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第一、第二部分：）

宋慶齡病重期間，我因工作需要曾多次往來於北京與上海之間。

5 月 24 日 在北京宋慶齡家的客廳裏，晚飯後我忽然想到一件事，便對鍾興寶說：“興寶，首長畢竟年事已高，我們要做好以防萬一的準備。你要考慮好首長裏裏外外穿的衣服，並且準備好。”鍾興寶回答道 ：“好的。李局長，除了做好必要的準備之外，我還準備給首長縫一塊小手帕，手帕上麵繡好首長喜歡的花，到時候放在首長的手裏。”我說：“好，明天上午準備好。”當時沈粹縝、張玨也在，我把這個想法告訴了沈粹縝，她說：“這樣好。”

當晚，每天都來看望宋慶齡的廖承誌又來看望她了，廖承誌、高登榜 ( 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 ) 和我都在樓上，廖承誌對我說：“家熾，現在情況危急，你和陳國棟說，上海要提出宋主席的安葬方案來。”我一聽，覺得問題重大，就說：“廖公，地方上恐怕有困難，因為地方上從來沒有辦過這種事情。”當時已是晚上 8 點多鍾，我馬上到樓下秘書辦公室打內部電話向陳國棟匯報此事，陳國棟問道：“你怎麽回答的 ? ”我把我回答的話向陳國棟作了匯報，他說：“你這樣處理可以，隻要在你回答的那句話前麵再加幾個字：‘國棟同誌說’。”我隨即把這個情況轉告了廖承誌，他聽過後，不吭聲了。後來，高登榜對我說：“我回去了，廖承誌也回去了，晚上 l0 點半鍾派車來接你，我們一起到人民大會堂商量宋慶齡的後事安排方案。”

晚上，高登榜和我準時來到人民大會堂，找了一個房間商量方案。我們就宋慶齡的後事安排進行了討論，主要是以下幾個問題：

葬禮的規模。 後來定為 200 人左右的範圍，這個範圍的確定頗費了些周折，由於之前都沒有國家領導人在地方上安葬的先例，開始考慮是 300 人，後來又考慮是． 500 人，最後定為 200 人。

葬禮出席人員的範圍。 主要包括社會各方麵的代表，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協、駐滬部隊三軍領導人、婦女代表、青年和中小學生等等。

葬禮儀式舉行的程序。 把整個儀式舉行的程序都確定下來，並在葬禮結束的當晚由市人大舉行宴請。

當晚，我們把擬定的方案報送給當時主持中央工作的胡耀邦，他立即作了批示。第二天早上 6 點，高登榜打電話給我，說：“家熾，中央辦公廳已經給你買了飛機票， 8 點半你回上海，中央辦公廳派車送你去飛機場，照方案執行。”

我帶了這個方案的複印件馬上趕回上海，向上海市委常委會進行了匯報。陳國棟主持會議，指出這項工作是政治性工作，按照中央的決定隻能做好，不能出一點紕漏。宋慶齡安葬在上海是她本人的意願，也是上海人民的光榮。要求各部門負責人抓緊做好準備工作。

在向上海市委的領導匯報完後，我又於當天下午立即飛回北京。回京以後，我向廖承誌、高登榜及治喪小組匯報了宋慶齡安葬的執行方案，廖承誌表示可以。

隨後，廖承誌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了海外來的宋慶齡親屬，童小鵬 ( 時任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 ) 、高登榜、廖辦楊主任、汪誌敏 ( 時任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副局長 ) 和我一起陪同參加會見。

其間，中央還兩次派人來上海檢查宋慶齡的後事準備工作，一次是楊拯民 ( 楊虎城將軍的大兒子，時任全國政協副秘書長 ) 代表中央治喪小組來上海，還有一次是解放軍總政治部的秘書長，我都從北京回到上海陪同檢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