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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討論與建議
黃土高原由於它特定的自然條件和曆史條件，一直存在著嚴重的水土流失問題。令人擔憂的是這一問題有日趨嚴重之勢。它不僅反映在泥沙流失日益嚴重方麵，而且在農業生產、農民生活方麵，也有尖銳反映。
要扭轉這一危局，我們所能夠使用的最重要的武器就是農業生物學措施。所謂農業生物學措施，既包括農業生產本身，也包括為農業生產創造條件的生物的、工程的措施。任何工程技術，歸根結蒂，隻有當它發揮其生物學效益時，並在生態平衡中有所裨益時，這種工程技術才是有益的，才算是靠得住的。否則，不論挖了多少土石方，打了多少壩，甚至修了許多梯田，但沒有生物學效益的保證，不是無益的，就是靠不住的，我國農田工程中成千上萬成功或失敗的經驗教訓，都從正反兩個方麵說明了這個道理。
本文隻就土地合理利用的農業生態係統問題作了探討。概括地說，土地合理利用，包括兩個主要方麵：一是土地分配，一是對各種用地的科學管理。在土地管理中，往往囿於農區、林區、牧區等傳統概念，對農業生態係統的能量流程的整體性注意不足。從農業生態係統的理論看來，農、林、牧不是並列的，它們的正確關係應該是：
而我國傳統中的“農”，隻是完成了初級生產的過程，而沒有或很少進入次級生產過程，致使一部分能量在變成動物產品以前就阻滯不通，白白流失了。因而形成了勞動生產率低的無林少畜的跛腳農業，實際上這是取其前部一小半，舍其後部一大半的半截子農業。在這樣的農業格局下，我國的吃肉量處於全世界第118名這樣的最低水平，而糧食消費量則居於全世界最高水平。在食物失去平衡的情況下，不得不消耗過多的穀物。為了滿足這一巨大需求而經營糧食單一生產，這一農業體製對土地資源肆意摧殘，以掠取溫飽。它不僅表現為毀林開荒、破壞植被，還表現為將農業生產中的植物有機物肆意毀棄，全不痛惜。既浪費了轉化為畜產品的大量能量，又失去了賴以維持土地肥力的有機物質，於是黃土高原出現千溝萬壑，山窮水盡，險象環生的局麵。
為此，我們提出下列建議：
一、尊重自然規律，大力發展畜牧業，使它成為黃土高原地區的農業主幹。充分利用農作物副產品，林間草地，及草地牧草，通過動物轉化為畜產品，使農業生態係統的流程暢通。
二、以農業生態係統的最佳能量流程為依據，進行土地規劃。在土地規劃中，有林地、農田、草地的區別，而“牧”則是它們共同的能量轉化工廠與巨大能量倉庫，是林地、農田、草地所產能量的或多或少的共同歸宿。凡是有農業生產處，牧，應該是無處不有。應當特別強調，黃土高原的農田，也是牧業生產的良好基地。
三、因地製宜，製定農業生物學技術措施。既包括生物學的農學手段，也包括農業工程學的手段。但總體上看，農業工程學手段必須包含於農業生物學總體措施之中。
四、目前黃土高原農業生態係統中，把寶貴的有機物質作為燃料燒掉，是一項重大損失，而這一地區由於食物條件的限製，常需大量蒸、煮，或作成摻有多量水分的比熱大的食物，因而需要更多的燃料。為了保證農業生態係統的改善與平衡，必須大力解決燃料問題。
《農業經濟問題》1980年7月號
亦師亦親 敬意恒深
2008年9月，我從南京專程來到蘭州，參加中國農科院蘭州畜牧與獸藥研究所50周年所慶和盛彤笙銅像揭幕儀式。之後，甘肅農業大學黨委常委、紀委書記胡雲安同誌邀請我到學校一敘，暢遊了校園，見到了陳北亨夫婦及張慶斌、王錫禎、趙秀英、張德壽等老友，瞻仰了盛彤笙銅像，使我百感交集，興奮不已。重遊舊地，珍藏記憶。回想起盛彤笙先生1946年隻身來到蘭州，創辦國立獸醫學院，光陰倏忽，一晃60多年過去了。現在的甘肅農業大學，學科齊備，學子濟濟，高樓林立，環境優美，真是大大出乎我的意料。看到盛彤笙先生當年開創的事業得到很好的傳承和發展，作為他的親屬，我們感到無比欣慰，同時也覺得應該把盛彤笙先生的生平事跡留下來，告慰逝者，激勵後人。
時隔一個多月後，胡雲安書記和校工會主席劉英及原工會主席陳貴仁一行3人為編寫甘肅農業大學史話，專程到南京的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查檔，還來到我家中拜訪，搜集資料。我傾其所有，盡可能提供出來。胡書記還希望我能回憶一下西北畜牧獸醫學院和盛彤笙的往事，寫點東西，以傳永久。2009年上半年，我寫了一篇《盛彤笙先生生平》，這篇《生平》有2萬多字，是先生大半生的真實記錄，寄給了胡書記。想不到兩年後，胡雲安書記和陳貴仁、趙西玲寫出了《遠牧昆侖———盛彤笙院士紀實》一書。閱完初稿，確有一種蕩氣回腸不同凡響的感覺，它通過豐厚的資料、廣闊的視野、紮實的功底，展現了一個以身許國的科學家坎坷而光輝的一生。洋洋灑灑30多萬字和各類珍貴的圖片近300幅，實在是一樁艱巨的工程，裏麵既有我十分熟悉的人和事，也有我從未所知、未所聞的許多事情，其中辛勞，可想而知。它還原曆史，澄清事實，為一代人的付出作出了公正的評價，實在是一件意義非凡的事情，感激之情油然而生，許多經年往事也一幕幕浮現在眼前。
1945年，我考入國立中央大學農學院畜牧獸醫係，成為盛彤笙先生的學生。兩個月後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抗日戰爭勝利結束。次年夏天，學校從重慶遷回南京，不久盛彤笙先生也從成都來到南京，與我家為鄰，與我父親關係親密。1947年他與我的姐姐鄒東明女士結為伉儷，成為我的兄長。1950年我畢業後，為了支持他的事業，聽從兄長的召喚，來到蘭州，受聘為國立獸醫學院助教。此後我們相處30餘年，親如手足，同氣連枝，既是摯友，更是良師。
說到和我們家的結親，上世紀五十年代還發生過一件趣聞。盛彤笙先生任西北軍政委員會畜牧部副部長時，社會上廣傳“盛彤笙有後台，他是周總理的女婿”。一個“周”，一個“鄒”，其實是音同字不同的誤傳。他的嶽父亦即我的父親鄒鍾琳（1897—1983），江蘇無錫後宅鎮人，該鎮為江南古鎮，鄒家亦為當地一大姓氏。1929年父親留學美國，回國後從事農業昆蟲學和植物保護專業的教學與科研，是我國早期農業昆蟲學家和農業教育家。學者的心是相通的，他看上盛彤笙並選他為婿，當是情理中的事情。盛彤笙先生也極看重親情，尊重老人。在調回南京工作以後，更是時時問候。他和嶽父同為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會議期間仍是每天噓寒問暖。一天早飯前，他覺得身體不適，還不忘問候老人之事，打電話給同開政協會議的任繼周說，請你告訴鄒老先生，我病了，不能去看望鄒老了，你代勞一下。
在我的眼中，先生是個睿智高詣的奇才。他中西兼通、目光高遠，無論看事、行事，總有一種世界性的視野和框架，終究不同於常人。先生自幼家境貧寒，學生時代勤奮好學，熱愛祖國，篤信“五四”精神，鞏固了“科學救國”和“教育救國”的信念。留學德國潛心苦讀獲得雙博士學位，又遊曆歐洲諸國，開闊了視野。回國後，正當抗日酣戰時期，他在物資條件極為困難的狀況下，教學與研究成績突出，深受師生同事們景仰；之後僅用三年多時間，在交通阻隔、風氣閉塞、經濟落後的大西北，創辦了國立獸醫學院，對促進我國西北地區畜牧獸醫事業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從政之後，深入西北地區調查研究，製定方針，扭轉傳統陋習，將畜牧業生產納入科學管理軌道；在主持中國科學院西北分院籌建後，更是日夜操勞，為分院的建立奠定了基礎。所有這些接力賽式的沉重任務都是在1947—1957年的10年間完成的。這是他精力充沛、風華正茂的10年，充分顯示了他政教兩擅的才華。
從他的身上，體現出一種精致優雅般的品位、一種蘭心蕙質般的修養。任何事情，不幹則已，要幹，就要幹成最好的，在每一件事情上都獨具匠心，打上文化的印記。修建獸醫樓，他自己設計出草圖，承建單位按他的構思完成後，果然別具一格；一座建築，別人也許一剪彩就完了，而他卻賦予深刻的含義，取名“伏羲堂”，使之成為與至公堂、三愛堂、中山堂齊名的蘭州“四大堂”之一；辦一所學校，他不但修建了大樓，延攬了名師，還作校歌、擬信條，出刊物，定章則，組社團，習禮儀，一所大學的內涵一應齊備；連體育、衛生都要搞得最好。使學校不僅僅是出幾個畢業生，更重要的是使學校成為社會進步的標杆，使學子成為社會文明的榜樣。
盛彤笙先生值得稱道的地方很多，而最為大家推崇的，還是他的用人之道。當年辦學的成功，首要是用人的成功。在栽培人才上不遺餘力，他以求賢若渴的至誠之心，聘請和重用了一大批二三十歲富有朝氣、誌向和才華的年輕人，這些初出茅廬的年輕人在他的引導和栽培下，做出了非凡的業績，成為各自領域的大家，如謝錚銘、朱曉屏、廖延雄、李振鈞、陳北亨、任繼周、王樹信、蔡寶祥、薑恒明等人。他們一直對他感激涕零，認為待人之誠前所未遇，凡是追隨他的人都對其有設計、有期望，因而追隨他的人都是成功者。他在重用人才上不拘一格，委以重任，發揮其潛能和價值。盛彤笙突破了“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傳統理念，而是選擇“人適於事，事得其人”的更加實用的理念選人，以事選人，以人適事，手下皆為可用之才，使每個人都感到自己得到了重用，發揮了才能。最終，人才成就了畜牧獸醫事業，畜牧獸醫事業又造就了大批人才。
有人說他過於嚴肅，有一種敬畏感。連他的胞妹盛佩芝都視他“長兄如父”。實則他寬以待人，嚴於律己，言辭絕不誇張。他處事公允，堅持原則。當年籌建中科院西北分院，他與任籌委會主任委員的甘肅省委書記在一些具體事情上難免有不同見解，他都從事業出發據理力爭，堅持己見。例如關於西北分院應當優先考慮為甘肅省服務的問題，西北畜牧獸醫學院不應西遷武威黃羊鎮的問題等，這些不同意見，實事求是的作風，竟然被認為是對上級的不尊重和抗命從而埋下了禍根。1957年中國共產黨開展整風運動，廣泛征求意見。誰知風雲突變，驟然間轉變成為“反右”運動。天真愛國的精英們，紛紛落馬成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階級敵人。人們一頭霧水，百思不解這是為什麽？盛彤笙也名列其中，受到嚴厲處分，接受批判，戴帽、降級，削職為民，下放到中獸醫研究所。十年動亂，風雨如晦，先生再遭厄運，被關進“牛棚”，激烈的鬥爭、醜化、侮辱、毆打、抄家，人格尊嚴褫奪殆盡。對他的遭遇，作為親人，作為學生，我感到憤憤不平，感到世道不公。然而他堅信中華民族絕不會因此沉淪，真假馬克思主義必定會澄清，暫時的陰霾必將過去。他渴望陽光普照、“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再現。
1958年7月成立蘭州中獸醫研究所，我和先生均調到該所工作，之後共事20多年，更是見證了他的境界和胸懷。該所是在號稱我國有數十萬民間獸醫和中醫藥是祖國寶貴文化遺產的呼聲基礎上成立起來的，它與現代獸醫學屬於完全不同的體係，差別懸殊。他曾要求到畜牧獸醫研究所參與病毒性疾病的研究，然而此時他已是位居“五類”之末，失去了選擇工作的權利，真是才難為世用，道不為世行。時光流逝，舉步艱難，先生隻得另辟蹊徑。考慮到我國獸醫學的教材新中國成立後全麵倒向農牧業科技水平並不很高的蘇聯，並將一些錯誤的理論學說引入中國，為了從起點和方向上端正和提高我國獸醫學教學水平，並與世界直接接軌，他選擇翻譯匈牙利胡提拉（Hutyra）等所著的《家畜特殊病理與治療學》和此書的續作———東德貝爾（Beer）主編的《家畜的傳染病》兩部巨作。在中獸醫研究所陰陽五行、四診八綱、遵古炮製的氣氛中搞外文翻譯是犯忌的，工作隻能利用周末和夜晚時間進行。在一間陰暗簡陋兼做臥室的土坯屋裏，他聚精會神有時甚至通宵達旦伏案工作。我是全力支持他翻譯的一員，因為這部集百年獸醫資料精華大成的巨著一直沒有中文譯本（當年我們讀書時隻能閱讀英文譯本），譯出後將對我國獸醫教學和科研工作的提高與普及產生重要影響。我經常去他家看望，他忘我工作的情況至今曆曆在目。令人欣慰的是他不顧處境惡劣，頂住巨大的政治壓力，以堅韌的毅力，快速地工作著，有時一夜竟能譯出2萬多字。令人心酸的是他病痛纏身，生活清苦，仍然以驚人的敬業精神堅持耕耘不輟，默默地做著奉獻。
1978年窘迫的境地使他不得不離開蘭州，此時落實政策，恢複了學部委員和一級研究員的職稱，他婉辭了一切領導職務，來到江蘇省農業科學院情報研究所當一名普通的研究員。新的任務是主編《中國大百科全書·農業卷》中的獸醫部分和一部《中國畜牧獸醫辭典》。他豁達大度，不沉溺過去，不耿耿以往，超乎尋常，勤奮工作，過了幾年實現自我價值、報效祖國、奉獻學術且又安定平靜的日子。1985年他被確診患了腸癌，手術後還繼續為《辭典》奔波操勞。1987年5月9日盛彤笙走完了他榮辱坎坷的一生。國內外同道和友好們同聲哀悼，深表同情與惋惜。他為發展我國畜牧獸醫事業奮鬥不息、功不可沒。然而，他後半生的遭遇，確是時代的悲劇！
盛彤笙以學問與人格立世，為人光明磊落，淡泊名利，坦誠簡樸，道德學問堪稱楷模。朝夕相處，潛移默化，使我受益良多。我大學畢業一到蘭州，先是在國立獸醫學院家畜病院上門診，一邊診治病畜，一邊參與籌建新的病院。設計方案是先生提出來的，草圖也是他畫的，因為費了不少心血，圖稿至今還保留在我處。大樓建成後，1952年底，我參與到上海為新病院采購儀器設備，包括大家畜診療架和手術台。我親自設計草圖，在上海加工製作了我國首台大動物電動手術台和帶有吊馬裝置的鋼質診療架。經數月的奔波，一所設備齊全的家畜病院在小西湖落成。那時的人們，真是激情燃燒，忘我工作。我秉承父兄勤奮、簡樸、淡泊的作風，不計上下班，無論寒暑假，整天都在家畜病院，不是帶實習，就是搞診療，積累了豐富的臨床經驗。我和陳北亨、王超人、王肇西、萬一鶴等一起，配合蔣次昇院長將家畜病院辦成一流水平，全國矚目，被中央、西北局及省級媒體廣為報道。特別是作為新中國建設成就，在1954年11月號的《人民畫報》上用多幅照片刊登，向國內外進行了介紹。
以後在中國農業科學院蘭州中獸醫研究所，先生對我更是口傳心授。為了診斷不知名的地方疑難疾病，我足跡遍及西北的草原、沙漠、戈壁和盆地，風餐露宿，終於搞清了許多地方病的病因、發病機理和治療，一些疾病還是國內外首次發現和證實，如家畜的氟中毒、羊萱草根中毒、駱駝腸血毒症、駱駝立克氏體結膜炎、馬的立克氏體邊蟲病、牛泰勒氏原蟲病等的發現與治療，多項成果獲省部級科技進步獎。特別是1952年在國內首次發現牛泰勒氏原蟲病，通過輸入自然免疫的牛全血治療成功，是我早年的一項得意之作。1982年調到南京農業大學後，依然情係大西北，還應寧夏畜牧局之邀，診斷出馬和羔羊的“雜色曲黴素”中毒病，這是一種國際上尚未報道過的疾病，經過有效宣傳預防，現在這種病已近於絕跡，此項研究獲得了國家教委科技進步甲類二等獎。我擔任過甘肅省地方病委員會副主任，南京農業大學動物醫學院教授，中國畜牧獸醫學會內科學分會、毒物學分會和華東區家畜內科學分會副理事長。我之所以能在事業上做出一點成績，得益於父兄的教誨，衣缽真傳。
盛彤笙先生的道德學問，是一座令人仰望的高峰，是一筆巨大的精神財富。他和老一代科學家為了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嘔心瀝血，無私奉獻，一片赤誠的精神，將成為一代代的後來者不斷前進的生生不息的動力。
2011年4月於南京
（鄒康南係原南京農業大學動物醫學院教授、中國畜牧獸醫學會內科分會副理事長）
百年夢回伏羲堂野 但願一識韓荊州冶
今年是盛彤笙先生一百周年誕辰，甘肅農業大學隆重紀念，出版由胡雲安、陳貴仁、趙西玲編寫的《遠牧昆侖》專著，全麵介紹盛先生事跡，工程浩大，資料豐富，選材精當，文筆優暢。任繼周院士推薦我為之作跋，如何敢當。恭敬不如從命，於是翻出2008年蘭州畜牧與獸藥研究所紀念盛先生約稿之舊作，再讀先生當年手書，回憶往事，修正補充，寫就此文，以申景仰，兼可補敘專著中未盡之事。
久仰大名
唐代著名大詩人李白有言“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道出了古今“追星族”的心聲。回想當年對盛彤笙先生的景仰之情，正是如此。
我於1963年進入蘇北農學院（現在是揚州大學）就讀獸醫專業，那是一個物質並不充裕，但是不乏理想和抱負的時代。聽一些老師說，獸醫界有個盛彤笙，十分了不得，曾在德國獲得醫學及獸醫學兩個博士學位，又是我國獸醫界唯一的科學院學部委員（現稱院士）。兩個洋“博士”和一個“學部委員”的頭銜，真是“高山仰止”。當時並不知道頭銜以外的偉績，比如創建國立獸醫學院、興建伏羲堂等，對中國現代獸醫教育而言，無疑將彪炳史冊。
1968年底到江蘇東海縣工作，開始接觸獸醫實踐。那個年頭“政治掛帥”，業務荒疏，求知無門，縣獸醫站門診室隻有科學出版社出版的兩本巨著：匈牙利胡提拉著的《獸醫傳染病學》及《家畜內科學》，兩百餘萬字，都是先生翻譯，隻是在“文化大革命”時將“盛彤笙譯”改成“蘭州獸醫研究所譯”。譯著文筆流暢，用語精準，內容翔實，是那個時代絕無僅有的獸醫學專業知識的“寶書”，也是後來才體會到的翻譯文字“信、達、雅”的典範。先生的煌煌譯著，猶如迷霧中的指南針，給我知識，給我啟示，給我鞭策，山高海深，學問無止境，精神的財富原來如此豐厚，從而激勵我於1978年考研。
1976年6月，東海縣發生水牛口蹄疫，需派人送檢病料去蘭州獸醫研究所，我爭取到這個機會。登上隴海線的火車西行兩夜一天，終於抵達蘭州，找到鹽場堡的蘭州獸醫研究所。邁上研究所的層層台階，猶如步入科學殿堂，朝聖的感覺油然而生，盡管那時“反動學術權威”被官樣文章批得斯文掃地。病料送畢，小心翼翼地向傳達室工作人員打聽先生的去向，說這裏見不到他，忽而手指一位與人談話的中年婦女，告那是盛之妻。我趕緊注視片刻，無由攀談，踽踽離去，默默期待以後興許會有機會。沒想到四年之後果然見到先生，但不在蘭州。
初識先生
終於有了機會。那是在1980年上半年，我在南京農學院就讀碩士研究生之時。蔡寶祥先生等在南農舉辦全國家畜傳染病講習班，聘請十多位國內業內著名專家來講課，除本校的蔡寶祥、杜念興、徐為燕、陳萬芳、張幼成外，尚有外單位請來的專家作專題講座，後者包括方定一、廖延雄、吳紀棠、葉本法、沈正達、王大耜、王錫楨、徐漢祥、範雲六、周泰衝、胡祥璧等各講一題，人物薈萃，曆時一個月，盛況空前。在名家開講之前，請來致開幕詞的，正是企盼已久的盛先生，大概是5月20日上午。
先生身材不高，麵容清瘦，言語簡潔，思路清晰。久經滄桑的深邃目光中不時透射出奪人的神采。講話不長，大意講了免疫學對研究傳染病非常重要，必須努力學習，掌握新的進展。當時盒式錄音機剛流行不久，我們幾個研究生用錄音機將所有的報告都錄了音，我後來出國，錄音帶幾經易手，不知所終。
在此前不久，先生從蘭州獸醫研究所調入江蘇省農業科學研究院，任情報所所長。其時南京農學院雖也想調人，但正忙著複校，從揚州搬回南京，被江蘇省農科院先一步調走先生的檔案，鑄成大憾。那時代是君子行事，全無現在挖人才的強烈意識。
登門拜師
幸運之神終於眷顧。1980年上半年我在南農獲教育部公派出國留學的名額，被分派到聯邦德國（當時的西德），同年下半年到上海外國語學院開始學德語，並設法聯係德國的接收單位。當年秋天某日，在我的碩導杜念興教授帶領之下，到江蘇省農科院麵見盛先生，先生在孝陵衛鍾靈街的家中接見，簡單問了我的情況，便欣然表態同意推薦。事後想來，此次拜見，可謂登堂入室，就此成為先生的實際弟子，七年教誨，始於是時。
後來先生說，他晚年深感欣慰的是，推薦了“二承”去德國。“二承”，一是楊承諭，一是本人，名字裏都有個“承”字。楊承諭先我半年從山東省農科院去德國，到圖賓根（Tuebingen）聯邦動物病毒病研究中心進修，從事藍舌病研究，1983年底回國到青島農業部動檢所工作。因為先生的這層關係，1982年3月我倆在圖賓根會麵，相見恨晚，訂交終身。
楊年長於我，是“文化大革命”前廖延雄先生的研究生，廖在1946年赴美前曾是先生的助教，自有淵源。在圖市盤桓數日，經安排，楊帶我進研究中心全隔離的大樓。進樓之前要先見獸醫警察，簽字承諾遵從種種規定。然後裸身進入淋浴通道，剛踏入一步，水流立即從上劈頭蓋臉傾注而下，無處躲避。浴後穿上消毒工作服，內外衣褲皆然。眼鏡、手表、首飾等需經特殊處理通道才能出入。實驗室內用轉瓶培養接種病毒的細胞，層層排列，布滿一屋，就像食堂熬大鍋稀飯那樣司空見慣，令我瞠目。大樓內實驗室、動物房、餐廳和辦公桌一應俱全，十分方便。此外，工作人員在非隔離區另擁有辦公室、餐廳等，生物安全管理堪稱一流，中心建立二十多年，從未出過生物安全事故，盡管並不位於孤島或無人的荒原。工作之餘，楊陪我在大學城河邊合影，照片曾寄先生，回信告之甚感欣慰。著名哲學家黑格爾曾執教並生活於圖賓根大學，圖市毗鄰法國東南，不是用兵之地，“二戰”時未挨炸彈，中世紀建築保存完好，又發展了現代科技，為文化與科技並行不悖之典範。
推薦赴德
在上海外國語學院出國人員預備部學德語之時，收到先生的德文推薦信手稿，囑打印後交他簽字寄出。手稿工整規範，十分清晰，一筆一畫，毫不含糊，一些容易混淆的字母如o與a、u與n、w與m、g與q均明白無誤，令人肅然起敬。我珍藏至今，不時向研究生出示，希圖將此謹嚴的學風感召後人。最初是推薦去漢諾威獸醫學院先生當年的老同學Mitscherlich處，但這位教授已退休。於是又與另一位老同學Dedi侉聯係，將我推薦給慕尼黑大學獸醫學院的Mayr教授。Mayr教授同意接受，此後讓他的年輕得力助手Bachmann教授作為我的博導。事情原來是這樣，不久前Dedi侉教授曾應北京農大熊大仕教授之托，向慕尼黑大學Mayr教授推薦一位年輕教師赴德，已得應允，但隨後熊教授又告推薦之人改去美國了，我正好“填補空白”。時來運轉，就這樣我被送入名牌慕尼黑大學，校園坐落風景如畫的文化名城慕尼黑市內，成為1949年以後該校獸醫學院來自中國大陸的第一人。不過我當時對這些幾乎一無所知，隻知道二次大戰前的“慕尼黑協定”。
有一個插曲，先生為我寫的推薦信箋頭上，Mayr教授的頭銜為“Dr。DDr。h。c。”，不禁懵然，先生特作解釋：Dr。是獲得的博士頭銜，DDr。h。c。是獲得的兩個榮譽博士頭銜，h。c。是拉丁文honoris causa的縮寫，信的正文中可不寫。過了兩三年，Mayr的頭銜變了，變成“Dr。Dr。mult。h。c。”，原來他又獲得了第三個榮譽博士頭銜，mult。h。c。是多個之意，那是後話。
我獲德國阿登納基金會資助，1981年10月到曼海姆歌德學院學德語半年，次年春進慕尼黑大學獸醫學院，開始了進修轉而攻博的生涯。與先生書信往來之中，知道他當年在德國柏林大學（洪堡大學）、漢諾威獸醫學院及慕尼黑大學都讀過一個或幾個學期，特別留戀與慕尼黑大學獸醫學院緊鄰的英國公園。所謂英國公園，是以其英國式的園林風格而命名，是一個從郊外延伸至市區的開放式綠色空間，綠草如茵，樹木、湖泊及中國式、日本式、希臘式亭台錯落，交織著人行道、自行車道及專供騎馬之用的真正馬路。依沙河支流穿流其間，公園長約十公裏，猶如綠色砥柱，直插鬧市，雖然慕市寸土寸金，一百年來公園綠地分毫未被侵占，成為大學生及市民的休閑勝地。在獸醫學院封閉的病毒實驗室勞碌之餘，來到英國公園呼吸新鮮空氣，沿著無從辨別的先生的足跡，踏青漫步，“天涯無處不芳草”，獨在異鄉，對景難排。
舊事尋蹤
1982年3月初，先生曾托我代購歐洲古典音樂的盒式錄音帶（當時尚無CD），從開出的名單我才知道一些音樂家的大名，比如意大利的帕格尼尼，其小提琴曲技藝精湛，優美精絕，先生讚歎：“人間能得幾回聞”？又曾囑購買莫紮特的安魂曲，不是威爾第的，如是二人一並錄製的，也可以。並說：“不要誤會我是宗教信徒，恰恰相反，是一個無神論者，中學時進的教會學校，正是由於反抗帝國主義者的文化侵略和奴化教育而被開除學籍的。但我相當喜愛某些宗教音樂，把它作為藝術來欣賞，用這些樂曲來撫慰受傷的靈魂。”我買到安魂曲的錄音帶托人輾轉帶回，先生收到複信說，這首莫紮特的名曲是由頂級的柏林愛樂樂團演奏，著名指揮家卡拉揚指揮，聽後十分滿意。
先生極具音樂天賦，也正是與這種天賦並行的勤奮，使得先生的外語水平非同一般。曾聽說，他當年到德國後為了提高德語水平，住進某德國家庭，兩個星期後與德國人通電話，對方已不能區別他是外國人。1986年秋慕尼黑大學的德國同行訪問南京，與先生交談片刻，極感親切，盛讚其德語之流利及發音的純正，要知道，先生自1957年“反右”之後，至少30年沒有機會麵見德國人講德語了。
不僅德語，其他外語也屬上乘。水平及學術修養之高，難以望其項背。我聽過一段他親述之事，某日先生在飛機上聽隔座外國人交談，既非意大利語，又非法語，更非德語等，先生猜到大概，問究竟講的什麽語？答曰：確非尋常，是一種瑞士山區的方言。若幹年後我才弄明白，這種方言名叫“拉丁羅曼語（Rhaeto Romantic）”，又名“列托羅曼語”，是瑞士的四種“國語”之一，源於當地凱爾特人使用的一種古羅馬語，因在山區缺乏交流，得以保存，是語言的活化石。
有一次先生函告，1934年秋至1935年春他在慕尼黑大學獸醫學院讀了一學期，住土耳其人大街，但忘了號碼。1982年春某個周末，我找到這條長街，麵對川流不息的車輛和匆匆過往的行人，惘然若失，回過神來，捕捉到街頭帶有大鍾的舊樓，留影一張。追思先生當年遊學求知，意氣風發，而我初次出國，語言困難，加之實驗不順，時光蹉跎，不免有“狗尾續貂”之慮，感慨無限，寫小詩一首：“四十年前舊行蹤，宗師一代礪長鋒。續貂無計空搔首，尖閣雕欄又聞鍾。”
書信教誨
盡管先生疾病纏身，又經曆喪偶之痛，但是在我留德的近四年中，先生與我書信往來仍頗頻繁，先後有19封之多。印象最深的是，1982年夏我參加了慕尼黑住處的德國房東仲磐石神父（Pater Gerhards）組織的“依沙河至萊茵河之行”，從慕尼黑直至科隆，行程一周。所見所聞極大震撼了改革開放初期的我等留學生，於是盡可能將經曆記錄下來，寫成家信，寄給不能陪讀的妻子。當時既不允許陪讀，電話在國內又沒有普及，更沒有電子郵件，隻有書信。為了讓先生也了解情況，妻子就將家信轉呈，這封信1982年8月9日完成，三天之內陸續寫就，用薄紙，小字密寫，八頁之多，七千餘字。先生閱後頗為興奮，9月16日複信，長達4頁，大為欣賞，稱之為“遊記家書”，“字跡之娟秀，文筆之優美流暢”，感歎我學了獸醫學而非文學，否則會成為文學家。接著筆鋒一轉，說“一個獸醫難道不能同時成為一個文學家嗎？我記得德國的大文豪歌德好像就擔任過一個獸醫學校的校長”。
先生記憶力驚人，他當年在魏瑪（Weimar）參觀歌德故居時，曾聽紀念館講解人員介紹歌德此事，但是查閱《大英百科全書》無此記載，要我對此作“考古”。按我的德語水平，顯然無力承擔這一艱巨任務，好在在曼海姆歌德學院學德語的同學董煒波是德語專業出身，德語既好，其導師又是海德堡大學研究歌德的專家。於是向董求教，董又問其導師，終於得悉可在一本德文專業雜誌中查找。慕尼黑大學獸醫學院有一個德國唯一的、全世界也極少的獸醫史研究所，在德國同事的幫助下，在該所的層層書架上，如願找到1935年出版的第10期《獸醫曆史通訊》（Veterinaerhistorische Mitteilungen），那上麵刊登“歌德與耶拿的獸醫學校”一文，記載歌德1817至1818年間在耶拿（Jena）獸醫學校之事；進而又找出Froehner編著的《德國獸醫學史》，1954年出版。於是將其中記述歌德任耶拿獸醫學校校長並教授解剖學的那段文字複印下來，寄給先生。真是太不可思議了，才華橫溢的歌德，居然教過枯燥乏味的動物解剖學，想當年學生一定非常受用。約一年之後，時任慕尼黑大學獸醫學院院長的Leidl教授接見我，不知怎麽談到歌德，我脫口而出，說歌德曾教過獸醫學課程，教授一愣，目光炯炯，大為驚訝，向我索要複印件。一個學獸醫的中國留學生對德國的文豪了解居然如此之多？免不了心裏嘀咕，誰教的？Leidl教授精神矍鑠，縱橫捭闔，多謀善斷，後來出任慕尼黑大學副校長多年，對中德交流貢獻良多。
1982年1月21日，先生來信勉勵，留學應該“遊學”，“對開闊眼界、增長知識會有很大幫助。”他當年就是如此，學業之餘，“就到過德國的名城不下二十餘處，此外還遊曆英、法、意、比、瑞士、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荷蘭等許多國家，參觀過許多著名的博物館和畫廊，至今留有深刻印象。”80年代的風尚是，中國留學生一門心思撲在實驗室，精打細算節省可貴的外匯，以便買幾大件家用電器帶回國。平時難得出行，偶爾一遊，拍張帶人照片了事，全無“遊學”的理念。所幸先生指點，我在德期間，除攻讀慕尼黑大學的獸醫學博士學位之外，還利用各種機會，旅遊歐洲13國，幾乎走遍西德名城，增長了見識，領悟了西歐文明的吉光片羽，在此後漫漫人生曆程中，不無受益。由於先生的鼓勵，我的“遊記家書”又記述了東德、西德、丹麥、法國、意大利、莫斯科之旅，都轉呈先生過目，如今也都成了“故紙堆”。
西北浮雲
我在1985年6月回國，先生1987年5月病逝，其間多曾拜望，多有交流。有一次造訪先生寓所，談到德國與美國獸醫學學製的差異，美國獸醫本科一般為五年，也有少數例外，如名牌的艾奧瓦（Iowa，也譯為“衣阿華”、“愛荷華”）州立大學獸醫學院學製為四年。讀獸醫本科的學生畢業後取得DVM（Doctor of Veterinary Medicine），本意是獸醫師，往往誤譯為“獸醫博士”，此處“Doctor”是醫師而非博士。DVM與德國獸醫本科五年半獲得的獸醫師（Tierarzt）相當，獲此頭銜者，可申請開業當獸醫師，或進一步深造攻讀博士學位。兩國對學生就讀獸醫專業的要求都很高，實行彈性學製，隻有優秀者才能按期修完學業。入門把關特嚴，每年招生數量限額，優中選優。1992年Leidl教授曾推薦一名慕尼黑大學本科生，短期來寧到我實驗室實習。她中學畢業首選慕大獸醫專業，當年無名額，於是去維也納大學讀了一年漢語，通知有位子了，這才到慕大讀獸醫專業，從頭開始。這種“流程”在中國簡直不可想象，至少目前還是如此。
德國的獸醫學博士（Dr。med。vet。）與美國的“哲學博士”（PhD）相當，二者都要完成以科研課題為基礎的博士論文，獲得的博士學位雖代表一定學術水平，但與獸醫師的從業資格並無聯係。附帶一說，近年來歐洲大陸的大學及研究生教育探索改革，與英美接軌。德國的某些大學如柏林自由大學，獸醫學院在保留設置獸醫學博士的同時，又增設PhD，攻讀哪個，可以根據條件選擇，二者的要求略有不同，社會認同度眼下尚無差異。但是不管怎麽變化，美國的DVM與德國的獸醫學博士字麵相似，其實不同。可是真正了解並比較歐美獸醫學高等教育異同者，當時寥寥無幾，妄評之議有之，先生無奈，一聲歎息。
1984年春導師Bachmann教授為我找到資助，得以短期回國探親並拜望先生，先生說他最近在《古詩源》讀到曹丕的一首詩，是感歎時運的，說人生若浮雲，從西北飄遊到東南，不得其所，曹丕的詩境怎麽與自己的處境如此相似？奇怪的是，此詩不是曹植之作，而是曹丕，身居高位之人，又怎會有懷才不遇的這般感慨？細想所謂“建安風骨”可貴，可能就在於此。曹丕的這首“雜詩”為：“西北有浮雲，亭亭如車蓋。惜哉時不遇，適與飄風會。吹我東南行，行行至吳會。吳會非我鄉，安得久留滯。棄置勿複陳，客子常畏人。”先生反複玩味，不能釋懷。後來我請揚州書法篆刻家魏之禎先生寫成條幅寄呈，先生稱讚：“筆力遒勁，隸法古樸。”隨後裝裱懸掛家中，表籍知音之慰。
千載餘情
在先生生命之光閃爍的最後幾年，與糖尿病及癌症抗爭之時，仍心係事業，念念不忘《中國大百科全書·農業》獸醫部分條目的編寫，多次致函，列出清單，讓我搜集有關德文資料，包括東、西德國的與獸醫有關的機構（學會、學校、研究所等）、名著、名人、主要雜誌等。1983年底，先生函告，在醫院養病期間，已經寫成4個條文：德國獸醫學會、聯邦德國動物病毒病研究所（中心）、慕尼黑大學獸醫學院、吉森大學獸醫畜牧學部。信中說：“每條約500字，費時2耀5天不等，可見寫這類條文亦頗非易事。”還要我搜集西柏林自由大學獸醫學院等7個條目的材料。後來在先生的遺稿中，除上述4 條外，還發現了漢諾威獸醫學院條目的謄抄稿以及西柏林自由大學獸醫學院和萊比錫獸醫學院兩個未完成條目的手稿。
先生晚年仍然致力國際學術交流、學科建設及研究機構的布局等。1983年底，先生將慕尼黑大學獸醫微生物學教授Mayr的一篇論文翻譯成中文並發表，向國人推介了發達國家控製動物疫病的理念。1986年Mayr邀他訪德，費用全包，先生因體衰無法成行。先生通過農業部回請Mayr教授訪華，可惜對方因忙碌亦未如願。先生作為國務院學科評議組成員兼小組召集人，對我國獸醫學科博士點的建設，多有考慮，關鍵時刻出手相助，1984年批準南農設立動物生理生化博士點，力推學科發展。先生敏銳地預見到我國大城市及其周邊地區獸醫事業發展的需要，建議國家投資在寧滬一帶建一個動物病毒病研究中心。先生是全國政協委員，很可能是通過政協提案建議的，後來促成了浙江省農科院設立病毒研究中心，雖則不完全符合初衷。1985年秋，先生借閱我帶回國的有關動物行為學的圖書，與我討論，考慮在此較新的領域能否有所作為。然而命運不濟，時光苦短，曲終安魂。二十年多前正是我國獸醫事業方興待舉之時，痛失大師，令人唏噓。
先生去世後，家人遵遺命將生前所藏與預防獸醫學有關的中外文書籍數十本全部贈送與我。人去書在，科技書的內容或許過時，但留有的先生親筆簽名，彌足珍貴。
先生一生務實，不尚虛名，反對樹碑立傳。曾經向他索要簡曆，以便向德國同行介紹。先生回信：“最近有好幾個出版社（或刊物）要我寫傳記，我自己覺得一生庸庸碌碌，一事無成，尤其是缺乏有分量的科學論文，實在沒有什麽值得‘記’的地方，均婉言謝絕。魯迅先生如此參天大樹，生前有人勸他立傳，尚且說：‘像我這樣的人也要立傳，中國豈不要四萬萬份傳記了嗎？’我與魯迅先生相比，連一粒小球藻尚且不啻，有何資格立傳哉！？但是有的出版社竟派人跑到單位的人事科，將我的檔案材料中的‘經曆’部分抄去，加以摭拾成文，發表之後再寄來給我看，造成既成事實，令我啼笑皆非。”先生感慨，與其如此，不如自己寫一個吧，於是有了先生的自傳手稿存世。目前正式出版的簡曆版本眾多，《微生物學報》2011年第2期第51卷“百年夢回伏羲堂———獸醫微生物學家盛彤笙”一文是此中最新版，程光勝先生以先生的自傳手稿為基礎撰寫，以青寧生的筆名發表，援引材料認真考據，可資查閱。
行文至此，謹作一律：
但願師從韓荊州，平生夙盼幸斯酬。
曲高自異同凡響，命舛何妨抗濁流。
盛德垂青承說項，浮雲停蓋歎歸舟。
手書譯著心香拜，奏罷安魂意未休。
韓衝是我在南京農業大學讀碩士研究生的同學，1967年畢業於甘肅農業大學獸醫專業，讀我詩後，和詩一首，情真意切，格律精準，特此附作壓軸，以慰先生之靈。
紀念宗師盛彤笙教授
———和陸承平教授
宗師一夢斷蘭州，滿把辛酸誌未酬。
相馬孫陽封伯樂，解牛歌德樹名流。
淒淒風雨伏羲廈，淡淡浮雲吳會舟。
才大古來難為用，文章憎命幾時休。
2011年5月於南京
（陸承平係南京農業大學動物醫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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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遠牧昆侖———盛彤笙院士紀實》一書七易其稿，終於和讀者見麵了。
2006年，甘肅農業大學建校60周年之際，從舉辦校史展覽開始，我們有幸接觸到一些國立獸醫學院的人和事，曲折的曆程，厚重的曆史，使我們深感震撼，感慨良多，至此難以割舍，故而刻不容緩。
所謂難以割舍，一則仰慕大師，常為大師們的學識風範所感動。大師們薈萃中西之長、道通古今之變和士當以天下為己任、心係國計民生的精神追求，超越時空，垂之永久，成為激勵後學的精神資源；二則責任使然，大師們是曆史的創造者、推動者、見證者，我們應當成為這段曆史的挖掘者、記錄者。
所謂刻不容緩，一則年代久遠，人事更迭，時不我待，我們的座右銘是：我們是與一段已經消失或正在消失的曆史賽跑。訪談校友期間，有些老年校友紛紛作古，把一段應當公之於眾的珍貴曆史帶進了墳墓，真正成了千古遺恨；二則建校初期的一些曆史資料散見塵封在各地的報社、圖書館、檔案館，發黃腐朽披閱困難以至漸不可用更難以再生。隻能“老牛自知夕陽短，不待揚鞭自奮蹄”了。猶如趕路，日暮途窮，隻有加快步履，晝夜兼程，否則將半途而廢，故而隻有利用節假日或訪談或查閱或整理。
我們在搜集、挖掘、整理校史資料編寫《甘肅農業大學史話》的過程中，前往北京拜訪了著名和平將軍、後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張治中先生之長女，國立獸醫學院教授張素我先生（今年已97歲）；著名愛國將領、全國人大常委會原副委員長程潛先生之長女，國務院參事、著名國畫家程熙女士；國立獸醫學院原總務主任、後任農業部副總畜牧師的常英瑜先生（2006年去世，享年96歲）之夫人曹惠芳女士（今年98歲）；訪談在京的我校顧恩祥、謝念難教授夫妻（均已去世）；在江西南昌拜訪我校老教授，後任全國政協常委、江西省政協副主席等重要職務的廖延雄先生，訪談後三個月廖先生即去世（享年86歲）；多次訪談我校原校長、甘肅省原副省長、甘肅省政協原副主席朱宣人先生（2009年去世，享年93歲）；多次訪談我校原校長陳北亨先生（2009年去世，享年91歲）；訪談了我校原副校長、甘肅省草原生態研究所所長、中國工程院院士任繼周先生（今年88歲）；多次訪談我校老教授楊詩興先生（2011年去世，享年101歲），夫人彭大惠教授（2009年去世，享年95歲）。前往南京“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查閱民國時期卷帙浩繁的檔案，希望從中查找1946年5月17日蔣中正主席關於成立國立獸醫學院的手令，查找1946年10月1日由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宋子文先生主持的行政院第761次會議關於成立國立獸醫學院的決議；查找國民政府給國立獸醫學院曆年撥款等情況。在南京大學（原國立中央大學）查找盛彤笙1932年學籍檔案；在盛彤笙最後歸宿地江蘇省農科院了解其最後歲月及不朽成就，均有不同程度的收獲。在南京農業大學教授、盛彤笙內弟及學生鄒康南先生處，我們獲得了許多珍貴資料及逸事，有幸一睹盛彤笙先生晚年心血之作《中國畜牧獸醫辭典》等等。在江蘇省委組織部、江蘇省檔案館查找盛彤笙檔案的種種經曆與遭遇，也令人難忘。我們還前往江西省永新縣上盛村盛彤笙故居與其族人訪談；多次與盛彤笙表兄、西北畜牧獸醫學院副教授、西北師範大學教授黃席群訪談（2009年去世，享年101歲），多次與盛彤笙胞妹盛佩芝、女兒盛小端、兒子盛天舒、兒媳馬曉玲訪談。並赴青海、陝西、甘肅等省的檔案館、圖書館、報社查找相關資料，與省內外和甘肅農業大學有關的上百名校友如王錫禎、沈斌元、張誌良、肖治國、劉緒川、蘇普、宗恩澤、何振東、黃守仁、閆秀英、劉占傑、李倫良、李婉平、丁正華、楊華春、李樹修、胡自治、馬章全、張德壽、吳安國、郝正裏等多位教授、研究員，進行了訪談、座談，從各方麵獲得了大量第一手資料，有的還提供了多幅珍貴的照片及相關資料，令我們受益匪淺。
盛彤笙先生是甘肅乃至西北畜牧獸醫教育事業及科學事業的開創者及先驅者，其貢獻巨大，厥功甚偉。正在編寫《甘肅農業大學史話》時，由於盛彤笙先生誕辰100周年漸行漸近，我們想根據已有資料和線索編寫一本盛彤笙先生紀實，由於心存敬畏，故而夜以繼日，不敢懈怠。謹以此書獻給盛彤笙先生誕辰100周年。
挖掘校史，窮本溯源；訪談校友，尋根問祖。追尋傑出畜牧獸醫科學家、教育家盛彤笙先生的足跡，踏訪甘肅農業大學的生命力之源泉，認識甘肅農業大學腳下的這塊熱土和人物，記錄先賢曆史功績，還原曆史本來麵目；給逝者以慰藉，給來者以答案，為後者留下時代的真實記憶，留下前輩們珍貴的精神資源、精神財富和精神遺產。本書本著求全存真，推陳致新的原則，融曆史性、文獻性於一體，特別是將一些聞所未聞曆史資料公之於眾，以供我們研究、開發、繼承和享用。因為校史或人物紀實又是畜牧史、農業史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甘肅農業大學的家譜。是一個時代變遷的印記，是一個時代知識分子願望和命運的縮影，對以後治學育人、傳承文明，服務社會、造福於民不可或缺。
本書在訪談及寫作過程中得到了眾多甘肅農業大學校友、教職工、畜牧獸醫界同仁的大力支持和協助，是他們提供了眾多資料和線索，在此表示誠摯謝意！甘肅農業大學工會原主席劉英教授、外語學院原院長呂德文教授、宣傳部幹部王隴平、甘博源、信息學院王瑾及紀委魏紅梅、審計處楊一斐等，在參與采訪和整理資料上做了許多工作；胡自治教授、劉英教授、蘭州牧藥所蘇普研究員、項光華研究員及甘博源等審閱了初稿，提出了許多寶貴的修改意見；南京大學、江蘇省農科院、甘肅省檔案館、甘肅省圖書館等單位對我們查閱資料及采訪活動提供了大力支持。甘肅農業大學紀委辦公室主任張芳莎，多次參加訪談、查閱資料、整理文字，並在襄助編務方麵做了大量工作，付出了辛勤的勞動。學校檔案館館長梁楨、副館長楊淑蓮及丁鵬宇，在查找檔案等方麵給予了許多幫助。中國農業出版社副總編陳江凡編審認真審閱了全稿，在此一並致謝！
盛彤笙先生去世已四分之一世紀，但他們那個時代的人對他的音容笑貌仍記憶猶新，倍感親切；對他的諄諄教誨仍言猶在耳，心領神會。但畢竟年代已經久遠，當事人存世無幾，知情者已經寥寥，加之經曆“文革”，原始資料多已不存，為一代宗師盛彤笙院士作傳，困難甚巨，故也借此拋磚引玉，有知其逸聞趣事者，請寄資料或約談，此書難免有不妥之處，懇請批評指正。
作者
2011年8月
要扭轉這一危局，我們所能夠使用的最重要的武器就是農業生物學措施。所謂農業生物學措施，既包括農業生產本身，也包括為農業生產創造條件的生物的、工程的措施。任何工程技術，歸根結蒂，隻有當它發揮其生物學效益時，並在生態平衡中有所裨益時，這種工程技術才是有益的，才算是靠得住的。否則，不論挖了多少土石方，打了多少壩，甚至修了許多梯田，但沒有生物學效益的保證，不是無益的，就是靠不住的，我國農田工程中成千上萬成功或失敗的經驗教訓，都從正反兩個方麵說明了這個道理。
本文隻就土地合理利用的農業生態係統問題作了探討。概括地說，土地合理利用，包括兩個主要方麵：一是土地分配，一是對各種用地的科學管理。在土地管理中，往往囿於農區、林區、牧區等傳統概念，對農業生態係統的能量流程的整體性注意不足。從農業生態係統的理論看來，農、林、牧不是並列的，它們的正確關係應該是：
而我國傳統中的“農”，隻是完成了初級生產的過程，而沒有或很少進入次級生產過程，致使一部分能量在變成動物產品以前就阻滯不通，白白流失了。因而形成了勞動生產率低的無林少畜的跛腳農業，實際上這是取其前部一小半，舍其後部一大半的半截子農業。在這樣的農業格局下，我國的吃肉量處於全世界第118名這樣的最低水平，而糧食消費量則居於全世界最高水平。在食物失去平衡的情況下，不得不消耗過多的穀物。為了滿足這一巨大需求而經營糧食單一生產，這一農業體製對土地資源肆意摧殘，以掠取溫飽。它不僅表現為毀林開荒、破壞植被，還表現為將農業生產中的植物有機物肆意毀棄，全不痛惜。既浪費了轉化為畜產品的大量能量，又失去了賴以維持土地肥力的有機物質，於是黃土高原出現千溝萬壑，山窮水盡，險象環生的局麵。
為此，我們提出下列建議：
一、尊重自然規律，大力發展畜牧業，使它成為黃土高原地區的農業主幹。充分利用農作物副產品，林間草地，及草地牧草，通過動物轉化為畜產品，使農業生態係統的流程暢通。
二、以農業生態係統的最佳能量流程為依據，進行土地規劃。在土地規劃中，有林地、農田、草地的區別，而“牧”則是它們共同的能量轉化工廠與巨大能量倉庫，是林地、農田、草地所產能量的或多或少的共同歸宿。凡是有農業生產處，牧，應該是無處不有。應當特別強調，黃土高原的農田，也是牧業生產的良好基地。
三、因地製宜，製定農業生物學技術措施。既包括生物學的農學手段，也包括農業工程學的手段。但總體上看，農業工程學手段必須包含於農業生物學總體措施之中。
四、目前黃土高原農業生態係統中，把寶貴的有機物質作為燃料燒掉，是一項重大損失，而這一地區由於食物條件的限製，常需大量蒸、煮，或作成摻有多量水分的比熱大的食物，因而需要更多的燃料。為了保證農業生態係統的改善與平衡，必須大力解決燃料問題。
《農業經濟問題》1980年7月號
亦師亦親 敬意恒深
2008年9月，我從南京專程來到蘭州，參加中國農科院蘭州畜牧與獸藥研究所50周年所慶和盛彤笙銅像揭幕儀式。之後，甘肅農業大學黨委常委、紀委書記胡雲安同誌邀請我到學校一敘，暢遊了校園，見到了陳北亨夫婦及張慶斌、王錫禎、趙秀英、張德壽等老友，瞻仰了盛彤笙銅像，使我百感交集，興奮不已。重遊舊地，珍藏記憶。回想起盛彤笙先生1946年隻身來到蘭州，創辦國立獸醫學院，光陰倏忽，一晃60多年過去了。現在的甘肅農業大學，學科齊備，學子濟濟，高樓林立，環境優美，真是大大出乎我的意料。看到盛彤笙先生當年開創的事業得到很好的傳承和發展，作為他的親屬，我們感到無比欣慰，同時也覺得應該把盛彤笙先生的生平事跡留下來，告慰逝者，激勵後人。
時隔一個多月後，胡雲安書記和校工會主席劉英及原工會主席陳貴仁一行3人為編寫甘肅農業大學史話，專程到南京的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查檔，還來到我家中拜訪，搜集資料。我傾其所有，盡可能提供出來。胡書記還希望我能回憶一下西北畜牧獸醫學院和盛彤笙的往事，寫點東西，以傳永久。2009年上半年，我寫了一篇《盛彤笙先生生平》，這篇《生平》有2萬多字，是先生大半生的真實記錄，寄給了胡書記。想不到兩年後，胡雲安書記和陳貴仁、趙西玲寫出了《遠牧昆侖———盛彤笙院士紀實》一書。閱完初稿，確有一種蕩氣回腸不同凡響的感覺，它通過豐厚的資料、廣闊的視野、紮實的功底，展現了一個以身許國的科學家坎坷而光輝的一生。洋洋灑灑30多萬字和各類珍貴的圖片近300幅，實在是一樁艱巨的工程，裏麵既有我十分熟悉的人和事，也有我從未所知、未所聞的許多事情，其中辛勞，可想而知。它還原曆史，澄清事實，為一代人的付出作出了公正的評價，實在是一件意義非凡的事情，感激之情油然而生，許多經年往事也一幕幕浮現在眼前。
1945年，我考入國立中央大學農學院畜牧獸醫係，成為盛彤笙先生的學生。兩個月後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抗日戰爭勝利結束。次年夏天，學校從重慶遷回南京，不久盛彤笙先生也從成都來到南京，與我家為鄰，與我父親關係親密。1947年他與我的姐姐鄒東明女士結為伉儷，成為我的兄長。1950年我畢業後，為了支持他的事業，聽從兄長的召喚，來到蘭州，受聘為國立獸醫學院助教。此後我們相處30餘年，親如手足，同氣連枝，既是摯友，更是良師。
說到和我們家的結親，上世紀五十年代還發生過一件趣聞。盛彤笙先生任西北軍政委員會畜牧部副部長時，社會上廣傳“盛彤笙有後台，他是周總理的女婿”。一個“周”，一個“鄒”，其實是音同字不同的誤傳。他的嶽父亦即我的父親鄒鍾琳（1897—1983），江蘇無錫後宅鎮人，該鎮為江南古鎮，鄒家亦為當地一大姓氏。1929年父親留學美國，回國後從事農業昆蟲學和植物保護專業的教學與科研，是我國早期農業昆蟲學家和農業教育家。學者的心是相通的，他看上盛彤笙並選他為婿，當是情理中的事情。盛彤笙先生也極看重親情，尊重老人。在調回南京工作以後，更是時時問候。他和嶽父同為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會議期間仍是每天噓寒問暖。一天早飯前，他覺得身體不適，還不忘問候老人之事，打電話給同開政協會議的任繼周說，請你告訴鄒老先生，我病了，不能去看望鄒老了，你代勞一下。
在我的眼中，先生是個睿智高詣的奇才。他中西兼通、目光高遠，無論看事、行事，總有一種世界性的視野和框架，終究不同於常人。先生自幼家境貧寒，學生時代勤奮好學，熱愛祖國，篤信“五四”精神，鞏固了“科學救國”和“教育救國”的信念。留學德國潛心苦讀獲得雙博士學位，又遊曆歐洲諸國，開闊了視野。回國後，正當抗日酣戰時期，他在物資條件極為困難的狀況下，教學與研究成績突出，深受師生同事們景仰；之後僅用三年多時間，在交通阻隔、風氣閉塞、經濟落後的大西北，創辦了國立獸醫學院，對促進我國西北地區畜牧獸醫事業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從政之後，深入西北地區調查研究，製定方針，扭轉傳統陋習，將畜牧業生產納入科學管理軌道；在主持中國科學院西北分院籌建後，更是日夜操勞，為分院的建立奠定了基礎。所有這些接力賽式的沉重任務都是在1947—1957年的10年間完成的。這是他精力充沛、風華正茂的10年，充分顯示了他政教兩擅的才華。
從他的身上，體現出一種精致優雅般的品位、一種蘭心蕙質般的修養。任何事情，不幹則已，要幹，就要幹成最好的，在每一件事情上都獨具匠心，打上文化的印記。修建獸醫樓，他自己設計出草圖，承建單位按他的構思完成後，果然別具一格；一座建築，別人也許一剪彩就完了，而他卻賦予深刻的含義，取名“伏羲堂”，使之成為與至公堂、三愛堂、中山堂齊名的蘭州“四大堂”之一；辦一所學校，他不但修建了大樓，延攬了名師，還作校歌、擬信條，出刊物，定章則，組社團，習禮儀，一所大學的內涵一應齊備；連體育、衛生都要搞得最好。使學校不僅僅是出幾個畢業生，更重要的是使學校成為社會進步的標杆，使學子成為社會文明的榜樣。
盛彤笙先生值得稱道的地方很多，而最為大家推崇的，還是他的用人之道。當年辦學的成功，首要是用人的成功。在栽培人才上不遺餘力，他以求賢若渴的至誠之心，聘請和重用了一大批二三十歲富有朝氣、誌向和才華的年輕人，這些初出茅廬的年輕人在他的引導和栽培下，做出了非凡的業績，成為各自領域的大家，如謝錚銘、朱曉屏、廖延雄、李振鈞、陳北亨、任繼周、王樹信、蔡寶祥、薑恒明等人。他們一直對他感激涕零，認為待人之誠前所未遇，凡是追隨他的人都對其有設計、有期望，因而追隨他的人都是成功者。他在重用人才上不拘一格，委以重任，發揮其潛能和價值。盛彤笙突破了“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傳統理念，而是選擇“人適於事，事得其人”的更加實用的理念選人，以事選人，以人適事，手下皆為可用之才，使每個人都感到自己得到了重用，發揮了才能。最終，人才成就了畜牧獸醫事業，畜牧獸醫事業又造就了大批人才。
有人說他過於嚴肅，有一種敬畏感。連他的胞妹盛佩芝都視他“長兄如父”。實則他寬以待人，嚴於律己，言辭絕不誇張。他處事公允，堅持原則。當年籌建中科院西北分院，他與任籌委會主任委員的甘肅省委書記在一些具體事情上難免有不同見解，他都從事業出發據理力爭，堅持己見。例如關於西北分院應當優先考慮為甘肅省服務的問題，西北畜牧獸醫學院不應西遷武威黃羊鎮的問題等，這些不同意見，實事求是的作風，竟然被認為是對上級的不尊重和抗命從而埋下了禍根。1957年中國共產黨開展整風運動，廣泛征求意見。誰知風雲突變，驟然間轉變成為“反右”運動。天真愛國的精英們，紛紛落馬成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階級敵人。人們一頭霧水，百思不解這是為什麽？盛彤笙也名列其中，受到嚴厲處分，接受批判，戴帽、降級，削職為民，下放到中獸醫研究所。十年動亂，風雨如晦，先生再遭厄運，被關進“牛棚”，激烈的鬥爭、醜化、侮辱、毆打、抄家，人格尊嚴褫奪殆盡。對他的遭遇，作為親人，作為學生，我感到憤憤不平，感到世道不公。然而他堅信中華民族絕不會因此沉淪，真假馬克思主義必定會澄清，暫時的陰霾必將過去。他渴望陽光普照、“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再現。
1958年7月成立蘭州中獸醫研究所，我和先生均調到該所工作，之後共事20多年，更是見證了他的境界和胸懷。該所是在號稱我國有數十萬民間獸醫和中醫藥是祖國寶貴文化遺產的呼聲基礎上成立起來的，它與現代獸醫學屬於完全不同的體係，差別懸殊。他曾要求到畜牧獸醫研究所參與病毒性疾病的研究，然而此時他已是位居“五類”之末，失去了選擇工作的權利，真是才難為世用，道不為世行。時光流逝，舉步艱難，先生隻得另辟蹊徑。考慮到我國獸醫學的教材新中國成立後全麵倒向農牧業科技水平並不很高的蘇聯，並將一些錯誤的理論學說引入中國，為了從起點和方向上端正和提高我國獸醫學教學水平，並與世界直接接軌，他選擇翻譯匈牙利胡提拉（Hutyra）等所著的《家畜特殊病理與治療學》和此書的續作———東德貝爾（Beer）主編的《家畜的傳染病》兩部巨作。在中獸醫研究所陰陽五行、四診八綱、遵古炮製的氣氛中搞外文翻譯是犯忌的，工作隻能利用周末和夜晚時間進行。在一間陰暗簡陋兼做臥室的土坯屋裏，他聚精會神有時甚至通宵達旦伏案工作。我是全力支持他翻譯的一員，因為這部集百年獸醫資料精華大成的巨著一直沒有中文譯本（當年我們讀書時隻能閱讀英文譯本），譯出後將對我國獸醫教學和科研工作的提高與普及產生重要影響。我經常去他家看望，他忘我工作的情況至今曆曆在目。令人欣慰的是他不顧處境惡劣，頂住巨大的政治壓力，以堅韌的毅力，快速地工作著，有時一夜竟能譯出2萬多字。令人心酸的是他病痛纏身，生活清苦，仍然以驚人的敬業精神堅持耕耘不輟，默默地做著奉獻。
1978年窘迫的境地使他不得不離開蘭州，此時落實政策，恢複了學部委員和一級研究員的職稱，他婉辭了一切領導職務，來到江蘇省農業科學院情報研究所當一名普通的研究員。新的任務是主編《中國大百科全書·農業卷》中的獸醫部分和一部《中國畜牧獸醫辭典》。他豁達大度，不沉溺過去，不耿耿以往，超乎尋常，勤奮工作，過了幾年實現自我價值、報效祖國、奉獻學術且又安定平靜的日子。1985年他被確診患了腸癌，手術後還繼續為《辭典》奔波操勞。1987年5月9日盛彤笙走完了他榮辱坎坷的一生。國內外同道和友好們同聲哀悼，深表同情與惋惜。他為發展我國畜牧獸醫事業奮鬥不息、功不可沒。然而，他後半生的遭遇，確是時代的悲劇！
盛彤笙以學問與人格立世，為人光明磊落，淡泊名利，坦誠簡樸，道德學問堪稱楷模。朝夕相處，潛移默化，使我受益良多。我大學畢業一到蘭州，先是在國立獸醫學院家畜病院上門診，一邊診治病畜，一邊參與籌建新的病院。設計方案是先生提出來的，草圖也是他畫的，因為費了不少心血，圖稿至今還保留在我處。大樓建成後，1952年底，我參與到上海為新病院采購儀器設備，包括大家畜診療架和手術台。我親自設計草圖，在上海加工製作了我國首台大動物電動手術台和帶有吊馬裝置的鋼質診療架。經數月的奔波，一所設備齊全的家畜病院在小西湖落成。那時的人們，真是激情燃燒，忘我工作。我秉承父兄勤奮、簡樸、淡泊的作風，不計上下班，無論寒暑假，整天都在家畜病院，不是帶實習，就是搞診療，積累了豐富的臨床經驗。我和陳北亨、王超人、王肇西、萬一鶴等一起，配合蔣次昇院長將家畜病院辦成一流水平，全國矚目，被中央、西北局及省級媒體廣為報道。特別是作為新中國建設成就，在1954年11月號的《人民畫報》上用多幅照片刊登，向國內外進行了介紹。
以後在中國農業科學院蘭州中獸醫研究所，先生對我更是口傳心授。為了診斷不知名的地方疑難疾病，我足跡遍及西北的草原、沙漠、戈壁和盆地，風餐露宿，終於搞清了許多地方病的病因、發病機理和治療，一些疾病還是國內外首次發現和證實，如家畜的氟中毒、羊萱草根中毒、駱駝腸血毒症、駱駝立克氏體結膜炎、馬的立克氏體邊蟲病、牛泰勒氏原蟲病等的發現與治療，多項成果獲省部級科技進步獎。特別是1952年在國內首次發現牛泰勒氏原蟲病，通過輸入自然免疫的牛全血治療成功，是我早年的一項得意之作。1982年調到南京農業大學後，依然情係大西北，還應寧夏畜牧局之邀，診斷出馬和羔羊的“雜色曲黴素”中毒病，這是一種國際上尚未報道過的疾病，經過有效宣傳預防，現在這種病已近於絕跡，此項研究獲得了國家教委科技進步甲類二等獎。我擔任過甘肅省地方病委員會副主任，南京農業大學動物醫學院教授，中國畜牧獸醫學會內科學分會、毒物學分會和華東區家畜內科學分會副理事長。我之所以能在事業上做出一點成績，得益於父兄的教誨，衣缽真傳。
盛彤笙先生的道德學問，是一座令人仰望的高峰，是一筆巨大的精神財富。他和老一代科學家為了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嘔心瀝血，無私奉獻，一片赤誠的精神，將成為一代代的後來者不斷前進的生生不息的動力。
2011年4月於南京
（鄒康南係原南京農業大學動物醫學院教授、中國畜牧獸醫學會內科分會副理事長）
百年夢回伏羲堂野 但願一識韓荊州冶
今年是盛彤笙先生一百周年誕辰，甘肅農業大學隆重紀念，出版由胡雲安、陳貴仁、趙西玲編寫的《遠牧昆侖》專著，全麵介紹盛先生事跡，工程浩大，資料豐富，選材精當，文筆優暢。任繼周院士推薦我為之作跋，如何敢當。恭敬不如從命，於是翻出2008年蘭州畜牧與獸藥研究所紀念盛先生約稿之舊作，再讀先生當年手書，回憶往事，修正補充，寫就此文，以申景仰，兼可補敘專著中未盡之事。
久仰大名
唐代著名大詩人李白有言“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道出了古今“追星族”的心聲。回想當年對盛彤笙先生的景仰之情，正是如此。
我於1963年進入蘇北農學院（現在是揚州大學）就讀獸醫專業，那是一個物質並不充裕，但是不乏理想和抱負的時代。聽一些老師說，獸醫界有個盛彤笙，十分了不得，曾在德國獲得醫學及獸醫學兩個博士學位，又是我國獸醫界唯一的科學院學部委員（現稱院士）。兩個洋“博士”和一個“學部委員”的頭銜，真是“高山仰止”。當時並不知道頭銜以外的偉績，比如創建國立獸醫學院、興建伏羲堂等，對中國現代獸醫教育而言，無疑將彪炳史冊。
1968年底到江蘇東海縣工作，開始接觸獸醫實踐。那個年頭“政治掛帥”，業務荒疏，求知無門，縣獸醫站門診室隻有科學出版社出版的兩本巨著：匈牙利胡提拉著的《獸醫傳染病學》及《家畜內科學》，兩百餘萬字，都是先生翻譯，隻是在“文化大革命”時將“盛彤笙譯”改成“蘭州獸醫研究所譯”。譯著文筆流暢，用語精準，內容翔實，是那個時代絕無僅有的獸醫學專業知識的“寶書”，也是後來才體會到的翻譯文字“信、達、雅”的典範。先生的煌煌譯著，猶如迷霧中的指南針，給我知識，給我啟示，給我鞭策，山高海深，學問無止境，精神的財富原來如此豐厚，從而激勵我於1978年考研。
1976年6月，東海縣發生水牛口蹄疫，需派人送檢病料去蘭州獸醫研究所，我爭取到這個機會。登上隴海線的火車西行兩夜一天，終於抵達蘭州，找到鹽場堡的蘭州獸醫研究所。邁上研究所的層層台階，猶如步入科學殿堂，朝聖的感覺油然而生，盡管那時“反動學術權威”被官樣文章批得斯文掃地。病料送畢，小心翼翼地向傳達室工作人員打聽先生的去向，說這裏見不到他，忽而手指一位與人談話的中年婦女，告那是盛之妻。我趕緊注視片刻，無由攀談，踽踽離去，默默期待以後興許會有機會。沒想到四年之後果然見到先生，但不在蘭州。
初識先生
終於有了機會。那是在1980年上半年，我在南京農學院就讀碩士研究生之時。蔡寶祥先生等在南農舉辦全國家畜傳染病講習班，聘請十多位國內業內著名專家來講課，除本校的蔡寶祥、杜念興、徐為燕、陳萬芳、張幼成外，尚有外單位請來的專家作專題講座，後者包括方定一、廖延雄、吳紀棠、葉本法、沈正達、王大耜、王錫楨、徐漢祥、範雲六、周泰衝、胡祥璧等各講一題，人物薈萃，曆時一個月，盛況空前。在名家開講之前，請來致開幕詞的，正是企盼已久的盛先生，大概是5月20日上午。
先生身材不高，麵容清瘦，言語簡潔，思路清晰。久經滄桑的深邃目光中不時透射出奪人的神采。講話不長，大意講了免疫學對研究傳染病非常重要，必須努力學習，掌握新的進展。當時盒式錄音機剛流行不久，我們幾個研究生用錄音機將所有的報告都錄了音，我後來出國，錄音帶幾經易手，不知所終。
在此前不久，先生從蘭州獸醫研究所調入江蘇省農業科學研究院，任情報所所長。其時南京農學院雖也想調人，但正忙著複校，從揚州搬回南京，被江蘇省農科院先一步調走先生的檔案，鑄成大憾。那時代是君子行事，全無現在挖人才的強烈意識。
登門拜師
幸運之神終於眷顧。1980年上半年我在南農獲教育部公派出國留學的名額，被分派到聯邦德國（當時的西德），同年下半年到上海外國語學院開始學德語，並設法聯係德國的接收單位。當年秋天某日，在我的碩導杜念興教授帶領之下，到江蘇省農科院麵見盛先生，先生在孝陵衛鍾靈街的家中接見，簡單問了我的情況，便欣然表態同意推薦。事後想來，此次拜見，可謂登堂入室，就此成為先生的實際弟子，七年教誨，始於是時。
後來先生說，他晚年深感欣慰的是，推薦了“二承”去德國。“二承”，一是楊承諭，一是本人，名字裏都有個“承”字。楊承諭先我半年從山東省農科院去德國，到圖賓根（Tuebingen）聯邦動物病毒病研究中心進修，從事藍舌病研究，1983年底回國到青島農業部動檢所工作。因為先生的這層關係，1982年3月我倆在圖賓根會麵，相見恨晚，訂交終身。
楊年長於我，是“文化大革命”前廖延雄先生的研究生，廖在1946年赴美前曾是先生的助教，自有淵源。在圖市盤桓數日，經安排，楊帶我進研究中心全隔離的大樓。進樓之前要先見獸醫警察，簽字承諾遵從種種規定。然後裸身進入淋浴通道，剛踏入一步，水流立即從上劈頭蓋臉傾注而下，無處躲避。浴後穿上消毒工作服，內外衣褲皆然。眼鏡、手表、首飾等需經特殊處理通道才能出入。實驗室內用轉瓶培養接種病毒的細胞，層層排列，布滿一屋，就像食堂熬大鍋稀飯那樣司空見慣，令我瞠目。大樓內實驗室、動物房、餐廳和辦公桌一應俱全，十分方便。此外，工作人員在非隔離區另擁有辦公室、餐廳等，生物安全管理堪稱一流，中心建立二十多年，從未出過生物安全事故，盡管並不位於孤島或無人的荒原。工作之餘，楊陪我在大學城河邊合影，照片曾寄先生，回信告之甚感欣慰。著名哲學家黑格爾曾執教並生活於圖賓根大學，圖市毗鄰法國東南，不是用兵之地，“二戰”時未挨炸彈，中世紀建築保存完好，又發展了現代科技，為文化與科技並行不悖之典範。
推薦赴德
在上海外國語學院出國人員預備部學德語之時，收到先生的德文推薦信手稿，囑打印後交他簽字寄出。手稿工整規範，十分清晰，一筆一畫，毫不含糊，一些容易混淆的字母如o與a、u與n、w與m、g與q均明白無誤，令人肅然起敬。我珍藏至今，不時向研究生出示，希圖將此謹嚴的學風感召後人。最初是推薦去漢諾威獸醫學院先生當年的老同學Mitscherlich處，但這位教授已退休。於是又與另一位老同學Dedi侉聯係，將我推薦給慕尼黑大學獸醫學院的Mayr教授。Mayr教授同意接受，此後讓他的年輕得力助手Bachmann教授作為我的博導。事情原來是這樣，不久前Dedi侉教授曾應北京農大熊大仕教授之托，向慕尼黑大學Mayr教授推薦一位年輕教師赴德，已得應允，但隨後熊教授又告推薦之人改去美國了，我正好“填補空白”。時來運轉，就這樣我被送入名牌慕尼黑大學，校園坐落風景如畫的文化名城慕尼黑市內，成為1949年以後該校獸醫學院來自中國大陸的第一人。不過我當時對這些幾乎一無所知，隻知道二次大戰前的“慕尼黑協定”。
有一個插曲，先生為我寫的推薦信箋頭上，Mayr教授的頭銜為“Dr。DDr。h。c。”，不禁懵然，先生特作解釋：Dr。是獲得的博士頭銜，DDr。h。c。是獲得的兩個榮譽博士頭銜，h。c。是拉丁文honoris causa的縮寫，信的正文中可不寫。過了兩三年，Mayr的頭銜變了，變成“Dr。Dr。mult。h。c。”，原來他又獲得了第三個榮譽博士頭銜，mult。h。c。是多個之意，那是後話。
我獲德國阿登納基金會資助，1981年10月到曼海姆歌德學院學德語半年，次年春進慕尼黑大學獸醫學院，開始了進修轉而攻博的生涯。與先生書信往來之中，知道他當年在德國柏林大學（洪堡大學）、漢諾威獸醫學院及慕尼黑大學都讀過一個或幾個學期，特別留戀與慕尼黑大學獸醫學院緊鄰的英國公園。所謂英國公園，是以其英國式的園林風格而命名，是一個從郊外延伸至市區的開放式綠色空間，綠草如茵，樹木、湖泊及中國式、日本式、希臘式亭台錯落，交織著人行道、自行車道及專供騎馬之用的真正馬路。依沙河支流穿流其間，公園長約十公裏，猶如綠色砥柱，直插鬧市，雖然慕市寸土寸金，一百年來公園綠地分毫未被侵占，成為大學生及市民的休閑勝地。在獸醫學院封閉的病毒實驗室勞碌之餘，來到英國公園呼吸新鮮空氣，沿著無從辨別的先生的足跡，踏青漫步，“天涯無處不芳草”，獨在異鄉，對景難排。
舊事尋蹤
1982年3月初，先生曾托我代購歐洲古典音樂的盒式錄音帶（當時尚無CD），從開出的名單我才知道一些音樂家的大名，比如意大利的帕格尼尼，其小提琴曲技藝精湛，優美精絕，先生讚歎：“人間能得幾回聞”？又曾囑購買莫紮特的安魂曲，不是威爾第的，如是二人一並錄製的，也可以。並說：“不要誤會我是宗教信徒，恰恰相反，是一個無神論者，中學時進的教會學校，正是由於反抗帝國主義者的文化侵略和奴化教育而被開除學籍的。但我相當喜愛某些宗教音樂，把它作為藝術來欣賞，用這些樂曲來撫慰受傷的靈魂。”我買到安魂曲的錄音帶托人輾轉帶回，先生收到複信說，這首莫紮特的名曲是由頂級的柏林愛樂樂團演奏，著名指揮家卡拉揚指揮，聽後十分滿意。
先生極具音樂天賦，也正是與這種天賦並行的勤奮，使得先生的外語水平非同一般。曾聽說，他當年到德國後為了提高德語水平，住進某德國家庭，兩個星期後與德國人通電話，對方已不能區別他是外國人。1986年秋慕尼黑大學的德國同行訪問南京，與先生交談片刻，極感親切，盛讚其德語之流利及發音的純正，要知道，先生自1957年“反右”之後，至少30年沒有機會麵見德國人講德語了。
不僅德語，其他外語也屬上乘。水平及學術修養之高，難以望其項背。我聽過一段他親述之事，某日先生在飛機上聽隔座外國人交談，既非意大利語，又非法語，更非德語等，先生猜到大概，問究竟講的什麽語？答曰：確非尋常，是一種瑞士山區的方言。若幹年後我才弄明白，這種方言名叫“拉丁羅曼語（Rhaeto Romantic）”，又名“列托羅曼語”，是瑞士的四種“國語”之一，源於當地凱爾特人使用的一種古羅馬語，因在山區缺乏交流，得以保存，是語言的活化石。
有一次先生函告，1934年秋至1935年春他在慕尼黑大學獸醫學院讀了一學期，住土耳其人大街，但忘了號碼。1982年春某個周末，我找到這條長街，麵對川流不息的車輛和匆匆過往的行人，惘然若失，回過神來，捕捉到街頭帶有大鍾的舊樓，留影一張。追思先生當年遊學求知，意氣風發，而我初次出國，語言困難，加之實驗不順，時光蹉跎，不免有“狗尾續貂”之慮，感慨無限，寫小詩一首：“四十年前舊行蹤，宗師一代礪長鋒。續貂無計空搔首，尖閣雕欄又聞鍾。”
書信教誨
盡管先生疾病纏身，又經曆喪偶之痛，但是在我留德的近四年中，先生與我書信往來仍頗頻繁，先後有19封之多。印象最深的是，1982年夏我參加了慕尼黑住處的德國房東仲磐石神父（Pater Gerhards）組織的“依沙河至萊茵河之行”，從慕尼黑直至科隆，行程一周。所見所聞極大震撼了改革開放初期的我等留學生，於是盡可能將經曆記錄下來，寫成家信，寄給不能陪讀的妻子。當時既不允許陪讀，電話在國內又沒有普及，更沒有電子郵件，隻有書信。為了讓先生也了解情況，妻子就將家信轉呈，這封信1982年8月9日完成，三天之內陸續寫就，用薄紙，小字密寫，八頁之多，七千餘字。先生閱後頗為興奮，9月16日複信，長達4頁，大為欣賞，稱之為“遊記家書”，“字跡之娟秀，文筆之優美流暢”，感歎我學了獸醫學而非文學，否則會成為文學家。接著筆鋒一轉，說“一個獸醫難道不能同時成為一個文學家嗎？我記得德國的大文豪歌德好像就擔任過一個獸醫學校的校長”。
先生記憶力驚人，他當年在魏瑪（Weimar）參觀歌德故居時，曾聽紀念館講解人員介紹歌德此事，但是查閱《大英百科全書》無此記載，要我對此作“考古”。按我的德語水平，顯然無力承擔這一艱巨任務，好在在曼海姆歌德學院學德語的同學董煒波是德語專業出身，德語既好，其導師又是海德堡大學研究歌德的專家。於是向董求教，董又問其導師，終於得悉可在一本德文專業雜誌中查找。慕尼黑大學獸醫學院有一個德國唯一的、全世界也極少的獸醫史研究所，在德國同事的幫助下，在該所的層層書架上，如願找到1935年出版的第10期《獸醫曆史通訊》（Veterinaerhistorische Mitteilungen），那上麵刊登“歌德與耶拿的獸醫學校”一文，記載歌德1817至1818年間在耶拿（Jena）獸醫學校之事；進而又找出Froehner編著的《德國獸醫學史》，1954年出版。於是將其中記述歌德任耶拿獸醫學校校長並教授解剖學的那段文字複印下來，寄給先生。真是太不可思議了，才華橫溢的歌德，居然教過枯燥乏味的動物解剖學，想當年學生一定非常受用。約一年之後，時任慕尼黑大學獸醫學院院長的Leidl教授接見我，不知怎麽談到歌德，我脫口而出，說歌德曾教過獸醫學課程，教授一愣，目光炯炯，大為驚訝，向我索要複印件。一個學獸醫的中國留學生對德國的文豪了解居然如此之多？免不了心裏嘀咕，誰教的？Leidl教授精神矍鑠，縱橫捭闔，多謀善斷，後來出任慕尼黑大學副校長多年，對中德交流貢獻良多。
1982年1月21日，先生來信勉勵，留學應該“遊學”，“對開闊眼界、增長知識會有很大幫助。”他當年就是如此，學業之餘，“就到過德國的名城不下二十餘處，此外還遊曆英、法、意、比、瑞士、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荷蘭等許多國家，參觀過許多著名的博物館和畫廊，至今留有深刻印象。”80年代的風尚是，中國留學生一門心思撲在實驗室，精打細算節省可貴的外匯，以便買幾大件家用電器帶回國。平時難得出行，偶爾一遊，拍張帶人照片了事，全無“遊學”的理念。所幸先生指點，我在德期間，除攻讀慕尼黑大學的獸醫學博士學位之外，還利用各種機會，旅遊歐洲13國，幾乎走遍西德名城，增長了見識，領悟了西歐文明的吉光片羽，在此後漫漫人生曆程中，不無受益。由於先生的鼓勵，我的“遊記家書”又記述了東德、西德、丹麥、法國、意大利、莫斯科之旅，都轉呈先生過目，如今也都成了“故紙堆”。
西北浮雲
我在1985年6月回國，先生1987年5月病逝，其間多曾拜望，多有交流。有一次造訪先生寓所，談到德國與美國獸醫學學製的差異，美國獸醫本科一般為五年，也有少數例外，如名牌的艾奧瓦（Iowa，也譯為“衣阿華”、“愛荷華”）州立大學獸醫學院學製為四年。讀獸醫本科的學生畢業後取得DVM（Doctor of Veterinary Medicine），本意是獸醫師，往往誤譯為“獸醫博士”，此處“Doctor”是醫師而非博士。DVM與德國獸醫本科五年半獲得的獸醫師（Tierarzt）相當，獲此頭銜者，可申請開業當獸醫師，或進一步深造攻讀博士學位。兩國對學生就讀獸醫專業的要求都很高，實行彈性學製，隻有優秀者才能按期修完學業。入門把關特嚴，每年招生數量限額，優中選優。1992年Leidl教授曾推薦一名慕尼黑大學本科生，短期來寧到我實驗室實習。她中學畢業首選慕大獸醫專業，當年無名額，於是去維也納大學讀了一年漢語，通知有位子了，這才到慕大讀獸醫專業，從頭開始。這種“流程”在中國簡直不可想象，至少目前還是如此。
德國的獸醫學博士（Dr。med。vet。）與美國的“哲學博士”（PhD）相當，二者都要完成以科研課題為基礎的博士論文，獲得的博士學位雖代表一定學術水平，但與獸醫師的從業資格並無聯係。附帶一說，近年來歐洲大陸的大學及研究生教育探索改革，與英美接軌。德國的某些大學如柏林自由大學，獸醫學院在保留設置獸醫學博士的同時，又增設PhD，攻讀哪個，可以根據條件選擇，二者的要求略有不同，社會認同度眼下尚無差異。但是不管怎麽變化，美國的DVM與德國的獸醫學博士字麵相似，其實不同。可是真正了解並比較歐美獸醫學高等教育異同者，當時寥寥無幾，妄評之議有之，先生無奈，一聲歎息。
1984年春導師Bachmann教授為我找到資助，得以短期回國探親並拜望先生，先生說他最近在《古詩源》讀到曹丕的一首詩，是感歎時運的，說人生若浮雲，從西北飄遊到東南，不得其所，曹丕的詩境怎麽與自己的處境如此相似？奇怪的是，此詩不是曹植之作，而是曹丕，身居高位之人，又怎會有懷才不遇的這般感慨？細想所謂“建安風骨”可貴，可能就在於此。曹丕的這首“雜詩”為：“西北有浮雲，亭亭如車蓋。惜哉時不遇，適與飄風會。吹我東南行，行行至吳會。吳會非我鄉，安得久留滯。棄置勿複陳，客子常畏人。”先生反複玩味，不能釋懷。後來我請揚州書法篆刻家魏之禎先生寫成條幅寄呈，先生稱讚：“筆力遒勁，隸法古樸。”隨後裝裱懸掛家中，表籍知音之慰。
千載餘情
在先生生命之光閃爍的最後幾年，與糖尿病及癌症抗爭之時，仍心係事業，念念不忘《中國大百科全書·農業》獸醫部分條目的編寫，多次致函，列出清單，讓我搜集有關德文資料，包括東、西德國的與獸醫有關的機構（學會、學校、研究所等）、名著、名人、主要雜誌等。1983年底，先生函告，在醫院養病期間，已經寫成4個條文：德國獸醫學會、聯邦德國動物病毒病研究所（中心）、慕尼黑大學獸醫學院、吉森大學獸醫畜牧學部。信中說：“每條約500字，費時2耀5天不等，可見寫這類條文亦頗非易事。”還要我搜集西柏林自由大學獸醫學院等7個條目的材料。後來在先生的遺稿中，除上述4 條外，還發現了漢諾威獸醫學院條目的謄抄稿以及西柏林自由大學獸醫學院和萊比錫獸醫學院兩個未完成條目的手稿。
先生晚年仍然致力國際學術交流、學科建設及研究機構的布局等。1983年底，先生將慕尼黑大學獸醫微生物學教授Mayr的一篇論文翻譯成中文並發表，向國人推介了發達國家控製動物疫病的理念。1986年Mayr邀他訪德，費用全包，先生因體衰無法成行。先生通過農業部回請Mayr教授訪華，可惜對方因忙碌亦未如願。先生作為國務院學科評議組成員兼小組召集人，對我國獸醫學科博士點的建設，多有考慮，關鍵時刻出手相助，1984年批準南農設立動物生理生化博士點，力推學科發展。先生敏銳地預見到我國大城市及其周邊地區獸醫事業發展的需要，建議國家投資在寧滬一帶建一個動物病毒病研究中心。先生是全國政協委員，很可能是通過政協提案建議的，後來促成了浙江省農科院設立病毒研究中心，雖則不完全符合初衷。1985年秋，先生借閱我帶回國的有關動物行為學的圖書，與我討論，考慮在此較新的領域能否有所作為。然而命運不濟，時光苦短，曲終安魂。二十年多前正是我國獸醫事業方興待舉之時，痛失大師，令人唏噓。
先生去世後，家人遵遺命將生前所藏與預防獸醫學有關的中外文書籍數十本全部贈送與我。人去書在，科技書的內容或許過時，但留有的先生親筆簽名，彌足珍貴。
先生一生務實，不尚虛名，反對樹碑立傳。曾經向他索要簡曆，以便向德國同行介紹。先生回信：“最近有好幾個出版社（或刊物）要我寫傳記，我自己覺得一生庸庸碌碌，一事無成，尤其是缺乏有分量的科學論文，實在沒有什麽值得‘記’的地方，均婉言謝絕。魯迅先生如此參天大樹，生前有人勸他立傳，尚且說：‘像我這樣的人也要立傳，中國豈不要四萬萬份傳記了嗎？’我與魯迅先生相比，連一粒小球藻尚且不啻，有何資格立傳哉！？但是有的出版社竟派人跑到單位的人事科，將我的檔案材料中的‘經曆’部分抄去，加以摭拾成文，發表之後再寄來給我看，造成既成事實，令我啼笑皆非。”先生感慨，與其如此，不如自己寫一個吧，於是有了先生的自傳手稿存世。目前正式出版的簡曆版本眾多，《微生物學報》2011年第2期第51卷“百年夢回伏羲堂———獸醫微生物學家盛彤笙”一文是此中最新版，程光勝先生以先生的自傳手稿為基礎撰寫，以青寧生的筆名發表，援引材料認真考據，可資查閱。
行文至此，謹作一律：
但願師從韓荊州，平生夙盼幸斯酬。
曲高自異同凡響，命舛何妨抗濁流。
盛德垂青承說項，浮雲停蓋歎歸舟。
手書譯著心香拜，奏罷安魂意未休。
韓衝是我在南京農業大學讀碩士研究生的同學，1967年畢業於甘肅農業大學獸醫專業，讀我詩後，和詩一首，情真意切，格律精準，特此附作壓軸，以慰先生之靈。
紀念宗師盛彤笙教授
———和陸承平教授
宗師一夢斷蘭州，滿把辛酸誌未酬。
相馬孫陽封伯樂，解牛歌德樹名流。
淒淒風雨伏羲廈，淡淡浮雲吳會舟。
才大古來難為用，文章憎命幾時休。
2011年5月於南京
（陸承平係南京農業大學動物醫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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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遠牧昆侖———盛彤笙院士紀實》一書七易其稿，終於和讀者見麵了。
2006年，甘肅農業大學建校60周年之際，從舉辦校史展覽開始，我們有幸接觸到一些國立獸醫學院的人和事，曲折的曆程，厚重的曆史，使我們深感震撼，感慨良多，至此難以割舍，故而刻不容緩。
所謂難以割舍，一則仰慕大師，常為大師們的學識風範所感動。大師們薈萃中西之長、道通古今之變和士當以天下為己任、心係國計民生的精神追求，超越時空，垂之永久，成為激勵後學的精神資源；二則責任使然，大師們是曆史的創造者、推動者、見證者，我們應當成為這段曆史的挖掘者、記錄者。
所謂刻不容緩，一則年代久遠，人事更迭，時不我待，我們的座右銘是：我們是與一段已經消失或正在消失的曆史賽跑。訪談校友期間，有些老年校友紛紛作古，把一段應當公之於眾的珍貴曆史帶進了墳墓，真正成了千古遺恨；二則建校初期的一些曆史資料散見塵封在各地的報社、圖書館、檔案館，發黃腐朽披閱困難以至漸不可用更難以再生。隻能“老牛自知夕陽短，不待揚鞭自奮蹄”了。猶如趕路，日暮途窮，隻有加快步履，晝夜兼程，否則將半途而廢，故而隻有利用節假日或訪談或查閱或整理。
我們在搜集、挖掘、整理校史資料編寫《甘肅農業大學史話》的過程中，前往北京拜訪了著名和平將軍、後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張治中先生之長女，國立獸醫學院教授張素我先生（今年已97歲）；著名愛國將領、全國人大常委會原副委員長程潛先生之長女，國務院參事、著名國畫家程熙女士；國立獸醫學院原總務主任、後任農業部副總畜牧師的常英瑜先生（2006年去世，享年96歲）之夫人曹惠芳女士（今年98歲）；訪談在京的我校顧恩祥、謝念難教授夫妻（均已去世）；在江西南昌拜訪我校老教授，後任全國政協常委、江西省政協副主席等重要職務的廖延雄先生，訪談後三個月廖先生即去世（享年86歲）；多次訪談我校原校長、甘肅省原副省長、甘肅省政協原副主席朱宣人先生（2009年去世，享年93歲）；多次訪談我校原校長陳北亨先生（2009年去世，享年91歲）；訪談了我校原副校長、甘肅省草原生態研究所所長、中國工程院院士任繼周先生（今年88歲）；多次訪談我校老教授楊詩興先生（2011年去世，享年101歲），夫人彭大惠教授（2009年去世，享年95歲）。前往南京“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查閱民國時期卷帙浩繁的檔案，希望從中查找1946年5月17日蔣中正主席關於成立國立獸醫學院的手令，查找1946年10月1日由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宋子文先生主持的行政院第761次會議關於成立國立獸醫學院的決議；查找國民政府給國立獸醫學院曆年撥款等情況。在南京大學（原國立中央大學）查找盛彤笙1932年學籍檔案；在盛彤笙最後歸宿地江蘇省農科院了解其最後歲月及不朽成就，均有不同程度的收獲。在南京農業大學教授、盛彤笙內弟及學生鄒康南先生處，我們獲得了許多珍貴資料及逸事，有幸一睹盛彤笙先生晚年心血之作《中國畜牧獸醫辭典》等等。在江蘇省委組織部、江蘇省檔案館查找盛彤笙檔案的種種經曆與遭遇，也令人難忘。我們還前往江西省永新縣上盛村盛彤笙故居與其族人訪談；多次與盛彤笙表兄、西北畜牧獸醫學院副教授、西北師範大學教授黃席群訪談（2009年去世，享年101歲），多次與盛彤笙胞妹盛佩芝、女兒盛小端、兒子盛天舒、兒媳馬曉玲訪談。並赴青海、陝西、甘肅等省的檔案館、圖書館、報社查找相關資料，與省內外和甘肅農業大學有關的上百名校友如王錫禎、沈斌元、張誌良、肖治國、劉緒川、蘇普、宗恩澤、何振東、黃守仁、閆秀英、劉占傑、李倫良、李婉平、丁正華、楊華春、李樹修、胡自治、馬章全、張德壽、吳安國、郝正裏等多位教授、研究員，進行了訪談、座談，從各方麵獲得了大量第一手資料，有的還提供了多幅珍貴的照片及相關資料，令我們受益匪淺。
盛彤笙先生是甘肅乃至西北畜牧獸醫教育事業及科學事業的開創者及先驅者，其貢獻巨大，厥功甚偉。正在編寫《甘肅農業大學史話》時，由於盛彤笙先生誕辰100周年漸行漸近，我們想根據已有資料和線索編寫一本盛彤笙先生紀實，由於心存敬畏，故而夜以繼日，不敢懈怠。謹以此書獻給盛彤笙先生誕辰100周年。
挖掘校史，窮本溯源；訪談校友，尋根問祖。追尋傑出畜牧獸醫科學家、教育家盛彤笙先生的足跡，踏訪甘肅農業大學的生命力之源泉，認識甘肅農業大學腳下的這塊熱土和人物，記錄先賢曆史功績，還原曆史本來麵目；給逝者以慰藉，給來者以答案，為後者留下時代的真實記憶，留下前輩們珍貴的精神資源、精神財富和精神遺產。本書本著求全存真，推陳致新的原則，融曆史性、文獻性於一體，特別是將一些聞所未聞曆史資料公之於眾，以供我們研究、開發、繼承和享用。因為校史或人物紀實又是畜牧史、農業史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甘肅農業大學的家譜。是一個時代變遷的印記，是一個時代知識分子願望和命運的縮影，對以後治學育人、傳承文明，服務社會、造福於民不可或缺。
本書在訪談及寫作過程中得到了眾多甘肅農業大學校友、教職工、畜牧獸醫界同仁的大力支持和協助，是他們提供了眾多資料和線索，在此表示誠摯謝意！甘肅農業大學工會原主席劉英教授、外語學院原院長呂德文教授、宣傳部幹部王隴平、甘博源、信息學院王瑾及紀委魏紅梅、審計處楊一斐等，在參與采訪和整理資料上做了許多工作；胡自治教授、劉英教授、蘭州牧藥所蘇普研究員、項光華研究員及甘博源等審閱了初稿，提出了許多寶貴的修改意見；南京大學、江蘇省農科院、甘肅省檔案館、甘肅省圖書館等單位對我們查閱資料及采訪活動提供了大力支持。甘肅農業大學紀委辦公室主任張芳莎，多次參加訪談、查閱資料、整理文字，並在襄助編務方麵做了大量工作，付出了辛勤的勞動。學校檔案館館長梁楨、副館長楊淑蓮及丁鵬宇，在查找檔案等方麵給予了許多幫助。中國農業出版社副總編陳江凡編審認真審閱了全稿，在此一並致謝！
盛彤笙先生去世已四分之一世紀，但他們那個時代的人對他的音容笑貌仍記憶猶新，倍感親切；對他的諄諄教誨仍言猶在耳，心領神會。但畢竟年代已經久遠，當事人存世無幾，知情者已經寥寥，加之經曆“文革”，原始資料多已不存，為一代宗師盛彤笙院士作傳，困難甚巨，故也借此拋磚引玉，有知其逸聞趣事者，請寄資料或約談，此書難免有不妥之處，懇請批評指正。
作者
2011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