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王介甫與薄公熙來書

某啟：新華六十三年春正月丁酉。悉公事有遐。既集上下變法者冥議，尤辨前後媒傳者構聞。未及書者，耽此二事耳。

今構聞日淡，冥者議決。古今變法，有除貧弱者若商君。有救衰微者若張文忠。今公領新華變法，綢繆於未雨，其勢與熙寧之時類。願以熙寧事與說。然，共勉之。弗然，某心惴惴焉。

嚐與神宗論朝事。曰，享國百年而天下無事，何故也？以太祖獨見明，太宗承聰武，真宗守謙仁，仁英二宗皆無逸德，享國可也。而宋事過於百年者，賴非夷狄昌熾之時，又少堯湯水旱之變也。雖曰人事，實天助也。累聖相繼，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忠恕誠愨，此其所以獲天助也。

觀新華六十年，以毛公獨見之明，外悍夷狄，內平中國，懲腐吏，躬簡儉。其功雖唐宗宋祖仍不及也。及鄧公，則承之聰武。平南越之變以複港澳之地，除苛止虐，終毛公之所失以開寬仁之經濟。自此，民生國泰世無可及也。然以江公之守謙仁，胡公之無逸德，故其有天助可比宋耳。

凡新朝日久，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親友群臣未敢議。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勢，而精神之運有所不加，名實之間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見貴，然小人亦得廁其間；正論非不見容，然邪說亦有時而用。以詩賦記誦求天下之士，而無學校養成之法；以科名資曆敘朝廷之位，而無官司課試之方。監司無檢察之人，守將非選擇之吏。轉徙之亟既難於考績，而遊談之眾因得以亂真。交私養望者多得顯官，獨立營職者或見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雖有能者在職，亦無以異於庸人。農民壞於繇役，而未嚐特見救恤。兵不為之擇將，而久其疆埸之權。宿衛則聚卒伍無賴之人，而未有以變四代姑息羈縻之俗。其於理財，更法濫而不行。故上者雖儉約而民不富，政者雖憂勤而國不強。秦漢唐宋皆如是，所異唯速數耳。

觀爾世事，人民徙役以求生，仕吏忘公以逐利。勞勤製中產仍奴於居債，奸黠藐法度屢發於市盤。窮困者及病老無可就醫，富貴者雖貪奸得以傳名。求學者不見真知而趨勢利，為師者隻圖資財而無德行。夷狄長據強理可越錢貨，國民既承累賦且失生活。此雖弱宋亦莫可及也。依故宋事，今法之不變，國之不存可待也。

而變法者何謂？以當削權貴而給人民。欲給之人民，必先削之權貴。權貴不削，兼並不減，則庫府見空，給民者亦無可繼也。熙寧變法六年，出八法。以青苗、水利為領，均輸、方田為宗。方田之宗，蓋以明責兼並之實以減負佃民之累。公治於渝，掃黑鋤奸則權貴無以張，平市助困則人民有以依。是為削貴實可證，給民尤可效。雖有否論，不足憚也。

昔商君人亡政存，張文忠人亡政息。各雖不同，皆終於人事。人事不調，蓋變法之大忌。熙寧初，唐埛矯言爭聞。某因薦對。賜進士，留為禦史。數月見輕脫。上欲以為諫官。某使以本職同知諫院。埛果怒某易己，奏二十疏。不中出。因強請對。具六十條，蓋以專作、擅權誣某，以亂朝聽。輕脫者，重己私而輕國家也。是以國家之利有恒而己私之欲無常故也。輕脫者，言行必亂視聽以潛行私欲。凡欲亂視聽者，無不言之洶洶，具之鑿鑿，使奪人之聲而行己之意。更有出規者，神宗既辭而唐埛強對也。司馬君實嚐謂某侵官、生事、征利、拒諫。唐埛之於君實尤不同也。君實之謂，其論雖誤，其理尤正。唐埛之誣，其論即誤，其理尤狹。今聞有王立軍入外館者，蓋與其類也。故以埛舊事告，請為卻誌短而輕脫者，此變法之利也。

某嚐書於司馬君實。曰，人常習於苟且。而為官不恤國事，以媚俗為善者多哉。變法者必不以怨改其度，不以故見其悔，日省人事，膏澤斯民，則變法之事可成。華夏幸甚！

悠悠千載，無由會晤，不任區區向往之至。

P.S.

關於唐埛:

唐埛當官之初，言詞堅定支持變法，他曾說，“青苗法不行，宜斬大臣異議如韓琦者數人”。韓琦是仁英二世的老臣。其在宋朝仁、英、神三世之間的穩定傳承起過關鍵作用，可與70-80年間葉帥的作用相媲美。但韓琦也是王安石變法的最大反對者。當時王安石剛剛參知政事，唐敢說王安石都不敢說得狠話，可見這個唐埛想要拜王安石門下的決心有多大。王安石錯誤看重唐，任其為禦史大夫。但後來唐因為被王識破其本性，沒有讓他出任有直接跟皇上說話權力的諫官。但王還是留著他做禦史一職。之後，唐懷恨王安石，先後上20個奏折討論變法時政，神宗沒有理他。他就出奇不意在一天朝事後，長跪請對。神宗說改天，他就不起來非要當時對。於是他當庭職責王安石專作擅權，具列罪狀60條。王安石為了證明自己，隻好馬上請辭。幸好當時神宗還能明辨人事是非，才沒有讓唐的陰謀得逞。

王立軍今天突然越軌進入外館，和唐埛在神宗不準的時候長跪不起非要請對，其實是一個性質。都屬於誌單具才能但誌向輕脫者的出規行為，目的是圖奪人視聽。這類人多才少德，己利為上，但敢作敢為，用好了可以充一時之用，但時間長了總會弄出麻煩。古今這類人的例子也不少。比如三國時的楊修，明末的吳三桂，還有張國燾、汪精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