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位置：
紀實傳記
> 苦撐危局——周恩來在1967
> 卷5
卷5
周恩來感慨地說：中國有句老話，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
現在是倒過來了，軍隊碰到秀才，有理也說不清。
1967年8月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40周年慶祝日。
然而，40年前的這一天領導八一南昌起義打響對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締造者之一的周恩來，卻全然沒有節日的喜悅和興奮，眉宇間凝聚著一股深深的憂慮與憤怒。
從一早開始，大街小巷，各種大小喇叭一遍又一遍地播放著《紅旗》雜誌社論《無產階級必須牢牢掌握槍杆子》。
“要把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揭露出來，從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們鬥倒鬥臭，……這是鬥爭的大方向。”
這篇社論是關鋒起草，王力審閱，陳伯達簽發的，中心思想就是“揪軍內一小撮”。
對周恩來來說，“揪軍內一小撮”，聲聲刺耳，字字揪心。他非常清楚其中的來頭和用意。這是林彪、江青一夥借武漢七二○事件為進一步打倒更多的軍隊幹部、篡奪更多的“槍杆子”領導權而發起的新一輪衝鋒。
實際上，“揪軍內一小撮”是林彪、江青一夥蓄謀已久的陰謀，也是他們篡黨奪權陰謀的重要組成部分。圍繞這個問題，周恩來和葉劍英、徐向前等老帥們與林彪、江青一夥的鬥爭從“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沒有停止過，隻不過由於各種原因，鬥爭形式表現為時進時退。
江青經常哼哼著一句唱詞：“隻恨手中缺少殺人的刀。”林彪下令起草軍委《緊急指示》。周恩來說：《緊急指示》起了副作用，就是衝擊軍事機關很厲害。
文化大革命運動起來後，軍隊怎麽辦？周恩來和老帥們及軍隊中的大多數幹部的想法基本一樣，就是軍隊無論如何不能亂，軍隊一定要堅持黨的領導。
為此，周恩來全力支持主持全軍文革小組工作的劉誌堅製定了一些旨在穩定軍隊的有關軍隊開展文化大革命的規定。在八屆十一中全會討論《十六條》時，周恩來支持劉誌堅的建議，堅持在十五條以外加上一條：“部隊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按照中央軍委和總政治部的指示進行。”
對軍隊文化大革命的一些特殊規定和限製，招致了林彪、江青一夥的不滿。
篡國必先篡軍。
掌握了一部分“槍杆子”的林彪，深知軍中有許多人對他不服，他要把反對他的、他認為不放心的力量全部打倒，讓軍隊全部聽他的，為他當接班人掃清道路。
林彪說：“要學蔣介石，把一國兵力抓住了，也就是把一個國家抓住了。”
舞文弄墨的江青、陳伯達、張春橋之流，筆杆子還行，缺的就是“槍杆子”。江青一人常哼哼著京劇《擊鼓罵曹》中的一句唱詞：“隻恨手中缺少殺人的刀。”
要篡軍必先亂軍，在亂中打倒一批軍隊老幹部，在亂中奪權。
因此，就有了許許多多的一幕。
1966年10月1日，天安門城樓上，第二軍醫大學“紅縱”的一個造反派頭頭對林彪說：林副主席，軍隊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與地方做法不一樣，軍隊搞了許多條條框框，對群眾限製太多。軍隊院校鎮壓群眾運動。
林彪點了點頭，當時沒有說什麽。從天安門城樓下來後，林彪即下命令給“全軍文革”，說要立即發一個緊急指示，軍隊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按照地方一樣的搞法。
這樣，“全軍文革”不得不立即起草一個《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
稿子起草出來後，林彪看了很不滿意。因為稿子的基本精神還是強調要堅持黨委的領導。
林彪下令把文件草稿送中央文革小組審改。江青、康生、陳伯達看後，認為草稿有很多地方不行。他們對草稿逐字逐句修改，最後加上了取消軍隊院校黨委領導的條文。
10月5日，經毛澤東批準，中共中央批轉了總政治部《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緊急指示》稱：根據林彪建議，軍隊院校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必須把那些束縛群眾運動的框框統統取消；根據中央文革小組的意見，宣布取消軍隊院校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在撤出工作組後由院校黨委領導的規定。
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則在各種場合的講話中，說《緊急指示》適用於一切單位。
自此，軍隊的文化大革命災難開始了。
正如周恩來後來所說：軍委《緊急指示》起到了動員作用，但也起了副作用，就是衝擊軍事機關很厲害。
軍隊院校的學生四處串聯，一次又一次地衝擊軍事機關，揪鬥軍隊領導幹部。
裝甲兵司令員許光達大將被揪到國防部大樓前。
成都軍區副參謀長被揪到北京來了。
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的學生連續衝擊國防部大院，並衝入大樓要揪曾任過該校工作組組長的國防部辦公廳副主任路揚。
……
當周恩來得知紅衛兵衝國防部大院後，當即指示有關方麵把國防部列為重點警衛部門，加強警衛力量，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讓外麵的人衝進去。
同時，周恩來還兩次接見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的“八八團”代表，對他們衝擊國防部大院、揪鬥路揚提出嚴厲批評，說：國防科委、國家科委在聶榮臻元帥領導下，成績是主要的，原子彈都上了天。懷疑一切是不科學的，不符合毛澤東思想。
然而，就在周恩來勸阻學生不要衝國防部時，身為中央文革小組組長的陳伯達來到學生中間。
“軍隊的將軍們不敢到你們中間來，不敢來這裏，他們怕群眾。我就不怕，到你們這裏來了。”陳伯達一口難聽的福建官話還振振有詞。他還寫了一張要求軍隊首長接見的條子交給學生，說：“出了問題，唯我陳伯達是問。”
陳伯達此舉，實際上是給軍隊院校的群眾組織開了一張衝擊軍事機關、揪鬥軍內老帥和各總部、軍兵種首長的“許可證”。
有了中央文革這把“大紅傘”做後盾，造反派更是有恃無恐。
11月8日淩晨，發生了更大規模地衝擊國防部大樓的事件。張家口電訊工程學院600多名學生衝入國防部辦公樓，要揪總參的兩位副總參謀長李天佑和王新亭。原因是李、王二人前不久到電訊工程學院講了一次話，對學院黨委的工作作了肯定性的評價。
當時，遵照周恩來加強國防部警衛力量的指示，警衛國防部的戰士有兩個營，力量已經很強了。盡管警衛戰士們手挽手肩並肩地裏裏外外都搭起了厚厚的人牆，擋住不讓學生往裏衝，但戰士們在打不還手、罵不還口、不動手、不開槍這“四不”規定的約束下也已是無可奈何。這些學生打傷警衛戰士、擊碎門窗玻璃，找來一塊塊長木板，一頭搭在門窗上，一頭搭在戰士們的頭上，踩著木板跳進了國防部大院。
周恩來是在快要吃午飯的時候得知學生衝入國防部大樓的消息的。他當即在人民大會堂召集葉劍英、肖華、劉誌堅開會，並要中央文革小組也派人參加，研究如何處理。但中央文革小組的要員陳伯達、江青、張春橋等對周恩來的通知置若罔聞。
周恩來同葉劍英等開會議出了5條處理意見。大意是重申國防部是重點保護目標，是不允許衝擊的；所有衝入國防部大院的學生應立即退出大院，否則以違反軍令論處；學生們有什麽問題，可以派代表協商解決；衝進大院的學生要寫出書麵檢討，保證今後不再重犯這樣的錯誤。
陳伯達、張春橋等又耍了一個花招。就在周恩來正召集會議時，陳伯達寫了一張條子，叫戚本禹去念了一下，學生就撤出了國防部大院。對此，中央文革也不告訴周恩來一聲。
3天之後，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第6次接見紅衛兵。劉誌堅不滿地對張春橋說：“軍隊院校學生衝國防部，陳伯達寫了一張條子，派戚本禹去叫學生撤出了，對總理也不告訴一聲。總理還在人民大會堂為這件事開會，一直開到晚上8點，晚飯都沒有吃。”
張春橋回去就向江青告狀。
中央文革指責軍隊老帥接見紅衛兵“是鎮壓”。造反派要揪出陳毅、葉劍英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上示眾。周恩來嚴厲批評：把陳毅、葉劍英當成軍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代表，是指錯了方向。
鑒於軍隊院校的紅衛兵來京串聯人數越積越多，而他們又強烈要求軍委首長接見，不見不走的情況，總政治部主任肖華建議，準備召開一次軍隊院校來京師生大會，請周恩來、陶鑄和幾位老帥接見一下，講講話。這一來是為了讓這些學生早點回到原單位去，二是強調一下軍隊不能亂，講一講政策。周恩來表示同意並答應出席接見。
11月13日，北京東郊工人體育場。周恩來、陶鑄和賀龍、徐向前、陳毅、葉劍英接見軍事院校來京師生10萬餘人。
在熱烈的掌聲中，周恩來率幾位老帥和各總部的負責人繞場一周同廣大師生見麵後，提前退場去忙別的事去了。
賀龍、徐向前、陳毅、葉劍英等4位中央軍委副主席分別講話，批評文化大革命中一些極左做法，強調軍隊不能亂。
陳毅說：今天來體育場，是要潑潑冷水。潑冷水是不好的，可是有時候有的同誌頭腦很熱，太熱了，給他一條冷水的毛巾擦一擦有好處。我們軍隊是人民的軍隊，可現在有人拿對付敵人的一套對付自己的同誌，對付人民的軍隊，搞什麽“逐步升級”，似乎是口號提得越高越好，越“左”越好，搞倒幾個校長、處長、副處長不過癮，搞倒幾個部長也不過癮，還要升級。我奉勸大家不要犯簡單化、擴大化的錯誤。
徐向前說：我們的陸、海、空軍必須經常保持戰備狀態，隨時準備對付敵人的突然襲擊，做到一聲令下，立即行動，不容有絲毫的鬆懈。
葉劍英說：真理是真理，跨過真理一步，就是錯誤，就變成了謬誤。學毛著，不是學耶穌基督教的聖經，不是迷信。不要再犯教條主義的錯誤。有些人，有的幹部心髒病都發了，還要抓人家去鬥，還不讓人家休息。我對這件事很憤恨。這些人沒有無產階級的感情，不是無產階級的軍人！
11月29日，還是在工人體育場，周恩來和幾位老帥及軍隊各總部負責人再次接見軍事院校來京的師生。周恩來繞場一周和大家見麵後提前退場。陳毅、葉劍英等幾位老帥又一次對搞亂軍隊的種種極左的做法進行尖銳的抨擊。
陳毅說：我上次的講話（指13日的講話）是有意識對準一些人的。我是一個“保守派”。現在我非常擔心，主要是目標不明。把工作中的缺點、錯誤統統說成是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一講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就都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一講黑幫就都是黑幫。這樣，打擊麵太寬、太大，等於否定毛主席的領導，否定偉大的中國共產黨，否定偉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
葉劍英說：有一些人煽動一部分群眾到毛主席辦公的地方猛衝、猛打，這行嗎？這些人如果不改，就是廢品，將來不能用的。這樣的人不是群眾，是廢品，要洗刷。有人衝我們的國防部是個大錯誤，嚴格講是反革命！
幾位老帥的講話擲地有聲，痛快淋漓。一些老同誌聽了更是覺得解氣，但卻遭到了江青等人的強烈反對。
江青氣急敗壞地說：“軍隊這些接見，是鎮壓群眾。要反擊，反擊！”她還挑動一些不明真相的群眾說：“他們講的不對，是往革命群眾頭上潑冷水，是對文化大革命橫加指責，品頭論足。他們要向你們當麵認錯。”關鋒也狂妄地指責陳毅、葉劍英等的講話是錯誤的，要到群眾中去檢討，接受群眾的教育。
造反派立即在街上貼出了大標語，指責軍隊“執行了一條自上而下的又粗又長又黑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說：“陳毅、葉劍英的講話不符合毛澤東思想，必須批判。”
在中央文革一夥的支持慫恿下，40多所軍事院校部分來京學生成立了“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籌備處”，並發出通知，定於1967年1月5日召開“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指名要陳毅、葉劍英到會“接受教育”。
周恩來得知軍隊院校學生要召開“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批判陳毅、葉劍英的消息後，在3日、4日兩天內三次同軍隊院校和文藝單位的造反派代表談話，說服他們取消將在5日召開的批判大會。
周恩來先是耐心細致地聽取造反派代表匯報，並說：這兩天聽了你們很好的意見，對我也是學習。
這是文化大革命中周恩來做紅衛兵和群眾組織工作的方法和經驗，也是行之有效的方法。他經常對下麵的幹部說，要善於做紅衛兵的工作，以避免不必要的對立，一對立，什麽都談不攏。他還常說：對紅衛兵做工作，我個人的經驗，有4條：一是敢於挺身而出，跟他們接觸；二是熱情支持他們；三是先當學生，才能當先生，灌輸式的沒有不碰釘子的；四是站穩立場，解釋政策，堅持原則，不能什麽都讓。
然後，周恩來轉入正題，說：誰是軍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代表？你們看是陳毅、葉劍英，但從全黨、全國的鬥爭來看，他們不是。必須全麵看問題，我們承認他們兩人的講話中有錯誤，但他們的出發點是好的，性質不是犯方向路線性錯誤，把他們作為軍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代表，把矛頭指向他們兩位，是不恰當的，也是不符合實際的。《十六條》講了嘛，說過一些錯話，做過一些錯事，不一定就是錯誤路線的代表。
周恩來又說：明天的大會，我們不讚成。這樣的會不宜開，因為對全軍不利，矛頭攻擊錯了，所以勸說你們不要開。你們要開，我們中央、軍隊負責同誌不能出席。
造反派提出：我們明天開會的票都發出去了，現在要通知停止召開來不及了。周恩來說：來得及。去年八九月間，我說服了兩個十萬人的大會不開，有這個經驗，完全來得及。
造反派聽從了周恩來的勸說，答應會議延期召開。江青等人打倒陳毅、葉劍英的陰謀未能得逞。
中央文革一夥見打倒陳毅、葉劍英不成，又把矛頭對準了時任全軍文革小組組長的劉誌堅將軍。就在周恩來接見軍事院校造反派代表的大會上，當周恩來說造反派把鬥爭的矛頭指向陳、葉二人是指錯了時，康生氣勢洶洶的插話說：矛頭搞錯了，責任不在你們（指造反派），責任是劉誌堅，劉誌堅不是和稀泥，不是折中主義，而是堅決執行了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經康生這麽一煽動，造反派當場高呼“打倒劉誌堅”的口號，並要求劉誌堅停職反省。
周恩來說：一個人的反動路線錯誤，還是先批判，不要過早停職反省。
然而，盡管周恩來這樣明確表示不同意對劉誌堅停職反省，但江青、康生等人還是把劉誌堅打倒了。
劉誌堅將軍事後回憶說：“實際上，這是一箭雙雕：既企圖從我這裏打開他們反軍亂軍的一個缺口，又要挑動學生對總理的不滿，繼續揪鬥老帥。事實正是這樣發展的。”
軍委八條，周恩來刪去了一條非同小可的內容。徐向前出任全軍文革小組組長，周恩來口授秘訣：你和他們打交道，要掌握8個字，就是多聽少說，多問少答。
1967年1月6日，上海造反派奪了上海市委、市人委的權，在全國刮起了一月奪權風暴。軍隊受到更為猛烈的衝擊。
1月10日，江青授意關鋒、王力起草了《關於<解放軍報>宣傳方針問題的建議》，拋出了“徹底揭穿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具體綱領和措施。
林彪批示：“完全同意。”
1月11日，周恩來參加毛澤東委托林彪在人民大會堂召集的政治局會議，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江青、王力、關鋒等也列席了會議。會議決定改組全軍文革小組，由徐向前任組長，江青任顧問，葉群也當上了組員。
會上，徐向前對文化大革命放了一炮。他說：昨天，海軍的一個同誌向我表示，部隊也可搞戰鬥組織。我的意見是，軍隊裏不能搞任何戰鬥組織，軍隊要絕對保證我黨的領導。都搞戰鬥組織，3個人一組，5個人一組，好幾派搞起來，軍隊這個指揮就癱瘓了。軍隊是拿槍的，不同於學校、工廠、農村，飛機每天幾百架起飛，搞起來就亂了。軍隊裏麵不能和一般單位一樣搞大民主。我看軍隊裏麵現在亂得很。我經常頭痛，身體不好，文化大革命究竟怎麽搞法，這是一個難題。我已經67歲了，長征老幹部最小的也快60歲的人了，都身體不好。這個揪，那個揪，都鬥爭，無休止地鬥爭，這樣鬥下去，不鬥死也鬥垮了。過不了多久，老幹部都會垮下去。老骨幹還是要的。
徐向前的發言，深得周恩來的讚許。
同日，經毛澤東批準，中央軍委發出改組全軍文革小組的通知。
然而，雖然全軍文革小組組長是徐向前，但新的全軍“文革小組”不再隸屬於總政治部，而直接由中央軍委和中央文革小組領導。這樣，江青、葉群就名正言順地攫取了相當大的幹預軍隊文化大革命的權力，並以此在全國刮起一股新的反軍亂軍風。
徐向前元帥回憶說：
我剛剛上任，正趕上“一月風暴”，局麵混亂不堪，簡直沒法收拾。……軍隊院校的造反派組織，紛紛奪權，兩派群眾開始武鬥；解放軍報社“小將”掌權，總部機關的戰鬥組織出現；各軍兵種和各大軍區、省軍區相繼受到猛烈衝擊，領導同誌被揪鬥的事件越來越多。……各單位的告急電話不斷，我家原有兩部電話，又增加兩部，還是不夠用。5個工作人員日夜輪流值班，忙得不可開交。我除了開會，還要接見造反派。不論白天、晚上，一糾纏就是好幾個小時，害得我的頭痛病經常發作。我那時常感疲勞，火氣也大，說話難免出格。周總理對我說：“你和他們打交道，要掌握8個字，就是多聽少說，多問少答。”後來接見群眾組織，我就采取這樣的對策。
麵對這種混亂的局麵，周恩來和老帥們一起，接連製定了旨在穩定軍隊的一係列規定。
1月14日，在周恩來的支持下，經葉劍英、徐向前等老帥力爭，中共中央發出《關於不得把鬥爭鋒芒指向軍隊的通知》。《通知》強調：軍隊擔負備戰和保衛國防的任務，不許任何人任何組織衝擊人民解放軍。
1月22日，周恩來接見各地來京群眾代表。他在講話中強調：軍隊、戰備工作部門不能采取群眾奪權的形式。如果這些單位有奪權的問題，隻能在本部門的範圍裏，按照中央決定的精神進行。群眾對這些單位有意見，可以送大字報，提意見，但不要進入到裏麵去搞奪權鬥爭。
1月21日，毛澤東就南京軍區黨委關於紅衛兵要求派部隊到批鬥李葆華的會場警衛一事批示林彪：應派軍隊支持左派廣大群眾，以後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軍隊支持、援助，都應這樣做。所謂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應重新發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廢。
毛澤東的本意是要求軍隊介入“文化大革命”，支持左派群眾。但是，林彪、江青一夥卻利用毛澤東的這一批示，來為他們的反軍亂軍陰謀服務。在1月23日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名義發出的《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中，寫入了這樣極不利於軍隊穩定的一條：“重申軍隊不得做一小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頑固分子防空洞的指示。”
這一條，為造反派衝擊軍隊留下了借口。因為當初有許多地方的負責人在軍隊中避難。周恩來自己就曾親自安排，將許多各大區，各省、市、自治區的負責人接到北京用部隊保護起來。
在文化大革命全麵進入社會各個領域已成定局的情況下，再試圖阻止文化大革命的邪火進入軍隊以保持軍隊的穩定是不可能了。這時必須采取新的鬥爭策略，求得毛澤東的支持，尋找林彪、江青一夥難以反對的對策和理由來維護軍隊的穩定。對此，周恩來在各種場合的講話思路是這樣的：一方麵講軍隊有進行文化大革命的任務，但是軍隊的文化大革命跟地方的不一樣，要按軍隊自己的規定進行。另一方麵，軍隊不僅有參加文化大革命的任務，而且有保衛文化大革命的任務。要保衛文化大革命，就必須保持軍隊的穩定。要保持軍隊穩定，就不能衝擊軍隊、揪鬥軍隊領導幹部。
1月24日，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小禮堂接見軍事院校和軍隊文藝團體的群眾代表。周恩來說：軍隊的文化大革命，從兩方麵進行，一方麵是軍事院校同一般地方院校一樣進行，這是林彪同誌倡儀，毛主席親自批準的。另一方麵是我們的軍事機關有自己的安排，要按自己的規定進行，在省軍區、軍以上機關進行文化大革命，軍以下進行正麵教育。
周恩來還說：軍隊在文化大革命中負有兩方麵的任務，一方麵參加文化大革命，另一方麵就是保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受外部和內部敵人的幹擾破壞。你們軍事院校也是如此，不能隻搞文化大革命，而使保衛文化大革命的任務受到幹擾。軍事機關的司、政、後各大部門，各軍兵種的指揮機關，他們的工作是不能中斷的，他們的革命是有自己的規定的，不能和你們院校一樣。
周恩來還批評了揪鬥、扣留軍隊負責人的現象，說：現在許多地方的領導幹部無法工作和休息。今天在座的北京軍區副司令員鄭維山是一個好同誌，是個老紅軍。去年毛主席八次接見來京1200萬紅衛兵，都是鄭維山同誌指揮的，保證了沒有出大亂子。你們把這樣一個同誌扣留起來是不公道的，也是不允許的。這就影響了保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就在周恩來講話的當天，徐向前、葉劍英、聶榮臻等三位老帥來到了毛家灣林彪住處，提出軍隊的文化大革命要有個限製，要盡快搞個條令和規定。林彪同意，擬了一個軍委命令初稿，共7條，送毛澤東批閱。
1月26日，毛澤東閱後批示：所定7條很好，照發。隨後又批：再加上一條關於管教幹部子女問題。
這樣，軍委命令初稿共8條。
但是，這8條命令的草稿中的第5條在講到紅衛兵衝擊軍事機關時還有這樣的內容：“如果左派衝擊了，不追究。今後右派衝擊，要抵製；左派衝擊，要歡迎。”
周恩來深知，如果把這樣的內容當作中央決定發下去，那群眾組織對軍隊的衝擊將更不堪設想。在那個年月，誰都稱自己是革命左派。
好在毛澤東雖然批了“照發”，但又補批了一句：“此件經過討論修改後，再發出。”這就為周恩來的斡旋留下了餘地。
1月28日淩晨，周恩來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碰頭會，討論修改中央軍委“八條命令”稿。
會上，爭論很激烈。中央文革的人不同意刪除要歡迎左派衝擊的內容。
下午，周恩來到毛澤東處匯報。在毛澤東的支持下，周恩來同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等在京西賓館對軍委“八條命令”作最後修改，刪去了原稿第5條中“今後右派衝擊要抵製，左派衝擊要歡迎”一句。
毛澤東最後閱定時，又幹脆加了一句：“今後則一律不許衝擊。”
修改後的軍委八條命令的主要內容是：必須堅決支持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左派；一切指戰員和工作人員必須堅守崗位，不得擅離職守；嚴格區分兩類矛盾，不能自由抓人、任意抄家，不允許體罰和變相體罰；不準衝擊軍事領導機關和軍隊戰備係統及保密係統，不準串聯；軍以上機關應分期分批進行文化大革命；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要嚴格管教子女。
此後，周恩來在接見群眾組織時，總是耐心解釋、宣傳軍委八條命令，強調要保持軍隊的穩定性。
1月31日晚，周恩來特意把軍隊的院校、文工團、體工隊、醫院、軍事工廠等單位的在京代表召集到京西賓館禮堂，專門就中央軍委八條命令作了長時間的講話。徐向前、陳毅、葉劍英、聶榮臻、肖華等也在座。
周恩來說：我在前幾天的講話中，曾經講過軍隊要保持堅定的穩定性。軍隊不能比地方，不能像學校一樣放假鬧革命。軍隊有備戰的任務。軍隊的工作像工廠生產、鐵路交通一樣，一刻也不能中斷。我們提倡堅守崗位，不得擅離職守，這是個紀律規定。因為敵人是不會因為你鬧文化大革命就不來襲擾，相反，他們還要鑽空子。在座的同誌們要想一想我們的人民軍隊所擔負的任務的神聖與重大。當敵人來犯時，人民解放軍要隨時響應祖國的號召，殲滅來犯之敵，保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進行。因此，軍事領導機關、保密機關，不應該去衝擊，那些地方有備戰任務，有保衛文化大革命的任務。衝擊軍事領導機關很容易使軍事領導機關的工作癱瘓，正常工作難以進行。你們把部長、司長、處長都抓走了，分了。揪走之後，不知去向，我們找不著人，這對抓革命、促戰備、促工作、促生產有什麽好處呢？一點好處都沒有。我在這個地方還需要強調幾句，沒有命令，不要自由捕人，不要任意抄家，不允許有體罰和變相體罰的現象。那種戴高帽子、罰跪、扒領章、遊街等做法，是對解放軍的汙辱。
周恩來最後語重心長地說：我們一方麵要支持你們的革命性，但另一方麵，如果你們做錯了事，說錯了話，我們不告訴你們，不教育你們，不幫助你們，讓小團體主義、個人主義、風頭主義等一些壞現象自由發展下去，那我們就是犯罪。
為了貫徹軍委八條命令，周恩來和葉劍英、聶榮臻等老帥研究製定了《中共中央軍委關於軍以上領導機關文化大革命的幾項規定》，進一步細化了穩定軍隊的具體措施。
《規定》強調：軍以上機關的文化大革命必須由黨委領導，分期分批進行“四大”；陸、海、空的軍以下單位及北京衛戍區、軍委指定的特殊單位不搞“四大”，堅持正麵教育，不準任何人、任何組織到這些單位串聯；人民解放軍必須保持高度集中統一和不間斷的指揮，各級軍事領導機關（包括司、政、後及其他領導機關）一律不允許自下而上的奪權，不允許任何人、任何組織去衝擊；軍隊領導機關必須保持嚴密的、完整的指揮體係，不宜成立各種文化革命戰鬥組織；要分清無產階級當權派和資產階級當權派，對當權派不能一概打倒；要反對無政府主義、極端民主化、小團體主義、個人主義等不良傾向。
2月10日晚，周恩來召集有中央黨、政、軍負責人及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參加的碰頭會，討論通過《關於軍以上領導機關文化大革命的幾項規定》。會議結束時，已是11日淩晨了。周恩來稍稍整理了一下《規定》修改稿，旋即在修改稿的空白處寫下幾行狂草：特急件。已在昨晚碰頭會逐條宣讀，並加修改通過。到會的黨、政、軍、文革各同誌均在，隻成武由李天佑代。現將修改稿印清，送請林彪同誌審閱後，再送主席指示。
林彪隻在自己的名字上畫了一個圈便吩咐送毛澤東。
同日，毛澤東批示：送總理照發。
2月11日，《規定》由中央軍委向全國發出。
中央軍委《八條命令》和《關於軍以上領導機關文化大革命的幾項規定》，對穩定軍隊的局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廣大軍隊幹部為之歡欣鼓舞。各地駐軍以這些強硬的規定為“尚方寶劍”，對那些不聽勸阻，衝擊軍事機關，搞打、砸、搶的造反派頭頭采取了斷然措施，有的把他們抓了起來。這樣，軍隊不僅與軍內造反派的矛盾激化，而且與地方造反派的矛盾也日益尖銳。軍隊受地方造反派的衝擊也很嚴重。
2月16日，內蒙古軍區被數千紅衛兵圍困好些時日了。軍隊有軍委八條命令在手，在樓頂架起了機槍，和紅衛兵對峙著。紅衛兵堅信“造反有理”，要衝進軍區大院，揪鬥軍區首長。勢態稍觸即發。
這天，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第二次接見內蒙古自治區軍區、區黨委負責人及內蒙古造反派代表，嚴厲批評衝擊軍區的行為，平息事態。
周恩來說：有人要衝軍區，有的地方多次衝，貴陽有人提出要繳軍區的械，我們估計有壞人指揮。長沙不僅衝了，而且住進了軍區大樓，我們下令抓衝軍區的頭子。昆明、貴陽、長沙、廣州、杭州、南京、沈陽都衝了，要抓轉戰幾十年的老同誌。北京要衝軍委三座門，抄了總政治部主任肖華同誌的家，還要找徐向前副主席出來辯論，現在又衝63軍。這樣的事情，完全是對解放軍的不信任，根本沒有從國家整體利益著想。你們公開在街上罵解放軍，這是給解放軍臉上抹黑。就是你們是左派，也不能這樣做。軍隊怎麽能奪權呢？
造反派被周恩來的憤怒和威嚴震住了。的確，與群眾組織和紅衛兵打交道，周恩來的這種說話風格還較少見。對造反派的瞎胡鬧，周恩來已到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境地。
周恩來繼續說：任何人都會犯錯誤，蒯大富就沒有錯誤？聶元梓就沒有錯誤？你們看看那些口號，不像話。什麽砸爛××狗頭，他又不是狗，現在還有砸爛××豬頭等等，鬥爭水平太低了。新疆甚至有些人號召解放軍舉起槍來，這說輕點是天真，說重點是要走入歧途了。應當相信解放軍嘛！這麽鬧，軍隊搞亂了，怎麽保衛文化大革命？怎麽保衛無產階級專政？如果敵人來了，衝鋒陷陣的還是幾百萬解放軍。
最後，周恩來要求雙方停止一切不利團結的行動，停止遊行示威，無論如何要盡快把事態平息下來。
為了使中央軍委八條命令對地方造反派也有約束力並製止他們對軍隊的衝擊，周恩來又和老帥們搞了一個由中共中央發布的關於中央軍委“八條命令”補充說明的《通知》。《通知》指出：中央軍委八條命令很好，除第7條（即軍以上機關應按規定分期分批進行文化大革命）外，其他各條都適用於地方。《通知》還強調：所有在外地、外單位串聯的學生、職工、農民應立即返回本地本單位，軍事領導機關、軍隊和地方的戰備係統、機關保密係統今後一律不準衝擊。
2月22日，周恩來對《通知》作最後修改，送毛澤東審批。
同日，毛澤東批：照辦。
當天，《通知》由中共中央發出，並要求連同中央軍委八條命令，在所有基層單位普遍張貼。
林彪口授《中央軍委命令》，支持造反派衝擊軍隊。周恩來憤然責問：把全國軍隊拉下來，全國大亂的問題你們想過沒有？一個軍區司令，一個大軍區政委，學生說把他們抓來就把他們抓來，舊社會有沒有？文化大革命前有沒有？
周恩來與軍隊老帥一起製定的旨在穩定軍隊及批評搞亂軍隊的講話引起了林彪、江青一夥的強烈不滿。
4月初，毛家灣林彪大院。林彪與黃永勝在談話。
林彪問在一旁的秘書張雲生：“當前運動的主要問題是什麽？”
張雲生回答說：“部隊與地方某些群眾組織的關係緊張。”
林彪問黃永勝：“你看怎麽辦？”
“我看就是要重申軍委八條，貫徹八條。”
“靠八條是不能解決問題嘍！”林彪耷拉著腦袋，站起來來回踱了幾步，說：“現在需要有個新的命令，重新規定幾條，不然有些人又會犯趙永夫那樣的錯誤。”
說完，林彪口授了十條。張雲生記錄整理後，林彪吩咐送關鋒。關鋒找到王力和戚本禹，做了一點文字上的修改，內容未動。
4月6日，經毛澤東批準，林彪口授的十條以《中央軍委命令》（通稱《軍委十條》）下發全國。
《軍委十條》規定：對群眾組織，無論是革命的或者是被反動分子控製的，都不準開槍；不準隨意捕人，更不準大批捕人；不準任意把群眾組織宣布為反動組織加以取締；更不準把革命組織宣布為反革命組織；對於衝擊過軍事機關的群眾，無論左、中、右，概不追究；等等。
《軍委十條》表麵上看來是要求軍隊“正確對待群眾”，實質上是對軍隊在支左中批評並抓了一些衝擊軍隊的造反派頭頭、解散了一些極左派群眾組織表示不滿，是支持造反派衝軍隊。這也就否定了前不久頒發的中央軍委八條命令和中共中央《關於軍以上機關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幾項規定》。
值得注意的是，在以後的各種場合的講話中，周恩來總是講要遵守“軍委八條”，而很少提“軍委十條”。
毛澤東對軍隊的支左工作也有不滿，認為軍隊對左派群眾支持不夠。
在4月1日由中共中央發出、要求各地參照執行的《關於安徽問題的決定》中，有這麽一條：不得把群眾打成“反革命”，不準亂捕人。僅僅因為衝軍區和對軍區提意見而被打成“反革命”的，應一律平反，被捕的，應一律釋放，通緝令，應一律取消。
毛澤東審閱時，在這一條中加寫了這樣的意思：許多外地學生幾次衝入中南海，一些軍事院校學生衝進國防部，中央和軍委並沒有斥責他們，更沒有叫他們認罪、悔過、或者寫檢討，講清問題，勸他們回去就行了。而各地把衝軍事機關一事，都看得太嚴重了。
林彪、江青一夥利用毛澤東的這種不滿，在4月中旬召開的中央軍委擴大會議期間，又批判所謂“帶槍的劉、鄧路線”，逼迫葉劍英等老帥作檢討。
《軍委十條》，再加上批“帶槍的劉、鄧路線”，使軍隊局勢更趨於混亂。
不久，毛澤東也覺得情況嚴重，又提出要“擁軍愛民”，說：“八條”以後部隊神氣得不得了，“十條”以後群眾組織又神氣得不得了，現在“八條”“十條”都要。“八條”叫擁軍，“十條”叫愛民，“八條”與“十條”要結合，“八條”不是不要了。
然而，盡管有“最高指示”，局勢已是難以收拾了。
周恩來與林彪、江青一夥展開了新的較量。
林彪、江青一夥，利用毛澤東對軍隊支左工作的不滿，企圖打倒軍內一批高級幹部，煽動造反派向軍隊發起更加肆無忌憚的衝擊。有些造反派甚至提出了所謂“擺在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麵前最當前、最迫切的任務就是解決槍杆子的問題”，並發展到搶奪解放軍的武器彈藥。
周恩來在毛澤東對軍隊支左工作有不滿的情況下，承認解放軍支左工作有錯誤，但他認為這僅僅是工作中的錯誤，不能上綱上線，也不能因此而對軍隊一大批幹部懷疑、打倒。
4月14日、18日周恩來在與廣州的群眾組織代表座談時，反複強調對軍隊在支左工作中的錯誤不能無限上綱上線，對解放軍這個集體要信任，尊重。
周恩來說：解放軍有十幾年沒有做群眾工作了，一介入文化大革命，有很多事情不習慣，要允許他們有一個摸索階段，不要一有錯誤就無限上綱，就說是路線錯誤。你們現在是一有問題就上綱，就說是路線錯誤，這不符合毛澤東思想。對軍區說的話，不要抓住一點就上綱。一切歸到兩條路線的鬥爭，也看得太嚴重了。
有些意見屬於不成熟的意見，不可能成為兩條路線、兩條道路的對立。把每一個小問題都看得那麽嚴重，那就不可終日了。
周恩來還告誡說：大方向對，一樣可以犯錯誤，可以失敗。不要以為大方向對了就不會犯錯誤。
一個華南工大的學生提出：北京的同學來信說，除了毛主席外，誰都可以懷疑。
周恩來說：這是懷疑一切。這樣就把毛主席孤立起來了。你想一想，對所有幹部都懷疑，毛主席的領導不就懸空了嗎？
來自北京工業大學的一個學生提出：廣州軍區一小撮利用一些組織與“省革聯”的矛盾，挑動群眾鬥群眾，以後又實行軍管……
周恩來對這個學生公然提“廣州軍區一小撮”和反對軍管非常惱火，沒等他說完就憤怒地打斷了他：“什麽？‘廣州軍區一小撮’是誰？拿出證據來！‘省革聯’的錯誤和軍管有什麽關係呢？軍管是毛主席根據各方麵的情況親自製定的，是我親手辦的這件事。你這樣說，就是把矛頭直接指向中央，我不能不激動，不能不站出來說話，維護毛主席和中央的決定。你要承認這句話是講錯了，是說脫口了，軍管是正確的。”
這名學生被迫承認了錯誤。
又有一名學生問：“有人說，軍隊有些人要實行資產階級複辟。總理怎麽看這個問題？”
周恩來回答說：“誰要實行資產階級複辟？我看不能夠那樣說法。好像解放軍要那樣做，或者解放軍的某幾個人要那樣做，我現在不這麽看。有些地方還喊：革命的打、砸、搶萬歲，打、砸、搶有什麽革命的？不許可的嘛！這是錯誤的口號。”
周恩來還告誡在場的北京一些學校的學生：“你們到廣東說話、提口號一定要慎重，你們今年來串聯，不同於去年，不能再像去年那樣，衝一陣就行了。串聯的問題是你們提出的，中央文革同意的，但是有條件的。想同去年一樣，再造成一個大串聯的形勢，是絕對不能允許的。”
4月21日，周恩來接見《紅旗》雜誌、《人民日報》、《解放軍報》、新華社駐外地記者。他說：你們反映的麵要廣一些。解放軍支左是中心，但還要報道一些解放軍支工、支農的成績，也要聽一聽群眾性很大的保守派方麵的意見。這樣，我們看問題廣闊一些，考慮問題更全麵一些。
顯然，周恩來這樣說，目的是為了減輕軍隊的壓力。因為毛澤東說軍隊支左工作有錯誤，但支工、支農還是有成績的。正麵報道軍隊支工、支農的成績，報道代表廣大人民群眾擁護解放軍的事，有利於軍隊威信的樹立，有利於軍隊的穩定。
6月29日上午，江西的造反派衝入省軍區，並搶奪軍區槍支彈藥。周恩來得知後，丟開其他工作，立即召集江西在京的兩派的代表開會，嚴厲批評了衝入軍區、搶奪解放軍武器的行為。他說：“你們籌委會衝入軍事機關，奪取武器，這是違反軍委八條命令的，是違反中央、國務院的一係列文件精神的。應當立即打電話回去，要他們停止奪槍，退出軍區，將已搶的槍支彈藥退還軍區，聽候中央派人去處理。如果你們不停止奪槍，不退出軍區，不退還已搶的武器，你們就要犯錯誤。”
兩派代表當即打電話回去傳達周恩來的命令。
周恩來又說：“現在有些地方提出什麽‘擺在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麵前最當前、最迫切的任務就是解決槍杆子的問題’”，“要奪權、奪槍，這是錯誤的。把軍區拉下來，全省大亂的問題你們想過沒有？把全國軍隊拉下來，全國大亂的問題你們想過沒有？你們冷靜地想一想，我不願意看到你們走向反麵。”
周恩來越說越激動：“你們隨便把一個軍區司令和一個大軍區政委抓來，你們想一想，他們如果不是毛主席的好學生，他們能乖乖地聽你們的話嗎？我認為，吳瑞山、劉培善同誌這一點值得你們學習。一個是軍區司令，一個是大軍區政委，你們青年學生說把他們抓來就把他們抓來，舊社會有沒有？文化大革命前有沒有？你們自己說。”
在周恩來的嚴厲批評下，江西兩派達成了互不衝擊，不奪權，不抓人、扣人等6條協議。周恩來要求雙方簽字履行。
就在周恩來為軍隊穩定到處“救火”的同時，林彪和中央文革一夥卻合謀在軍內到處“放火”，製造了一係列亂軍事件：先是把徐向前排除出了全軍文革小組。而後，又炮製五一三軍內兩派武鬥流血事件，打倒蕭華，砸爛“總政閻王殿”。隨後又在武漢製造“七二○事件”，公開提出了“打倒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帶槍的劉、鄧路線不打倒，不帶槍的就打不倒”等反軍亂軍的口號。武漢“七二○事件”後，軍隊穩定麵臨更為嚴酷的歲月。
中央文革碰頭會上吵吵鬧鬧，周恩來當場打電話請示毛澤東。毛澤東說：受衝擊的老帥都要出席。周恩來指示調三輛警衛車護送徐向前。
對於林彪、江青一夥來說，武漢七二○事件是他們難得的一個機會。
誣陷、打倒了一個大軍區司令員和政委，搶奪了一個大軍區的領導權（七二○事件後，林彪的親信劉豐被委任為武漢軍區第一政委）還不滿足，他們還要借此機會打倒一批不滿於他們的倒行逆施的軍內高級幹部，為他們篡黨奪權掃清障礙。
在一場“揪軍內一小撮”的醜劇中，刮起了亂軍的“十二級台風”。
7月22日，“七二○事件”後的第二天，江青在接見河南群眾代表時，就公開肯定“文攻武衛”的口號，說：你們自衛的武器不能放下！我記得好像就是河南一個革命組織提出這樣的口號，叫做“文攻武衛”，這個口號是對的！你們放下武器是要吃虧的，武漢就有這個情況。
江青的話實際上是在鼓勵造反派向軍隊奪槍、開槍。此後，全國亂發槍、亂搶槍成風，武鬥急劇升級。
兩天之後，在天安門廣場為歡迎“載譽歸來”的“英雄”王力而舉行的百萬人大會上，一向深藏在毛家灣大院不輕易露麵的林彪也上了天安門城樓。
林彪先是對江青說：“武漢問題，不單是武漢問題，而是全國問題。”
而後，又對蒯大富、韓愛晶等人說：“事情發展到壞的頂點，就要向好的方向轉化。從前我們要做文章，但沒有題目，現在他們給我們出了題目，我們要抓住大做文章。”
林彪還說：“要戰鬥！要突擊！要砸爛總政閻王殿。”
蒯大富問王力：“全國老保如此行動一致，中央有沒有黑手？現在，是不是到了要解決軍內問題的時候了？”
王力說：“正是時候。”
蒯大富和韓愛晶回去後立即召集清華“井岡山”和北航“紅旗”聯合會議，傳達了林彪、王力的指示。並成立了“揪軍內一小撮”“對外作戰部”、“軍事動態組”。
就在同一天晚上，康生等在新華社的電訊稿中提出了“揪軍內一小撮”的口號。
8月1目，中央文革把持的《紅旗》雜誌發表了由關鋒起草、陳伯達簽發的社論，向全國拋出了“揪軍內一小撮”的亂軍口號。
周恩來穩定軍隊的努力麵臨著更為嚴酷的形勢。
周恩來太累了。但周恩來沒有放棄，而是以他特有的、一般人難以企及的韌性與林彪、江青一夥周旋著、鬥爭著。
一方麵，他力爭取得了毛澤東的支持，極力保護著林彪、江青一夥想要打倒的軍隊高級幹部；另一方麵，他繼續沒日沒夜地接見全國各地群眾組織代表，對那種衝擊軍隊、亂搶槍、亂發槍的行為進行尖銳批評和製止。
七二○事件發生後，林彪、江青一夥把徐向前、徐海東、彭紹輝（時任副總參謀長）誣為七二○事件的“黑後台”。在批判陳再道、鍾漢華的會上，葉群授意吳法憲要把矛頭指向徐向前。
葉群還公然對三軍造反派的頭頭講：徐向前還有什麽值得保的嗎？
於是，造反派公開打出了“打倒徐向前”的口號和標語。
7月29日夜，清華大學蒯大富手下的一批造反派衝入徐向前元帥的住處抄家，搶走了5鐵櫃機密文件。
周恩來得知後，批評了造反派的行徑，當即命令：（一）所有進入到徐向前同誌家的人員要全部撤走。（二）要保證徐向前同誌及其家屬的安全。（三）徐向前同誌家的東西一律不準拿走，已搶走的文件櫃和材料由北京衛戍區到清華大學全部追回。
八一建軍節即將來臨。周恩來苦苦用心，堅持讓幾個老帥和盡可能多的軍隊高級將領參加八一建軍節招待會。在當時，隻要能出席建軍節招待會，名字見了報，就說明這個人沒有什麽問題。
然而，林彪、江青一夥極力反對朱德、徐向前、陳毅、聶榮臻、葉劍英等老帥出席招待會。
為此，周恩來召集了幾次會議，但都沒有結果。
7月31日下午4時半，八一招待會舉行在即。周恩來又一次召集中央文革碰頭會，討論幾個老帥出席招待會的問題。
周恩來再次做工作，認為幾個老帥如果不出席建軍節招待會，在國內外都會引起很多議論和猜測，於我黨我軍不利。
但江青一夥就是吵吵鬧鬧不同意。
沒辦法，周恩來起身去打電話直接請示在外地的毛澤東。
毛澤東表示：八一招待會，朱德、徐向前及其他受衝擊的老帥都要出席，韓先楚（時任福州軍區司令員）也要出席。
周恩來如釋重負。他返回會場宣布了毛澤東的指示。中央文革一夥全沒話說了。
下午5時半，周恩來召集劉寧一、楊成武、王新亭等最後確定了出席八一招待會的名單。旋即，周恩來親自把電話掛到了西山的葉劍英處。葉劍英不在，秘書說到徐向前元帥處去了。
原來，在此之前，周恩來曾打電話給葉劍英，要他轉告徐向前：出席八一招待會的名單，爭論不休。準備請示毛主席作最後的決定。要徐帥作好出席招待會的準備。
周恩來又把電話打到了徐向前元帥處，徐帥正在理發，電話是葉劍英接的。
周恩來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後，又特意交代說：我已經布置了徐帥的行車路線和警衛問題，徐帥在路上注意安全。
周恩來之所以如此關注徐向前的安全問題，是因為林彪、江青一夥對造反派煽動說：徐向前是武漢七二○事件的“黑後台”，是陳再道的“黑後台”。造反派正滿街喊著“打倒徐向前”的口號，到處尋找要揪徐向前。從西山到人民大會堂路程不近，周恩來擔心徐向前在路上被造反派揪走。
為此，周恩來還親自找到北京衛戍司令傅崇碧，說：徐向前同誌必須參加八一招待會，你們一定要保證他在路上不出事。
周恩來還就徐向前參加招待會的沿線警衛和行車路線向傅崇碧作了布置。徐向前剛乘車離開住處，周恩來的電話又打過來了。電話是徐帥夫人黃傑接的。
“徐帥走了沒有？”
“總理，徐帥已經走了……。”想到周恩來如此細致周到地關心徐帥，黃傑激動得有點哽咽，說不下去了。
“你和徐帥要保重啊！”周恩來安慰說。
估計徐向前差不多應該到了，周恩來又特意到大會堂門口，親自迎接徐向前。
招待會結束後，細心的周恩來又找到傅崇碧，交代說：你們安全地把徐帥送來了，一定要安全地把徐帥送回家去。不要因為來的路上沒出事就大意。回去的路上更要注意。
傅崇碧不敢大意。他調派了3輛警衛車護送徐向前，並在城裏兜了個大圈子，甩掉了跟蹤的造反派，把徐帥安全地送回了家。
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隻要把人保住了，事情就好辦。
周恩來千方百計保護受衝擊的老帥，也是為了穩定軍隊。
傅崇碧在談及周恩來對老帥們的保護時曾回憶說：
周總理曾經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帶著我們到幾位老帥的住地，視察那裏的警衛工作，一處一處地給我們作指示。在林彪、江青一夥大反所謂“二月逆流”、抓“軍內一小撮”時，有一些群眾組織受這幫反革命的煽動、蒙蔽，要衝擊老帥的住地。我們把得到的情況報告周總理，總理把我們找去研究保護措施。
西山，陳毅、聶榮臻、徐向前都在那兒住。總理說，西山，老帥們在那兒住，你們的警戒要不一樣，你要多派部隊，少了不行，他們人多，不能開槍，開槍就麻煩。造反派發動了一兩萬人搜西山。我去了，我跟造反派說，這是軍事禁區，你們要把設備破壞了，毛主席找你們是問，你們趕快給我撤出去。部隊都拿著槍，他們看到我氣勢洶洶，也就馬上撤走了。他們估計錯了，以為老帥在玉泉山，一下又衝到玉泉山去了。玉泉山是汪東興他們部隊管的，汪東興拿他們沒辦法，他們在裏邊搜。
總理叫我去。我去了。我說：你們跑到這裏來造反，這是什麽地方？這是毛主席住的地方，滾出去！我也發了火了。我跟總理講，總理說你們做得好，要注意，老帥們不要出問題。
應當說，這些指揮過千軍萬馬、在槍林彈雨中虎虎生威的共和國元帥，也是顧全大局的。否則，他們又何至於被中央文革那班手舉語錄、嘴喊口號的“秀才”整得如此忍氣吞聲、東躲西藏？
1968年8月20日，周恩來接見阿爾巴尼亞駐華大使館臨時代辦巴巴尼時感慨而又意味深長地說：中國有句老話，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現在是倒過來了，軍隊碰到秀才，有理也說不清。
江青肯定“文攻武衛”再加“揪軍內一小撮”。周恩來說：“揪軍內一小撮”是極左思潮。攻鐵路，奪野戰軍的槍，完全不是在搞文化大革命嘛！“文化大革命”中，軍隊沒有亂，是中華民族之大幸。
自江青公開肯定“文攻武衛”的口號以來，全國衝擊軍隊、搶奪軍隊武器的惡性事件不斷發生。
在南方某省，造反派唆使一千多名群眾於8月5日、9日兩次包圍省軍區軍械一庫和軍械二庫，打傷警衛戰士，將庫存的武器彈藥洗劫一空。共搶走手槍、衝鋒槍1900餘枝，輕重機槍520多挺，迫擊炮40門，子彈127萬餘發，手榴彈16000多枚。
因此，從7月底到八月末，批評、製止亂發槍、亂搶槍，批評衝擊軍事機關，就成了周恩來沒日沒夜與各群眾組織談話的突出主題。
——8月1日、6日，周恩來接見湖南省軍區、軍分區及湖南群眾組織代表。對軍區、軍分區負責人說：湖南的形勢如果不控製就很危險。軍區、軍分區的同誌要掌握這種形勢，立即製止亂發槍、亂搶槍的局麵，你們要負起責任來。發出的槍要收回來。小孩子身上都背兩杆槍，這樣下去怎麽行？
周恩來又對群眾組織代表強調說：衝擊解放軍、奪解放軍的槍、打解放軍的人，這都是錯誤的，非法的。解放軍在支左工作中有錯誤，還不等於是“黑司令部”。
對野戰軍這樣不尊重，等於不要領導了，這是一種無政府主義傾向。左派武裝自己，還得有一個章法，不能像現在這樣隨便你搶我奪。現在解放軍出去帶槍把槍搶走，坐車把車搶走，這樣一種無組織無紀律的無政府狀態，革命秩序怎建立？這是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自上而下的群眾運動是在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指引下開展的，這一點必須清楚。
——8月3日、5日、12日、13日，周恩來連續四次接見江西省軍區負責人和江西群眾組織代表，中心問題是製止亂發槍、亂搶槍。說：目前這個情形，一是亂發槍，一是亂搶槍，這股風要堅決刹住。你們要打電話回去，停止奪槍，停止武鬥。要信任、支持解放軍。這是中央對你們的考驗。
——8月10日，周恩來囑秘書電告黃永勝和駐湖南的47軍軍長黎原：湖南的二七二廠，一定要派軍隊保護，已被搶去的武器要交還軍隊。要下死命令，不準搶奪國防工廠的武器。如果說服不了，可讓他們派少數代表來京解決。
8月21日，總參作戰部電話報告總理值班室：停泊在廈門某基地10艘軍艦遭廈門群眾組織襲擾，一些人不斷地衝上艦去搶奪炮艦武器。今天又有港務局“新海員公社”11人衝上炮艦奪槍，經勸說，下去了5人，其餘堅持不下，後又有群眾乘坐8艘機帆船追著軍艦要奪槍，致使這10艘軍艦不敢靠岸，被迫起錨在海裏轉圈。到下午5時20分，與一架從金門起飛前來偵察的國民黨炮兵校正機發生遭遇戰。
周恩來當即指示：“請伯達同誌以中央文革或周恩來、陳伯達等人的名義宣布：不準奪炮艦的武器，在敵人麵前奪野戰部隊的武器是錯誤的。如勸告不聽，繼續再奪，即宣布為反革命。”
當天晚上，中央文革辦事組將周恩來的指示電告福州軍區轉廈門市各群眾組織。
全國這樣一種衝擊軍事機關、亂搶槍、亂奪槍的混亂局麵也引起了毛澤東的不滿。他對8月1日《紅旗》雜誌發表的“揪軍內一小撮”的社論提出了批評。周恩來抓住時機，向廣大群眾傳達毛澤東的最新指示，並以之作為同林彪、江青一夥鬥爭的砝碼。
8月22日，周恩來接見廣州兩派代表。周恩來說：不要再提“揪軍內一小撮”了。提“揪軍內一小撮”是在七二○事件後宣傳機關提錯了的。七二○事件後不注意宣傳出了毛病。毛主席批評了這個事，我們絕對不能動搖對解放軍的信念，提出奪軍權，這是錯誤的。
周恩來還當場要求兩派達成立即停止奪取解放軍的武器裝備、把已搶的槍支彈藥歸還軍隊、停止一切武鬥的協議。
8月24日，周恩來就援越的軍用武器在廣西被搶一事嚴厲批評廣西兩派，說：這種現象再也不能容忍了。攻鐵路，奪野戰軍的槍，完全不是在搞文化大革命嘛！你們看一看，內戰打成什麽樣子了？鐵路搞成一段一段的，比過去軍閥混戰還凶。對軍隊再也不能用“揪軍內一小撮”這個口號了。這個口號把矛頭引向中國人民解放軍，引偏了，毛主席批評了這個事。
周恩來還警告說：對解放軍，首先應該有個基本認識，就是要信任解放軍。奪解放軍的槍，甚至把司令員、政委、參謀長抓起來，這是錯誤的，我想應該把這個問題提得嚴重些。不能用去年初期到處抓一小撮走資派的方式，用那個方式就要犯大錯誤。如果再不改正，有些人就要走向反麵。我看了很多組織，原來是對的，後來越走越遠，走向了反麵。
物極必反。周恩來決心抓住毛澤東對“揪軍內一小撮”的批評，打擊一下林彪、江青一夥的亂軍氣焰。
他要全軍“文革小組”支左辦公室將南京、廣州、沈陽、成都等幾個大軍區受衝擊的情況詳細報來。
8月25日，周恩來找跟隨毛澤東在外地剛回京的楊成武談話。他向楊成武談了各地軍隊受衝擊情況和自己的擔心。說：這樣下去怎麽得了？我擔心的是連鎖反應。現在，一個是中央的領導不能動搖，一個是解放軍的威信不能動搖。
周恩來還把有關“揪軍內一小撮”的材料及軍隊受衝擊情況的材料給楊成武，要他轉交毛澤東。
幾天後，經過反複思考的毛澤東要楊成武轉告周恩來：王力、關鋒、戚本禹是破壞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把他們抓起來。
毛澤東隨後又說：先抓王、關二人，戚本禹暫時不動，要他作檢討。
楊成武回京向周恩來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周恩來立即召集中央小範圍碰頭會，宣布了毛主席的決定。隨後，王力、關鋒被隔離審查。
王力、關鋒的被抓，迫使林彪、江青一夥的亂軍氣焰有所收斂。
接著，周恩來從指導思想上糾正、否定了林彪、江青一夥的亂軍做法。
林彪一夥策劃在4月6日頒發的中央軍委十條命令中，規定軍隊不論在何種情況下，都不準開槍，不準隨意捕人。解放軍在任何情況下都隻能遵守“四不”——打不還手、罵不還口、不動手、不開槍。
一小撮造反派正是利用了這一點對解放軍進行有恃無恐的攻擊。對此，周恩來作了否定。
9月2日，周恩來接見群眾組織時指出：奪解放軍的槍，是非法的，當場就要逮捕。解放軍不能永遠被“四不”捆住。現在就欺侮人民解放軍的“四不”。周恩來還要楊成武約集各大軍區的負責人起草了一個關於不準搶奪人民解放軍武器裝備和各種軍用物資的命令。
9月3日晚，周恩來召集中央文革碰頭會討論通過這個命令。命令重申：任何組織、任何人不許以任何借口搶奪人民解放軍的武器彈藥、物資裝備，不許任何外部人員進駐解放軍的指揮機關。已經搶奪人民解放軍的武器裝備，一律封存，限期歸還。今後如有違反命令者當以違犯國法論罪。當地駐軍在執行上述命令時，首先要耐心進行勸阻和警告。如勸阻和警告無效，可宣布這種搶奪行為是反革命行動，並采取措施對少數壞頭頭和肇事凶手予以逮捕法辦。如遇這些人拒捕和抵抗，人民解放軍有權實行自衛反擊。在海防、邊防、沿海島嶼和國防、機要重地值勤的戰士遇有人奪槍時，有權自衛反擊。
這一命令實際上否定了4月6日頒發的十條命令。
9月4日，周恩來將此命令送毛澤東批發。並注明：
主席：此件由成武現場約集在京大軍區同誌一道起草，經昨晚文革小組碰頭會上通過，連夜又約集在京大軍區、省軍區和三軍兩總部負責人複議，增改了幾處。現送上，請予指示。
9月5日，毛澤東批示：總理，已閱。照辦。
同日，命令由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聯合發出。
這就是著名的“九·五”命令，對穩定軍隊起了重要的作用。
與此同時，周恩來把“揪軍內一小撮”的思想作為極左思潮，從思想根子上進行批判，為進一步穩定軍隊創造條件。
9月6日，周恩來接見聯絡員、中央文革駐各地記者。他說：有一種極左傾向煽動說，“現在正是反動資本主義逆流在全國反撲的前夕”，要“武裝奪取政權，戰爭解決問題”，“進行內戰不可避免”。怎麽可以這樣說？這是無政府主義傾向，就是不相信領導，否定一切領導，就是懷疑一切，打倒一切。他不是槍杆子裏麵出政權，而是憑槍杆子辦事，拿起槍來就要人家給他繳槍。
周恩來還說：軍隊是40年來毛主席思想培養出來的，是主席親手締造、領導的。提“揪軍內一小撮”是不適當的，是極左傾向。
9月16日、17日，周恩來與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一起接見北京市大專院校紅代會“天派”、“地派”代表。周恩來嚴正警告蒯大富等造反派頭頭：現在還繼續宣傳“揪軍內一小撮”，跟解放軍對立，是錯誤的。“揪軍內一小撮”是一種極左思潮，不利於文化大革命的進行，不利於國防戰備。不要唯我獨尊、唯我獨左。否則，就要走向反麵。昨天晚上，我在跟另一方麵的同學談話時，甘肅來的10多個人衝進了中南海，衝到了毛主席司令部的中心地方懷仁堂附近，我們把他們逮捕起來了。
因為這是違犯國法，違反“六·六”通令和“九·五”命令。
1967年10月以後，軍隊的局勢總體上趨於平緩，全國性的大規模地衝擊軍隊的事件明顯減少。
當然，林彪、江青一夥反軍亂軍的陰謀並未就此停止。周恩來與他們的鬥爭也還在繼續。
正是這種堅持不懈的鬥爭，才使得林彪、“四人幫”反軍亂軍
現在是倒過來了，軍隊碰到秀才，有理也說不清。
1967年8月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40周年慶祝日。
然而，40年前的這一天領導八一南昌起義打響對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締造者之一的周恩來，卻全然沒有節日的喜悅和興奮，眉宇間凝聚著一股深深的憂慮與憤怒。
從一早開始，大街小巷，各種大小喇叭一遍又一遍地播放著《紅旗》雜誌社論《無產階級必須牢牢掌握槍杆子》。
“要把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揭露出來，從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們鬥倒鬥臭，……這是鬥爭的大方向。”
這篇社論是關鋒起草，王力審閱，陳伯達簽發的，中心思想就是“揪軍內一小撮”。
對周恩來來說，“揪軍內一小撮”，聲聲刺耳，字字揪心。他非常清楚其中的來頭和用意。這是林彪、江青一夥借武漢七二○事件為進一步打倒更多的軍隊幹部、篡奪更多的“槍杆子”領導權而發起的新一輪衝鋒。
實際上，“揪軍內一小撮”是林彪、江青一夥蓄謀已久的陰謀，也是他們篡黨奪權陰謀的重要組成部分。圍繞這個問題，周恩來和葉劍英、徐向前等老帥們與林彪、江青一夥的鬥爭從“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沒有停止過，隻不過由於各種原因，鬥爭形式表現為時進時退。
江青經常哼哼著一句唱詞：“隻恨手中缺少殺人的刀。”林彪下令起草軍委《緊急指示》。周恩來說：《緊急指示》起了副作用，就是衝擊軍事機關很厲害。
文化大革命運動起來後，軍隊怎麽辦？周恩來和老帥們及軍隊中的大多數幹部的想法基本一樣，就是軍隊無論如何不能亂，軍隊一定要堅持黨的領導。
為此，周恩來全力支持主持全軍文革小組工作的劉誌堅製定了一些旨在穩定軍隊的有關軍隊開展文化大革命的規定。在八屆十一中全會討論《十六條》時，周恩來支持劉誌堅的建議，堅持在十五條以外加上一條：“部隊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按照中央軍委和總政治部的指示進行。”
對軍隊文化大革命的一些特殊規定和限製，招致了林彪、江青一夥的不滿。
篡國必先篡軍。
掌握了一部分“槍杆子”的林彪，深知軍中有許多人對他不服，他要把反對他的、他認為不放心的力量全部打倒，讓軍隊全部聽他的，為他當接班人掃清道路。
林彪說：“要學蔣介石，把一國兵力抓住了，也就是把一個國家抓住了。”
舞文弄墨的江青、陳伯達、張春橋之流，筆杆子還行，缺的就是“槍杆子”。江青一人常哼哼著京劇《擊鼓罵曹》中的一句唱詞：“隻恨手中缺少殺人的刀。”
要篡軍必先亂軍，在亂中打倒一批軍隊老幹部，在亂中奪權。
因此，就有了許許多多的一幕。
1966年10月1日，天安門城樓上，第二軍醫大學“紅縱”的一個造反派頭頭對林彪說：林副主席，軍隊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與地方做法不一樣，軍隊搞了許多條條框框，對群眾限製太多。軍隊院校鎮壓群眾運動。
林彪點了點頭，當時沒有說什麽。從天安門城樓下來後，林彪即下命令給“全軍文革”，說要立即發一個緊急指示，軍隊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按照地方一樣的搞法。
這樣，“全軍文革”不得不立即起草一個《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
稿子起草出來後，林彪看了很不滿意。因為稿子的基本精神還是強調要堅持黨委的領導。
林彪下令把文件草稿送中央文革小組審改。江青、康生、陳伯達看後，認為草稿有很多地方不行。他們對草稿逐字逐句修改，最後加上了取消軍隊院校黨委領導的條文。
10月5日，經毛澤東批準，中共中央批轉了總政治部《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緊急指示》稱：根據林彪建議，軍隊院校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必須把那些束縛群眾運動的框框統統取消；根據中央文革小組的意見，宣布取消軍隊院校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在撤出工作組後由院校黨委領導的規定。
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則在各種場合的講話中，說《緊急指示》適用於一切單位。
自此，軍隊的文化大革命災難開始了。
正如周恩來後來所說：軍委《緊急指示》起到了動員作用，但也起了副作用，就是衝擊軍事機關很厲害。
軍隊院校的學生四處串聯，一次又一次地衝擊軍事機關，揪鬥軍隊領導幹部。
裝甲兵司令員許光達大將被揪到國防部大樓前。
成都軍區副參謀長被揪到北京來了。
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的學生連續衝擊國防部大院，並衝入大樓要揪曾任過該校工作組組長的國防部辦公廳副主任路揚。
……
當周恩來得知紅衛兵衝國防部大院後，當即指示有關方麵把國防部列為重點警衛部門，加強警衛力量，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讓外麵的人衝進去。
同時，周恩來還兩次接見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的“八八團”代表，對他們衝擊國防部大院、揪鬥路揚提出嚴厲批評，說：國防科委、國家科委在聶榮臻元帥領導下，成績是主要的，原子彈都上了天。懷疑一切是不科學的，不符合毛澤東思想。
然而，就在周恩來勸阻學生不要衝國防部時，身為中央文革小組組長的陳伯達來到學生中間。
“軍隊的將軍們不敢到你們中間來，不敢來這裏，他們怕群眾。我就不怕，到你們這裏來了。”陳伯達一口難聽的福建官話還振振有詞。他還寫了一張要求軍隊首長接見的條子交給學生，說：“出了問題，唯我陳伯達是問。”
陳伯達此舉，實際上是給軍隊院校的群眾組織開了一張衝擊軍事機關、揪鬥軍內老帥和各總部、軍兵種首長的“許可證”。
有了中央文革這把“大紅傘”做後盾，造反派更是有恃無恐。
11月8日淩晨，發生了更大規模地衝擊國防部大樓的事件。張家口電訊工程學院600多名學生衝入國防部辦公樓，要揪總參的兩位副總參謀長李天佑和王新亭。原因是李、王二人前不久到電訊工程學院講了一次話，對學院黨委的工作作了肯定性的評價。
當時，遵照周恩來加強國防部警衛力量的指示，警衛國防部的戰士有兩個營，力量已經很強了。盡管警衛戰士們手挽手肩並肩地裏裏外外都搭起了厚厚的人牆，擋住不讓學生往裏衝，但戰士們在打不還手、罵不還口、不動手、不開槍這“四不”規定的約束下也已是無可奈何。這些學生打傷警衛戰士、擊碎門窗玻璃，找來一塊塊長木板，一頭搭在門窗上，一頭搭在戰士們的頭上，踩著木板跳進了國防部大院。
周恩來是在快要吃午飯的時候得知學生衝入國防部大樓的消息的。他當即在人民大會堂召集葉劍英、肖華、劉誌堅開會，並要中央文革小組也派人參加，研究如何處理。但中央文革小組的要員陳伯達、江青、張春橋等對周恩來的通知置若罔聞。
周恩來同葉劍英等開會議出了5條處理意見。大意是重申國防部是重點保護目標，是不允許衝擊的；所有衝入國防部大院的學生應立即退出大院，否則以違反軍令論處；學生們有什麽問題，可以派代表協商解決；衝進大院的學生要寫出書麵檢討，保證今後不再重犯這樣的錯誤。
陳伯達、張春橋等又耍了一個花招。就在周恩來正召集會議時，陳伯達寫了一張條子，叫戚本禹去念了一下，學生就撤出了國防部大院。對此，中央文革也不告訴周恩來一聲。
3天之後，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第6次接見紅衛兵。劉誌堅不滿地對張春橋說：“軍隊院校學生衝國防部，陳伯達寫了一張條子，派戚本禹去叫學生撤出了，對總理也不告訴一聲。總理還在人民大會堂為這件事開會，一直開到晚上8點，晚飯都沒有吃。”
張春橋回去就向江青告狀。
中央文革指責軍隊老帥接見紅衛兵“是鎮壓”。造反派要揪出陳毅、葉劍英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上示眾。周恩來嚴厲批評：把陳毅、葉劍英當成軍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代表，是指錯了方向。
鑒於軍隊院校的紅衛兵來京串聯人數越積越多，而他們又強烈要求軍委首長接見，不見不走的情況，總政治部主任肖華建議，準備召開一次軍隊院校來京師生大會，請周恩來、陶鑄和幾位老帥接見一下，講講話。這一來是為了讓這些學生早點回到原單位去，二是強調一下軍隊不能亂，講一講政策。周恩來表示同意並答應出席接見。
11月13日，北京東郊工人體育場。周恩來、陶鑄和賀龍、徐向前、陳毅、葉劍英接見軍事院校來京師生10萬餘人。
在熱烈的掌聲中，周恩來率幾位老帥和各總部的負責人繞場一周同廣大師生見麵後，提前退場去忙別的事去了。
賀龍、徐向前、陳毅、葉劍英等4位中央軍委副主席分別講話，批評文化大革命中一些極左做法，強調軍隊不能亂。
陳毅說：今天來體育場，是要潑潑冷水。潑冷水是不好的，可是有時候有的同誌頭腦很熱，太熱了，給他一條冷水的毛巾擦一擦有好處。我們軍隊是人民的軍隊，可現在有人拿對付敵人的一套對付自己的同誌，對付人民的軍隊，搞什麽“逐步升級”，似乎是口號提得越高越好，越“左”越好，搞倒幾個校長、處長、副處長不過癮，搞倒幾個部長也不過癮，還要升級。我奉勸大家不要犯簡單化、擴大化的錯誤。
徐向前說：我們的陸、海、空軍必須經常保持戰備狀態，隨時準備對付敵人的突然襲擊，做到一聲令下，立即行動，不容有絲毫的鬆懈。
葉劍英說：真理是真理，跨過真理一步，就是錯誤，就變成了謬誤。學毛著，不是學耶穌基督教的聖經，不是迷信。不要再犯教條主義的錯誤。有些人，有的幹部心髒病都發了，還要抓人家去鬥，還不讓人家休息。我對這件事很憤恨。這些人沒有無產階級的感情，不是無產階級的軍人！
11月29日，還是在工人體育場，周恩來和幾位老帥及軍隊各總部負責人再次接見軍事院校來京的師生。周恩來繞場一周和大家見麵後提前退場。陳毅、葉劍英等幾位老帥又一次對搞亂軍隊的種種極左的做法進行尖銳的抨擊。
陳毅說：我上次的講話（指13日的講話）是有意識對準一些人的。我是一個“保守派”。現在我非常擔心，主要是目標不明。把工作中的缺點、錯誤統統說成是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一講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就都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一講黑幫就都是黑幫。這樣，打擊麵太寬、太大，等於否定毛主席的領導，否定偉大的中國共產黨，否定偉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
葉劍英說：有一些人煽動一部分群眾到毛主席辦公的地方猛衝、猛打，這行嗎？這些人如果不改，就是廢品，將來不能用的。這樣的人不是群眾，是廢品，要洗刷。有人衝我們的國防部是個大錯誤，嚴格講是反革命！
幾位老帥的講話擲地有聲，痛快淋漓。一些老同誌聽了更是覺得解氣，但卻遭到了江青等人的強烈反對。
江青氣急敗壞地說：“軍隊這些接見，是鎮壓群眾。要反擊，反擊！”她還挑動一些不明真相的群眾說：“他們講的不對，是往革命群眾頭上潑冷水，是對文化大革命橫加指責，品頭論足。他們要向你們當麵認錯。”關鋒也狂妄地指責陳毅、葉劍英等的講話是錯誤的，要到群眾中去檢討，接受群眾的教育。
造反派立即在街上貼出了大標語，指責軍隊“執行了一條自上而下的又粗又長又黑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說：“陳毅、葉劍英的講話不符合毛澤東思想，必須批判。”
在中央文革一夥的支持慫恿下，40多所軍事院校部分來京學生成立了“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籌備處”，並發出通知，定於1967年1月5日召開“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指名要陳毅、葉劍英到會“接受教育”。
周恩來得知軍隊院校學生要召開“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批判陳毅、葉劍英的消息後，在3日、4日兩天內三次同軍隊院校和文藝單位的造反派代表談話，說服他們取消將在5日召開的批判大會。
周恩來先是耐心細致地聽取造反派代表匯報，並說：這兩天聽了你們很好的意見，對我也是學習。
這是文化大革命中周恩來做紅衛兵和群眾組織工作的方法和經驗，也是行之有效的方法。他經常對下麵的幹部說，要善於做紅衛兵的工作，以避免不必要的對立，一對立，什麽都談不攏。他還常說：對紅衛兵做工作，我個人的經驗，有4條：一是敢於挺身而出，跟他們接觸；二是熱情支持他們；三是先當學生，才能當先生，灌輸式的沒有不碰釘子的；四是站穩立場，解釋政策，堅持原則，不能什麽都讓。
然後，周恩來轉入正題，說：誰是軍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代表？你們看是陳毅、葉劍英，但從全黨、全國的鬥爭來看，他們不是。必須全麵看問題，我們承認他們兩人的講話中有錯誤，但他們的出發點是好的，性質不是犯方向路線性錯誤，把他們作為軍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代表，把矛頭指向他們兩位，是不恰當的，也是不符合實際的。《十六條》講了嘛，說過一些錯話，做過一些錯事，不一定就是錯誤路線的代表。
周恩來又說：明天的大會，我們不讚成。這樣的會不宜開，因為對全軍不利，矛頭攻擊錯了，所以勸說你們不要開。你們要開，我們中央、軍隊負責同誌不能出席。
造反派提出：我們明天開會的票都發出去了，現在要通知停止召開來不及了。周恩來說：來得及。去年八九月間，我說服了兩個十萬人的大會不開，有這個經驗，完全來得及。
造反派聽從了周恩來的勸說，答應會議延期召開。江青等人打倒陳毅、葉劍英的陰謀未能得逞。
中央文革一夥見打倒陳毅、葉劍英不成，又把矛頭對準了時任全軍文革小組組長的劉誌堅將軍。就在周恩來接見軍事院校造反派代表的大會上，當周恩來說造反派把鬥爭的矛頭指向陳、葉二人是指錯了時，康生氣勢洶洶的插話說：矛頭搞錯了，責任不在你們（指造反派），責任是劉誌堅，劉誌堅不是和稀泥，不是折中主義，而是堅決執行了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經康生這麽一煽動，造反派當場高呼“打倒劉誌堅”的口號，並要求劉誌堅停職反省。
周恩來說：一個人的反動路線錯誤，還是先批判，不要過早停職反省。
然而，盡管周恩來這樣明確表示不同意對劉誌堅停職反省，但江青、康生等人還是把劉誌堅打倒了。
劉誌堅將軍事後回憶說：“實際上，這是一箭雙雕：既企圖從我這裏打開他們反軍亂軍的一個缺口，又要挑動學生對總理的不滿，繼續揪鬥老帥。事實正是這樣發展的。”
軍委八條，周恩來刪去了一條非同小可的內容。徐向前出任全軍文革小組組長，周恩來口授秘訣：你和他們打交道，要掌握8個字，就是多聽少說，多問少答。
1967年1月6日，上海造反派奪了上海市委、市人委的權，在全國刮起了一月奪權風暴。軍隊受到更為猛烈的衝擊。
1月10日，江青授意關鋒、王力起草了《關於<解放軍報>宣傳方針問題的建議》，拋出了“徹底揭穿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具體綱領和措施。
林彪批示：“完全同意。”
1月11日，周恩來參加毛澤東委托林彪在人民大會堂召集的政治局會議，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江青、王力、關鋒等也列席了會議。會議決定改組全軍文革小組，由徐向前任組長，江青任顧問，葉群也當上了組員。
會上，徐向前對文化大革命放了一炮。他說：昨天，海軍的一個同誌向我表示，部隊也可搞戰鬥組織。我的意見是，軍隊裏不能搞任何戰鬥組織，軍隊要絕對保證我黨的領導。都搞戰鬥組織，3個人一組，5個人一組，好幾派搞起來，軍隊這個指揮就癱瘓了。軍隊是拿槍的，不同於學校、工廠、農村，飛機每天幾百架起飛，搞起來就亂了。軍隊裏麵不能和一般單位一樣搞大民主。我看軍隊裏麵現在亂得很。我經常頭痛，身體不好，文化大革命究竟怎麽搞法，這是一個難題。我已經67歲了，長征老幹部最小的也快60歲的人了，都身體不好。這個揪，那個揪，都鬥爭，無休止地鬥爭，這樣鬥下去，不鬥死也鬥垮了。過不了多久，老幹部都會垮下去。老骨幹還是要的。
徐向前的發言，深得周恩來的讚許。
同日，經毛澤東批準，中央軍委發出改組全軍文革小組的通知。
然而，雖然全軍文革小組組長是徐向前，但新的全軍“文革小組”不再隸屬於總政治部，而直接由中央軍委和中央文革小組領導。這樣，江青、葉群就名正言順地攫取了相當大的幹預軍隊文化大革命的權力，並以此在全國刮起一股新的反軍亂軍風。
徐向前元帥回憶說：
我剛剛上任，正趕上“一月風暴”，局麵混亂不堪，簡直沒法收拾。……軍隊院校的造反派組織，紛紛奪權，兩派群眾開始武鬥；解放軍報社“小將”掌權，總部機關的戰鬥組織出現；各軍兵種和各大軍區、省軍區相繼受到猛烈衝擊，領導同誌被揪鬥的事件越來越多。……各單位的告急電話不斷，我家原有兩部電話，又增加兩部，還是不夠用。5個工作人員日夜輪流值班，忙得不可開交。我除了開會，還要接見造反派。不論白天、晚上，一糾纏就是好幾個小時，害得我的頭痛病經常發作。我那時常感疲勞，火氣也大，說話難免出格。周總理對我說：“你和他們打交道，要掌握8個字，就是多聽少說，多問少答。”後來接見群眾組織，我就采取這樣的對策。
麵對這種混亂的局麵，周恩來和老帥們一起，接連製定了旨在穩定軍隊的一係列規定。
1月14日，在周恩來的支持下，經葉劍英、徐向前等老帥力爭，中共中央發出《關於不得把鬥爭鋒芒指向軍隊的通知》。《通知》強調：軍隊擔負備戰和保衛國防的任務，不許任何人任何組織衝擊人民解放軍。
1月22日，周恩來接見各地來京群眾代表。他在講話中強調：軍隊、戰備工作部門不能采取群眾奪權的形式。如果這些單位有奪權的問題，隻能在本部門的範圍裏，按照中央決定的精神進行。群眾對這些單位有意見，可以送大字報，提意見，但不要進入到裏麵去搞奪權鬥爭。
1月21日，毛澤東就南京軍區黨委關於紅衛兵要求派部隊到批鬥李葆華的會場警衛一事批示林彪：應派軍隊支持左派廣大群眾，以後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軍隊支持、援助，都應這樣做。所謂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應重新發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廢。
毛澤東的本意是要求軍隊介入“文化大革命”，支持左派群眾。但是，林彪、江青一夥卻利用毛澤東的這一批示，來為他們的反軍亂軍陰謀服務。在1月23日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名義發出的《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中，寫入了這樣極不利於軍隊穩定的一條：“重申軍隊不得做一小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頑固分子防空洞的指示。”
這一條，為造反派衝擊軍隊留下了借口。因為當初有許多地方的負責人在軍隊中避難。周恩來自己就曾親自安排，將許多各大區，各省、市、自治區的負責人接到北京用部隊保護起來。
在文化大革命全麵進入社會各個領域已成定局的情況下，再試圖阻止文化大革命的邪火進入軍隊以保持軍隊的穩定是不可能了。這時必須采取新的鬥爭策略，求得毛澤東的支持，尋找林彪、江青一夥難以反對的對策和理由來維護軍隊的穩定。對此，周恩來在各種場合的講話思路是這樣的：一方麵講軍隊有進行文化大革命的任務，但是軍隊的文化大革命跟地方的不一樣，要按軍隊自己的規定進行。另一方麵，軍隊不僅有參加文化大革命的任務，而且有保衛文化大革命的任務。要保衛文化大革命，就必須保持軍隊的穩定。要保持軍隊穩定，就不能衝擊軍隊、揪鬥軍隊領導幹部。
1月24日，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小禮堂接見軍事院校和軍隊文藝團體的群眾代表。周恩來說：軍隊的文化大革命，從兩方麵進行，一方麵是軍事院校同一般地方院校一樣進行，這是林彪同誌倡儀，毛主席親自批準的。另一方麵是我們的軍事機關有自己的安排，要按自己的規定進行，在省軍區、軍以上機關進行文化大革命，軍以下進行正麵教育。
周恩來還說：軍隊在文化大革命中負有兩方麵的任務，一方麵參加文化大革命，另一方麵就是保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受外部和內部敵人的幹擾破壞。你們軍事院校也是如此，不能隻搞文化大革命，而使保衛文化大革命的任務受到幹擾。軍事機關的司、政、後各大部門，各軍兵種的指揮機關，他們的工作是不能中斷的，他們的革命是有自己的規定的，不能和你們院校一樣。
周恩來還批評了揪鬥、扣留軍隊負責人的現象，說：現在許多地方的領導幹部無法工作和休息。今天在座的北京軍區副司令員鄭維山是一個好同誌，是個老紅軍。去年毛主席八次接見來京1200萬紅衛兵，都是鄭維山同誌指揮的，保證了沒有出大亂子。你們把這樣一個同誌扣留起來是不公道的，也是不允許的。這就影響了保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就在周恩來講話的當天，徐向前、葉劍英、聶榮臻等三位老帥來到了毛家灣林彪住處，提出軍隊的文化大革命要有個限製，要盡快搞個條令和規定。林彪同意，擬了一個軍委命令初稿，共7條，送毛澤東批閱。
1月26日，毛澤東閱後批示：所定7條很好，照發。隨後又批：再加上一條關於管教幹部子女問題。
這樣，軍委命令初稿共8條。
但是，這8條命令的草稿中的第5條在講到紅衛兵衝擊軍事機關時還有這樣的內容：“如果左派衝擊了，不追究。今後右派衝擊，要抵製；左派衝擊，要歡迎。”
周恩來深知，如果把這樣的內容當作中央決定發下去，那群眾組織對軍隊的衝擊將更不堪設想。在那個年月，誰都稱自己是革命左派。
好在毛澤東雖然批了“照發”，但又補批了一句：“此件經過討論修改後，再發出。”這就為周恩來的斡旋留下了餘地。
1月28日淩晨，周恩來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碰頭會，討論修改中央軍委“八條命令”稿。
會上，爭論很激烈。中央文革的人不同意刪除要歡迎左派衝擊的內容。
下午，周恩來到毛澤東處匯報。在毛澤東的支持下，周恩來同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等在京西賓館對軍委“八條命令”作最後修改，刪去了原稿第5條中“今後右派衝擊要抵製，左派衝擊要歡迎”一句。
毛澤東最後閱定時，又幹脆加了一句：“今後則一律不許衝擊。”
修改後的軍委八條命令的主要內容是：必須堅決支持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左派；一切指戰員和工作人員必須堅守崗位，不得擅離職守；嚴格區分兩類矛盾，不能自由抓人、任意抄家，不允許體罰和變相體罰；不準衝擊軍事領導機關和軍隊戰備係統及保密係統，不準串聯；軍以上機關應分期分批進行文化大革命；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要嚴格管教子女。
此後，周恩來在接見群眾組織時，總是耐心解釋、宣傳軍委八條命令，強調要保持軍隊的穩定性。
1月31日晚，周恩來特意把軍隊的院校、文工團、體工隊、醫院、軍事工廠等單位的在京代表召集到京西賓館禮堂，專門就中央軍委八條命令作了長時間的講話。徐向前、陳毅、葉劍英、聶榮臻、肖華等也在座。
周恩來說：我在前幾天的講話中，曾經講過軍隊要保持堅定的穩定性。軍隊不能比地方，不能像學校一樣放假鬧革命。軍隊有備戰的任務。軍隊的工作像工廠生產、鐵路交通一樣，一刻也不能中斷。我們提倡堅守崗位，不得擅離職守，這是個紀律規定。因為敵人是不會因為你鬧文化大革命就不來襲擾，相反，他們還要鑽空子。在座的同誌們要想一想我們的人民軍隊所擔負的任務的神聖與重大。當敵人來犯時，人民解放軍要隨時響應祖國的號召，殲滅來犯之敵，保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進行。因此，軍事領導機關、保密機關，不應該去衝擊，那些地方有備戰任務，有保衛文化大革命的任務。衝擊軍事領導機關很容易使軍事領導機關的工作癱瘓，正常工作難以進行。你們把部長、司長、處長都抓走了，分了。揪走之後，不知去向，我們找不著人，這對抓革命、促戰備、促工作、促生產有什麽好處呢？一點好處都沒有。我在這個地方還需要強調幾句，沒有命令，不要自由捕人，不要任意抄家，不允許有體罰和變相體罰的現象。那種戴高帽子、罰跪、扒領章、遊街等做法，是對解放軍的汙辱。
周恩來最後語重心長地說：我們一方麵要支持你們的革命性，但另一方麵，如果你們做錯了事，說錯了話，我們不告訴你們，不教育你們，不幫助你們，讓小團體主義、個人主義、風頭主義等一些壞現象自由發展下去，那我們就是犯罪。
為了貫徹軍委八條命令，周恩來和葉劍英、聶榮臻等老帥研究製定了《中共中央軍委關於軍以上領導機關文化大革命的幾項規定》，進一步細化了穩定軍隊的具體措施。
《規定》強調：軍以上機關的文化大革命必須由黨委領導，分期分批進行“四大”；陸、海、空的軍以下單位及北京衛戍區、軍委指定的特殊單位不搞“四大”，堅持正麵教育，不準任何人、任何組織到這些單位串聯；人民解放軍必須保持高度集中統一和不間斷的指揮，各級軍事領導機關（包括司、政、後及其他領導機關）一律不允許自下而上的奪權，不允許任何人、任何組織去衝擊；軍隊領導機關必須保持嚴密的、完整的指揮體係，不宜成立各種文化革命戰鬥組織；要分清無產階級當權派和資產階級當權派，對當權派不能一概打倒；要反對無政府主義、極端民主化、小團體主義、個人主義等不良傾向。
2月10日晚，周恩來召集有中央黨、政、軍負責人及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參加的碰頭會，討論通過《關於軍以上領導機關文化大革命的幾項規定》。會議結束時，已是11日淩晨了。周恩來稍稍整理了一下《規定》修改稿，旋即在修改稿的空白處寫下幾行狂草：特急件。已在昨晚碰頭會逐條宣讀，並加修改通過。到會的黨、政、軍、文革各同誌均在，隻成武由李天佑代。現將修改稿印清，送請林彪同誌審閱後，再送主席指示。
林彪隻在自己的名字上畫了一個圈便吩咐送毛澤東。
同日，毛澤東批示：送總理照發。
2月11日，《規定》由中央軍委向全國發出。
中央軍委《八條命令》和《關於軍以上領導機關文化大革命的幾項規定》，對穩定軍隊的局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廣大軍隊幹部為之歡欣鼓舞。各地駐軍以這些強硬的規定為“尚方寶劍”，對那些不聽勸阻，衝擊軍事機關，搞打、砸、搶的造反派頭頭采取了斷然措施，有的把他們抓了起來。這樣，軍隊不僅與軍內造反派的矛盾激化，而且與地方造反派的矛盾也日益尖銳。軍隊受地方造反派的衝擊也很嚴重。
2月16日，內蒙古軍區被數千紅衛兵圍困好些時日了。軍隊有軍委八條命令在手，在樓頂架起了機槍，和紅衛兵對峙著。紅衛兵堅信“造反有理”，要衝進軍區大院，揪鬥軍區首長。勢態稍觸即發。
這天，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第二次接見內蒙古自治區軍區、區黨委負責人及內蒙古造反派代表，嚴厲批評衝擊軍區的行為，平息事態。
周恩來說：有人要衝軍區，有的地方多次衝，貴陽有人提出要繳軍區的械，我們估計有壞人指揮。長沙不僅衝了，而且住進了軍區大樓，我們下令抓衝軍區的頭子。昆明、貴陽、長沙、廣州、杭州、南京、沈陽都衝了，要抓轉戰幾十年的老同誌。北京要衝軍委三座門，抄了總政治部主任肖華同誌的家，還要找徐向前副主席出來辯論，現在又衝63軍。這樣的事情，完全是對解放軍的不信任，根本沒有從國家整體利益著想。你們公開在街上罵解放軍，這是給解放軍臉上抹黑。就是你們是左派，也不能這樣做。軍隊怎麽能奪權呢？
造反派被周恩來的憤怒和威嚴震住了。的確，與群眾組織和紅衛兵打交道，周恩來的這種說話風格還較少見。對造反派的瞎胡鬧，周恩來已到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境地。
周恩來繼續說：任何人都會犯錯誤，蒯大富就沒有錯誤？聶元梓就沒有錯誤？你們看看那些口號，不像話。什麽砸爛××狗頭，他又不是狗，現在還有砸爛××豬頭等等，鬥爭水平太低了。新疆甚至有些人號召解放軍舉起槍來，這說輕點是天真，說重點是要走入歧途了。應當相信解放軍嘛！這麽鬧，軍隊搞亂了，怎麽保衛文化大革命？怎麽保衛無產階級專政？如果敵人來了，衝鋒陷陣的還是幾百萬解放軍。
最後，周恩來要求雙方停止一切不利團結的行動，停止遊行示威，無論如何要盡快把事態平息下來。
為了使中央軍委八條命令對地方造反派也有約束力並製止他們對軍隊的衝擊，周恩來又和老帥們搞了一個由中共中央發布的關於中央軍委“八條命令”補充說明的《通知》。《通知》指出：中央軍委八條命令很好，除第7條（即軍以上機關應按規定分期分批進行文化大革命）外，其他各條都適用於地方。《通知》還強調：所有在外地、外單位串聯的學生、職工、農民應立即返回本地本單位，軍事領導機關、軍隊和地方的戰備係統、機關保密係統今後一律不準衝擊。
2月22日，周恩來對《通知》作最後修改，送毛澤東審批。
同日，毛澤東批：照辦。
當天，《通知》由中共中央發出，並要求連同中央軍委八條命令，在所有基層單位普遍張貼。
林彪口授《中央軍委命令》，支持造反派衝擊軍隊。周恩來憤然責問：把全國軍隊拉下來，全國大亂的問題你們想過沒有？一個軍區司令，一個大軍區政委，學生說把他們抓來就把他們抓來，舊社會有沒有？文化大革命前有沒有？
周恩來與軍隊老帥一起製定的旨在穩定軍隊及批評搞亂軍隊的講話引起了林彪、江青一夥的強烈不滿。
4月初，毛家灣林彪大院。林彪與黃永勝在談話。
林彪問在一旁的秘書張雲生：“當前運動的主要問題是什麽？”
張雲生回答說：“部隊與地方某些群眾組織的關係緊張。”
林彪問黃永勝：“你看怎麽辦？”
“我看就是要重申軍委八條，貫徹八條。”
“靠八條是不能解決問題嘍！”林彪耷拉著腦袋，站起來來回踱了幾步，說：“現在需要有個新的命令，重新規定幾條，不然有些人又會犯趙永夫那樣的錯誤。”
說完，林彪口授了十條。張雲生記錄整理後，林彪吩咐送關鋒。關鋒找到王力和戚本禹，做了一點文字上的修改，內容未動。
4月6日，經毛澤東批準，林彪口授的十條以《中央軍委命令》（通稱《軍委十條》）下發全國。
《軍委十條》規定：對群眾組織，無論是革命的或者是被反動分子控製的，都不準開槍；不準隨意捕人，更不準大批捕人；不準任意把群眾組織宣布為反動組織加以取締；更不準把革命組織宣布為反革命組織；對於衝擊過軍事機關的群眾，無論左、中、右，概不追究；等等。
《軍委十條》表麵上看來是要求軍隊“正確對待群眾”，實質上是對軍隊在支左中批評並抓了一些衝擊軍隊的造反派頭頭、解散了一些極左派群眾組織表示不滿，是支持造反派衝軍隊。這也就否定了前不久頒發的中央軍委八條命令和中共中央《關於軍以上機關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幾項規定》。
值得注意的是，在以後的各種場合的講話中，周恩來總是講要遵守“軍委八條”，而很少提“軍委十條”。
毛澤東對軍隊的支左工作也有不滿，認為軍隊對左派群眾支持不夠。
在4月1日由中共中央發出、要求各地參照執行的《關於安徽問題的決定》中，有這麽一條：不得把群眾打成“反革命”，不準亂捕人。僅僅因為衝軍區和對軍區提意見而被打成“反革命”的，應一律平反，被捕的，應一律釋放，通緝令，應一律取消。
毛澤東審閱時，在這一條中加寫了這樣的意思：許多外地學生幾次衝入中南海，一些軍事院校學生衝進國防部，中央和軍委並沒有斥責他們，更沒有叫他們認罪、悔過、或者寫檢討，講清問題，勸他們回去就行了。而各地把衝軍事機關一事，都看得太嚴重了。
林彪、江青一夥利用毛澤東的這種不滿，在4月中旬召開的中央軍委擴大會議期間，又批判所謂“帶槍的劉、鄧路線”，逼迫葉劍英等老帥作檢討。
《軍委十條》，再加上批“帶槍的劉、鄧路線”，使軍隊局勢更趨於混亂。
不久，毛澤東也覺得情況嚴重，又提出要“擁軍愛民”，說：“八條”以後部隊神氣得不得了，“十條”以後群眾組織又神氣得不得了，現在“八條”“十條”都要。“八條”叫擁軍，“十條”叫愛民，“八條”與“十條”要結合，“八條”不是不要了。
然而，盡管有“最高指示”，局勢已是難以收拾了。
周恩來與林彪、江青一夥展開了新的較量。
林彪、江青一夥，利用毛澤東對軍隊支左工作的不滿，企圖打倒軍內一批高級幹部，煽動造反派向軍隊發起更加肆無忌憚的衝擊。有些造反派甚至提出了所謂“擺在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麵前最當前、最迫切的任務就是解決槍杆子的問題”，並發展到搶奪解放軍的武器彈藥。
周恩來在毛澤東對軍隊支左工作有不滿的情況下，承認解放軍支左工作有錯誤，但他認為這僅僅是工作中的錯誤，不能上綱上線，也不能因此而對軍隊一大批幹部懷疑、打倒。
4月14日、18日周恩來在與廣州的群眾組織代表座談時，反複強調對軍隊在支左工作中的錯誤不能無限上綱上線，對解放軍這個集體要信任，尊重。
周恩來說：解放軍有十幾年沒有做群眾工作了，一介入文化大革命，有很多事情不習慣，要允許他們有一個摸索階段，不要一有錯誤就無限上綱，就說是路線錯誤。你們現在是一有問題就上綱，就說是路線錯誤，這不符合毛澤東思想。對軍區說的話，不要抓住一點就上綱。一切歸到兩條路線的鬥爭，也看得太嚴重了。
有些意見屬於不成熟的意見，不可能成為兩條路線、兩條道路的對立。把每一個小問題都看得那麽嚴重，那就不可終日了。
周恩來還告誡說：大方向對，一樣可以犯錯誤，可以失敗。不要以為大方向對了就不會犯錯誤。
一個華南工大的學生提出：北京的同學來信說，除了毛主席外，誰都可以懷疑。
周恩來說：這是懷疑一切。這樣就把毛主席孤立起來了。你想一想，對所有幹部都懷疑，毛主席的領導不就懸空了嗎？
來自北京工業大學的一個學生提出：廣州軍區一小撮利用一些組織與“省革聯”的矛盾，挑動群眾鬥群眾，以後又實行軍管……
周恩來對這個學生公然提“廣州軍區一小撮”和反對軍管非常惱火，沒等他說完就憤怒地打斷了他：“什麽？‘廣州軍區一小撮’是誰？拿出證據來！‘省革聯’的錯誤和軍管有什麽關係呢？軍管是毛主席根據各方麵的情況親自製定的，是我親手辦的這件事。你這樣說，就是把矛頭直接指向中央，我不能不激動，不能不站出來說話，維護毛主席和中央的決定。你要承認這句話是講錯了，是說脫口了，軍管是正確的。”
這名學生被迫承認了錯誤。
又有一名學生問：“有人說，軍隊有些人要實行資產階級複辟。總理怎麽看這個問題？”
周恩來回答說：“誰要實行資產階級複辟？我看不能夠那樣說法。好像解放軍要那樣做，或者解放軍的某幾個人要那樣做，我現在不這麽看。有些地方還喊：革命的打、砸、搶萬歲，打、砸、搶有什麽革命的？不許可的嘛！這是錯誤的口號。”
周恩來還告誡在場的北京一些學校的學生：“你們到廣東說話、提口號一定要慎重，你們今年來串聯，不同於去年，不能再像去年那樣，衝一陣就行了。串聯的問題是你們提出的，中央文革同意的，但是有條件的。想同去年一樣，再造成一個大串聯的形勢，是絕對不能允許的。”
4月21日，周恩來接見《紅旗》雜誌、《人民日報》、《解放軍報》、新華社駐外地記者。他說：你們反映的麵要廣一些。解放軍支左是中心，但還要報道一些解放軍支工、支農的成績，也要聽一聽群眾性很大的保守派方麵的意見。這樣，我們看問題廣闊一些，考慮問題更全麵一些。
顯然，周恩來這樣說，目的是為了減輕軍隊的壓力。因為毛澤東說軍隊支左工作有錯誤，但支工、支農還是有成績的。正麵報道軍隊支工、支農的成績，報道代表廣大人民群眾擁護解放軍的事，有利於軍隊威信的樹立，有利於軍隊的穩定。
6月29日上午，江西的造反派衝入省軍區，並搶奪軍區槍支彈藥。周恩來得知後，丟開其他工作，立即召集江西在京的兩派的代表開會，嚴厲批評了衝入軍區、搶奪解放軍武器的行為。他說：“你們籌委會衝入軍事機關，奪取武器，這是違反軍委八條命令的，是違反中央、國務院的一係列文件精神的。應當立即打電話回去，要他們停止奪槍，退出軍區，將已搶的槍支彈藥退還軍區，聽候中央派人去處理。如果你們不停止奪槍，不退出軍區，不退還已搶的武器，你們就要犯錯誤。”
兩派代表當即打電話回去傳達周恩來的命令。
周恩來又說：“現在有些地方提出什麽‘擺在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麵前最當前、最迫切的任務就是解決槍杆子的問題’”，“要奪權、奪槍，這是錯誤的。把軍區拉下來，全省大亂的問題你們想過沒有？把全國軍隊拉下來，全國大亂的問題你們想過沒有？你們冷靜地想一想，我不願意看到你們走向反麵。”
周恩來越說越激動：“你們隨便把一個軍區司令和一個大軍區政委抓來，你們想一想，他們如果不是毛主席的好學生，他們能乖乖地聽你們的話嗎？我認為，吳瑞山、劉培善同誌這一點值得你們學習。一個是軍區司令，一個是大軍區政委，你們青年學生說把他們抓來就把他們抓來，舊社會有沒有？文化大革命前有沒有？你們自己說。”
在周恩來的嚴厲批評下，江西兩派達成了互不衝擊，不奪權，不抓人、扣人等6條協議。周恩來要求雙方簽字履行。
就在周恩來為軍隊穩定到處“救火”的同時，林彪和中央文革一夥卻合謀在軍內到處“放火”，製造了一係列亂軍事件：先是把徐向前排除出了全軍文革小組。而後，又炮製五一三軍內兩派武鬥流血事件，打倒蕭華，砸爛“總政閻王殿”。隨後又在武漢製造“七二○事件”，公開提出了“打倒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帶槍的劉、鄧路線不打倒，不帶槍的就打不倒”等反軍亂軍的口號。武漢“七二○事件”後，軍隊穩定麵臨更為嚴酷的歲月。
中央文革碰頭會上吵吵鬧鬧，周恩來當場打電話請示毛澤東。毛澤東說：受衝擊的老帥都要出席。周恩來指示調三輛警衛車護送徐向前。
對於林彪、江青一夥來說，武漢七二○事件是他們難得的一個機會。
誣陷、打倒了一個大軍區司令員和政委，搶奪了一個大軍區的領導權（七二○事件後，林彪的親信劉豐被委任為武漢軍區第一政委）還不滿足，他們還要借此機會打倒一批不滿於他們的倒行逆施的軍內高級幹部，為他們篡黨奪權掃清障礙。
在一場“揪軍內一小撮”的醜劇中，刮起了亂軍的“十二級台風”。
7月22日，“七二○事件”後的第二天，江青在接見河南群眾代表時，就公開肯定“文攻武衛”的口號，說：你們自衛的武器不能放下！我記得好像就是河南一個革命組織提出這樣的口號，叫做“文攻武衛”，這個口號是對的！你們放下武器是要吃虧的，武漢就有這個情況。
江青的話實際上是在鼓勵造反派向軍隊奪槍、開槍。此後，全國亂發槍、亂搶槍成風，武鬥急劇升級。
兩天之後，在天安門廣場為歡迎“載譽歸來”的“英雄”王力而舉行的百萬人大會上，一向深藏在毛家灣大院不輕易露麵的林彪也上了天安門城樓。
林彪先是對江青說：“武漢問題，不單是武漢問題，而是全國問題。”
而後，又對蒯大富、韓愛晶等人說：“事情發展到壞的頂點，就要向好的方向轉化。從前我們要做文章，但沒有題目，現在他們給我們出了題目，我們要抓住大做文章。”
林彪還說：“要戰鬥！要突擊！要砸爛總政閻王殿。”
蒯大富問王力：“全國老保如此行動一致，中央有沒有黑手？現在，是不是到了要解決軍內問題的時候了？”
王力說：“正是時候。”
蒯大富和韓愛晶回去後立即召集清華“井岡山”和北航“紅旗”聯合會議，傳達了林彪、王力的指示。並成立了“揪軍內一小撮”“對外作戰部”、“軍事動態組”。
就在同一天晚上，康生等在新華社的電訊稿中提出了“揪軍內一小撮”的口號。
8月1目，中央文革把持的《紅旗》雜誌發表了由關鋒起草、陳伯達簽發的社論，向全國拋出了“揪軍內一小撮”的亂軍口號。
周恩來穩定軍隊的努力麵臨著更為嚴酷的形勢。
周恩來太累了。但周恩來沒有放棄，而是以他特有的、一般人難以企及的韌性與林彪、江青一夥周旋著、鬥爭著。
一方麵，他力爭取得了毛澤東的支持，極力保護著林彪、江青一夥想要打倒的軍隊高級幹部；另一方麵，他繼續沒日沒夜地接見全國各地群眾組織代表，對那種衝擊軍隊、亂搶槍、亂發槍的行為進行尖銳批評和製止。
七二○事件發生後，林彪、江青一夥把徐向前、徐海東、彭紹輝（時任副總參謀長）誣為七二○事件的“黑後台”。在批判陳再道、鍾漢華的會上，葉群授意吳法憲要把矛頭指向徐向前。
葉群還公然對三軍造反派的頭頭講：徐向前還有什麽值得保的嗎？
於是，造反派公開打出了“打倒徐向前”的口號和標語。
7月29日夜，清華大學蒯大富手下的一批造反派衝入徐向前元帥的住處抄家，搶走了5鐵櫃機密文件。
周恩來得知後，批評了造反派的行徑，當即命令：（一）所有進入到徐向前同誌家的人員要全部撤走。（二）要保證徐向前同誌及其家屬的安全。（三）徐向前同誌家的東西一律不準拿走，已搶走的文件櫃和材料由北京衛戍區到清華大學全部追回。
八一建軍節即將來臨。周恩來苦苦用心，堅持讓幾個老帥和盡可能多的軍隊高級將領參加八一建軍節招待會。在當時，隻要能出席建軍節招待會，名字見了報，就說明這個人沒有什麽問題。
然而，林彪、江青一夥極力反對朱德、徐向前、陳毅、聶榮臻、葉劍英等老帥出席招待會。
為此，周恩來召集了幾次會議，但都沒有結果。
7月31日下午4時半，八一招待會舉行在即。周恩來又一次召集中央文革碰頭會，討論幾個老帥出席招待會的問題。
周恩來再次做工作，認為幾個老帥如果不出席建軍節招待會，在國內外都會引起很多議論和猜測，於我黨我軍不利。
但江青一夥就是吵吵鬧鬧不同意。
沒辦法，周恩來起身去打電話直接請示在外地的毛澤東。
毛澤東表示：八一招待會，朱德、徐向前及其他受衝擊的老帥都要出席，韓先楚（時任福州軍區司令員）也要出席。
周恩來如釋重負。他返回會場宣布了毛澤東的指示。中央文革一夥全沒話說了。
下午5時半，周恩來召集劉寧一、楊成武、王新亭等最後確定了出席八一招待會的名單。旋即，周恩來親自把電話掛到了西山的葉劍英處。葉劍英不在，秘書說到徐向前元帥處去了。
原來，在此之前，周恩來曾打電話給葉劍英，要他轉告徐向前：出席八一招待會的名單，爭論不休。準備請示毛主席作最後的決定。要徐帥作好出席招待會的準備。
周恩來又把電話打到了徐向前元帥處，徐帥正在理發，電話是葉劍英接的。
周恩來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後，又特意交代說：我已經布置了徐帥的行車路線和警衛問題，徐帥在路上注意安全。
周恩來之所以如此關注徐向前的安全問題，是因為林彪、江青一夥對造反派煽動說：徐向前是武漢七二○事件的“黑後台”，是陳再道的“黑後台”。造反派正滿街喊著“打倒徐向前”的口號，到處尋找要揪徐向前。從西山到人民大會堂路程不近，周恩來擔心徐向前在路上被造反派揪走。
為此，周恩來還親自找到北京衛戍司令傅崇碧，說：徐向前同誌必須參加八一招待會，你們一定要保證他在路上不出事。
周恩來還就徐向前參加招待會的沿線警衛和行車路線向傅崇碧作了布置。徐向前剛乘車離開住處，周恩來的電話又打過來了。電話是徐帥夫人黃傑接的。
“徐帥走了沒有？”
“總理，徐帥已經走了……。”想到周恩來如此細致周到地關心徐帥，黃傑激動得有點哽咽，說不下去了。
“你和徐帥要保重啊！”周恩來安慰說。
估計徐向前差不多應該到了，周恩來又特意到大會堂門口，親自迎接徐向前。
招待會結束後，細心的周恩來又找到傅崇碧，交代說：你們安全地把徐帥送來了，一定要安全地把徐帥送回家去。不要因為來的路上沒出事就大意。回去的路上更要注意。
傅崇碧不敢大意。他調派了3輛警衛車護送徐向前，並在城裏兜了個大圈子，甩掉了跟蹤的造反派，把徐帥安全地送回了家。
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隻要把人保住了，事情就好辦。
周恩來千方百計保護受衝擊的老帥，也是為了穩定軍隊。
傅崇碧在談及周恩來對老帥們的保護時曾回憶說：
周總理曾經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帶著我們到幾位老帥的住地，視察那裏的警衛工作，一處一處地給我們作指示。在林彪、江青一夥大反所謂“二月逆流”、抓“軍內一小撮”時，有一些群眾組織受這幫反革命的煽動、蒙蔽，要衝擊老帥的住地。我們把得到的情況報告周總理，總理把我們找去研究保護措施。
西山，陳毅、聶榮臻、徐向前都在那兒住。總理說，西山，老帥們在那兒住，你們的警戒要不一樣，你要多派部隊，少了不行，他們人多，不能開槍，開槍就麻煩。造反派發動了一兩萬人搜西山。我去了，我跟造反派說，這是軍事禁區，你們要把設備破壞了，毛主席找你們是問，你們趕快給我撤出去。部隊都拿著槍，他們看到我氣勢洶洶，也就馬上撤走了。他們估計錯了，以為老帥在玉泉山，一下又衝到玉泉山去了。玉泉山是汪東興他們部隊管的，汪東興拿他們沒辦法，他們在裏邊搜。
總理叫我去。我去了。我說：你們跑到這裏來造反，這是什麽地方？這是毛主席住的地方，滾出去！我也發了火了。我跟總理講，總理說你們做得好，要注意，老帥們不要出問題。
應當說，這些指揮過千軍萬馬、在槍林彈雨中虎虎生威的共和國元帥，也是顧全大局的。否則，他們又何至於被中央文革那班手舉語錄、嘴喊口號的“秀才”整得如此忍氣吞聲、東躲西藏？
1968年8月20日，周恩來接見阿爾巴尼亞駐華大使館臨時代辦巴巴尼時感慨而又意味深長地說：中國有句老話，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現在是倒過來了，軍隊碰到秀才，有理也說不清。
江青肯定“文攻武衛”再加“揪軍內一小撮”。周恩來說：“揪軍內一小撮”是極左思潮。攻鐵路，奪野戰軍的槍，完全不是在搞文化大革命嘛！“文化大革命”中，軍隊沒有亂，是中華民族之大幸。
自江青公開肯定“文攻武衛”的口號以來，全國衝擊軍隊、搶奪軍隊武器的惡性事件不斷發生。
在南方某省，造反派唆使一千多名群眾於8月5日、9日兩次包圍省軍區軍械一庫和軍械二庫，打傷警衛戰士，將庫存的武器彈藥洗劫一空。共搶走手槍、衝鋒槍1900餘枝，輕重機槍520多挺，迫擊炮40門，子彈127萬餘發，手榴彈16000多枚。
因此，從7月底到八月末，批評、製止亂發槍、亂搶槍，批評衝擊軍事機關，就成了周恩來沒日沒夜與各群眾組織談話的突出主題。
——8月1日、6日，周恩來接見湖南省軍區、軍分區及湖南群眾組織代表。對軍區、軍分區負責人說：湖南的形勢如果不控製就很危險。軍區、軍分區的同誌要掌握這種形勢，立即製止亂發槍、亂搶槍的局麵，你們要負起責任來。發出的槍要收回來。小孩子身上都背兩杆槍，這樣下去怎麽行？
周恩來又對群眾組織代表強調說：衝擊解放軍、奪解放軍的槍、打解放軍的人，這都是錯誤的，非法的。解放軍在支左工作中有錯誤，還不等於是“黑司令部”。
對野戰軍這樣不尊重，等於不要領導了，這是一種無政府主義傾向。左派武裝自己，還得有一個章法，不能像現在這樣隨便你搶我奪。現在解放軍出去帶槍把槍搶走，坐車把車搶走，這樣一種無組織無紀律的無政府狀態，革命秩序怎建立？這是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自上而下的群眾運動是在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指引下開展的，這一點必須清楚。
——8月3日、5日、12日、13日，周恩來連續四次接見江西省軍區負責人和江西群眾組織代表，中心問題是製止亂發槍、亂搶槍。說：目前這個情形，一是亂發槍，一是亂搶槍，這股風要堅決刹住。你們要打電話回去，停止奪槍，停止武鬥。要信任、支持解放軍。這是中央對你們的考驗。
——8月10日，周恩來囑秘書電告黃永勝和駐湖南的47軍軍長黎原：湖南的二七二廠，一定要派軍隊保護，已被搶去的武器要交還軍隊。要下死命令，不準搶奪國防工廠的武器。如果說服不了，可讓他們派少數代表來京解決。
8月21日，總參作戰部電話報告總理值班室：停泊在廈門某基地10艘軍艦遭廈門群眾組織襲擾，一些人不斷地衝上艦去搶奪炮艦武器。今天又有港務局“新海員公社”11人衝上炮艦奪槍，經勸說，下去了5人，其餘堅持不下，後又有群眾乘坐8艘機帆船追著軍艦要奪槍，致使這10艘軍艦不敢靠岸，被迫起錨在海裏轉圈。到下午5時20分，與一架從金門起飛前來偵察的國民黨炮兵校正機發生遭遇戰。
周恩來當即指示：“請伯達同誌以中央文革或周恩來、陳伯達等人的名義宣布：不準奪炮艦的武器，在敵人麵前奪野戰部隊的武器是錯誤的。如勸告不聽，繼續再奪，即宣布為反革命。”
當天晚上，中央文革辦事組將周恩來的指示電告福州軍區轉廈門市各群眾組織。
全國這樣一種衝擊軍事機關、亂搶槍、亂奪槍的混亂局麵也引起了毛澤東的不滿。他對8月1日《紅旗》雜誌發表的“揪軍內一小撮”的社論提出了批評。周恩來抓住時機，向廣大群眾傳達毛澤東的最新指示，並以之作為同林彪、江青一夥鬥爭的砝碼。
8月22日，周恩來接見廣州兩派代表。周恩來說：不要再提“揪軍內一小撮”了。提“揪軍內一小撮”是在七二○事件後宣傳機關提錯了的。七二○事件後不注意宣傳出了毛病。毛主席批評了這個事，我們絕對不能動搖對解放軍的信念，提出奪軍權，這是錯誤的。
周恩來還當場要求兩派達成立即停止奪取解放軍的武器裝備、把已搶的槍支彈藥歸還軍隊、停止一切武鬥的協議。
8月24日，周恩來就援越的軍用武器在廣西被搶一事嚴厲批評廣西兩派，說：這種現象再也不能容忍了。攻鐵路，奪野戰軍的槍，完全不是在搞文化大革命嘛！你們看一看，內戰打成什麽樣子了？鐵路搞成一段一段的，比過去軍閥混戰還凶。對軍隊再也不能用“揪軍內一小撮”這個口號了。這個口號把矛頭引向中國人民解放軍，引偏了，毛主席批評了這個事。
周恩來還警告說：對解放軍，首先應該有個基本認識，就是要信任解放軍。奪解放軍的槍，甚至把司令員、政委、參謀長抓起來，這是錯誤的，我想應該把這個問題提得嚴重些。不能用去年初期到處抓一小撮走資派的方式，用那個方式就要犯大錯誤。如果再不改正，有些人就要走向反麵。我看了很多組織，原來是對的，後來越走越遠，走向了反麵。
物極必反。周恩來決心抓住毛澤東對“揪軍內一小撮”的批評，打擊一下林彪、江青一夥的亂軍氣焰。
他要全軍“文革小組”支左辦公室將南京、廣州、沈陽、成都等幾個大軍區受衝擊的情況詳細報來。
8月25日，周恩來找跟隨毛澤東在外地剛回京的楊成武談話。他向楊成武談了各地軍隊受衝擊情況和自己的擔心。說：這樣下去怎麽得了？我擔心的是連鎖反應。現在，一個是中央的領導不能動搖，一個是解放軍的威信不能動搖。
周恩來還把有關“揪軍內一小撮”的材料及軍隊受衝擊情況的材料給楊成武，要他轉交毛澤東。
幾天後，經過反複思考的毛澤東要楊成武轉告周恩來：王力、關鋒、戚本禹是破壞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把他們抓起來。
毛澤東隨後又說：先抓王、關二人，戚本禹暫時不動，要他作檢討。
楊成武回京向周恩來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周恩來立即召集中央小範圍碰頭會，宣布了毛主席的決定。隨後，王力、關鋒被隔離審查。
王力、關鋒的被抓，迫使林彪、江青一夥的亂軍氣焰有所收斂。
接著，周恩來從指導思想上糾正、否定了林彪、江青一夥的亂軍做法。
林彪一夥策劃在4月6日頒發的中央軍委十條命令中，規定軍隊不論在何種情況下，都不準開槍，不準隨意捕人。解放軍在任何情況下都隻能遵守“四不”——打不還手、罵不還口、不動手、不開槍。
一小撮造反派正是利用了這一點對解放軍進行有恃無恐的攻擊。對此，周恩來作了否定。
9月2日，周恩來接見群眾組織時指出：奪解放軍的槍，是非法的，當場就要逮捕。解放軍不能永遠被“四不”捆住。現在就欺侮人民解放軍的“四不”。周恩來還要楊成武約集各大軍區的負責人起草了一個關於不準搶奪人民解放軍武器裝備和各種軍用物資的命令。
9月3日晚，周恩來召集中央文革碰頭會討論通過這個命令。命令重申：任何組織、任何人不許以任何借口搶奪人民解放軍的武器彈藥、物資裝備，不許任何外部人員進駐解放軍的指揮機關。已經搶奪人民解放軍的武器裝備，一律封存，限期歸還。今後如有違反命令者當以違犯國法論罪。當地駐軍在執行上述命令時，首先要耐心進行勸阻和警告。如勸阻和警告無效，可宣布這種搶奪行為是反革命行動，並采取措施對少數壞頭頭和肇事凶手予以逮捕法辦。如遇這些人拒捕和抵抗，人民解放軍有權實行自衛反擊。在海防、邊防、沿海島嶼和國防、機要重地值勤的戰士遇有人奪槍時，有權自衛反擊。
這一命令實際上否定了4月6日頒發的十條命令。
9月4日，周恩來將此命令送毛澤東批發。並注明：
主席：此件由成武現場約集在京大軍區同誌一道起草，經昨晚文革小組碰頭會上通過，連夜又約集在京大軍區、省軍區和三軍兩總部負責人複議，增改了幾處。現送上，請予指示。
9月5日，毛澤東批示：總理，已閱。照辦。
同日，命令由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聯合發出。
這就是著名的“九·五”命令，對穩定軍隊起了重要的作用。
與此同時，周恩來把“揪軍內一小撮”的思想作為極左思潮，從思想根子上進行批判，為進一步穩定軍隊創造條件。
9月6日，周恩來接見聯絡員、中央文革駐各地記者。他說：有一種極左傾向煽動說，“現在正是反動資本主義逆流在全國反撲的前夕”，要“武裝奪取政權，戰爭解決問題”，“進行內戰不可避免”。怎麽可以這樣說？這是無政府主義傾向，就是不相信領導，否定一切領導，就是懷疑一切，打倒一切。他不是槍杆子裏麵出政權，而是憑槍杆子辦事，拿起槍來就要人家給他繳槍。
周恩來還說：軍隊是40年來毛主席思想培養出來的，是主席親手締造、領導的。提“揪軍內一小撮”是不適當的，是極左傾向。
9月16日、17日，周恩來與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一起接見北京市大專院校紅代會“天派”、“地派”代表。周恩來嚴正警告蒯大富等造反派頭頭：現在還繼續宣傳“揪軍內一小撮”，跟解放軍對立，是錯誤的。“揪軍內一小撮”是一種極左思潮，不利於文化大革命的進行，不利於國防戰備。不要唯我獨尊、唯我獨左。否則，就要走向反麵。昨天晚上，我在跟另一方麵的同學談話時，甘肅來的10多個人衝進了中南海，衝到了毛主席司令部的中心地方懷仁堂附近，我們把他們逮捕起來了。
因為這是違犯國法，違反“六·六”通令和“九·五”命令。
1967年10月以後，軍隊的局勢總體上趨於平緩，全國性的大規模地衝擊軍隊的事件明顯減少。
當然，林彪、江青一夥反軍亂軍的陰謀並未就此停止。周恩來與他們的鬥爭也還在繼續。
正是這種堅持不懈的鬥爭，才使得林彪、“四人幫”反軍亂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