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出東南隅

第十五章 古今人間之寶——近代學術巨子、國學大師王國維

　　一

　　當中國的近代史將關上大門的時候，許多革命誌士和文人都義無反顧地跨越了門檻，走進了現代史的大門。孫中山昂首闊步地進去了，章炳麟目不旁顧地進去了，蔡元培勇往直前地進去了，魯迅鬥誌昂揚地進去了，柳亞子也毫不猶豫地進去了……

　　但是卻有三位蜚聲海內外的近代才子沒能跨過門檻，或者雖然身體過去了，可是心卻沒有隨之過去，在曆史的交接處印下了憾跡。時隔百年，每每談及此事，仍令我輩喟然歎息。三個人中，兩個是近代文學和藝術界才藝雙絕的風流才子，他們是李叔同和蘇曼殊；另一個則是傑出學者、真正大師級的紅學家王國維。

　　動亂的年代，無邊的黑夜，葬送了不知多少困惑、苦悶、悲觀、絕望的知識分子。1918年，離五四運動——中國現代史肇端的時期僅有一年，但是兩位近代中國的風流才子卻再也挺不住了，蘇曼殊是徹底地走了，而李叔同這位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先驅，卓越的藝術家、教育家、思想家、革新家，也是身猶在、魂卻離，把身體交給了青燈黃佛。誠然他後來對佛學思想發展做出了很大貢獻，但仍讓很多人感到不可思議。

　　誰都沒有想到的是，1927年6月2日，那一天是陰曆五月初三，離端午節僅差兩天，王國維孑身來到頤和園。他在昆明湖畔徘徊良久，最後默望著粼粼水波，悄無聲息地一躍而下，再也沒有爬上岸來。他做出了比李叔同更驚人的自我毀滅舉動，輕率地結束了自己的生命，湖麵上微微漾起的一圈圈漣漪，成為他生命之旅的一個個驚奇的歎號。

　　王國維為後人留下了一係列的知識財富，他在哲學、文學和史學上的傑出成就，甚至使現代大儒郭沫若都為之折服，郭沫若說：在近代學人中，我最欽佩的是魯迅與王國維。王國維通過對《紅樓夢》美學價值的研究，寫下了一部大作——《紅樓夢評論》，並做出了一個石破天驚的斷語：隻有歌德的《浮士德》與曹雪芹的《紅樓夢》，才是宇宙之大著述。他所寫的《人間詞話》是轉移一代詞學批評風氣的代表性理論著作。

　　然而這位以叔本華、尼采為楷模的中國近代優秀哲學家，卻未能正確地探索和領悟自己的人生哲學。在動蕩的社會大變革年代，他把自己緊鎖於書齋中，如同魯迅所說的那樣穩坐高齋讀古書，一如既往地在追求學術真理的同時，也繼續沉淪於大清遺民的殘夢。

　　1904年重陽節那天，在蘇州任教的王國維一時興起，來到了近在咫尺但他卻始終未能撥冗前往的蘇州名園留園遊覽。突然發現人間竟有如此美景，他不禁流連其間，樂而忘返，還為此寫下了一首《九日遊留園》：

　　朝朝吳市踏紅塵，日日蕭齋兀欠伸。到眼名園初屬我，出城山色便迎人。奇峰頗欲作人立，喬木居然閱世新。忍放良辰等閑過，不辭歸路雨沾巾。

　　雖然在留園玩賞之際感到（不）忍放良辰等閑過，可是一回到蕭齋，卻又立即恢複到忍放良辰的寂寞心境。從小就直接感受到家庭冷漠、人生悲涼的王國維，造成了如他自述的體素羸弱，性複憂鬱的痼疾，在他名聲地位接踵而來的時候，卻依然沉湎於悲涼的過去。既不懂得多去幾個留園看看，更談不上去接觸和了解一下外麵的精彩世界，使他最終選擇了忍放良辰、忍放人生。

　　三位才子的不幸結局令人意想不到，也難以理解，而這種結局又都是他們自願選擇的，因為他們在傳統文化的汙泥中實在沉溺得太久了！曆史的轉折不僅總以一批人類精英的鮮血和生命作代價，而且也會不分青紅皂白地拋棄許多黴臭的垃圾，其中難免夾雜一些塗覆著汙泥的金子。

　　在三位才子的身世之謎中，王國維是最受關切、最費猜測的一位。人生50歲，正當學術鼎盛之際，竟然如此輕率地騎龍而去，不辭而別，為國學史留下了最具悲劇色彩的謎案。王國維死後，廢帝溥儀賜其諡號為忠愨，但他因自殺行為而為其時共產黨中的激進派所唾棄，被排斥在主流文化之外。

　　王國維自溺之謎，撲朔迷離，眾說紛紜。人們在他的衣袋中尋出一封他留給三子貞明的遺書，就成了即使不是唯一但也是最直接的分析依據了。遺書封麵上書寫著：送西院十八號王貞明先生收，內容說：

　　五十之年，隻欠一死。經此事變，義無再辱。

　　我死後，當草草棺殮，即行槁葬於清華塋地。汝等不能南歸，亦可暫移城內居住。汝兄亦不必奔喪。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門故也。書籍可托陳（寅恪）、吳（宓）二先生處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歸。我雖無財產分文遺汝等，然苟謹慎勤儉，亦不必至餓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

　　五十之年，隻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四句話中，三個關鍵字：死是結果，變是背景，辱是原因。對於這個辱字，學者們有不同的詮釋，其中有：殉清說、逼債說、驚懼說、性格悲劇說、文化衰落說等。

　　逼債說為一部分人所接受，其依據是溥儀在《我的前半生》一書中有此一說：王國維與羅振玉是兒女親家，羅振玉是集語言文字學家、甲骨文學家、文物收藏家等於一身的大家，也是一位國學大師，羅、王兩家聯姻當屬門當戶對。但因王國維早年曾受羅振玉接濟，羅振玉常以此不斷向他苛索，甚至以將王氏女兒退婚作要挾，令王國維走投無路而自殺。

　　這種說法有點似是而非，至少不是主因。殉清說的最早提出者是吳宓，吳宓就是王國維遺書中陳、吳二先生的吳先生，陳先生是陳寅恪。吳宓在王國維自沉當日的《雨僧日記》中這樣寫道：王先生此次舍身，其為殉清室無疑。大節孤忠，與梁公巨川同一旨趣。相比之下，殉清說似乎較有道理，與王國維的遺囑掛得上鉤。

　　說到變的背景，其時正當1927年春，國民革命軍北伐而上，直（直隸）魯（山東）危急，北京城內一片恐慌。接著又有消息傳來，兩湖學者葉德輝、王葆心被殺。湘潭人葉德輝是前清禦史、著名藏書家及出版家。他的政治立場保守，毛澤東說有人罵農民運動是痞子運動，指的就是他。方誌學家王葆心是湖北羅田人，對經學、史學、文學、教育學等諸領域均有研究，晚年於方誌一門致力尤勤，遺著達一百八十餘種。

　　同年5月1日的《順天時報》以醒目的版位刊載了被黨軍槍決之葉德輝的通訊，證實了葉德輝在1927年4月11日被農民協會處決的傳聞確鑿無誤。這條消息如同一顆重磅炸彈在京城爆炸，引起前清遺老遺少們的極大震恐。同時又傳來了德高望重的學者王葆心的死訊，說他僅僅因為通信中有此間是地獄一語，即被揪出，遭受極端侮辱，終致死亡，又使一些有戀清情結的老遺民在心靈上遭到二度轟炸。後來證實此傳聞純係空穴來風，當時王老先生安然無恙，他是在1944年抱病考察中疲勞過度，歸家後病故的。

　　一係列足以攪亂人心的小道消息，不能不使清華大學教授王國維在心理上產生極大恐慌。這位與新時代格格不入的保皇分子，對當前時局以及軍閥、國民黨、共產黨等革命派情況並不了解，耳聞的多是沾滿血腥的消息，自忖自己為清廷遺臣，北伐軍到京豈能逃過一劫？更可氣的是，北平《世界日報》晚刊上發表了一篇戲擬黨軍到北京所捕之人，王國維大名赫然列於紙上。對前途深感悲觀的王國維，覺得與其束手就擒，受辱於人，莫不如效仿屈子，懷沙自沉，殉節報國，以示對前朝及其末代皇帝溥儀的耿耿忠心。於是他挑選了一個陰晦慘淡的日子，結束了自己的一生。

　　然而，王國維的摯友、現代極負盛名的曆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語言學家陳寅恪卻說：王國維之死，不關與羅振玉之恩怨（周作人取此說），不關滿清之滅亡（1953年12月1日《對科學院的答複》）。陳寅恪是殉文化說的重要倡言者，他在《王觀堂先生挽詞序》中雲：蓋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數千年未有之巨劫奇變；劫盡變窮，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此觀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為天下後世所極哀而深惜者也。他將王國維之死歸結為與傳統文化共存共盡的深層根源。

　　王國維之沉，在昆明湖激起的浪花也許並不壯觀，而且也早已平息，但留下的波紋至今依稀可見，並仍然在微漾、在擴展。

　　二

　　梁啟超對王國維的讚語是：不獨為中國所有而為全世界之所有之學人。陳寅恪對王國維的稱譽是：（他的學術成就）幾若無涯岸之可望、轍跡之可尋。

　　魯迅對王國維的評價是：要談國學，他才可以算一個研究國學的人物。郭沫若對王國維的讚揚是：留給我們的是他知識的產物，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樓閣，在幾千年的舊學城壘上，燦然放出了一段異樣的光輝。

　　清末一個科舉失敗、仕進無門的窮秀才王國維，後來成為近現代中國新學術的開拓者、連接中西美學的大家。他與梁啟超、陳寅恪和趙元任號稱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四大導師；晚號觀堂的他又與羅雪堂（振玉）、董彥堂、郭鼎堂並稱為甲骨學四堂。

　　王國維（1877～1927年），字伯隅、靜安，號觀堂、永觀，浙江海寧鹽官鎮人。位於長江三角洲南翼、浙江省北部的海寧，現在是浙北第一經濟強縣（市），從這裏走出了現代最著名的詩人、散文家之一徐誌摩，著名愛國主義詩人、翻譯家穆旦（查良錚），著名武俠小說家、新文學家金庸。有意思的是，這三位現代文壇大家竟都是親戚。

　　海寧又是著名的觀潮勝地，獨特的地理條件，使人們得以在此觀看到最壯觀的海潮——錢塘潮，一飽八月十八潮，壯觀天下無之眼福。海寧觀潮最佳處就在王國維老家鹽官鎮，此鎮因古代曾設有鹽官（司鹽之官）而得名。在鹽官鎮觀賞錢塘秋潮，有三個最佳位置：鎮東南的一段海塘為第一佳點，這裏的潮勢以齊列一線為特色，有海寧寶塔一線潮之譽；第二佳點是鎮東8公裏的八堡，能觀賞到潮頭相撞的奇景；鎮西12公裏的老鹽倉是第三佳點，可以欣賞到返（回）頭潮。王國維10歲那年，全家從雙仁巷舊宅遷到了西門內周家兜新屋，新屋的窗口對著杭州灣，他在樓上住的房間，就可以看到潮起潮落。

　　家境貧寒的王國維，在其成長的過程中離不開一位師友的提攜和支持，他就是後來成為他的親家，但又被人指為向他苛索而致其死的羅振玉。王國維幼年曾為中秀才而孜孜苦讀，但與許多先賢的遭遇一樣，早年屢應鄉試不中，遂於戊戌風氣變化之際棄絕科舉。22歲起，他至上海《時務報》館當任書籍校對，在公務之餘就到羅振玉辦的東文學社研習外交與西方近代科學。羅振玉對他的才華非常賞識，資助他於1901年赴日本留學。

　　1902年，王國維因病從日本歸國，又在羅振玉推薦下執教於南通、江蘇師範學校，講授哲學、心理學、倫理學等，複埋頭文學研究，開始其獨學階段。1906年他隨羅振玉入京，任清政府學部總務司行走、圖書館編譯、名詞館協韻等，其間著有《人間詞話》等名著。1911年辛亥革命後，王國維攜生平著述，隨兒女親家羅振玉逃居日本京都，從此以前清遺民處世。其時他在學術上窮究於甲骨文、金文、漢簡等研究。1916年，應上海著名猶太富商哈同之聘，返滬任倉聖明智大學教授，並繼續從事甲骨文、考古學研究。

　　王國維於1922年受聘為北京大學國學門通訊導師。翌年，由蒙古貴族、大學士升允舉薦，與羅振玉、楊宗羲、袁勵準等應召任清遜帝溥儀南書房行走，食五品祿。1925年，王國維受聘任清華研究院導師，教授古史新證、尚書、說文等，與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李濟被稱為五星聚奎的清華五大導師，桃李門生、私淑弟子遍充幾代中國史學界。

　　在其五十歲人生、學術鼎盛之際，王國維卻永遠消失了。

　　中國近代著名學者王國維，是在文學、史學、哲學、美學、古文字學、考古學等各領域均成就卓著的學術巨子。他從事文、史、哲學研究數十載，是近代中國運用西方哲學、美學、文學觀點和方法剖析、評論中國古典文學的開風氣者，又是中國史學史上將曆史學與考古學相結合的開創者，確立了較係統的近代標準和方法。他精通英文、德文、日文，在研究宋元戲曲史方麵獨樹一幟，成為用西方文學原理批評中國舊文學的第一人。他被譽為中國近三百年來學術的結束人，最近八十年來學術的開創者。

　　這位集史學家、文學家、美學家、考古學家、詞學家、金石學家和翻譯理論家於一身的學者，著作豐碩，留下了《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紅樓夢評論》、《宋元戲曲考》、《人間詞話》、《古史新證》、《曲錄》、《殷周製度論》、《流沙墜簡》等62種作品，還有逾二百種批校的古籍（收入其《遺書》的有42種，以《觀堂集林》最為著名）。

　　在王國維的大量優秀著述中，《人間詞話》是他獨辟蹊徑的精華之作，也是他獨享殊榮的個人品牌。但是《人間詞話》已不僅僅是屬於王國維一個人的財富，而從它問世的那一刻起，就已經毫無疑義地歸屬於時代了，成為中華文化寶庫中的精品、中國古典文藝美學曆史上裏程碑式的重要作品。現代詩人、作家、紅學家俞平伯在1926年2月4日重印《人間詞話》序中，對這本書的核心範疇及其豐富意蘊做了高度評價，其中說道：

　　自來詩話雖多，能兼此二妙（一在能體會，二在能超脫）者寥寥；此《人間詞話》之真價也。

　　雖隻薄薄的三十頁，而此中所蓄幾全是深辨甘苦愜心貴當之言，固非胸羅萬卷者不能道。讀者宜深加玩味，不以少而忽之。

　　《人間詞話》不同和超越於相襲已久之詩話、詞話一類作品之處，在於作者站在中國古代文論的基石上，將西方哲學以及美學思想信手拈來，融入心胸。它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登臨送目，一覽眾山小；逐一圈點、評價中國詞發展史上的重要作家和作品。他縱橫馳騁，十萬裏河山，奔來眼底；上下求索，數千年往事，匯到腦際；開近代中國運用西方哲學、美學、文學觀點及方法評析中國古典文學之先河。

　　集中國古典美學和文學理論之大成的《人間詞話》，有著承上啟下、繼往開來的作用，從問世以來就受到學者的重視。不同於當時有影響的其他詞話作品，《人間詞話》提出了境界說。該觀點是全書的核心，統領其他論點；又是全書的脈絡，溝通全部主張。作者關於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的三種境界說，更成為人們經常引用的名句。對於這三種境界，王國維說：

　　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眾裏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也。

　　這三句描寫相思佳句，出自三位宋朝大詞家之手：晏殊《蝶戀花》、柳永《蝶戀花》和辛棄疾《青玉案·元夕》。王國維巧妙地運用了各句中蘊涵的哲理意趣，把詩句由愛情領域演繹到治學領域，提煉出一種全新的、深刻的內涵，進而升華為懸思—苦索—頓悟的治學三重境界。

　　境界說是對藝術創作或學術研究的曆程而言，指出做學問成大事業者，詩人也好，學問家也好，必須要注意後天的修養，以備堅韌不拔、百折不撓的精神，從而進行長期艱苦的探索。具體而言，第一步，要有執著的追求，誌存高遠，廣泛涉獵，明確目標與方向，了解事物的概貌。這是能取得成功的基礎。第二步，要苦思冥想，孜孜以求，忘我奮鬥，為了事業一切在所不惜。第三步，在多次周折、多年磨練之後逐漸成熟，達到明察秋毫、豁然領悟，水到渠成，最終在事業上做出創造性的獨特貢獻。

　　王國維自己就是境界說的成功實踐者，做學問成大事業者的典範。他的成就根植於其文理雙修、中西合璧的學術根底上。1900年他去日本時曾在東京物理學校學習幾何，回國講學期間一度熱衷於西方哲學，對康德、叔本華、尼采等哲學家進行過深入研究，《紅樓夢評論》是他運用西方理論闡釋古典名著的開創之作，《人間詞話》也是轉移一代詞學批評風氣的代表性理論著作。

　　《人間詞話》吸收了康德和叔本華的美學思想。叔本華，這位德國的悲觀主義哲學家有一句名言：老年時最大的安慰莫過於意識到，已把全部青春的力量都獻給了永不衰老的事業。1908年初，剛過而立之年的王國維開始《人間詞話》的創作，並於當年末到1909年初刊發於《國粹學報》。單就這一傑作而言，王國維已經可以毫無愧色地對叔本華說，我已把全部青春的力量都獻給了永不衰老的事業。

　　三

　　王國維一生中的重要活動，幾乎都與羅振玉這三個字緊密相關。王國維在學問思維上絕對是罕見的曠世才子，但在行事處世上卻經常像個迷惘的稚嫩孩子，老實得像香腸一樣。他的職業生涯、思想情感乃至對生命結局的選擇，都受到羅振玉的指引、幫助、影響和牽連，就像一個孤立無援地佇立於地麵的風向標，當麵對較大的風力，風杯輪便會隨風轉動一樣。

　　王國維一直感激羅振玉對他的知遇之恩，而事實上羅振玉也確實是在芸芸眾生中發現這匹千裏馬的伯樂。1898年正月在《時務報》館的一個小房間裏，羅振玉偶然見到一個年輕人，一問才知道是該報書記兼校對王國維。在與他攀談時，忽然看到他為同舍生撰題在扇麵上的一首詠史絕句，詩曰：西域縱橫盡百城，張陳遠略遜甘英。千秋壯觀君知否？黑海西頭望大秦。羅振玉十分驚異，認為此君有過人之才。從此羅振玉對他盡力關顧，王國維也心知肚明，對羅振玉的關愛默記於心。王國維曾寫過一首詩，其中說道匠石忽顧視，謂與凡材殊。詩中以匠石隱喻羅振玉，也對不同於凡材的自己略感自豪。

　　羅振玉兩次資助王國維去日本，使王國維得以接觸西學，做到中西交融，為他以後取得巨大的學術成就奠定了基礎。從1911～1916年，王國維在日本度過了四個年頭，這期間他從早年對西方哲學的沉溺轉向對中國傳統文學、經學和史學的研究，對於他的學術生涯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也正是在這四年，羅振玉為他提供了大量的甲骨、文物和眾多的文字資料。他耽於精讀傳統的經史典籍，並且在創作上也有《秦漢郡考》、《中國戲曲史》等豐富收獲，這些都使他得以在一個嶄新的學術領域大顯身手。

　　王國維從孜孜於西方哲學的研究轉向專治國學，其中也有羅振玉相勸之功。辛亥革命爆發後，自視為大清子民的羅振玉無法接受現實，不願意看到清王朝就此覆滅。他痛清室之淪亡，對西洋學說尤為嫉恨，奉勸王國維專治國學，以保存舊文化為己任，切勿一心二用。王國維在感動之餘，毅然放棄文學而轉向經史考據之學，甚至焚毀以前他自己所印的《靜安文集》。從此，王國維不僅在學術研究方向上，而且在思想上都發生了重大變化，也開始了兩人的合作研究。

　　作為那個時代最優秀的國學大師，兩人的學術交往帶來了他們在殷商甲骨文字、敦煌寫經、漢晉簡牘以及古器物學領域內開拓性的貢獻，導致了羅王之學的形成。1923年3月，標誌著羅王之學形成的《觀堂集林》問世，這本書的前言為羅振玉所寫。前言敘述了觀堂治學演變的來龍去脈以及兩人的學術交往曆程，並高度評價了王國維的學術成就。《觀堂集林》的成書是中國近代學術史上一個重大事件，它的出版得到學術界的公認，羅王之學也由此成為顯學而使一代代學人為之傾倒。

　　羅振玉以四兩之力撥動了王國維潛在的千斤之功，而正是憑借這千斤之功，使王國維提起了東海龍宮內的千鈞棒，才有了後來驚天動地的創作和創新。沒有羅振玉這個旗手披荊斬棘的先行，也就沒有作為主帥的王國維在國學領域中的輝煌戰果。

　　歸國之後的王國維，從入京到任晚清學部官員，也都是借羅振玉之力完成的。他與羅振玉在合作中親密無間，在政治立場上也完全一致。兩人都懷著堅定不移的信念：大清永遠是大清，民國永遠是民國。他們是屬於大清的，而不屬於民國。

　　在大師羅振玉的花崗石腦袋裏，甚至認為學術也隻屬於大清，不屬於民國，真正做學問的人在民國這樣的亂世一定是一事無成的。而他的知音王國維，對已滅亡的清廷也有類似的執著。士為知己者死。既然身為清廷舊臣，身受清廷之恩，那就隻能守住氣節這一底線，休問朝代如何嬗替，不管世事怎樣變化，自己的信條永遠不變，對大清王朝效忠到底。

　　1917年6月14日，北洋軍閥張勳率五千辮子兵進入北京，急電各地清朝遺老進京襄讚複辟大業。消息一出，羅振玉與王國維都擊掌叫好，兩人傳遞內情，加以評論，發自肺腑地喊出了溥儀萬歲、張勳可敬的聲音。曾幾何時，僅維持十二天的丁巳複辟宣告破產，水底撈月，讓兩位大師空歡喜一場。即使如此，卻仍使他們看到溥儀卷土重來的可能性，對未來充滿希望。

　　1923年，王國維被推薦為遜清小朝廷官員，當年4月16日，他因知名度高，被溥儀的諭旨升為南書房行走；6月4日，王國維入宮覲見溥儀；7月14日，溥儀給他以恩賞五品銜並賞食五品俸的恩遇。次年1月7日，溥儀又頒旨，賞賜王國維以最高待遇，準許在紫禁城內騎馬。與此同時，羅振玉通過各種關係也接到了溥儀的詔，入值南書房。能成為這位早被廢黜的木偶皇帝之寵臣，王國維、羅振玉兩人感激涕零。

　　1925年2月，清華大學新創辦的國學研究院誠邀王國維出任院長，請北京大學教授胡適代為轉達，不料王國維認為這是洋學校，竟婉辭以謝。直到胡適找到溥儀，溥儀出麵下詔，王國維才盡君臣之禮，奉諭旨到清華任教，講授《尚書》、《古史新證》等課，並於4月移居清華園西院，但垂於腦後的清朝辮子卻一直沒有剪去。無獨有偶，清華園內除王國維外，還有一條醒目地拖在後腦勺的辮子，那就是梁啟超。

　　然而發生在民國時期的逼宮事件，卻如一盆冷水把兩個保皇分子的心澆得冰冷。1924年11月5日，直係軍閥馮玉祥在北京政變中控製了政權，提出修改《清室優待條件》，隨即派部將在紫禁城門口放了兩門大炮，逼迫溥儀等人出宮。當時就在宮中不離溥儀左右的王國維，聽到外麵軍隊的驅逐令後，悲憤慷慨，淚如雨下。羅振玉於第二天淩晨才見到溥儀，君、臣二人真想抱頭痛哭。當溥儀一行乖乖地滾出紫禁城後，王國維隨駕前後，並引以為奇恥大辱，憤而與羅振玉等前清遺老相約投金水河殉清，因被家人力阻而未果。

　　溥儀離開北京後，在天津張園太太平平地做起了寓公。然而王國維和羅振玉這兩個一生愚忠的大學者，身在北京，卻依然時刻關注著他，隨時準備效臣子之力。王國維沉湖七年後，1934年，偽滿洲國建國兩周年時，溥儀登基稱帝，並請羅振玉出山擔任監察院院長。但羅振玉仕途並不順暢，1937年3月，他把院務交給日本人，自己回旅順做學問去了，從而結束了曾讓他興奮一時的為溥儀立功的生涯，也留下了本不該有的被詬罵之聲。

　　世事難料，本應患難與共、生死相鄰的兩位刎頸之交，卻在一夕間反目成仇。事情起因於1926年9月26日，王國維27歲的長子王潛明病故。由於王潛明的繼母與其妻也即羅振玉的女兒關係不和，羅振玉遂把女兒帶回天津娘家。此事本已傷害了王國維的自尊心，當他將兒子死後的一筆撫恤金連同其他費用三千元，作為兒媳生活費寄去羅家時，又被羅振玉退了回來。

　　書生間的唇槍筆戰就此開始，一場沒有裁判的筆墨官司，終於使得三十年誌同道合的友誼戛然而止。1927年2月15日，溥儀在天津張園過生日，羅振玉與王國維都到了，但兩人視若陌路，在宴會上一句話都沒有講。兄弟鬩牆，吵架吵到這個份上，新聞就炒作開了。於是他們的對立麵，近代詩人、親日派大漢奸鄭孝胥不失時機地捏造謠言，逼債說也就不脛而走，並成為溥儀書中的素材。風雨滿城，自然讓羅振玉的日子過得有口難辯。

　　王國維逝世當天，羅振玉的姨甥，清華研究院助教趙萬裏向他報了噩耗。看完電報後，羅振玉淚如滂沱，差點哭暈，急欲親身趕往北京吊喪，但被他的家人阻止了。羅振玉在派其子於6月4日赴京吊喪的同時，命其四子仿王國維筆跡寫下了一份遺折，然後上奏溥儀。溥儀看罷大受感動，立即發出一道上諭，為王國維諡忠愨，王國維就成為封建王朝最後一個諡號的獲得者。

　　此後羅振玉又在天津日租界的日本花園內設忠愨公靈位，邀請眾多中日名流、學者公祭，自己親撰《祭王忠愨公文》，讚頌王國維的完節和恩遇之隆，為振古所未有。公祭完畢，羅振玉立即帶著溥儀的諭旨趕往京城，又從清室駐北京辦事處領得兩千元賞銀，全數交給了王國維的家人。他自己另送上一份在親友中間數額最高的葬禮銀一千元。這一切的一切，都是為了完成一個遲到的道歉，都是為了求得一個故友的諒解。

　　四

　　王國維愛用人間一詞，他將自己的文學批評力作定名為《人間詞話》，又將自己創作的一百一十餘闋詞編輯成書，題名為《人間詞》（亦名《苕華詞》）。在他的一百一十餘闋詞作中，人間更是應接不暇地出現在讀者眼前：

　　人間何苦又悲秋，正是傷春罷。不辨墜歡新恨，是人間滋味。

　　（《好事近》）

　　人間曙。疏林平楚。曆曆來時路。

　　（《點絳唇》）

　　依盡人間，一夢鈞天隻惘然。

　　（《減字木蘭花》）

　　人間總是堪疑處，惟有茲疑不可疑。不緣此夜金閨夢，那信人間尚少年。

　　（《鷓鴣天》）

　　西客落月蕩花枝。又是人間酒醒夢回時。

　　（《虞美人》）

　　朝朝含笑複含顰，人間相媚爭如許。

　　（《踏莎行》）

　　天公倍放月嬋娟，人間解與春遊冶。

　　（《元夕》）

　　人間事事不堪憑，但除卻、無憑兩字。人間歲歲似今宵，便勝卻、貂蟬無數。

　　（《鵲橋仙》）

　　昨夜西窗殘夢裏，一霎幽歡，不似人間世。

　　（《蘇幕遮》）

　　思量隻有，人間年年征路。

　　（《祝英台近》）

　　算人隻合，人間哀樂，者般零碎。

　　（《水龍吟·楊花用章質夫蘇子瞻唱和韻》）

　　最是人間留不住，朱顏辭鏡花辭樹。

　　（《蝶戀花》）

　　王國維寫了那麽多人間，出於何種心情？是李煜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的淒涼吟唱，還是納蘭性德料也覺、人間無味的真情獨白，或是於謙要留清白在人間的誌向直抒？王國維的詞作語言與意蘊相配，詩情與靈智並舉。他的這闋《蝶戀花》中對久別重逢、年華故去的感歎，似乎更接近於納蘭性德在《金縷曲·亡婦忌日有感》中對生離死別、天人相隔的哀思：

　　閱盡天涯離別苦，不道歸來，零落花如許。花底相看無一語，綠窗春與天俱暮。

　　待把相思燈下訴，一縷新歡，舊恨千千縷。最是人間留不住，朱顏辭鏡花辭樹。

　　別時容易見時難，別後相見卻傷感。詞人在這首詞中述說別後重逢的悲情。上闋憐花傷春，重逢的兩個離人在花底沉默，默默追念著青春和過去的美好時光。下闋追憶舊時歡娛，感慨光陰易逝，青春不再，看到樹上花兒謝，鏡中朱顏改，不禁發出了歲月蹉跎催人老的無奈感慨。

　　離別苦，閱盡天涯離別苦；歸來也苦，雖然久別的苦楚暫時消失了，然而相逢時最是人間留不住的苦楚又出現在眼前。這首詞可能是寫詞人歸家與妻子莫氏重聚的情景。1896年底，弱冠之年的王國維遵從父命，與商人之女莫氏結婚。王國維長期奔走在外，與妻子聚少離多。而體弱多病的莫氏進王家後，侍奉公婆，養育了三個兒子，使他少了不少後顧之憂。這一次回到家鄉海寧，與妻子久別重逢，相見時仔細端詳，隻見她麵色更顯憔悴，不禁萬分感傷。

　　1907年7月，在北京的王國維收到了妻子莫氏病危的消息，匆忙趕回老家。幸運的是，他終於與妻子見了最後一麵，回家十天後，莫氏病故，年僅34歲。人生莫測，中年喪妻，三子尚幼待育，王國維在一曲《阮郎歸》中流露了內心的憂鬱和悲觀：

　　美人消息隔重關，川途彎複彎。沉沉空翠厭征鞍，馬前山複山。濃潑黛，緩拖鬟，當年看複看。隻餘眉樣在人間，相逢艱複艱。

　　離別悲，美人消息隔重關，川途彎複彎；歸來更悲，隻餘眉樣在人間，相逢艱複艱。誠如現代著名編輯、學者陳邦炎在《論靜安詞》中說：他筆下的人間悲劇，不是一時、一地的，不是單一、孤立的，而是延綿相續、重重疊疊的。在靜安眼中，人生的苦海，從時、空兩方麵看都是無邊無際、沒有盡頭的。

　　王國維平生所作詞數量不算很多，然而卻頗自負，大言道：自南宋以後，除一二人外，尚未能及餘者，則平日之所自信也。雖比之五代北宋之大詞人，餘愧有所不如，然此等詞人，亦未始無不及餘之處。

　　雖然口氣大了一點，但作者用一生的詩詞創作實踐，努力踐行自己深厚的藝術思想。其詞其詩無論在題材還是風格上都頗具特色，成為近代史上一位獨樹一幟的詩人。

　　當年安史之亂，大詩人杜甫避亂蜀中，寫下一首《八月十五夜月》，表達了因戰亂被迫漂泊異鄉、在中秋之夜空有歸心卻無處還鄉的蒼涼心情。王國維以與先輩杜甫同一題目即《八月十五夜月》，寫過一首七絕，詩曰：

　　一餐靈藥便長生，眼見山河幾變更。留得當年好顏色，嫦娥底事太無情？

　　此詩作於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中秋，時年八國聯軍攻入北京，麵臨國破家亡，慈禧太後挾帶被軟禁的光緒皇帝，倉皇逃奔西安，正派人忙於聯軍議和。蟄居家鄉的詩人，以煩亂憤慨的心情寫下此詩，通過批評因貪戀長生而奔月的嫦娥，委婉地表達了對慈禧的不滿情緒，表達了自己對國家命運、人民疾苦的關心。

　　辛亥革命後旅居日本京都的王國維，日常生活基本上可以概括為讀書寫字四個字。他在京都一住就四年多，後來他總結道：生活最為簡單，而學問則變化滋甚。成書之多，為一生冠。到京都後，王國維做的第一件也是他覺得最得意的一件大事，就是作七言古詩——《頤和園詞》，借詠頤和園抒發對清室末路之悲歎。詩中社稷有靈邦有主，今朝地下告文祖，寡婦孤兒要易欺，謳歌獄訟終何是，定陵鬆柏鬰青青，應為興亡一拊膺諸句，反映了他認為清朝宗稷猶存、故君無恙、複辟可望的心態。羅振玉讀之大為激賞，親自抄寫付石印，很快傳至國內，沈曾植、繆荃孫等遺老和寓公爭相索閱，影響倒也不小。

　　日本人鈴木虎雄讀《頤和園詞》後大加讚許，往其寓所拜訪，留言道：日前垂示《頤和園詞》一篇，拜誦不一再次，風骨俊爽，彩華絢爛……而王國維在給鈴木虎雄的信中也是沾沾自喜，自稱雖然不一定比得上白居易，但至少和吳梅村應當不相上下。不過這首詩人相當自負的仿長慶體的長篇排律，倒並不為今人十分看重，而另一首他信手寫下的小詩《觀紅葉一首》，卻更被人們傳誦：

　　漫山填穀漲紅霞，點綴殘秋意太奢。若問蓬萊好風景，為言楓葉勝櫻花。

　　日本以櫻花之美而著稱於世，春臨京都，城郊漫山遍野的櫻花燦爛綻放，王國維也帶著一家人賞櫻，但居京都幾年中卻沒有為櫻花寫過一句詩。而當11月中下旬的京都紅葉的最佳季節，漫山填穀漲紅霞的美景，卻深深地震懾了一個他鄉異客的心。身在蓬萊（日本）思故土，不重櫻花重楓葉，詩人的心情不言自明。這首七絕在立意、寫景、抒情諸方麵，都達到了對詩學研究極深的王國維所祈求的藝術高度。

　　人間的作家早已遠逝，但他留下的《人間詞話》，至今依然是文學家、學問家的文化大餐；他留下的人間詩詞，也依然被後人喜愛著、閱讀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