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來的路(6)解放區的天

一

我生在「黑旗」下﹐長在「紅旗」下。

「黑旗」就是中華民國的青天白日滿地紅「黨國旗」﹐祖父的印染廠印製過﹐「白日」的十二個牙齒要兩麵對準很難，廢品不少，都堆在紹興路家裡門廳一個壁櫥裡。那天夜裡﹐幾個傭人一包包搬出來﹐在花園裡池塘邊的空地上燒。

這大概是1949年3月，祖父從香港回來不久。

「共產黨要來了。」我從阿琴嘴裡第一次聽到「共產黨」這個新名詞﹐阿琴是祖母身邊的丫嬛，又是乾女兒﹐在當時四十幾個傭人中﹐她的地位特殊﹐年輕識字﹐算得上見多識廣。阿琴和幾個傭人在閑聊﹐我在一旁玩。

阿琴說：「共產黨要來了。共產黨的司令是兩個人﹐一個叫毛竹筒﹐一個叫蛀得碰得壞。」

「什麼毛竹筒碰得壞呀 ？」不知哪房的女傭問。

「喏﹐就是蛀得一碰就碰得壞的毛竹筒呀﹐哈哈哈哈 ！」【註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大家仰天拍手大笑。

我記住了﹐共產黨的司令叫毛竹筒﹑蛀得碰得壞﹐共產黨要來了。

這已是1949年的4月份。

【註1】當時上海流傳一段順口溜﹕「一支毛竹筒﹐蛀得兩頭空﹐一碰碰得壞﹐都是老古董。」諧音中共領袖毛澤東﹑朱德﹑彭德懷。

陪祖母去孫克基醫院，汽車在大西路憶定盤路(今延安西路江蘇路)被軍隊截停檢查，馬路中央有沙包堆成的工事，架著機槍，頭戴鋼盔的士兵提醒我們小心，遠處已傳來輕微的隆隆炮聲。

那應該是1949年的5月了。共產黨終於來了。

祖父說過﹐那晚他在一個開藥店綽號「三個牛頭」（即「朱先生」）的朋友家打麻將﹐一夜麻將之後﹐祖父回家已是5月27日淩晨﹐汽車一路見到兩邊都是席地而臥﹑紀律嚴明的人民解放軍。

二

1949年夏天﹐知了叫聲吵成一片的時候，對麵的警察俱樂部【註2】進駐了一支解放軍文工團﹐沉重的銅管軍樂一遍又一遍在練習「解放區的天是明亮的天﹐解放區的人民好喜歡」﹐這是我聽會的第一首「解放歌」。

【註2】紹興路9號警察俱樂部，1935年興建，原為法租界警察俱樂部，現為優秀保護建築。五十年代在此成立上海京劇院，現為上海京崑劇團，其中的「蘭馨舞台」改為「俞振飛崑劇廳」。

警察俱樂部裡有個劇場﹐門口一個女人挎著籃在叫賣：「梔子花要伐？白蘭花要伐？」某日，天色還沒全黑﹐我跟叔叔姑母們早早吃了晚飯，穿過紹興路﹐到對麵去看話劇。

我們坐在舞台左邊二樓第一排﹐開場了，咣一聲響，蔣匪軍押上來一個女人，叔叔說她叫劉胡蘭﹐被國民黨抓住了要殺頭。我緊張得要命﹐是真的要殺一個人嗎 ？

好一會，台上隻是呱啦呱啦説話，還不殺，我太瞌睡了﹐叔叔說回去睡覺吧﹐我怎麼也要堅持看下去﹐其實叔叔也不想走﹐到底怎麼殺頭的 ？       

終於到了最後一場﹐要殺了！幾個國民黨匪兵把一柄鍘刀搬上台來﹐狂啷一聲重重地放在台中央﹐滿臉絡腮鬍子的蔣匪軍官——叔叔說那人叫閻錫山﹐一揮手「帶上來！」

女共產黨員昂首挺胸走到不敢正視她的敵人麵前﹐和匪軍官又呱啦呱啦說了很多話。最後總算要殺了﹐滿場發出一陣騷動﹐人人坐起了身伸長了脖子﹐和我一樣，都對殺頭很好奇。

真的要殺了！燈暗下來 ……, 我看得太清楚了﹐原來殺頭是假的！幾個匪兵檔住正麵觀眾的視線﹐鍘刀鍘下的時候﹐劉胡蘭根本沒在鍘刀下麵﹐接著在她臉上鋪了一塊紅布﹐原來是這樣殺的！我坐在舞台左側看得清清楚楚﹐這班部隊文工團的水平很低﹐我終於睡著了﹐叔叔背我回家。

三

「解放」初幾年我最喜歡看的是每年「五一」「十一」的大遊行﹐我們到外婆家去﹐吃好晚飯﹐四舅【註3】帶我們到霞飛路轉彎角老大昌門口。人山人海﹐遊行已經開始﹐照例最前麵是一隊扭秧歌﹐索拉索拉多拉多﹐接著是腰鼓舞，咚咚嗆咚咚嗆，再後麵是人人手裡拿一支竹棒﹐中間鉗了幾個鈴﹐揮舞起來嘩啦嘩啦響﹐四舅說那是「討飯棒」。在那年代﹐來自延安的秧歌舞、腰鼓舞和「討飯棒」﹐是革命的標誌﹐也是新政權的標誌﹐解放區的天是明亮的天。

【註3】筆者四舅馬家馴﹐畢業於上海交通大學電機係﹐五十年代初就職於上海紡織局技術科﹐後調任北京紡織部機電研究室主任﹐文革初期不甘受辱﹐夫婦倆以死抗爭。

等啊等﹐來了來了﹐火炬隊伍來了。我騎在四舅肩上﹐搖曳的火光把週圍的人照得通紅﹐火炬的灼燃聲伴著沉重的隆隆鼓聲﹐氣氛緊張而恐怖﹐在幾十把火炬中間﹐是高高抬起的兩隻巨大棺材﹐一隻棺材裡坐的是綁著血淋淋綁帶的蔣介石﹐另一隻裡是像民間傳說的吊死鬼一樣的宋美齡。棺材後麵跟了一大群身穿破爛國軍軍服的殘兵敗將﹐頸上掛一塊牌子，寫著「湯恩伯」、「杜聿明」等等﹐或支著拐仗﹐或舉手投降﹐腰上都拴著繩子﹐由兩旁假扮的解放軍戰士牽著。人群興奮地高叫﹐看哪蔣介石﹐看哪宋美齡﹐仿彿那是真的﹐那種強烈的興奮和恐懼﹐直到今天我想起還覺得震慄。

「解放」在我的記憶中﹐隻是離開了童年的家﹐還有恐怖的火炬遊行﹐我並不知道爺爺三十多年的辛勞一夜之間化為了烏有。

當時筆者的家 (上海紹興路54號) 筆者攝於2004年

紹興路9號警察俱樂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