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那個年月教師非常不易，特別是女教師，工作沒有保障，合同每學期一簽。年年都要經曆所謂的‘六臘之顫’：每個學期末（六月或臘月），都會戰戰兢兢地等著新學期的聘書。沒有收到就意味著下崗失業，女教師遭解聘的主要原因就是懷孕和生孩子。外婆曾有過五、六次這樣的經曆。為了找工作，四處打聽，求人、看臉色、送禮，曆盡辛酸。但在抗戰進入關鍵時期的1941年，已經接到聘書的外婆卻主動向學校遞交了辭呈，投身抗戰工合運動中。 工合運動，全稱工業合作社運動。1937年抗日戰爭全麵爆發後，沿海城市相繼陷落，抗日根據地及後方的軍需民用物資極為匱乏。另一方麵，大批的失業工人和難民，背井離鄉流落後方，生存麵臨極度困難，亟待社會救濟。為抗擊日本侵略，發展民族經濟，解決難民的吃飯問題，國際友人路易-艾黎、埃德加-斯諾等人發起了一場工業合作社運動。在國共兩黨的支持下，中國工業合作協會於1938年8月在武漢成立。之後各種工業生產合作社在後方各地應運而生，成為失業工人和難民生產自救、支援抗戰的一支獨特的經濟力量；為供應戰時的軍需民用、支持長期抗戰，作出了巨大貢獻。 得知西北工合辦事處在寶雞成立的消息，女師的同學陳建晨來找外婆商議，倆人一拍即合：籌建一被服廠，為前線將士縫製被褥服裝；由陳建晨牽頭，籌集資金；外婆具體經辦，選址招人。 招人之事頗費周折。當年的東後地和西後地，搭滿了橫七豎八的茅草棚，住戶全都是逃到西安的難民，外婆的任務就是從中尋找需要的服裝工人。這些工人大部分是從湖北和河南來的，她們的逃難之旅很有特點：要麽推個獨輪車，車上放著縫紉機頭，旁邊坐在孩子；要麽擔著個擔子，一頭機頭、一頭孩子。家庭的其他成員背著包袱，步履蹣跚地跟在後麵。這種從淪陷區來的工人，人數不少，成群結隊的。外婆先找到那些有機頭的工人，為她們配好機架和輪子，這樣縫紉機就能運轉了。然後再去招縫紐扣的手工工人。這些手工活要求不算高，一般逃難婦女就能勝任，她們被組織起來，生計問題因此也得到了解決。 曆盡艱辛，西安東舉工業合作社終於掛牌了。為了便於工作，1941年外婆將家搬進了被服廠所在地：東舉院巷30號。外婆在合作社的工作屬於半義務性質，薪水微薄，同當教師的待遇不能比。家人吃飯也同工人一起上大灶：黑麵杠子饃、稀飯、漿水鹹菜。 外婆平時的主要職責是跑外聯，工作有兩項：一是去軍需局申請領取相關物資，如布匹棉花等。二是下到廠裏組織工人生產。所謂的生產，除了踩縫紉機，就是在地下鋪張席子，在上麵蹲著、坐著縫製。 
（抗戰時期的工業合作社－－－網絡照片） 軍需局在南院門，工廠在東舉院巷，兩地相距較遠。那時候沒有公交車，東奔西跑全憑兩條腿。1943年，母親要上中學了，為了上學方便，全家又搬回了書院門。三地奔波，外婆的生活節奏又成了類似33年去天祿閣小學教書的情景：早出晚歸，一天走的路程有幾十裏，這樣一直持續到了1946年。這期間四姨出生，懷孕生育，外婆更加忙碌。但她那段時間的心情是非常愉悅的。 【2】 在東舉合作社成立初期，外婆還有一件轟動之舉，足可與1928年末營救被捕共產黨之事，相提並論！ 工廠準備就緒，外婆去軍需局領取做衣服棉被所需的布料，打開包裝檢查，質量太差：布匹織得過於稀疏，簡直像紗布。“這布料縫製的被褥，伸腿時都能踢爛，如何能用”，外婆堅決不收，要求更換。軍需局的老爺們平時耀武揚威，沒人敢惹，如今被一女子嗆得啞口無言，甚為惱怒。於是派人帶著軍警，開著軍車，陣勢浩大地來到東舉合作社。嚴令布料不得更換，立即生產。否則沒收機器、查封工廠。 那是1942年的秋冬之交。三姨放學回來，看到院內院外站著許多持槍的軍警；一群人將正在據理力爭的外婆團團圍住，推推桑桑、出言不遜；院子中央擺滿了貼著封條的縫紉機機頭。隻有六歲的三姨當時血往頭上湧，從人逢中鑽進院子，將封條一一扯下、撕碎。這下院子裏秩序大亂，當兵的滿院子追趕在人叢中鑽來鑽去的孩子。軍需局的封監製員上前攔住了那些要打三姨的軍警。事後他對外婆說，當時他動了惻隱之心：這麽小的孩子都知道保護自己媽媽，將心比心，自己也有個年齡相仿的女兒。 機器終於沒被收走，外婆卻被帶走了。作為現場唯一的合作社管理成員，外婆被押解去軍需局問話。被帶走時外婆很鎮靜：俺娃把這封條撕了，我跟著你們去。在接待室內，口才甚佳的外婆慷慨陳詞：縫紉機是工人們的私有財產，是她們謀生的依靠；被服廠是個人集資，為支援抗戰成立的，斷沒有被查封沒收的道理。最重要的是，如果將生產出的劣質棉衣被褥，送給前方爬冰臥雪、浴血奮戰的將士，於心何忍？外婆的這番話打動了在場的軍需局工作人員，管理層不得不收回成命：更換布匹原料。已發出給其他被服廠的次品，也陸續被追回。 後來軍需局的雇員李仁清成了外婆的好朋友。一次到他家玩，他對孩子們講述了當時的詳情：你媽在接待室內講，我們局裏好多員工都在室外聽，覺得她說的有理有據有節。大家紛紛竊竊私語，趕快給人家換，把次品布和棉花都換回來。 外婆是中午到的軍需局，下午工作人員要下班了，言稱問題已解決，催她趕緊回家。外婆還是不走，繼續大講特講抗戰的形勢和意義。到了晚上，由於日機空襲，城裏戒嚴，外婆在接待室的沙發上湊合了一夜。第二天早上被軍需局的專車送回來時，她的衣襟已被奶水浸透，才出生兩個月的四姨在家餓得直哭。 經過這件事，外婆在軍需局有了很好的口碑，同那裏的許多技術人員建立了良好的私人關係，比如，湖南的封監製員、北京的楊漣青楊技師、城固的王耀廷，還有李仁青等等。負責質檢的封監製員和李仁青，經常下廠來講解質量環節的檢查重點；楊技師傾自己所學，給工人教授裁剪等技術方麵的專業知識。想方設法讓工人提高素質的同時，外婆還嚴把產品質量關。三姨後來在省醫院工作時，有個耳鼻喉科的護士，每次見到三姨總會說，她當時在服裝廠鎖紐扣，吳先生對質量要求特別嚴。在外婆的不懈努力下，東舉合作社在同行業評比中年年第一。 抗戰結束後，完成曆史使命的其他服裝廠陸續關門，東舉合作社卻脫穎而出，被收編為國有，成為一家國營軍服廠。 【3】 外婆的同學陳建晨因東舉合作社的成功，在社會上聲譽鵲起，成了西安政界的名人，抗戰勝利後又到了南京，成功競選上立法委員。外婆卻因合作社的收編，失去了工作。陳感念舊情，四下活動，在西安市政府謀到一科員的職位，於是外婆進了類似於今天婦聯的婦女會。 外婆剛到婦女會，就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1947年春節剛過，一小女孩被送到了婦女會。據送孩子的軍官說，他路過開元寺（解放前西安妓院集中的地方），這孩子跑過來，鑽進他的大衣裏，請求幫助。孩子的養母是個妓女，決定離開妓院，從良嫁人。老鴇不悅，扣下孩子，作為人質，但孩子的養母最終還是走了。孩子不堪忍受妓院的非人生活，逃了出來，四處尋找養母。 這個女娃隻有七歲，麵黃肌瘦的，還有點咳嗽，大冬天穿著很單薄的衣服。大家商量來商量去，沒有好的辦法。外婆自告奮勇把這個孩子帶回了家裏。這個女孩叫秋萍，每天晚上同外婆和三姨睡一張床，她與年級相仿的三姨打腳頭，睡一個被窩。 經過一段時間的多方打聽，終於聯係上了妓院老板。老鴇得知孩子已到了婦女會，反咬婦女會把孩子騙走了，一份狀子，遞上法院。與妓院打官司？其他工作人員紛紛退縮，又是外婆挺身而出，代表婦女會與老鴇公堂對薄。開庭三次後，老鴇敗訴，不得已說出了秋萍養母的信息。 根據老鴇提供的線索，這個人很快被找到了。秋萍的養母叫金寶，是揚州人，從良嫁給了一個鹽業銀行的經理。金寶說，當時由於老鴇阻撓，無法帶上秋萍，她是哭著離開妓院的。這個娃非常可憐，兩歲被人販子從四川拐賣到了這裏的妓院。她在妓院以養母的身份，帶了孩子五年。於是外婆的提議被采納，由婦女會擔保，法院把秋萍判給金寶撫養。當時的領養手續還挺複雜的。 1948年過年的時候，外婆領著三姨去探望了秋萍。金寶所嫁的銀行經理家境殷實，秋萍每天由女傭帶著，去報恩寺街小學上學。之後的幾年，秋萍每到節日都會過來看望外婆，同三姨玩上半天。五十年代末，秋萍出嫁，丈夫是個汽車司機，在蘭州到西安之間跑長途。每年過年，夫婦倆依然會到家裏來，給外婆拜年。 【4】 如果說上一件事是以喜劇收場，那麽在婦女會的另一事卻使外婆慘遭失業的厄運。抗戰結束了，要進行大選，婦女會承擔了推選西安婦女屆國大代表的任務。當時教育界有兩個小學教師提名：焦毓英和王舒榮。焦是外婆的女師同學；王是韓城人，與時任西安市長是本家親戚。王舒榮狐假虎威，很是霸道，她到婦女會向外婆索要選票。外婆告訴她，選票是根據選民統計名單印製的，人手一票、發給本人，婦女會並沒有多餘的選票。結果王舒榮惱羞成怒，借著硬後台，反咬一口，說是外婆為她的好友焦毓英拉票，營私舞弊。將子虛烏有之事向上反映，並借用報紙等媒體，散布謠言。 投票結果，她們倆人都 成功當選國大代表，外婆卻被迫離開了婦女會。失業四個月後，才又謀到開通巷小學的職位。 |
