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步入政壇青雲直上（2）
李煥也清楚，這是一個改寫曆史的時刻，讓馬英九這樣的年輕人參與這樣的盛事，對他未來的政治履曆，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李煥手下，副秘書長有幾個，秘書更是一大堆，但他指定負責此事的，卻是馬英九，這既體現了他對馬英九的喜愛，也說明他是在刻意培養馬英九。
現在他們需要研究的有六大議題（原本是五大議題，後來兩岸關係問題隨著戒嚴問題的解決，顯得異常突出，因此成為六大議題），這六大議題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都關係到“黨國”的生死存亡，不能不慎重從事，所以，12個人便分成了6大小組，每兩人負責一個小組，每個小組領取一個議題。
馬英九作為副秘書長，便成了這6大小組之間的聯絡人，起草報告，研究議題以及向小組負責人匯報等，均由他負責。
為了順利進行這次“改革”，在人事上，蔣經國也做了一些準備工作，6月18日，他發布命令，免去宋長誌“國防部長”職務，改聘為“總統府國策顧問”，原“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汪道淵接任“國防部長”，原“聯訓部主任”蔣緯國改任“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
汪道淵是文人出身，因為長期在軍法部門工作，才半道出家穿上了軍裝，嚴格來說還是一個文職幹部。由一個文人來擔任“國防部長”，說明蔣經國正在考慮“軍隊國家化”，不希望在他進行改革的時候或者是他身後，出現軍人幹政甚至是出現軍政府這樣的惡劣情形。從這種意義上說，蔣經國確實是達到了目的。至於讓蔣緯國擔任“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一職，也是深謀遠慮，這個職務，既讓蔣緯國擔負起了“掌軍監國”的重大職責，又排除了他在自己身後接班的可能，從而杜絕了“蔣家總統”的再一次出現。由此可見，蔣家王朝，是蔣經國自己終結的。
“革新小組”的工作，一直都處於嚴格的保密狀態之下。他們所討論的6大議題，無一不是當時最為敏感的大問題，這一類問題一旦泄露，很可能引起社會的急劇動蕩。所以，“革新小組”還不能將這些議題公開化，隻好采取極為隱蔽的做法，給每一個小組取一個看上去很平和的名字。比如解除戒嚴研究小組，公開的名字，叫“國家安全法令研究小組”，這樣一個名字，表麵上看，與解除戒嚴半點關係都沾不上。
而國會改選問題，則以中央民意代表新陳代謝問題來代替。省市長民選議題，稱為地方自治法治化問題，最為敏感的開放組黨問題，則稱為人民團體組織問題。盡管當局一再要求保密，但事實上，這個密顯然沒有保住。
當“革新小組”還在研究這類問題時，民進黨便順利闖關，秘密組黨成功。表麵上看，民進黨組黨，似乎與蔣經國下令研究這一問題關係不大，但時間上的巧合，卻不能不令人生疑，極大的可能是，某些內部人士將消息透露出去了，黨外人士才敢冒著殺頭的危險，秘密闖關。
在這所有議題中，首先予以考慮的是解除戒嚴。這也因為，戒嚴問題，在所有問題中，差不多不再成為問題，與此相關的禁區，幾乎全都被突破，現在解除，隻剩下一個理念上的突破而已。
正因為理念是最難突破的，所以在“革新小組”內部，有關解除戒嚴議題，仍然遇到許多阻力，有部分人認為，戒嚴可以宣布解除，但民眾的某些權利，還是應該用另外的方式加以限製，不能任由他們的意願行事，比如申請出入境問題，如果完全沒有規矩，那麽，此前逃往海外的那些台獨分子怎麽辦？他們是不是可以任意出入並且在台灣大肆宣揚台獨而政府卻對此不聞不問？再比如，公民能夠任意組織遊行集會嗎？真的那樣，豈不是全亂套了？台灣豈不是成了那些“台獨分子”的舞台？
這些問題確實是困擾“革新小組”的最大難題，為此，馬英九專程向蔣經國進行了一次匯報。蔣經國就此提出了兩大原則，歸結起來，這兩大原則為“五不變和一從寬”，所謂五不變，即國民黨的執政黨地位不能變，“國民政府”的“法統”不能變，反共的基本國策不能變，“臨時條款”和“憲法”不能變，“複國建國”的目標不能變。至於一從寬，則是在這五不變的原則下，解除戒嚴後民眾的自由和權利可以從寬，不能更嚴。他特別強調說：“解嚴後當然應該更寬，不能更嚴，否則就是換湯不換藥。”
由蔣經國的這番定調可以看出，他想的是組織一個監督國民黨的反對黨，但這個反對黨是不能執政的。他的這一設想，為後來留下了諸多變數。
1986年10月7日下午，蔣經國接見美國媒體《華盛頓郵報》董事長、發行人葛蘭姆女士，馬英九雖然擔任國民黨中央黨部副秘書長，卻仍然是蔣經國的英文秘書，所以，這次會見，仍然由馬英九擔任翻譯。蔣經國對葛蘭姆女士說：“我國將解除戒嚴，開放組黨。”
這件事，馬英九早已經知道，並且為此工作了好幾個月，但是，一直都是在嚴格保密的狀態下進行的，現在，蔣經國對外人提起此事，尤其對方是傳媒人，這便說明，此事第一次公開向外宣布了。當時，馬英九意識到，這對於台灣地區來說，是一個曆史性的時刻，標誌著台灣的民主改革，向前跨出了曆史性的一步。這件事極為重要，作為翻譯，他不能有任何差錯，所以他審詞度句，對葛蘭姆女士逐字逐句地翻譯說，“我們即將在製定國家安全法後終止戒嚴”，“開放政黨合法登記”。
這句話，對於台灣島內來說，卻是石破天驚。島內民眾都歡呼雀躍，奔走相告。
10月15日，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一致通過了12人革新小組提出的兩項革新方案，即解除在台澎金馬地區的戒嚴令，製訂“動員勘亂時期國家安全法”；會議還決定取消黨禁，修正《非常時期人民團體組織法》和《選舉罷免法》，以規範政治團體和各類民眾團體的活動，並使得合法地位的政治團體候選人，在不同的政治立場上，以平等地位從事公平的政治競賽。
這隻是在“中常委”的全體會議上通過，還不代表正式實施，所以，完成這一“改革”，還需要一個曆史的過程。可黨外人士，已經從蔣經國對葛蘭姆女士的談話中弄清了國民黨高層的意圖，所以迅速組黨成功，並於11月10日召開民進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這次會議可以說是在半公開的情況下召開的，還沒有正式開放黨禁的國民黨當局，雖然知道此事，卻也沒有采取任何阻撓行動。
不僅如此，1987年1月18日，國民黨同意給民進黨“立法院黨團”在“立法院”內設置辦公室。如此一來，黨禁雖然還沒有正式宣布開放，實質上，國民黨已經承認了民進黨的存在，並且第一次在名義上的最高權力機構“立法院”出現了兩黨並存的格局。
2月5日，“行政院長”俞國華宣布開放實行39年的報禁，重新研究報紙的登記和增張問題。在此前後，當局對校園的控製也大為放寬，大學的國民黨黨部將撤銷，以前嚴禁學生跳迪斯科以及女生蓄長發等禁令，也將取消。
這段時期，馬英九可以說是最為忙碌的，雖然有“12人革新小組”，但實際上，所有的文案工作，都是由他主持。因為解除戒嚴被當成第一要務，所以，最為重要的是加緊製訂“國家安全法”，作為法學博士的馬英九，自然不可能置身事外，這部法律的整個文案工作，就是他在起草。
1987年6月16日，《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在“立法院”獲得通過。1987年7月1日，《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正式公布施行。
次日，“行政院長”俞國華主持“院務會議”，討論“實施細則”。俞國華是在原“行政院長”孫運璿突然中風病倒後接任這一職務的，他屬於蔣家的忠實把門人，跟隨蔣氏父子幾十年，可以說忠心不二。但是，他本人能力有限，長期當幕僚性格相對懦弱，加上主政後運氣不佳，一連遇到幾場大的自然災害，所以政聲不佳，很難控製“行政院”內的那些人。由於這種種原因，此次院會開了個不了了之。
蔣經國得知後，極為惱火，當即將俞國華找到官邸，責問他為何跟不上政治改革的步伐。最後下令解除戒嚴不能拖延到下星期的例會。俞國華沒辦法，隻好打破每星期一次例會的慣例，當天下午召集了第二次會議，同意了廢除戒嚴令，通過了實施細則。7月14日，蔣經國正式簽署發表，宣布7月15日零時起在台灣地區解嚴，從此，長達38年的戒嚴結束了。
兩岸解凍改善關係
馬英九在擔任副秘書長期間，參與的另一件盛事，可能是至今為止，他這一生中所參與的最有意義的一件事，對於整個中華民族，意義深遠，那就是兩岸關係的改善。
台灣方麵一直宣傳說，兩岸關係發展到今天這樣的局麵，是因為蔣經國的英明決斷。這種說法，顯然是在美化蔣經國，實際上，蔣經國在處理這一問題時，一是兩難，一是被動。真正起到決定性作用的，還是鄧小平。
1983年7月25日，《人民日報》報道了鄧小平同美國新澤西州西東大學教授楊力宇談話的一些主要內容，在這次談話中，鄧小平首次提出了“一國兩製”解決台灣問題的構想，第一次強調可以對等談判。
鄧小平說：解決台灣問題的辦法由兩岸執政的國共兩黨實行對等談判，你不吃掉我，我不吃掉你；同時充分尊重包括台灣人民在內的全國各族人民的意願，真誠地希望同海內外一切主張祖國統一的黨派、團體和社會人士交換意見。實現台灣與大陸和平統一的根本方針是尊重曆史現實，實行“一個國家、兩種製度”，即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大陸實行社會主義製度，台灣實行資本主義製度，雙方都不把自己所實行的政治社會製度強加給另一方。
這個談話中，一國兩製，是一個劃時代的創造，是前所未有的設想。而“兩岸執政的國共兩黨”這種提法，也第一次承認了國民黨在台灣執政這一事實。更將兩岸提到了對等的地位。所有這一切，都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
針對鄧小平的“一國兩製”，蔣經國的應對是“三不政策”，即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
直到1986年，蔣經國將幾個大是大非的議題交給“12人革新小組”研究，這次提交的問題中，並沒有改善兩岸關係的問題。但在民間，這一問題越來越顯得重要，兩岸阻隔已經37年，當年隨著國民黨政府退到台灣的那些老兵，目前都是60歲上下的人了。他們之中，相當一部分因為逃到台灣時身無分文，滿身傷殘，到了台灣之後，因為物價飛漲，從政府拿到的一點撫恤，維持生活都成困難，又因為當地人對外省籍的國民黨政府的仇恨和不信任，當地姑娘不願嫁給他們，而外省籍的年輕姑娘，大多又都是有錢有勢的主，這些老兵根本無法找到適合的女人結婚，所以，很多人一輩子獨身。步入暮年，孤苦伶仃，思鄉心切，可想而知。因此，這些老兵返鄉探親甚至是回鄉居住安度晚年的訴求，異常強烈。
就周邊形勢來看，中國和英國就香港回歸的談判已經結束，和葡萄牙就澳門回歸的談判同樣取得成功，“一國兩製”製度，即將在世界上首次實施。台灣方麵雖然對這些消息竭力封鎖，但是，一些熱情支持祖國統一的愛國人士如陳香梅、李政道、楊振寧、丁肇中、王贛俊、李遠哲等國際名流，奔走於兩岸之間，充當了民間交流的信使。而另一些人，其中很多與台灣關係密切的人士，繞道其它國家，秘密進入中國大陸。他們帶往台灣的消息，對於台灣社會造成了不小的衝擊。
此時發生了一起意外事件，打破了台海兩岸37年不相往來的曆史。
1986年5月3日，台灣“中華航空公司”飛機駕駛員王錫爵駕駛波音747貨機，由曼穀飛往香港的途中，直接降落在廣州白雲機場。據王錫爵說，他因為思鄉心切，想與40年不見的父親團聚。他幹出這件事，當然知道如果回台灣會受到什麽樣的處理，所以，自願留下來也是自然而然的事。可是，和他同機的副駕駛董光興、機械師邱明誌卻持不同的看法，他們希望返回台灣。
為了讓這架貨機以及另外兩名機組人員返台，中國民航立即向華航發去電報，邀請他們盡快派人來京商洽。
這是一起大事件，華航自然不敢作主，直接報給了蔣經國。蔣經國下令成立由“總統府秘書長”沉昌煥、“國防部長”汪道淵、“行政院秘書長”王章清組成專案小組處理此事，他們堅持的仍然是“三不原則”，並且定出“不隱瞞，不渲染”的宣傳要點。中國民航得不到答複，於5月11日再次致電，明確表示這隻是一次商業會談，不涉及政治，如果華航覺得北京不方便，可以另擇地點。
這原本是一起普通事件，但台灣方麵高度重視，竟然交給了“12人革新小組”處理。他們討論後覺得可以在香港進行談判，蔣經國聽取報告後，批準了這一建議，決定由華航香港分公司代表總公司在香港談判05月20日的談判進行得非常順利，雙方都是中國人，曆史性的第一次接觸，令所有與會人員心情都非常好，最終會談在熱烈的掌聲中結束。香港媒體稱此為曆史性重大突破。
這雖然是一起商業性的談判，但打破了蔣經國的“三不政策”，且讓台灣民眾看到了大陸的誠意。因此，在接下來有關取消戒嚴的一些社會活動中，台灣的民主人士又加進了一項重要內容：“開放探親，取消三不”。兩岸交流的呼聲，在台灣島內正式公開化。
1986年，蔣經國關於台灣將解除戒嚴以及開放組黨的消息公開後，人們已經意識到，開放報禁，可能比開放黨禁來得更早，台灣的媒體，因此開始適當放開，有關兩岸交流的呼聲，開始變相出現在媒體上。
1987年4月5日，一家台灣民辦大報首先試探這一禁區，刊發文章稱，台灣北部幾縣的漁民80%到過大陸與大陸進行貿易活動，當局有關單位明知此類“通共”行動，但並未“嚴格禁止。”
8月11日，一家大報竟然違反禁令，刊登了鄧小平的生活照片。9月下旬，一家報紙刊登了在新加坡訪問的大陸著名影星和台灣著名影星林青霞越洋長途電話的對話錄。還有報紙介紹陳香梅等人來往於大陸以及台灣的情況，更有報紙發出評論，質問當局對此默認，“三不”何在？
9月15日，台灣一家大報的兩名記者違反禁令，繞道日本進入大陸采訪。10月下旬國民黨中黨部的報紙所屬的一位記者，到達北京采訪中共十三大。11月2、3日，該報又刊發了中共政治局5位常委及時任總書記的照片。
在報界進行這一類宣傳的同時，台灣島內，老兵以及某些“立委”，正在為此而努力。1987年春節期間，有商人看到老兵思鄉是一次商機，便印了一些廣告衫，上麵印一些思鄉的字句，比如“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思鄉”、“媽媽，我想回家”、“濃濃的鄉情”等，這些文化衫一推出就廣受老兵們歡迎，隨後，老兵們穿著這類文化衫走在台灣街頭，有些老兵甚至約在一起，招搖過市，形成一種無聲的抗議。到了後來，甚至發展到組織起來集體請願。
老兵的這些訴求，很快在“立法院”得到了反應。“立委們”需要民眾的選票，所以，特別注意民眾的呼聲，國民黨籍“立委”趙少康、洪昭男在“立法院”提出質詢，建議政府開放老兵赴大陸探親。馬英九列席了這次會議，因此知道這個情況。
接下來，蔣經國接見外賓，馬英九擔任翻譯。這項工作結束之後，蔣經國像從前一樣，問道：“英九，有什麽事嗎？”馬英九覺得這是一次機會，便將趙少康、洪昭男提案以及此前已經有不少老兵穿文化衫請願的事，對蔣經國說了。蔣經國當時問馬英九：“你對這件事怎麽看？”
馬英九本人沒有故鄉情節，畢竟他覺得自己的故鄉就在台灣，即使對出生地香港也沒有絲毫印象，他所有的記憶，全都在台北。但是，他知道自己的父母故鄉情結很重，就是自己的姐姐們，也都有著濃濃的故鄉情結。尤其是馬鶴淩，他的妹妹馬元英就在大陸，這麽多年過去了，年齡大了以後，常常會想起。
早在1983年，馬元英的兒子劉肇禮，就曾接到過一封來自美國的尋親信，這封信是在台灣的舅舅馬鶴淩委托在美國的大女兒馬以南從美國寄來的。從此以後，甥舅之間魚雁往返，從未間斷，達二十餘載。這說明，身為國民黨高級幹部的馬鶴淩，早在之前便已經“通共”。“通共”當然是按照當時台灣國民黨的法律而言，馬鶴淩老人之舉，完全是思鄉所致，他牽掛著家鄉的祖墳，更牽掛著家鄉的親人。接到外甥回信後，馬老先生異常激動，當即提筆寫了一首詩贈予與自己血脈相連的妹妹馬元英：“割別家鄉四十年，乍看綠影七情煎。獨兒卓立誰嗬護，節婦餘生誰愛憐。廬墨已為衰草蝕，江鄉抒共生槐眠。臨安未許款歸去，老淚縱橫感萬千。”
這所有一切，馬英九自然是知道的，父親的這份鄉情親情，他是感同身受。隻不過最高決策層對此始終未曾鬆口，他也不便說什麽。此次在“立法院”聽到“立委”就此提案後立即向蔣經國“匯報”，恐怕也是緣於這份濃濃的鄉情。
當時，馬英九對蔣經國說，他聽說這些事後，覺得心裏很不舒服。這些老兵在台灣生活了這麽多年，聽說他們中許多人一輩子沒有結婚，身邊又沒什麽積蓄，非常可憐，所以心裏很難受。他覺得台灣能有今天這樣好的生活，也有那些老人一份功勞。他馬英九今天在享受那些人給自己提供的富裕，卻對他們晚年的狀況無能為力，他感到自己對他們有愧。
他這話說過之後，蔣經國好一會兒沒說話。片刻之後，蔣經國要他去和“總統府副秘書長”張祖詒商量一下，看能不能搞出一個可行的方案出來。
馬英九想不到這麽容易就得到了蔣經國許可，自然是興高采烈。告辭之後，馬英九立即和“總統府副秘書長”張祖詒取得聯係，兩人很快便見麵了。馬英九將此行的目的對他說出，才知道，蔣經國剛剛和他提起過此事。蔣經國的意思是基於人道精神，政府似可考慮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但此事需要慎重考量，提出詳細方案後報批。當時，馬英九和張祖詒商量了一個總體原則，然後向蔣經國匯報。蔣經國同意了這個原則，再指定馬英九製訂一個詳細方案。
接到這項任務後，馬英九立即組織了幾個人開始研究這一方案。因為這是一次極其重要的事件，對外一定要保密，為了做到不輕易泄露，馬英九便想給這個方案取一個隱諱的名字。他想到了《左傳》第一篇《鄭伯克段於鄢》中的曆史典故：鄭莊公為穎考叔的至孝感動，采納其巧思與失和的母親薑氏在隧道中重逢團聚，因此取代號為“穎考專案”。
經過幾個月的積極工作，1987年6月4日，這個專案由馬英九親自送給了“副總統”李登輝。再由李登輝拿到“12人革新小組”討論。據馬英九說，他所起草的那個方案，在“12人革新小組”專題討論了5次之多，最後才定稿送蔣經國最後審定。
此前提到的台灣媒體一些相關大陸的報道也在此前後，大陸方麵的一些報道稱，這是因為台灣媒體推動了兩岸交流的實現，這或許是因為不了解情況的某種誤解，其實還有一種可能，那就是國民黨已經有意做這件事，所以先在媒體上適當放一放風，試探一下有關方麵的反應。
1987年9月16日，合眾國際社的一則電訊頗富意味。據這則電訊稱，一位國民黨中常會委員說，決策的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16日一致通過，取消實行了38年的台灣人訪問中國的禁令。這位要求不透露姓名的委員對記者說，這項決議已提交“內政部”，建議采納這個新政策，並早日公布。
他還說在會上沒有一名委員反對，而且沒有人提出政治上反攻一類的事。
此消息發布後，引起各方的關注，因為報道未透露姓名，因此各方猜測頗多。最典型的一種說法，指這不是一起泄密事件，而是國民黨有意而為之。
10月15日，“行政院內政部長”吳伯雄在記者招待會上正式宣布民眾可以探視“三等親”為由前往大陸。11月2日，第一批返大陸探親的人士正式成行。
據馬英九公布說，台灣方麵統計，1988年台灣總計有近44萬人次前往大陸，到了1992年，已經突破100萬人次，到了21世紀，平均每年超過300萬人次。在貿易方麵，台灣對大陸貿易於1992年開始出超，此後年年超過對美國的出超。台灣的經濟增長率中，對大陸貿易出超部分，便占了22%。
他非常肯定地說，如果沒有這筆貿易，那麽，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台灣經濟，將出現嚴重的外貿赤字。
可以說，這些年的台灣經濟，正是由對大陸貿易在支撐著。而這一具有曆史意義事件中，馬英九所做的貢獻，是不可忽視的。
馬英九傳
蔣經國的最後歲月
1987年12月25日，是國民黨“行憲”40周年紀念日，每年的這一天，都要同時舉行“行憲”紀念大會，“憲研會”和“國大代表”年會聯合開會典禮。
“總統府”事前已經獲得情報，民進黨將於會場內外發動示威，特別是會場內，“國代”們在蔣經國講話時，會有抗爭舉措。中央黨部秘書長李煥和“國家安全局長”宋心濂主持“安全會議”商討對策，大家的意思是蔣經國的身體狀況不佳，最好不要出席這次會議。但蔣經國否定了這一提案，表示一定要參加，而且堅持要發表講話。
當天上午9時，蔣經國準時到達中山堂，隨後由蔣孝勇等推著輪椅出現在主席台上，蔣經國向與會者揮手致意。
馬英九出席了這次會議。據他回憶說，蔣經國上台後，向代表們作了簡短的致意，然後由“國大”何宜武秘書長代讀“總統”講詞，重申民主改革的決心。在此期間，台下民進黨“國代”開始抗議，舉起白布標語大聲喊叫。馬英九說，當時，他非常認真地注意過蔣經國的表情，他說：“當時經國先生的表情和現場情景，給英九留下永難忘懷的印象。”
蔣孝勇有關此事的回憶更為詳細一些。他說，蔣經國原是準備照著稿子讀完講詞的，前一天，他還吃力地背過幾遍。但是，他剛剛開始宣讀前麵的致辭時，第14排中間的11名民進黨“國代”突然站起來，一齊舉手連續高喊：“全麵改選！”經其它“國代”勸說後，他們暫時平息了。蔣經國此時可能由於太激動，已經無法將講詞讀完，才改由何宜武代讀。當讀到有關充實“中央民意機構”的原則時，民進黨再一次行動，舉起“國會全麵改選”的白布，大聲抗議。
蔣孝勇說，這是蔣經國主政9年以來，首次在他麵前出現抗爭動作。蔣經國當時似乎並沒有特別的回應，麵帶微笑向大家拱手致意之後才離開會場。事後有人說，蔣經國的眼睛不好，大概根本沒看見，沒聽到。蔣孝勇說，父親的眼睛不好是事實，但他的聽力很好。
從這天以後，蔣經國的情緒顯然大受打擊，變得異常沉默。幾天之後的元旦，台灣正式解除實施了38年的報禁。1月12日下午，由李登輝召集“12人革新小組”會議，正式討論由馬英九起草的“充實中央民意機構專案”。
這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改革方案，有關未來大局，均在這個草案之中。蔣經國之所以匆忙想弄出這個改革方案來，大概也是意識到自己生命快到盡頭了，有了這個專案，未來一段時間之內，台灣政局，不至於會發生大的問題，至少國民黨執政的局麵，不太可能在短時間內改變。可是，人算不如天算，這個議案才第一次提交討論，尚沒有任何結果，蔣經國的健康便急轉直下。
1月13日清晨，王家驊到達後，先在自己的辦公室坐了一會兒，估計蔣經國要起床了，便到醫護房間等蔣經國。約7點鍾，蔣經國醒來，然後按鈴叫副官，王家驊和副官一起到臥室，副官拉開窗簾，略作整理。蔣經國問：
“王主任在嗎？”蔣經國視而不見，可見此時，他差不多已經瞎了。王家驊走到他麵前，向他報告今天的工作安排。用過早餐，王家驊照例為他讀報，讀完報，才八點多鍾。王家驊說：“現在離常會開會時間還早，您先休息一下吧。”
因為蔣經國的情況不是太好，王家驊勸他不要去開會了，他也表示同意，隨後躺下來。但沒多久又醒過來，打鈴叫副官，說自己睡不著，有點惡心，又吃不下飯。隨後嘔了一陣子，但什麽都沒有吐出來。副官叫來醫生，蔣經國說他很不舒服，表情顯得異常痛苦。副官於是聯係“榮總”的兩位專家立即趕來。
在此期間，蔣經國睡著了。約11時，蔣孝勇來到官邸，看望了一下父親，覺得他睡得很好，還打呼嚕，就退出了。可是，他離開沒多久，蔣經國醒了，打鈴叫副官。副官進去後，蔣經國說，中餐他就不吃了，吃不下，又問：孝文呢？副官說，孝文在用餐。蔣又問：孝武呢？副官說，孝武先生現在還在新加坡，蔣“哦”了一聲，又躺回床上。
約12點40分，蔣又打鈴，副官進去，蔣說惡心想吐。副官拿過不鏽鋼彎盆，擺在他的麵前，另一隻手幫他輕輕拍背。沒多久，蔣經國開始吐了，吐出來的是大口大口的血。副官嚇壞了，連忙叫醫生。醫護人員立即緊急搶救。蔣經國吐完，躺下來休息，大家以為狀況穩定了。沒料到室內還沒整理好，蔣經國又想吐，吐完之後，就臥倒回床，再沒有醒來，下午3時50分，心髒停止了跳動，終年78歲。
4個小時後，8時零8分，“副總統”李登輝宣誓就任“第七屆總統”。
蔣經國病逝，不久就在台灣島內流傳著一個可怕的猜測，說蔣經國是被人謀害而死，甚至有人懷疑蔣經國是被“台獨”分子謀害死的。因為蔣經國去世當天，他的醫療小組居然遠在台灣南部，沒有得到任何預警。按照常規，以總統身份的蔣經國，這種事情幾乎是不可能也不應當發生的。病逝前一天，他尚在總統府辦公，召見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李煥，詢問國民黨十三大的籌備情況，絲毫沒有病人膏肓的跡象，他本人一再表示“身體還可以撐下去”。
蔣經國生前患有糖尿病，但醫療專家斷言，糖尿病患者不會七孔流血而亡。蔣經國死時卻從口角、鼻孔、耳孔四處流血，無法擦盡。七竅出血，應驗了中國民間傳說的中毒暴亡之征。
現在還沒有確切證據來證明蔣經國的死與“台獨”陰謀有何直接聯係。
但蔣經國的思想在死前卻與“台獨”勢力格格不入，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上世紀八十年代蔣經國繼承蔣介石遺誌，在表麵上高呼“反共”、堅持“三不”政策，並聲稱要“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但他與蔣介石不同，他不僅堅持國家的統一，還堅決反對“台獨”。他曾說：“不願做中華民國的罪人，也不願做中華民族的罪人。”晚年，他大刀闊斧地進行“政治革新”，首先在台、澎地區解除戒嚴令，開放黨禁、報禁，改善了國民黨的形象，並在逝世前3個月，開放了台灣同胞赴大陸探親的禁令，有助於緩和兩岸關係。同時，在經濟上台灣七十年代的起飛，使它列入亞洲“四小龍”之位，這些都與他采取的一些開放政策有關。
秘密特使穿梭兩岸高層
中共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在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主持下，一係列開明的對台政策相繼出台，給台灣國民黨當局以巨大衝擊。對此，國民黨主席蔣經國也感受到了，並在其生命曆程的最後10年裏一直關注著兩岸統一大業，使兩岸關係有了重大突破。
新中國成立後，海峽兩岸長期處於緊張的軍事對峙。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敏感的人們發現，已喊了30年的“解放台灣”的口號正悄悄地從新聞媒體中消失。1978年10月，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在會見日本文藝評論家江藤淳時指出：“如果實現祖國統一，我們對台灣的政策將根據台灣的現實來處理。”同年11月，鄧小平在會見緬甸總統吳奈溫時再次表示：“在解決台灣問題時，我們會尊重台灣的現實。比如，台灣的某些製度可以不動，美日在台灣的投資可以不動，那邊的生活可以不動。但是要統一。”
1978年12月16日，中國政府就中美建交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闡述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新的對台政策：“台灣是我國的神聖領土。台灣人民是我們的骨肉同胞。台灣回到祖國的懷抱，實現祖國統一大業是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國人民的共同願望。我們的一貫政策是愛國一家，愛國不分先後；我們希望台灣同胞和全國人民包括港澳同咆、海外僑胞，一起為祖國統一大業繼續做出貢獻。”這段答記者問的重要性，就在於中國政府第一次在正式公開場合沒有使用傳統的“解放台灣”的提法，反映了大陸對台政策即將作出重大調整。
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後，中共糾正“左”的政策，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和科學的眼光來麵對曆史，客觀評價與國民黨有關的曆史人物和事件，本著求同存異的精神，推動國共第三次合作。全國人大於1979年新年發表了《告台灣同胞書》，第一次具體地提出了和平統一祖國的設想：停止炮擊金門等島嶼，以結束兩岸持續30年的軍事對抗；兩岸通航、通郵和發展兩岸貿易的“三通”思想；對台灣當局的唯一要求是去掉“中華民國”的旗子等。
1月13日，全國政協主席鄧穎超在會見日本參議院井廉議長時，詳細地解釋了發表《告台灣同胞書》的目的，並再三表示：“為了完成台灣同祖國大陸實現統一的大業，我們願意同台灣有關方麵，包括蔣經國先生在內進行商談，願意同台灣展開各方麵的來往，結束目前這種隔絕狀態。”
1981年9月30日，中國共產黨為了推動祖國和平統一進程，由葉劍英委員長發表了關於台灣的重要講話，即著名的“葉九條”。他真摯地表示：
“我們希望國民黨當局堅持一個中國、反對‘兩個中國’的立場，以民族大義為重，捐棄前嫌，同我們攜起手來，共同完成統一祖國大業，實現振興中華的宏圖，為列祖列宗爭光，為子孫後代造福，在中華民族曆史上譜寫新的光輝篇章！”
《告台灣同胞書》和“葉九條”發表後，廣大台灣同胞、海外僑胞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采取和平手段解決台灣問題的做法表示歡迎，要求台灣當局順應曆史潮流，對中共的和平舉動予以積極響應，結束兩岸軍事嚴重對抗狀態，走向統一。許多台灣同胞認為中共的政策是寬厚的、具體的，照顧到台灣各方麵的利益，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誠意。台灣媒體和民眾表示，國民黨對談判不必“深閉固拒”，國共和談不失為國家統一之手段，“不妨一試”。
麵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提出的和平統一方針，國民黨當局也悄悄更改了對大陸的方針。1981年3月29日至4月5日，國民黨召開了第十二次黨員代表大會，蔣經國主持大會通過了“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案”，強調“建設台灣與統一中國是不可分的，惟有建設台灣，才能實現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也惟有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才能使台灣永遠保持安定與進步”；並要求國民黨以“三分軍事，七分政治；三分敵前，七分敵後”和“以政治為前導，以軍事為後盾”等為最高指導原則。
這次大會顯示國民黨已經放棄了武力“反攻大陸，複興建國”的大陸政策，並針對中國共產黨和平統一祖國的方針，將其大陸政策調整為以“實現三民主義”的和平方式“統一中國”。蔣經國並多次宣稱“中華民國統一大陸的主要憑藉是三民主義而非武力”，“光複大陸並非要靠軍事手段才能實現，這完全是一個政治問題”，統一“將不是由武力完成，而是由政治、社會和經濟方法來達成”。
隨著中國共產黨人和平統一台灣思想的逐漸成熟，武力解放台灣的口號被代之而起的開展“第三次國共合作”和平統一台灣的務實政策所代替。
與此同時，國民黨在中共和平統一方針政策和島內外形勢的影響下，也開始調整其大陸政策，放棄了武力“反攻大陸”的方針，從而使兩岸關係結束了30年軍事對抗的局麵，進入了和平對峙時期。
為紀念辛亥革命70周年，中國共產黨決定在1981年10月9日召開規模宏大的紀念大會。會議召開之前，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發函邀請蔣經國、宋美齡、蔣緯國、何應欽、陳立夫、張學良以及其它台灣各界人士參加紀念大會，請他們回大陸和家鄉看一看，並明確表示：蔣經國等先生來大陸和故鄉遊覽時，“願意談談心當然好，暫時不想談也一樣歡迎”。
為呼籲國共兩黨進行和平談判，1982年7月24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廖承誌致信蔣經國、蔣方良、蔣緯國等，呼籲台灣當局依時順勢，毅然和談，達成國家的統一。廖承誌的這封信雖為私人通信，但言真意切，曉之以理，動之以情，表達了祖國大陸10億人民盼望和平統一的願望。
在蔣經國去世前，對於台灣的未來發展，他有四點計劃。第一點是民主化，包括全麵選舉。第二點是本土化，外省人壟斷“政權”的時代必將結束。
第三點是繼續提倡民生主義，大幅提升“國民”所得和生活水準。第四點是震撼性地要與大陸“發展工作關係”。而且他背後還派人與大陸中共方麵秘密交往、試探和談，希望能在有生之年解決祖國統一的問題。
1981年蔣經國暗許其親信沈誠赴大陸一行，暗中與中共領導人接觸，由此他對中共最高領導層的和平真意有了比較明確的了解。隨著自己身體狀況每況愈下，蔣經國想急於在他還活著的時候就解決祖國統一問題，尋找與中共和解的渠道，這種願望在80年代後期，愈發強烈。
1986年至1987年，沈誠受中共領導人和蔣經國的委托，不斷穿梭於大陸台灣之間。如果他不是負有特別重大的秘密使命，他不可能會受到兩岸最高層領導人如此重視。台灣許漢（許承宗）出版的《總統的秘密特使》一書，更向公眾披露了有關情況。許漢（許承宗）出生於官宦世家，曾任香港時報總編輯，為國民黨非主流派的文膽。其在台北黨政高層關係甚廣，故握有不少政壇內幕。
此該書透露，蔣經國生前已經把兩岸談判列進了頭等大事。1987年3月，中共中央以全國政協名義邀請沈誠到北京晤談。赴京前，沈誠去台北密見蔣經國並“力主突破三不政策”。蔣經國表示“目前階段暫時還隻能采取‘官民有別’政策，對純粹民間之接觸、交流，政府新的‘三不政策’是‘不鼓勵’、‘不支持’、不壓製”，蔣經國這一決定實際上改變了原來的“三不政策”，對兩岸關係發展有積極和重要意義。
3月14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楊尚昆接見了沈誠，並提出中共中央關於兩岸談判的基本原則是：“第一，雙方談判主體：中國共產黨對中國國民黨。因為今天以兩個政府來談，諸多不便，可能產生不對等的現象，你們可能有困難。而黨對黨談起來就靈活多了。所以我們還特別說明，黨對黨中還加以強調：（一）中央層次；（二）對等地位。這兩點，以示對你黨的尊重。”“第二，談判主題：先談合作，後談統一。”沈誠當晚通過香港將他與楊尚昆談話的主要內容報告給蔣經國。
兩天後台北傳來消息：蔣經國同意“兩黨對等談判、中央層次”模式，“但在技術上還希望正式有個具體表達”。3月25日，中共中央領導人經研究決定，以楊尚昆名義致函蔣經國並由沈誠秘密轉至台灣，邀請國民黨派代表到北京舉行和平談判。
1987年4月4日，蔣經國約見沈誠說：“我對於他們的來函，已仔細看過，大致上他們還是有誠意的”；“在黨對黨談判原則下，一定要保密，在雙方沒有取得一定的協議前，盡量不要赴會”；“為了配合兩岸關係，我們一定會在政府部門成立一個協調黨政工作的機構來運作”。中共中央致蔣經國的密函在促進兩岸關係互動方麵產生了催化作用，蔣經國於7月14日宣布廢除在台灣實施長達38年的“戒嚴體製”，接著又開放兩岸民間人員往來，陸續對大陸做了很大程度的“開放”。
9月，沈誠赴台北探視蔣經國。蔣經國對沈誠說：“我正研究他們（中共）來的那封信的處理問題。信已給老夫人（指宋美齡）看過了，她表示好好研究一下再做出決策”，“他們（中共）的誠意，我有同感，不過像這樣大事，多少要設想得周延一些才行”。沈誠建議“禮尚往來”，給中共方麵捎個回信，然後再做具體規劃。蔣經國說：“今天的一切，主動在他們，我看回不回信在其次，重要的是下一步的具體工作應如何開展。”蔣經國表示要考慮下一步赴大陸與中共談判的人選問題。
當時在島內，以李登輝為首的“台獨”勢力已有所表現。自蔣介石所帶領的國民黨政權來台後，台灣在“動員戡亂體製”下，開始了“威權政體”的政治機製。此一體製除了限製台灣地區人民的人身、言論、講學、出版、通訊和集會結社等自由外，在憲政方麵采行了憲法與臨時條款並行的雙軌製，這樣的設計無疑是為了賦予總統更大的權限。
當時一般人民的政治參與渠道並不暢通，因為政府當局賦予在大陸選出、遷來台灣定居的第一屆中央民意代表長久行使職權的權力，阻礙了台灣民眾參政的機會，故引發政權合法性的爭議。大體而言，動員戡亂體製是在一個“大陸淪陷、政府遷台，中央政府在堅持法統”與“反共複國”的使命感的特殊環境下的產物，雖然其與民主政治原則有許多背格之處，但也確實維持了台灣長久的政治、社會安定，並締造了台灣高度的經濟成長，為日後的政治改革奠定了根基。
在這階段的早期，台灣政治反對運動多半以“孤星式的抗爭”為主，期間最被重視者應屬“中國民主黨”的組黨。該黨的創立和《自由中國》雜誌密切相關。該雜誌創刊於民國38年11月。內容主要是由一批自大陸來台、具有自由主義色彩的知識分子為骨幹，出於對自由、民主、法治等理想的堅持，撰寫文章批評時弊。而後來在雷震等人的主導下，該雜誌的成員與台灣本土的精英分子相結合，成立了“中國地方自治研究會”（後來改名為“選舉改進座談會”），積極進行籌組政黨的事宜。
然而在組黨浪潮已朝最高點邁進的時刻，警備總部乃以涉嫌“匪諜”、“叛亂”的名義，逮捕了雷震等人。同時，《自由中國》也以言論違法予以查禁。該雜誌自創刊到1960年9月停刊為止，在長達十年九個月的漫長歲月中，國民黨從其黨報的拒登廣告、其特務機關的幹擾印刷廠承印，到其黨、政、軍各單位的通令禁閱、禁售，打擊和迫害越來越嚴厲和猛烈，他們的精神在台灣一般人的心目中，足以作為追求民主憲政知識分子的典型。
1977年11月19日，台灣地區舉行縣市長選舉，在桃園縣是由國民黨提名的歐憲瑜與遭到國民黨開除黨籍的許信良對決，選舉競爭異常激烈。
結果在開票當天，因為受到選舉作弊謠言的影響，中壢市民眾包圍投票所並焚燒中壢市警局，爆發了“中壢事件”。
該事件爆發後，反對力量開始成長。戒嚴令雖然仍然有效，言論自由的尺度卻大為開放，當時的政論雜誌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內容百無禁忌，多以批評政府和執政黨為主，這些雜誌成為反對勢力攻擊國民黨和在選舉中從事文宣的主要利器；集會、遊行雖然在當時仍為法令所禁止，但是隻要事先報備、申請，大都能得到允許與容忍；新的政黨雖然不能成立，但是“黨外”（指政治上與國民黨持不同意見的人士）的政治團體已實質上存在了。
此階段的政治和選舉競爭，其實並非存在於國民黨和青年黨及民社黨間，而是存在於國民黨和由台灣本土政治人物組成的“黨外”勢力間（由於不能成立新政黨，所以這些本土政治人物乃以“黨外”名稱來區別自己是屬於國民黨以外的政治勢力）。黨外人士在1979年6月1日成立“台灣黨外民意代表聯合辦事處”，6月2日又成立“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候選人聯誼會”，8月24日，黨外人士又創辦了一個共同代言人——“美麗島雜誌”，這本雜誌被推崇為“台灣民主運動的雜誌”。
“美麗島雜誌”的六十位成立委員當中，納入了當時所有反對勢力各派係及立場的人士，並且開始在台灣各縣市成立“美麗島雜誌社服務分處”。之後，黨外人士又更進一步於1986年9月28日在圓山飯店正式宣布成立“民主進步黨”，此舉被視為是台灣民主開始成長的階段。所謂“爭逞”乃是指此一時期，台灣在民主的表征有極大的進展，如反對勢力的存在及政治競爭的激烈，言論自由和民眾政治參與權利、管道的擴大等。
當時，國民黨在蔣經國的領導下，統治精英維持著國民黨內部的團結，行使有效的統治，但也明顯地采取寬容的態度與作法，適應情勢發展，準備接受政黨競爭，逐步推行民主。除了定期舉行選舉，選舉層次逐步升高外，執政的國民黨在1986年5月已開始研議，諸如：解除戒嚴、開放黨禁、中央民意代表改選、地方自治法製化等重大改革事項。這也是為何反對勢力於同年9月28日宣布成立民進黨時，政府並未取締的原因之一，因為，解除黨禁早已在國民黨的改革議程表中了。
在此一階段中，反對勢力對執政黨展開激烈的挑戰，並透過競爭的方式進入政治架構。例如：在民國74年11月舉行的地方公職選舉中，反對勢力的“黨外”當選縣長一名，省議員十一名，台北市議員提名的十一名全部當選，高雄市議員當選三名；使“黨外”推薦提名候選人的當選率高達六成。
在選舉中，“黨外”的作業如同一個政黨一般。一般而言，在此階段中，曆次公職選舉中非國民黨籍候選人的得票率，在地方公職選舉部分約為三成多，在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則近三成，但是，並非所有非國民黨的得票率都是支持“黨外”的。據估計，在民進黨成立前，“黨外”的固定得票率約兩成，而支持者多半是工人階級、都市小資產階級（即自營作業者）和部分知識分子。從得票率來看，似乎“黨外”仍遠非執政黨對手，但以當時在戒嚴時期對政黨競爭仍有諸多限製的情況下，“黨外”能固定得到約兩成的選票，而且在島上多數選區內都能推出候選人與執政黨從事激烈競爭，可見當時的選舉確已具有兩黨競爭的雛形。
1987年11月25日，蔣經國在國民黨中央常委會上反複強調：“始終堅持兩大政策，一項是堅決不和共黨接觸，一項是堅決反對台獨的分裂意識。今天我們要再一次強調這兩大政策，並期勉全體同誌，貫徹到底。”然而，蔣經國於12月7日約見沈誠時又告知“下一撥正式去北京的人選，大概在下個月初的黨中常會中做決定”，隻要假以時日，國共兩黨舉行談判並和平解決台灣問題是極有可能實現的。令人遺憾的是，赴北京正式進行國共和談的代表尚未派出，蔣經國就突然咯血而逝，他的死，使極有希望的實際上已著手進行的兩岸和談忽告中止，不由得令人扼腕長歎。
在他去世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向國民黨發出唁電：“驚悉中國國民黨主席蔣經國不幸逝世，深表哀悼，並向蔣經國先生的親屬表示慰問”。
同日，中共十三屆一中全會新產生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發表談話，對蔣經國的逝世表示悼念，重申和平統一祖國的方針不變。他說：“中國國民黨主席蔣經國先生不幸逝世，我們深表哀悼。蔣經國先生堅持一個中國，反對台灣獨立，主張國家統一，表示要向曆史做出交待，並為兩岸關係的緩和做了一定的努力。”“當此國民黨領導人更替之際，我們重申，我黨和平統一祖國的方針和政策是不會改變的……”“我們由衷地期望台灣局勢穩定、社會安寧、經濟繼續發展，人民安居樂業。”
當時中國新華社駐香港分社負責人還以中國共產黨中央顧問委員會的名義，在香港派員向國民黨在港機構珠海書院內的蔣經國靈堂送了花圈。外電對中國共產黨方麵對蔣經國去世的悼念做了積極的評價。
1997年2月19日，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一國兩製”的倡導者鄧小平在北京逝世，海峽兩岸統一的偉業未能在他有生之年實現，把深深的遺憾留在了這個世紀。
關鍵時刻蔣經國死亡，是病死還是謀殺？現在誰也無法查清。但蔣經國的死卻讓李登揮如願以償地按“憲法”規定登上（繼承）了台灣的“總統”和國民黨主席的寶座。
從此，台灣開始了所謂的“李登輝時代”。
十五年後，2003年1月15日，蔣經國去世十五周年紀念日，曾經為其擔任過6年英文秘書的馬英九前去謁陵磕頭。麵對鏡頭，他眼眶泛紅，強忍淚水，約有十五秒鍾說不出一句話，真情流露得令人動容，讓幾乎所有政治人物望塵莫及。這一幕，透過電視直播傳到每一個家庭，再次強化了馬英九溫良恭儉讓、有情有義的完美形象。
現在他們需要研究的有六大議題（原本是五大議題，後來兩岸關係問題隨著戒嚴問題的解決，顯得異常突出，因此成為六大議題），這六大議題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都關係到“黨國”的生死存亡，不能不慎重從事，所以，12個人便分成了6大小組，每兩人負責一個小組，每個小組領取一個議題。
馬英九作為副秘書長，便成了這6大小組之間的聯絡人，起草報告，研究議題以及向小組負責人匯報等，均由他負責。
為了順利進行這次“改革”，在人事上，蔣經國也做了一些準備工作，6月18日，他發布命令，免去宋長誌“國防部長”職務，改聘為“總統府國策顧問”，原“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汪道淵接任“國防部長”，原“聯訓部主任”蔣緯國改任“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
汪道淵是文人出身，因為長期在軍法部門工作，才半道出家穿上了軍裝，嚴格來說還是一個文職幹部。由一個文人來擔任“國防部長”，說明蔣經國正在考慮“軍隊國家化”，不希望在他進行改革的時候或者是他身後，出現軍人幹政甚至是出現軍政府這樣的惡劣情形。從這種意義上說，蔣經國確實是達到了目的。至於讓蔣緯國擔任“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一職，也是深謀遠慮，這個職務，既讓蔣緯國擔負起了“掌軍監國”的重大職責，又排除了他在自己身後接班的可能，從而杜絕了“蔣家總統”的再一次出現。由此可見，蔣家王朝，是蔣經國自己終結的。
“革新小組”的工作，一直都處於嚴格的保密狀態之下。他們所討論的6大議題，無一不是當時最為敏感的大問題，這一類問題一旦泄露，很可能引起社會的急劇動蕩。所以，“革新小組”還不能將這些議題公開化，隻好采取極為隱蔽的做法，給每一個小組取一個看上去很平和的名字。比如解除戒嚴研究小組，公開的名字，叫“國家安全法令研究小組”，這樣一個名字，表麵上看，與解除戒嚴半點關係都沾不上。
而國會改選問題，則以中央民意代表新陳代謝問題來代替。省市長民選議題，稱為地方自治法治化問題，最為敏感的開放組黨問題，則稱為人民團體組織問題。盡管當局一再要求保密，但事實上，這個密顯然沒有保住。
當“革新小組”還在研究這類問題時，民進黨便順利闖關，秘密組黨成功。表麵上看，民進黨組黨，似乎與蔣經國下令研究這一問題關係不大，但時間上的巧合，卻不能不令人生疑，極大的可能是，某些內部人士將消息透露出去了，黨外人士才敢冒著殺頭的危險，秘密闖關。
在這所有議題中，首先予以考慮的是解除戒嚴。這也因為，戒嚴問題，在所有問題中，差不多不再成為問題，與此相關的禁區，幾乎全都被突破，現在解除，隻剩下一個理念上的突破而已。
正因為理念是最難突破的，所以在“革新小組”內部，有關解除戒嚴議題，仍然遇到許多阻力，有部分人認為，戒嚴可以宣布解除，但民眾的某些權利，還是應該用另外的方式加以限製，不能任由他們的意願行事，比如申請出入境問題，如果完全沒有規矩，那麽，此前逃往海外的那些台獨分子怎麽辦？他們是不是可以任意出入並且在台灣大肆宣揚台獨而政府卻對此不聞不問？再比如，公民能夠任意組織遊行集會嗎？真的那樣，豈不是全亂套了？台灣豈不是成了那些“台獨分子”的舞台？
這些問題確實是困擾“革新小組”的最大難題，為此，馬英九專程向蔣經國進行了一次匯報。蔣經國就此提出了兩大原則，歸結起來，這兩大原則為“五不變和一從寬”，所謂五不變，即國民黨的執政黨地位不能變，“國民政府”的“法統”不能變，反共的基本國策不能變，“臨時條款”和“憲法”不能變，“複國建國”的目標不能變。至於一從寬，則是在這五不變的原則下，解除戒嚴後民眾的自由和權利可以從寬，不能更嚴。他特別強調說：“解嚴後當然應該更寬，不能更嚴，否則就是換湯不換藥。”
由蔣經國的這番定調可以看出，他想的是組織一個監督國民黨的反對黨，但這個反對黨是不能執政的。他的這一設想，為後來留下了諸多變數。
1986年10月7日下午，蔣經國接見美國媒體《華盛頓郵報》董事長、發行人葛蘭姆女士，馬英九雖然擔任國民黨中央黨部副秘書長，卻仍然是蔣經國的英文秘書，所以，這次會見，仍然由馬英九擔任翻譯。蔣經國對葛蘭姆女士說：“我國將解除戒嚴，開放組黨。”
這件事，馬英九早已經知道，並且為此工作了好幾個月，但是，一直都是在嚴格保密的狀態下進行的，現在，蔣經國對外人提起此事，尤其對方是傳媒人，這便說明，此事第一次公開向外宣布了。當時，馬英九意識到，這對於台灣地區來說，是一個曆史性的時刻，標誌著台灣的民主改革，向前跨出了曆史性的一步。這件事極為重要，作為翻譯，他不能有任何差錯，所以他審詞度句，對葛蘭姆女士逐字逐句地翻譯說，“我們即將在製定國家安全法後終止戒嚴”，“開放政黨合法登記”。
這句話，對於台灣島內來說，卻是石破天驚。島內民眾都歡呼雀躍，奔走相告。
10月15日，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一致通過了12人革新小組提出的兩項革新方案，即解除在台澎金馬地區的戒嚴令，製訂“動員勘亂時期國家安全法”；會議還決定取消黨禁，修正《非常時期人民團體組織法》和《選舉罷免法》，以規範政治團體和各類民眾團體的活動，並使得合法地位的政治團體候選人，在不同的政治立場上，以平等地位從事公平的政治競賽。
這隻是在“中常委”的全體會議上通過，還不代表正式實施，所以，完成這一“改革”，還需要一個曆史的過程。可黨外人士，已經從蔣經國對葛蘭姆女士的談話中弄清了國民黨高層的意圖，所以迅速組黨成功，並於11月10日召開民進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這次會議可以說是在半公開的情況下召開的，還沒有正式開放黨禁的國民黨當局，雖然知道此事，卻也沒有采取任何阻撓行動。
不僅如此，1987年1月18日，國民黨同意給民進黨“立法院黨團”在“立法院”內設置辦公室。如此一來，黨禁雖然還沒有正式宣布開放，實質上，國民黨已經承認了民進黨的存在，並且第一次在名義上的最高權力機構“立法院”出現了兩黨並存的格局。
2月5日，“行政院長”俞國華宣布開放實行39年的報禁，重新研究報紙的登記和增張問題。在此前後，當局對校園的控製也大為放寬，大學的國民黨黨部將撤銷，以前嚴禁學生跳迪斯科以及女生蓄長發等禁令，也將取消。
這段時期，馬英九可以說是最為忙碌的，雖然有“12人革新小組”，但實際上，所有的文案工作，都是由他主持。因為解除戒嚴被當成第一要務，所以，最為重要的是加緊製訂“國家安全法”，作為法學博士的馬英九，自然不可能置身事外，這部法律的整個文案工作，就是他在起草。
1987年6月16日，《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在“立法院”獲得通過。1987年7月1日，《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正式公布施行。
次日，“行政院長”俞國華主持“院務會議”，討論“實施細則”。俞國華是在原“行政院長”孫運璿突然中風病倒後接任這一職務的，他屬於蔣家的忠實把門人，跟隨蔣氏父子幾十年，可以說忠心不二。但是，他本人能力有限，長期當幕僚性格相對懦弱，加上主政後運氣不佳，一連遇到幾場大的自然災害，所以政聲不佳，很難控製“行政院”內的那些人。由於這種種原因，此次院會開了個不了了之。
蔣經國得知後，極為惱火，當即將俞國華找到官邸，責問他為何跟不上政治改革的步伐。最後下令解除戒嚴不能拖延到下星期的例會。俞國華沒辦法，隻好打破每星期一次例會的慣例，當天下午召集了第二次會議，同意了廢除戒嚴令，通過了實施細則。7月14日，蔣經國正式簽署發表，宣布7月15日零時起在台灣地區解嚴，從此，長達38年的戒嚴結束了。
兩岸解凍改善關係
馬英九在擔任副秘書長期間，參與的另一件盛事，可能是至今為止，他這一生中所參與的最有意義的一件事，對於整個中華民族，意義深遠，那就是兩岸關係的改善。
台灣方麵一直宣傳說，兩岸關係發展到今天這樣的局麵，是因為蔣經國的英明決斷。這種說法，顯然是在美化蔣經國，實際上，蔣經國在處理這一問題時，一是兩難，一是被動。真正起到決定性作用的，還是鄧小平。
1983年7月25日，《人民日報》報道了鄧小平同美國新澤西州西東大學教授楊力宇談話的一些主要內容，在這次談話中，鄧小平首次提出了“一國兩製”解決台灣問題的構想，第一次強調可以對等談判。
鄧小平說：解決台灣問題的辦法由兩岸執政的國共兩黨實行對等談判，你不吃掉我，我不吃掉你；同時充分尊重包括台灣人民在內的全國各族人民的意願，真誠地希望同海內外一切主張祖國統一的黨派、團體和社會人士交換意見。實現台灣與大陸和平統一的根本方針是尊重曆史現實，實行“一個國家、兩種製度”，即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大陸實行社會主義製度，台灣實行資本主義製度，雙方都不把自己所實行的政治社會製度強加給另一方。
這個談話中，一國兩製，是一個劃時代的創造，是前所未有的設想。而“兩岸執政的國共兩黨”這種提法，也第一次承認了國民黨在台灣執政這一事實。更將兩岸提到了對等的地位。所有這一切，都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
針對鄧小平的“一國兩製”，蔣經國的應對是“三不政策”，即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
直到1986年，蔣經國將幾個大是大非的議題交給“12人革新小組”研究，這次提交的問題中，並沒有改善兩岸關係的問題。但在民間，這一問題越來越顯得重要，兩岸阻隔已經37年，當年隨著國民黨政府退到台灣的那些老兵，目前都是60歲上下的人了。他們之中，相當一部分因為逃到台灣時身無分文，滿身傷殘，到了台灣之後，因為物價飛漲，從政府拿到的一點撫恤，維持生活都成困難，又因為當地人對外省籍的國民黨政府的仇恨和不信任，當地姑娘不願嫁給他們，而外省籍的年輕姑娘，大多又都是有錢有勢的主，這些老兵根本無法找到適合的女人結婚，所以，很多人一輩子獨身。步入暮年，孤苦伶仃，思鄉心切，可想而知。因此，這些老兵返鄉探親甚至是回鄉居住安度晚年的訴求，異常強烈。
就周邊形勢來看，中國和英國就香港回歸的談判已經結束，和葡萄牙就澳門回歸的談判同樣取得成功，“一國兩製”製度，即將在世界上首次實施。台灣方麵雖然對這些消息竭力封鎖，但是，一些熱情支持祖國統一的愛國人士如陳香梅、李政道、楊振寧、丁肇中、王贛俊、李遠哲等國際名流，奔走於兩岸之間，充當了民間交流的信使。而另一些人，其中很多與台灣關係密切的人士，繞道其它國家，秘密進入中國大陸。他們帶往台灣的消息，對於台灣社會造成了不小的衝擊。
此時發生了一起意外事件，打破了台海兩岸37年不相往來的曆史。
1986年5月3日，台灣“中華航空公司”飛機駕駛員王錫爵駕駛波音747貨機，由曼穀飛往香港的途中，直接降落在廣州白雲機場。據王錫爵說，他因為思鄉心切，想與40年不見的父親團聚。他幹出這件事，當然知道如果回台灣會受到什麽樣的處理，所以，自願留下來也是自然而然的事。可是，和他同機的副駕駛董光興、機械師邱明誌卻持不同的看法，他們希望返回台灣。
為了讓這架貨機以及另外兩名機組人員返台，中國民航立即向華航發去電報，邀請他們盡快派人來京商洽。
這是一起大事件，華航自然不敢作主，直接報給了蔣經國。蔣經國下令成立由“總統府秘書長”沉昌煥、“國防部長”汪道淵、“行政院秘書長”王章清組成專案小組處理此事，他們堅持的仍然是“三不原則”，並且定出“不隱瞞，不渲染”的宣傳要點。中國民航得不到答複，於5月11日再次致電，明確表示這隻是一次商業會談，不涉及政治，如果華航覺得北京不方便，可以另擇地點。
這原本是一起普通事件，但台灣方麵高度重視，竟然交給了“12人革新小組”處理。他們討論後覺得可以在香港進行談判，蔣經國聽取報告後，批準了這一建議，決定由華航香港分公司代表總公司在香港談判05月20日的談判進行得非常順利，雙方都是中國人，曆史性的第一次接觸，令所有與會人員心情都非常好，最終會談在熱烈的掌聲中結束。香港媒體稱此為曆史性重大突破。
這雖然是一起商業性的談判，但打破了蔣經國的“三不政策”，且讓台灣民眾看到了大陸的誠意。因此，在接下來有關取消戒嚴的一些社會活動中，台灣的民主人士又加進了一項重要內容：“開放探親，取消三不”。兩岸交流的呼聲，在台灣島內正式公開化。
1986年，蔣經國關於台灣將解除戒嚴以及開放組黨的消息公開後，人們已經意識到，開放報禁，可能比開放黨禁來得更早，台灣的媒體，因此開始適當放開，有關兩岸交流的呼聲，開始變相出現在媒體上。
1987年4月5日，一家台灣民辦大報首先試探這一禁區，刊發文章稱，台灣北部幾縣的漁民80%到過大陸與大陸進行貿易活動，當局有關單位明知此類“通共”行動，但並未“嚴格禁止。”
8月11日，一家大報竟然違反禁令，刊登了鄧小平的生活照片。9月下旬，一家報紙刊登了在新加坡訪問的大陸著名影星和台灣著名影星林青霞越洋長途電話的對話錄。還有報紙介紹陳香梅等人來往於大陸以及台灣的情況，更有報紙發出評論，質問當局對此默認，“三不”何在？
9月15日，台灣一家大報的兩名記者違反禁令，繞道日本進入大陸采訪。10月下旬國民黨中黨部的報紙所屬的一位記者，到達北京采訪中共十三大。11月2、3日，該報又刊發了中共政治局5位常委及時任總書記的照片。
在報界進行這一類宣傳的同時，台灣島內，老兵以及某些“立委”，正在為此而努力。1987年春節期間，有商人看到老兵思鄉是一次商機，便印了一些廣告衫，上麵印一些思鄉的字句，比如“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思鄉”、“媽媽，我想回家”、“濃濃的鄉情”等，這些文化衫一推出就廣受老兵們歡迎，隨後，老兵們穿著這類文化衫走在台灣街頭，有些老兵甚至約在一起，招搖過市，形成一種無聲的抗議。到了後來，甚至發展到組織起來集體請願。
老兵的這些訴求，很快在“立法院”得到了反應。“立委們”需要民眾的選票，所以，特別注意民眾的呼聲，國民黨籍“立委”趙少康、洪昭男在“立法院”提出質詢，建議政府開放老兵赴大陸探親。馬英九列席了這次會議，因此知道這個情況。
接下來，蔣經國接見外賓，馬英九擔任翻譯。這項工作結束之後，蔣經國像從前一樣，問道：“英九，有什麽事嗎？”馬英九覺得這是一次機會，便將趙少康、洪昭男提案以及此前已經有不少老兵穿文化衫請願的事，對蔣經國說了。蔣經國當時問馬英九：“你對這件事怎麽看？”
馬英九本人沒有故鄉情節，畢竟他覺得自己的故鄉就在台灣，即使對出生地香港也沒有絲毫印象，他所有的記憶，全都在台北。但是，他知道自己的父母故鄉情結很重，就是自己的姐姐們，也都有著濃濃的故鄉情結。尤其是馬鶴淩，他的妹妹馬元英就在大陸，這麽多年過去了，年齡大了以後，常常會想起。
早在1983年，馬元英的兒子劉肇禮，就曾接到過一封來自美國的尋親信，這封信是在台灣的舅舅馬鶴淩委托在美國的大女兒馬以南從美國寄來的。從此以後，甥舅之間魚雁往返，從未間斷，達二十餘載。這說明，身為國民黨高級幹部的馬鶴淩，早在之前便已經“通共”。“通共”當然是按照當時台灣國民黨的法律而言，馬鶴淩老人之舉，完全是思鄉所致，他牽掛著家鄉的祖墳，更牽掛著家鄉的親人。接到外甥回信後，馬老先生異常激動，當即提筆寫了一首詩贈予與自己血脈相連的妹妹馬元英：“割別家鄉四十年，乍看綠影七情煎。獨兒卓立誰嗬護，節婦餘生誰愛憐。廬墨已為衰草蝕，江鄉抒共生槐眠。臨安未許款歸去，老淚縱橫感萬千。”
這所有一切，馬英九自然是知道的，父親的這份鄉情親情，他是感同身受。隻不過最高決策層對此始終未曾鬆口，他也不便說什麽。此次在“立法院”聽到“立委”就此提案後立即向蔣經國“匯報”，恐怕也是緣於這份濃濃的鄉情。
當時，馬英九對蔣經國說，他聽說這些事後，覺得心裏很不舒服。這些老兵在台灣生活了這麽多年，聽說他們中許多人一輩子沒有結婚，身邊又沒什麽積蓄，非常可憐，所以心裏很難受。他覺得台灣能有今天這樣好的生活，也有那些老人一份功勞。他馬英九今天在享受那些人給自己提供的富裕，卻對他們晚年的狀況無能為力，他感到自己對他們有愧。
他這話說過之後，蔣經國好一會兒沒說話。片刻之後，蔣經國要他去和“總統府副秘書長”張祖詒商量一下，看能不能搞出一個可行的方案出來。
馬英九想不到這麽容易就得到了蔣經國許可，自然是興高采烈。告辭之後，馬英九立即和“總統府副秘書長”張祖詒取得聯係，兩人很快便見麵了。馬英九將此行的目的對他說出，才知道，蔣經國剛剛和他提起過此事。蔣經國的意思是基於人道精神，政府似可考慮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但此事需要慎重考量，提出詳細方案後報批。當時，馬英九和張祖詒商量了一個總體原則，然後向蔣經國匯報。蔣經國同意了這個原則，再指定馬英九製訂一個詳細方案。
接到這項任務後，馬英九立即組織了幾個人開始研究這一方案。因為這是一次極其重要的事件，對外一定要保密，為了做到不輕易泄露，馬英九便想給這個方案取一個隱諱的名字。他想到了《左傳》第一篇《鄭伯克段於鄢》中的曆史典故：鄭莊公為穎考叔的至孝感動，采納其巧思與失和的母親薑氏在隧道中重逢團聚，因此取代號為“穎考專案”。
經過幾個月的積極工作，1987年6月4日，這個專案由馬英九親自送給了“副總統”李登輝。再由李登輝拿到“12人革新小組”討論。據馬英九說，他所起草的那個方案，在“12人革新小組”專題討論了5次之多，最後才定稿送蔣經國最後審定。
此前提到的台灣媒體一些相關大陸的報道也在此前後，大陸方麵的一些報道稱，這是因為台灣媒體推動了兩岸交流的實現，這或許是因為不了解情況的某種誤解，其實還有一種可能，那就是國民黨已經有意做這件事，所以先在媒體上適當放一放風，試探一下有關方麵的反應。
1987年9月16日，合眾國際社的一則電訊頗富意味。據這則電訊稱，一位國民黨中常會委員說，決策的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16日一致通過，取消實行了38年的台灣人訪問中國的禁令。這位要求不透露姓名的委員對記者說，這項決議已提交“內政部”，建議采納這個新政策，並早日公布。
他還說在會上沒有一名委員反對，而且沒有人提出政治上反攻一類的事。
此消息發布後，引起各方的關注，因為報道未透露姓名，因此各方猜測頗多。最典型的一種說法，指這不是一起泄密事件，而是國民黨有意而為之。
10月15日，“行政院內政部長”吳伯雄在記者招待會上正式宣布民眾可以探視“三等親”為由前往大陸。11月2日，第一批返大陸探親的人士正式成行。
據馬英九公布說，台灣方麵統計，1988年台灣總計有近44萬人次前往大陸，到了1992年，已經突破100萬人次，到了21世紀，平均每年超過300萬人次。在貿易方麵，台灣對大陸貿易於1992年開始出超，此後年年超過對美國的出超。台灣的經濟增長率中，對大陸貿易出超部分，便占了22%。
他非常肯定地說，如果沒有這筆貿易，那麽，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台灣經濟，將出現嚴重的外貿赤字。
可以說，這些年的台灣經濟，正是由對大陸貿易在支撐著。而這一具有曆史意義事件中，馬英九所做的貢獻，是不可忽視的。
馬英九傳
蔣經國的最後歲月
1987年12月25日，是國民黨“行憲”40周年紀念日，每年的這一天，都要同時舉行“行憲”紀念大會，“憲研會”和“國大代表”年會聯合開會典禮。
“總統府”事前已經獲得情報，民進黨將於會場內外發動示威，特別是會場內，“國代”們在蔣經國講話時，會有抗爭舉措。中央黨部秘書長李煥和“國家安全局長”宋心濂主持“安全會議”商討對策，大家的意思是蔣經國的身體狀況不佳，最好不要出席這次會議。但蔣經國否定了這一提案，表示一定要參加，而且堅持要發表講話。
當天上午9時，蔣經國準時到達中山堂，隨後由蔣孝勇等推著輪椅出現在主席台上，蔣經國向與會者揮手致意。
馬英九出席了這次會議。據他回憶說，蔣經國上台後，向代表們作了簡短的致意，然後由“國大”何宜武秘書長代讀“總統”講詞，重申民主改革的決心。在此期間，台下民進黨“國代”開始抗議，舉起白布標語大聲喊叫。馬英九說，當時，他非常認真地注意過蔣經國的表情，他說：“當時經國先生的表情和現場情景，給英九留下永難忘懷的印象。”
蔣孝勇有關此事的回憶更為詳細一些。他說，蔣經國原是準備照著稿子讀完講詞的，前一天，他還吃力地背過幾遍。但是，他剛剛開始宣讀前麵的致辭時，第14排中間的11名民進黨“國代”突然站起來，一齊舉手連續高喊：“全麵改選！”經其它“國代”勸說後，他們暫時平息了。蔣經國此時可能由於太激動，已經無法將講詞讀完，才改由何宜武代讀。當讀到有關充實“中央民意機構”的原則時，民進黨再一次行動，舉起“國會全麵改選”的白布，大聲抗議。
蔣孝勇說，這是蔣經國主政9年以來，首次在他麵前出現抗爭動作。蔣經國當時似乎並沒有特別的回應，麵帶微笑向大家拱手致意之後才離開會場。事後有人說，蔣經國的眼睛不好，大概根本沒看見，沒聽到。蔣孝勇說，父親的眼睛不好是事實，但他的聽力很好。
從這天以後，蔣經國的情緒顯然大受打擊，變得異常沉默。幾天之後的元旦，台灣正式解除實施了38年的報禁。1月12日下午，由李登輝召集“12人革新小組”會議，正式討論由馬英九起草的“充實中央民意機構專案”。
這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改革方案，有關未來大局，均在這個草案之中。蔣經國之所以匆忙想弄出這個改革方案來，大概也是意識到自己生命快到盡頭了，有了這個專案，未來一段時間之內，台灣政局，不至於會發生大的問題，至少國民黨執政的局麵，不太可能在短時間內改變。可是，人算不如天算，這個議案才第一次提交討論，尚沒有任何結果，蔣經國的健康便急轉直下。
1月13日清晨，王家驊到達後，先在自己的辦公室坐了一會兒，估計蔣經國要起床了，便到醫護房間等蔣經國。約7點鍾，蔣經國醒來，然後按鈴叫副官，王家驊和副官一起到臥室，副官拉開窗簾，略作整理。蔣經國問：
“王主任在嗎？”蔣經國視而不見，可見此時，他差不多已經瞎了。王家驊走到他麵前，向他報告今天的工作安排。用過早餐，王家驊照例為他讀報，讀完報，才八點多鍾。王家驊說：“現在離常會開會時間還早，您先休息一下吧。”
因為蔣經國的情況不是太好，王家驊勸他不要去開會了，他也表示同意，隨後躺下來。但沒多久又醒過來，打鈴叫副官，說自己睡不著，有點惡心，又吃不下飯。隨後嘔了一陣子，但什麽都沒有吐出來。副官叫來醫生，蔣經國說他很不舒服，表情顯得異常痛苦。副官於是聯係“榮總”的兩位專家立即趕來。
在此期間，蔣經國睡著了。約11時，蔣孝勇來到官邸，看望了一下父親，覺得他睡得很好，還打呼嚕，就退出了。可是，他離開沒多久，蔣經國醒了，打鈴叫副官。副官進去後，蔣經國說，中餐他就不吃了，吃不下，又問：孝文呢？副官說，孝文在用餐。蔣又問：孝武呢？副官說，孝武先生現在還在新加坡，蔣“哦”了一聲，又躺回床上。
約12點40分，蔣又打鈴，副官進去，蔣說惡心想吐。副官拿過不鏽鋼彎盆，擺在他的麵前，另一隻手幫他輕輕拍背。沒多久，蔣經國開始吐了，吐出來的是大口大口的血。副官嚇壞了，連忙叫醫生。醫護人員立即緊急搶救。蔣經國吐完，躺下來休息，大家以為狀況穩定了。沒料到室內還沒整理好，蔣經國又想吐，吐完之後，就臥倒回床，再沒有醒來，下午3時50分，心髒停止了跳動，終年78歲。
4個小時後，8時零8分，“副總統”李登輝宣誓就任“第七屆總統”。
蔣經國病逝，不久就在台灣島內流傳著一個可怕的猜測，說蔣經國是被人謀害而死，甚至有人懷疑蔣經國是被“台獨”分子謀害死的。因為蔣經國去世當天，他的醫療小組居然遠在台灣南部，沒有得到任何預警。按照常規，以總統身份的蔣經國，這種事情幾乎是不可能也不應當發生的。病逝前一天，他尚在總統府辦公，召見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李煥，詢問國民黨十三大的籌備情況，絲毫沒有病人膏肓的跡象，他本人一再表示“身體還可以撐下去”。
蔣經國生前患有糖尿病，但醫療專家斷言，糖尿病患者不會七孔流血而亡。蔣經國死時卻從口角、鼻孔、耳孔四處流血，無法擦盡。七竅出血，應驗了中國民間傳說的中毒暴亡之征。
現在還沒有確切證據來證明蔣經國的死與“台獨”陰謀有何直接聯係。
但蔣經國的思想在死前卻與“台獨”勢力格格不入，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上世紀八十年代蔣經國繼承蔣介石遺誌，在表麵上高呼“反共”、堅持“三不”政策，並聲稱要“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但他與蔣介石不同，他不僅堅持國家的統一，還堅決反對“台獨”。他曾說：“不願做中華民國的罪人，也不願做中華民族的罪人。”晚年，他大刀闊斧地進行“政治革新”，首先在台、澎地區解除戒嚴令，開放黨禁、報禁，改善了國民黨的形象，並在逝世前3個月，開放了台灣同胞赴大陸探親的禁令，有助於緩和兩岸關係。同時，在經濟上台灣七十年代的起飛，使它列入亞洲“四小龍”之位，這些都與他采取的一些開放政策有關。
秘密特使穿梭兩岸高層
中共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在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主持下，一係列開明的對台政策相繼出台，給台灣國民黨當局以巨大衝擊。對此，國民黨主席蔣經國也感受到了，並在其生命曆程的最後10年裏一直關注著兩岸統一大業，使兩岸關係有了重大突破。
新中國成立後，海峽兩岸長期處於緊張的軍事對峙。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敏感的人們發現，已喊了30年的“解放台灣”的口號正悄悄地從新聞媒體中消失。1978年10月，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在會見日本文藝評論家江藤淳時指出：“如果實現祖國統一，我們對台灣的政策將根據台灣的現實來處理。”同年11月，鄧小平在會見緬甸總統吳奈溫時再次表示：“在解決台灣問題時，我們會尊重台灣的現實。比如，台灣的某些製度可以不動，美日在台灣的投資可以不動，那邊的生活可以不動。但是要統一。”
1978年12月16日，中國政府就中美建交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闡述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新的對台政策：“台灣是我國的神聖領土。台灣人民是我們的骨肉同胞。台灣回到祖國的懷抱，實現祖國統一大業是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國人民的共同願望。我們的一貫政策是愛國一家，愛國不分先後；我們希望台灣同胞和全國人民包括港澳同咆、海外僑胞，一起為祖國統一大業繼續做出貢獻。”這段答記者問的重要性，就在於中國政府第一次在正式公開場合沒有使用傳統的“解放台灣”的提法，反映了大陸對台政策即將作出重大調整。
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後，中共糾正“左”的政策，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和科學的眼光來麵對曆史，客觀評價與國民黨有關的曆史人物和事件，本著求同存異的精神，推動國共第三次合作。全國人大於1979年新年發表了《告台灣同胞書》，第一次具體地提出了和平統一祖國的設想：停止炮擊金門等島嶼，以結束兩岸持續30年的軍事對抗；兩岸通航、通郵和發展兩岸貿易的“三通”思想；對台灣當局的唯一要求是去掉“中華民國”的旗子等。
1月13日，全國政協主席鄧穎超在會見日本參議院井廉議長時，詳細地解釋了發表《告台灣同胞書》的目的，並再三表示：“為了完成台灣同祖國大陸實現統一的大業，我們願意同台灣有關方麵，包括蔣經國先生在內進行商談，願意同台灣展開各方麵的來往，結束目前這種隔絕狀態。”
1981年9月30日，中國共產黨為了推動祖國和平統一進程，由葉劍英委員長發表了關於台灣的重要講話，即著名的“葉九條”。他真摯地表示：
“我們希望國民黨當局堅持一個中國、反對‘兩個中國’的立場，以民族大義為重，捐棄前嫌，同我們攜起手來，共同完成統一祖國大業，實現振興中華的宏圖，為列祖列宗爭光，為子孫後代造福，在中華民族曆史上譜寫新的光輝篇章！”
《告台灣同胞書》和“葉九條”發表後，廣大台灣同胞、海外僑胞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采取和平手段解決台灣問題的做法表示歡迎，要求台灣當局順應曆史潮流，對中共的和平舉動予以積極響應，結束兩岸軍事嚴重對抗狀態，走向統一。許多台灣同胞認為中共的政策是寬厚的、具體的，照顧到台灣各方麵的利益，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誠意。台灣媒體和民眾表示，國民黨對談判不必“深閉固拒”，國共和談不失為國家統一之手段，“不妨一試”。
麵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提出的和平統一方針，國民黨當局也悄悄更改了對大陸的方針。1981年3月29日至4月5日，國民黨召開了第十二次黨員代表大會，蔣經國主持大會通過了“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案”，強調“建設台灣與統一中國是不可分的，惟有建設台灣，才能實現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也惟有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才能使台灣永遠保持安定與進步”；並要求國民黨以“三分軍事，七分政治；三分敵前，七分敵後”和“以政治為前導，以軍事為後盾”等為最高指導原則。
這次大會顯示國民黨已經放棄了武力“反攻大陸，複興建國”的大陸政策，並針對中國共產黨和平統一祖國的方針，將其大陸政策調整為以“實現三民主義”的和平方式“統一中國”。蔣經國並多次宣稱“中華民國統一大陸的主要憑藉是三民主義而非武力”，“光複大陸並非要靠軍事手段才能實現，這完全是一個政治問題”，統一“將不是由武力完成，而是由政治、社會和經濟方法來達成”。
隨著中國共產黨人和平統一台灣思想的逐漸成熟，武力解放台灣的口號被代之而起的開展“第三次國共合作”和平統一台灣的務實政策所代替。
與此同時，國民黨在中共和平統一方針政策和島內外形勢的影響下，也開始調整其大陸政策，放棄了武力“反攻大陸”的方針，從而使兩岸關係結束了30年軍事對抗的局麵，進入了和平對峙時期。
為紀念辛亥革命70周年，中國共產黨決定在1981年10月9日召開規模宏大的紀念大會。會議召開之前，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發函邀請蔣經國、宋美齡、蔣緯國、何應欽、陳立夫、張學良以及其它台灣各界人士參加紀念大會，請他們回大陸和家鄉看一看，並明確表示：蔣經國等先生來大陸和故鄉遊覽時，“願意談談心當然好，暫時不想談也一樣歡迎”。
為呼籲國共兩黨進行和平談判，1982年7月24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廖承誌致信蔣經國、蔣方良、蔣緯國等，呼籲台灣當局依時順勢，毅然和談，達成國家的統一。廖承誌的這封信雖為私人通信，但言真意切，曉之以理，動之以情，表達了祖國大陸10億人民盼望和平統一的願望。
在蔣經國去世前，對於台灣的未來發展，他有四點計劃。第一點是民主化，包括全麵選舉。第二點是本土化，外省人壟斷“政權”的時代必將結束。
第三點是繼續提倡民生主義，大幅提升“國民”所得和生活水準。第四點是震撼性地要與大陸“發展工作關係”。而且他背後還派人與大陸中共方麵秘密交往、試探和談，希望能在有生之年解決祖國統一的問題。
1981年蔣經國暗許其親信沈誠赴大陸一行，暗中與中共領導人接觸，由此他對中共最高領導層的和平真意有了比較明確的了解。隨著自己身體狀況每況愈下，蔣經國想急於在他還活著的時候就解決祖國統一問題，尋找與中共和解的渠道，這種願望在80年代後期，愈發強烈。
1986年至1987年，沈誠受中共領導人和蔣經國的委托，不斷穿梭於大陸台灣之間。如果他不是負有特別重大的秘密使命，他不可能會受到兩岸最高層領導人如此重視。台灣許漢（許承宗）出版的《總統的秘密特使》一書，更向公眾披露了有關情況。許漢（許承宗）出生於官宦世家，曾任香港時報總編輯，為國民黨非主流派的文膽。其在台北黨政高層關係甚廣，故握有不少政壇內幕。
此該書透露，蔣經國生前已經把兩岸談判列進了頭等大事。1987年3月，中共中央以全國政協名義邀請沈誠到北京晤談。赴京前，沈誠去台北密見蔣經國並“力主突破三不政策”。蔣經國表示“目前階段暫時還隻能采取‘官民有別’政策，對純粹民間之接觸、交流，政府新的‘三不政策’是‘不鼓勵’、‘不支持’、不壓製”，蔣經國這一決定實際上改變了原來的“三不政策”，對兩岸關係發展有積極和重要意義。
3月14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楊尚昆接見了沈誠，並提出中共中央關於兩岸談判的基本原則是：“第一，雙方談判主體：中國共產黨對中國國民黨。因為今天以兩個政府來談，諸多不便，可能產生不對等的現象，你們可能有困難。而黨對黨談起來就靈活多了。所以我們還特別說明，黨對黨中還加以強調：（一）中央層次；（二）對等地位。這兩點，以示對你黨的尊重。”“第二，談判主題：先談合作，後談統一。”沈誠當晚通過香港將他與楊尚昆談話的主要內容報告給蔣經國。
兩天後台北傳來消息：蔣經國同意“兩黨對等談判、中央層次”模式，“但在技術上還希望正式有個具體表達”。3月25日，中共中央領導人經研究決定，以楊尚昆名義致函蔣經國並由沈誠秘密轉至台灣，邀請國民黨派代表到北京舉行和平談判。
1987年4月4日，蔣經國約見沈誠說：“我對於他們的來函，已仔細看過，大致上他們還是有誠意的”；“在黨對黨談判原則下，一定要保密，在雙方沒有取得一定的協議前，盡量不要赴會”；“為了配合兩岸關係，我們一定會在政府部門成立一個協調黨政工作的機構來運作”。中共中央致蔣經國的密函在促進兩岸關係互動方麵產生了催化作用，蔣經國於7月14日宣布廢除在台灣實施長達38年的“戒嚴體製”，接著又開放兩岸民間人員往來，陸續對大陸做了很大程度的“開放”。
9月，沈誠赴台北探視蔣經國。蔣經國對沈誠說：“我正研究他們（中共）來的那封信的處理問題。信已給老夫人（指宋美齡）看過了，她表示好好研究一下再做出決策”，“他們（中共）的誠意，我有同感，不過像這樣大事，多少要設想得周延一些才行”。沈誠建議“禮尚往來”，給中共方麵捎個回信，然後再做具體規劃。蔣經國說：“今天的一切，主動在他們，我看回不回信在其次，重要的是下一步的具體工作應如何開展。”蔣經國表示要考慮下一步赴大陸與中共談判的人選問題。
當時在島內，以李登輝為首的“台獨”勢力已有所表現。自蔣介石所帶領的國民黨政權來台後，台灣在“動員戡亂體製”下，開始了“威權政體”的政治機製。此一體製除了限製台灣地區人民的人身、言論、講學、出版、通訊和集會結社等自由外，在憲政方麵采行了憲法與臨時條款並行的雙軌製，這樣的設計無疑是為了賦予總統更大的權限。
當時一般人民的政治參與渠道並不暢通，因為政府當局賦予在大陸選出、遷來台灣定居的第一屆中央民意代表長久行使職權的權力，阻礙了台灣民眾參政的機會，故引發政權合法性的爭議。大體而言，動員戡亂體製是在一個“大陸淪陷、政府遷台，中央政府在堅持法統”與“反共複國”的使命感的特殊環境下的產物，雖然其與民主政治原則有許多背格之處，但也確實維持了台灣長久的政治、社會安定，並締造了台灣高度的經濟成長，為日後的政治改革奠定了根基。
在這階段的早期，台灣政治反對運動多半以“孤星式的抗爭”為主，期間最被重視者應屬“中國民主黨”的組黨。該黨的創立和《自由中國》雜誌密切相關。該雜誌創刊於民國38年11月。內容主要是由一批自大陸來台、具有自由主義色彩的知識分子為骨幹，出於對自由、民主、法治等理想的堅持，撰寫文章批評時弊。而後來在雷震等人的主導下，該雜誌的成員與台灣本土的精英分子相結合，成立了“中國地方自治研究會”（後來改名為“選舉改進座談會”），積極進行籌組政黨的事宜。
然而在組黨浪潮已朝最高點邁進的時刻，警備總部乃以涉嫌“匪諜”、“叛亂”的名義，逮捕了雷震等人。同時，《自由中國》也以言論違法予以查禁。該雜誌自創刊到1960年9月停刊為止，在長達十年九個月的漫長歲月中，國民黨從其黨報的拒登廣告、其特務機關的幹擾印刷廠承印，到其黨、政、軍各單位的通令禁閱、禁售，打擊和迫害越來越嚴厲和猛烈，他們的精神在台灣一般人的心目中，足以作為追求民主憲政知識分子的典型。
1977年11月19日，台灣地區舉行縣市長選舉，在桃園縣是由國民黨提名的歐憲瑜與遭到國民黨開除黨籍的許信良對決，選舉競爭異常激烈。
結果在開票當天，因為受到選舉作弊謠言的影響，中壢市民眾包圍投票所並焚燒中壢市警局，爆發了“中壢事件”。
該事件爆發後，反對力量開始成長。戒嚴令雖然仍然有效，言論自由的尺度卻大為開放，當時的政論雜誌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內容百無禁忌，多以批評政府和執政黨為主，這些雜誌成為反對勢力攻擊國民黨和在選舉中從事文宣的主要利器；集會、遊行雖然在當時仍為法令所禁止，但是隻要事先報備、申請，大都能得到允許與容忍；新的政黨雖然不能成立，但是“黨外”（指政治上與國民黨持不同意見的人士）的政治團體已實質上存在了。
此階段的政治和選舉競爭，其實並非存在於國民黨和青年黨及民社黨間，而是存在於國民黨和由台灣本土政治人物組成的“黨外”勢力間（由於不能成立新政黨，所以這些本土政治人物乃以“黨外”名稱來區別自己是屬於國民黨以外的政治勢力）。黨外人士在1979年6月1日成立“台灣黨外民意代表聯合辦事處”，6月2日又成立“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候選人聯誼會”，8月24日，黨外人士又創辦了一個共同代言人——“美麗島雜誌”，這本雜誌被推崇為“台灣民主運動的雜誌”。
“美麗島雜誌”的六十位成立委員當中，納入了當時所有反對勢力各派係及立場的人士，並且開始在台灣各縣市成立“美麗島雜誌社服務分處”。之後，黨外人士又更進一步於1986年9月28日在圓山飯店正式宣布成立“民主進步黨”，此舉被視為是台灣民主開始成長的階段。所謂“爭逞”乃是指此一時期，台灣在民主的表征有極大的進展，如反對勢力的存在及政治競爭的激烈，言論自由和民眾政治參與權利、管道的擴大等。
當時，國民黨在蔣經國的領導下，統治精英維持著國民黨內部的團結，行使有效的統治，但也明顯地采取寬容的態度與作法，適應情勢發展，準備接受政黨競爭，逐步推行民主。除了定期舉行選舉，選舉層次逐步升高外，執政的國民黨在1986年5月已開始研議，諸如：解除戒嚴、開放黨禁、中央民意代表改選、地方自治法製化等重大改革事項。這也是為何反對勢力於同年9月28日宣布成立民進黨時，政府並未取締的原因之一，因為，解除黨禁早已在國民黨的改革議程表中了。
在此一階段中，反對勢力對執政黨展開激烈的挑戰，並透過競爭的方式進入政治架構。例如：在民國74年11月舉行的地方公職選舉中，反對勢力的“黨外”當選縣長一名，省議員十一名，台北市議員提名的十一名全部當選，高雄市議員當選三名；使“黨外”推薦提名候選人的當選率高達六成。
在選舉中，“黨外”的作業如同一個政黨一般。一般而言，在此階段中，曆次公職選舉中非國民黨籍候選人的得票率，在地方公職選舉部分約為三成多，在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則近三成，但是，並非所有非國民黨的得票率都是支持“黨外”的。據估計，在民進黨成立前，“黨外”的固定得票率約兩成，而支持者多半是工人階級、都市小資產階級（即自營作業者）和部分知識分子。從得票率來看，似乎“黨外”仍遠非執政黨對手，但以當時在戒嚴時期對政黨競爭仍有諸多限製的情況下，“黨外”能固定得到約兩成的選票，而且在島上多數選區內都能推出候選人與執政黨從事激烈競爭，可見當時的選舉確已具有兩黨競爭的雛形。
1987年11月25日，蔣經國在國民黨中央常委會上反複強調：“始終堅持兩大政策，一項是堅決不和共黨接觸，一項是堅決反對台獨的分裂意識。今天我們要再一次強調這兩大政策，並期勉全體同誌，貫徹到底。”然而，蔣經國於12月7日約見沈誠時又告知“下一撥正式去北京的人選，大概在下個月初的黨中常會中做決定”，隻要假以時日，國共兩黨舉行談判並和平解決台灣問題是極有可能實現的。令人遺憾的是，赴北京正式進行國共和談的代表尚未派出，蔣經國就突然咯血而逝，他的死，使極有希望的實際上已著手進行的兩岸和談忽告中止，不由得令人扼腕長歎。
在他去世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向國民黨發出唁電：“驚悉中國國民黨主席蔣經國不幸逝世，深表哀悼，並向蔣經國先生的親屬表示慰問”。
同日，中共十三屆一中全會新產生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發表談話，對蔣經國的逝世表示悼念，重申和平統一祖國的方針不變。他說：“中國國民黨主席蔣經國先生不幸逝世，我們深表哀悼。蔣經國先生堅持一個中國，反對台灣獨立，主張國家統一，表示要向曆史做出交待，並為兩岸關係的緩和做了一定的努力。”“當此國民黨領導人更替之際，我們重申，我黨和平統一祖國的方針和政策是不會改變的……”“我們由衷地期望台灣局勢穩定、社會安寧、經濟繼續發展，人民安居樂業。”
當時中國新華社駐香港分社負責人還以中國共產黨中央顧問委員會的名義，在香港派員向國民黨在港機構珠海書院內的蔣經國靈堂送了花圈。外電對中國共產黨方麵對蔣經國去世的悼念做了積極的評價。
1997年2月19日，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一國兩製”的倡導者鄧小平在北京逝世，海峽兩岸統一的偉業未能在他有生之年實現，把深深的遺憾留在了這個世紀。
關鍵時刻蔣經國死亡，是病死還是謀殺？現在誰也無法查清。但蔣經國的死卻讓李登揮如願以償地按“憲法”規定登上（繼承）了台灣的“總統”和國民黨主席的寶座。
從此，台灣開始了所謂的“李登輝時代”。
十五年後，2003年1月15日，蔣經國去世十五周年紀念日，曾經為其擔任過6年英文秘書的馬英九前去謁陵磕頭。麵對鏡頭，他眼眶泛紅，強忍淚水，約有十五秒鍾說不出一句話，真情流露得令人動容，讓幾乎所有政治人物望塵莫及。這一幕，透過電視直播傳到每一個家庭，再次強化了馬英九溫良恭儉讓、有情有義的完美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