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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一、習仲勳眼裏的“大學問家”
從1950年到1954年，盛彤笙有幸在西北局書記、代主席習仲勳手下工作，度過了他人生中心情最為舒暢、事業成效最大的一段時光。
1950年1月19日，西北軍政委員會宣告正式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彭德懷為西北軍政委員會主席，習仲勳、張治中為副主席。在西北軍政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經協商，提出了軍政委員會各部、委、局的組織機構和人事配備，盛彤笙被提名擔任畜牧部副部長並於4月履新。在一次軍政委員會全體會議上，與習仲勳的第一次見麵，盛彤笙簡直不敢相信，眼前的這個高大魁偉的陝北漢子，一個大區的主要領導，竟然如此年輕，比自己還要小兩歲。那熱情的握手、微笑的目光、親切的問候，都給盛彤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覺得在這個人手底下工作，給人以一種特別踏實、特別溫暖的感覺。回家後向夫人談及，仍抑製不住內心的興奮。
在以後的接觸和了解中，盛彤笙更感到習仲勳是個傳奇式的人物。習仲勳，陝西富平縣人，生於1913年，從12歲起就參加了進步學生運動，以後又是搞農運、兵運，1932年組織發動了“兩當兵變”，創建了工農紅軍陝甘遊擊隊第五支隊；1933年，他和劉誌丹、謝子長等人共同創建了以南梁為中心的陝甘邊革命根據地，並任中共陝甘邊特委軍委書記。在全國蘇區遭遇重創的情況下，這塊根據地的軍民粉碎了國民黨軍的多次重兵圍剿，紅旗不倒，碩果僅存，為黨中央和中央紅軍提供了寶貴的落腳點和抗日戰爭的出發點。1934年習仲勳擔任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主席時，年僅21歲，以至於1935年毛澤東率領中央紅軍到達陝北，第一眼見他時十分驚訝：“這麽年輕，娃娃嘛！”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在遴選西北局書記一職時，毛澤東說：“我們要選擇一個年輕的擔任西北局書記，他就是習仲勳同誌。他是群眾領袖，是一個從群眾中走出來的群眾領袖。”此後，他又任西北野戰軍副政委，和彭德懷、賀龍、張宗遜一起，在保衛延安、解放大西北的戰場上，橫掃千軍如卷席，使對手聞風喪膽，從而奠定了大西北的勝局。如今又擔任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在彭德懷率兵入朝參戰後，任代主席，主持西北局的全麵工作。傳奇的經曆，豪爽的性格，果敢的作風，使盛彤笙在心底裏對習仲勳充滿了敬佩之情。
一個當年的“娃娃主席”，一個當年的“娃娃教授”，就這樣際會於西安，開始擔當起“氣憤風雲，誌安社稷”的重任。
隨著大西北經濟建設的全麵展開，他們二人的接觸越來越多。習仲勳也十分賞識盛彤笙中外兼通的才學和對畜牧業的透徹了解，很多時候他直接將盛彤笙找來，聽取對全區畜牧業工作的意見。在一次交談中，習仲勳懇切地說：“民族工作和畜牧事業是西北最重要的兩大實際問題，能否解決好，關係邊疆穩定和新政權鞏固的大局，西北軍政委員會在農業部之外設立畜牧部，這在全國還是第一家，就是要專門來把這件大事抓好。現在群眾生活十分困難，我在河西走了15個縣，困難程度超出一般人的想象，炕上能鋪一條破氈的就算好一點的人家，很多女孩子因沒有褲子穿隻能整天窩在家裏，我們要加緊建設，加快發展，幫助群眾挖掉窮根。西北牧區麵積很大，要做的事情很多，要發揮你的作用才行。我們大多數人都是從山溝溝裏打出來的，你是個留過洋的大學問家，也是軍政委員會裏為數不多的專業人才，希望以你的一技之長，多為我們出謀劃策，有什麽困難，比如要人、要錢，都可以直接來找我。當務之急是先搞出一個畜牧業發展的三年計劃來。”
習仲勳的一番話使盛彤笙如沐春風，又深感肩上擔子太重，他說：
“我是一介書生，教了十幾年的書，現在要我從政，又要兼管學校的事情，實在有點勉為其難，恐怕兩方麵都做不好，既然習主席這樣信任，我就先試幹一段時間，等有了更適合的人選後，我就辭掉畜牧部的工作，還是回到獸醫學院去教書，搞點研究，這可能更符合我的性格和特長。獸醫學院現在也麵臨很多難題，如校址狹小，沒有實習場地，缺少房舍和經費，這些都影響和製約了學校的發展，特請習主席有機會到學校視察，多給我們指示和支持。”
習仲勳當即要求他今後要將主要精力放在畜牧部的工作上，多考慮西北畜牧業發展的大事，並答應一定抽時間到學校去看看。同時，他還叮囑畜牧部的霍子樂、張中兩位部長說：“盛部長是位‘大學問家’，你們在業務上要多聽他的意見，支持他的工作。”此後，“大學問家”的名字在西北軍政委員會不脛而走。
1951年8月28日，對西北獸醫學院來說是一個特別值得紀念的日子。習仲勳在參加甘肅省土地改革工作會議後，在西北軍政委員會財經委員會副主任賈拓夫、文教委員會副主任張稼夫陪同下，來到西北獸醫學院視察。當時，西北局麵臨著剿匪反霸、土地改革、鎮反和“三反”、“五反”及抗美援朝等許多重要工作，習仲勳卻來到學校，這無疑對盛彤笙是一個莫大的支持和鼓舞。他陪同習主席一行先在伏羲堂逐個察看了教研室、實驗室，同時參觀了教師們布置的畜牧獸醫新技術展覽，最後又來到家畜病院，觀看了病畜的診治過程。盛彤笙匯報了學校在培養人才和參與“圍剿”瘟疫等方麵所做的工作。在會見師生時，習仲勳一麵了解大家的學習和生活情況，一麵稱讚說：“西北獸醫學院是我們大西北的瑰寶，也是恢複我們西北畜牧業的希望。畜牧業在西北占有特別重要的地位，但麵臨著許多困難，我們需要作很大的努力，而畜牧獸醫技術人才的缺乏是最大的困難，影響了整個畜牧業的發展，政府對你們獸醫學院寄以很大的期望，你們要培養更多的畜牧獸醫人才，加快西北經濟建設的步子。今後畢業的學生要到環境艱苦的農村和牧區工作，去和自然作無情的鬥爭，不但要有科學文化知識，還要有吃苦耐勞，不怕困難，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擔當祖國和人民所給予我們這項無比光榮的使命。”同時，還指示隨行的賈拓夫副主任在經費上給予大力支持。習仲勳的這次視察，深深地鼓舞了獸醫學院的廣大師生，大家辦好學校的信心更足，勁頭更大。教師們對四年多來的辦學進行了一次全麵的反思，決心在改革教學、擴充院址、建立牧場、增築宿舍、增設專科、加強科研等方麵做好工作，努力培養更多的人才，為大西北的畜牧業發展而奮鬥。
在習仲勳的關懷及畜牧部領導的放手使用下，從1950年底到1954年大區撤銷，在西北軍政委員會畜牧部的短短3年多時間裏，盛彤笙跑遍了西北整個牧區，摸清了全區畜牧業生產現狀和存在問題，製定了畜牧業發展三年規劃，提出了畜牧業發展的新理念，在西北各省自上而下地建立起完整的畜牧獸醫工作機構，指揮了大規模的圍剿牲畜瘟疫的戰役，培養了一大批應急牧區的專業人才，大力改良牲畜品種，推進了畜牧業的科學管理，這些，都充分體現了盛彤笙在發展畜牧業上的戰略全局思想。在全區各級黨組織和政府以及廣大農牧民的艱苦努力下，西北畜牧業發展麵貌為之一新。
古人言：道德由文章炫出，事功從學術做來。正因為有習仲勳這樣寬厚開明的上級，才使盛彤笙的大學問和大智慧得以施展，在西北的大舞台上，成就了一番廣施仁術、惠澤蒼生的煌煌大業。
盛彤笙在實際工作中顯現出來的組織領導才能和周密幹練的工作作風，又使習仲勳對他更為信任和器重。1954年，鑒於大西北經濟建設中科研工作是個薄弱環節，在中國科學院建議下，西北行政委員會醞釀成立中國科學院西北分院，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兼政務院文教委副主任的習仲勳批示“在西北設立科學院分院，是配合國家經濟建設的一項重要措施，是很需要的”，並親自點將盛彤笙負責籌建工作。1954年7月，西北大區撤銷，中國科學院西北分院籌備委員會在西安成立，陝西省委第一書記張德生兼任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西北農學院院長辛樹幟兼任第一副主任委員，盛彤笙調任第二副主任委員。習仲勳對張德生說：“籌委會由你掛帥，具體工作放手由我們的大學問家來做。”1956年5月，籌委會從西安遷至蘭州，籌委會主任委員改由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兼任，盛彤笙就任第一副主任委員。
1957年“反右”中，盛彤笙因言獲罪，被打成右派分子，在北京的中科院和蘭州的中科院西北分院、西北畜牧獸醫學院等處接受批判。落難之際，有人推波助瀾，有人落井下石，更多的人為之惋惜，卻都愛莫能助。但世界上總有主持正義的人在，總有說公道話的人在。據盛彤笙的家人回憶，聶榮臻元帥得知盛彤笙的有關情況後，也深表惋惜。他的老上級，已調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國務院秘書長的習仲勳憑著對盛彤笙的了解，憑著他的仁厚宅心，專門給甘肅省委書記張仲良打電話說：“對盛彤笙這樣一個大學問家，一個不可多得的人才，是不是可在言論上從嚴批判，組織處理從寬，就不要戴右派帽子了！你給他戴上帽子，叫人家以後咋樣工作嘛？全國有幾個這樣的人嘛？”張仲良回答說：“盛彤笙不戴右派帽子，就沒有可戴帽子的人，哪怕我不當書記，也要給他戴上！”平心而論，張仲良與盛彤笙之間一開始關係還是不錯的，張也很看重盛彤笙的才學和人品，曾多次到他的寓所登門拜望，促膝長談。但後來在工作上多次意見相左，自然心中芥蒂叢生。據張仲良後來說，按他當時的想法，是要整一下盛彤笙“這個書呆子”桀驁不馴的脾氣，並不是要置他於死地，準備兩三年再將帽子摘掉。但政治生活豈是兒戲，一旦既成事實，就不是他所能左右得了的，帽子戴上去容易，想摘下來就難了。最終盛彤笙還是戴上了“右派”帽子，跌入了人生的穀底。但盛彤笙對習仲勳仗義執言出麵保護之事一直感恩在心，每每向家人提及，都告誡後人不要忘記習主席當年的患難真情。
其後的1962年，習仲勳也遭遇劫難，關押、受審達16年之久。但是，甘肅的人民沒有忘記西北局的這位老主席，“文革”後期，一些老部下去探望他，其中有一位蘭州中獸醫研究所的科研人員，當習仲勳得知她畢業於西北畜牧獸醫學院時，非常興奮地說：“這個學校我太清楚了，我去過這個學校，是大學問家盛彤笙辦的，在西北解決了不少問題。”時隔近30多年的時光，“大學問家盛彤笙”、“西北畜牧獸醫學院”還留在他的記憶中，人們不僅讚歎他的驚人記憶，更感歎他對盛彤笙印象之深。
粉碎“四人幫”，推翻了一切不實之詞後，習仲勳又重新出來為黨工作。1978年調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廣東省省長，後任中共十二屆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第五、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等職，為我國的改革開放事業作出了傑出貢獻。2002年習仲勳謝世，享年89歲。他在盛彤笙身上體現出來的那種胸懷坦蕩、公道正派，尊重知識、珍惜人才、實事求是、寬厚待人的大政治家氣度，永遠令人敬仰。
1950年1月19日，西北軍政委員會宣告正式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彭德懷為西北軍政委員會主席，習仲勳、張治中為副主席。在西北軍政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經協商，提出了軍政委員會各部、委、局的組織機構和人事配備，盛彤笙被提名擔任畜牧部副部長並於4月履新。在一次軍政委員會全體會議上，與習仲勳的第一次見麵，盛彤笙簡直不敢相信，眼前的這個高大魁偉的陝北漢子，一個大區的主要領導，竟然如此年輕，比自己還要小兩歲。那熱情的握手、微笑的目光、親切的問候，都給盛彤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覺得在這個人手底下工作，給人以一種特別踏實、特別溫暖的感覺。回家後向夫人談及，仍抑製不住內心的興奮。
在以後的接觸和了解中，盛彤笙更感到習仲勳是個傳奇式的人物。習仲勳，陝西富平縣人，生於1913年，從12歲起就參加了進步學生運動，以後又是搞農運、兵運，1932年組織發動了“兩當兵變”，創建了工農紅軍陝甘遊擊隊第五支隊；1933年，他和劉誌丹、謝子長等人共同創建了以南梁為中心的陝甘邊革命根據地，並任中共陝甘邊特委軍委書記。在全國蘇區遭遇重創的情況下，這塊根據地的軍民粉碎了國民黨軍的多次重兵圍剿，紅旗不倒，碩果僅存，為黨中央和中央紅軍提供了寶貴的落腳點和抗日戰爭的出發點。1934年習仲勳擔任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主席時，年僅21歲，以至於1935年毛澤東率領中央紅軍到達陝北，第一眼見他時十分驚訝：“這麽年輕，娃娃嘛！”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在遴選西北局書記一職時，毛澤東說：“我們要選擇一個年輕的擔任西北局書記，他就是習仲勳同誌。他是群眾領袖，是一個從群眾中走出來的群眾領袖。”此後，他又任西北野戰軍副政委，和彭德懷、賀龍、張宗遜一起，在保衛延安、解放大西北的戰場上，橫掃千軍如卷席，使對手聞風喪膽，從而奠定了大西北的勝局。如今又擔任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在彭德懷率兵入朝參戰後，任代主席，主持西北局的全麵工作。傳奇的經曆，豪爽的性格，果敢的作風，使盛彤笙在心底裏對習仲勳充滿了敬佩之情。
一個當年的“娃娃主席”，一個當年的“娃娃教授”，就這樣際會於西安，開始擔當起“氣憤風雲，誌安社稷”的重任。
隨著大西北經濟建設的全麵展開，他們二人的接觸越來越多。習仲勳也十分賞識盛彤笙中外兼通的才學和對畜牧業的透徹了解，很多時候他直接將盛彤笙找來，聽取對全區畜牧業工作的意見。在一次交談中，習仲勳懇切地說：“民族工作和畜牧事業是西北最重要的兩大實際問題，能否解決好，關係邊疆穩定和新政權鞏固的大局，西北軍政委員會在農業部之外設立畜牧部，這在全國還是第一家，就是要專門來把這件大事抓好。現在群眾生活十分困難，我在河西走了15個縣，困難程度超出一般人的想象，炕上能鋪一條破氈的就算好一點的人家，很多女孩子因沒有褲子穿隻能整天窩在家裏，我們要加緊建設，加快發展，幫助群眾挖掉窮根。西北牧區麵積很大，要做的事情很多，要發揮你的作用才行。我們大多數人都是從山溝溝裏打出來的，你是個留過洋的大學問家，也是軍政委員會裏為數不多的專業人才，希望以你的一技之長，多為我們出謀劃策，有什麽困難，比如要人、要錢，都可以直接來找我。當務之急是先搞出一個畜牧業發展的三年計劃來。”
習仲勳的一番話使盛彤笙如沐春風，又深感肩上擔子太重，他說：
“我是一介書生，教了十幾年的書，現在要我從政，又要兼管學校的事情，實在有點勉為其難，恐怕兩方麵都做不好，既然習主席這樣信任，我就先試幹一段時間，等有了更適合的人選後，我就辭掉畜牧部的工作，還是回到獸醫學院去教書，搞點研究，這可能更符合我的性格和特長。獸醫學院現在也麵臨很多難題，如校址狹小，沒有實習場地，缺少房舍和經費，這些都影響和製約了學校的發展，特請習主席有機會到學校視察，多給我們指示和支持。”
習仲勳當即要求他今後要將主要精力放在畜牧部的工作上，多考慮西北畜牧業發展的大事，並答應一定抽時間到學校去看看。同時，他還叮囑畜牧部的霍子樂、張中兩位部長說：“盛部長是位‘大學問家’，你們在業務上要多聽他的意見，支持他的工作。”此後，“大學問家”的名字在西北軍政委員會不脛而走。
1951年8月28日，對西北獸醫學院來說是一個特別值得紀念的日子。習仲勳在參加甘肅省土地改革工作會議後，在西北軍政委員會財經委員會副主任賈拓夫、文教委員會副主任張稼夫陪同下，來到西北獸醫學院視察。當時，西北局麵臨著剿匪反霸、土地改革、鎮反和“三反”、“五反”及抗美援朝等許多重要工作，習仲勳卻來到學校，這無疑對盛彤笙是一個莫大的支持和鼓舞。他陪同習主席一行先在伏羲堂逐個察看了教研室、實驗室，同時參觀了教師們布置的畜牧獸醫新技術展覽，最後又來到家畜病院，觀看了病畜的診治過程。盛彤笙匯報了學校在培養人才和參與“圍剿”瘟疫等方麵所做的工作。在會見師生時，習仲勳一麵了解大家的學習和生活情況，一麵稱讚說：“西北獸醫學院是我們大西北的瑰寶，也是恢複我們西北畜牧業的希望。畜牧業在西北占有特別重要的地位，但麵臨著許多困難，我們需要作很大的努力，而畜牧獸醫技術人才的缺乏是最大的困難，影響了整個畜牧業的發展，政府對你們獸醫學院寄以很大的期望，你們要培養更多的畜牧獸醫人才，加快西北經濟建設的步子。今後畢業的學生要到環境艱苦的農村和牧區工作，去和自然作無情的鬥爭，不但要有科學文化知識，還要有吃苦耐勞，不怕困難，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擔當祖國和人民所給予我們這項無比光榮的使命。”同時，還指示隨行的賈拓夫副主任在經費上給予大力支持。習仲勳的這次視察，深深地鼓舞了獸醫學院的廣大師生，大家辦好學校的信心更足，勁頭更大。教師們對四年多來的辦學進行了一次全麵的反思，決心在改革教學、擴充院址、建立牧場、增築宿舍、增設專科、加強科研等方麵做好工作，努力培養更多的人才，為大西北的畜牧業發展而奮鬥。
在習仲勳的關懷及畜牧部領導的放手使用下，從1950年底到1954年大區撤銷，在西北軍政委員會畜牧部的短短3年多時間裏，盛彤笙跑遍了西北整個牧區，摸清了全區畜牧業生產現狀和存在問題，製定了畜牧業發展三年規劃，提出了畜牧業發展的新理念，在西北各省自上而下地建立起完整的畜牧獸醫工作機構，指揮了大規模的圍剿牲畜瘟疫的戰役，培養了一大批應急牧區的專業人才，大力改良牲畜品種，推進了畜牧業的科學管理，這些，都充分體現了盛彤笙在發展畜牧業上的戰略全局思想。在全區各級黨組織和政府以及廣大農牧民的艱苦努力下，西北畜牧業發展麵貌為之一新。
古人言：道德由文章炫出，事功從學術做來。正因為有習仲勳這樣寬厚開明的上級，才使盛彤笙的大學問和大智慧得以施展，在西北的大舞台上，成就了一番廣施仁術、惠澤蒼生的煌煌大業。
盛彤笙在實際工作中顯現出來的組織領導才能和周密幹練的工作作風，又使習仲勳對他更為信任和器重。1954年，鑒於大西北經濟建設中科研工作是個薄弱環節，在中國科學院建議下，西北行政委員會醞釀成立中國科學院西北分院，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兼政務院文教委副主任的習仲勳批示“在西北設立科學院分院，是配合國家經濟建設的一項重要措施，是很需要的”，並親自點將盛彤笙負責籌建工作。1954年7月，西北大區撤銷，中國科學院西北分院籌備委員會在西安成立，陝西省委第一書記張德生兼任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西北農學院院長辛樹幟兼任第一副主任委員，盛彤笙調任第二副主任委員。習仲勳對張德生說：“籌委會由你掛帥，具體工作放手由我們的大學問家來做。”1956年5月，籌委會從西安遷至蘭州，籌委會主任委員改由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兼任，盛彤笙就任第一副主任委員。
1957年“反右”中，盛彤笙因言獲罪，被打成右派分子，在北京的中科院和蘭州的中科院西北分院、西北畜牧獸醫學院等處接受批判。落難之際，有人推波助瀾，有人落井下石，更多的人為之惋惜，卻都愛莫能助。但世界上總有主持正義的人在，總有說公道話的人在。據盛彤笙的家人回憶，聶榮臻元帥得知盛彤笙的有關情況後，也深表惋惜。他的老上級，已調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國務院秘書長的習仲勳憑著對盛彤笙的了解，憑著他的仁厚宅心，專門給甘肅省委書記張仲良打電話說：“對盛彤笙這樣一個大學問家，一個不可多得的人才，是不是可在言論上從嚴批判，組織處理從寬，就不要戴右派帽子了！你給他戴上帽子，叫人家以後咋樣工作嘛？全國有幾個這樣的人嘛？”張仲良回答說：“盛彤笙不戴右派帽子，就沒有可戴帽子的人，哪怕我不當書記，也要給他戴上！”平心而論，張仲良與盛彤笙之間一開始關係還是不錯的，張也很看重盛彤笙的才學和人品，曾多次到他的寓所登門拜望，促膝長談。但後來在工作上多次意見相左，自然心中芥蒂叢生。據張仲良後來說，按他當時的想法，是要整一下盛彤笙“這個書呆子”桀驁不馴的脾氣，並不是要置他於死地，準備兩三年再將帽子摘掉。但政治生活豈是兒戲，一旦既成事實，就不是他所能左右得了的，帽子戴上去容易，想摘下來就難了。最終盛彤笙還是戴上了“右派”帽子，跌入了人生的穀底。但盛彤笙對習仲勳仗義執言出麵保護之事一直感恩在心，每每向家人提及，都告誡後人不要忘記習主席當年的患難真情。
其後的1962年，習仲勳也遭遇劫難，關押、受審達16年之久。但是，甘肅的人民沒有忘記西北局的這位老主席，“文革”後期，一些老部下去探望他，其中有一位蘭州中獸醫研究所的科研人員，當習仲勳得知她畢業於西北畜牧獸醫學院時，非常興奮地說：“這個學校我太清楚了，我去過這個學校，是大學問家盛彤笙辦的，在西北解決了不少問題。”時隔近30多年的時光，“大學問家盛彤笙”、“西北畜牧獸醫學院”還留在他的記憶中，人們不僅讚歎他的驚人記憶，更感歎他對盛彤笙印象之深。
粉碎“四人幫”，推翻了一切不實之詞後，習仲勳又重新出來為黨工作。1978年調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廣東省省長，後任中共十二屆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第五、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等職，為我國的改革開放事業作出了傑出貢獻。2002年習仲勳謝世，享年89歲。他在盛彤笙身上體現出來的那種胸懷坦蕩、公道正派，尊重知識、珍惜人才、實事求是、寬厚待人的大政治家氣度，永遠令人敬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