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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2
一場在黨內高層發生的、對“文化大革命”極左錯誤和林彪、江青一夥的倒行逆施的大規模抗爭。麵對麵地生死搏鬥，周恩來義無反顧地支持之餘，內心又深藏著難言的苦衷。
麵對空前的呼嘯而來的打擊、迫害老幹部的惡浪，麵對閻紅彥、陶勇、張霖之、衛恒等的慘死身亡，一大批老幹部怎麽也想不通、跟不上了。一場在黨內高層發生的、對“文化大革命”極左錯誤和林彪、江青一夥的倒行逆施的大規模抗爭由此開始了。
1967年1月，幾乎是在一月奪權狂潮迭起的同時，一股空前的打擊、迫害老幹部的惡浪呼嘯而來。
1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鑄被突然以莫須有的罪名打倒。
同日，解放軍總政治部副主任劉誌堅被康生冠以“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軍隊的代表”的罪名打倒。
陳毅、葉劍英這兩位中央軍委副主席被指責為“軍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代表”，遭造反派圍攻。
1月7日前後，成千上萬的紅衛兵連續包圍並多次衝入中共中央、國務院所在地中南海，要揪鬥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和陳毅、譚震林、李富春、李先念、餘秋裏等。
1月8日，中共雲南省委第一書記、昆明軍區第一政委閻紅彥上將被陳伯達、江青所逼，留下“我是陳伯達、江青逼死的”的字條，含冤自盡。
1月21日，東海艦隊司令員陶勇中將突然不明不白地死於司令部招待所花園的一口井裏。
1月22日，煤炭工業部部長、黨組書記張霖之被殘酷迫害致死。
1月29日，中共山西省委第一書記、省長衛恒連續慘遭揪鬥，自殺身亡。
短短的一個月內，這麽多黨、政、軍高層領導含冤身亡。這些老幹部過去出生入死，沒有倒在日本侵略者和國民黨反動派的槍口下，卻死在了……
就說張霖之吧。他1929年參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5年發動鹽民暴動，組織紅軍遊擊隊。抗日戰爭時期，任中共山東省委委員、組織部長，在黃河以北領導抗日鬥爭。解放戰爭時期，曆任晉冀魯豫區黨委書記、縱隊政委、第二野戰軍兵團副政委，參加了挺進大別山、淮海戰役、解放大西南等戰役。建國後曆任南京市副市長，重慶市委書記，第二、三機械工業部副部長、部長，電力機械工業部部長、黨組書記，煤炭工業部部長、黨組書記。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康生、江青一夥說張霖之是彭真線上的人，是彭真的死黨，煽動造反派揪鬥張霖之。1966年底，張霖之正在東北深入礦區檢查煤炭生產情況，被煤炭部和北京礦業學院的造反派揪回北京批鬥。在江青、戚本禹的直接指揮下，張霖之在短時間內被殘酷地批鬥了50多次。由於他性情剛烈，寧折不彎，造反派對他進行了非人的折磨。
下麵是當年參加批鬥張霖之的人保存下來的日記：
1966年12月28日……
張部長被送至台上，強行按倒跪下。他使勁抬頭，李××、戴×猛撲上前，用力壓。接著又有四個人一齊踩在他的小腿上，讓他無法再站。又有一些人拿著一根釘著木牌的棍子插進衣領，張部長拚力反抗，棍上的倒刺把他的耳朵、臉、鼻子都劃破，順著脖子淌血。會剛開完，李××和一群人扭著張的胳膊穿過大、小禮堂遊鬥，後又到院裏鬥、大門口鬥。張部長站在一把凳子上，上衣被扒光，在零下17度的嚴寒裏凍著。他遍體鱗傷，雙手舉著木牌，又氣又凍，全身哆嗦。有幾個家夥說他站得不直，就用小刀子捅他、割他……
1967年1月12日
汾西礦務局的李××來京，還帶來一個特製的60多斤重的鐵帽子。
……
鬥爭會一開始，幾個小子就拎著鐵帽子往張部長頭上扣。他雙腿打顫，臉色蠟黃，汗珠直往下掉。不到一分鍾，鐵帽子就把他壓趴在台上，口吐鮮血。這麽折騰了三四次，張部長已奄奄一息，昏死過去。
這一幕幕的血腥慘劇怎能不叫廣大的老幹部義憤填膺，拍案而起！
周恩來是在張霖之慘死之後才得知消息的。極度悲憤之中，周恩來眼含淚水，拿著張霖之遍體鱗傷的照片，激憤地質問造反派：“你們把張霖之部長扣押40多天，不讓他回家，也不向我報告，批鬥幾十次，刑訊逼供，是誰給你們的權力？別說對一個部長，就是對一個普通老百姓也不能這樣啊！如果連一個部長的生命安全都沒有保障，國家還有什麽希望？真是無法無天了！”
國務院會議上，周恩來為自己沒能保護好張霖之而深感內疚。他悲憤地說：“霖之同誌不明不白的就這樣死了，他是國務院的一位部長，是中央候補委員，叫我怎麽向黨中央交代啊！”
在場的李富春、陳毅、譚震林、李先念、穀牧等看著周恩來那悲戚的麵容，聽著他那激憤的聲音，無不為之動容。
如果說，在1966年下半年的幾個月裏，廣大老幹部出於對毛澤東的尊敬和崇拜，是在對“文化大革命”的不理解中被動地緊跟，那麽，麵對閻紅彥、陶勇、張霖之、衛恒等的慘死身亡，一大批老幹部就怎麽也想不通、跟不上了。
當時任李先念秘書的蔣冠莊、郝誌學回憶說：
1967年1月4日，剛剛上任幾個月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陶鑄，因不同意“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做法，並堅持抓生產，被突然打倒。……對此，李先念和陳毅、譚震林等同誌十分困惑，就到李富春家，想問問當時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富春知不知道事情的原委。李富春說他也不知道，常委沒有討論過。後來又聽說周總理和陶鑄本人事先也不知道。這激起了他們強烈不滿，義憤填膺。李先念和陶鑄是老戰友，早在抗日戰爭時期就一起開辟中原根據地，全國解放後又在中南局一起工作過，所以對他的遭遇更難容忍。此時，國務院處境更困難，周總理和幾位副總理苦苦支撐的局麵也很難維持。陳毅幾次到李先念的住處東花廳，李先念也多次到陳毅、譚震林的辦公室一麵談工作，一麵談“文革”的遭遇。他們三人還曾在李富春處研究工作時，議論“文革”中出現的各種反常現象，表示對文革小組不滿。
於是，一場在黨內高層發生的、對文化大革命極左錯誤和林彪、江青一夥的倒行逆施的大規模抗爭由此開始了。
1月19日，中央軍委在北京京西賓館召開擴大的碰頭會，討論軍隊搞不搞“四大”的問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也參加了會議。
會上，江青、陳伯達、康生等蓄意製造混亂，一個勁地嚷著要軍隊支持革命群眾開展“四大”，說“軍隊不能搞特殊，要和地方一樣搞文化大革命”。
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等老帥堅持軍隊必須保持穩定，不能像地方一樣搞“四大”。他們認為：軍隊有戰備任務，軍隊穩不住，一旦敵人入侵，就無法應付。如果軍隊開展“四大”，必然出現無政府主義，什麽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都將變成一句空話。軍隊沒有鐵的紀律，命令不服從，打起仗來“放羊”，軍隊就不成其為軍隊了。這樣搞下去，軍隊怎麽能擔負起保衛國家的重任？
兩種意見，針鋒相對。相持不下之際，江青、陳伯達、葉群突然向到會的總政治部主任蕭華發起攻擊，企圖從總政打開缺口，搞亂軍隊，打倒老帥，竊取軍權。
葉群給蕭華強加了種種罪名，要他向軍隊院校師生作檢查。
江青指著蕭華的鼻子逼問：“今晚在工人體育場召開10萬人大會，你敢去不敢去？”
陳伯達扯著嗓子喊：“你蕭華是紳士，而不是戰士。你要把人民解放軍變成資產階級軍隊。”
葉劍英、聶榮臻實在看不下去了，沒等會議結束，就憤然退出會場。
晚上，周恩來看到葉劍英關於軍委擴大會議情況的報告，打電話告葉劍英：“沒有我的命令，蕭華不能去大會檢查。”
不料，會議內容不慎泄漏。當天晚上，得知消息的北京軍區戰友文工團等單位的造反派連夜對蕭華發起突然襲擊，衝到景山東街要抓蕭華。多虧蕭華機靈，聞得風聲後從後門跑出，到西山葉劍英住所躲了起來。但造反派還是抄了蕭華的家。
第二天上午，軍委擴大的碰頭會在京西賓館繼續進行。
坐在葉劍英左側的江青見蕭華沒到，陰陽怪氣地火上澆油：“總政治部主任失蹤，躲到哪裏去了啊？”
葉劍英壓了壓火氣，沒予理睬。
不一會兒，蕭華來了。知道內情的徐向前問：“昨晚你到哪裏去了？”
蕭華講了昨晚被抄家的經過。
“啪！”徐向前怒火衝頂，狠勁一掌擊在桌子上，茶杯蓋震起老高，又在桌麵上彈了兩下，滾落地上摔了個粉碎。
這時，葉劍英針對江青的明知故問，高聲怒喝：“蕭華昨天半夜裏跑到我那裏去了，是我把他收留下來的。如果有窩藏之罪，我來擔當！”說著，葉劍英“啪”地一聲，也朝桌子猛擊一掌。由於用力過猛，右手的掌骨都骨折了。
這就是後來名震一時的“大鬧京西賓館”。
幾位老帥“大鬧京西”拉開了1967年“二月抗爭”的序幕。
毛澤東批評中央文革，三老四帥“大鬧懷仁堂”。麵對麵地生死搏鬥，周恩來義無反顧地支持之餘，內心又深藏著難言的苦衷。
也就在這個時候，毛澤東在他召集的兩次常委會上連續批評了江青、陳伯達等人打擊老幹部的做法。
在2月6日的常委擴大會上，毛澤東說：你們文化革命小組，毫無政治經驗，毫無軍事經驗。老幹部統統打倒，你們掌權掌得起來？陳伯達對我是不接觸、不談心，就是送一點文件來。江青眼睛向天，天下沒有幾個她看得起的人。對幹部要寬大一點。犯了錯誤就打倒，就要打到自己頭上來了。你們就不犯錯誤？陶鑄是犯了錯誤，可是一下子就捅出去，不同我打招呼，也沒有同林彪同誌、總理打招呼，上脫離，下沒有同幹部群眾商量。對幹部，不要不許革命。徐向前，我保，住到我這裏來。江華、江渭清、楊尚奎、劉俊秀、譚啟龍這些人還是要保吧！
2月10日，毛澤東繼續召集有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李富春、葉劍英、江青、王力等參加的常委擴大會，當麵批評陳伯達、江青：你這個陳伯達，你是一個常委打倒另一個常委（指打倒陶鑄）！過去你專門在我和少奇之間投機。我和你相處這麽多年，不牽涉到你個人，你從來不找我。你這個江青，誌大才疏，眼高手低！你眼裏隻有一個人。打倒陶鑄，別人都沒有事，就是你們兩個人的事！別人要不就是沒有到，要不就是沒有說話，隻有陳伯達講了話，江青插了話。
看來，毛澤東對打倒陶鑄是知道的，但他不讚成陳伯達、江青那樣將陶鑄置於死地。毛澤東的思維有他特有的豁達和瀟灑，他多次表示，打倒一下，“燒”一下，有什麽關係，無非是貼兩張大字報。過一段時間承認錯誤，作個檢討，再重新站出來就是了。隻要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就不會真正被打倒。但林彪、江青一夥正是利用了毛澤東的這種想法，把事情推向極端，企圖置廣大老幹部於死地。
考慮到維護中央文革的威信，毛澤東還交代：江青、陳伯達的問題，就在常委範圍裏頭講，在文革小組批評，不要擴散到別的地方。
盡管如此，參加會議的李富春、葉劍英還是按捺不住興奮，回去後，把毛澤東對陳伯達、江青的批評告訴了幾位副總理和幾位老帥。
幾位副總理和老帥歡欣鼓舞。他們更加痛恨中央文革一夥，同時自然也陡增了同他們鬥爭的信心和勇氣。
接下來就有了三老四帥“大鬧懷仁堂”。
2月11日，周恩來在中南海懷仁堂主持召開政治局碰頭會。桌子的一邊坐著李富春、譚震林、陳毅、葉劍英、聶榮臻、李先念、餘秋裏、穀牧等，另一邊坐著陳伯達、康生、張春橋、姚文元、王力等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兩軍對陣，分外鮮明。
會上，葉劍英拍案而起，怒斥中央文革一夥：“你們把黨搞亂了，把政府搞亂了，把工廠農村搞亂了，你們還嫌不夠，還一定要把軍隊搞亂，這樣搞，你們想幹什麽？”
徐向前也拍著桌子說：“軍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支柱。你們這樣把軍隊亂下去，還要不要這個支柱！難道我們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這類人來指揮軍隊嗎？”
謝富治說：“軍隊不是你徐向前的。”
葉劍英說：“上海奪權，改名上海公社，這樣大的問題，涉及到國家體製，不經政治局討論，就擅自改變名稱，又是想幹什麽？”
說著，葉劍英嘲諷地問陳伯達：“我們不看書，不看報，也不懂得什麽是巴黎公社的原則。請你解釋一下，什麽是巴黎公社的原則？革命，能不要黨的領導嗎？能不要軍隊嗎？”
陳伯達麵紅耳赤：“葉帥，你這樣講，我就無地自容了。”
關鋒則氣勢洶洶地摔起了皮包：“要這樣講，我還有很多話要說哩！”
最後，周恩來出來收了場：“今天的時間到了，你們願意爭論，可以在以後再說。”
出會場時，陳毅激動地朝葉劍英豎起了大拇指，小聲地說：“劍公，你真勇敢！”
五天之後，一場更為尖銳激烈的鬥爭，把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二月抗爭推向了高潮。
2月16日下午4時，周恩來照例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集政治局碰頭會。會議的原定議程是“抓革命，促生產”。
冤家路窄，前來參加會議的譚震林和張春橋在門口相遇了。
1月6日，張春橋一夥操縱上海造反派，打倒了上海市委書記陳丕顯、市長曹荻秋，篡奪了上海市黨政大權，在全國掀起了“一月奪權”的狂潮。不少省、市、自治區的負責人被遊街、遭揪鬥。周恩來根據毛澤東的意思，頂著林彪、江青一夥的壓力，把一部分受衝擊的省市委負責人接至北京保護起來。但仍有一部分省市委負責人被造反派以種種理由扣住不放而未能來京。陳丕顯就是其中一個。
譚震林一見張春橋，就想起了陳丕顯，問：“陳丕顯來了嗎？”
張春橋斜了斜眼，從喉嚨深處擠出了一點聲音：“群眾不答應啊！”
“群眾？黨組織可以做工作嘛！”譚震林壓著怒火。
“黨？黨不管用了！在上海，科長以上的幹部統統靠邊站了！”
說話間，譚震林和張春橋進了會議室。
譚震林當著大家的麵，盯住張春橋不放：“陳丕顯同誌從小參加革命，是紅小鬼，他有什麽問題？一些大區書記和省委書記有什麽問題？為什麽不讓他們來北京？”
張春橋推脫說：“我們回去同群眾商量一下。”
“什麽群眾？老是群眾、群眾，還有黨的領導哩！不要黨的領導，一天到晚，老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這是什麽？這是形而上學！”譚震林再也抑製不住心中的冤屈和怒火，痛快淋漓地向中央文革一夥打出了“排炮”：
“你們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幹部，把老幹部一個一個打光。老幹部一個一個被整，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離子散。高幹子弟統統挨整，見高幹子弟就揪，這不是反動血統論是什麽？蒯大富是什麽東西？就是個反革命！搞了個百醜圖。這些家夥，就是要把老幹部統統打倒。這一次，是黨的曆史上最殘酷的一次，超過曆史上任何一次！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她是當著我的麵說的。”
一旁的謝富治插話：“不要這麽說嘛，江青和文革小組的同誌多次保你。”
“我不要她保！我是為黨工作，不是為她一個人工作。”
譚震林說著，憤怒地站起來，拿起衣服和文件就往外走：“照這樣搞，讓你們這些人幹吧，我不幹了！砍腦袋，坐監牢，開除黨籍，也要鬥爭到底！”
周恩來見譚震林要退出會議，喝令他回來。
陳毅也說：“不要走，留在裏邊鬥爭！”
陳毅還說：這些家夥上台，就是要搞修正主義。延安整風的時候，有人整老幹部整得很凶，挨整的是我們這些人，總理不是挨整的嗎？曆史證明了誰是反對毛主席嗎？以後還要看，還會證明。
餘秋裏也拍案而起：“這樣對待老幹部，怎麽行？現在是全國範圍內的大逼供信。聯動怎麽是反動組織呢？十七八歲的娃娃，是反革命嗎？”
譚震林說：“我從來沒有哭過，現在哭過三次。哭都沒有地方哭，又有秘書，又有孩子。”
李先念說：“我也哭過幾次。”
男兒有淚不輕彈，何況是革命幾十年、經曆了太多的血與火考驗的老革命家！然而，譚震林、李先念說的沒有一點誇張。據當事人回憶：有一次，周恩來召集國務院碰頭會研究生產問題，李富春、譚震林、李先念三位副總理都到了，但主管工業生產的國家計委副主任餘秋裏被造反派揪走遲遲未到。焦急等待之中，周恩來看到國家搞成這個樣子，革命一輩子的老幹部（餘秋裏為了革命的勝利已經獻出了自己的一條胳膊）被整成這樣，雙眼默默地流淚了，三位副總理也流淚了。
譚震林繼續說：“我不是為自己，是為了整體的老幹部，是為整個黨。”
李先念說：“從《紅旗》雜誌13期社論開始，那樣大規模在群眾中進行兩條路線鬥爭，還有什麽大串聯，老幹部統統打倒了。”
《紅旗》雜誌13期社論是指1966年10月1日發表的《在毛澤東思想的大路上前進》。該社論稱：“有極少數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騙群眾，對抗十六條，頑固地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必須徹底批判。”此後，大批老幹部就在全國各地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喧囂中被打倒。
周恩來當即問康生：“這篇社論，你看了嗎？”
康生說：“沒有。”
周恩來氣憤地說：“這麽大的事，你們也不給我們打個招呼，事先也不叫我們看看！”
在副總理和老帥們“大鬧懷仁堂”的過程中，周恩來沒有過多地發言和插話，而是以一種近乎“沉默”的態度，靜觀事態的發展。但作為會議主持人，周恩來沒有起來批評那些拍案而起、奮起抗爭的老同誌，沒有製止他們的發言，沒有阻止會議的繼續進行，這樣一種無聲的支持是不言而喻的。
周恩來誕辰100周年之際，當年參加會議的穀牧回憶“大鬧懷仁堂”時，說：“周總理的態度也是很明確了，就是大鬧那一天，大家七嘴八舌說個沒完，總理就在場，總理沒有起來批評，說哪個元帥、哪個副總理說怪話。總理隻是講一句話，反複地講，說你們有意見可以提啊，大家不要發牢騷嘛，隻講這麽一句。”
說周恩來支持“大鬧懷仁堂”，是從曆史和人物的複雜心理過程中提取的曆史結論。如果不具體深入到曆史和人物的複雜心理過程，僅停留於簡單的結論表述，就有可能、也難免使後來人對周恩來當時沒有像幾位副總理和老帥那樣拍案而起，同中央文革一夥進行麵對麵的鬥爭感到遺憾，甚至難以理解。
應當說，周恩來當時所采取這樣一種態度，其心理內涵是複雜的。
一方麵，從思想和感情上來說，周恩來與這些“大鬧懷仁堂”的老同誌是相通的。實際上，當出於反修防修初衷的“文化大革命”演化為一場社會大動亂後，周恩來一直以他特有的方式，進行著同大批老幹部相同目的的抗爭。這種抗爭，舉不勝舉，這裏僅舉一件事實。
就在“大鬧懷仁堂”會議結束後不到2個小時，周恩來連續接見兩批群眾組織代表，對中央文革一夥操縱造反派亂黨亂軍、打擊迫害老幹部的行徑發出了怒吼。晚上9時半，周恩來接見內蒙古自治區造反派代表，說：你們公開在街上罵解放軍，這是給解放軍臉上抹黑。有人衝軍區大院，貴州有人還要繳軍區的械；長沙不僅衝了，而且進駐了軍區大樓；北京衝三座門，抄了蕭華主任的家，要找徐向前副主席辯論，這樣完全是對解放軍不信任。我們在去年二三月份做夢也沒有夢到現在這樣的局麵，我們不是先知先覺。你們可以看一看你們的那些口號是不是合適，什麽砸爛××狗頭，新疆甚至有人號召解放軍要舉起槍來，這說輕點是天真，說重點是誤入歧途了。如果外敵入侵，衝鋒陷陣的還是幾百萬解放軍和幾十年的老幹部。軍隊搞亂了，怎麽保衛文化大革命？怎麽保衛無產階級專政？
次日淩晨2時半，周恩來接見財貿口造反派代表，向他們發出了嚴厲的警告：我要提醒你們，你們要走到邪路上去了！……怎麽能把老幹部統統撤掉呢？把老幹部一概打倒行嗎？老幹部都打倒，我們都靠邊站，把國家大事都交給你們，你們能承擔得起嗎？如果讓你們這樣做，我就要犯罪。現在到了關鍵時刻，我不能不說話。不能這樣無休止的搞下去了。對外經委的方毅同誌入過獄，中央審查過沒有問題，他的工作做得很好。但他被停止工作鬥了一個多月。對幹部一鬥就是幾十天，張霖之死了，他被捕過，煤炭部造反派、礦業學院造反派就是抓住他不放，鬥了四十多天，他是怎麽死的我還不知道。我心裏很難過。你們把段君毅（時任一機部部長）、王磊（時任商業部副部長）抓走，這樣搞怎麽行？必須把抓走的人交出來。我們感到，你們是以敵對的態度來對待領導幹部，幾十年的戰友，你們不感到我感到了。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主席一向反對。現在這樣的鬥爭也是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戴高帽、掛黑牌、搞噴氣式，並把照片登報紙、傳單，給外國記者。
我想到這些就心裏難過。我是不會流淚的，任何時候我都能挺下去。
就在這次接見中，周恩來下令當場逮捕了操縱造反派“砸爛”財政部黨組，要打倒李先念，搶奪財政部業務大權的財政部副部長×××。
可以說，周恩來的上述言論和行動，其精神實質與“大鬧懷仁堂”的老同誌的言行是一致的。隻不過在表現方式上不一樣。
以上是周恩來對“大鬧懷仁堂”所持態度的心理內涵的一個方麵。
還有另外一個方麵。從抗爭方式和鬥爭策略上考慮，周恩來根據自己對情況和局勢的了解與分析，他又不希望這幾位副總理和老帥同中央文革小組的人發生這樣麵對麵的鬥爭。因為周恩來非常清楚，同中央文革一夥的矛盾與鬥爭，既是尖銳的，然而又是極其錯綜複雜的。
複雜性就在於黨的領袖毛澤東的嚴重失誤與林彪、中央文革一夥肆虐橫行的錯綜關係。
中央文革，這一極左的曆史怪胎，大唱“革命”高調，擅玩陰謀詭計。他們迎合和利用毛澤東的一些錯誤認識和錯誤決策，在毛澤東的心目中騙取了相當程度的信任。
毛澤東希望通過“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林彪、江青一夥表麵上十二萬分地支持毛澤東的這一思想，實際上是與毛澤東的想法背道而馳。他們不是要以“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而是要真亂，越亂越好，最終目的是在亂中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權。但是，畢竟在“天下大亂”這一階段，林彪、中央文革一夥拍上了毛澤東的思想節奏。
因而，林彪、中央文革一夥的某些“大亂”活動，得到了毛澤東本人的認可和支持。而林彪、中央文革一夥正是以此為“尚方寶劍”，有恃無恐。誰要反對他們，就給誰扣上“反對毛主席、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罪名。以至於“誰反對中央文革，就打倒誰”，成了當時的一條重要“刑律”。
毛澤東雖然也批評過中央文革的有些做法，也批評過江青、陳伯達打擊老幹部，但並不意味他否定中央文革。
相反，在毛澤東看來，對他親自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中央文革是積極的，倒是在老幹部的思想中還存在著相當大的阻力。
而毛澤東的性格是，對他自己以為正確的重大決斷，他是決不讓步和妥協的，而是要排除一切阻力努力去實現它。
因此，對於以周恩來為代表的一些老同誌的正確思想和主張，毛澤東有時支持，有時非但不支持，而且還給予嚴厲的批評和壓製。
在2月初的一次政治局常委會上，毛澤東就表示過，要中央文革小組代替中央書記處。
在這樣的情形下，與中央文革小組發生正麵衝突，批評“文化大革命”，導致毛澤東的不滿且不說，更不利的是會給隨時都想置老幹部於死地的野心家提供在毛澤東麵前挑撥是非，並借機打倒老幹部的口實和把柄。如果這樣，黨和國家更多的權力將落到林彪、江青一夥的手中，他們更加可以肆無忌憚，為所欲為。到那個時候，代表黨內正義力量的老幹部想與他們作鬥爭，也恐怕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了。因為一旦被林彪、江青一夥借機打倒，即使有幸生存下來，也失去了合法的鬥爭權力。像李富春、陳毅、譚震林、聶榮臻、李先念、徐向前、餘秋裏等，是周恩來在動亂中與中央文革一夥周旋、鬥爭，維係黨和國家工作基本運轉可以依靠的重要力量和得力助手。周恩來就是擔心幾位副總理和老帥因一時不慎，被中央文革一夥抓住把柄借機打倒，那他就真正成了“光杆司令”，隻能孤軍奮戰。
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周恩來正是基於如此錯綜複雜的鬥爭形勢的冷靜分析和估量，從維護毛澤東的威信和黨的團結著想，從黨和國家的利益著想，以超群的膽識和智謀，選擇了一種不知要比拍案而起艱苦多少倍的迂回的、曲折的、韌性的、在特殊曆史時期的特殊鬥爭方式。同時，他也希望在他身邊工作的老同誌也能夠采取這種鬥爭方式，以保存足夠的力量，與林彪、江青一夥抗衡，以便共同支撐這個危局。
周恩來的許多舉動都表明了他的這一良苦用心。
周恩來的秘書周家鼎回憶說：
“文化大革命”全麵發動之後，在林彪、江青一夥的操縱下，極左思潮泛濫，出現打、砸、搶、抄、抓的違法行為，到處揪人、武鬥、奪權，弄得人心惶惶，朝不保夕。許多老同誌包括一些老一輩革命家，對“文化大革命”的意見越來越大，不時流露出一些憤懣情緒，有的人按捺不住，不顧場合地大發議論。周恩來知道後，非常焦急，生怕這些老同誌發泄不滿，會帶來麻煩，他就很難為他們說話、“保駕”了。他親自給幾位老帥和副總理寫了一封信，信的內容大意是：運動方興未艾，欲罷不能，大勢所趨，勢不可擋，隻能因勢利導，發氣無濟於事。要十分注意你們的言行，謹慎從事，不要說過頭話，不要做過頭事，不要節外生枝，增加文化大革命的困難，不要被人抓住把柄，造成被動。要他們“戒慎恐懼”，遇事三思……他囑我親自送給幾位老同誌看，一定交給本人，不要轉手，閱後由本人簽字帶回。我拿著信先後到過陳毅、賀龍、李富春、李先念、譚震林、餘秋裏等同誌那裏。他們看過信後，深受感動，有的人掉了眼淚，認為這是總理在那非常時期，對他們的最大關懷和愛護。
遺憾的是，這封信簽名回來周恩來看過後，就被銷毀了。
不過，在檔案部門沉睡的幾萬件檔案中，還保存著這樣一封周恩來的親筆信，同樣反映了周恩來的類似苦心。
1967年2月2日，也就是在幾位老帥“大鬧京西賓館”後不久，周恩來給陳伯達、江青並中央文革小組寫了一封信：
伯達、江青同誌並文革小組各同誌：
一、提議今後每星期一、三、五晚十時起在釣魚台開碰頭會，以文革為主，我參加，討論形勢和政策及有關文件草案，其他有關同誌按問題性質臨時通知參加。
明（3）日，我提議討論初中和小學開學文件、工業生產問題（文件在印發），下一次討論農業。
二、提議今後每星期二、四、六下午三時半在懷仁堂或國務院會議室開碰頭會，以常委四同誌（周、陳、康、李）為主，副總理（陳、李、譚、聶、謝）和劍英參加。務請文革江青同誌或指定的同誌參加，分別討論黨政一些業務問題。
敬禮！
周恩來
二月二日
周恩來的這封信，目的是想把國務院碰頭會和文革碰頭會分開，其用意是很明顯的：
一方麵，他試圖把“文化大革命”與黨和政府的業務工作分開，以減少“文化大革命”運動對生產業務工作的幹擾和衝擊。
另一方麵，鑒於幾位老帥“大鬧京西賓館”，幾位副總理的火氣也越來越大，隨時都有可能與中央文革一夥鬧翻臉的態勢，也有盡量減少他們與中央文革一夥的正麵接觸，以避免發生麵對麵衝突的用心。
但是，周恩來的提議，毛澤東沒有同意。毛澤東在周恩來的信上批：“此件不用，退周。”
事情也巧，好像周恩來有預感似的。幾天之後，就發生了“大鬧懷仁堂”。
雖然周恩來不希望副總理和老帥們采取這種拍案而起、陽剛硬抗的鬥爭方式，但事情既然已經發生了，他也就不好當著中央文革一夥的麵來責備這些老同誌，隻能暗中支持這些老同誌。
“大鬧懷仁堂”的老同誌是可欽可佩、可歌可泣的。
但是，在當時那種特殊的曆史環境下，周恩來是為“大鬧懷仁堂”的這些老同誌捏著一把汗的。
周恩來的擔心是，中央文革一夥肯定會到毛澤東那裏去告黑狀。
以往每次開完碰頭會，周恩來都要向毛澤東匯報，或到毛澤東處當麵口頭匯報，或寫信向毛澤東書麵報告。但這一次會後，周恩來既沒有到毛澤東處當麵匯報，也沒有書麵報告。對此，穀牧同誌是這樣解釋的：“這一次總理沒有去，三天沒有去。江青、張春橋就到毛主席那裏去告狀。毛主席不高興了，說過去每次開會，你周恩來都來講講，怎麽這次不來。因為總理去不好講，他實際上是支持我們的，但是他又不敢說支持啊，他想拖，看看能不能拖過去。”
然而，事情還是沒能拖過去。接下來發生的事證明周恩來對“大鬧懷仁堂”的擔心和憂慮並非多餘。
譚震林給林彪寫信：真比武則天還凶，總理已被他們整得夠嗆了。江青、張春橋告黑狀，林彪火上澆油。毛澤東盛怒難擋：如果文化大革命失敗了，我和林彪再上井岡山打遊擊。周恩來被迫檢討。二月抗爭的失利，使周恩來陷入了更為艱難的處境。
2月16日懷仁堂會議結束後，擅搞政治陰謀的張春橋、姚文元當即與王力一起核對整理了一份會議記錄，並逐條向江青匯報。
江青一聽，暴跳如雷，大叫“這是一場新的路線鬥爭”。她要張春橋、姚文元、王力連夜向毛澤東報告。
當然，他們知道毛澤東最不愛聽、最忌諱的是什麽，也知道什麽樣的話能激怒毛澤東。哪些該詳細說，哪些該簡略，都有一番謀劃。
江青還給毛澤東寫了張紙條：“主席：張、姚有重要情況報告，盼速見。”
毛澤東當夜召見了張春橋等三人，聽他們匯報。
張春橋先是匯報了譚震林責問陳丕顯的事，說老同誌有情緒。毛澤東隻是笑了笑，沒當回事。老同誌不理解也是正常的。
接著，張春橋使出了殺手鐧，詳細地添油加醋地匯報了陳毅的“黑話”：“陳毅說，延安整風冤屈了許多人，這次文化大革命也將冤屈許多人。他還說斯大林晚年重用赫魯曉夫，斯大林在世時，赫魯曉夫吹捧得最起勁，斯大林死後，赫魯曉夫就焚屍揚灰……”
毛澤東臉上的笑容頓時消失。“斯大林晚年”的曲筆之意，是晚年毛澤東最忌諱的話題，而當時毛澤東重用林彪，有意讓林彪來當接班人。延安整風總體上是正確的，但其中也有些彼此心照不宣的敏感問題。
毛澤東被激怒了。
張春橋繼續說：“總理對《紅旗》雜誌第13期社論沒有送給他看有意見。”
毛澤東說：“黨章上沒有這一條，黨報黨刊社論要經常委審查！”
……
王力曾回憶過當時的匯報情況，他說：“我注意到匯報前麵其他情況時，主席光笑。當講到陳老總發言的時候，主席變了臉，不再笑了。主席開始是當笑話聽的，聽到這裏，板起麵孔，從此以後再也沒笑。主席以後講的問題，話都比較厲害。……主席已當成很大的問題了，但還沒有發脾氣。”
次日，林彪又在毛澤東麵前火上澆油。
這天，譚震林給林彪寫了一封信，痛斥中央文革一夥。信中寫道：
昨天碰頭會上我是第三次反擊，第一次是前天在電話中，第二次是昨天一早寫了一封信。我所以要如此，是到忍無可忍的地步。
他們（指江青一夥——作者注）不僅不聽主席的指示，當著主席的麵說“我要造你的反”。他們把主席放在什麽地位，真比武則天還凶。
……大批老幹部，省級以上的高級幹部，除了在軍隊的，住在中南海的，幾乎都挨了鬥，戴了高帽，坐了飛機，身體搞垮了，弄得妻離子散，傾家蕩產的人不少，譚啟龍、江華同誌就是如此。我們黨被醜化到無以複加了。北京百醜圖出籠後，上海、西安照辦。真正的修正主義反革命分子無人過問，他們有興趣的是打倒老幹部，隻要你有一點過錯，非整死你不可。
我想了很久，最後下了決心，準備犧牲。但我絕不自殺也不叛國，也絕不允許他們如此蠻幹。總理已被他們整得夠嗆了，總理心襟寬，想得開，等候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時？難道等到所有老幹部下去了再說嗎？不行，不行，一萬個不行！這個反我造定了。下定決心，準備犧牲，鬥下去，拚下去。
林彪看了譚震林的信後，恰好江青來到神秘陰森的毛家灣，向林彪狀告“大鬧懷仁堂”的老同誌。
可以想象，當江青看了譚震林的信後，會是怎樣的暴跳如雷。
於是，譚震林的信被立即轉送給毛澤東。
林彪還在譚震林的信上批道：“主席，譚震林最近的思想意識糊塗墮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現將他的信送上，請閱。”
2月19日淩晨，毛澤東召集政治局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周恩來、李富春、葉劍英、李先念、康生、謝富治、葉群等。
會上，毛澤東嚴厲批評“大鬧懷仁堂”的幾位老同誌：中央文革小組是執行八屆十一中全會決定的。十一中全會你們都是舉了手的，討論進行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你們都是投了讚成票的，為什麽現在又反對？文革小組錯誤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是正確的。誰反對中央文革，我就堅決反對誰！你們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辦不到！葉群同誌，你回去告訴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穩當哩！如果文化大革命失敗了，我和他再上井岡山打遊擊。你們說陳伯達、江青不行，那就改組文革小組，讓你陳毅來當組長，譚震林、徐向前當副組長。我和林彪馬上走！陳伯達、江青槍斃！康生充軍！力量還嫌不夠，就把王明、張國燾請回來。你陳毅要翻延安整風的案，全黨不答應。你譚震林也算是老黨員，為什麽站在資產階級路線上說話呢？
毛澤東這次的確是大動了肝火。據康生後來說：“我跟主席這麽多年，從來沒見到他發這麽大的脾氣。”
周恩來事先雖有一定的心理準備，但也沒料到毛澤東會把話說到這種地步——把話說絕了。他心情十分沉重。
明擺著，如果這時硬要起來論個我是你非，黨就要分裂，軍隊就要分裂，國家和民族將陷於萬劫不複之中。
顧全大局，相忍為黨。這是當時的曆史空間留給周恩來的唯一選擇。
這時，必須有人出來承認“錯誤”，以緩和毛澤東的氣頭，使毛澤東平靜下來。除了周恩來，沒有任何人能夠替代。為什麽說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起到了特殊的緩衝作用？為什麽說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起到了他人絕難替代的作用？這就是其中一個生動感性的實例。
周恩來一邊勸毛澤東不要生氣，一邊誠懇地自我檢討，大意是：懷仁堂會議的事，主要責任在我，我作為會議主持人，沒有掌握好。會後，幾位老同誌也感到這樣做不對，找我作了檢查，我沒有及時向主席匯報。他們自己也感到講了些對不起主席的話，想找個機會當麵向主席檢討。
毛澤東的怒氣和緩了一些，他說：恩來同誌，我建議這件事要開會認真討論，一次不行就開兩次，一個月不行就開兩個月，政治局解決不了，就發動全黨來解決。於是，會議決定由周恩來出麵主持政治局“政治生活批評會”，對陳毅、譚震林、徐向前等進行批評，陳毅、譚震林、徐向前三人“請假檢討”。陳毅的工作，由周恩來親自做，親自找他談。
從2月25日至3月18日，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周恩來被迫在懷仁堂主持召開了7次“政治生活批評會”。
會上，中央文革一夥扯大旗當虎皮，借機以“資產階級複辟逆流”（又稱“二月逆流”）的罪名對陳毅、譚震林、徐向前等三老四帥進行批鬥圍攻，並把矛頭指向周恩來。
康生說：“這是十一中全會以來發生的一次最嚴重的反黨事件！是一種政變的預演，一種資本主義複辟的預演！”
江青說：“你們的目的就是想為劉少奇、鄧小平翻案！保護老幹部，就是保護一小撮叛徒、特務……”
陳伯達說：“反對文化大革命，炮打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這是自上而下的複辟資本主義，這是顛覆無產階級專政！”
……
各種帽子、棍子一齊飛來。什麽“俱樂部”、“黑幹將”、“聯絡員”，等等。李富春是協助周恩來處理國務院日常工作，幾個副總理常因工作需要到他家裏討論問題，被誣為“二月逆流”的“俱樂部主任”，協助周恩來抓經濟工作的餘秋裏和穀牧被誣為“俱樂部”的“聯絡員”。
這樣一說，周恩來不就是“二月逆流”的“總後台”嗎？
這正是中央文革一夥的險惡用心，由此逼周恩來作檢討。
不得已，周恩來隻好自我檢討，檢討自己“在路線鬥爭問題上不敏銳、遲鈍”。
不光自己違心地檢討，周恩來還要說服“大鬧懷仁堂”的老同誌檢討。
據童小鵬回憶，周恩來當時對幾位副總理和老帥們提出：“第一，要心安氣靜，吃好睡好，不要住院，要與他們奉陪到底；第二，要堅守自己的崗位，一定要抓工作，自己的陣地不能放棄，放棄陣地，就是退卻、逃兵；第三，該檢查的就檢查，要講點策略和鬥爭藝術，不能匹夫之勇。這樣做並不是怕誰，過去打天下時，為了人民，可以把生死置之度外，現在為了把住人民所給的權力，受點侮辱、批判又算得了什麽？”
周恩來所選擇的鬥爭道路，從一開始就注定了既是一條充滿荊棘和漩渦的艱難之路，也是一條痛苦之路。周恩來是一個非常看重道德人格的政治家。自己有時不得已的違心之舉，對他來說是痛苦的；別人甚至連有些並肩戰鬥幾十年的老同誌對此不理解，周恩來就更為痛苦。但為了黨和國家的利益，為了民族的安危與前途，他不能不拋棄個人的榮辱得失而忍辱負重。
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大義凜然的二月抗爭的失利，使周恩來陷入了更為艱難的處境。
原本可以協助周恩來處理黨、政、軍、文革工作的幾位副總理和老帥失去了發言權，連參加政治局會議的資格也被剝奪了。
原由周恩來主持，幾位副總理和老帥及有關負責人參加，處理黨和國家大事的中央碰頭會被迫中斷，由中央文革碰頭會取代。
中央文革碰頭會雖然還是由周恩來主持召集，但成員多是江青一夥。周恩來勢單力薄。
江青一夥公開逼周恩來交權。中央文革碰頭會上，江青、張春橋幾次公然對周恩來說：“主席已經講過了，文革小組代替了書記處。以後總理要像對待書記處一樣對待文革小組。”
頂著所謂反擊“二月逆流”的黑風惡浪。江青、張春橋幾次提議要把“二月逆流”的材料發下去。毛澤東亮了底：“不能發，因為牽涉到總理。”五一節剛過，周恩來給陳毅、譚震林、李先念、餘秋裏、穀牧（並告李富春）寫了一封措辭嚴厲的“警告”信。
可以這樣說，二月抗爭的失利，使中央文革從周恩來手中攫取了黨和國家的相當一部分權力。
江青一夥還不滿足，他們還想打倒周恩來，攫取更大的權力。
3月，江青、張春橋提議要把“二月逆流”的材料發下去，毛澤東沒有同意。他們不甘心，又幾次提出。最後，毛澤東亮了底：“不能發，因為牽涉到總理。”
江青一夥不甘心，通過各種渠道故意把“二月逆流”的材料公諸於眾，欺騙不明真相的群眾，在全國掀起大規模的所謂反擊“二月逆流”的黑風惡浪。
3月14日，首都北京街頭出現了聲勢浩大的十萬人遊行示威。他們高喊“打倒二月逆流的黑幹將”，“打倒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揪出二月逆流的黑後台”，“用鮮血和生命保衛中央文革”等口號，把所謂反擊“二月逆流”推向了第一個高潮。
麵對所謂反擊“二月逆流”的黑風惡浪，在極為艱難的處境下，周恩來竭盡全力，保護所有與“二月逆流”脫不了“幹係”的老同誌。
譚震林、陳毅、徐向前被打成“二月逆流”的“黑幹將”，受到最嚴重的批判和衝擊。周恩來對陳毅、徐向前的保護，在本書的其他章節另有敘述，這裏僅說說對譚震林的保護。
當時任中央警衛局負責人的李樹槐曾回憶說：
1967年批所謂“二月逆流”之後，一次，一批紅衛兵聚集在中南海的西大門，叫喊要抓譚震林，把大門敲得咣咣響。我那天正好值班。大約在八九點鍾的時候，他們把大門衝開了，人也衝了進來。我們派了一個連在門口堵住，使他們不能再往裏進。我打電話向總理請示，總理說，你讓那個頭頭接電話。總理問他叫什麽？能否負責？那人說能。總理就對他說：馬上把人都撤出中南海去，如果撤不走出了事，你要負完全責任。下午3點，把你們的負責人都找來，我在西花廳接見你們。結果這人連大氣都不敢出，放下電話吹起口哨，大喊向後轉，把人都撤出去了。下午3點，總理真去接見他們，我也跟去了。總理對他們苦口婆心講了半天，最後才把問題解決了。
當時擔任周恩來衛士的喬金旺談到了周恩來保護譚震林的另一個細節：
一次，在人民大會堂批譚震林。一開始，造反派倒還守規矩，可中間總理有個電話，離開會場去接電話。造反派一看總理走了，就上了台，開始動手動腳，又是讓譚震林低頭，又是讓哈腰。總理接完電話回來一看，很生氣，批評造反派說：“你們這像什麽話！我們事先達成協議了嘛，不許搞體罰，不許侮辱人格的嘛！我還在場嘛！”懾於總理的威嚴，造反派隻好從台上退了下去。
對因“二月逆流”受衝擊的李先念、餘秋裏、穀牧等人，用周恩來自己的話說，是“再三地保”。
3月21日淩晨，周恩來接見財貿係統的造反派。
一造反派提出：“我們要把炮轟李先念的大字報貼到街上去。”
周恩來氣憤地回答：“你如果非要問我，我告訴你，我是不主張大字報上街的。但我是難以限製你們的，現在是大民主嘛！現在街上許多大標語，並不都是我同意的。李先念是國務院副總理，中央還信任他嘛。你們總說我和中央文革的口徑不一樣，就是不一樣嘛！財貿口要開李先念同誌的檢討大會，我一定要參加。”
同日晚上12時，周恩來接見郵電部、交通部、鐵道部群眾組織代表和各部黨組成員。
有群眾代表問：“外麵大街上貼出了打倒餘秋裏、炮轟穀牧的大標語，這是怎麽回事？請總理解釋一下。”
周恩來說：“群眾寫大字報嘛，我怎麽好下命令叫群眾不要寫呢？有些口號我不能幹涉，但是我是不能同意的。有些口號絕對化。有人也貼我的大字報。隻要是善意的，即使有些過頭也不要緊。蒯大富也貼過我的大字報嘛！”
又有代表問：“有人說李先念、餘秋裏、穀牧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我們搞不清楚。”
周恩來說：“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我今天能夠帶他們到這裏來開會嗎？要實事求是，不能像外國記者那樣去相信外麵的大標語。”
“對他們的錯誤可以批判嗎？”
“批判錯誤可以，要打倒他們我不同意。現在有人非要一批就倒，批判不一定就要打倒嘛！”
4月6日，周恩來接見要揪鬥餘秋裏、穀牧的國家計委、經委、建委的造反派代表。李富春、李先念、餘秋裏、穀牧都參加接見。
經委的“遵義公社”代表提出：“目前經委鬥薄一波鬥不起來，阻力來自餘秋裏和穀牧。我們認為，要鬥倒薄一波，先要鬥倒穀牧、餘秋裏。”
周恩來回答說：“你們說要鬥倒薄一波，必先鬥倒穀牧、餘秋裏，這個邏輯是不通的。”
計委造反委員會的代表說：“我們也認為鬥爭薄一波的阻力來自餘秋裏、穀牧，餘秋裏、穀牧是鬥爭薄一波的絆腳石。薄一波的爪牙都是餘、穀包庇的。”
“你們這樣搞，開會我不能去。”
計委的造反派又說：“餘秋裏的檢討至今一個字也沒有。”
周恩來說：“他現在身體不好。身體不好就寫不好。穀牧、先念同誌的檢討也放在我這裏。”
周恩來接著從肯定成績入手充分肯定餘秋裏，說：“17年的建設是和革命一樣，主流同樣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1965年搞的1966年計劃，是小計委主持計委工作的主要成績，不能否定。蘇聯撤退專家，三年困難時期，調整、鞏固、充實、提高，主席提5年為期，結果3年就實現了，編製了第三個五年計劃。你怎能說成績不是主要的？餘秋裏是毛主席提出來的，你總不能說毛主席選將選錯了吧！”
周恩來這一著的確厲害，問得造反派啞口無言。
周恩來最後說：“餘秋裏、穀牧的材料先給你們，讓他們再準備一下，然後再去檢討。他們還要工作。你們看經濟戰線上抓工作的現在連我一共隻有5個人嘛！把你們提拔上來能行嗎？”
在此後的一次接見財貿口群眾組織代表的大會上，周恩來對不聽勸阻，執意在天安門召開所謂“打倒大叛徒頭子李先念”大會的造反派頭頭，進行了嚴厲批評。說：不能造這個謠，我要辟謠。這不是打倒、炮轟的問題，是關係世界的大事。
我倒不擔心李先念同誌，他59歲了，總是奮鬥一輩子，打了一輩子仗。過雪山一、四方麵軍會合時，毛主席一眼就看出這個同誌有政治頭腦，年輕優秀。我奉勸有些人不要把派別鬥爭聯係到抓叛徒的問題上，這個很危險。你抓一個，我抓一個，砝碼不斷增高，這是賭博式的危險的作風，不是主席的作風，不是實事求是的作風。
周恩來的最後這幾句話，也是對江青一夥出於其不可告人的目的，操縱紅衛兵以抓“叛徒”的卑劣行徑，打擊迫害老幹部的嚴厲譴責。
對因“二月逆流”受衝擊、批判的老同誌，周恩來除了直接出麵力保外，還通過各種途徑將這些老同誌的“錯誤”淡化，並抓住一切機會創造條件，讓這些老同誌“過關”。
4月中旬，中共中央召開軍委擴大會議。
會前，周恩來找徐向前、葉劍英、聶榮臻三位軍委副主席商量，說由於三支兩軍是倉促上陣，大家沒有思想準備，沒有經驗，難免犯錯誤。這次開會，就著重總結前一階段的經驗教訓，以利改進工作，不辜負毛主席的期望。會議不要追究個人的責任。
然而，林彪、江青一夥在會上煽風點火，批判所謂“帶槍的劉鄧路線”，再一次圍攻參加“大鬧懷仁堂”的老同誌。
就在林彪、江青一夥對這些老同誌的“錯誤”無限上綱、妄加罪名時，4月24日，周恩來參加軍委擴大會議。在他親自起草的講話提綱中，把“二月逆流”寫為“二月的亂子”。認為：此事“錯在對群眾的關係上”，“主觀上是擁護主席”，“想搞好，但立場有時沒有站對，思想方法舊，所以連犯錯誤，我們應該給以幫助”。“幾位同誌（指參加“大鬧懷仁堂”的老同誌）的自我批評，也算是一種經驗的總結”，“希望你們既能沉得住氣，一知錯就改，又能勇於負責，把各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推向前進”。
當然，周恩來對這些老同誌能夠加以保護，毛澤東的默許和支持是至關重要的條件。
周恩來知道，毛澤東雖然嚴厲地批評了“大鬧懷仁堂”的老同誌，但對他們還是有感情的，絕無打倒之意。
4月29日，“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的第一個五一國際勞動節前夕。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118室召集周恩來和被指責參與“二月逆流”的老同誌李富春、陳毅、譚震林、徐向前、葉劍英、聶榮臻、李先念等開了一個團結會。
關於這個團結會存在不存在，目前黨史界還有爭議，說法不一。有的說有這麽一個會，有的認為沒有這麽一個會，還有的幹脆回避這個問題。
筆者根據有關檔案材料和最近有些老同誌的回憶，專此作了一些考證。
“文革”期間在李先念同誌身邊任秘書的蔣冠莊、郝誌學回憶：“4月30日晚，毛主席在比較了解懷仁堂會議的實情後，曾把‘二月抗爭’中的幾位老同誌找在一起，表示不要再講二月逆流了，說他們是搞陽謀，不是搞陰謀。”
1959至1972年在陳毅身邊任秘書的杜易回憶說：“1967年4月29日下午3至5時，毛澤東邀請周恩來、李富春、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譚震林、李先念、餘秋裏、穀牧等到他的住處聚會。這是毛澤東2月給陳毅回信說‘見麵有期，稍安勿躁’以來，陳毅同毛澤東第一次見麵。”
查1967年周恩來的工作台曆，有這樣的記載：4月29日下午3時，主席在118室開會。
據此，筆者認為：團結會是存在的，隻是時間不是一般所認為的4月30日晚上，而是29日下午，地點不是在中南海毛澤東的住處，而是在人民大會堂118室。
團結會意味著毛澤東對“大鬧懷仁堂”的老同誌的氣頭已基本過去了。
五一節在即，按慣例，在京的黨政軍領導人在五一節那天要登上天安門“亮相”，與首都人民同歡。在當時那種特殊的歲月氛圍裏，這樣重大的節日能否有資格上天安門，成了判定某個人有無“問題”的顯著標誌，關係重大。一般來說，這個人能參加這類活動，名字一見報，就意味著此人政治上沒什麽問題，不在打倒之列。
周恩來抓住團結會的機會，草擬出五一節上天安門觀禮的黨政軍負責人名單送毛澤東批準，所有因“二月逆流”受指責的老同誌都在這名單之中。
5月1日晚上，這些老同誌都登上了天安門，與毛澤東等一起同首都群眾歡度五一節。次日的《人民日報》作了報道。
盡管這樣，這些與“二月逆流”有關的老同誌還是被認為犯了嚴重的錯誤。
在毛澤東的心中，那些“大鬧懷仁堂”的老同誌還沒有回到他們“大鬧”前在他心目中的位置。
據5月2日的《人民日報》報道：5月1日中午12時半，毛澤東和林彪乘坐敞篷汽車來到勞動人民文化宮，而後又來到中山公園，同首都三百萬群眾，一起歡度五一節。在毛澤東和林彪乘坐的敞篷車後麵，分乘三輛敞篷汽車的還有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李富春、謝富治、蕭華、楊成武、粟裕、江青、王力、關鋒、戚本禹、葉群等。
“大鬧懷仁堂”的一些老同誌沒能與毛澤東一起遊園。
對此，王力是這樣分析的：“五一節上午，主席在勞動人民文化宮集合了幾個人：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李富春、江青、王力、關鋒、戚本禹、葉群（張、姚被主席派到濟南去了），坐敞篷汽車見群眾，因為事先沒有布置，人太擠，汽車開進中山公園就被包圍，無法繼續前進，就回來了。主席不要其他常委和政治局委員參加，以上麵這些人作為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代表。主席那時一麵叫一些老同誌上天安門，一麵又怕模糊了‘界限’，另搞了這個。”
王力的分析權且僅作參考。但是，從當時的局勢來看，毛澤東雖然與“二月逆流”的老同誌開了團結會，前景卻並不是太可令老同誌樂觀。
這種局勢的微妙和複雜，有些老同誌可能未必明白，但周恩來看得比較清楚。因此，5月5日，五一節剛過，周恩來給陳毅、譚震林、李先念、餘秋裏、穀牧（並告李富春）寫了一封措辭嚴厲的“警告”信。
信中說：“五一團結，不要又造成你們五位同誌錯覺”，重犯過去“錯誤”，否則，“那就又要來一個新的反複”，甚至“走入絕路”。“專此警告，勿謂言之不預。”
周恩來所寫信“警告”的這5位老同誌正是沒能參加五一節上午毛澤東召集的遊園活動。
周恩來的這封信，類似前麵提到的周恩來秘書周家鼎回憶的，周恩來在“文革”開始後不久告誡副總理和老帥們說話要小心謹慎、不要讓人抓住把柄的那封信。
僅此，周恩來對這些老同誌的嗬護躍然紙上，可敬可歎。
王力對毛澤東當時複雜心情（既讓這些老同誌上天安門，又沒有把他們完全放入到“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推測，昭示了林彪、陳伯達、江青、康生、張春橋、姚文元一夥的內心盤算。
周恩來對這些老同誌的擔心和憂慮也就是針對林彪、江青一夥的心理盤算。
後來的事實證明，周恩來的這種擔心和憂慮並非多餘。
1968年10月，八屆十二中全會召開之際，林彪、江青一夥重又煽起批判“二月逆流”的黑風，並在會上圍攻、批鬥參加二月抗爭的老同誌。譚震林連參加會議的資格都被取消了。
1971年11月14日，林彪事件整整2個月之後，毛澤東接見參加成都座談會的李大章、張國華等。當葉劍英走進會場時，毛澤東指著他對到會人員說：“你們再不要講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麽性質？是他們對付林彪、王（力）、關（鋒）、戚（本禹）。那個王、關、戚和‘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總理、老帥。老帥們有氣嘛，發點牢騷。他們是在黨的會議上，大鬧懷仁堂嘛！”
1981年3月18日，鄧小平同《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起草小組負責人談話時說：“所謂‘二月逆流’，不是逆流，是正流嘛，是同林彪、‘四人幫’的反複鬥爭嘛。”
從這個意義上說，陳毅、譚震林等是二月正流的“紅幹將”，周恩來則是名副其實的二月抗爭的“紅後台”。
麵對空前的呼嘯而來的打擊、迫害老幹部的惡浪，麵對閻紅彥、陶勇、張霖之、衛恒等的慘死身亡，一大批老幹部怎麽也想不通、跟不上了。一場在黨內高層發生的、對“文化大革命”極左錯誤和林彪、江青一夥的倒行逆施的大規模抗爭由此開始了。
1967年1月，幾乎是在一月奪權狂潮迭起的同時，一股空前的打擊、迫害老幹部的惡浪呼嘯而來。
1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鑄被突然以莫須有的罪名打倒。
同日，解放軍總政治部副主任劉誌堅被康生冠以“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軍隊的代表”的罪名打倒。
陳毅、葉劍英這兩位中央軍委副主席被指責為“軍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代表”，遭造反派圍攻。
1月7日前後，成千上萬的紅衛兵連續包圍並多次衝入中共中央、國務院所在地中南海，要揪鬥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和陳毅、譚震林、李富春、李先念、餘秋裏等。
1月8日，中共雲南省委第一書記、昆明軍區第一政委閻紅彥上將被陳伯達、江青所逼，留下“我是陳伯達、江青逼死的”的字條，含冤自盡。
1月21日，東海艦隊司令員陶勇中將突然不明不白地死於司令部招待所花園的一口井裏。
1月22日，煤炭工業部部長、黨組書記張霖之被殘酷迫害致死。
1月29日，中共山西省委第一書記、省長衛恒連續慘遭揪鬥，自殺身亡。
短短的一個月內，這麽多黨、政、軍高層領導含冤身亡。這些老幹部過去出生入死，沒有倒在日本侵略者和國民黨反動派的槍口下，卻死在了……
就說張霖之吧。他1929年參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5年發動鹽民暴動，組織紅軍遊擊隊。抗日戰爭時期，任中共山東省委委員、組織部長，在黃河以北領導抗日鬥爭。解放戰爭時期，曆任晉冀魯豫區黨委書記、縱隊政委、第二野戰軍兵團副政委，參加了挺進大別山、淮海戰役、解放大西南等戰役。建國後曆任南京市副市長，重慶市委書記，第二、三機械工業部副部長、部長，電力機械工業部部長、黨組書記，煤炭工業部部長、黨組書記。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康生、江青一夥說張霖之是彭真線上的人，是彭真的死黨，煽動造反派揪鬥張霖之。1966年底，張霖之正在東北深入礦區檢查煤炭生產情況，被煤炭部和北京礦業學院的造反派揪回北京批鬥。在江青、戚本禹的直接指揮下，張霖之在短時間內被殘酷地批鬥了50多次。由於他性情剛烈，寧折不彎，造反派對他進行了非人的折磨。
下麵是當年參加批鬥張霖之的人保存下來的日記：
1966年12月28日……
張部長被送至台上，強行按倒跪下。他使勁抬頭，李××、戴×猛撲上前，用力壓。接著又有四個人一齊踩在他的小腿上，讓他無法再站。又有一些人拿著一根釘著木牌的棍子插進衣領，張部長拚力反抗，棍上的倒刺把他的耳朵、臉、鼻子都劃破，順著脖子淌血。會剛開完，李××和一群人扭著張的胳膊穿過大、小禮堂遊鬥，後又到院裏鬥、大門口鬥。張部長站在一把凳子上，上衣被扒光，在零下17度的嚴寒裏凍著。他遍體鱗傷，雙手舉著木牌，又氣又凍，全身哆嗦。有幾個家夥說他站得不直，就用小刀子捅他、割他……
1967年1月12日
汾西礦務局的李××來京，還帶來一個特製的60多斤重的鐵帽子。
……
鬥爭會一開始，幾個小子就拎著鐵帽子往張部長頭上扣。他雙腿打顫，臉色蠟黃，汗珠直往下掉。不到一分鍾，鐵帽子就把他壓趴在台上，口吐鮮血。這麽折騰了三四次，張部長已奄奄一息，昏死過去。
這一幕幕的血腥慘劇怎能不叫廣大的老幹部義憤填膺，拍案而起！
周恩來是在張霖之慘死之後才得知消息的。極度悲憤之中，周恩來眼含淚水，拿著張霖之遍體鱗傷的照片，激憤地質問造反派：“你們把張霖之部長扣押40多天，不讓他回家，也不向我報告，批鬥幾十次，刑訊逼供，是誰給你們的權力？別說對一個部長，就是對一個普通老百姓也不能這樣啊！如果連一個部長的生命安全都沒有保障，國家還有什麽希望？真是無法無天了！”
國務院會議上，周恩來為自己沒能保護好張霖之而深感內疚。他悲憤地說：“霖之同誌不明不白的就這樣死了，他是國務院的一位部長，是中央候補委員，叫我怎麽向黨中央交代啊！”
在場的李富春、陳毅、譚震林、李先念、穀牧等看著周恩來那悲戚的麵容，聽著他那激憤的聲音，無不為之動容。
如果說，在1966年下半年的幾個月裏，廣大老幹部出於對毛澤東的尊敬和崇拜，是在對“文化大革命”的不理解中被動地緊跟，那麽，麵對閻紅彥、陶勇、張霖之、衛恒等的慘死身亡，一大批老幹部就怎麽也想不通、跟不上了。
當時任李先念秘書的蔣冠莊、郝誌學回憶說：
1967年1月4日，剛剛上任幾個月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陶鑄，因不同意“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做法，並堅持抓生產，被突然打倒。……對此，李先念和陳毅、譚震林等同誌十分困惑，就到李富春家，想問問當時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富春知不知道事情的原委。李富春說他也不知道，常委沒有討論過。後來又聽說周總理和陶鑄本人事先也不知道。這激起了他們強烈不滿，義憤填膺。李先念和陶鑄是老戰友，早在抗日戰爭時期就一起開辟中原根據地，全國解放後又在中南局一起工作過，所以對他的遭遇更難容忍。此時，國務院處境更困難，周總理和幾位副總理苦苦支撐的局麵也很難維持。陳毅幾次到李先念的住處東花廳，李先念也多次到陳毅、譚震林的辦公室一麵談工作，一麵談“文革”的遭遇。他們三人還曾在李富春處研究工作時，議論“文革”中出現的各種反常現象，表示對文革小組不滿。
於是，一場在黨內高層發生的、對文化大革命極左錯誤和林彪、江青一夥的倒行逆施的大規模抗爭由此開始了。
1月19日，中央軍委在北京京西賓館召開擴大的碰頭會，討論軍隊搞不搞“四大”的問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也參加了會議。
會上，江青、陳伯達、康生等蓄意製造混亂，一個勁地嚷著要軍隊支持革命群眾開展“四大”，說“軍隊不能搞特殊，要和地方一樣搞文化大革命”。
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等老帥堅持軍隊必須保持穩定，不能像地方一樣搞“四大”。他們認為：軍隊有戰備任務，軍隊穩不住，一旦敵人入侵，就無法應付。如果軍隊開展“四大”，必然出現無政府主義，什麽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都將變成一句空話。軍隊沒有鐵的紀律，命令不服從，打起仗來“放羊”，軍隊就不成其為軍隊了。這樣搞下去，軍隊怎麽能擔負起保衛國家的重任？
兩種意見，針鋒相對。相持不下之際，江青、陳伯達、葉群突然向到會的總政治部主任蕭華發起攻擊，企圖從總政打開缺口，搞亂軍隊，打倒老帥，竊取軍權。
葉群給蕭華強加了種種罪名，要他向軍隊院校師生作檢查。
江青指著蕭華的鼻子逼問：“今晚在工人體育場召開10萬人大會，你敢去不敢去？”
陳伯達扯著嗓子喊：“你蕭華是紳士，而不是戰士。你要把人民解放軍變成資產階級軍隊。”
葉劍英、聶榮臻實在看不下去了，沒等會議結束，就憤然退出會場。
晚上，周恩來看到葉劍英關於軍委擴大會議情況的報告，打電話告葉劍英：“沒有我的命令，蕭華不能去大會檢查。”
不料，會議內容不慎泄漏。當天晚上，得知消息的北京軍區戰友文工團等單位的造反派連夜對蕭華發起突然襲擊，衝到景山東街要抓蕭華。多虧蕭華機靈，聞得風聲後從後門跑出，到西山葉劍英住所躲了起來。但造反派還是抄了蕭華的家。
第二天上午，軍委擴大的碰頭會在京西賓館繼續進行。
坐在葉劍英左側的江青見蕭華沒到，陰陽怪氣地火上澆油：“總政治部主任失蹤，躲到哪裏去了啊？”
葉劍英壓了壓火氣，沒予理睬。
不一會兒，蕭華來了。知道內情的徐向前問：“昨晚你到哪裏去了？”
蕭華講了昨晚被抄家的經過。
“啪！”徐向前怒火衝頂，狠勁一掌擊在桌子上，茶杯蓋震起老高，又在桌麵上彈了兩下，滾落地上摔了個粉碎。
這時，葉劍英針對江青的明知故問，高聲怒喝：“蕭華昨天半夜裏跑到我那裏去了，是我把他收留下來的。如果有窩藏之罪，我來擔當！”說著，葉劍英“啪”地一聲，也朝桌子猛擊一掌。由於用力過猛，右手的掌骨都骨折了。
這就是後來名震一時的“大鬧京西賓館”。
幾位老帥“大鬧京西”拉開了1967年“二月抗爭”的序幕。
毛澤東批評中央文革，三老四帥“大鬧懷仁堂”。麵對麵地生死搏鬥，周恩來義無反顧地支持之餘，內心又深藏著難言的苦衷。
也就在這個時候，毛澤東在他召集的兩次常委會上連續批評了江青、陳伯達等人打擊老幹部的做法。
在2月6日的常委擴大會上，毛澤東說：你們文化革命小組，毫無政治經驗，毫無軍事經驗。老幹部統統打倒，你們掌權掌得起來？陳伯達對我是不接觸、不談心，就是送一點文件來。江青眼睛向天，天下沒有幾個她看得起的人。對幹部要寬大一點。犯了錯誤就打倒，就要打到自己頭上來了。你們就不犯錯誤？陶鑄是犯了錯誤，可是一下子就捅出去，不同我打招呼，也沒有同林彪同誌、總理打招呼，上脫離，下沒有同幹部群眾商量。對幹部，不要不許革命。徐向前，我保，住到我這裏來。江華、江渭清、楊尚奎、劉俊秀、譚啟龍這些人還是要保吧！
2月10日，毛澤東繼續召集有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李富春、葉劍英、江青、王力等參加的常委擴大會，當麵批評陳伯達、江青：你這個陳伯達，你是一個常委打倒另一個常委（指打倒陶鑄）！過去你專門在我和少奇之間投機。我和你相處這麽多年，不牽涉到你個人，你從來不找我。你這個江青，誌大才疏，眼高手低！你眼裏隻有一個人。打倒陶鑄，別人都沒有事，就是你們兩個人的事！別人要不就是沒有到，要不就是沒有說話，隻有陳伯達講了話，江青插了話。
看來，毛澤東對打倒陶鑄是知道的，但他不讚成陳伯達、江青那樣將陶鑄置於死地。毛澤東的思維有他特有的豁達和瀟灑，他多次表示，打倒一下，“燒”一下，有什麽關係，無非是貼兩張大字報。過一段時間承認錯誤，作個檢討，再重新站出來就是了。隻要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就不會真正被打倒。但林彪、江青一夥正是利用了毛澤東的這種想法，把事情推向極端，企圖置廣大老幹部於死地。
考慮到維護中央文革的威信，毛澤東還交代：江青、陳伯達的問題，就在常委範圍裏頭講，在文革小組批評，不要擴散到別的地方。
盡管如此，參加會議的李富春、葉劍英還是按捺不住興奮，回去後，把毛澤東對陳伯達、江青的批評告訴了幾位副總理和幾位老帥。
幾位副總理和老帥歡欣鼓舞。他們更加痛恨中央文革一夥，同時自然也陡增了同他們鬥爭的信心和勇氣。
接下來就有了三老四帥“大鬧懷仁堂”。
2月11日，周恩來在中南海懷仁堂主持召開政治局碰頭會。桌子的一邊坐著李富春、譚震林、陳毅、葉劍英、聶榮臻、李先念、餘秋裏、穀牧等，另一邊坐著陳伯達、康生、張春橋、姚文元、王力等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兩軍對陣，分外鮮明。
會上，葉劍英拍案而起，怒斥中央文革一夥：“你們把黨搞亂了，把政府搞亂了，把工廠農村搞亂了，你們還嫌不夠，還一定要把軍隊搞亂，這樣搞，你們想幹什麽？”
徐向前也拍著桌子說：“軍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支柱。你們這樣把軍隊亂下去，還要不要這個支柱！難道我們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這類人來指揮軍隊嗎？”
謝富治說：“軍隊不是你徐向前的。”
葉劍英說：“上海奪權，改名上海公社，這樣大的問題，涉及到國家體製，不經政治局討論，就擅自改變名稱，又是想幹什麽？”
說著，葉劍英嘲諷地問陳伯達：“我們不看書，不看報，也不懂得什麽是巴黎公社的原則。請你解釋一下，什麽是巴黎公社的原則？革命，能不要黨的領導嗎？能不要軍隊嗎？”
陳伯達麵紅耳赤：“葉帥，你這樣講，我就無地自容了。”
關鋒則氣勢洶洶地摔起了皮包：“要這樣講，我還有很多話要說哩！”
最後，周恩來出來收了場：“今天的時間到了，你們願意爭論，可以在以後再說。”
出會場時，陳毅激動地朝葉劍英豎起了大拇指，小聲地說：“劍公，你真勇敢！”
五天之後，一場更為尖銳激烈的鬥爭，把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二月抗爭推向了高潮。
2月16日下午4時，周恩來照例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集政治局碰頭會。會議的原定議程是“抓革命，促生產”。
冤家路窄，前來參加會議的譚震林和張春橋在門口相遇了。
1月6日，張春橋一夥操縱上海造反派，打倒了上海市委書記陳丕顯、市長曹荻秋，篡奪了上海市黨政大權，在全國掀起了“一月奪權”的狂潮。不少省、市、自治區的負責人被遊街、遭揪鬥。周恩來根據毛澤東的意思，頂著林彪、江青一夥的壓力，把一部分受衝擊的省市委負責人接至北京保護起來。但仍有一部分省市委負責人被造反派以種種理由扣住不放而未能來京。陳丕顯就是其中一個。
譚震林一見張春橋，就想起了陳丕顯，問：“陳丕顯來了嗎？”
張春橋斜了斜眼，從喉嚨深處擠出了一點聲音：“群眾不答應啊！”
“群眾？黨組織可以做工作嘛！”譚震林壓著怒火。
“黨？黨不管用了！在上海，科長以上的幹部統統靠邊站了！”
說話間，譚震林和張春橋進了會議室。
譚震林當著大家的麵，盯住張春橋不放：“陳丕顯同誌從小參加革命，是紅小鬼，他有什麽問題？一些大區書記和省委書記有什麽問題？為什麽不讓他們來北京？”
張春橋推脫說：“我們回去同群眾商量一下。”
“什麽群眾？老是群眾、群眾，還有黨的領導哩！不要黨的領導，一天到晚，老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這是什麽？這是形而上學！”譚震林再也抑製不住心中的冤屈和怒火，痛快淋漓地向中央文革一夥打出了“排炮”：
“你們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幹部，把老幹部一個一個打光。老幹部一個一個被整，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離子散。高幹子弟統統挨整，見高幹子弟就揪，這不是反動血統論是什麽？蒯大富是什麽東西？就是個反革命！搞了個百醜圖。這些家夥，就是要把老幹部統統打倒。這一次，是黨的曆史上最殘酷的一次，超過曆史上任何一次！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她是當著我的麵說的。”
一旁的謝富治插話：“不要這麽說嘛，江青和文革小組的同誌多次保你。”
“我不要她保！我是為黨工作，不是為她一個人工作。”
譚震林說著，憤怒地站起來，拿起衣服和文件就往外走：“照這樣搞，讓你們這些人幹吧，我不幹了！砍腦袋，坐監牢，開除黨籍，也要鬥爭到底！”
周恩來見譚震林要退出會議，喝令他回來。
陳毅也說：“不要走，留在裏邊鬥爭！”
陳毅還說：這些家夥上台，就是要搞修正主義。延安整風的時候，有人整老幹部整得很凶，挨整的是我們這些人，總理不是挨整的嗎？曆史證明了誰是反對毛主席嗎？以後還要看，還會證明。
餘秋裏也拍案而起：“這樣對待老幹部，怎麽行？現在是全國範圍內的大逼供信。聯動怎麽是反動組織呢？十七八歲的娃娃，是反革命嗎？”
譚震林說：“我從來沒有哭過，現在哭過三次。哭都沒有地方哭，又有秘書，又有孩子。”
李先念說：“我也哭過幾次。”
男兒有淚不輕彈，何況是革命幾十年、經曆了太多的血與火考驗的老革命家！然而，譚震林、李先念說的沒有一點誇張。據當事人回憶：有一次，周恩來召集國務院碰頭會研究生產問題，李富春、譚震林、李先念三位副總理都到了，但主管工業生產的國家計委副主任餘秋裏被造反派揪走遲遲未到。焦急等待之中，周恩來看到國家搞成這個樣子，革命一輩子的老幹部（餘秋裏為了革命的勝利已經獻出了自己的一條胳膊）被整成這樣，雙眼默默地流淚了，三位副總理也流淚了。
譚震林繼續說：“我不是為自己，是為了整體的老幹部，是為整個黨。”
李先念說：“從《紅旗》雜誌13期社論開始，那樣大規模在群眾中進行兩條路線鬥爭，還有什麽大串聯，老幹部統統打倒了。”
《紅旗》雜誌13期社論是指1966年10月1日發表的《在毛澤東思想的大路上前進》。該社論稱：“有極少數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騙群眾，對抗十六條，頑固地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必須徹底批判。”此後，大批老幹部就在全國各地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喧囂中被打倒。
周恩來當即問康生：“這篇社論，你看了嗎？”
康生說：“沒有。”
周恩來氣憤地說：“這麽大的事，你們也不給我們打個招呼，事先也不叫我們看看！”
在副總理和老帥們“大鬧懷仁堂”的過程中，周恩來沒有過多地發言和插話，而是以一種近乎“沉默”的態度，靜觀事態的發展。但作為會議主持人，周恩來沒有起來批評那些拍案而起、奮起抗爭的老同誌，沒有製止他們的發言，沒有阻止會議的繼續進行，這樣一種無聲的支持是不言而喻的。
周恩來誕辰100周年之際，當年參加會議的穀牧回憶“大鬧懷仁堂”時，說：“周總理的態度也是很明確了，就是大鬧那一天，大家七嘴八舌說個沒完，總理就在場，總理沒有起來批評，說哪個元帥、哪個副總理說怪話。總理隻是講一句話，反複地講，說你們有意見可以提啊，大家不要發牢騷嘛，隻講這麽一句。”
說周恩來支持“大鬧懷仁堂”，是從曆史和人物的複雜心理過程中提取的曆史結論。如果不具體深入到曆史和人物的複雜心理過程，僅停留於簡單的結論表述，就有可能、也難免使後來人對周恩來當時沒有像幾位副總理和老帥那樣拍案而起，同中央文革一夥進行麵對麵的鬥爭感到遺憾，甚至難以理解。
應當說，周恩來當時所采取這樣一種態度，其心理內涵是複雜的。
一方麵，從思想和感情上來說，周恩來與這些“大鬧懷仁堂”的老同誌是相通的。實際上，當出於反修防修初衷的“文化大革命”演化為一場社會大動亂後，周恩來一直以他特有的方式，進行著同大批老幹部相同目的的抗爭。這種抗爭，舉不勝舉，這裏僅舉一件事實。
就在“大鬧懷仁堂”會議結束後不到2個小時，周恩來連續接見兩批群眾組織代表，對中央文革一夥操縱造反派亂黨亂軍、打擊迫害老幹部的行徑發出了怒吼。晚上9時半，周恩來接見內蒙古自治區造反派代表，說：你們公開在街上罵解放軍，這是給解放軍臉上抹黑。有人衝軍區大院，貴州有人還要繳軍區的械；長沙不僅衝了，而且進駐了軍區大樓；北京衝三座門，抄了蕭華主任的家，要找徐向前副主席辯論，這樣完全是對解放軍不信任。我們在去年二三月份做夢也沒有夢到現在這樣的局麵，我們不是先知先覺。你們可以看一看你們的那些口號是不是合適，什麽砸爛××狗頭，新疆甚至有人號召解放軍要舉起槍來，這說輕點是天真，說重點是誤入歧途了。如果外敵入侵，衝鋒陷陣的還是幾百萬解放軍和幾十年的老幹部。軍隊搞亂了，怎麽保衛文化大革命？怎麽保衛無產階級專政？
次日淩晨2時半，周恩來接見財貿口造反派代表，向他們發出了嚴厲的警告：我要提醒你們，你們要走到邪路上去了！……怎麽能把老幹部統統撤掉呢？把老幹部一概打倒行嗎？老幹部都打倒，我們都靠邊站，把國家大事都交給你們，你們能承擔得起嗎？如果讓你們這樣做，我就要犯罪。現在到了關鍵時刻，我不能不說話。不能這樣無休止的搞下去了。對外經委的方毅同誌入過獄，中央審查過沒有問題，他的工作做得很好。但他被停止工作鬥了一個多月。對幹部一鬥就是幾十天，張霖之死了，他被捕過，煤炭部造反派、礦業學院造反派就是抓住他不放，鬥了四十多天，他是怎麽死的我還不知道。我心裏很難過。你們把段君毅（時任一機部部長）、王磊（時任商業部副部長）抓走，這樣搞怎麽行？必須把抓走的人交出來。我們感到，你們是以敵對的態度來對待領導幹部，幾十年的戰友，你們不感到我感到了。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主席一向反對。現在這樣的鬥爭也是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戴高帽、掛黑牌、搞噴氣式，並把照片登報紙、傳單，給外國記者。
我想到這些就心裏難過。我是不會流淚的，任何時候我都能挺下去。
就在這次接見中，周恩來下令當場逮捕了操縱造反派“砸爛”財政部黨組，要打倒李先念，搶奪財政部業務大權的財政部副部長×××。
可以說，周恩來的上述言論和行動，其精神實質與“大鬧懷仁堂”的老同誌的言行是一致的。隻不過在表現方式上不一樣。
以上是周恩來對“大鬧懷仁堂”所持態度的心理內涵的一個方麵。
還有另外一個方麵。從抗爭方式和鬥爭策略上考慮，周恩來根據自己對情況和局勢的了解與分析，他又不希望這幾位副總理和老帥同中央文革小組的人發生這樣麵對麵的鬥爭。因為周恩來非常清楚，同中央文革一夥的矛盾與鬥爭，既是尖銳的，然而又是極其錯綜複雜的。
複雜性就在於黨的領袖毛澤東的嚴重失誤與林彪、中央文革一夥肆虐橫行的錯綜關係。
中央文革，這一極左的曆史怪胎，大唱“革命”高調，擅玩陰謀詭計。他們迎合和利用毛澤東的一些錯誤認識和錯誤決策，在毛澤東的心目中騙取了相當程度的信任。
毛澤東希望通過“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林彪、江青一夥表麵上十二萬分地支持毛澤東的這一思想，實際上是與毛澤東的想法背道而馳。他們不是要以“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而是要真亂，越亂越好，最終目的是在亂中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權。但是，畢竟在“天下大亂”這一階段，林彪、中央文革一夥拍上了毛澤東的思想節奏。
因而，林彪、中央文革一夥的某些“大亂”活動，得到了毛澤東本人的認可和支持。而林彪、中央文革一夥正是以此為“尚方寶劍”，有恃無恐。誰要反對他們，就給誰扣上“反對毛主席、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罪名。以至於“誰反對中央文革，就打倒誰”，成了當時的一條重要“刑律”。
毛澤東雖然也批評過中央文革的有些做法，也批評過江青、陳伯達打擊老幹部，但並不意味他否定中央文革。
相反，在毛澤東看來，對他親自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中央文革是積極的，倒是在老幹部的思想中還存在著相當大的阻力。
而毛澤東的性格是，對他自己以為正確的重大決斷，他是決不讓步和妥協的，而是要排除一切阻力努力去實現它。
因此，對於以周恩來為代表的一些老同誌的正確思想和主張，毛澤東有時支持，有時非但不支持，而且還給予嚴厲的批評和壓製。
在2月初的一次政治局常委會上，毛澤東就表示過，要中央文革小組代替中央書記處。
在這樣的情形下，與中央文革小組發生正麵衝突，批評“文化大革命”，導致毛澤東的不滿且不說，更不利的是會給隨時都想置老幹部於死地的野心家提供在毛澤東麵前挑撥是非，並借機打倒老幹部的口實和把柄。如果這樣，黨和國家更多的權力將落到林彪、江青一夥的手中，他們更加可以肆無忌憚，為所欲為。到那個時候，代表黨內正義力量的老幹部想與他們作鬥爭，也恐怕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了。因為一旦被林彪、江青一夥借機打倒，即使有幸生存下來，也失去了合法的鬥爭權力。像李富春、陳毅、譚震林、聶榮臻、李先念、徐向前、餘秋裏等，是周恩來在動亂中與中央文革一夥周旋、鬥爭，維係黨和國家工作基本運轉可以依靠的重要力量和得力助手。周恩來就是擔心幾位副總理和老帥因一時不慎，被中央文革一夥抓住把柄借機打倒，那他就真正成了“光杆司令”，隻能孤軍奮戰。
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周恩來正是基於如此錯綜複雜的鬥爭形勢的冷靜分析和估量，從維護毛澤東的威信和黨的團結著想，從黨和國家的利益著想，以超群的膽識和智謀，選擇了一種不知要比拍案而起艱苦多少倍的迂回的、曲折的、韌性的、在特殊曆史時期的特殊鬥爭方式。同時，他也希望在他身邊工作的老同誌也能夠采取這種鬥爭方式，以保存足夠的力量，與林彪、江青一夥抗衡，以便共同支撐這個危局。
周恩來的許多舉動都表明了他的這一良苦用心。
周恩來的秘書周家鼎回憶說：
“文化大革命”全麵發動之後，在林彪、江青一夥的操縱下，極左思潮泛濫，出現打、砸、搶、抄、抓的違法行為，到處揪人、武鬥、奪權，弄得人心惶惶，朝不保夕。許多老同誌包括一些老一輩革命家，對“文化大革命”的意見越來越大，不時流露出一些憤懣情緒，有的人按捺不住，不顧場合地大發議論。周恩來知道後，非常焦急，生怕這些老同誌發泄不滿，會帶來麻煩，他就很難為他們說話、“保駕”了。他親自給幾位老帥和副總理寫了一封信，信的內容大意是：運動方興未艾，欲罷不能，大勢所趨，勢不可擋，隻能因勢利導，發氣無濟於事。要十分注意你們的言行，謹慎從事，不要說過頭話，不要做過頭事，不要節外生枝，增加文化大革命的困難，不要被人抓住把柄，造成被動。要他們“戒慎恐懼”，遇事三思……他囑我親自送給幾位老同誌看，一定交給本人，不要轉手，閱後由本人簽字帶回。我拿著信先後到過陳毅、賀龍、李富春、李先念、譚震林、餘秋裏等同誌那裏。他們看過信後，深受感動，有的人掉了眼淚，認為這是總理在那非常時期，對他們的最大關懷和愛護。
遺憾的是，這封信簽名回來周恩來看過後，就被銷毀了。
不過，在檔案部門沉睡的幾萬件檔案中，還保存著這樣一封周恩來的親筆信，同樣反映了周恩來的類似苦心。
1967年2月2日，也就是在幾位老帥“大鬧京西賓館”後不久，周恩來給陳伯達、江青並中央文革小組寫了一封信：
伯達、江青同誌並文革小組各同誌：
一、提議今後每星期一、三、五晚十時起在釣魚台開碰頭會，以文革為主，我參加，討論形勢和政策及有關文件草案，其他有關同誌按問題性質臨時通知參加。
明（3）日，我提議討論初中和小學開學文件、工業生產問題（文件在印發），下一次討論農業。
二、提議今後每星期二、四、六下午三時半在懷仁堂或國務院會議室開碰頭會，以常委四同誌（周、陳、康、李）為主，副總理（陳、李、譚、聶、謝）和劍英參加。務請文革江青同誌或指定的同誌參加，分別討論黨政一些業務問題。
敬禮！
周恩來
二月二日
周恩來的這封信，目的是想把國務院碰頭會和文革碰頭會分開，其用意是很明顯的：
一方麵，他試圖把“文化大革命”與黨和政府的業務工作分開，以減少“文化大革命”運動對生產業務工作的幹擾和衝擊。
另一方麵，鑒於幾位老帥“大鬧京西賓館”，幾位副總理的火氣也越來越大，隨時都有可能與中央文革一夥鬧翻臉的態勢，也有盡量減少他們與中央文革一夥的正麵接觸，以避免發生麵對麵衝突的用心。
但是，周恩來的提議，毛澤東沒有同意。毛澤東在周恩來的信上批：“此件不用，退周。”
事情也巧，好像周恩來有預感似的。幾天之後，就發生了“大鬧懷仁堂”。
雖然周恩來不希望副總理和老帥們采取這種拍案而起、陽剛硬抗的鬥爭方式，但事情既然已經發生了，他也就不好當著中央文革一夥的麵來責備這些老同誌，隻能暗中支持這些老同誌。
“大鬧懷仁堂”的老同誌是可欽可佩、可歌可泣的。
但是，在當時那種特殊的曆史環境下，周恩來是為“大鬧懷仁堂”的這些老同誌捏著一把汗的。
周恩來的擔心是，中央文革一夥肯定會到毛澤東那裏去告黑狀。
以往每次開完碰頭會，周恩來都要向毛澤東匯報，或到毛澤東處當麵口頭匯報，或寫信向毛澤東書麵報告。但這一次會後，周恩來既沒有到毛澤東處當麵匯報，也沒有書麵報告。對此，穀牧同誌是這樣解釋的：“這一次總理沒有去，三天沒有去。江青、張春橋就到毛主席那裏去告狀。毛主席不高興了，說過去每次開會，你周恩來都來講講，怎麽這次不來。因為總理去不好講，他實際上是支持我們的，但是他又不敢說支持啊，他想拖，看看能不能拖過去。”
然而，事情還是沒能拖過去。接下來發生的事證明周恩來對“大鬧懷仁堂”的擔心和憂慮並非多餘。
譚震林給林彪寫信：真比武則天還凶，總理已被他們整得夠嗆了。江青、張春橋告黑狀，林彪火上澆油。毛澤東盛怒難擋：如果文化大革命失敗了，我和林彪再上井岡山打遊擊。周恩來被迫檢討。二月抗爭的失利，使周恩來陷入了更為艱難的處境。
2月16日懷仁堂會議結束後，擅搞政治陰謀的張春橋、姚文元當即與王力一起核對整理了一份會議記錄，並逐條向江青匯報。
江青一聽，暴跳如雷，大叫“這是一場新的路線鬥爭”。她要張春橋、姚文元、王力連夜向毛澤東報告。
當然，他們知道毛澤東最不愛聽、最忌諱的是什麽，也知道什麽樣的話能激怒毛澤東。哪些該詳細說，哪些該簡略，都有一番謀劃。
江青還給毛澤東寫了張紙條：“主席：張、姚有重要情況報告，盼速見。”
毛澤東當夜召見了張春橋等三人，聽他們匯報。
張春橋先是匯報了譚震林責問陳丕顯的事，說老同誌有情緒。毛澤東隻是笑了笑，沒當回事。老同誌不理解也是正常的。
接著，張春橋使出了殺手鐧，詳細地添油加醋地匯報了陳毅的“黑話”：“陳毅說，延安整風冤屈了許多人，這次文化大革命也將冤屈許多人。他還說斯大林晚年重用赫魯曉夫，斯大林在世時，赫魯曉夫吹捧得最起勁，斯大林死後，赫魯曉夫就焚屍揚灰……”
毛澤東臉上的笑容頓時消失。“斯大林晚年”的曲筆之意，是晚年毛澤東最忌諱的話題，而當時毛澤東重用林彪，有意讓林彪來當接班人。延安整風總體上是正確的，但其中也有些彼此心照不宣的敏感問題。
毛澤東被激怒了。
張春橋繼續說：“總理對《紅旗》雜誌第13期社論沒有送給他看有意見。”
毛澤東說：“黨章上沒有這一條，黨報黨刊社論要經常委審查！”
……
王力曾回憶過當時的匯報情況，他說：“我注意到匯報前麵其他情況時，主席光笑。當講到陳老總發言的時候，主席變了臉，不再笑了。主席開始是當笑話聽的，聽到這裏，板起麵孔，從此以後再也沒笑。主席以後講的問題，話都比較厲害。……主席已當成很大的問題了，但還沒有發脾氣。”
次日，林彪又在毛澤東麵前火上澆油。
這天，譚震林給林彪寫了一封信，痛斥中央文革一夥。信中寫道：
昨天碰頭會上我是第三次反擊，第一次是前天在電話中，第二次是昨天一早寫了一封信。我所以要如此，是到忍無可忍的地步。
他們（指江青一夥——作者注）不僅不聽主席的指示，當著主席的麵說“我要造你的反”。他們把主席放在什麽地位，真比武則天還凶。
……大批老幹部，省級以上的高級幹部，除了在軍隊的，住在中南海的，幾乎都挨了鬥，戴了高帽，坐了飛機，身體搞垮了，弄得妻離子散，傾家蕩產的人不少，譚啟龍、江華同誌就是如此。我們黨被醜化到無以複加了。北京百醜圖出籠後，上海、西安照辦。真正的修正主義反革命分子無人過問，他們有興趣的是打倒老幹部，隻要你有一點過錯，非整死你不可。
我想了很久，最後下了決心，準備犧牲。但我絕不自殺也不叛國，也絕不允許他們如此蠻幹。總理已被他們整得夠嗆了，總理心襟寬，想得開，等候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時？難道等到所有老幹部下去了再說嗎？不行，不行，一萬個不行！這個反我造定了。下定決心，準備犧牲，鬥下去，拚下去。
林彪看了譚震林的信後，恰好江青來到神秘陰森的毛家灣，向林彪狀告“大鬧懷仁堂”的老同誌。
可以想象，當江青看了譚震林的信後，會是怎樣的暴跳如雷。
於是，譚震林的信被立即轉送給毛澤東。
林彪還在譚震林的信上批道：“主席，譚震林最近的思想意識糊塗墮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現將他的信送上，請閱。”
2月19日淩晨，毛澤東召集政治局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周恩來、李富春、葉劍英、李先念、康生、謝富治、葉群等。
會上，毛澤東嚴厲批評“大鬧懷仁堂”的幾位老同誌：中央文革小組是執行八屆十一中全會決定的。十一中全會你們都是舉了手的，討論進行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你們都是投了讚成票的，為什麽現在又反對？文革小組錯誤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是正確的。誰反對中央文革，我就堅決反對誰！你們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辦不到！葉群同誌，你回去告訴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穩當哩！如果文化大革命失敗了，我和他再上井岡山打遊擊。你們說陳伯達、江青不行，那就改組文革小組，讓你陳毅來當組長，譚震林、徐向前當副組長。我和林彪馬上走！陳伯達、江青槍斃！康生充軍！力量還嫌不夠，就把王明、張國燾請回來。你陳毅要翻延安整風的案，全黨不答應。你譚震林也算是老黨員，為什麽站在資產階級路線上說話呢？
毛澤東這次的確是大動了肝火。據康生後來說：“我跟主席這麽多年，從來沒見到他發這麽大的脾氣。”
周恩來事先雖有一定的心理準備，但也沒料到毛澤東會把話說到這種地步——把話說絕了。他心情十分沉重。
明擺著，如果這時硬要起來論個我是你非，黨就要分裂，軍隊就要分裂，國家和民族將陷於萬劫不複之中。
顧全大局，相忍為黨。這是當時的曆史空間留給周恩來的唯一選擇。
這時，必須有人出來承認“錯誤”，以緩和毛澤東的氣頭，使毛澤東平靜下來。除了周恩來，沒有任何人能夠替代。為什麽說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起到了特殊的緩衝作用？為什麽說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起到了他人絕難替代的作用？這就是其中一個生動感性的實例。
周恩來一邊勸毛澤東不要生氣，一邊誠懇地自我檢討，大意是：懷仁堂會議的事，主要責任在我，我作為會議主持人，沒有掌握好。會後，幾位老同誌也感到這樣做不對，找我作了檢查，我沒有及時向主席匯報。他們自己也感到講了些對不起主席的話，想找個機會當麵向主席檢討。
毛澤東的怒氣和緩了一些，他說：恩來同誌，我建議這件事要開會認真討論，一次不行就開兩次，一個月不行就開兩個月，政治局解決不了，就發動全黨來解決。於是，會議決定由周恩來出麵主持政治局“政治生活批評會”，對陳毅、譚震林、徐向前等進行批評，陳毅、譚震林、徐向前三人“請假檢討”。陳毅的工作，由周恩來親自做，親自找他談。
從2月25日至3月18日，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周恩來被迫在懷仁堂主持召開了7次“政治生活批評會”。
會上，中央文革一夥扯大旗當虎皮，借機以“資產階級複辟逆流”（又稱“二月逆流”）的罪名對陳毅、譚震林、徐向前等三老四帥進行批鬥圍攻，並把矛頭指向周恩來。
康生說：“這是十一中全會以來發生的一次最嚴重的反黨事件！是一種政變的預演，一種資本主義複辟的預演！”
江青說：“你們的目的就是想為劉少奇、鄧小平翻案！保護老幹部，就是保護一小撮叛徒、特務……”
陳伯達說：“反對文化大革命，炮打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這是自上而下的複辟資本主義，這是顛覆無產階級專政！”
……
各種帽子、棍子一齊飛來。什麽“俱樂部”、“黑幹將”、“聯絡員”，等等。李富春是協助周恩來處理國務院日常工作，幾個副總理常因工作需要到他家裏討論問題，被誣為“二月逆流”的“俱樂部主任”，協助周恩來抓經濟工作的餘秋裏和穀牧被誣為“俱樂部”的“聯絡員”。
這樣一說，周恩來不就是“二月逆流”的“總後台”嗎？
這正是中央文革一夥的險惡用心，由此逼周恩來作檢討。
不得已，周恩來隻好自我檢討，檢討自己“在路線鬥爭問題上不敏銳、遲鈍”。
不光自己違心地檢討，周恩來還要說服“大鬧懷仁堂”的老同誌檢討。
據童小鵬回憶，周恩來當時對幾位副總理和老帥們提出：“第一，要心安氣靜，吃好睡好，不要住院，要與他們奉陪到底；第二，要堅守自己的崗位，一定要抓工作，自己的陣地不能放棄，放棄陣地，就是退卻、逃兵；第三，該檢查的就檢查，要講點策略和鬥爭藝術，不能匹夫之勇。這樣做並不是怕誰，過去打天下時，為了人民，可以把生死置之度外，現在為了把住人民所給的權力，受點侮辱、批判又算得了什麽？”
周恩來所選擇的鬥爭道路，從一開始就注定了既是一條充滿荊棘和漩渦的艱難之路，也是一條痛苦之路。周恩來是一個非常看重道德人格的政治家。自己有時不得已的違心之舉，對他來說是痛苦的；別人甚至連有些並肩戰鬥幾十年的老同誌對此不理解，周恩來就更為痛苦。但為了黨和國家的利益，為了民族的安危與前途，他不能不拋棄個人的榮辱得失而忍辱負重。
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大義凜然的二月抗爭的失利，使周恩來陷入了更為艱難的處境。
原本可以協助周恩來處理黨、政、軍、文革工作的幾位副總理和老帥失去了發言權，連參加政治局會議的資格也被剝奪了。
原由周恩來主持，幾位副總理和老帥及有關負責人參加，處理黨和國家大事的中央碰頭會被迫中斷，由中央文革碰頭會取代。
中央文革碰頭會雖然還是由周恩來主持召集，但成員多是江青一夥。周恩來勢單力薄。
江青一夥公開逼周恩來交權。中央文革碰頭會上，江青、張春橋幾次公然對周恩來說：“主席已經講過了，文革小組代替了書記處。以後總理要像對待書記處一樣對待文革小組。”
頂著所謂反擊“二月逆流”的黑風惡浪。江青、張春橋幾次提議要把“二月逆流”的材料發下去。毛澤東亮了底：“不能發，因為牽涉到總理。”五一節剛過，周恩來給陳毅、譚震林、李先念、餘秋裏、穀牧（並告李富春）寫了一封措辭嚴厲的“警告”信。
可以這樣說，二月抗爭的失利，使中央文革從周恩來手中攫取了黨和國家的相當一部分權力。
江青一夥還不滿足，他們還想打倒周恩來，攫取更大的權力。
3月，江青、張春橋提議要把“二月逆流”的材料發下去，毛澤東沒有同意。他們不甘心，又幾次提出。最後，毛澤東亮了底：“不能發，因為牽涉到總理。”
江青一夥不甘心，通過各種渠道故意把“二月逆流”的材料公諸於眾，欺騙不明真相的群眾，在全國掀起大規模的所謂反擊“二月逆流”的黑風惡浪。
3月14日，首都北京街頭出現了聲勢浩大的十萬人遊行示威。他們高喊“打倒二月逆流的黑幹將”，“打倒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揪出二月逆流的黑後台”，“用鮮血和生命保衛中央文革”等口號，把所謂反擊“二月逆流”推向了第一個高潮。
麵對所謂反擊“二月逆流”的黑風惡浪，在極為艱難的處境下，周恩來竭盡全力，保護所有與“二月逆流”脫不了“幹係”的老同誌。
譚震林、陳毅、徐向前被打成“二月逆流”的“黑幹將”，受到最嚴重的批判和衝擊。周恩來對陳毅、徐向前的保護，在本書的其他章節另有敘述，這裏僅說說對譚震林的保護。
當時任中央警衛局負責人的李樹槐曾回憶說：
1967年批所謂“二月逆流”之後，一次，一批紅衛兵聚集在中南海的西大門，叫喊要抓譚震林，把大門敲得咣咣響。我那天正好值班。大約在八九點鍾的時候，他們把大門衝開了，人也衝了進來。我們派了一個連在門口堵住，使他們不能再往裏進。我打電話向總理請示，總理說，你讓那個頭頭接電話。總理問他叫什麽？能否負責？那人說能。總理就對他說：馬上把人都撤出中南海去，如果撤不走出了事，你要負完全責任。下午3點，把你們的負責人都找來，我在西花廳接見你們。結果這人連大氣都不敢出，放下電話吹起口哨，大喊向後轉，把人都撤出去了。下午3點，總理真去接見他們，我也跟去了。總理對他們苦口婆心講了半天，最後才把問題解決了。
當時擔任周恩來衛士的喬金旺談到了周恩來保護譚震林的另一個細節：
一次，在人民大會堂批譚震林。一開始，造反派倒還守規矩，可中間總理有個電話，離開會場去接電話。造反派一看總理走了，就上了台，開始動手動腳，又是讓譚震林低頭，又是讓哈腰。總理接完電話回來一看，很生氣，批評造反派說：“你們這像什麽話！我們事先達成協議了嘛，不許搞體罰，不許侮辱人格的嘛！我還在場嘛！”懾於總理的威嚴，造反派隻好從台上退了下去。
對因“二月逆流”受衝擊的李先念、餘秋裏、穀牧等人，用周恩來自己的話說，是“再三地保”。
3月21日淩晨，周恩來接見財貿係統的造反派。
一造反派提出：“我們要把炮轟李先念的大字報貼到街上去。”
周恩來氣憤地回答：“你如果非要問我，我告訴你，我是不主張大字報上街的。但我是難以限製你們的，現在是大民主嘛！現在街上許多大標語，並不都是我同意的。李先念是國務院副總理，中央還信任他嘛。你們總說我和中央文革的口徑不一樣，就是不一樣嘛！財貿口要開李先念同誌的檢討大會，我一定要參加。”
同日晚上12時，周恩來接見郵電部、交通部、鐵道部群眾組織代表和各部黨組成員。
有群眾代表問：“外麵大街上貼出了打倒餘秋裏、炮轟穀牧的大標語，這是怎麽回事？請總理解釋一下。”
周恩來說：“群眾寫大字報嘛，我怎麽好下命令叫群眾不要寫呢？有些口號我不能幹涉，但是我是不能同意的。有些口號絕對化。有人也貼我的大字報。隻要是善意的，即使有些過頭也不要緊。蒯大富也貼過我的大字報嘛！”
又有代表問：“有人說李先念、餘秋裏、穀牧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我們搞不清楚。”
周恩來說：“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我今天能夠帶他們到這裏來開會嗎？要實事求是，不能像外國記者那樣去相信外麵的大標語。”
“對他們的錯誤可以批判嗎？”
“批判錯誤可以，要打倒他們我不同意。現在有人非要一批就倒，批判不一定就要打倒嘛！”
4月6日，周恩來接見要揪鬥餘秋裏、穀牧的國家計委、經委、建委的造反派代表。李富春、李先念、餘秋裏、穀牧都參加接見。
經委的“遵義公社”代表提出：“目前經委鬥薄一波鬥不起來，阻力來自餘秋裏和穀牧。我們認為，要鬥倒薄一波，先要鬥倒穀牧、餘秋裏。”
周恩來回答說：“你們說要鬥倒薄一波，必先鬥倒穀牧、餘秋裏，這個邏輯是不通的。”
計委造反委員會的代表說：“我們也認為鬥爭薄一波的阻力來自餘秋裏、穀牧，餘秋裏、穀牧是鬥爭薄一波的絆腳石。薄一波的爪牙都是餘、穀包庇的。”
“你們這樣搞，開會我不能去。”
計委的造反派又說：“餘秋裏的檢討至今一個字也沒有。”
周恩來說：“他現在身體不好。身體不好就寫不好。穀牧、先念同誌的檢討也放在我這裏。”
周恩來接著從肯定成績入手充分肯定餘秋裏，說：“17年的建設是和革命一樣，主流同樣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1965年搞的1966年計劃，是小計委主持計委工作的主要成績，不能否定。蘇聯撤退專家，三年困難時期，調整、鞏固、充實、提高，主席提5年為期，結果3年就實現了，編製了第三個五年計劃。你怎能說成績不是主要的？餘秋裏是毛主席提出來的，你總不能說毛主席選將選錯了吧！”
周恩來這一著的確厲害，問得造反派啞口無言。
周恩來最後說：“餘秋裏、穀牧的材料先給你們，讓他們再準備一下，然後再去檢討。他們還要工作。你們看經濟戰線上抓工作的現在連我一共隻有5個人嘛！把你們提拔上來能行嗎？”
在此後的一次接見財貿口群眾組織代表的大會上，周恩來對不聽勸阻，執意在天安門召開所謂“打倒大叛徒頭子李先念”大會的造反派頭頭，進行了嚴厲批評。說：不能造這個謠，我要辟謠。這不是打倒、炮轟的問題，是關係世界的大事。
我倒不擔心李先念同誌，他59歲了，總是奮鬥一輩子，打了一輩子仗。過雪山一、四方麵軍會合時，毛主席一眼就看出這個同誌有政治頭腦，年輕優秀。我奉勸有些人不要把派別鬥爭聯係到抓叛徒的問題上，這個很危險。你抓一個，我抓一個，砝碼不斷增高，這是賭博式的危險的作風，不是主席的作風，不是實事求是的作風。
周恩來的最後這幾句話，也是對江青一夥出於其不可告人的目的，操縱紅衛兵以抓“叛徒”的卑劣行徑，打擊迫害老幹部的嚴厲譴責。
對因“二月逆流”受衝擊、批判的老同誌，周恩來除了直接出麵力保外，還通過各種途徑將這些老同誌的“錯誤”淡化，並抓住一切機會創造條件，讓這些老同誌“過關”。
4月中旬，中共中央召開軍委擴大會議。
會前，周恩來找徐向前、葉劍英、聶榮臻三位軍委副主席商量，說由於三支兩軍是倉促上陣，大家沒有思想準備，沒有經驗，難免犯錯誤。這次開會，就著重總結前一階段的經驗教訓，以利改進工作，不辜負毛主席的期望。會議不要追究個人的責任。
然而，林彪、江青一夥在會上煽風點火，批判所謂“帶槍的劉鄧路線”，再一次圍攻參加“大鬧懷仁堂”的老同誌。
就在林彪、江青一夥對這些老同誌的“錯誤”無限上綱、妄加罪名時，4月24日，周恩來參加軍委擴大會議。在他親自起草的講話提綱中，把“二月逆流”寫為“二月的亂子”。認為：此事“錯在對群眾的關係上”，“主觀上是擁護主席”，“想搞好，但立場有時沒有站對，思想方法舊，所以連犯錯誤，我們應該給以幫助”。“幾位同誌（指參加“大鬧懷仁堂”的老同誌）的自我批評，也算是一種經驗的總結”，“希望你們既能沉得住氣，一知錯就改，又能勇於負責，把各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推向前進”。
當然，周恩來對這些老同誌能夠加以保護，毛澤東的默許和支持是至關重要的條件。
周恩來知道，毛澤東雖然嚴厲地批評了“大鬧懷仁堂”的老同誌，但對他們還是有感情的，絕無打倒之意。
4月29日，“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的第一個五一國際勞動節前夕。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118室召集周恩來和被指責參與“二月逆流”的老同誌李富春、陳毅、譚震林、徐向前、葉劍英、聶榮臻、李先念等開了一個團結會。
關於這個團結會存在不存在，目前黨史界還有爭議，說法不一。有的說有這麽一個會，有的認為沒有這麽一個會，還有的幹脆回避這個問題。
筆者根據有關檔案材料和最近有些老同誌的回憶，專此作了一些考證。
“文革”期間在李先念同誌身邊任秘書的蔣冠莊、郝誌學回憶：“4月30日晚，毛主席在比較了解懷仁堂會議的實情後，曾把‘二月抗爭’中的幾位老同誌找在一起，表示不要再講二月逆流了，說他們是搞陽謀，不是搞陰謀。”
1959至1972年在陳毅身邊任秘書的杜易回憶說：“1967年4月29日下午3至5時，毛澤東邀請周恩來、李富春、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譚震林、李先念、餘秋裏、穀牧等到他的住處聚會。這是毛澤東2月給陳毅回信說‘見麵有期，稍安勿躁’以來，陳毅同毛澤東第一次見麵。”
查1967年周恩來的工作台曆，有這樣的記載：4月29日下午3時，主席在118室開會。
據此，筆者認為：團結會是存在的，隻是時間不是一般所認為的4月30日晚上，而是29日下午，地點不是在中南海毛澤東的住處，而是在人民大會堂118室。
團結會意味著毛澤東對“大鬧懷仁堂”的老同誌的氣頭已基本過去了。
五一節在即，按慣例，在京的黨政軍領導人在五一節那天要登上天安門“亮相”，與首都人民同歡。在當時那種特殊的歲月氛圍裏，這樣重大的節日能否有資格上天安門，成了判定某個人有無“問題”的顯著標誌，關係重大。一般來說，這個人能參加這類活動，名字一見報，就意味著此人政治上沒什麽問題，不在打倒之列。
周恩來抓住團結會的機會，草擬出五一節上天安門觀禮的黨政軍負責人名單送毛澤東批準，所有因“二月逆流”受指責的老同誌都在這名單之中。
5月1日晚上，這些老同誌都登上了天安門，與毛澤東等一起同首都群眾歡度五一節。次日的《人民日報》作了報道。
盡管這樣，這些與“二月逆流”有關的老同誌還是被認為犯了嚴重的錯誤。
在毛澤東的心中，那些“大鬧懷仁堂”的老同誌還沒有回到他們“大鬧”前在他心目中的位置。
據5月2日的《人民日報》報道：5月1日中午12時半，毛澤東和林彪乘坐敞篷汽車來到勞動人民文化宮，而後又來到中山公園，同首都三百萬群眾，一起歡度五一節。在毛澤東和林彪乘坐的敞篷車後麵，分乘三輛敞篷汽車的還有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李富春、謝富治、蕭華、楊成武、粟裕、江青、王力、關鋒、戚本禹、葉群等。
“大鬧懷仁堂”的一些老同誌沒能與毛澤東一起遊園。
對此，王力是這樣分析的：“五一節上午，主席在勞動人民文化宮集合了幾個人：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李富春、江青、王力、關鋒、戚本禹、葉群（張、姚被主席派到濟南去了），坐敞篷汽車見群眾，因為事先沒有布置，人太擠，汽車開進中山公園就被包圍，無法繼續前進，就回來了。主席不要其他常委和政治局委員參加，以上麵這些人作為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代表。主席那時一麵叫一些老同誌上天安門，一麵又怕模糊了‘界限’，另搞了這個。”
王力的分析權且僅作參考。但是，從當時的局勢來看，毛澤東雖然與“二月逆流”的老同誌開了團結會，前景卻並不是太可令老同誌樂觀。
這種局勢的微妙和複雜，有些老同誌可能未必明白，但周恩來看得比較清楚。因此，5月5日，五一節剛過，周恩來給陳毅、譚震林、李先念、餘秋裏、穀牧（並告李富春）寫了一封措辭嚴厲的“警告”信。
信中說：“五一團結，不要又造成你們五位同誌錯覺”，重犯過去“錯誤”，否則，“那就又要來一個新的反複”，甚至“走入絕路”。“專此警告，勿謂言之不預。”
周恩來所寫信“警告”的這5位老同誌正是沒能參加五一節上午毛澤東召集的遊園活動。
周恩來的這封信，類似前麵提到的周恩來秘書周家鼎回憶的，周恩來在“文革”開始後不久告誡副總理和老帥們說話要小心謹慎、不要讓人抓住把柄的那封信。
僅此，周恩來對這些老同誌的嗬護躍然紙上，可敬可歎。
王力對毛澤東當時複雜心情（既讓這些老同誌上天安門，又沒有把他們完全放入到“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推測，昭示了林彪、陳伯達、江青、康生、張春橋、姚文元一夥的內心盤算。
周恩來對這些老同誌的擔心和憂慮也就是針對林彪、江青一夥的心理盤算。
後來的事實證明，周恩來的這種擔心和憂慮並非多餘。
1968年10月，八屆十二中全會召開之際，林彪、江青一夥重又煽起批判“二月逆流”的黑風，並在會上圍攻、批鬥參加二月抗爭的老同誌。譚震林連參加會議的資格都被取消了。
1971年11月14日，林彪事件整整2個月之後，毛澤東接見參加成都座談會的李大章、張國華等。當葉劍英走進會場時，毛澤東指著他對到會人員說：“你們再不要講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麽性質？是他們對付林彪、王（力）、關（鋒）、戚（本禹）。那個王、關、戚和‘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總理、老帥。老帥們有氣嘛，發點牢騷。他們是在黨的會議上，大鬧懷仁堂嘛！”
1981年3月18日，鄧小平同《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起草小組負責人談話時說：“所謂‘二月逆流’，不是逆流，是正流嘛，是同林彪、‘四人幫’的反複鬥爭嘛。”
從這個意義上說，陳毅、譚震林等是二月正流的“紅幹將”，周恩來則是名副其實的二月抗爭的“紅後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