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後，中國基本上是一窮二白，醫療保障集中於城市，而廣大農村”看不上病”和“看不起病“的問題嚴重。為此，中國在廣大農村建立了”赤腳醫生“製度，用”一根針，一把草“解決了全民醫療問題，獲得了國際上的認可和讚揚。

20世紀80年代初，世界銀行和世界衛生組織都曾派專家組來我國考察農村衛生，考察組的報告特別強調指出：“中國農村實行的合作醫療製度，是發展中國家群眾解決衛生經費的唯一範例。盡管每個合作醫療的具體情況在全國有很大差異，但是總的來講，它是由群眾集資、采取預付醫療保險金的形式，解決群眾基本醫療保健問題的一種醫療保健製度。”

世界衛生組織還在另一份考察報告中說，“初級衛生工作人員的提出主要來自中國的啟發。中國在占80%人口的農村地區，發展了一個成功的基層衛生保健係統，向人民提供低費用和適宜的醫療保健技術服務，滿足大多數人的基本衛生需求，這種模型很適合發展中國家的需要。”

在世界銀行發表的《1993年世界發展報告》中提到，中國“到70年代末期，醫療保險幾乎覆蓋了所有的城市人口和85%的農村人口，這是低收入國家舉世無雙的成就。

世界著名經濟學家阿瑪蒂亞·森也給予了恰當的評價：“在當代世界的發展中，中國做出了一項重大的貢獻，即展示了一個國家即使在相對比較貧窮的時候也能在推進民眾的健康與長壽方麵取得重大的進步，也展示了衛生成就無需嚴格受製於經濟手段，即使經濟手段非常有限。……雖然當時中國的人均收入水平很低，但是中國的衛生成就己經開始同那些遠比中國富裕的國家比肩了”。

中國建立這樣的製度，與毛澤東對中醫的認可是息息相關的。早在1913年，青年毛澤東在《講堂錄》筆記中寫道：“醫道中西，各有所長。中言氣脈，西言實驗。然言氣脈者，理太微妙，常人難識，故常失之虛。言實驗者，求專質而氣則離矣，故常失其本，則二者又各有所偏矣。”在慘烈的革命戰爭中，中國的革命者正是在中醫的輔助下才初步解決了傷病員的救治問題，毛澤東也是中醫的受益者，比如，當年在延安毛澤東曾得了風濕性關節炎，發作時往往痛得連胳膊都抬不起來。吃了不少西藥，仍不見效，後來讓民間中醫李鼎銘給治好了。

解放後，西醫在中國占據了主導地位，卻解決不了廣大農村的基本醫療問題。為此，毛澤東親自主導了一場關於中醫藥實踐檢驗活動，這是中國曆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深入到了全國每一個村，並在全國大隊(村)一級設立了“赤腳醫生”，同時，建立了農村合作醫療製度。從此，農民每人每年交一元錢的合作醫療費，每次看病隻交五分錢的掛號費就行了。這是為中國億萬農民提供最大福利的製度，被世界衛生組織譽為“是發展中國家群體解決衛生經費的唯一範例”。農村出身的50、60、70後們，無不受益於這一製度。

當然，實現這樣的製度有一個前提，那就是培養了一大批赤腳醫生，他們紮根在農村，“赤腳醫生”主要手中兩件寶：銀針、草藥，中醫的簡便效廉在這裏發揮得淋漓盡致。

1970年，由上海中醫學院、浙江中醫學院等集體編著的《“赤腳醫生”手冊》出版，不僅“赤腳醫生”人手一冊，大醫院的醫生也人手一冊，普通百姓買來閱讀。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它譯成50多種文字，在全世界發行。

1972年，美國斯坦福大學幾位學者在中國拍攝了一部52分鍾的紀錄片《中國農村的“赤腳醫生”》。這部紀錄片真實地記錄了當時中國“赤腳醫生”就地取材、土法上馬，炮製針對農村常見病的藥物和使用小小銀針治大病的情形。該片在許多國家放映後，引發了全球的“中國‘赤腳醫生’熱”。

1974年，王桂珍作為中國“赤腳醫生”的代表參加了世界衛生會議，並作大會發言。

1976年，中國“赤腳醫生”和合作醫療的代表人物黃鈺祥和覃祥官出席了“世界衛生組織西太平洋區委員會第27屆會議”和“世界衛生組織太平洋區基層衛生保健工作會議”，會上，覃祥官作了題為《中國農村基層衛生工作》的報告，之後回答了參會各國衛生部部長和各大媒體記者的提問。

立足於銀針、草藥的赤腳醫生製度、合作醫療製度的效果幾乎震驚了世界，雖然當時的中國很窮，但在醫療方麵的成就卻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

現在世界又出現了醫療危機，隨著大量疑難雜症的出現，西醫無能為力，醫療費高漲，政府難以支撐，而中醫正是解決這個難題的關鍵。可笑的是，“赤腳醫生”製度在改革開放後被廢除，大量赤腳醫生一夜之間被《醫師資格證》製度定義為非法行醫，沒有了他們，農村又重新出現了治病難，治不起病的現象，即使在城市，醫療保險費節節高漲早已讓財政無力支撐。而這一切就是因為中國拋棄了中醫，拋棄了赤腳醫生製度。現在是到了反思這個製度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