通中斷事找鄭州兩派談話，說：鄭州停車三千多節，我心裏非常難過。全國鐵路革命革了一年半，造成這個樣子，在座的心裏難道就舒服？
在此之後，周恩來接見阿爾巴尼亞一個水電代表團時還說：如果文化大革命完成了，我還沒有死，還沒有被打倒、被免職，我一定會陪科列加同誌去參觀。現在這個大革命，等於打一場內戰。
以上所引，僅僅是幾個方麵的例子。有論者認為，“文革”初期，在公眾場合批評“文革”各種錯誤做法最多的黨內高層領導人，當屬周恩來。此言是符合曆史事實的。
而且，在1967年，周恩來在接見紅衛兵和群眾組織乃至接見外賓的講話中，多次用“內戰”一詞來表示他對“文化大革命”中混亂局麵的看法。
周恩來是個非常謹慎和講原則的人，通常是不會輕易把他與中央其他領導人的不同意見對人說的，尤其是對外賓。然而，對於耗盡了他最後心血的文化大革命，周恩來的不滿似乎已到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故而才有不滿情緒的頻頻流露。
其次，周恩來已覺察到“文革”中某些錯誤做法的“左”的思想根源，並抓住適當時機糾正極左行徑，批判極左思潮。
1967年1月開始的奪權風暴，從根本上說是左傾錯誤發展的結果。周恩來當時是不同意也沒料到會搞全麵奪權。當張春橋、王洪文在上海策劃奪權時，周恩來還明確表示上海市委是革命的，不是“黑幫”。在毛澤東肯定了上海的奪權後，周恩來雖然難以反對，但還是不同意中央文革所主張的全麵奪權。他反複強調：奪權隻能奪對“文化大革命”的領導權，業務權、黨權、軍權、財政權、外交權不能奪；也不是所有的部門都需要奪權，不是所有的領導幹部都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都要打倒。他批評當時那種對領導幹部進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做法是“左傾路線的惡劣作風”。周恩來的這些思想及他對奪權狂潮中某些錯誤的糾正，實際上是在一定程度上對當時“左”的錯誤的抵製和糾正。
1967年七二○事件後，全國局勢向更“左”的方麵滑去。康生、關鋒拋出“揪軍內一小撮”，軍隊受到前所未有的衝擊，發槍、搶槍成風，惡性武鬥事件迭起。在王力等人的唆使下，造反派奪了外交部的大權，8月22日又發生造反派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的嚴重外交事件。毛澤東也覺察到了問題，對“揪軍內一小撮”提出了批評。周恩來抓住這一契機，開始糾正“左”的錯誤，提出批極左思潮。
1967年8月25日淩晨，周恩來找剛從上海回京的楊成武談話，要楊把最近各省情況、王力8月7日煽動奪外交部權的講話、火燒英國代辦處等情況向在上海的毛澤東匯報。經毛澤東批準，周恩來果斷地把王力、關鋒、戚本禹抓起來了，給了不可一世的中央文革這一文化大革命中“左”的怪胎當頭一棒。王、關、戚曾是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鋒，為“文革”立下了“汗馬功勞”。他們的垮台，客觀上暗示了文化大革命的錯誤。
8月31日，周恩來接見外交部部黨組成員和造反派代表，嚴厲批評了外交部的奪權。說：現在，國內的極左思潮和極左行動，已經影響到我們的外交工作，損害了我們的國際信譽。
9月6日，周恩來接見聯絡員和中央文革駐各地記者站記者，批評有些地方提出的所謂現在正是“反動資本主義複辟逆流在全國反撲的前夕”、要“武裝奪取政權，戰爭解決問題”，說：這種對形勢的估計完全是錯誤的，是極左傾向。“揪軍內一小撮”是極左傾向，是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無政府主義傾向。
9月16、17日，周恩來與中央文革成員接見北京市大專院校紅代會“天派”、“地派”代表時，當著陳伯達、江青的麵警告造反派頭頭蒯大富：繼續宣傳“揪軍內一小撮”、跟解放軍對立的做法是錯誤的，是一種極左思潮。
1968年1月24日，周恩來接見湖南省革籌小組成員，說：“省無聯”（“湖南省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委員會”的簡稱）宣稱1967年有一個“二月逆流”，7、8、9三個月形勢大好，10月必然要出一個“十月逆流”，文化大革命才剛剛開始。這完全是一種極左思潮，要批判。1月22日，周恩來還告誡廣東省的造反派：湖南“省無聯”的極左思潮是反動的，要批判，你們千萬不要上當。
周恩來批極左的言論和行動以及全國一些地方對文化大革命錯誤的抵製，引起了林彪、江青一夥的恐慌。1967年10月以後，他們在全國刮起了反擊所謂“右傾翻案風”，並在1968年3月製造了“楊、餘、傅事件”。
應當說，後來林彪事件後周恩來大批極左思潮不是偶然的，與這一時期的批極左有很重要的聯係。在某種意義上說，周恩來在這一時期批極左的言行是他在林彪事件後大批極左思潮的先聲。
第三，從周恩來的言行中，可以看出周恩來想盡早結束“文化大革命”。
1967年8月，一些造反派不甘寂寞，企圖再來一次全國大串聯，再造一個“文革”的高潮，提出“現在是第三次大串聯的階段”。周恩來及時製止了這種錯誤做法。他在多次會上都指出：這種對形勢的估計是錯誤的，中央沒有這樣的號召。
現在是大批判、大聯合的形勢。
9月2日，周恩來在接見財貿口群眾組織代表時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三年算一次吧，已經是相當長了，就夠我們鍛煉的了。要是內戰這麽打下去，不但你們自己厭戰，群眾也會厭戰了。
9月28日，周恩來接見東北三省群眾組織代表時，針對造反派無休止地鬧騰憤然指出：工廠停產，你們心裏安不安？文化大革命已經進行了15個月，再搞15個月行嗎？還要“放假鬧革命”、“第三次大串聯”，大錯特錯嘛！
1967年10月以後到1968年底，周恩來為說服各地各單位兩派實現大聯合，為各省市自治區盡早成立革命委員會，費盡了心血。周恩來這樣做的目的也是想早一點結束“文化大革命”的混亂局麵。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在九大以前，周恩來已經開始認識到“文革”已不是本來意義上的“文革”了，而是一場根本性的錯誤和災難，並試圖在某些方麵從“左”的思想根源上加以糾正。林彪事件爆發後，周恩來更加深化、堅定了他的這一認識。
一般說，黨內大多數幹部對“文革”的普遍覺醒是在林彪事件發生後。而周恩來對“文革”覺醒得比較早，與他當時所處的位置及其對“文革”情況的全麵了解是分不開的。
“文革”開始以來，周恩來一直在一線負責全麵工作，黨、政、軍，工、農、商、學、兵，全國各地，各行各業，所有到中央的大小問題都是推到他的麵前。
經過近一年的實踐和觀察，在周恩來看來，“文化大革命”並非像林彪所說的是“損失最小最小，勝利最大最大”。這種話，周恩來作為共和國的“總管家”，是無論如何說不出口的。
舉目四望，“文革”勝利的影子在哪裏呢？
社會秩序陷入無政府主義的極度混亂，國家的經濟建設受到嚴重破壞，維係國民經濟命脈的鐵路交通隨時麵臨癱瘓的危險。
大批的老幹部被打倒，有的被殘酷迫害致死。
外交工作也因“左”的思想出現四麵危機，就連過去一直對我國友好的國家也多有怨言，有的甚至提出要撤回駐華大使。
鬥私批修，非但沒有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反而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個人主義和派性思想的大膨脹，各群眾組織之間，為爭權奪利，武鬥不止。
對“文革”的這等等“成果”，比起在中央負責某一方麵工作的其他領導人或那些被打倒靠邊站的領導人，周恩來是再清楚不過的了。
可以這樣說，“文革”以來呈現在周恩來麵前的、周恩來每天接觸和處理的，都是這些因“文革”而起的混亂和問題，而沒有一件稱得上是“偉大勝利”的可喜之事。要不，周恩來怎會發出“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憤慨之言？正因為這樣，才促使周恩來重新思考和認識“文化大革命”。
那麽，既然周恩來對“文革”的錯誤覺醒得比較早，那為何他又沒有明確表示否定“文化大革命”而最終沒能從根本上予以糾正呢？這其中的原因當然是多方麵的，主要的有這樣兩條：
一是“文革”是毛澤東親自發動並肯定的。對自以為正確的重大決斷，毛澤東是決不讓步和妥協的，而是要排除一切阻力努力去實現它。深知毛澤東性格的周恩來在對待“文革”的問題上，不能不考慮到維護毛澤東的威信和黨的團結。
顧全大局、相忍為黨是周恩來一貫的性格和處事方式。
1965年，周恩來在審查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時說過一段很耐人尋味的話。他說：即使黨的領袖犯了錯誤，隻要沒有發展到路線錯誤，提意見時，也要考慮到方式，考慮到效果，要注意黨的團結。
周恩來後來的行動可以說是對他這句話的最好注腳。
林彪事件後，周恩來從批林彪反黨集團的錯誤這一方式入手，批判極左思潮，並有從根本上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的勢頭。結果，還是為毛澤東所不允許而夭折。由此，我們更清楚地認識到：在文化大革命中，采取一種韌性的鬥爭方式，陸續地從局部對“文革”的錯誤作一些補救確實是周恩來一種明智的選擇。
周恩來沒有明確表示否定“文化大革命”而最終沒能從根本上予以糾正的第二個主要原因是，也不排斥周恩來寄希望並相信毛澤東自己能夠覺醒，等待毛澤東有朝一日能像對待“大躍進”那樣，自己最終發現“文革”的錯誤，並加以糾正。
從黨的曆史上看，也確實有許多錯誤是毛澤東及時發現並予以糾正的。
周恩來雖然最終沒能從根本上糾正“文革”的錯誤，但他還是為防止“四人幫”篡黨奪權安排了一個可靠的格局，為後來徹底否定“文革”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這主要表現在林彪事件後，周恩來抓住時機，及時解放了一大批在“文革”中被林彪、江青一夥打倒、迫害的老幹部，使黨內正義力量重新掌握了黨和國家的重要權力。
在周恩來的努力下，鄧小平複出，國務院重要部委的領導權及軍隊的領導權基本上掌握在老幹部手中。臨終前，周恩來還囑咐葉劍英等：要注意鬥爭方法，無論如何不能把權落到“他們”（指“四人幫”）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